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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主持全党整风运动

  一、全党整风的开始

  1号召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整风运动是从党中央一级的高级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风学习和党的历史上路线问题的研究开始的。对党的历史上路线问题的研究,是在1941年秋毛泽东主持编辑《六大以来》的过程中进行的,但号召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则可以追溯到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专门论述了学习问题,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的工作来抓,从1939年开始有组织地掀起了一个学习运动。2月,中央特设干部教育部,以张闻天为部长,李维汉为副部长。5月20日,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到会的有延安机关学校团体的代表一千多人。毛泽东出席大会并发表了演讲。他说,我们要建设一个大党,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就非学习不可。现在中央设了干部教育部,建立起学习制度,要在全国共产党力所能及的地方造成一个热烈的学习潮。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讲了坚持学习碰到困难怎么办?“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研究学问,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大家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很受鼓舞。在延安参加学习的同志达到四千多人。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都带头成立了学习小组。陈云领导的组织部学习哲学小组坚持了5年,影响较大。在1940年这一年,中央关于干部教育先后发出了7个指示文件,初步建立和健全了一套干部理论学习的制度和方法。

  但是,这两年的学习运动也有缺点,主要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尤其在国共两党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毛泽东深深感到,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不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在1940年12月4日和2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形势,检讨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决定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时局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了要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政策错误问题。

  毛泽东认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9\/10,苏区损失不止9\/10,所剩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的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遵义会议的决议须有修改。毛泽东说,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苏维埃运动末期又走到“打倒一切”。“联合一切”、“打倒一切”都不是马列主义,而当时党的很多领导人都认为是马列主义。

  这都是绝对主义。我们要以这样的历史主义态度来认识过去的问题。但是在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意见时,有的同志不同意提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的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其主要部分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题名为《论政策》)时,说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许多过“左”政策时,没有用路线错误的提法。一些同志表示,以后要专门研究这段历史问题,为党的七大作准备。毛泽东同意对过去的经验教训作专门的研究,没有急于统一思想认识。

  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遭受极其惨重的损失,是毛泽东事先未估计到的。这使他不仅思考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而且对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也有了深切认识。在1940年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批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时就批评了抗战初期的右的错误。他说:在武汉失守前,国军溃退,我们可以猛烈发展,对蒋介石的办法应该是先斩后奏和斩而不奏,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我军可以大发展。这个观点现在只有项英没有了解,因此军队少,而且说没有钱用,这就是没有了解夺取政权的重要性。

  在接到新四军惨遭失败的消息后,在1941年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总结新四军失败的教训时指出: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磨擦斗争的思想准备。过去我们认为是个别错误,但现在错误的东西扩大起来,便成了路线的错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便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在苏维埃运动后期和抗战初期错误路线的内容很不相同,但是这两个时期的错误项英都有份。“左”和右看似两个极端,但像项英同志这样由“左”转到右,则说明了“两极相通”。非“左”即右都根源于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

  基于这些情况,在1941年春天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从3月开始,毛泽东接连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来解决理论教育如何联系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的问题。

  首先他把1937年10月就已编好的《农村调查》文集于1941年3月17日和4月19日分别加写了“序”和“跋”,付梓出版。这些农村调查报告写于土地革命时期,那时的情况和政策与抗日战争以来的情况和政策相比有很大不同。毛泽东出版这些调查材料的目的,正如他所说,“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而“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他又指出:“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手稿。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

  这是为整风学习作舆论准备。接着,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实际上,这是整风学习的动员。

  他在报告中说,研究理论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许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没有兴趣,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他们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毛泽东说:“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在报告中突出地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说明只有这种态度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求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要求不单懂得外国还要懂得中国,不单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要求有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

  他对“实事求是”作了精辟的阐述: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1941年冬,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校题词。然而,毛泽东这篇观点鲜明措词尖锐的重要讲话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宣传部门也没有在报上报道,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使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先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

  2九月会议

  在毛泽东看来,整风运动的重点既然是高级干部,那末做好以上准备之后,首先在中央领导层开展整风,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1941年9月10日到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拉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帷幕。这也是党在准备整风时期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九月会议的时间虽长,但实际上只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5天开会集中讨论。到会的政治局成员有在延安的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洛甫、康生、陈云、凯丰、博古、邓发;列席者有李富春、杨尚昆、罗迈、陈伯达、高岗、林伯渠、叶剑英、王若飞和彭真;王首道和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

  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教派主义的主题报告。内容可概括为这样三点:(一)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他说: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不合实际情况的任务,要求扩大百万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比立三路线更厉害。这种主观主义与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对这段时期的路线要准备在七大作总结。

  (二)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毛泽东说,遵义会议虽然变更了错误的政治路线,但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这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学校教育中和文化人中都有表现。现在的延安,学风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党风上存在着宗派主义。它们的来源是:过去党内“左”的传统,苏联的德波林等的影响,以及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

  (三)提出了克服历史和现实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不正之风的十六条办法。基本精神是,首先在理论上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前者,批判后者,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实际问题,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要实行两条路线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与事务主义;要实行干部教育制度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研究马、恩、列、斯的方法论,奖励写辩证唯物论反对主观主义的文章;组织方法论的研究小组,首先从政治局做起,中央研究小组一方面研究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政治局以思想、路线、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根本业务,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在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全体出马,大家都上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是“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

  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还宣读了王稼祥拟就的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的16个研究题目,包括四中全会的历史估价,主观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主观主义与政治策略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问题,主观主义在各个地区及各个方面工作的表现,以及遵义会议后主观主义的遗毒等问题。这些题目分别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准备研究。毛泽东的报告和王稼祥拟的研究题目,为这次会议,也为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奠定了基调。

  在政治局的5次会议上共有28人次发言,他们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不少同志列举了历史上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认真、尖锐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一些曾经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本着对中国革命高度负责的态度,在会上进行了沉痛的检讨,不少同志是两次发言,有的同志甚至作了三次发言,诚恳检讨自己的错误。

  这次会议还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对后来的历史决议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是提出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王稼祥在9月11日的发言中说过,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任弼时在9月12日的发言中检讨了到中央苏区后毫无军事知识,却不尊重毛主席的意见而指挥打仗的事。他说:在赣南会议上,毛主席反对本来主义(书本子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我们当时把毛主席的思想当做狭隘经验论加以反对是错误的。任弼时检讨说,从党的20年来的历史看,作为主观主义的思想统治,其中有些是经验的主观主义。做过许多实际工作的狭隘经验者,便是狭隘经验的主观主义。9月12日会议以后休会近3个星期,在9月29日会议上,张闻天在检讨主观主义错误时对狭隘经验主义的问题从理论上作了些分析,第一次明确指出:教条主义常与经验主义结合而互相为用,教条主义无经验主义者不能统治全党,经验主义者常作教条主义者的俘虏。经验主义者也是一种主观主义,故能与教条主义者合作,只有理论与实际一致才能克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错误。后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讲主观主义的两种形态吸收了张闻天的观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关系的思想也写进了后来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二是指出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陈云在9月11日的发言中说,过去10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刘晓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改变。刘少奇批评过立三路线在白区的工作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检查起来,他是代表了过去10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据此,陈云提出,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将来的地位要提高。第二天,任弼时说:主观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左”或右的机会主义。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康生在29日的发言中检讨了在白区工作时政策上与刘少奇的分歧,承认今天看起来是少奇的对。他当时反对少奇,一是由于自己的主观,二是听国际说少奇是机会主义,三是受了1931年12月的中央告同志书的影响,把少奇完全看成机会主义者。主观主义的错误路线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那时中央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九月会议上陈云等人对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评价,后来也成为历史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九月会议上,发言者对1932年至1935年间的中央路线的认识趋于一致,都承认是路线错误,但是涉及到评价六届四中全会,中央领导层的认识差距则较大。除王明肯定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外,还有一些同志认为四中全全决议基本正确。比较多的发言是没有完全否定四中全会,但持明显批评态度。有的说,四中全会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多数是从莫斯科回来的,用马列主义的金字招牌压服实际工作者。有的说,四中全会的中央是书生式的领导。有的则说:四中全会虽然反对了立三路线,克服了某些明显的“左”倾错误,但从根本上说尚未克服,以致使白区工作完全垮台。有的还认为,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在党的历史上有其意义,如停止了暴动方针,恢复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正常关系等,都是正确方面;但有些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在思想上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对另一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造成以后既反立三路线,又与立三路线合作的基础。对这个问题,在会上是各谈各的,没有统一思想。只是在经过两年以后,到了1943年的九月会议才解决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在九月会议上,王明的表现使与会者普遍感到不快。尽管他发言两次,但未作丝毫的自我批评。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承认1932年-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是强调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他对博、张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做法是不同意的;还说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与他没有关系。他还抓住李维汉的一句话(在检查和认识了错误之后感到“轻松愉快”)作文章,说“轻松愉快”就会检讨“不诚恳”、“不彻底”、想“马虎过去”,“这是不能改正错误的”云云。谁都听得出,这是恣意歪曲,节外生枝。他在发言中谈论了到会的与未到会的、担任中央领导的与未任中央领导的、活着的与去世的约20人的这样那样的“错误”,唯独未说他自己有什么政治性错误。这无疑是在转移目标,把水搅浑来保护自己。

