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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用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读李健侯《永昌演义》)

  [原文]

  李自成本一走卒耳,崛起草泽,战必胜,攻必克,十余年间覆明社稷,南面而王天下。虽其运祚不长,兴亡转瞬,而其雄才大略,殊足以远继汉、明,以视魏、晋、六朝之窃弄权炳、要挟国君、狐媚以取天下者,其贤不肖之相去为何如哉?况其人不贪财,不好色,光明磊落,有古豪杰风,(余)检集正杂各史、稗官笔记以及各州县志乘、私家抄本,旁采乡里间巷父老之传闻,存其可证之事,弃其不经之谈,从事编辑,凡四易寒暑而稿成,名曰《永昌演义》。出以质于人,客有谓余者曰:“自成,流寇也,君何故而表扬之?”余曰:“每当更姓易代之时,必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争地争城,杀人盈野。当此之时,孰为圣明?孰为盗贼?虽有智者不能辩也。一旦胜负既分,河山统一,其败者则身死人手,为天下笑;其成者则创业垂统,子孙帝王,虽有残暴不仁之行,史不敢书,人不敢言,数传之后,谁复知之?故自其成者而论之,则盗贼亦圣明矣;自其败者而观之,虽圣明亦盗贼矣!此千古英雄所为同声一哭者也。

  ——摘自李健侯《永昌演义·自序》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故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超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敬颂大安!毛泽东四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1944年4月29日致李鼎铭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O—231页)[解析]

  《永昌演义》是描写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事迹的历史章回小说。“永昌”是李自成自立为帝时的年号。作者李健侯,陕北米脂县人,和李自成是同乡。其父为清末进士,在四川和绥德做过州官,李健侯自幼长期随父衙侍读,父死后曾游河北、山西各省,后回来脂在县志局(又称文献委员会)供职,同李鼎铭是同事。在此期间,“窃叹吾乡有此不世出之伟人,而竟听其事湮没,莫得搜考而表彰之,时时引以为憾。”(《永昌演义·自序》)于是潜心收集各种材料,于1926年着手写作《永昌演义》。稿成后又示之于杜斌丞等人,听取意见,其后又六易其稿,于1930年12月定稿,但一直没有出版。小说共40回,34.8万字,作者对李自成的崇敬之情在“自序”中说得很明白,但小说虽然把李自成作为正面形象来描写和颂扬,而从语言、结构到主题,却未从根本上跳出古典历史小说的窠臼。譬如,第一回的回目便叫做“陈祖师偈语征先兆,李守忠善念获佳城”。开篇起笔,仍然是,“话说天下大势,治久则乱,乱久复合。方其治也,则有圣明君相,应景运而生;及其乱世,则有草泽英雄,应劫运而出——此皆天地气数之所推移。”作者对李自成的兴起、失败,明朝的覆灭以及一些与此相关的历史人物作过一番考据,但在其铺叙、描写和议论过程中,仍难超出旧的历史观的局限,带有明显的宿命论色彩,只得以“成则为王败则寇”来叹惜李自成的命运。

  1944年,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先生(也是米脂人)将《永昌演义》转呈给毛泽东阅评,毛泽东很重视这部小说,特意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并于1944年4月29日给李鼎铭写了上引那封信谈了自己的观点。

  李自成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一位农民起义领袖:早在1926年6月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时,毛泽东便明确指出“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1938年关于保卫工作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谈起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又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本人始终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因此,在读了《永昌演义》后,毛泽东不同意作者只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却贬抑其整个农民起义运动的观点,建议作者用“新历史观点”修改此书。这里所说的“新历史观点”,就是“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这也是毛泽东的一贯观点。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就明确提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从这个观点来看,就不能把起义领袖的个人品德与起义事件的阶级斗争意义割裂开来,把李自成单单写成品德方面的英雄。《永昌演义》所缺乏的,就是没有挖掘出李自成起义事件所蕴含的推动历史进步的意义。

  毛泽东的信由李鼎铭转给李健侯不久,李健侯应邀来到延安,毛泽东热情接待了他,奖励给他200元边币,还当了边区参议员。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又建议李健侯任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同时修改《永昌演义》。李尚未完成修改工作,便于1950年病故。后来姚雪垠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时,曾带人到来脂抄《永昌演义》,这对他的创作无疑有所帮助。姚雪垠说他的“创作意图”是通过李自成起义“写出明、清之际的阶级斗争,写出我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一般规律。”(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369页,1979年版)该书于1963年出版第1卷,作者即给毛泽东寄呈了一部。毛泽东读了这部小说。在1966年8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他对列席参加会议的王任重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1973年作者写完了第2卷,为能够尽快出版,他于1975年10月,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全书的写作计划和进程,特别谈到,“愈往后反映的社会生活愈广阔,阶级斗争愈深刻复杂”。毛泽东收阅此信后,在信上作了批示,同意作者按照自己的计划写作,并指示帮助他解决写作和出版中遇到的困难。在“文化革命”那样的年代,毛泽东再度支持《李自成》的创作,无疑是同意并倡导作者表达的创作思想和作品的主题内容,或者说,从中看出了他1944年读《永昌演义》后提出的修改思路。

  1984年,《永昌演义》在作了必要的点注后,也由新华出版社印行出版,与广大读者见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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