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王明的争论和在党内地位的巩固
1正确对待国民党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怎样对待同国民党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异常复杂的问题。
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握有统治权的政党，它有几百万军队和得到国际承认的外交地位，没有它的参加，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就难以形成。抗战开始后，它从对日妥协退让转为武装抵抗，从长期的“剿共”转为同共产党合作，对民众运动也有一定程度的开放，这些都是重大的转变。抗战初期，他在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会战中也有相当积极的表现。看不到这些，在抗战中不重视国共的合作，造成双方关系的破裂，那就会犯“左”的错误。
可是，事情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即使在双方关系较好的抗战初期，他仍然十分害怕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千方百计加以限制，总想找机会加以“溶化”和消灭。对民众运动的兴起也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不愿和不敢放手发动民众，只想用政府和正规军的力量去抵抗日军的进攻，这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局势迅速恶化的原因之一。国共两党关于“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的争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要是看不到事情的这一方面，忘却以往的历史教训，以为国民党已经转变得一切都很好了，过分看重以至依赖国民党，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丧失独立自主和必要的戒备，那就会上大当，就会犯右的错误。
应该怎样处理这种复杂的关系，毛泽东在抗战中期所写的《农村调查》的跋中作了很好的概括：“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1927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
这里，不容易的是怎样根据变动着的情况，灵活地处理联合和斗争的关系，怎样恰当地掌握好两者关系中的“度”。没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是很难把它处理好的。
1937年9月22日，也就是日本向上海发动进攻后40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周恩来在7月庐山谈判时向蒋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一件大事，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对《宣言》的发表和蒋介石的谈话，毛泽东立刻毫不含糊地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我们宣言及蒋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蒋介石谈话中表现出的“自大主义”，表示“未免遗憾”。他指出，现在成立的统一战线，还不是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表现在蒋介石方面的是：在抗日问题上的始终不肯接受中共反复提出的发动民众的全民抗战的政治主张；在两党关系上，既想借重共产党的力量，又不肯平等相待，对确定两党合作形式与制定共同纲领采取消极态度。毛泽东认为，这种状况不改变，统一战线可能流于形式，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中国争取抗战胜利的责任。
《宣言》发表一周后，毛泽东为《解放》周刊撰写《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在文中指出：“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他说：从西安事变以来，“起了变化的东西是有的，并且是很大的，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是，广大的民众还没有被发动，国民党的统治政策依然没有改变，从而暴露出严重的危机。“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8月25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十大纲领，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现阶段中国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初步的纲领，只有实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国。”他还提出：“然而要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需要实行的工具，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问题。”
10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他在答问中，充分肯定中国抗战的成绩是有的，而且是伟大的；同时也指出几个月抗战中暴露的弱点：“这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
他还针对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散布“中国在打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的民族悲观主义论调，提出“克服投降主义”问题。
这时中国共产党内部在对待国共关系的问题上，一种错误观点正在滋长发展。这种“右的观点，就是不主张区别”。他们只看到国共两党一致的地方，而看不到两党在“全面抗战”(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和“片面抗战”(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抗战)等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毛泽东指出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他说：“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
毛泽东十分警惕这种危险的倾向，并在实际工作中同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明确的斗争和必要的预防。在中央常委会讨论中共是否参加政府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只是聘请个人参加而不宣布执行抗日纲领，我们不参加。”根据毛泽东等的意见，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只有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的统一战线的政府的时候”，中共才能参加。毛泽东还对陇东等地出现的对国民党无原则退让，对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委员章乃器在上海提出的“少号召，多建议”的主张，提出批评，纠正各根据地和救亡工作中出现的迁就倾向。对山西的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多次指示，要求不能参加任何倒阎的阴谋活动，但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我们的计划要放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时还是能够干下去这样一个基点上。
11月12日，上海陷落的当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看法。
他在报告一开始就提出“目前形势是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接着说：“我们赞助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抗战，即使是片面的抗战。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因为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着保卫祖国而战。”但是，“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毛泽东强调指出：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
他在这个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他先提出了“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的任务。他是这样分析的：“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
毛泽东在报告中，把洛川会议等酝酿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根本性问题，以更加明确具体的语言提了出来：“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他明确地得出结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