  3同王明的争论

  基于王明的恶劣态度,为了对他进行帮助,10月7日,毛泽东偕同王稼祥、任弼时找王明谈话。没想到王明不仅拒不认错,反而批评中央的方针政策。他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新民主主义是将来实行的,现在不行,吓着了蒋介石。他主张反帝、反封和搞社会主义是三个阶段,目前只能反帝,对日一面战争,避免同蒋磨擦;我们与蒋的关系应当是大同小异,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他认为,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他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与蒋介石设法妥协。最后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10月8日,召开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毛泽东同王明、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等参加了会议。李富春、王首道和胡乔木列席会议。王明重申了他与毛泽东等人谈话的一些看法,有些观点讲得更加明确。他说:我们党与国民党发展关系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们有些地方政策过左,妨碍统一战线。毛着《新民主主义论》说中国革命要完成反帝反封建,我认为,目前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双方都要避免两面战争,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还不希望国民党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这个问题要向蒋声明,向国民党说清楚。王明还继续为武汉时期的错误辩解,认为他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个别问题有错误,这些错误也只是在客观上形成的,有的也是别人负责造成的。王明的发言当即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毛泽东发言介绍了7日晚上谈话的情况,批评了王明的错误。

  毛泽东说: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对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谈到武汉时期的问题时,毛泽东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过。前几天与他谈话指出了武汉时期有这样几个错误:(一)对形势估计,主要表现是过于乐观;(二)对处理国共关系,没坚持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在组织上,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是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现在王明同志谈了他的看法,大家可以讨论。鉴于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关系重大,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开展讨论。他说:王明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

  书记处会议结束后,领导同志们筹备三天,拟定1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准备了较为详细的讲话大纲,介绍7日谈话和8日会议情况,逐项批驳王明的观点,对前些天指出的王明四个方面的错误作了进一步展开。“大纲”认为王明的首要错误是统一战线中的迁就倾向,不分左中右,只分抗日不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全无列宁主义原则;否认政治上我党有提高国民党的任务,民主、民生要求不提了,没有了开放民众运动的任务;认为国民党一切都好,要求立即加入政府,全无阶级警惕性,全然忽视它们反共;放弃了阶级立场,只有一个民族立场,混同于国民党,一切迁就国民党,离开共产主义者的原则。这种倾向,说好一点,没有清醒头脑,被民族浪潮冲昏了;说坏一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陈独秀主义、孟什维克主义、张国焘主义。这是严重的原则性问题。(这些重点号是毛泽东自己加的)。

  毛泽东认为,王明的其他错误是:在中日战争问题上,不作具体分析,有盲目乐观偏向;军事问题上,只是空谈五个统一与七个统一,以对抗“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对中央关于发展长江流域游击战争的意见置之不理;在处理党内关系上,坚持要到武汉去,使武汉长江局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反对延安用书记处名义,对延安、华北下命令,不印《论持久战》小册子,开六中全会不肯回来,到了西安还想回武汉去,形成“独立自主局面”。“大纲”也指出了王明还有一些“对的地方”,还指出他犯错误的原因是主观主义(唯心形式)宗派主义(个人主义),这两个病根如不拔去,将来是很危险的。他希望王明把他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加以说明。

  但是,王明逃避会议,到10月12日他突然声称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这样,原定的会议未开成,毛泽东准备的“大纲”没能讲。自此以后,王明一直借口有病,长期不参加中央整风会议。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宣布,因为王明生病,政治局会议停止讨论。关于有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依照10月8日书记处工作会议提出的“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作为定论。

  1941年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尽管遇到了王明的干扰,但是同1940年底政治局讨论党的历史的那次会议相比,这次会议检讨了历史上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对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为下一步整风提供了前提条件。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同时,这次会议还确立了在高级干部中开展整风的组织形式。

  九月会议后,毛泽东集中力量领导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他认为“犯思想病最顽固”的是高级干部,“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8月29日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就议定成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以毛泽东为组长,准备编辑马、恩、列、斯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9月10日,毛泽东讲话建议,思想方法小组除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外,还要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提议王稼祥为副组长。

  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指出成立高级学习组是“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通知规定高级组的设置在军队是到师、军区或纵队一级,在地方是到区党委或省委一级,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和指导,中央学习组即思想方法学习研究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

  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建立高级学习组的决定。由于参加高级学习组成员的革命经历和文化水平很不一样,11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织条例的规定》,建议各地根据高级组成员的实际情况,把高级学习组组员分成政治组与理论组(延安高级组也如此,10月份扩大到250人,有130多人参加政治组),前者以研究实践为主,后者以研究思想方法为主。各地在接到中央通知后,即开始积极筹备。譬如,重庆南方局很快建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包括25人的重庆高级学习组,向延安索取材料展开整风学习。

  毛泽东十分重视各地高级学习组的活动。在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他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对其进行安排和指导上。在他看来,认真教育延安高级学习组的300名干部,是政治局和中宣部的责任,各地举办高级学习组是搞好整风“极重要的关键”。他以“毛、王”名义起草了许多电报指示,及时指定材料,总结经验,解答问题。他一再强调,学习要“以理论联系实际为目的”;学习的内容在实际方面首先阅读六大以来的文件,研究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在理论方面着重研究思想方法论和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他还亲自开拟了这两方面的书目文件,指导编选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和《六大以来》等学习文献。对于中央学习组,他强调重点放在中共党史的学习,要求将六大以来的83个文件通读一遍,进一步明确对过去路线的认识。

  1942年3月30日,他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不仅阐释了党的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而且分析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发展总状况;提出研究历史要采用“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因此“古今中外法”即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要以中国做中心,“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不要“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应当“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东西”。他还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拘泥于个别细节,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重点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从而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布置下,从1941年冬季开始,全国各地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普遍开展起来,为全党范围开展整风运动准备了条件。

  二、整顿三风

  11942年的全党整风

  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思路是从号召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入手,联系历史和现实,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整风首先是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整风,后是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整风内容由以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为主转变为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随着高级班普遍建立,党的高级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已有半年,对一些重大的理论原则和历史问题基本取得共识,并积累了一定经验。因此毛泽东认为,在1942年开展全党的普遍整风,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

  就必要性说,毛泽东认为,自百团大战以后,日军加紧了对敌后根据地的扫荡,进一步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根据地在1941年受到了很大损害;加之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断绝八路军的粮饷和其他供应,加紧对边区封锁,使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困难,致使1942年、1943年两年成为抗战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如何克服困难?除了实行生产自救、发展经济、精兵简政等政策外,就是开展整风,训练干部,一方面使他们振作精神,正确对待困难;另一方面整顿不好的作风,以迎接未来的光明。

  当时党的干部队伍状况还存在不少问题。在民族情绪高涨的情况下,成百上千的青年知识分子纷纷从国统区来到延安。到1942年初,全国共有党员80万,党领导的军队(包括游击队)有57万,大部分是抗战以后加入革命队伍的。全党新党员、新干部占90%。他们没有经过内战,没有参加过长征,不熟悉共产主义的许多道理,不懂得阶级斗争是怎么一回事,虽然有不少人读了几年书,但只记得一些教条,不懂得马列主义是什么。

  因此在全党,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残余并没有肃清,甚至还很严重,很多人自由主义思想也相当浓厚。这就需要加强内部教育,转变作风。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全党干部在现在这个时期,在这一两年内,能够把作风有所改变,“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扩大正风,消灭不正之风”,那么,“我们内部就能够巩固,我们的干部就能够提高”,“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学习好了,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这个意义非常之大,我们这些学习好了的干部可以反对黑暗迎接光明,创造新世界,这都是全国性的”。

  从客观条件看,毛泽东认为,无论在延安还是全国其他根据地,让干部在一段时期集中学习、整风也是可能的。自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国共两党的军事磨擦有所减少,两党的政治关系有所松动。特别是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政治态度不得不有所变化,总的趋势是有利于国内局势的缓和,新的反共高潮在短时间内发动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也相应地调整了对国民党的政策。“在宣传上避免刺激国民党,静观变化,少作批评,极力忍耐,不要烦急,以争取一个积蓄力量、巩固内部、训练干部、开展整风的外部环境。”

  广大干部的群众性整风运动分两大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整顿作风,检查思想,按毛泽东的说法,这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斗争,整顿三风就是要去掉小资产阶级思想,转变为完全的无产阶级思想。这个阶段持续了一年多。在整风检查过程中出现了王实味的“托派”、“特务”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组织不纯的问题,引发出对干部队伍成份的怀疑,于是从1943年4月开始,整风运动转入全党性的审查干部、清理队伍阶段。这一阶段进行了半年左右,直到1943年9月以后党的高级干部重新讨论党史路线问题才基本结束。

  在思想整风阶段,毛泽东在1942年2月1日和8日先后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建国后编《毛泽东选集》时改为《整顿党的作风》)和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整风动员报告。

  在报告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整风的任务、内容、办法和意义。

  他明确地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他说: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这两种主观主义,都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关于宗派主义,毛泽东认为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他要求正确处理党内的各种相互关系,以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同时也要消灭党外关系上的宗派主义,“其理由就是: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他着重地说:“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

  关于党八股,毛泽东认为它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如果不把党八股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他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关于整风的意义,毛泽东强调:“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关于整风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提出八个大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整风的宗旨。具体讲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八个字成为党内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的正确方针。它的方法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说:“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他强调要好好地说理,说这个工作“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

  4月3日,中宣部做出在延安讨论中央关于开展整风和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第一个“四·三”决定),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步骤和学习的文件(最初为18个,后增至22个)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以后,思想整风阶段基本上按照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和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三个内容分为三个小阶段依次进行,每个小阶段大致4个月左右时间。

  在延安参加这一段整风学习的干部就有1万多人。为了加强对延安整风学习的领导,也为了领导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由毛泽东亲自主持,日常工作由康生具体负责。总学委下按各系统设分区学委会,领导延安各系统的整风学习。总学委还承担解答各方面提出问题的工作,由凯丰负总责,陆定一、王若飞、陈伯达和胡乔木一起参加这项工作。

