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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气节之士,帝王之师(读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列传·严光》)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恩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乃备安车玄■,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

  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使人因谓光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不答,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謀顺旨要领绝。”霸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土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意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

  ——摘自范晔《后汉书》专八十三《逸民列传·严光》[毛泽东读书笔记和谈话]

  光武曾游于太学,习《尚书》。

  严光,东汉气节之士也。光武既立,征之,不就。访之,以安车迎至。帝坐匡床请出,光卧应日,尧舜在上,下有巢由。当光之至也,大司徒(首相也)侯霸(光学友)迎之。光与书日:君房足下,致位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该顺指要领绝,侯以书览帝。帝曰:狂奴故态也。后世论光不出为非。不知光者,帝者之师也。受业大学时,光武受其教已不少。故光武出而办天下之事,光即力讲气节,正见俗而传教于后世。且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

  ——摘自毛泽东1913年《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591—592页)

  [解析]

  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论及严光与东汉光武帝刘秀之事,显是把读史与修身结合起来的文字。杨昌济讲修身课,时常谈到“传教”与“办事”的理想人格。这是毛泽东很感兴趣的。《讲堂录》里便记有:“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以及“办事而兼传教之人”等句子。办事和传教,又是和豪杰、圣贤这两种理想人格联系在一起的。《讲堂录》里说:“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还抄记了王夫之的两名话:“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看来,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目中,传教的圣贤要高于只能办事的豪杰。所以,他又说:“帝王,一代之帝王;圣贤,百代之帝王。”

  清楚了以上思想背景,我们便知道毛泽东读《后汉书》叙严光与光武帝之事所写文字的基本意思。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在刘秀践登帝位之后,严光不愿出而为辅佐之臣,去办具体事情,也是自然之事,况且在给侯霸的信中,严光已经叮嘱了“怀仁辅义天下悦”的治安之策。后人非议严光摆架子,帝召不就,就是不懂得圣贤作为帝王之师,帝王之功也是圣贤之功的道理。再说,严光不出,专心于传教于后世,正风俗于当时,这一作用,远非办事的帝王将相所能替代比拟。再从人格高下而论,尽管刘秀不满严光避召,称为“狂奴故态”,但严光敢于躺在床上,让刘秀坐在床沿上与他对话,不屈于帝王的专制权威,究竟哪个高尚自信,不言而喻。

  严光不屈子帝王的特立独行,在东汉以降,颇为人推崇,认为他是转变世风的重要人物,杨昌济《达化斋日记》1914年11月21日所拟修身问题关于“圣贤豪杰之特质”一栏中,有“东汉以前风俗何如?”“东汉士气极盛,何人倡之?”“能言严子陵之事乎?”这当是承续前说,把严先视为汉未刚直的清议之士的始作甬者。青年毛泽东崇扬严光,也是受了杨昌济的影响。《讲堂录》所记严光之事,当与杨昌济讲课内容有关,毛泽东还与其他同学讨论过严光的事情。

  宋朝范仲淹任相执政时,曾应邀写过一篇仅219个字的碑文《严先生词堂记》,简述光武帝刘秀与严光之事,认为二人显示了高风亮节,先武帝贤君爱才,严光则不爱权力和俗名,对他们很是敬慕。这篇碑文素负盛名,曾收入各种文学课本里作为“精选文章”。国文教师常常要求学生写出他们读过这个故事后的感想。毛泽东1914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比他高三年级的同学萧子升,曾把自己写有20多篇作文的两个大练习本借给毛泽东看,其中第一篇作文便是“评范仲淹的《严先生词堂记》”。文中认为,光武帝仅仅请朋友帮忙处理絮难的政务,未必就是求贤若渴;严光也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纯洁高尚,如果他早知道自己不会接受委任,那么他为什么还来拜访皇帝并与之同床共寝?这不也表明他同样爱慕虚荣吗?据萧子升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法文版原名为《我和毛泽东曾是乞丐》)中记述:“毛不同意我的一些见解。整个黄昏,我们都在争论。”“毛泽东的看法却是这样的:他认为刘秀登基后,严光应该当宰相,就像比他旱二百年的前人张良辅佐汉高祖一样。我反驳道:‘你显然没有理解严光的思想。’”萧子升的这个回忆所说的毛泽东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它与当时毛泽东的理想人格的基调殊易。

  1949年3月,柳亚子作《七律·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中有“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两句。意思是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节节胜利,大局既定之时,我便要像东汉严光隐居一样,回到老家吴江县的分湖。毛泽东在这年4月《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诗中,委婉劝道:“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言下之意,时代变了,在颐和国的昆明湖欣赏游鱼的快乐比在严光钓过鱼的富春江的钓台更好。在即将成立的新的人民国家里,大可不必效严光隐居。这也算是涉及严光之事的趣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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