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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对孔子的长处应该说到(读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在孔子看来,名是第一,“事”(事物)是被名所决定,而不是名被“事”所决定。名实的关系在这里是被倒置的。孔子把真实的世界变成概念的世界,而且把概念的世界看成不变的世界。可是,孔子的概念世界,不是别的,却正是自己真实世界的反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真实世界不是别的,就是封建秩序的世界;孔子的正名,就是在于根据这封建秩序所规定的,作为规定一切事物的准则。孔子把“正名”看成建立和巩固真实封建秩序的基础;其实相反,真实的封建秩序乃是孔子“正名”的基础,“正名”对于肯定和巩固封建秩序的作用,乃是在这真实基础上所起的反作用。

  ——摘自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名不正则官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此点似宜在文中指出,以免读者误认“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也可以“成”。“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祝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没有明白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

  ——毛泽东1939年2月20日致张闻天信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4—148页)

  说孔子教育普及化的功绩时引了郭沫若的话,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他则毫无,这不合乎事实,也与本文冲突,我觉可以不引。——毛泽东1939年2月22日致张闻天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0页)

  [解析]

  对孔子的长处应该说到,这是毛泽东读《孔子的哲学思想》所提出来的一个重要观点。

  提出这个观点的背景是:当人们刚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和批判唯心论观点时,容易过分强调存在决定意识而忽视主观能动性,这样,便不能同机械唯物论划清界限,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唯心论的观念论,还会对唯心论思想体系中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予以简单的否定。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原稿中就存在着以上缺陷,诸如毛泽东指出的,对“正名”说的看法,对文与质、言与行诸范畴的分析,以及认为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等。

  毛泽东则认为:“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因此,批判孔子的观念论体系并不等于要全盘否定其体系中“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的观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在发表稿里分别作了修改。关于“正名”说,文章写道:“我们没有否认‘正名’对于‘成事’,是有其一定的能动作用。‘正名’能给人们在一定时机上、为一定事业而奋斗的方向和目标。就这点上来说,孔子是有其真理的一方面。孔子注意主观的能动性,是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在对孔子思想进行整体评价时,文章强调:“孔子在中国文化史发展上,曾有其划时代的功绩,其在我民族精神事业上的贡献,是不能掩盖的。孔子在教学上首先初步地解放了过去贵族和官吏之严格的限制,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应该大书特书的;简单地把孔子的哲学看成是无意义的东西,是这不对的。关于‘中庸’观念的提出,关于‘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自然观感,关于文与质、言与行的初步的(虽则是不甚清楚的)某些辩证思想,这些对于我国后来辩证哲学的发展,更有其很大的影响。除此而外,如我们上述的孔子关于各种德行的提出,虽则有其阶级的限制,但在一定程度上,仍是我们民族需要重新改进和充实的精神上的可贵历史传统。”

  毛泽东一生,对孔子思想的态度,比较复杂。大体说来,在青年时代,一方面明显接受了朱熹、王阳明、曾国藩这些“大儒”的某些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中,为了破除传统文化中“思想界的强权”,他反孔的态度也很鲜明,提出:“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1919年7月21日《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

  到延安以后,通过阅读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用它们来总结革命实践,毛泽东的思想作为一种体系走向成熟,这时,他对孔子的认识也随之全面和科学了。这是他提出孔子思想也有片面真理的主观前提,一直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都没有简单地否定过孔子,相反多次说到孔子的“长处”。有几个材料值得一提。

  1943年6月,一位党中央负责同志在给一位民主人士的关于“人性”问题的长篇通信中说:“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泽东读后在一旁批注道:“剥削阶级当作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这位中央负责同志在信中还说:“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即信中所说的‘中国封建阶级的伦理哲学’——引者注),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泽东又批注道:“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1954年9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临时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子是革命党。(指郭沫若《十批判书》中的论述——引注者)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在造反他就到里去。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煞。

  1959年11月,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

  以上材料说明,毛泽东在较长的时期内,对孔子是持两点论的,注意到他的长处。只是到“文革”开始后,他对孔子的看法发生了重要变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说得很明确:“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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