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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毛泽东读了傅作义的信说:“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1946年7月31日,解放军晋察冀、晋绥军区发起进攻大同的战役。

  大同不仅是著名煤都,而且是平绥、同蒲铁路的连接点,是连结晋冀的交通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大同被阎锡山控制,就成了楔入晋绥和晋察冀两根据地中间的楔子,而拿下大同,就可以使两根据地连为一体。

  毛泽东批准了大同战役的作战方案,以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为总指挥,以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罗瑞卿任政委,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集中两战区全部主力,共50个团十几万人。一时间,大同前线猛将如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主持全面工作,大同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晋绥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副司令员兼晋察冀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罗瑞卿,晋察冀另外三个纵队的司令员杨得志、郭天民、陈正湘,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哲等纷纷登场亮相。

  大同虽城垣坚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国民党守军只有1.9万余人,且建制混乱,成分复杂,分属7、8个单位。虽说由比较善战的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指挥,解放军绝对优势的兵力是有把握攻下大同的。

  战役开始倒还顺利。经过30多天激烈的外围争夺战,消灭国民党军2000余人,逼近大同城下。守将楚溪春连连向阎锡山告急,请求增援。蒋介石此时唯一能机动兵力就是在归绥的傅作义部。

  但大同并不在傅作义管辖范围之内。蒋介石为了使傅作义出兵增援大同,把大同划归傅作义管辖。这对于傅作义说来,有相当大的诱惑力。

  于是,傅作义召集团以上的全部军官到归绥(呼和浩特),闭门开了7天军事会议,严密部署策划。为了作战计划外泄,所有与会的军官不准出营半步,而且规定部队联络不使用国民党军共用密码,以防被解放军截获破译。

  傅作义的作战计划,简单地说,不是去救大同,而是转攻集宁。因为他判断,解放军一定在通往大同的路上伏有重兵,自己的兵力弱于解放军,如直接去救大同无异于羊入虎口。而攻下集宁,向东南可出兵丰镇、隆盛庄,从后方迂回包抄进攻大同的解放军;向东可出兵尚义、张北,直接威胁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张家口。

  所以,攻击集宁为攻解放军所必救,收到围魏救赵的效果。

  这一点与毛泽东对集宁重要性的看法不谋而和。9月5日,贺龙、聂荣臻制定坚决守卫集宁的计划,报军委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回电:“部署很好,望按实情处理。命令集宁守军死守,任何情况下不得放弃,否则执行战场纪律!”

  傅作义欲攻集宁,必先出卓资。解放军原已料到,张宗逊派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坚守卓资,抗击傅作义部3.2万人的攻击,时限为3天。王尚荣深感责任重大,战前做了战斗动员,落实了防御部署。

  9月5日拂晓前,傅作义集中了3个师的兵力,在一个炮团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向卓资山阵地猛攻。战到中午12时许,独立第一旅西山顶阵地失守,王尚荣不得不在傅作义合围之前主动向东南方向撤走,以免被包围消灭,据1955年授中将衔,后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王尚荣后来回忆说:这是自己一生中打的最不顺手的一仗,原定守3天,实际只守了8个小时,远远未能完成预定防守计划,自己又伤亡500余人。

  傅作义拿下了卓资,全军从隘口一涌而出,而张宗逊派去增援的两个旅还在路上,卓资已失守。

  9月7日,傅作义的主力部队经平绥铁路以北的火石坝秘密东进,于次日到达集宁西北地区隐蔽集结。华北解放军由于侦察不力,到8日晚才得知傅作义东进的消息,判明傅军要打集宁的的作战意图。

  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紧急调集主力部队回援集宁,两天之内,共集中8个多旅,4万多人,对集宁城下的傅作义部形成绝对优势。加上姚哲、乌兰夫指挥的解放军集宁守军共3个团加一个营兵力配合,准备内外夹击,全歼傅部先头部队董其武中路1.3万余人。

  集宁城壕既深且宽,城墙上配置交叉火力网点。城外的制高点老虎山、卧龙山也为解放军控制,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9月10日早晨,董其武在空军配合下,向集宁解放军发动进攻,逼近城垣。守军拼死抵抗。因为阵地缺乏纵深,战至下午,所有集宁外围阵地全部失守。当日夜,解放军余部全部退进集宁城内死守。

  为解集宁之围,城外解放军主力从11日起,从三面对城下的董其武部形成反包围,猛烈发起进攻。董其武的3个主力师前有坚城,攻之不动,后有解放军包围,逃之不掉,陷入绝境。董其武被迫固守集宁西北的狭小地区。战至11日晚六时,集宁外围解放军全部主力向董其武发起总攻,至12日晨已歼敌共5千余人,董其武部岌岌可危。

  傅作义见情况危急,一面令董其武务必尽快拿下集宁,以便有落脚点;一面电令刘春方骑4师,火速从西南方向包抄集宁,同左翼101师呼应;电令孙兰峰骑兵师向集宁东迂回攻击,策应董其武攻打集宁;电令郭景云101师向解放军包围部队发起猛攻,以解董其武之围。

