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坊
传记文学

首页 > 伟人毛泽东 > 第二十一章 实现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第二十一章 实现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一、拉开战略反攻序幕

  1制定反攻战略

  到1947年6月,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一年了。解放区军民英勇作战,歼灭了国民党军大量有生力量,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显着变化。虽然经过一年的战争,国民党军队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但是他们在数量上、装备上还占有优势,从表面上看局势仍十分严重。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以便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资源,从而达到使人民解放战争不能持久的目的。1947年夏,蒋介石调集了70多万兵力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了疯狂的重点进攻。

  毛泽东高瞻远瞩,对战争形势作了深刻而正确的分析,决定不应等到敌人的进攻完全被粉碎,我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超过敌人之后再去展开战略进攻,而应抓住有利时机,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统区,在外线大量歼敌,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1947年7月,毛泽东在靖边县小河村与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共同研究部署了全国的外线进攻问题。

  毛泽东和任弼时(右)在神泉堡。9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到外线作战会遇到很多困难,需要在多次往返机动的作战中大量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等,但只要我们善于捕捉战机,多打胜仗,同时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我们就一定能取得胜利,到外线作战的方针仍然是先打孤立分散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先取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和夺取地方是歼敌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须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一方面,必须注意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另一方面,必须发扬勇敢战斗、不惜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短期内接连打几仗)的优良作风。必须力求调动敌人打运动战,但同时必须极大地注重学习阵地攻击战术。

  毛泽东的这一英明决策,一方面可以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计划,迫使蒋仅有的一点机动兵力回援其空虚的后方,有效地粉碎他的重点进攻,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争的主动权,巩固和发展解放区,使解放区进一步开展土地改革,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另一方面,又能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削弱国民党进行反革命战争的人力、物力资源,造成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毛泽东之所以果断地做出这样的决策,在于他对当时国共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显示了他非凡的胆识与气魄。当时双方形势是:

  一、双方的兵力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重大变化。到1947年7月,国民党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下降到370万,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下降到150万,而一线兵力缺乏,在整个战场上的兵力只有40个旅。而人民解放军则越战越强,由战争开始时的120万人发展到195万人,其中正规军有100万人,而且可以全部机动,部队装备也大为改善,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战斗力大大提高。其总兵力虽少于国民党军,但在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却优于敌方。国民党的后方异常空虚,在国民党后方担任守备的兵力仅有21个旅,而且分布在台湾到新疆数省的漫长战线上。在北线,敌人已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人民解放军继续反攻,在南线,又调集了70万兵力对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企图把人民解放军压到黄河以北,全歼于华北平原。而且蒋介石于3月15日将黄河引入故道,企图阻止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在蒋军从陕北到山东的战线上,黄河成为最薄弱的环节。在晋冀鲁豫战场,敌人的防御力量削弱,只有少量兵力防守,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刘伯承将敌人的这种战略态势形象地比喻为哑铃态势,这种态势把敌人的中间弱点暴露无遗,使中原和江南的门户洞开,加之这些地区的守备力量薄弱,许多城市和交通线只靠交警总队、保安队、民团来守备。国民党军由于屡战屡败,因此士气低落,军心动摇。而人民解放军则连战连胜,士气高涨,解放区军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同时由于放手发动了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人民解放军的后方日趋巩固。

  二、国民党在经济上、政治上陷于空前危机,而中国共产党却获得人民的广泛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后,为了取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大肆出卖国家主权,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卖国条约。同时,国民党加紧了对人民的掠夺,强征田赋,搜刮粮食,大肆摊派苛捐杂税,进行投机活动。由于他们的野蛮掠夺和发动反革命战争的巨大消耗,造成了国统区严重的经济危机,工商业倒闭,农村经济破产,人民生活日益恶化,这一切都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国统区人民掀起了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反对美军暴行为主要内容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以广大青年学生为中坚、包括各阶层人民的革命斗争,形成反抗国民党政府腐败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以上情况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的基本条件已具备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将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高潮。毛泽东以敏锐的目光,从战略战术上科学地分析了形势,做出了“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决策。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哪里?毛泽东果断地选择在中原地区的大别山,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的直接目的,是把战争引向国统区,这就要求反攻的主要方向和目标应该选在敌人力量薄弱而又是要害的地区。敌人以70万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其“哑铃”态势使中原地区的防御力量大为削弱。中原地区跨苏、皖、豫、陕、鄂5省,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同时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自古就有“中原逐鹿,鹿死谁手”之说,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

  首先进击中原,还可堵住华北战场南北的道路,把敌人的主力部队控制在长江以北,为条件成熟时与敌在中原决战创造条件。中原地区的大别山更有其特殊地位。它位于鄂豫皖3省交界处,雄峙于南京与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汉之间,是蒋介石战略上最敏感又最薄弱的地区。占据大别山,可东震南京,西挟武汉,南控长江,北瞰中原,同时能从战略上牵制国民党军,使其调回大量兵力同人民解放军争夺这块战略要地,从而减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压力,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大别山曾经是红军时期的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较好,一直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坚持斗争,在此人民解放军容易生根。对这一战略行动,毛泽东生动地比喻说,蒋介石伸出两个拳头打我们,一个在山东,一个在陕北。两个拳头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我们的战略方针,就是要紧紧地拖住这两个拳头,让刘邓大军进军中原,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

  关于进攻方式,毛泽东亦作了明确规定:采取跃进的方式,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要地,然后建立根据地。这种进攻方式是史无前例的,它能充分发挥人民解放军的长处。对于这次战略行动,毛泽东既估计了有利条件,也充分了解外线作战的种种困难,指出跨进大别山可能有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并告诫部队要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