  毛泽东对干部的思想整风抓得很紧。在整顿学风阶段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在5月2日至23日,他多次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二是从5月27日至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错误思想的揭发转变为对其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这在当时是轰动全延安城的一件大事,对后来整风运动发展为审干运动有直接影响。毛泽东非常关注事态的发展。在整顿党风阶段,最重要的是长达88天(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的西北局高干会,它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

  毛泽东除在开幕、闭幕之日到会讲话外,还用两天时间专门结合中国共产党逐条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此外还为大会写了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由贺龙在会上传达)。这个会议对纠正党内闹独立性现象,反对地方工作的官僚主义倾向和军队工作的军阀主义倾向,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确定党政军民各项工作都以生产和教育为中心起了重要作用。这次会议讨论了陕甘宁边区的历史问题,有力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和各项工作。整顿文风阶段,主要是检查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和党八股作风。

  由于前两阶段解决问题较为深透,这一阶段进展颇为顺利。毛泽东在1943年6月致彭德怀电中对整风运动各阶段的内容及各环节的相互关系作了一个简明的概括。他说:“整风前一阶段注重学风是正确的,但后一阶段便应注重党风。因学风是思想方法问题,党风是实践问题,只有在后一时期注重党风,才能将思想方法应用于党性的实践,克服党性不纯现象。在党风学习中,自我批评应更发展,应发动各人写一次反省笔记。党风最后阶段还应发动各人写思想自传,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最后则发动坦白运动,叫各人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在此阶段内应着重提出反对自由主义错误,从思想上纠正党内自由主义。直待党风学完后(文风应和学风一起学)才实行审查干部(主要是清查内奸)。如能真正做好整风,真正做好审查干部,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毛泽东的这个概括是比较客观的。尽管各地整风运动的实际进展状况参差不齐,但它表明了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基本思想和要求,进而便于了解整风运动的基本过程。

  2作《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报告

  毛泽东于1942年11月21和23日两天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报告,不仅是党风学习阶段的重要讲话,而且对于我们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关于党的建设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文献。他对“十二条”讲得很详细,一条一条地联系我们党的实际状况进行阐述,思想很丰富,语言也很生动,大家很受教育。其主要内容有:

  1942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技术干部大会上讲话。(一)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作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一个方面说,是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反马列主义斗争的历史。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党的活动是没有理论的,只有他们才有理论。毛泽东详细地论述了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指出从党的建立到第一次大革命前期都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理论领导了大革命。大革命后期出现的陈独秀主义离开了马列主义,内战时期出现的立三路线、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都是非马列的、甚至是反马列的。后来的张国焘也是如此。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比较正确,用真正的马列主义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当前也还有一些残余存在。这就是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反马列主义的斗争。为了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毛泽东提出,党的高级干部每一个人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如果读通了,那我们党就大大地武装起来了,“我们的面貌就有进步,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就能化得更好”。这个意见,毛泽东在党内讲过多次。以后,凡是强调学马列时,毛泽东几乎都要讲这个意见,并开列书单。

  (二)党的决议、政策正确与否,只有客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尺度。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结合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针对教条主义者脱离实际、轻视实践的“唯书、唯上”倾向,充分地阐述了“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这个观点,后来在延安的不少讲话中都讲这个观点。比如1939年4月下旬,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讲我们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时,毛泽东批评国民党的宣传说:有些人散布“共产党信仰的三民主义是假的,只有他是真的”,然而到底谁信仰三民主义是真的呢?要分清就要有一个标准。布用尺量,只有在这个尺的度量下才能分清谁真谁假。马克思主义者量一切东西的尺,就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标出一切是非。他说:“我们一查,这些人嘴上挂了很多三民主义,其实是空论,根本不实行。只有共产党真正信仰孙中山先生倡导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而且是真正实行的。”一个颇为深奥的哲学道理,经毛泽东用如此生动的比喻一讲,连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干部都明白了。这也是他讲哲学问题惯用的方法,即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生动化。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次,当他讲解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第四条,“必须使得党在群众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和指示的正确性”时,又发挥了该思想。他说:“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证明的。我在这里讲话,我决不能说我的话讲出,就完全正确。要在实行以后,证明它是正确的,才算正确。今后任何领导者,任何同志,都要有这样的态度。客观实践,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用什么尺来量真理呢,就是用实践这个尺。所以说不在他的决议案和宣言,而在他的行动。”这个观点可以说贯穿毛泽东思想始终。

  (三)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对待群众工作上,就是既要教育和指导群众,又要最大限度地和群众接触,并向群众学习;在处理统一战线关系上,既要以不可调和的革命性,紧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又要讲最大限度的机动性、妥协性,联合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共同抗日。毛泽东讲,列宁作了一本书,叫《“左派”幼稚病》,告诉党员要把革命性、原则性同灵活性、机动性配合起来。我们有的同志不大注意这本书,不懂得这个道理,不是犯右的错误,就是犯“左”的错误。接着他举彭湃同志搞群众工作的经验说,彭湃同志就懂得这个道理。他出身地主,是个大学生,后来又做了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但为了做农民工作,不得不同农民一起拜观音菩萨,农民把他看成自己人,听他讲革命道理,他家乡的农民运动就发动起来了,他本人成了农民运动的大王。毛泽东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要求共产党员,有时要迁就群众的落后,听他们的呼声,但是要领导他们前进,要用革命道理教育他们。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运用在统一战线上就要讲究战略战术、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在抗战时期,这就要一方面“革命不忘妥协”——既坚持共产党的革命奋斗目标,又联合资产阶级甚至地主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妥协不忘革命”——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与一切投降、倒退、分裂进行斗争。因此,毛泽东号召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群众工作上既反对关门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既反对冒险主义,又反对投降主义。

  (四)对于党内的思想错误、小错误、个别错误,要同一贯的路线错误、派别活动和反党以至反革命问题加以区别。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党缺乏这样的区别,在长时期对这两条是分不清楚的,把小的错误、个别错误也施以无情的打击,共产党员犯了错误跟反革命没有区别。他强调,对党员小的错误、个别错误包括整顿三风的思想错误,这是以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大多数同志来说是这样的性质,这要用教育的方法、治病救人的方法。但是对于一贯的路线错误,同党对立起来组织派别反党,以至于走到反革命,则应当清洗出去,不能当党员,这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毛泽东说,这两种斗争是互相联系的,在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了反革命,展开了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但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斗争,不能混同。当然,对于反革命分子或特务分子,也允许他们回头,给活路,不是斗争至死,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总结了20年代后期到遵义会议前“左”倾宗派在党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历史教训。不难看出,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提出的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理论的萌芽。有了过去沉痛的历史教训和这样明晰的思路,在群众性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毛泽东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就有其自身的理论逻辑和历史必然了。延安整风运动,从指导思想上说,就是按照这个思想进行的。

  整风运动至此,仅进行了一半。毛泽东的思想还在发展。1943年“九月会议”,是高级干部整风的又一个高潮。

  3调整中央领导机构

  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央政治局在1943年春天对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当时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基本上还是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时所确定的人员构成,尽管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某些成员的地位和责任也有较大变动。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由政治局委员上升为政治局常委(即参加中央书记处,当时的书记处地位较高,其成员还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随后,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由于王明等人回国,中央书记处又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书记。

  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批评了王明的错误,但中央最高层的人事并未作调整。这样,直到开展整风运动,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构成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周恩来、任弼时、博古、朱德、康生、陈云、项英、彭德怀;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书记处书记: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博古、陈云、康生,还有在重庆的周恩来。从组织上说,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负责,但由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遵义会议,特别是六届六中全会后已得到全党公认,并且也为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界和国际舆论所确认,因此,在党的工作上,张闻天有事都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很少独自决定问题。中央书记处会议虽然由张闻天负责召集,但在党内分工方面,他主要管宣传、教育工作。全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还是由毛泽东拿主意,作决定。

  随着整风运动地开展,特别是1941年“九月会议”对苏维埃运动后期路线错误进行揭发和批判后,对这条错误路线负有较大责任的同志,很难在中央书记处继续工作。张闻天深感工作很不适应,主动要求到农村去作调查研究。1942年初就离开了延安,不再参加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博古早已不负主要责任而是分工主管《解放日报》。王明在1941年“九月会议”后一直称病,不参与任何工作,不出席任何会议。周恩来由于常驻重庆,中央的全盘工作很难参与,这种状况长期继续下去势必影响党的工作。因此,调整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1943年3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时局与方针的讲话,随即由任弼时报告中央机构调整与精简方案。1940年3月下旬任弼时同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以后就参与中央领导工作,筹备召开七大。1940年5、6月间,中央决定由任弼时担任七大筹委会的秘书长。之后由于发生皖南事变,七大的准备工作也就暂缓下来。这以后,在政治局内,任弼时分工主管党群口和情报工作,并协助毛泽东处理事情。1941年“九月会议”后期,中央政治局又决定任弼时兼任中央秘书长,实际上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1942年初,张闻天到基层作长期调查,所以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就完全由任弼时负责了。基于以上原因,中央政治局决定由任弼时作中央机构调整方案的报告。

  在报告中,任弼时说:现在中央机构比较分散,需要实行统一和集中,拟定在中央政治局下面分设组织和宣传两个委员会作为中央的助手。在中央苏区时,书记处在政治局之上,实际上等于政治局常委,不合适。前一时期多为书记处工作会议,实际上等于各部委联席会议,与政治局会议无多大区别。现在要确定书记处的性质与权力,使书记处成为政治局的办事机关,根据政治局的决议、方针处理日常工作。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张闻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杨尚昆、彭真、高岗、叶剑英共13人,与会者表示同意中央组织机构调整与精简草案。康生还介绍了机构调整的酝酿过程。他说:“少奇同志意见,书记处应有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不是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要能处理和决定日常工作。”