接着，他又提出：“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他说：“这个倾向在现时是发生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中。”那就是指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集团。毛泽东提醒大家：“一般地说来，他们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
向党的活动分子所作的这个报告在党内引起很大的震动，并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2十二月会议上的波折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以贯彻共产国际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在他回国之前，共产国际书记处于8月10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做到共1937年11月，毛泽东等在机场欢迎王明、康生、陈云等从苏联回到延安。同负责、共同领导。他提出：中国共产党面临政策和策略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担心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王明。
当时共产国际虽然已经实际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并且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把毛泽东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但对于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强调独立自主原则仍很担心。显然这种担心是不切合中国抗战实际情况的，他们举荐的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也并非是成功的经验。那末，共产国际这些意图王明是如何理解的呢？他回国后曾与王稼祥有过一次谈话，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共产国际意图的理解。王明说：“对于国内的斗争情况，我也有所了解，现在的局面很好嘛!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以后我们可以公开合法地开展党的工作，发展革命的力量。蒋介石能够再次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这是大好事，只要他愿意合作抗日，我们就可以听他的。”王稼祥知道西安事变前后蒋介石的拙劣表现，反问他道：“你以为蒋介石这样的人，能够真正合作和积极抗日吗？我们党能全听他的吗？”王明立刻回答道：“我说过了，只要他抗日，我们当然应该听他的，不仅听，还要绝对服从，不然叫什么统一战线!”
11月29日，王明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康生到达延安，同机回来的还有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冒着纷飞的大雪，到延安机场迎接。这是毛泽东和王明的第一次会面。
毛泽东还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这表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多么真诚的愿同他们通力合作开创抗战新局面呀？
可是，王明回到延安后，积极推行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他反对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处处以国际代表和领袖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他有一个讲话，很有煽动性。他说：我们能回来，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斯大林派回来的；其次他讲，我们几个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的，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并举了几个例子加以说明。在李德看来，王明在到延安后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的讲话，“可以被看作是对毛的党内政策以及全国政策的十分谨慎的批评”。按张国焘的说法是：“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王明回国后只隔了10来天，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常被称为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议的第一天就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它有一个书面的报告大纲，在会上另有一个口头报告。
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政治局会议的全体人员合影。在口头报告中，他谈了“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何巩固统一战线，即是如何巩固国共合作问题”，接着便危言耸听地说：“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
他进一步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这些指责，显然是针对毛泽东而发的。
他又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这些指责，自然也是针对毛泽东的。
他在报告中还提出许许多多其他批评，例如：“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要改造旧军队，这是不策略的口号”；“我们的斗争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说多建议，少号召，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有意义的”，等等。这些无疑仍是对毛泽东的指责。
王明强调：“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要使人家一到特区，便感觉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
由于王明说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那时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很高的威望，对与会者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民党的军队在上海地区进行了三个月的抵抗。会议期间，正好是日本侵略军包围和攻陷南京的时候，正面战场的战局处于危急阶段。许多人对洛川会议以来的统一战线工作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他在会议第三天的发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说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他说：统一战线工作“总的方针要适合团结御侮”，“目前应该是和为贵”，“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对不同意王明的一些意见，毛泽东作了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他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低到国民党方面去。”他说：“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区别，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共产党在八路军出动后，政治影响更扩大。在全国群众中组织力量虽不够，但不能看数量少，在群众中力量是大起来的。”他又说：“章乃器说少号召多建议，我们是要批评的。这是只适宜国民党现时状况。我们要在政治上有号召。”这些其实都是对王明指责的回答。
在会议的第四天，毛泽东又专门就战略问题发了言。他说：“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在持久战中领土与军队什么最重要？军队较重要。军队失败，领土不能保。应向国民党提出保存军队是基本的，过去红军便是采用这个原则。”“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军一部。”“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