  为了实现千里跃进大别山,夺取中原的战略设想,毛泽东作了三军成“品”字形展开,两翼牵制的周密部署,即由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实施中原突破,直趋大别山;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为左路,在鲁西南强渡黄河,掩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尔后挺进豫皖苏地区,实行战略展开;陈赓、谢富治率太岳兵团为右路,挺进豫西,配合西北野战军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在豫西、陕南、鄂西北实行战略展开。三支大军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的广大地区,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互相配合,机动歼敌。两翼牵制是西北野战军在陕北出击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敌人北上,以利于陈谢兵团的行动,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以配合三路大军的行动。

  2指示刘邓大军挺进中原

  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于1947年6月30日在张秋镇到临濮集300里的地段上,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了全国性大反攻的序幕。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惊慌地称刘邓大军强渡黄河为“六三○事件”。为了堵住这一缺口,蒋介石从豫北战场和豫皖苏战场调集了3个整编师另1个旅,由王敬久指挥分兵两路北上,企图坚守郓城,迫使刘邓大军背水作战或退到黄河以北。刘伯承、邓小平等对敌我态势作了分析,决心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7月7日至1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攻克郓城,第二、六纵队解放了定陶、曹县,第三纵队则进至城武,刘邓大军的主力摆脱了可能背水作战的局面,此时,国民党整编第七十、三十二、六师分别进至六营集、独山集和羊山集,彼此间隔二、三十里,形成了一条断断续续的长蛇阵。

  至21日,刘邓大军已完成了对其的包围,敌人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困境。在此情况下,毛泽东电示刘邓,要求他们放手歼灭敌人,歼敌越多,对配合山东解放区粉碎蒋军的重点进攻,跃进大别山就越有利。为此,刘伯承、邓小平决心立即向敌人进击,各个歼灭敌人。28日刘邓大军胜利结束了鲁西南战役。经过28天的连续作战,歼灭敌军56万人,取得了战略反攻的初步胜利,为跃进大别山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开辟了道路,同时打乱了敌人的全盘战略计划,有力地配合了陕北和山东的人民解放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作战。

  当鲁西南战役激战方酣时,毛泽东根据鲁西南地区的情况和全国战局的进展,确定了刘邓大军的下一步军事行动,指出:在目前情况下,为了确保与扩大已经取得的主动权,刘邓大军要挺进大别山,陈粟野战军和陈谢兵团配合向中原推进,彻底粉碎敌人对西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刘邓大军立即集中全军休整10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占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8月初,毛泽东又指示陈毅、粟裕率华野主力直出豫皖苏地区。

  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刘伯承、邓小平等作了认真的研究,向中央提出休整半个月的要求,7月29日毛泽东电复刘伯承、邓小平等:“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可见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直出大别山的意图,推迟了南进的时间。从8月1日开始,刘邓大军抓紧时间休整,准备于8月15日南进大别山。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刘邓认为不宜留在豫皖苏,应直趋大别山。毛泽东对此建议极为重视,及时致电刘邓:“(一)开一次团长以上干部会,除告以各种有利条件外,并设想各种困难条件,建立远征意志。(二)营长以上每人发鄂豫皖三省有县境的明细地图一份,油印的亦好。如能每连发一份更好,使一切干部明白地理环境。(三)大体确定征粮征税办法,告知一切干部……(四)如皮定均旅调来不及,请考虑以赵基梅纵队使用于大别山,该纵由潼关、洛阳渡河后直趋大别山。(五)如你们决定直趋大别山,决心不要后方,亦应使陈谢建立此种决心。”刘邓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迅速制定了南下方案。至此,刘邓大军休整半个月挺进大别山的决策正式形成。

  鲁西南战役后,蒋介石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图丝毫没有察觉,他认为刘邓大军已疲惫不堪,短期内难以再战,遂调集了30个旅分五路进击刘邓大军,妄图将刘邓大军消灭于陇海路与黄河之间,以堵住南线中央被刘邓大军打开的战略缺口,并采取了“饭馆子”战术,企图使刘邓大军留在内线。此时连日大雨,蒋介石阴谋以水代兵,水淹刘邓大军。当时山东和陕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作战也极为困难。根据这种形势,毛泽东指出:“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刘邓大军的困难“亦将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邓小平认为不宜在鲁西南继续休整,决定提前南下,8月6日下达了预备命令,并于次日报告中央军委。毛泽东立即批准了这一果断的决定,并授权刘邓在情况紧急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其果断处理。

  8月7日夜,刘邓大军4个纵队分三路秘密南下,以战略上的极大突然性向南疾进。一纵为西路,沿曹县、宁陵、柘城、上蔡之线直奔豫南;三纵为东路,沿城武、虞城、鹿邑、界首之线直奔皖西;中原局、直属队和二纵、六纵为中路,沿沈丘、项城、息县之线直奔大别山腹地。自此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

  8月11日,刘邓大军跨越陇海路,首战告捷,将蒋军甩在陇海路北。12日,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对刘邓大军的远征行动作了具体的部署:“此次我军南进,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路多休息。情况紧张时应当走几天长的,但应跟着休息几天,恢复疲劳”;“在目前几个星期内,必须避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不打集中强大之敌,待我军习惯于先后方外线行动,养精蓄锐,又在有利于我之敌情、地形条件下,方可考虑打大仗”。

  此时,蒋介石认为刘邓大军是北渡黄河不成而“南窜”,以20个旅分路尾追,另以一部分兵力在平汉路侧击,企图将刘邓大军歼灭在黄泛区。刘邓大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以两天的时间,迅速通过了宽达八、九十里的黄泛区,然后渡过了沙河、洪河,矛头直指大别山。此时,蒋介石才如梦初醒,慌忙调集了3万多人赶到汝河南岸,企图挡住刘邓大军的去路。在“到达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鼓舞下,刘邓大军同敌军展开了激战,20日渡过汝河,27日全部渡过淮河,进入了大别山北麓的固始、潢川等地区。经过20多天的连续行军,刘邓大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先于蒋军进入大别山地区,胜利地完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