  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重新明确了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下属各机构的权限。在人事方面,与会者一致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进行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应当说明,这里所说的“最后决定之权”,是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的决定之权。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并没有哪一个人有最后决定权的规定。

  会议还决定刘少奇参加中央军委,并为军委副主席之一(其他副主席是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4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胡乔木是秘书(可以列席某些有关的政治局会议),每周(或每两周)召开例会一次,必要时召开临时会议。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8人组成,刘少奇任书记,杨尚昆兼任秘书,也是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例会一次,必要时召集临时会议。中央各部、委、厅、局、社的工作均由书记处或者经过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统管起来。由于毛泽东要总揽全局,负责全盘工作,宣传委员会实际上由王稼祥具体负责,胡乔木协助王稼祥做些具体工作。

  这次中央机构最显着的变动,是刘少奇参加中央书记处,并与毛泽东一起分别主管一个方面的工作。这个变动是1941年“九月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的必然结果。因为在那次会议上,许多领导同志认为刘少奇与毛泽东一起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正确路线的代表,应当给予重要的领导责任。毛泽东在那次会上虽然没作什么表示,但实际上已肯定了这个意见。1943年3月中央机构的调整表明,刘少奇实际上已上升为党内第二把手。

  三、中央政治局的整风

  11943年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的第一阶段

  在普通干部的整风转入审干阶段以后,中央领导层的整风也进入到深刻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的阶段。1941年“九月会议”本来主要是讨论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路线问题,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央路线的认识也基本上取得了共识。但是在10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明声称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错了,他要到共产国际去告状,这就使认识的分歧加剧了。1942年底,刘少奇回到延安,1943年3月张闻天也从农村调查归来,王明向他们宣传了中央路线有错误的观点,并要他们主持公道。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王明继续宣扬国民党是民族联盟,实行的是民主政治、是民粹派主张的观点。当时中央正在准备召开七大。为了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决定按照1941年“九月会议”的方式,继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路线问题。由于王明认为抗战以来党的路线错了,这次会议在继续深入揭发批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的同时,着重讨论抗战时期党中央的路线问题。

  1943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比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开的时间长,参加的人数也更多。原准备开5次会,隔一天开一次,但后来改变了计划,整风检查与党史学习穿插进行,断断续续开到年底,实际上直到六届七中全会才完全结束检查。

  先后参加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陈云、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博古、邓发(王明、王稼祥、凯丰因病未参加)共11人;列席者有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彭真、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贺龙、林彪、罗瑞卿、陆定一、孔原、陈伯达、萧向荣和胡乔木共19人。

  1943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由于王明没有到会,开会的方式,除了与会同志作一般性发言外,主要是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进行整风检查(也有一些没犯过大错误的同志作整风检查的),批判王明的路线错误;其他同志发言进行批评,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深入揭发问题,提高认识。

  第一阶段会议,从9月7日到10月6日。在9月7日、8日和9日三天,博古、林伯渠、叶剑英和朱德发了言。

  9月13日,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康生首先发言,对前三次会议情况提出了意见。

  在9月1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也发了言,他着重讲了“两个宗派”问题。他说:党从四中全会后,就有两个大宗派,一是教条宗派,一是经验宗派。过去反宗派主义是抽象的,现在要把原则变成实际。教条主义的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形态,经验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二形态。这是反宗派主义的具体对象,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关于教条主义宗派,毛泽东认为,要作具体分析,有犯路线错误的,也有只犯个别错误的;有屡次犯错误的,也有后来改正错误的。他说,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四中全会后是博古,这个宗派是相当有计划地派出干部到各苏区之中央局,到各地去改组,只有几十个人。我说的“钦差大臣满天飞”,就是指此而言。他们利用四中全会来夺取中央权力,打击许多老干部,拉拢一些老干部,凭着“国际”的招牌,使许多实际工作者不是盲从就是跟着他们走。他们统治中央计三年又四个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无处不被其毒,结果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损失十分之九。教条宗派只有罪恶无功劳,超过了李立三、陈独秀。王明有何功劳?四中全会已被揭穿,八一宣言还能考虑。洛甫在广昌战役后有转变。在长征途中,稼祥、张闻天从这个集团中分化出来了。遵义会议改变了军事路线,撤了博古,书记换为张闻天。遵义会议以后、抗战以后,原来教条宗派有的同志还有宗派活动。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到1938年六中全会,在武汉时期形成两个中央,造成党内危机。

  关于经验主义宗派,毛泽东说,这些集团大多数是正派人,也有许多不正派的,少数是邪派。像张国焘,是经验宗派中的邪派人物,如不打碎是很危险的。在两个宗派中,教条宗派是主要的,经验宗派不是主要的。教条宗派穿了马列主义外衣,利用“国际”名义来称雄吓人,与经验宗派中的不正派的人结合起来,危害最大。反对整个宗派主义,要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在全党揭露,对犯错误的“将一军”。整风以来就是反教条宗派。王明对张闻天说:“整风是整你和我”,这话又对又不对。说是对的,首先要揭破教条宗派,要“整”。王明、博古、张闻天,对这些同志要“将军”,要全党揭露。说是不对的,还要把一切宗派打坍,打破各个山头,包括其他老干部、新干部。我们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做分析工作,不是乱打一顿;对犯错误同志还是要有条件地与他们团结,打破宗派主义来建设一个统一的党。

  这个发言实际上为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整风定下了基调。此后,犯错误的同志都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检讨,其他同志也按照这个思路展开批评。因此1943年的“九月会议”,不仅在整风内容,而且在整风方式上相对于1941年的“九月会议”有了一个显着特点。

  关于开会的方法,毛泽东提议,先用一周到十天研究文件,允许交头接耳、交换意见;要提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火力不够,不能克“敌”制胜。9月30日,书记处举行会议(到会者有毛、刘、周、康、洛、任),就检讨党史问题作了如下决定:(一)在彭德怀回到延安前,暂停开中央会议,待彭到后,再继续开,并可用续开续断的方式,准备在七大时再作结论。(二)从10月起的5个月内,组织在延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二三百人(七大代表已审查确定有问题者不参加),讨论党史文件和联共党史,参加人员名单由刘(少奇)、康(生)、任(弼时)负责商定;讨论可用全体会议、小组会议或个别漫谈等方式,中央政治局负责领导这一讨论。(三)在讨论时期内,参加讨论者以一部或全部时间参加,一部则须以一半时间照顾日常工作或负责继续审查干部。(四)由康生负责拟定研究党史计划。5天后,即在10月5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到会者增加了朱德、彭真),听取康生提出的参加党史学习人员名单和分组计划,决定增加五六十个比较纯洁有前途的干部(包括吸收青年妇女干部)参加;总学委仍以毛泽东为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胡乔木为秘书,并在日内召集中央会议,请各小组正副组长参加,由毛泽东报告时局和学习问题。这次会议决定,学习时间暂定3个月,学习讨论历史从抗战后开始入门,然后再回到大革命、内战及抗战时期的问题;向政治局提议,在参加学习者中间可公开宣布允许讨论党的路线问题。

  10月6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首先通报了书记处会议关于整风检查暂停,高级干部先行学习的决定。在讲话中,毛泽东肯定了这次“九月会议”的收获,许多以前未注意的问题引起了注意。他回顾错误路线发展的历史,指出:过去错误路线有一个大宗派在实行篡党,至遵义会议受到打击。遵义会议后这个集团分化了,但至六中全会前仍有些同志未改变立场。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是克服了他们的错误,但未作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提出,目的是希望他们慢慢觉悟。但到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竟毫无影响。6月后编了党书(即《六大以来》——引者)。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前年的“九月会议”。这时,大家才承认路线错误。这一改变是很困难的,因为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代为基础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还有五个人,只有少奇同志和我是受他们反对的,其他是拥护王明、博古路线的。要改造中央,就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六中全会时可以改造,但那时条件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还没认识自己的错误。1941年“九月会议”是改造的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中央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审查干部也会很困难。另一关键是上月的会议与现在的学习。

  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强调,斗争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错误路线以米夫、王明、博古为首。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教条宗派是经验宗派的灵魂,故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这些宗派也可以说无组织系统,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线为纲领。我们打碎的方法,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书记处提议,在整风期间,凡参加学习者,人人有批评自由;对任何人、任何文件、任何问题都可以批评。我们希望各人扩大自己头脑中的马列根据地,缩小宗派的地盘,以灵魂与人相见,把一切不可告人之隐都坦白出来,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吃了唐僧的经,打一下,吐一字。只有内力、外力合作,整风才会有成效。

  在毛泽东讲话后,康生报告学习计划。他说:现在参加学习的,总共约有700人,按单位或部门编组,每组约10人到15人左右,但太大的可设分组。小组长大多数都参加中央的会议。中央的同志编为第一组,起核心作用,即核心组,也可以自由参加其他小组。讨论某个专门问题时可以打破原来分组界限。接着,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相继发言。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讲了两点意见。第一,团结问题。毛泽东强调,犯路线错误或犯个别错误的同志觉悟起来,弄清路线是非,是达到真正团结的基础。他说:我们讲以斗争求团结,有这样几个范畴:一是无产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求团结,必须坚决与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进行斗争;二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求团结,必须与他们的落后性、狭隘性、动摇性斗争;三是无产阶级本身的团结,也要与本阶级中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才能达到;四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的团结,要通过自我批评与思想斗争来实现。前年“九月会议”是中央现在能够团结的关键。整风是一个大的自我批评,就是以斗争求团结。毛泽东说,我们是要把党斗好,不是斗翻,只要不把党斗翻,言论一概自由。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国民党。第二,党内斗争的方法,毛泽东赞同刘少奇的意见。他说:过去党内斗争有正确的与错误的两个传统。这次整风要避免党史上的错误斗争方法。过去党内斗争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直到前年“九月会议”整风才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这次整风继续贯彻以马列主义自我批评方法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的这两条意见解除了一些同志的思想顾虑,使大家更加明确了中央整风的目的、要求、政策与方法。