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上谈到过十二月会议的情况。他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引者注：就是指王明)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他在延安整风时的政治局会议上还讲过：“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尽管王明的错误主张影响了不少与会者，对工作带来一些干扰，但从全局来看，它在党内并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因为经过十多年成功和失败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成熟起来，王明提出的那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错误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因为行不通而遭到抵制。
参加十二月会议的彭德怀回忆道：“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线办事，那就保障不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切事情都得听从国民党反动集团所谓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存在；同时也区别不开谁是统一战线中的领导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谁是消极抗日的右派，谁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这些原则问题，在王明路线中是混淆不清的。”“王明所说的内容，没有解决具体问题。”所以，有些人虽在会上作了口头的“自我批评”，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真正去贯彻王明那一套。
十二月会议在组织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安排：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中央局赴武汉领导南方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赴武汉同国民党谈判；由刘少奇、杨尚昆负责北方局，朱德、彭德怀负责北方军政委员会，加强对华北游击战争的领导。
会议还决定，中央负责处理各类来往电报的分工如下：党的工作由张闻天处理；军事问题由毛泽东处理；统一战线工作由王明处理，王明外出回到延安前这项工作由张闻天负责。为准备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筹备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书记为王明。秘书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五人组成。
3力排王明右倾投降错误
十二月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多次致电各抗日根据地的首长，要求各地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各友军和地方士绅搞好关系，“减少磨擦，团结对敌”。他强调：“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始终是我们的中心与方针。”同时，他也继续注意纠正右的偏向，亲自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起草布告，揭露国民党顽固分子破坏陕甘宁边区人民利益、破坏统一战线的活动，纠正了一部分干部对这种破坏活动的退让迁就，使各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得到比较健康的发展。
王明在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即前往武汉，是因为蒋介石想了解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态度而特地邀请他去的。那时，蒋介石和国民党党政军机关的大部分在南京局势危急的情况下已先后迁到武汉。中共中央原来要王明见过蒋介石后很快就回延安，在中央工作。可是，王明离开莫斯科时就已把国民党看得比共产党更重要，把武汉看得比延安更重要，加之他历来害怕环境艰苦，因此到武汉后，他就留下来了，把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由他担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王明到武汉以后，不仅在政治上极力推行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而且俨然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不经请示，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发出指示，把持中共中央长江局另搞一套，在组织上闹独立性。
1938年1月1日，在《群众》周刊第四期上发表由他起草而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同期并发表了他的文章《挽救时局的关键》。他还到武汉大学等处作讲演，继续鼓吹他的错误主张。
这时，国民党中右翼势力的反共活动日见抬头。1938年1月，国民党复兴社头目康泽、刘健群在两党关系委员会上公然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攻击八路军在华北是“游而不击”。国民党军方机关报《扫荡报》和《血路》、《民意》、《抗战和文化》等刊物，掀起所谓“一党运动”。2月10日，《新华日报》发表王明起草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对国民党这些言论提出批评。这种批评是必要的，但王明并不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就借用他的名义发表公开谈话，也反映了王明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的心理已到了何等地步。在这以前不久，国民党还指使几十名暴徒捣毁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的营业部和印刷厂。这些事件，对中国共产党内正确认识国民党的本质是一次现实的教育。
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的这些倒行逆施，周恩来在2月10日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对主义、信仰不欲限制各方”；“对各党派并无意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对《扫荡报》言论，认为不能代表党(引者注：指国民党)及他个人”；“对政治部副部长仍要周做”。以后，国民政府聘请毛泽东、博古、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7人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击，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中共厉害，他的人愚蠢”。
鉴于时局中出现的新情况，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接受长江局的建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以后被称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由于国民党进行的“一个党的运动”，他承认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但又认为“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统一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须在党内外进行教育。”还进一步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在第二天发言，一开始便说：“我只讲军事问题，先说战争的长期性。”他指出：“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我认为过去中国抗战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只是死守一处，结果还会失守。”“正规军分为作战兵团与守备兵团。过去共产党组织赤卫队及游击队有丰富经验，要告诉全国来学习。”“战争的具体形势，内线外线的作战是互相交错的，日本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本。”他说：“我同意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为争取国民党继续抗战，合作形式将来可采用民族联盟或共产党员重新加入国民党，但是要保证共产党的独立性。关于召开七大，毛泽东认为“须看战争的形势来决定”。他在发言中还提出要“大大发展党员，中央应有新的决议”。“只有大党才能提拔大批干部”。
张闻天在会上说：“历史决定了国共需要合作，两党中是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经验的，目前需要两党合作，但又怕我们发展。今天要利用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但又怕共产党与民众的力量。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式更复杂了。我们要看到与国民党有些磨擦是不奇怪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引导国民党进步。与国民党吵一下是难免的，但注意不要分裂了。我们无论何时不要忘记要与国民党合作，但必须时时有戒心。”“我们一方面要保证与国民党的合作，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巩固国共两党合作原则下，求得共产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