  到达大别山后,刘邓大军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开始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三纵在皖西,六纵(欠1个旅)在鄂东,一纵、二纵在大别山北麓商城、罗山地区牵制敌人。到9月底,共歼敌6000余人,解放县城23座,初步打开了局面。此时尾追刘邓大军的23个旅也进入大别山,企图将刘邓大军赶出大别山。刘邓大军根据毛泽东的“目前作战似应避开桂系主力,集中歼灭中央军及滇军”的指示,进行了河风桥、钟铺、斛山寨战斗,将敌人的机动兵力全部调到大别山以北地区。10月12日,中原局发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决定建立鄂豫皖西两个军区和区委,积极发动群众。此时,集结在大别山北部的国民党军6个多整编师,企图合击刘邓大军。刘邓大军避实就虚,于10月8日,在六安东南的张家店歼敌1个旅。10月27日又集中1个旅的兵力,在蕲春以东的高山铺地区伏击敌人成功,歼敌两个半旅约12万人,对创建大别山根据地产生了重要影响。刘邓大军经过两个月的战斗,到11月下旬,共歼敌3万余人,建立了3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完成了战略展开,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

  3领导三军创建中原解放区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牵制了20多个旅的敌人,西北野战军也将胡宗南主力吸引在西北,此时陕南、豫西地区极为空虚,毛泽东决定奇兵突出,杀向豫西山地,创建鄂豫陕根据地。1947年7月19日,毛泽东会见了陈赓,指示他和谢富治率一个集团军(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九纵、三十八军和第八纵的二十二旅组成,后改为兵团)挺进豫西,配合刘邓大军经略中原,并进一步指出,豫西敌人兵力空虚,是个空子。

  挺进豫西机动作战,大量歼敌,开辟根据地,可以迫使胡宗南军南调,配合陕北我军,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可以配合刘邓进击中原。毛泽东还给陈赓讲了破釜沉舟的故事,要求陈赓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打出去,克服在新区遇到的困难。毛泽东说,弹药不足,由蒋介石来“补充”,伤员安排,要依靠群众!根据地是创建起来的,不是一切都搞好了才去革命。蒋管区的人民遭受封建势力和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你们去了,要好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人民革命的高潮推动起来,这样就一定胜利。

  1947年秋,毛泽东在神泉堡。遵照毛泽东的指示,8月22日陈赓等率部队在垣曲强渡黄河,迅速占领洛宁、新安、渑池、宜阳等城镇,歼敌四千余人,逼近洛阳城郊。蒋介石慌忙从尾追刘邓大军的部队中抽调整编第三师等,加上其他部队,组成第五兵团和陕东兵团,企图打通陇海路,夹击陈谢大军。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于8月30日、9月4日连续指示陈、谢:“避开强固设防据点,专打守备薄弱据点,并力求运动战,力达机动迅速、广占敌区、多歼敌人之目的”;“应该占领县城与占领乡村、消灭敌正规军与消灭敌地方武装,看得同等重要,全军都要有在豫西、陕南、鄂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心”。同时指出:西面空虚,攻取较易,洛阳附近,敌军必争,不应使用主力。主力应迅速乘虚西进,抢占陕县、灵宝、阌乡、卢氏等城,广占敌区,多歼敌人,既可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又可打开陕南局面,对尔后南出汉水或东出平汉,建立鄂西北和豫西根据地有利。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陈赓等率主力向西挺进,经过3个月的作战,歼敌4万余人,建立了豫陕鄂、陕南根据地,完成了战略展开,孤立了豫西重镇洛阳,并威胁潼关,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作战。

  依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8个纵队挺进鲁西南地区,9月9日在菏泽之沙土集歼敌9500余人,迫使蒋介石从大别山和山东战场抽兵增援,对刘邓大军和山东战场的人民解放军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9月26日,陈粟大军6个纵队分两路挥师南下,超过陇海路,挺进豫皖苏,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9月底,10月初毛10月10日,公布了毛泽东在神泉堡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泽东连续电示陈、粟: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内只打小仗,不打大仗,各纵队应划定地境,每纵几个县,从事歼灭境内小股敌军、军团、地匪、保甲,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实行土地改革的任务,每师拨出一个营的架子(干部)及一个连的兵力,建立各县武装基干,各纵主力则在自己辖境内往来机动作战,包括破击铁路在内,使敌主力置于无用之地,疲于奔命,为不久的将来集中兵力作战打下基础。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粟大军以纵队为单位分散展开,广泛发动群众。至10月底,解放了洪泽湖以西、平汉路以东、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的广大地区,歼敌1万余人。11月上旬,又发动了对陇海路的破击战,破坏了陇海路徐州至兰封段的铁路线,进一步沟通了豫皖苏与鲁西南的联系,迫使国民党军调集15个旅的兵力增援,其中包括用于进攻刘邓大军的8个旅,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陈粟大军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了在豫皖苏地区的展开,孤立了敌人的战略要地开封、郑州。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后,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分别进入大别山、豫陕鄂、豫皖苏地区,并胜利完成了战略展开,在中原战场上形成“品”字形的有利战略态势,互为犄角,互为配合,使国民党军后方变为人民解放军的前进基地。蒋介石为了争夺中原,经营华南,于11月下旬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所,纠集了33个旅向大别山地区的刘邓大军进行围攻。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指示陈粟野战军和陈赓的太岳兵团发动平汉路、陇海路的破击战,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开展内线外线的斗争。