  2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的第二阶段

  根据10月5日书记处会议精神,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将原定的有学习小组长参加的中央会议的范围扩大了)报告时局与学习问题,第一次在比较大的范围公开点名批评王明路线。毛泽东在过去政治局会议发言的基础上,对抗战时期王明路线的特点作了初步概括。这就是:(1)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2)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3)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4)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这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在1938年时曾危害过党,全党各地差不多都受了影响,直到六中全会才在政治上克服了。毛泽东还揭露说,王明最近两年,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我们要有对付党可能发生破裂的准备。

  自此以后,中央政治局的整风会议暂停了一个多月。从11月13日起复会,中央领导层的整风便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在11月13日的会上,毛泽东首先讲话。他严厉地批评了王明宗派,指出:现在的中央并不是六大选的,而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王明宗派控制了中央码头。王明宗派中最主要的人物,在政治上以“左”倾为外衣,用“国际”旗号,用马列招牌,欺骗了党十多年,现在要揭破这个大欺骗。遵义会议为什么不能提出路线问题?就是要分化他们这个宗派。这是我打祝家庄实行内部分化的一幕。当时仅仅反对军事上的机会主义,实际上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领导军队的权拿过来了便是解决政治路线。如果当时提出政治路线,三人团便会分化。在前年“九月会议”前没有在党内讲王明路线错误,也是大多数人还不觉悟,等待一些同志是需要的。毛泽东还进一步评论了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功过,列举了大革命后期以来党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和重要关头时各中央领导同志的基本表现,认为有的是一贯犯错误的,有的只有个别错误;有的是不断犯错误又改正错误,有的则长期坚持错误;有的功大过小,有的有功有过,有的有过无功。

  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还讲了一些原则意见。如他强调整风与审干要经过分析与综合才能得出正确结论。他说:马列主义原则在方法上就是分析与综合。过去许多同志喜欢做结论而不会分析,其实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对一切事物都要分析。有许多同志在工作中是老练的,但在马列主义方面是幼稚的,这是犯错误的一个认识原因。他要求犯错误的同志宁可把问题看得严重些,不要光是解释,这样才能认识错误,前途才光明。

  毛泽东讲完后,由博古作第二遍检查。他首先表示,在教条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名;在内战时期,他在国内是第一名;抗战时的投降主义,以王明为首,他是执行者和赞助者。然后,他检讨教条宗派形成的历史和个人的错误。博古个人检查和别人插话,以及大家讨论提意见,共花了两天时间。

  在博古于13日作检查之后,罗迈与张闻天分别在14日、21日作个人检查,还有其他同志也作了整风检查。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检查后,还与博古一起在高干大会上讲了4天。

  11月27日,周恩来在会上发言,分“自我反省”和“历史检讨”两大部分,并以“历史检讨”为主线,从大革命后期的“五大”讲起,一直讲到当时。

  由于在参加会议的领导人中,周恩来参与党中央核心领导的时间最长,资格最老,了解的情况最多。因此,这个历史回顾实际上成了1927年以来的党史报告。

  王明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11月29日由李富春代表中央与他谈话,告诉他即将召开党的七大,中央正组织七大代表和各级干部700人学习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同时,中央政治局也在开会,讨论六大以来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教条主义宗派的错误,包括他王明的错误问题,希望他认真做出检讨。12月1日,由孟庆澍代笔,王明本人签名,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诸位同志写了一封信。他表示:“现在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和学习,很觉难过。”“中央所讨论的关于我的主要的是哪些问题,我还不知道。等我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后,我将尽可能的加以检讨”。他写道:“关于过去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同志指示我的错误和缺点问题,虽然我现在没有精力详加检讨和说明,但我认为有向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原则上的明确承认之必要。”

  在这封信中,他承认1941年9月底10月初时,同毛泽东讲的关于国共关系和中央抗战路线问题的那些意见都是错误的。“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我很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提出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使我有可能和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他还表示:“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在讨论“两个宗派”问题后,中央总学委于12月初发出了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文件的通知。这个文件摘录了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国际负责同志的几段文字,旨在认识统一战线与投降主义的严格区别及反对统战工作中的右倾投降错误的必要性,提高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的自觉性。12月下旬,中央书记处进一步发出了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示(这是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名义发出这样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分局在所属地区组织一百到二百人左右的高级干部学习两条路线的有关文件和《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辑录,把整风引向深入的高级阶段,为将来七大讨论历史决议作准备。

  同时,中央政治局还发出指示,对王明抗战时期的路线错误作了进一步概括,将前述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的四点明确化了。通知要求在一般干部中目前不要传达这些内容,但应使党员和干部明白,自遵义会议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于这个路线的诬蔑都是错误的,“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这样,关于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的学习和讨论,以及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错误的批判,实际上已在全党高级干部范围内逐渐展开了。

  3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的第三阶段

  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的第二阶段结束后,其第三阶段则转入对整风进行总结和对党的历史问题做出正确结论,同时也开始纠正前一阶段整风过程中的一些缺点。这对于整风运动取得圆满成功是一个关键性的步骤。

  当时出版的整风文献和编印的历史文献集。政治局整风会议在1943年底到1944年初暂停了一段。根据学习计划,安排一千多名干部到1944年4月底前集中学习七本书,即“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联共党史》和《两条路线》上下两册。其中1\/3干部要读完7本,多数干部只读《两条路线》即可,文化理论水平低的以读党内的正面文件为主。在学习过程中,请中央领导人作辅导报告。中央要求参加学习的干部认识到,中国22年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轰轰烈烈的,只有在某些关节时,某些领导人犯了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要把各个时期的历史关节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作普遍的宣传。

  1944年开春后,中央的整风会议继续进行。2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统一了对五个问题的认识:(1)王明博古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2)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合法手续不完备;(3)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4)在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5)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

  根据书记处会议精神,3月3日至4日,周恩来到延安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回答干部学习中争论的一些重要问题,对六大的历史功过做出了科学的评价。3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书记处会议精神,对上述党中央的几个问题作了阐释。他说:(一)党内党外问题。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对王明、博古同志发生怀疑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

  (二)合法与非法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查到“国际”来电批准过,在当时上海处于严重白色恐怖下,有在上海的“国际”代表机关批准。五中全会也经过“国际”批准。根据这一点,是合法的。但应指出,其法律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没有报告是不好的。至于四中全会,经过“国际”与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路线内容是不好的。

  (三)思想弄清与结论宽大的问题。毛泽东说:自整风以来,我们就是“治病救人”。有人曾怀疑不是这个方针。现在重申还是这个方针,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作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过去,未做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者只是惩罚,没有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这一次我们要弄清思想。中央指定学习五本理论书,是要使同志们了解,犯错误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是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责任。因此,组织结论可作宽大些。现在要宣传解释这个方针。

  (四)不要反对一切。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认。当时我与博古等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倒蒋介石;分歧点就是如何打倒蒋介石,这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六大决议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争论点在没收土地后博古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认是一种偏向。我们要分析,不要笼统一概否定。我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也说到要保留好的东西,这才是实事求是。

  (五)关于六大方针。毛泽东说:在讨论中,多数同志企图否认六大,说基本上是错误的。我认为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性质,分析了革命形势,反对了速胜论,提出了十大纲领,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这与李立三不要群众是对立的。

  (六)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是否还有?这是书记处会议上没提到的。毛泽东说,经过几次分化,“现在没有这个团体了”。去掉这个包袱,才符合事实。还说,“经验宗派,现在也没有了”。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山头主义。这在党政军民的关系上,在新老干部的关系上、在本地与外来干部的关系上都有表现。主要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长期农村分割和缺乏教育。历史上的问题现在已经不是主要的东西了。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实际上对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明确总结。这个讲话很好,与会同志都很赞成,犯过历史错误的同志解除了思想包袱,未犯错误的同志也对一些历史问题有了正确的看法。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几个历史问题的结论,强调研究历史经验的正确态度是:既要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又要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取宽大方针;不要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尽量避免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

  根据上述精神,在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的“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中包括了张闻天。5月19日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六届七中全会的准备工作时,又决定增加博古同志为“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话,指出我党历史上的几次大的骄傲是发生“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犯错误的同志,往往是经不起胜利,自以为了不得,趾高气扬,轻视敌人,必遭失败。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是一个冷静的科学的分析。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和3月以来的一系列讲话,标志着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已进入最后的总结阶段。

  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楼。1944年5月21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各方面的负责人近30人。这次会议主要是审议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关于党的几个历史问题的结论。毛泽东向全会作报告,汇报了政治局对上述6个问题的结论。最后表决,全体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6项意见,并形成了正式的决议文字,内容如下:

  “同意毛泽东同志代表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项意见,成立如下决议:1中央某些个别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为有党外问题,根据所有材料研究,认为他们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内错误问题。2四中全会后一九三一年的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后它所召集的五中全会是合法的,因为当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应作历史的教训。3对过去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结论应力求宽大,以便团结全党共同奋斗。4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其正确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认一切。5六次大会虽有其缺点与错误,但其基本路线是正确的。6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党内严重存在的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应当进行切实的教育,克服此种倾向。上述各项全体表决通过。”

  至此,从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经1943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展开的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历经两年八个月圆满结束了。它也宣告从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历经整整三年,也最终以全党目前团结的形势结束了。这是党的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章。

  4做枣园普通居民

  就在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进入第一阶段的时候,中共中央书记处从杨家岭迁往枣园,毛泽东的住所也随之移到了枣园。枣园,位于延安城的西北面,原是陕北地方实力派高双成的庄园。毛泽东的住处在一座小院中,院内种了许多花草、树木,夏秋时节,花繁叶茂,香气袭人。院子东南角有个八角形的小凉亭。毛泽东工作之余,常到这里读书,看报。每逢过年过节,毛泽东常去看望枣园的乡亲们,并且为老人们祝寿。他称自己是“枣园的居民”。

  1945年的大年初一,枣园乡的村村户户、男女老少,都沉浸在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中。这天,毛泽东起得很早。他对周恩来说:“今年赶个早,咱们到老乡家去拜年吧!”周恩来很赞同地说:“是要早些去,不然,他们又要抢先了。”

  原来,这几年每逢过年,附近各乡的秧歌队和群众代表都要来给毛泽东拜年。

  毛泽东不禁想起1943年春节,枣园的老乡们前来拜年的情景。

  那天,枣园的老乡们穿着新衣服,捧着油馍馍、年糕,提着米酒,有的还特意蒸了几个白面大寿桃,举着“为民谋利”四个大字的红旗,喜气洋洋地来到枣园给毛泽东和中央首长拜年。

  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满面春风地站在小礼堂门前迎接客人。

  小礼堂的正中,并排放着两排桌子,上面铺着延安生产的粗线花条子床单布。桌上摆满了花生、糖果、红枣、苹果、香烟。毛泽东把乡亲们领进小礼堂,和几个老年人亲热地坐在中间的桌子旁,笑着问大家:“年过得好啊!”