毛泽东在会上还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但一心只看重国民党力量的王明执意要重返武汉。3月1日，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决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即回来(如估计武汉、西安交通有断绝之时则提前)。”但王明连这个决议也不理睬，去武汉后一直到六中全会召开时才回延安。在武汉，他又自行写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发表。
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指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战，要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这是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战略战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文献。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要他们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这一重要文献，可是王明等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随后中共中央再次致电长江局，要他们分散刊登，但王明等仍不同意。由于同样的原因，《群众》周刊也未刊载。同年夏，他写了一首评毛泽东《论持久战》中“错误”的诗：
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
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
在第三句下还特别加注说：“此处指毛泽东假抗日，真反苏，坐待日苏战争。”
王明把持中共中央长江局破坏党的纪律和统一、反对毛泽东的这一套，在当时人们都是知道的，甚至连李德也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我们把华中局(应是长江局，下同——引者注)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月决定的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的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
为什么在坚持抗日、坚持统一战线的共同主张下，毛泽东、王明之间会产生这么尖锐的分歧？王明为什么一直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坚持他那些错误主张？毛泽东后来说过：“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引者注：指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评论。王明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不要得罪国民党，求得他们不脱离抗日阵营，以免苏联遭受两面作战的危险；至于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却不是或很少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其实，放弃斗争，一味退让，不仅不利于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不可能使国共合作真正保持下去。
这时，又发生张国焘叛逃事件。4月4日，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借参加祭黄帝陵的机会，私自逃离，在国民党方面庇护下经西安到达武汉。12日，毛泽东等致电张国焘：“希早日归来，不胜祈盼。”张国焘不听劝导，在4月17日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共产党，公开投靠国民党。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毛泽东要求全党把这件事作为教训：“每个共产党员应该不像他那样，半途放下旗子，要坚定政治方向，牺牲一切而奋斗到底，反对开小差。”
王明在武汉时仍然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根本不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看在眼里，搞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他的错误，一度在其主持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项英负责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以及新四军的工作中造成恶劣的影响，严重地阻碍了人民革命力量在长江流域的发展壮大，并导致了1941年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严重损失。
4六中全会会址和政治报告之争
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请任弼时赴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抗战政策和情况。中央政治局采纳王明的提议，决定派任弼时前往共产国际。任弼时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不仅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并且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详细的口头报告。他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包括国共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和阻碍。他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报告。这些，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1938年7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先到乌鲁木齐，后到兰州，再到延安。行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已经较多地了解中国抗战情况和王明的另搞一套，在约见王稼祥和任弼时谈话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此外，又谈到援助时说：“共产国际从他的外汇中拨出三十万美元送给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经援，对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共产党，对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也为开好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供了重要条件。9月上旬，王稼祥一回到延安，就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情况。他先将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和由苏联带回来的武器物资清单，当面交给毛泽东，然后将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所作的口头指示，作了认真的传达和必要的说明。毛泽东等商定，由王稼祥再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为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使全党认清抗战的形势和前途，明确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责任，克服右倾投降主义，党中央决定9月下旬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个决定，及时地电告仍在武汉的王明等。
这时，长驻武汉同国民党上层搞统一战线工作的王明，得知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重要指示已经回到延安。同时，王明又接到中共中央要他回延安出席六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于是，他预感到共产国际新指示由王稼祥传达，于己不利。
王明左思右想，想出一计，马上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狂妄地提出要毛泽东等全体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委员都到武汉去举行六届六中全会。他借口自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会议应该由他来主持。王明想把中共中央全会拉到他所在的武汉来开，一是想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二是想进一步表示自己对国民党的信任和积极投靠。
王明的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断然拒绝。毛泽东见到王稼祥时，指着王明的电报气愤地说：“我们共产党的中央会议，为什么要跑到国民党的地区去开？我就是不去!”