  为此,邓小平率3个纵队在大别山坚持斗争,刘伯承率1个纵队向淮西转移,另以2个纵队越平汉路,开辟了桐柏、江汉解放区。12月中旬,陈粟、陈谢两路大军发动了平汉路、陇海路破击战。经过一个多月的英勇奋战,终于粉碎了国民党的“总力战”。12月30日,三路大军在确山胜利会师,大别山、豫皖苏、豫陕鄂三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创建了中原解放区。为此,毛泽东指出:“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

  与此同时,内线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也展开了战略反攻。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贺龙等指挥下,取得了沙家店大捷,然后转入内线反攻,发动了黄龙、延清等战役,使关中、华北连成一片。许世友等率领华北野战军山东兵团举行胶东战役,歼敌63万人,从根本上改变了山东战场的形势,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外线作战。聂荣臻率领晋察冀野战军发动清风店战役和石家庄战役,使晋察冀解放区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林彪、罗荣桓等率领东北野战军发动了大规模的秋季攻势,歼敌69万人,将敌人压缩于长春、吉林、沈阳等孤城。各战场人民解放军的内线与外线的攻势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面战略进攻的总形势,国民党军队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全面防御”,从而结束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长期以来的战略防御地位。这标志着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标志着中国革命战争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

  为了加快战争胜利的进程,更好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党的重要政策的研究上。这些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新区工作等方面。他向县区乡村干部及农民进行调查研究,仔细审阅下面送来的报告。他经常同周恩来、任弼时及其他领导人一起就政策问题交换意见,并提出若干问题和意见请中央工委的刘少奇、朱德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大军区、各野战军领导人提出意见,还十分注意阅读新华社汇集的国内外新闻报道、评论以及《晋绥日报》登载的消息文章。在此基础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有关政策和策略方面的指示,为新华社撰写评论和文章,在许多场合作讲演,还组织其他人撰写文章、社论、报道,经他审改后发表。在1948年上半年这半年时间内,这种政策性的指示、文章、讲演有近百篇,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15篇。

  为什么毛泽东在这时要集中精力来研究政策问题?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是革命能不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关键,也因为在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不少工作中出现“左”的错误倾向,使他更感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明确地告诉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他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讲得更透彻:这次战争,胜利把握很大。但是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确实孤立,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理不对,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对等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越发展越多会变成越发展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

  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毛泽东说出了一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二、革除中国农民的千年穷根

  1土地改革初期状况

  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内容之一。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指挥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大决战的同时,领导解放区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从而获得了战胜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民主、和平、团结的方针,同时要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为了广泛团结各阶层人民,发展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继续采取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国民党一边玩弄“和平”阴谋,一面大肆进攻解放区,在此情况下,有些同志由于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斗争上,而忽视了对人民群众的发动。在一些老解放区,尚需要进一步进行减租减息,在一些新解放区,还未能及时开展这一运动,农民对土地改革尚有许多顾虑,而一些顽固地主则对减租减息运动进行或明或暗的抵制,这些都不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

  为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党内指示,阐述了减租的意义、方法等。他指出:“我党当前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为达此目的,使解放区农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改善人民生活,供给军队的需要,“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为了确保对减租工作的领导,毛泽东要求领导同志必须实行分工,“留在后方的领导同志,除了作直接援助前线的许多工作之外,一定要不失时机,布置减租和生产两件大工作。务使整个解放区,特别是广大的新解放区,在最近几个月内(冬春两季)发动一次大的减租运动,普遍地实行减租,借以发动大多数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同时,在1946年内,全解放区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务使有一个新的发展。不要因为新的大规模战争而疏忽减租减息和生产;恰好相反,正是为了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要加紧减租和生产。”同时,减租运动必须依靠群众,“这是减租成败的关键”,并使农民群众认识到,使地主活下去,“不去帮助国民党,对于农民和全体人民是有利的”。毛泽东明确规定党的方针“仍然是减租、而不是没收土地”,并要求在减租运动中,必须帮助大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会中。最后,毛泽东指出,只要我们搞好减租和发展生产这两件大事,就会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战胜一切反动派。

  1945年12月底,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再次强调了减租运动的重要性,指出:“各地务必在1946年,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使广大群众成为解放区的自觉的主人翁,否则,“群众便不能区别国共两党的优劣,便会动摇于两党之间,而不能坚决地援助我党。在老解放区,则应复查减租减息的工作,进一步巩固老解放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各解放区自1945年冬至1946年春,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使广大农民在此运动中翻过身来,从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减租减息运动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最初步骤,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奠定了基础。

  1946年4、5月间,蒋介石反动政府发动全面内战的危险日益严重,国内阶级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广大农民尤其是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的农民,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进一步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将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五四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规定了各项工作的指导原则,主要是坚决拥护群众通过斗争从地主手里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决不可侵犯中农的土地等。由于当时和平之门尚未最后关闭,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缩小了斗争的打击面,并在解放土地问题的步骤上,作了某些策略性的规定。

  各解放区从1946年下半年普遍开展了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运动,从而改善了农民生活,激发了农民支前参军的积极性,到1946年10月,各解放区就有30万农民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为此,毛泽东在《三个月总结》一文中,明确指出:“三个月经验证明:凡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对《五四指示》执行得不坚决,或布置太晚,或机械地分为几个阶段,或借口战争忙而忽视土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各地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不论战争如何忙,坚决地领导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并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布置明年的大规模的生产工作。”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截至1947年2月,各解放区约2\/3的土地进行了改革,但尚有1\/3的土地没有进行改革。由于某些干部缺乏经验以及存在着某些右倾思想,使土地改革不够普遍,即使已经土地改革的地方,也还有不彻底的缺点。