  这时,枣园区区长把乡亲们一一向毛泽东作了介绍。当介绍到枣园乡乡长杨成福时,毛泽东紧紧地握住杨成福的手,亲热地说:“你是枣园乡的乡长,我是枣园的一户居民,以后你们开会也要叫我呀!”这句话,把大家都说乐了。这时,毛泽东回过头来对老乡们说:“我们是老邻居了,今天请大家一起吃顿饭,希望不要客气,多吃,多喝……”

  饭菜端上来以后,毛泽东不断地到各桌去敬酒,要大家多吃些。乡亲们也不断举杯向毛泽东敬酒。整个小礼堂里,洋溢着欢声笑语。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是两年。吃过饭,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带着年礼,说说笑笑地来到了枣园乡政府。乡长杨成福一看毛泽东和这么多中央首长来了,欢喜地迎上来。毛泽东大步跨上前,握着他的手亲切地问:“杨乡长,你们辛辛苦苦一年了,年可过得好吗?”

  “好,好!主席和首长们好!”杨成福愉快地回答着,忙把毛泽东他们迎进屋里。

  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大红的对联,给屋里增添了节日的气氛。杨成福高兴得合不拢嘴,又是沏茶,又是递烟,忙个不停。

  周恩来见他忙来忙去,笑着说:“老杨,我看你不要忙了,主席今天要给乡亲们拜年,你就领我们到各家走走吧。”

  杨成福一听有些作难,他想:枣园村20多户人家,山上山下,居住分散,坡高路滑,主席如果想家家去拜年若出个意外岂不糟糕。因此他连忙说:“使不得,使不得,主席工作这么忙,还想着乡亲们。我看,主席用不着挨家挨户地拜年了,我回去开个群众会,代您向群众拜年就行了。”

  毛泽东笑着说:“拜年找人代理,杨乡长,你这个主意可出得不好,还是领我们去吧!”

  杨成福还是不情愿,他想了想,向主席建议说:“现在去,他们不一定都在家。我看,把各家的家长请到乡政府来,一则主席能见上,二则这样更热闹些。”

  毛泽东问周恩来:“你看怎么样?”周恩来笑着说:“这样也好。”

  于是,毛泽东转身对一个工作人员说:“那你就和杨乡长一起去请老乡,能来的都请来。”

  毛泽东在延安枣园打乒乓球。随后,毛泽东和大家一齐动手帮助收拾地方,摆设烟酒茶点,准备招待客人。

  一听说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首长们来给大家拜年,枣园的乡亲们真是喜上加喜。整个村子格外热闹起来。乡亲们扶老携幼,小孩子们欢快地喊着跳着,向乡政府跑去。

  毛泽东和其他几个中央首长见乡亲们都来了,立刻迎出来,向乡亲们祝贺新年好。他们拉住几个老年人的手,请大家坐下,又是递烟,又是让茶,还不时地给孩子们抓瓜籽、花生、糖果。一时,乡政府的小院里,充满了欢乐。

  毛泽东又亲切地和大家拉起了家常。杨成福想起1943年给毛泽东拜年时,他也是这样问寒问暖。

  那天,毛泽东问围坐在身边的乡亲们:“枣园村今年过年杀了几头猪?”

  “全村24户人家,过年杀了18头猪。”

  毛泽东笑了笑说:“不多啊!今年还要多养猪,明年过年,争取每户杀一头猪。”接着,毛泽东又问大家:“今年是大生产年,你们能不能做到‘耕三余一’?”

  大家满怀信心地说:“不但能做到‘耕三余一’,还要争取做到‘耕二余一’哩!”

  “有什么措施?”毛泽东笑着问大家。

  “多耕地,多上肥,多锄草。”

  毛泽东连连点头称赞说:“很好!但这还不够,还要把劳动力组织起来,实行变工互助。”毛泽东接着又给大家讲了组织起来的好处,说:“在自愿参加的原则下,大家组织起来,实行人力、畜力、工具互助,这样可以提高效率。将来还要组织生产合作社,实行集体化,这是农民彻底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的建议真是说到乡亲们的心坎上了。枣园区的群众立即按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不少变工队、互助组。后来,毛泽东还经常找枣园的村长、变工队长、群众谈话,了解变工互助的情况,使枣园的大生产运动搞得越来越好。

  现在,两年过去了,这些旧社会受苦受难的庄稼人,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杨成福听着毛泽东亲切的问候,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毛泽东还详细问大家:机关干部和部队砍柴的时候,砍了树没有?机关的羊群吃了群众的庄稼没有?借东西还了没有?损坏东西赔了没有?机关、部队干部对老乡们的态度好不好?……

  没等毛泽东问完,老乡们就抢着说起来。这个说,同志们说话和和气气,做事耐心细致,经常帮助村里人干活;那个说,部队和机关处处爱护群众,亲热得像一家人……

  毛泽东还是请大家多提意见,诚恳地启发大家说:“批评我们,就是帮助革命。只有通过批评,才能改正错误,把工作做好,革命就能早日胜利。”

  不知不觉中两个小时过去了。毛泽东该和大家告别了。他拉着乡亲们的手说:“我是这里的一户居民,和大家接近得少了。今年,得和大家多接近,希望你们常到我那里去。”

  乡亲们依依不舍地和毛泽东告别。

  枣园村的乡亲们渡过了一个终身难忘的春节。

  就在这年的元宵节前夕,延安到处灯火辉煌,锣鼓喧天。

  这天下午,毛泽东来到枣园前面的田间散步,正好碰到枣园村的几个老汉在那里边吸烟边聊天。毛泽东走到他们跟前,热情地问一声:“老乡辛苦了!”

  老乡们回答:“不辛苦,不辛苦。要说辛苦,你是第一个人。”

  毛泽东一个一个地问了他们的年纪,知道他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其中有侯老汉、胡老汉,他俩告诉毛泽东说枣园村一共有24个这样大年纪的老汉。又说他们俩是同年同庚生的,明天正月十五,就是他俩的生日。

  毛泽东一听,马上说:“那很好呀!你们正是‘六十花甲年高有德’的人,应该给你们贺寿才好!”

  一个老汉听了毛泽东的话,长长叹了口气,说:“像我们这号受苦的人,哪还谈得上过生日贺寿呢。”说着,摇了摇头。

  毛泽东听了,就认真地对他们说:“如今咱们翻身了,生产搞得也好了,这叫人寿年丰啊!明天就是元宵节,你们都到我那里坐坐,咱们大家一起贺个寿。”临走又嘱咐:“你们一定要来,谁也不要客气。咱们都是老邻居,一家人还分什么彼此,今天晚上我就派人到每家去请你们。”

  老汉们连忙齐声说:“不敢,不敢,千万不敢!”

  毛泽东连连说:“不要紧!不要紧!”边说边举起手来向老汉们告别。

  当天下午,毛泽东就马上安排给枣园老人们贺寿的事,他专门派一位科长到枣园24位老人家里,挨门挨户去请他们。毛泽东又吩咐管理员第二天下午准备三桌酒菜,还要做一些又细又长的面条,再给每人准备一点礼物。老汉们听到这个消息,欢喜得一夜都睡不着,他们聚在一起,激动地谈到天明。

  第二天下午,不到两点钟,24位花甲老人一起来了。毛泽东赶紧迎出门外,一位老汉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激动地淌着热泪说:“毛主席呀!我们祖宗三代都没有贺过寿,你把我们庄户人家的大事小事都挂在心上,都想到了,你是我们受苦人的大救星呵!”

  毛泽东亲切地说:“老人家,不要难过,咱们过去是苦,可今天翻了身,生活大改善,自己当家做主人,应该高兴才是呀!”

