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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曲何妨唱新辞

  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一封谈诗的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这里强调了文艺创作,尤其是诗词创作的思维规律——形象思维,又特别强调了比、兴两种表现方法,但也不能忽视“赋”这种表现方法的正确应用,并举了社甫《北征》的例子。

  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最早是从《诗经》的创作中总结出来的。历来有不少大家曾作解释,最常引证的有《毛诗正义?关雎传?疏》:“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善恶”,“则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

  朱熹也注曰:“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刘勰所著《文心雕龙?铨赋》中则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

  其内容大同小异。不过严格地说,赋,是一种写作方法,是为使“义必明雅”。而比、兴则是两种修辞手法。是为了“词巧丽”。义明雅而词巧丽才为诗。不过,在实际创作中这三种手法的运用,不可能截然分开。就如《北征》,总的来说是叙事为主,所以主要用赋。写诗人由从肃宗所在的凤翔,到他的家所在的鄜州的经历、辞别皇上的忧虑;路上的所见景象及感慨;与妻儿相见时的悲喜;在家中仍关心国家形势;对国家形势与前途的喜与忧。慷慨陈词,长歌浩叹,严紧写实,指点有据。从头到尾,一一道来,指事议论,写景抒情,确实充分发挥了赋的长处。

  但是为了使叙事、述志、达情形象化,诗中也有比、兴。杜甫写一路上所看见的景物:“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就用了比。“如丹砂”、“如点漆”就是比喻。回家以后,想到安史之乱,约回纥出兵相帮,“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以“阴风”暗比回纥所到之处抢劫掳掠,给人民带来苦难,这就是兴。兴也是比,只不过略“隐”罢了。

  毛泽东的诗造诣很深,表现之一,是对于赋、比、兴手法的运用,达到技巧浑熟,得心应手,运用自如的程度,表现了高度的艺术才能,是“义明雅而词巧丽”的完美结合。

  先说毛泽东如何运用“赋”这种方法的。不要说叙事诗,即使抒情诗,也以叙事为基础,因为“睹物生情,情以物兴”。

  如《菩萨蛮?大柏地》,通首词描绘景物,七彩斑斓,山川秀丽,令人心旷神怕。这首词写于率领红军由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之后,尽管面临极端艰苦的局面,毛泽东于胜利之后,“登山则情满于山”,所以写了这样一首极富革命乐观主义的词。所用方法,虽也含比、兴,但主要是赋。

  又如《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通首词在叙事。上阕写白云山首战告捷,下阕写红军在辽阔的战场上远程突击,连续作战,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气慨,以及敌人自嗟自叹,向隅而位的惨象。其所用的手法中也有兴、比,但主要的也是赋。

  再如《七律·长征》、《西江月·秋收起义》,所用手法虽有比、兴,但通观全篇,所用主要方法,还是赋。因在有关部分曾已论及,所以不再重复。

  以上都说明诗中描景、抒情、述志都可以用赋的方法。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诗中用赋,绝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而必须做到叙中有情,情中有景,借助比兴。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首联、颔联、颈联都是敷陈其事,回忆已往,直抒胸臆,朴实深沉,毫不雕饰。句句悲切,字字哀痛。表现了毛主席的最大伤渤和最深的思念。正因为意切情深,所以,读之也撼人心魄,催人下泪。

  上例可谓叙中有情,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则是敷陈中含景。这首诗主要用赋,所以寓意深沉,气象宏伟,格调崇高。只要了解这首诗的历史背景,只要熟悉诗中所用典故,读这首诗,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幅幅十分壮观的图画。

  以赋为主的诗词中,是少不了比兴的,唯独如此,才能使“词巧丽”,形象鲜明。如《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上阕“万木霜天红烂漫”是兴;“天兵怒气冲霄汉”是比。红军的声威,如见其形,如闻其声,历历在目,是一幅战斗图画。

  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即使完全是述志抒情的诗句,也是含着形象的。如读着“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你脑海里不会出现那个为图虚名而丧大业的楚霸王吗?就不出现鸿门宴、垓下之战的场面吗?谈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难道你脑海里不会出现馄鹏、蓬间雀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吗?一个伟大,一个渺小;一个崇高,一个卑微;一个不为淫威所屈,一个吓破了胆。两相对比,形象何等鲜明。

  以上说赋,下面说比。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即修辞手法之一种。因在“雅义丽词共赏析”一节中已详谈,所以此处不再赘语。需稍作说明的是,毛泽东运用比的手法,也是很灵活多样的。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七律·长征》)五岭比作细浪,乌蒙比作泥丸,以物比物。

  “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念奴娇·井冈山》)把毫不隐瞒的反帝、反修、防变的磊落胸怀,比作高悬天际的朗朗日月,以物比情。

  “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七律·和周世钊同志》)以景比意,以狼前的景象,比在全国兴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斥鹊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以斥鹦和昆鸡比喻诽谤、打击罗荣桓同志的小人,也泛比革命队伍中的一切小人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以大鸟和老鹰比喻崇高伟大的罗荣桓同志,也泛比真正的广大的革命者和真正继承捍卫马列主义的共产党人。此为以物比人。

  最后说兴。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先言他物,目的在于引起所咏之词,这他物或起烘托作用,或起对比衬托的作用。

  如《水调歌头?游泳》,下阕开头“风墙动,龟蛇静”,是写蛇山与龟山相对的形势,如严守大江的卫士,这是兴。目的却是写“起宏图”:要在长江上驾起一座铁桥,把长江天堑变成通途,更要筑坝拦截万里长江,调动长江水为社会主义建设大业服务。写龟蛇二山是虚,“展宏图”是实。

  又如《忆秦娥·娄山关》一词中“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是兴,先写景物:西风、霜晨、残月、雁叫,简练的十几个字,构成色彩浓烈的图画,造成一种紧张、热烈带几分肃穆的气氛,用来烘托急速行军、灵活机动、勇往直前的红军队伍。以西风、霜晨等起兴,以“碎”、“咽”作比,相辅相成,赞扬红军英勇无畏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菩萨蛮?大柏地》一词的下阕,充分运用了比兴的手法。“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是写记忆中的战斗场面,是兴。“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才是诗人所要赞颂的。由上阕赞美大自然宏丽的景色,转到下阕赞美威武雄壮的战斗场合,赞颂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预示昨天的战争,是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的序幕。

  起兴的作用有两种,一是引起全篇,如《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即起兴,以下便引起刘兰芝与焦仲卿整个爱情悲剧故事,二是引起个别人或物,如《诗经》中的《关雎》一诗的开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即是。前两句是起兴,后两句引出淑女和君子。

  毛泽东的诗词中,二者都有很好的范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的开头,“钟山风雨起苍黄”,就是起兴,并且统领全篇。南京发生了沧桑之变,才有赞颂它解放的伟大历史意义,才要教育激励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真正更加伟大的胜利,是乘胜前进,一鼓作气,解放全中国。

  有时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诗词里面,有的是比,有的却是兴。《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下阕的首句是:“一唱雄鸡天下白”。《贺新郎:读史》一词的尾句是:“歌未竟,东方白。”这两句中的“白”,都是象征中国革命的胜利的。所不同的是,后一句是“索物以喻情”的比,因为毛泽东写这首词是在丰泽园的灯下。而前一句则兼属于“触物以起情”的“兴”,因为写成时正当东方发白。写天亮了是虚,歌咏新中国的诞生、人民的团结、当家作主是实。这虚实之间,看出毛泽东的艺术技巧纯熟完美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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