  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总结了前段土地改革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要求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地方要“继续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已进行土地改革的地方“必须认真检查,实行填平补齐,务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都能获得土地,而豪绅恶霸分子则必须受到惩罚。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全部过程中,必须坚决联合中农,绝对不许侵犯中农利益(包括富裕中农在内),如有侵犯中农利益的事,必须赔偿道歉。此外,对于一般的富农和中小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和土地改革后,应有适当的出于群众愿意的照顾之处,都照《五四指示》办理。总之,在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必须团结赞成土地改革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孤立反对改革的少数封建反动分子,以期迅速完成实现耕者有田的任务。”为此,1947年春夏,各解放区继续进行土地改革和土改复查工作,使土地改革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2克服土改中的“左”倾倾向

  为了总结土地改革的经验,统一制定更适合革命形势需要的土地政策,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于1947年7-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毛泽东在10天中修改审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公布这个大纲的决议,明确提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10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了该大纲。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的、比较完善的土地改革的纲领,具有彻底反封建的革命意义,其主要内容是:一、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二、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三、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四、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五、组织人民法庭以保障土地改革的实施。

  《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各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大纲颁布一年内,有一亿农民获得了土地,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了身,为人民革命战争提供了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

  《土地法大纲》颁布后,毛泽东让任弼时收集、了解、研究各解放区执行《土地法大纲》的情况和土改中的具体政策问题,而他自己则先后对佳县城、谭家坪、南河塘村、白云山等地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实地调查研究。在佳县,他接见了参加佳县县委召开的区委书记、区长联席会议的人员,并同县委负责人深入交谈,了解土地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情况。通过亲身调查,加之任弼时关于各区土改情况的汇报,毛泽东敏锐地发现在顺利发展的形势下,党内“左”的倾向慢慢复苏。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认为若不坚决克服正在抬头的“左”倾倾向,共产党很可能会失去一部分群众,而把自己孤立起来,更不能顺利实现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尽管全国土地会议确定了普遍实行分配土地的政策,并批评了不敢发动群众和对地主斗争不坚决的右倾错误,但没有制定一个统一的阶级划分的标准,对土改不彻底和党内不纯的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使已开始冒头的“左”倾错误未能得到批判、纠正和防止,致使在会议之后的土地改革和整党中一度发生“左”倾错误。主要表现为:(1)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平分了他们的土地,并给他们加重了公粮负担,而且定错了他们的成分,把没有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去;(2)侵犯、打击工商业;(3)对富农和地主不加区别,扫地出门,甚至乱打乱杀。这些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重视。他从1947年底至1948年春努力纠正“左”的错误,将1993年他亲自起草的两个重要文件《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重新发给全党,总结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指导土地改革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发展。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对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阐述了土地改革的方针。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地主富农应得的土地和财产,不能超过农民群众。但是,曾经在1931至1934年期间实行过的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的错误的政策,也不应重复”。

  他明确了土地改革运动应遵循的两条基本原则,即:“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最后,毛泽东向全党同志阐述了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在此会议上,还专门对土地改革的政策进行了讨论。

  会后,毛泽东根据讨论的结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对土地改革的政策进行了阐述,主要内容是:必须将贫雇农的利益和贫农团的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必须将新富农和旧富农加以区别;地主、富农在老解放区减租减息时期改变生活方式,地主转入劳动满五年以上,富农降为中农满三年以上者,如果表现良好,即可依其现在状况改变成分。其中仍保有大量多余财产(不是少数多余财产)者,则应依照农民要求拿出其多余部分;土地改革的中心是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及其粮食、牲畜、农具等财产(富农只拿出其多余部分),不应过分强调斗地主,尤其不应在斗地主上耗费很长时间,妨碍主要工作;对待地主和对待富农必须依照《土地法大纲》加以区别;极少数真正罪大恶极分子经人民法庭认真审讯判决,并经一定政府机关批准可以执行枪决,但要坚持少杀,严禁乱杀。

  在领导土地改革运动中,毛泽东极为强调联合中农,甚至从封建地主阶级中分裂出来的开明绅士,他也注意团结,从而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沉重打击了封建阶级中最顽固的敌人。他指出,“各地在平分土地时,仍须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在没收分配封建阶级的土地财产时应当注意某些中农的需要。在划分阶级成分时,必须注意不要把本来是中农成分的人,错误地划到富农圈子里去。在农会委员会中,在政府中,必须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在土地税和支援战争的负担上,必须采取公平合理的原则。这些,就是我党在执行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一战略任务时所必须采取的具体政策了。开明绅士是地主和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团结他们可以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孤立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蒋介石,因此“在土地改革时期,如果有少数开明绅士表示赞成我们的土地改革,对于全国土地改革的工作也是有益的”,我们对他们的要求是“赞成反美、反蒋,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土地改革。只要他们能够这样做,我们就应该毫无例外地去团结他们,并在团结中教育他们。”

  3概括土地改革总路线

  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和报告,有效地克服了土改运动中“左”的倾向,使党的政策逐渐走向正轨。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指挥下战争取得节节胜利,新解放区越来越多。在这些地区进行土地改革,不能用在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所采用的办法,必须因地而异因此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制定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应采取不同策略的政策。

  一、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这种地区大体上早已分配土地,只须调整一部分土地,不是照《土地法》再来分配一次土地,也不是人为地、勉强地组织贫农团去领导农会,而是在农会中组织贫农小组,并不应排斥中农。这种地区的中农已占乡村人口的大多数,农村的领导工作必须吸收中农的积极分子参加。

  二、在半老解放区(即1945年9月至1947年8月所解放的地区)应依据《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分配土地,并且应当准备一次分不好再分第二次,还要复查一、二次。由于贫农占大多数,积极要求土地,而中农占少数,并且持观望态度,因此,必须组织贫农团,必须确定贫农团在农会中、在农村政权中的领导地位。