  老人用手擦擦眼泪,又笑着说:“今天这个世道变了,我不难过了,你给我们引路,共产党给我们谋福,有吃有穿,丰衣足食,我们心里都乐呀!”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

  毛泽东把客人们让进屋,请大家吸烟、喝茶,并向他们表示祝贺。

  按照传统习惯,毛泽东请老人们吃面条,并亲自向他们敬酒。他举着酒杯对老人们说:“祝贺你们延年益寿,老当益壮。”

  毛泽东亲手给老人们赠送祝寿礼品:每人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

  饭后,已是黄昏,毛泽东又安排在会议室里专门为老人们放了一场电影:《列宁在十月》。

  老汉们个个喜得嘴都合不上了。

  四、延安文艺界整风

  1座谈会前的延安文艺界

  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内的运动,涉及党的各个部门和各级干部。文艺界和文艺工作者也包含其中,但是文艺界的整风有文艺界的特殊内容。按照中央领导的分工,文艺界的整风运动由毛泽东分管。

  毛泽东在延安。当时延安究竟有多少文化人?党中央没有做过详细统计。1944年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成百上千”,又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这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数字。这些文化人绝大部分都是抗战爆发后一两年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汇集到延安的。他们中间有的是受党组织的派遣,更多的则是出于对延安的仰慕投奔光明而来。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领袖,深知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战线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所以自西北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后,他就分出一部分精力来抓文艺工作。同时,毛泽东又是一位文学造诣很深的人,他创作的诗词和散文都具有极强的文学魅力,这又为他联系文化人提供了便利条件。

  延安不少重要的文艺团体和单位,如中国文艺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鲁迅艺术学院、边区文化协会、抗战文工团、民众剧团等,都是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大力支持下成立和开展工作的。许多知名的、不甚知名的作家、诗人、艺术家,都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每当毛泽东看到一篇好的作品问世,他都会表现出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

  1938年5月,他得知诗人柯仲平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受到群众的欢迎,便立即索要诗稿,亲自批道:“此稿甚好,赶快发表。”不久即连载于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面。1939年5月,他看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据冼星海的描述:“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都站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这些无疑都是对文艺家们的巨大鼓舞。

  在延安文艺运动兴起之初,毛泽东就多次发表讲话,阐明他的文艺观点。

  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县(今志丹县)成立时,他号召文艺家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

  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典礼上论述“艺术的作用和使命”。他把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原苏区文化工作者称作“山顶上的人”,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称作“亭子间的人”,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有摆大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他要求这两部分人都不要以过去的工作为满足,都“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他还特别讲到:“亭子间的‘大将’‘中将’到了延安后,不要再孤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大时代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

  4月28日,毛泽东再次到鲁艺发表演说,论述怎样做一个艺术家。他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远大的理想”。“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第二,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艺术家的“大观园”是全中国,“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第三,要有“良好的艺术技巧”。技巧不好,“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1939年5月,他为鲁艺成立一周年题词,提出“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主张。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演讲,明确规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他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把毛泽东上述主张同他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联系起来,不难看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作家应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这是他一贯坚持的文艺思想。

  由于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重视和提倡,同时由于全民抗战热潮的推动与成百上千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抗日文艺运动获得蓬勃发展。正如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所说的:“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文艺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抗战事业的进行,繁荣了根据地的文化生活。

  但是,就当时涌进延安的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来说,他们尚没有真正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他们的思想感情还需要有一个改造的过程,对革命根据地的生活还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问题上,还需要有一个从口头承认到彻底解决、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发展过程。就是说,在大多数文艺工作者身上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弱点。当抗日战争困难时期到来后,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他们之中一些人所具有的思想弱点,就更加突出地表现了出来。

  对于主要是1940年以后延安文艺界暴露出的问题,在整风后期的一份文件中曾作了这样概括: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现在还是“杂文时代”。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的方面纠纷也是层出不穷”。这种概括是符合实际的,其中列举的观点,有的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出来的,有的是作家们在同毛泽东交谈时说出来的,有的则是在文艺座谈会期间反映出来的。以下几方面问题尤为明显:

  首先,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一个时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颂德”、使用“讽刺笔法”、“还是杂文时代”等主张,几乎成为一种时尚。《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和一些文艺刊物上,也有宣传这类主张的文字发表。有人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不歌功颂德的。”

  其次,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例,其办学方针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从1939年强调“正规”和“提高”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发展起来。大戏、洋戏充满了舞台,而且影响到延安的整个演出界。讲写作,就是契诃夫和莫泊桑的小说。鲁艺的新校址桥儿沟,紧邻农民的场院,但不少教师却关在自己的窑洞里,不与农民往来。前方的文艺工作者对鲁艺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堡垒里的作家为什么躲在窑洞里连洞门都不愿意打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提高是否就是不叫人看懂或‘解不了’?”前方缺乏剧本、歌曲,但鲁艺提供出来的就是大、洋、古的东西。这是很尖锐的批评意见。延安整风开始后,鲁艺领导人也主动检查了这方面的问题。

  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这在延安一些文艺工作者中也存在着模糊认识。作家欧阳山曾批评过“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的观点。但也有的作家主张不要把“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套在文艺上面。

  第四,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相当多的作家由于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又只在知识分子中找朋友,所以就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甚至对知识分子的缺点也加以同情、辩护和鼓吹。反之,对工人农民则缺少接近和了解,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像毛泽东所说的:“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文艺界没有真正解决为什么人这一问题的重要表现。

  第五,是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在文艺界发生的数不清的争论中,当然有些是有意义的,但也有许多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彼此攻击,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挑起争端。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就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又被带到了延安,影响着文艺工作者的团结进步。

  党中央和毛泽东看到了上述种种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并没有构成延安文艺界的主流,但它们对抗战和革命事业是不利的,也阻碍着文艺本身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系统地制定党在文艺工作方面的方针政策,党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

  如同解决其他重要问题一样,为了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他给许多作家写信,找了许多作家谈话,对有些人,信不止一封,谈话不止一次。他让作家们帮他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工作的意见。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等也分别找作家谈话。根据一些当事者的回忆,毛泽东约去谈话的文艺家有丁玲、艾青、萧军、舒群、刘白羽、欧阳山、草明、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多人,并且与他们结成了很好的朋友。

  2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

  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下午开始举行,地点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会议室。请柬是以毛泽东、凯丰两人名义在座谈会前几天发出的,上面说明开会的目的是“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除毛泽东、凯丰以外,当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康生等也都出席了会议。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文艺工作者连同中央和一些部门负责人,共100余人。大会由凯丰主持。座谈会举行过三次全体会议,有几十位党内外作家发言,毛泽东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三次会议。

  1942年5月,毛泽东等和参加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的人员合影。在5月2日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被称为座谈会的“引言”。他开宗明义地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他强调: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我们首先要依靠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说:为了实现文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那就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他说:文艺工作者应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这就有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以自己作例子,详细讲述了像他这样一个学生出身的人参加革命后在思想感情上逐步发生变化的经验。然后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他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艺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毛泽东最后表示“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毛泽东这个“引言”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并且觉得十分亲切和容易接受。何其芳后来说:“我那时当然不能说已经理解‘引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深刻意义。但听了以后,也感到那是一些很新鲜、很重要、平时自己没有想到,一听就终身难忘的问题。”

  毛泽东做完“引言”后,就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坐在萧军身边的丁玲轻轻推着萧军,笑着说:“萧军,你是学炮兵出身的,你就第一个上去开炮吧。”

  萧军兴冲冲地走上讲堂,作了《对当前文艺诸问题之我见》的发言。接着,不少作家争先恐后地发言,有的谈自己的见解,有的对其他人的发言提出不同意见,会议讨论得十分热烈。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山说:“大家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管对的、错的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讲出来。讲完之后,也没有向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做到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来讨论解决,不带一点强迫的性质,发扬了艺术民主,使大家非常心情舒畅。”

  1942年5月,毛泽东等和参加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的人员合影。这次会后,报纸并没有作报道。5月14日,萧军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之我见》,文章开头说:“五月二日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举行过一次‘文艺座谈会’,作者为参加者之一”,这是第一次在出版物中报道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消息。该文于6月12日由《新华日报》转载,又把这一信息传递到了国统区。

  5月13日,延安戏剧界40余人集会,讨论戏剧发展方向和戏剧界团结等问题。会议从早到晚开了整整一天,中心问题是“文艺运动的普及和提高”。与会者一致认为一两年来延安的“大戏热”是一种偏向,不适当地强调了提高,忽视了广大工农兵的需要,自觉不自觉地把观众对象局限于机关公务人员、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以后应更着重于普及工作。但普及与提高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大多数人认为普及和提高是同一工作的两方面,要有精确的分工,又要有有机的联系;另一些人认为应把两者分开,使它们各自专门化起来。这次会议既是对毛泽东“引言”的响应,又为他10天后作结论提供了重要资料。

  5月16日召开座谈会的第二次会议。每次开会,毛泽东都坐在主席台的桌子旁,认真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并不时地做着记录。有几个人的发言格外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一位作家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讲了一个多小时文学基本知识,引起了大家的不满。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根据自己几年来在前线和农村工作、学习的体会,讲了前线部队和敌后群众对于文艺工作的迫切需要,以及实际斗争给予文艺工作者的教育,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这样做似乎付出很多,但实际上学到的东西更多。他呼吁延安的文艺干部到前方去。从毛泽东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发言很满意。

  柯仲平报告了民众剧团在农村演出《小放牛》受欢迎的情况,他说:不要瞧不起《小放牛》,我们就是演《小放牛》,群众很喜欢,老百姓慰劳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都吃不完,装满了衣袋、行囊和马褡。他的发言引起大家的欢笑,毛泽东也大声笑起来,但他接着说:如果老是《小放牛》,以后就没有鸡蛋吃了。会上继续有人发表“人类之爱”和“爱是永恒的主题”、“不歌功颂德”之类的言论。

  5月23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气氛更加热烈。朱德在下午最后发言。他针对前两次会议上出现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情绪指出: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农兵群众批准。不要怕谈“转变”思想和立场,不但会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说,他自己就是看到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而由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共产党、八路军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朱德的发言深入浅出,生动有力,极受文艺家们欢迎。他发言结束后,由摄影家吴印咸为与会者摄影留念。