  就这样,在战场上形成了傅作义3个主力师进攻解放军守集宁的3个团,解放军主力8个旅包围傅作义的3个主力师,傅作义的101师和骑四师又从后进攻解放军包围部队的奇特景观。

  太阳又一次从东方升起。12日这一天,集宁外围的战场出现了相对的平静。前一天双方伤亡都比较大,解放军前线指挥部下达停止攻击的命令。事后证明,这个决定贻误了重大的战机,这是解放军在集宁战役中犯下的第一个错误。

  而傅作义则充分利用了解放军的错误。董其武利用12日这宝贵的一天,重新组织、集结残余兵力,再度进攻集宁。攻城前,傅作义部下暂11师师长杨维垣当着全体军兵,用刺刀剁下自己的手指,发誓道:“有敢畏缩不前者,有如此指。”手下莫不肃然。以至于事后留下了“杨维垣断指攻城”的典故。

  9月12日拂晓开始,傅作义的3个师在空军的掩护下,发动第二次攻城。双方的官兵都知道,这一次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无不拼死相搏。12日中午,傅作义部已突入集宁城内,与解放军展开巷战。姚哲、乌兰夫组织了几次反击,都未奏效

  张宗逊急调解放军一个团入城增援,此时乌兰夫已带几十个人撤出城外,姚哲被困城内,双方在城内展开了拉锯战。

  9月13日,张宗逊因为傅作义援军101师来势凶猛,决定只留4纵11旅和城内守军与董其武部进行巷战,抽调大部主力,首先歼灭101师。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又是一个错误,而且比第一个错误更加致命!

  解放军在守城和打援两个方向上,都没有形成优势兵力,既未能战胜101师,又未能将董其武逐出集宁城外。战至13日晚8时,集宁解放军守军伤亡惨重,城内大部分阵地失守。两小时之后,鉴于集宁城无法再守,绥蒙军区命令撤出战斗,余部转入城外山区。

  集宁失守,傅作义的部队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对打援的解放军两面夹击的态势。

  那边打援的解放军部队境遇也极为不利。傅作义前来增援的101师炮兵,在轰击扼守山顶执行打援任务的解放军时,由于计算有误,百余发炮弹竟越过山顶,落到山后。谁想这些阴错阳差的炮弹帮了傅作义的大忙,偏又落在解放军集结的大部队中。

  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判断再次失误,以为傅作义大部队已经到达,有腹背受敌危险,于是命令部队撤退。解放军撤退的时候,傅作义的两个师恰好感到,正好赶上追击,撤退的解放军又一次遭受损失。

  傅作义操得胜之师,立即挥戈大同。大同亦无法再攻,解放军杨成武纵队不得不于9月16日撤围大同。傅作义以弱势兵力攻集宁,遂解大同之围。

  大同、集宁战役以解放军最终失利告终,使解放军重镇张家口处于傅作义军两面夹击的不利形势,也导致了晋察冀军区面临的形势急剧恶化,西北野战军在战略上也极为被动,胡宗南进攻延安再无后顾之忧,后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被迫撤出延安。

  大同、集宁战役历时一个半月,解放军连续作战,歼灭国民党军1.2万人,不可谓不英勇。延安的电台已于9月12日向全国发布了消灭国民党傅作义部于集宁城下的消息。但由于指挥失误,战役失败,大同未攻下,集宁又失守,延安的这则消息几乎成了傅作义的笑柄。

  关于大同、集宁战役解放军的伤亡数字,国内已经公开的战史资料均鲜有提及。

  傅作义取胜之后,于1946年9月20日在《奋斗日报》发表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电》,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此信9月21日被国民党《中央日报》转载,其略云:

  “延安毛泽东先生:……最近由于你们背弃诺言,围攻大同,政府以和平解决的努力、均告绝望之后,本战区国军才迫不得已采取行动,救援大同,解救大同二万军民。然你们相信武力万能,调集了十七个旅,五十一个团之众,企图在集宁歼灭国军,城郊野战和惨烈巷战,继续达四昼夜,最后你们终于溃败了。当你们溃退的前一天,延安广播且已宣布本战区国军被你们完全包围,完全击溃,完全歼灭,但次日的事实,立刻给了一个无情的证明,证明被包围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哲等的全部主力。”

  “诚如你们所说,本战区国军武器最劣,人数最少,战力最弱,但我们没有失败,失败的却是你们。在这次战役中,你们摆在战场的尸体,至少在二万人以上,我们流着眼泪,已经将他们掩埋了。你们在溃退途中,因恐怖国军追击,竟至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旁者比比皆是,这是一幅如何悲惨的画面。”

  “我不禁要问是谁杀死了他们。……如果他们是在你的错误指导之下逞兵猖乱祸国害民,那就是你杀死了他们,在夜阑人静时,你应受到责备,受到全国人民的惩罚。”

  据说,毛泽东读罢此信,当时说了8个字;“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傅作义的这封信同样引起了全党全军的愤慨。总司令朱德特将此电分发华北解放军全体将士人手一份,以激励将士牢记大同、集宁之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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