  三、在反攻后新解放地区,由于群众尚未发动,我们一切尚无基础,因此,不应当企图一下实行《土地法》,而应当分两个阶段实行《土地法》。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在这个阶段中,又要分为宣传,做初步组织工作,分大地主浮财,分大、中地主土地和照顾小地主等项步骤,然后进到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在这个阶段中,应当组织贫农团,作为领导骨干,还可以组织贫农为主体的农会。第二阶段,将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财产进行分配,并对前一阶段中分配地主土地尚不彻底的部分进行分配。第一阶段,大约须有两年时间;第二阶段,须有一年时间。太急了,必办不好。老区和半老区的土地和整党,也须有三年时间,太急了,也办不好。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各种反动派对其进行了或明或暗的抵抗和破坏,在新解放区尤为严重。在新解放区,群众觉悟较低,加上敌人残余尚未肃清,因此,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为此,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规定了具体的政策:(1)不要性急,应依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决定改革工作进度。不要企图在几个月内完成土地改革,而应准备在两三年内完成全区的土地改革。这点在老区和半老区亦是如此。(2)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在内。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超过户数8%,人口10%。在区别待遇和总的打击面上,半老区亦是如此。老区一般只是填平补齐工作,不发生此项问题。(3)先组织贫农团,几个月后,再组织农民协会,并严禁地主富农分子混入。贫农团积极分子应作为农民协会的领导骨干,但要注意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同时在土地改革中,吸收中农参加,照顾中农利益。(4)不要全面动手,而应选择强的干部在若干地方先做,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在老区、半老区都应如此。(5)分为巩固区和游击区。在巩固区逐步进行土地改革。在游击区只作宣传和隐蔽的组织工作,分发若干浮财。不要公开成立群众团体,不要进行土地改革,以防敌人摧残群众。(6)反动的地主武装组织和特务组织,必须消灭,不能利用。(7)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此点老区半老区都适用。(8)应当利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但是赞成土地改革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参加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但要加紧对于他们的教育,防止他们把持权力,妨碍土地改革。一般不宜要他们在本区本乡办事。着重任用农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9)严格注意保护工商业。从长期观点筹划经济和财政,军队和区乡政府都要防止浪费。

  1948年3月,毛泽东到山西兴县蔡家崖对晋绥解放地区的土地改革进行实地考察,并委托任弼时对此地的工作作深入细致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于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将土地改革的基本方针和政策高度概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5月,毛泽东又根据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对新解放区的土地工作作了新的指示,指出新解放区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毛泽东的题词。政政策,不要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政策,以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在一两年甚至三年以后,在大块根据地上,国民党反动派已被消灭,环境已经安定,群众已经觉悟和组织起来,战争已经向遥远地方推进,那时就可进入像华北那样的分浮财、分土地的土地改革阶段。这一个减租减息阶段是任何新解放区所不能缺少的,缺少了这个阶段,我们就要犯错误。就是在华北、东北、西北各大解放区的接敌地区,亦须实行上述同样的策略”。总之,毛泽东在领导土地改革运动中,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促进了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发展。

  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取得了重大成果。到1949年6月,在拥有27亿人口、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内蒙自治区等除外),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约有15亿人口,其中农业人口12亿人,分得土地的农民约1亿人,所分得的土地面积约37亿亩,中农也有50%的人获得经济利益。广大农民除在经济上翻身之外,在政治上也获得了解放,广大农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他们努力生产,踊跃参军,掀起了支援人民战争的高潮。土地革命的胜利,为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为决战作准备

  1制定城市工作方针和政策

  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毛泽东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党的工作重心在广大农村,而不是在国民党力量强大的城市。但是,毛泽东在领导人民革命力量在广大农村开展斗争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忽视城市工作,而是在已经掌握或控制的城市中采取了正确的政策。

  在全面内战爆发前,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必须注意城市工作。“我们已得到了一些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掌握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成了我党的重要任务。为此目的,利用一切可用的社会现成人才,说服党员同他们合作,向他们学习技术和管理的方法,非常必要。”

  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制定了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法,并明确指出暂时放弃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人民解放军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放弃了张家口等城市。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勇,1947年下半年转入战略反攻,把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解放石家庄等大城市中,积累了解放大城市的经验,提高了攻坚战术。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到1948年,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城市。之前,人民解放军占领城市后,往往采取惩处反革命分子、开仓济贫等措施,以扩大人民解放军的影响。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采取以往的政策显然是不行的,因为此时人民解放军占领城市不是临时的,而是长期的,如果仍采取上述措施,将不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根据迅速发展的形势,毛泽东总结了以往接受和管理城市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完整的城市工作方针和政策。

  城市工作的方针是建设城市,而不是破坏城市。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将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夺取和控制越来越多的城市,党的工作中心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因此,城市的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是属于人民的,必须妥善加以保护和处理,如果随意拿、占物资,搬拆机器,将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开展工作,恢复城市的生产生活秩序,促进城市工作稳步发展。人民解放军刚开始占领城市时,由于缺少经验,采取了一些妨碍社会秩序稳定的做法。这些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1948年4月5日,人民解放军第二次攻克豫西重镇洛阳,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明确指出:“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如果应用对待国民党管理的城市的政策和策略,来对待人民自己管理的城市,那就是完全错误的。”并要求“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这就从根本上确定了城市工作的方针是建设城市。因此,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和城市人民群众一起保护城市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条件,并强有力地从物质上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另一方面,又要学习管理和建设城市的知识,争做内行,对负有重要责任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必须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应该对所属一切工作人员加以训练,讲明各项城市政策和策略。”在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时,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中全会上对此作了深刻的论述,要求各级干部“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毛泽东的这些指示,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工作的发展,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他提出的接管城市的基本出发点——建设城市,为城市工作政策的制定奠定了思想基础。