王明见此计不成，又生一计，立刻又给自己的安徽同乡和留苏同学王稼祥发了一份电报，要他迅速赶到武汉去，与他这位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先行单独商谈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问题，被王稼祥拒绝，王并催他去延安。
王明两计不成，又生出第三计。他回电中共中央：说准备回延安出席六届六中全会，不过政治报告要由他来作。一般来说，会议的政治报告谁作，就意味着谁是第一把手。王明很懂得这一套，也很会来事，非力争不可，这也充分暴露了王明极高的权力欲望。党中央电复王明：你来延安开会极好，谁作政治报告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决定，你先准备也无妨。这样，王明才离开武汉，乘火车到西安。到达西安又停了下来，觉得作政治报告之事尚未敲定，即电党中央，提出政治报告由他作才能来延安，否则就回武汉去。党中央电复王明还是到延安后再商量，开政治局会议来讨论报告内容后再定。就这样，王明才勉勉强强地回到延安。
就在王明答应从西安来延安后，9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会前，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报告抗战的形势和抗战的总结。会议第一天，先由王稼祥正式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指示和共产国际执委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他在当时写的《国际指示报告》中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王稼祥传达道：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他说：这是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的特别嘱咐。
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这些指示极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李维汉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也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着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9月15日，王明等到达延安，毛泽东、朱德以及延安各界代表前往欢迎。王明一到延安，就迫不及待地找王稼祥问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王稼祥把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告诉了王明，还特别要王明注意：季米特洛夫说，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你不要竞争了吧!王明听后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此意见与他回国时季米特洛夫提醒的意见相同，觉得自己回国后太不以为然了，并且在这个关键时刻转达这种意见，就非同寻常了。尽管如此，作政治报告还是要力争的。
中央政治局再次在延安举行会议，听取王明准备的政治报告。
他的报告内容与以前的报告、文章相比有不少改变，如开始改变速胜论为持久战，不再贬低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提出国共合作的更大责任还在国民党等。但是，这个报告继续坚持了他的一些错误主张：如强调保卫大武汉的特殊意义；宣传军队要有统一的统帅，统一的作战计划，统一的行动，统一的纪律，统一的指挥；虽不贬低游击战，但仍突出强调运动战等。会议认为王明的政治报告结合实际不够，于是请毛泽东也写个报告提纲。
9月24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就报告提纲作了长篇发言，共讲了5个问题：一、这次会议的意义；二、共产国际的指示；三、抗战经验总结问题；四、抗日战争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五、今后任务。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共产国际指示对中共政治路线的估计是“恰当的和必要的”，“这种成绩是中央诸同志和全党努力获得的”。他认为，共产国际指示的要点，“最主要的是党内团结”。他指出，“特别是有国际的指示，这次会议的成功是有保证的”。
他在讲话中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指出武汉失守的危险是存在着的，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军事意义上讲是战略相持阶段。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以团结全国力量，准备反攻。
毛泽东着重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他说：“统一战线下，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适合情况的斗争是需要的，对付顽固分子，推动他们进步是必要的。”与会多数人认为，提纲比较符合抗战实际，既有经验教训，又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会议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决定由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张闻天主持开幕式，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
5六届六中全会巩固领导地位
9月29日至11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这是1928年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会议第一天，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被选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宣布会议议事日程。这时，传来武汉情况紧急的消息，大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一封信，鼓励他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10月4日，毛泽东的这封亲笔信由周恩来带到武汉送给蒋介石。
10月12日到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六中全会作了《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共5万字，分8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六、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报告指出，在将来武汉不守的情况下，抗日战争的形势将出现许多新的情况，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它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更加困难，另一方面更加进步。在这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的新局面。“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放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他说：“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毛泽东的话使许多与会者感到豁然开朗。一位参加会议的干部在会上说：“最初有人看到《论持久战》，还不了解我们如何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此次毛的报告具体指出了过渡阶段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
报告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这段论述是毛泽东从亲身经历中国革命失败的痛苦教训中，从同党内各种错误倾向进行的斗争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他提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论断是他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不仅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对后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有深远的意义。
王明在会上作了《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10月20日，他临时又要求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一方面表示对毛泽东的报告“我都同意”，并说：“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但另一方面，又仍然强调“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