  毛泽东作“结论”时,已是晚饭之后。由于人数增加,开会地点只好改在广场上。在煤气灯光映射下,人们专注地听着毛泽东的讲话。面对着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毛泽东不是就事论事地纠缠在这些具体问题上,而是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高屋建瓴地从问题的根本下手,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

  他一开始就说:“什么是我们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这就从千头万绪中一下子抓住了要领。萧军评论道:“毛泽东看问题深刻,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

  毛泽东在讲话中尖锐地指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

  在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上,毛泽东着重谈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他认为:我们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这就需要解决向工农兵学习的问题,和新的时代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深刻地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关于文艺批评,毛泽东说:我们要求的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对讨论中暴露出的许多思想问题,就其中比较重要的进行了分析。他最后说,延安文艺界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他相信经过整风,大家“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文艺工作者真正转变立场,毛泽东强调对党内干部要进行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他说:“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他还说:要使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对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要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

  座谈会后的一周内,毛泽东又两次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对座谈会讲话内容作进一步申述。

  中共晋绥分局印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一次是5月28日在整风高级学习组的会议上。他指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一个“结合”问题,“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与工人农民结合、与军队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为了实现这几个“结合”,又必须“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即“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坏,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这是“结合的基础”。党的政策就是“要小心好好引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艺术家,自觉的不是勉强的、慢慢的和工农打成一片”,“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如此才能写好工农,教育工农。他把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区别为两种,一种是某些作家发表了含有错误内容的文章、作品、言论,他认为这“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原因在于这些作家“根本都是革命的”,“某些时候或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部分的性质”。另一种是作家“头脑中间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东西如果不破除,让它发展下去,那是相当危险的”。这后一种是“最基本的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文学艺术为工农,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再从向他们普及中间来提高他们,这些问题也都可以解决”。总之,毛泽东这次讲话所强调的文艺界的基本问题,就是一个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这同全党整风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讲话中,毛泽东还指出,在文艺创作上,不仅要反对只讲艺术性而抹煞革命性的倾向,也要反对只讲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的倾向,应该把革命性与“艺术形态”这两者很好结合起来。

  第二次是5月30日在鲁艺。他提出着名的“小鲁艺”、“大鲁艺”的观点,指出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只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学习,这个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鉴于鲁艺曾有过的片面强调提高的倾向,毛泽东说:长征经过的毛儿盖地方有许多又高又大的树,那些树也是从豆芽菜一样矮小的树苗苗长起来的。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

  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事前备有一份提纲。提纲是他本人在同中央其他负责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商量后亲自拟定的。讲话时有速记员作记录。整理的时候主要是调整一下文字顺序,使之更有条理。毛泽东对以后整理出的稿子很满意,但并没有立即发表,其原因有:一是他要对稿子反复推敲、修改,而他当时能够抽出的时间实在太少了;二是要等发表的机会。直至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7周年时,讲话全文才正式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3座谈会后延安文艺界新气象

  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把延安文艺家们的思想引入一个新的境界,许多人感到思想上豁然开朗。文艺界的整风虽然在座谈会召开之前就已开始,但真正开展起来,则是在座谈会之后。从这时起,文艺界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的自我反省、相互批评的风气。

  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对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专栏时允许《野百合花》发表及她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一文在“立场和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作了检讨,并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自己在整顿三风中的收获。她说:“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然而,“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她要“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快”。这段话表明了一位有成就、身上又有着小资产阶级弱点的作家,在毛泽东的启迪下所发生的思想认识上的超越。这也正是丁玲后来在文艺创作上取得卓越成绩的新起点。

  写过《还是杂文时代》的罗烽,把他来延安后写的几篇文章送交毛泽东审阅。6月12日毛泽东亲笔回信,对他既鼓励,又批评,希望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这对推动作家的进步起了巨大作用。

  6月中下旬,文抗和文协先后召开四五十人参加的座谈会,许多作家都进行了严格的自我反省,表示决心彻底扫除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延安的作家们还不可能立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大批地、长期地下厂、下乡、下部队,因为整风运动还在进行中。座谈会刚结束不久,艾青就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前线去,毛泽东回答他:目前还是“希望你蹲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再到前方,切实研究农村阶级关系。因此,一段时间内,作家们还只能是在整风学习中一面反省、一面探索,创作和演出大众化的作品,挖掘和运用民间已有的文艺形式,吸引更广泛的群众参加文娱活动,这成为文艺家们的第一步追求。

  1942年9月,延安文化俱乐部建筑街头艺术台,举办“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三种大型墙报,分别由张仃、艾青、鲁黎等负责编辑。音乐界也提出要使音乐活动“走向街头,面向工农兵”。10月,延安诗界举办诗歌大众化座谈会,提出由创作“大众化”诗歌到创作思想感情语言都同于工农兵的“大众的诗”,以至帮助大众诗人创作“大众自己的诗”的主张。这些活动和主张都表明了文艺家们对贯彻文艺座谈会精神的积极态度。到1943年春节期间便出现了大规模的、为陕北人民喜闻乐见的“秧歌运动”。

  文艺工作者在延安为群众演出《兄妹开荒》。首先是鲁艺的秧歌队扭遍整个延安城,并演出街头秧歌剧《兄妹开荒》等,得到延安人民的欢迎。毛泽东称赞他们已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之后,秧歌运动在延安普遍展开,由鲁艺到各剧团、各机关学校;又由延安到陕甘宁边区,由陕甘宁边区到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扭秧歌和演秧歌剧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喜爱而且积极参加的艺术形式。

  毛泽东对大众化的秧歌运动极为重视。在1944年3月召开的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他特别称赞了秧歌剧所起到的教育作用,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为它没有反映边区的经济、政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慢慢的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有广大的群众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群众,真正的反映经济、政治,这就能够有指导作用。”他要求多组织秧歌队,一个区至少搞一个。恰在这时,艾青根据他在中央党校领导秧歌队的体会写了《秧歌剧的形式》一文,对如何创作秧歌剧的许多问题都作了论述。他认为:秧歌剧所以能够很快的发展,主要是因为它体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与群众结合,内容表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形式为群众所熟悉所欢迎。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非常高兴。5月,他专门写了一封信,赞扬文章“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几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建议除在报上发表外,还可印成小册子,以起“教本的作用”。他还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艾青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对文章作了一些改动,不久就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后又出版了小册子。

  1943年3月,延安整顿三风学习基本结束,文艺界很快就掀起下乡运动。此前,一些作家已开始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接近群众,创作反映工农兵形象的作品。1943年2月,文化界200余人举行欢迎边区劳动英雄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表示接受劳动英雄们要他们“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意见。同月,艾青创作了长诗《吴满有》。他把诗稿首先念给吴满有听,征求吴本人的意见,直到吴满有表示没有意见为止。艾青由于写了这样一些优秀作品,后来被评为边区甲等模范工作者。青年木刻家古元,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创作了大量反映陕北农村生活的作品,他的木刻拿到大后方展出,引起了重庆文化界的轰动。

  3月10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动员文艺界下乡。凯丰、陈云、刘少奇、博古等领导人都在会上讲了话。其中尤以陈云关于“文化人是以什么资格作党员的”讲话,给作家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陈云指出:绝不应抱着“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的态度,而应树立首先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分工”的观念,一不要特殊,二不要自大。

  这次动员会后,作家们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拥护党中央的号召,并很快见诸行动。他们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斗争实践中创造出一大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文艺作品,比如,戏剧方面有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马可的《夫妻识字》,中央党校京剧队的《逼上梁山》,延安平剧院的《三打祝家庄》;小说、诗歌方面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等。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就能涌现出这样一大批优秀作品,是很不容易的。延安各剧团也几乎全部下乡巡回演出。这是延安文艺界的一个重大举动,在中国文艺运动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广阔的新生活天地,给作家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使根据地的文学艺术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毛泽东以欣喜的心情关注着作家们在新的创作道路上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

  毛泽东观看了京剧《逼上梁山》后,写信给杨绍萱、齐燕铭,提出有关戏剧改革的问题。1944年初,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毛泽东观看后很快写信向他们“致谢”,信中写道: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同年6月,丁玲、欧阳山在参加边区合作会议后,分别写了《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两文。因为作品描写了新人新事(两文的主人公田保霖和刘建章都是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表明了作者在投入新的斗争生活后取得的进步,所以毛泽东极感快慰,专门派人送信给丁玲、欧阳山。信中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毛泽东不止一次表扬丁玲,说她下乡,到群众中去,写出了好的文章和小说。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泽东的讲话,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1943年3月15日,《新华日报》正式刊登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发表讲话的消息。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以摘录和摘要的形式刊登了讲话的主要内容。4月,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何其芳、刘白羽奉命随同前往,作大后方文艺调查工作,并负责向那里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介绍座谈会和整风情况。他们遵照周恩来的安排,到重庆后首先找到郭沫若,向他作了详细介绍,然后由郭出面召集座谈会,介绍和学习《讲话》内容。郭沫若、茅盾、夏衍等都发表文章或谈话,畅叙体会,表示共鸣。郭沫若连续以《一切为了人民》、《向人民大众学习》、《走向人民文艺》等为题,发表多篇文章,号召进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惯,一切喜怒哀乐的外形和内心,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复到人民的主位”。夏衍对延安的秧歌剧十分赞赏,他认为30年来的话剧历史,就是“三十年城市小市民的话剧历史”,只有在延安,文化才走上了“重点放在最大多数的工农之上”的道路,“这不单是现阶段文化文艺工作的正确指标,而且也是有了三十年历史的新文化运动划时代的转变,与最正确的解决”。

  《讲话》也在世界各国受到众多进步作家、评论家的热情肯定和高度评价。1945年12月有了《讲话》的朝鲜文本,这是最早的外国文译本,几十年来已有五大洲几十个国家把它译成本国文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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