  城市工作的中心是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城市人民的生活。由于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是中外反动派盘踞多年的地方,人民解放军占领城市后,必须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那么,完成这一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主要依靠谁呢?进城之初,由于一些同志不能迅速适应变化了的形势,错误地认为应依靠贫民群众,甚至认为应该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人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这些错误认识将会极大地影响城市工作的发展。

  毛泽东明确指出上述认识是错误的、片面的,需要加以批判,同时他依据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的经验教训,对这些问题做了科学的论述。他指出,我们要在城市中维持政权,站稳脚跟,就“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也就无从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城市人民生活。如果我们对此问题认识不清,“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而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这就明确规定了在城市工作中反对谁、团结谁、依靠谁。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制定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城市人民生活的具体政策。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根据革命的需要,有所侧重,并按照一定的顺序来进行。毛泽东规定为:“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同时,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对城市中的各种经济成分,必须采取不同的政策。

  在城市经济中,既有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又有大量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还有众多的私营小企业。对这些经济成分,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相应的没收、接管和保护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为此,毛泽东及时制定了接管厂矿企业的政策:“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但如民主政府一时来不及接管或一时尚无能力接管,则应该暂时委托原管理人负责管理,照常开业,直至民主政府派人接管时为止。对于这些工商业,应该组织工人和技师参加管理,并且信任他们的管理能力。如国民党人已逃跑,企业处于停歇状态,则应该由工人和技师选出代表,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然后由民主政府委任经理和厂长,同工人一起加以管理。对于着名的国民党大官僚所经营的企业,应该按照上述原则和办法处理。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

  由于对城市工作不甚熟悉,因此毛泽东要求“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中国共产党依照毛泽东制定的这一政策,以极大的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深得人心,为进一步改善城市人民的生活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在军事上陷于失败的同时,在政治上已彻底丧失民心,在经济上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城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饥寒交迫之中。因此,人民解放军占领城市后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缺少粮食和燃料。这个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就不可能使城市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

  为此,毛泽东强调指出,“大城市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粮食和燃料问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处理”。但是,改善城市人民的生活必须是有计划有步骤的,由于中国共产党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主要用于支援战争,因此,改善城市人民的生活是有限度的,“必须有计划地逐步解决贫民的生活问题”,在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不要提‘开仓济贫’的口号”。至于进一步改善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则要根据形势的发展酌情处理。

  因此,毛泽东指出,“在战争时期,能够继续生产,能够不减工时,维持原有工资水平,就是好事。将来是否酌量减少工时增加工资,要依据经济情况即企业是否向上发展来决定”;当我党在城市中站稳了脚跟,“市政管理有了头绪,人心已经安定,经过周密调查,弄清情况和等有妥善解决办法的时候,才可以按情况酌量处理。”毛泽东制定的这一政策,既解决了城市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生计问题,又从人力上物力上支援革命战争,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彻底砸碎国民党的反动国家机器,但对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机构则要利用、改造。毛泽东指出,人民解放军占领城市后,对国民党反动国家机器必须彻底砸碎,建立人民的革命政权,要“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对“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必须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记”。这样就可迅速惩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对于旧政府的工作人员,只要没有大的罪行,经过改造后可加以利用。而对于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机构可暂时利用,待条件成熟时再逐步改革。

  毛泽东制定的城市工作方针和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工作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迅速在城市中站稳了脚跟,恢复和发展了生产,改善了城市人民生活。

  2开展整党运动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解放全中国的历史重任,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它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政党,是一个有战斗力的政党。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迅速壮大,到1947年,党员人数已猛增至270万人,这是一个极大的跃进。经过延安整风,广大党员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逐渐克服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思想上政治上更加成熟,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但是,地方基层组织,尤其是农村基层组织中的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主要表现是: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混入党、政府和群众团体的组织内,窃取大权,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阻止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一部分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党员,他们在抗战时期反对民族敌人时表现积极,但由于没有很好改造,当革命深入到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时,他们就动摇了,对党的土改政策产生抵触情绪,甚至袒护地主,窃取土改胜利果实,或明或暗地反对土改;一些党员和干部在胜利面前,滋长了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的情绪,工作方法粗暴,严重脱离群众,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去完成各项任务;一些地区的干部和党员在搞土改时,土地会议前有右的倾向,对地主、富农照顾过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之后又不同程度地执行“左”倾政策,影响了土地改革的发展。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党的战斗力的发挥和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

  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分析了这些情况,决定在进行土改的同时,整顿党的基层组织,解决党内成分不纯、思想作风不纯等问题,从而促进中国共产党健康成长,领导人民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毛泽东在领导整党工作中,做出了许多重要的指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促进了整党运动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使中国共产党更加纯洁、成熟和巩固。

  毛泽东以无产阶级理论家的敏锐目光,分析了开展整党运动的必要性。整党运动不是一项孤立的运动,它同土地改革运动和支援人民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状况已影响到这两项运动的深入发展。因此,毛泽东指出:“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如果完不成整党的任务,“我们在农村中就不能前进”。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各解放区农村中的党组织从1947年冬开始,结合进行土地改革,进行了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即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毛泽东总结了抗战时期延安整风的经验教训,提出此次整党的基本方法是“在党内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地揭发各地组织内的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各解放区农村基层党组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党运动。

  首先公开党的支部,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依靠党支部中立场坚定和党性强的党员为骨干,同时吸收非党员积极分子参加党支部的某些会议,包括党的批评检讨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征求非党群众对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然后党组织的领导者再进行认真细致的审查和妥善处理。这样可使党外群众能够尽情地批评、检举某些党员和干部,党组织的领导者可根据群众的意见和党内情况,全面地考虑问题,分清是非轻重,给以公正的处置。

  同时还可以吸收为群众所推荐或拥护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组织,扩大党的队伍。这种整党方法“既整顿了党的队伍,又整顿了群众的队伍,建立起党内外的民主生活”,“将极大地提高党的威信”。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对这种整党方法作了进一步的肯定,指出采取这种方法可以“改变党的组织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现象,使党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起来”,并“有可能健全地完成对于党的组织的全部整理工作”。