会议进行过程中，广州、武汉在10月21日和27日相继沦陷。
11月5日、6日两天，毛泽东在给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结论中，突出地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他指出：“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商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
针对王明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明确表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因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实际上，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绝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关于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从总结中国革命战争历史经验出发，强调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批判了王明只重视正规战而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观点。他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因此，“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
他在结论中还说：“团结的要点是政治上的一致。此会上一切主要问题无不是一致的，这就保证了全党的团结。”由于这些主要问题上的是非已经分清，毛泽东对十二月会议以来同王明在政治上的分歧着重用正面说理的方式来进行总结。
对王明本人，毛泽东采取温和的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毛泽东说：王明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经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
后来，毛泽东对这样对待王明问题做过解释：“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
对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毛泽东提出“应予平反”，没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他说：对萧劲光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对瞿秋白、何叔衡等的处罚“皆不妥当”；对周以栗、余泽鸿在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是不对的，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所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罗明路线除个别人外，被处罚者应“宣告无罪”；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于11月6日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
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批判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和那种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合法运动的错误。
全会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全会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照搬”、“硬套”的教条主义。
鉴于武汉已经失守，会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南方局；决定王明留延安工作，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随后，他又担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鉴于党处在抗日战争的新环境，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分子违反组织纪律，张国焘由反党反中央的分裂活动发展到1938年4月叛党投靠国民党等情况，会议还特别做出《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其中第十六条规定：“各政治局委员未得到中央政治局之委任，个人不得用中央政治局名义或全党名义发表对内对外的言论文件。”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使全党干部明确地认识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路线，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军队中的领袖地位。尽管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但毛泽东在全局考虑和有利于工作着想，不调整中央政治局，仍以张闻天负总责，自己仍任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这种真正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与争权夺利的王明之流相比，不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吗？
如果说，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纠正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那末，中共六届六中扩大会议就是批评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军队中的领袖地位。
所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曾经指出：“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关键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着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从那时起，王明这棵赫赫有名的牡丹花，也开始凋零了。
二、培训千百万抗日干部
1在抗大任教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与持久抗战的需要，抗日前线和迅速扩大的各抗日根据地迫切要求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各项工作。但现有的干部队伍，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这就把迅速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的任务，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又一个异常突出的大问题。
毛泽东比较早就意识到这项工作的紧迫性。抗战爆发前夕，他曾向全党呼吁：“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花了很大力气，亲自来抓这项工作。他一方面要求各地迅速恢复被打散的组织，寻找旧的关系；另一方面，更重要是，在延安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来培养各方面的干部。
那时候，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呼唤下，大批爱国人士，特别是知识青年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难，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入延安。为什么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延安会对要求抗日的人们产生这么大的吸引力呢？有一位青年这样说：卢沟桥事变时“我在上海，立刻就去南京投效工作。但是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就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是这样走掉了”。“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觉得顶好只有向第八路军学习。延安的领袖们有伟大的政治经验，而且特别精于游击战术和民众运动。我们到西北来学习这些东西。”
一走进延安，许多人立刻看到一个充满生气和活力的新天地，看到一种真挚而平等的新的人际关系，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摄影家吴印咸回忆道：“深厚坚实的黄土，傍城东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耸入云的古宝塔，以及那一层层，一排排错落有序的窑洞，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毛泽东非常珍视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人，把他们看作革命队伍中的新鲜血液，提倡开办各类学校，把他们培养成各方面的专门人才。他常常说：“出人是要紧的事，出了人便可以派出去。”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措施。
