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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借鬼狐说教(读蒲松龄《聊斋志异》)

  [原文]

  席方平,东安人。其父名廉,性憨拙。因与里中羊富室有郤,羊先死;数年,廉病垂危,谓人曰:“羊某今贿嘱冥使榜我矣。”俄而身赤肿,号呼遂死。席惨怛不食,曰:“我父朴讷,今见凌于强鬼;我将赴冥,代伸冤气矣。”至狱门,遥见父卧檐下,似甚狼狈;举目见子,潸然流涕。曰:“狱吏悉受赇嘱,日夜榜掠,胫股摧残甚矣!”席怒,大骂狱吏:“父如有罪,自有王章,岂汝等死魅所能操那!”遂出,写状。趁城隍早衙,喊冤投之。羊惧,内外贿通冥王立拘质对。二官密遣腹心,与席关说,许以千金。席不听。升堂,见冥王有怒色,不容置词,命笞二十。席厉声问:“小人何罪?”冥王漠若不闻。席受笞,喊曰:“受笞允当,谁教我无钱也!”冥王益怒,命置火床。冥王又问:“尚敢讼否?”答曰:“必讼!”冥王命捉去速解。既下,鬼乃以二板夹席,缚木上。锯方下,觉顶脑渐辟,痛不可忍,顾亦忍而不号。闻鬼曰:“壮哉此汉!”锯隆隆然寻至胸下。又闻一鬼云:“此人大孝无辜,锯令稍偏,勿损其心。”

  ——摘自蒲松龄《聊斋志异·席方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妻,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即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合作诗《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

  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与狐狸精来呢?

  ——摘自毛泽东1939年5月5日在延安同萧三的谈话(见萧三《窑洞城》,《时代的报告》1981年第3期)

  《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

  ——毛泽东1942年4月在延安同何其芳等的谈话,摘自何其芳《毛泽东之歌》,《何其芳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席方平——引者注)老实人,虽然历经磨难,只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问题终会弄清楚,冤案终能昭雪。

  ——摘自林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见《缅怀毛泽东》下册第563—5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表现作者的封建主义,然亦对农民有些同情。

  ——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白莲教》的批语(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81页)

  资本主义荫芽。

  ——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细侯》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丈古籍批语集》第85页)

  [解析]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别号柳泉居士,淄川(今山东淄博)人。早年热衷功名,刻苦为学,屡试不第。长期设帐教学为生,一生清寒,对社会腐败、百姓疾苦深有所感。以满腔义愤作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共16卷,400余篇。内容分三大类。揭露封建社会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罪恶;讽刺八股是取士的科举制度;通过花妖狐鬼与人的恋爱,反对封建礼教对人性人情的束缚。

  这部小说的最大特点是,把花妖狐鬼和幽冥世界等非现实的幻想事物组织到社会生活中来,又极力把花妖狐鬼人格化,把幽冥世界社会化,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矛盾;同时,又充分利用花妖狐鬼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以惩恶扬善,突出地表现了作者理想的人物和生活境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称赞这部书“写得好”,“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并认为鲁迅把它归于“怪异小说”之列,“是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聊斋志异》:“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魁故事,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强,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花狐魁,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妄为异类,而又偶见鹊突,知复非人。”)

  关于《聊斋》的社会现实性价值,毛泽东进一步认为可以把它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并举出其中的一篇《席方平》为例来说明这个观点。《席方平》写诚朴的席廉得罪富豪羊某,为羊某死后买通冥间的狱吏揉掠而死。席方平代父伸冤,魂赴冥司告状,可是从城冥到郡司直至冥王,都受了羊某的贿赂,不仅冤屈未伸,反遭种种毒刑。显然,这是直接影射封建社会的现实状况。在延安同“鲁艺”学员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特别赞赏席方平受锯刑时忍而不号,使行刑的两个鬼大加钦佩,故意锯偏才没有伤他那颗心的细节,还说: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觉得,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岳瑟《鲁艺漫忆》,《中国作家》1990年第6期)

  关于《聊斋》同现实生活的关联方式及其思想价值,毛泽东提出:《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多妻,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便借鬼狐说教。这就把神鬼故事的社会性主题倾向,进一步还原到处于特定历史环境的创作者自身的现实思想的基础上来加以分析,触及到神鬼故事的艺术“幻想性”同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特征——借鬼狐说教。同时,还揭示了在封建社会具有民主性思想的作家身上带有普遍性的创作心理矛盾。这种矛盾艺术化地表现在作者的创作构思上,同时也反映在具体的情节和形象当中。

  毛泽东在读《聊斋》写的批语中提到的《白莲教》,说的是白莲教首脑徐鸿儒,“得左道之书,能役鬼神”。他以迷信方法,封官许愿,聚集党徒达万人,与官兵作战,战中派两个女子骑木马,挥木刀与官军将领周旋,竟将该将领累死。行文中作者对白莲教多有眨意,称为“贼党”,故毛泽东认为表现了“封建主义”,但作者也描绘白莲教义军的勇敢机智,所以说“对农民有些同情”。

  毛泽东认为反映“资本主义萌芽”的《细侯》,说的是教书先生满生同妓女细侯相爱,为筹钱为细侯赎身,满生吃了官司。被迫远走他乡。一有钱的商人为得到细侯,假造满生的绝命书寄给细侯,遂从鸨母那里把细侯买了过来。后满生归来,才同细侯破镜重圆。

  毛泽东认为,鬼魁志怪之作,也是来源于生活的。他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广采素材来源进行加工,也是有依据的。《聊斋》故事,一部分是亲身见闻,如《地震》、《跳神》等篇;一部分是承袭过去的怪异小说题材而发挥之,如《续黄粱》、《莲花公主》等;更多的则是取材于当时民间的传说。关于后者,作者在《聊斋自志》中说得很清楚:“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另据邹弢《三借庐笔谈》载,蒲松龄在写此书时,常设茶烟子道旁,“见行者过,必强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由此可见,毛泽东除了读《聊斋》外,还读了一些与这部小说有关的笔记书籍。

  此外,在1942年4月同何其芳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谈到蒲松龄写《聊斋》的其他优点,特别对其描写生活细节的真实和细致十分赞赏。为此,还举出一篇题目叫作《狼》的短小作品,以它为例子来说明作者蒲松龄的难能可贵之处。他讲了那个故事。一个屠夫在黄昏中走路,狼追着他。道路旁边有晚上耕地的农民搭的窝棚,屠夫就到那里面去躲。狼把前爪伸进窝棚。屠夫赶快捉住它,不让它逃走,但又没有办法杀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长的刀子。后来他就用这把小刀割开狼的前爪皮,用吹猪的方法使劲吹。吹了一阵,狼不大动了,才用带子绑住。他出窝棚去看,狼已经胀得像小牛一样,腿直伸不能弯了,口张开不能合了。于是他就把狼背回家去。毛泽东讲完了这个故事,笑着说: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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