  在整党运动中,各解放区采取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犯不同错误的党员给予不同的处理。对少数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坚决清除出党,对犯有错误但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党员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

  但是,在整党运动开始时,一些地区发生了“左”的倾向,夸大了党内不纯的现象,抛开了党的既注重成分又重个人表现的政策,大搞“唯成分论”,甚至搞“搬石头”,提出“斗干部就是斗地主”、“整党就是整地主”等,对党员干部采取极其粗暴的政策,一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对干部乱打乱杀的现象,这些已严重影响了整党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对这些问题极为重视,为纠正整党中“左”的倾向作了大量工作。在十二月会议上,他明确提出绝对不许重复历史上所犯过的“左”的错误。1948年1月18日,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指出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要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否则就会犯“左”倾错误,这就从总体上为纠正整党中“左”的倾向奠定了思想基础。对整党宣传中的“左”的倾向,毛泽东也作了严肃的批评和纠正,指出,“关于既反对忽视成分、又反对唯成分论的宣传,有些地区不够有力,甚至有唯成分论的错误宣传”,要求各级干部充分认识这一问题,并加以检查,切实克服整党中的“左”的倾向,使整党工作取得成功。

  整党中的另一个偏向是尾巴主义。一些党组织对群众的要求不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甚至对错误意见也不加批评,在“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下发展了尾巴主义。这种倾向对整党工作同样是有害的,继续发展下去将会使整党工作陷于无组织的状态。毛泽东对这种偏向也进行了批评和纠正,指出,“在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的宣传,有些地区注意了;但在许多地区却错误地强调所谓‘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迁就群众中的错误意见。甚至对于并非群众的、而只是少数人的错误意见,也无批判地接受。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助长了尾巴主义。”

  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对这一问题又一次作了批评,阐述了党和群众的正确关系,即“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次日,他在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又一次阐述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要求各级党组织“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从根本上纠正了尾巴主义的倾向。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整党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克服了各种错误倾向,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经过整党,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觉悟,加强了党组织与群众的联系,改进了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从而在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土改工作的完成和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

  3进行新式整军运动

  在进行土地改革、整党运动的同时,毛泽东又领导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冬至1948年夏,灵活地利用战争空隙,进行了大规模的新式整军运动。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肩负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一些人逐渐骄傲起来,不同程度地发展了军阀主义、命令主义等倾向,影响了军队内部民主运动的开展;一些人则对党的政策表示怀疑,少数人甚至对党的土改政策产生抵触情绪。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广大农民掀起了参军热潮,从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到1948年7月,有160万农民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同时争取80万俘虏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这一方面壮大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另一方面则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如他们的政治觉悟较低,自由散漫,侵犯群众的利益等。

  因此,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提高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对人民解放军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上述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47年9月28日,他修改和批转了辽东三纵队关于诉苦教育经验的总结。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新式整军运动。

  新式整军运动首先在西北野战军中开展,后在全军推广,其主要内容是诉苦和三查。诉苦就是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在诉苦运动中,采取引苦、诉苦、挖苦根三个步骤,先选出典型人物进行诉苦,带动广大干部战士一起进行诉苦,有时还邀请群众典型来部队诉苦。通过开展诉苦运动,使广大干部战士倒出了苦水,挖出了苦根,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才能彻底获得解放,明确了革命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解放劳苦大众,从而使他们逐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开展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通过充分发动群众,揭发和批判了某些人身上的官僚主义、军阀主义、斗志不强等错误现象,同时进行了土改、工商业等政策教育。

  在诉苦、三查进行的同时,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还开展了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使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得到进一步的发扬。为了使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迅速开展,毛泽东明确规定军队内部民主运动的基本内容指出,“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个目的”,“关于经济民主,必须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关于军事民主,必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在连续几天的战斗中,此种会应开几次”,“应当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同时,应当使士兵在必要时,有从士兵群众中推选他们相信的下级干部候选人员,以待上级委任的权利。在下级干部极端缺乏的时候,这种推选很有用处。但是这种推选不是普遍的推选,而是某些必要时的推选”。

  为此,人民解放军迅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从而调动了干部战士的积极性,士气大振,提高了党的威信,密切了干群关系,许多战士纷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些新加入人民解放军的战士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大不一样,在国民党军队里评干部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兵见官长,一不对头,就要挨棒子,甚至军法从事。

  此外,人民解放军还恢复和健全了党委制,开展了立功运动,加强了军政训练。这次新式整军运动,是在党组织的严密领导下有秩序地采用民主的方式进行的,它是一场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以及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和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发展。

  毛泽东对这次新式整军运动极为关注,在听取了西北野战军关于新式整军的汇报后,兴奋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对这次新式整军的意义,他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通过新式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新式整军运动“同我党正确地进行着的整党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相结合,同我党缩小打击面,只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严禁乱打乱杀(杀人愈少愈好),坚决团结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大众的正确方针相结合,同我党实行正确的城市政策,坚决地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方针相结合,这样就必然会使人民解放军的威力无敌于天下。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论述了新式整军运动的意义,指出新式整军运动“激发了广大的指挥员和战斗员群众的革命热情,明确地认识了战争的目的,清除了存在于军队中的若干不正确的思想上的倾向和不良现象,教育了干部和战士,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在《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毛泽东又一次明确指出,新式整军运动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了战斗力和纪律性,并溶化了80万人的国民党俘虏兵,使他们成为解放军战士。历史证明,毛泽东领导的新式整军运动直接促进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加强人民解放军建设的成功经验。

· 推荐:中国名人传记 红色经典 世界名人传记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

在线看小说 趣知识 人生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