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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骚体有民主色彩(读《楚辞》及枚乘《七发》)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毛译东1951年7月7日在中南海同周世钊、蒋竹如等的谈话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

  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

  ——摘自毛泽东1959年8月16日《关于枚乘(七发)》

  [解析]

  《楚辞》,是从战国屈原到西汉刘向,运用楚地文学形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创作的辞赋作品总集。“楚辞”这名词在汉初就有。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还有他本人的作品汇编成集,定名《楚辞》,共16卷。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诸篇皆承袭屈赋形式。后世因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或“骚体”。研究《楚辞》,在东汉以后成为了一门专门学问,注解版本甚多。著名的有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清代王夫之的《楚辞通释》,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等等。篇目不断有些增删。如朱熹的《楚辞集注》便删掉原本四篇,增入贾谊的《吊屈原》、《鵩鸟赋》等。

  《楚辞》是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读的文学作品。湖南是楚国旧地,毛泽东自小承受其充满浪漫主义的文化氛围的熏陶。在1918年春写给罗章龙的七言古风《送纵宇一郎东行》里,毛泽东自豪地说:“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表达了对以屈原、贾谊为代表的人杰地灵的湘楚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继承和仰慕,在延安的时候,《楚辞》是他常读的作品之一。建国后,有关毛泽东阅读和谈论《楚辞》的记载就更多了。

  1951年7月7日,毛泽东约周世钊、蒋竹如两位老同学在中南海划船,江青也在。话题转到《左传》和《楚辞》,谈起屈原与屈瑕(楚武王封子暇于屈,即为屈服,其后人以“屈”为姓,屈原便是其后裔)的世系关联,毛泽东说:“《左传》和《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1957年12月,毛泽东要身边工作的几位同志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逄先知专门请何其芳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把古今有价值的各种《楚辞》版本和有关著作收集了50余种。在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

  1958年1月18日,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南宁召开,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全城实行灯火管制。卫士让毛泽东进防空洞,毛泽东坚持不去,随即让卫士把蜡烛点燃,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看得聚精会神。

  1958年9月,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从北京上飞机时,张治中就留心看到毛泽东的两箱书被搬上了飞机。到了合肥,毛泽东向省里借来《安徽省志》,朱熹的《楚辞集注》。

  毛泽东问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

  张治中回答:“未读过。”

  毛泽东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因而,由《楚辞》谈到《论语》,谈到《论语》的朱注,谈到朱熹。由朱熹谈到程颢程颐,谈到周敦颐,谈到宋明理学四个学派,谈到客观唯心主义,谈到中国古代具有朴素、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当时,还有曾希圣、罗瑞卿在座。谈到朱熹时,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让秘书林克抓紧时间编了一本含几十种评价和研究《楚辞》的书刊目录,经他审定后,印发给了与会代表。

  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要外出,在指定带走的书目中,便有朱熹的《楚辞集注》、明代陈第的《屈宋古音义》。

  1961年6月16日,毛泽东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宋版的《楚辞集注》。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初次访华时,从毛泽东手中得到的礼物,就是一部精印的《楚辞集注》。

  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谈《楚辞》。他在《关于枚乘(七发)》中说得很明确:“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其民主性,表现在对现实的批判方面。其浪漫性表现在对理想的追求,以及那想象奇幻的作品风格。这两点,在屈原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骚体由屈原创发,在他之后,毛泽东还谈到了宋玉、景差、贾谊、枚乘。其中,枚乘的代表作是《七发》。对这篇作品及作者枚乘,毛泽东是很熟悉的,前面引述的毛泽东谈“骚体”的文字,就是读枚乘《七发》的批语。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今属江苏)人。初为吴王刘濞郎中。刘濞企图谋反,他上书劝阻,不被采纳,后投梁孝王门下。吴楚七国反叛,他又上书劝刘濞罢兵。枚乘由此知名。武帝即位,以安车蒲轮征其入京,死于途中。《汉书·艺文志》有枚乘赋九篇,今仅存三篇。《七发》是他的代表作。本文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指出种种腐化享乐、安逸懒惰是其得病之根源,此病非药石针灸所能治。然后用七事来启发太子,故名《七发》,先陈说音乐、饮食,车马、游观之乐,都未能使太子感兴趣;再说以田猎、观涛,目的是由静而动,由近及远,一步步启发患病的楚太子,诱导他改变淫奢无度的生活方式,作者特别倾力于田猎、观涛的铺陈,认为此二事有驱散懒惰,“发蒙解惑”之效。引起了太子的兴趣,使他略有起色。但根本方法尚不在此,还须用“要言妙道”转移楚太子的志趣。故末段提出要进方术之士与太子“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最后,太子即已“涣然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枚乘认为,安逸享乐的病,非药石针灸所能治疗。而须用转移志趣,从思想上来化解,应该说是颇有见地的。全文规模宏大,辞汇丰富,描写事物,铺张细腻。《七发》开辟了汉代大赋的道路,但各段均有变化,不像后来一般大赋那么平板,后人沿袭这种形式写作,称为“七体”。

  为体会枚乘这种“七体”文风,我们不妨引出《七发》中的几段文字。

  楚太子有疾,而吴客住问之,曰:“伏闻太子玉体不安,亦少间乎?”太子曰:“备,谨谢客。”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太子曰:“仆愿闻之。”客曰:“使师堂操《畅》,伯子牙为之歌飞鸟闻之,合翼而不能去;野兽闻之,垂耳而不能行此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强起听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客曰:“芻牛之腴,菜以笋蒲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强起尝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客曰:“钟、岱之牡,齿至之车争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骏也。太子能强起乘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客曰:“既登景夷之台,南望荆州,北望汝海此亦天下之靡丽、皓侈、广博之乐也,太子能强起游之乎?”太子日:“仆病未能也。”客曰:“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穷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慑鸷鸟此梭猎之至壮也。太子能强起游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然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侵淫而上,几满大宅然而有起色焉。

  客曰:“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诚奋厥式,如振如怒;沌沌浑浑,状如奔马。混混庉庉,声如雷鼓。险险戏戏,崩坏陂池此天下怪异诡观也,太子能强起观之乎?”

  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

  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日:“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便从《昭明文选》里读过《七发》。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以同志”,其所感所赠,便是写了一篇《关于枚乘(七发)》的作品评论。他先是把《七发》印发给与会者阅读,接着又在大会上讲解,然后又印发了《关于枚来(七发)》。看来,很是认真地对待枚乘这篇一般干部很难读懂的大赋,使它发挥切实的“古为今用”的效应。其用意自与庐山会议后期的主题有关。

  关于枚乘和《七发》,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此文前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之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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