1938年，毛泽东在抗大作报告。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延安亲自领导开办的学校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等。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专门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是延安最有影响的学校。它的前身是“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1日在瓦窑堡成立。
开学典礼就在一座旧庙堂门前的空地上举行，这座旧庙堂就是“红大”校部。会场上，几张破旧的长条桌一摆就成了主席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主席台上就坐。
台下的第一期学员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毛泽东讲话。毛泽东愉快地从主席台上站起来，高声讲道：我党创办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民族解放战争的到来，为了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需要培训干部，提高干部。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出校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去工作。
毛泽东非常重视红军大学，他自己兼任红军大学的政委。每当红大开展重大活动时，毛泽东总是亲自去参加指导，并给学员作报告或讲课。
为了讲好课，课前毛泽东经常作广泛的调查。晚上，他在窑洞前的大树下挂起马灯，邀集来自不同部队的干部学员聊天，了解情况。讲课时，他利用大量的事实和材料说明问题，分析得有条有理，大家越听越爱听。
1936年12月的一天，毛泽东身穿一套红军军装，骑着马赶到红军大学，学员们已经集合好，准备听毛泽东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他说，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独特的开场白把学员们带进了一个神奇的理论天地。课堂里，除了毛泽东的声音在空中回荡，其余的人都在静心听着，生怕丢掉一个字，文化程度稍高的学员则拼命记笔记。
接着，毛泽东开始转入正题，他深入细致地讲述了战争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明显特点等。他总结说：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战争规律，不懂得从这些特点产生出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把红军同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作与一般战争或苏联内战相同，机械地照搬一般战争经验和苏联军事指导原则，就不能不招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毛泽东为抗大题写的校训。毛泽东分三次讲完了这一课题，学员们为毛泽东渊博的学识和透彻的说理所折服。下课后，学员们还是不肯离去，围在毛泽东周围，提出许多问题，毛泽东耐心给大家讲解，直到深夜毛泽东才摸黑走山路回去。
1937年1月20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毛泽东亲自担任这个委员会主席。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题词，规定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还题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8个大字，为抗大的校训。
他的一些重要着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都被列为抗大的必读教材。抗大的学员，一部分是从部队中抽调的红军军政干部，一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学校选调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校工作，如刘伯承、林彪、罗瑞卿、徐向前、张际春、滕代远、何长工、李井泉、彭绍辉、许光达、莫文骅、李志民、胡耀邦等。同时，又从大后方请了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等学者到抗大任教。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共产党的大事，不是小事”，一定要抓紧抓好。
每当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或结业式时，毛泽东都把它看作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通常都要到会讲话，鼓励学员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走出校门要向社会学习，指出“那是无字之书”。毛泽东常常告诫他们，革命的道路如河流一样曲折蜿蜒，要准备走“之”字路，走“之”字路，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
抗大第二期开学的那一天，毛泽东出席了开学典礼。他说：“欢迎大家到抗大学习。抗大是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刀，去革新社会，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抗大学员中很多是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低，连年征战，很少受到系统的理论教育。还有些人字都识不了几个，所以毛泽东在给他们讲课时，为了使学员们听得懂，常常深入浅出地讲述抽象的理论问题，他的课既幽默风趣，又生动活泼。毛泽东后来回忆：“那时我可讲得多，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他讲课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军事、哲学、历史等，其中主要是谈战略问题。毛泽东强调要“提高战略空气”。他说：“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的安置小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全局的图画，也才有大的发展。”他要求学员们在政治上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在军事上要努力学习军事理论，这些都是战略问题。
一次上课，一些人对“矛盾”这个词一下搞不懂。毛泽东就打个比方说：“矛盾就是‘打架’，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打架，你要战胜我，我要战胜你，互相斗争，这就是事物的矛盾。”
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讲演。毛泽东正讲着，瓦匠在房顶上修房，“叮叮当当”敲个不停。毛泽东随即就说：“我们和瓦匠也在打架。我们上课需要安静的环境，他却在房顶上敲打。我们要上课，他要工作，这就发生了矛盾。毛泽东接着说：一个人脑子里有两种思想，也在经常打架……”很多深奥的哲学道理，经毛泽东这样一说，就清楚明白了。
讲实践论，毛泽东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我在师范上学，当教员出身，从来没想到自己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带起队伍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山上先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才产生了打游击的十六字诀。”
讲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时，毛泽东说：“延安西北菜院里有个老师傅，50多岁了，炒菜炒了三四十年，人家总愿意到那里去吃，因为他的菜炒得非常香。他炒的菜为什么这样受人欢迎呢？他开始也是没有经验，盐放多了就咸，放少了就淡，大家提意见。可他在长期的实践中慢慢地摸索，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炒菜技术，今天你们叫他讲，他能讲出一大套道理，这就是由感性提高到理性，就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
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在城外一个傍山的旷场上接见了抗大全校2000多名师生。
第三期学员这天举行毕业典礼，毛泽东的讲话就从他们谈起。他说：“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算第二课；现在第二课上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
毛泽东还针对“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一教育方针，强调要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把三者结合起来很关键啊!”毛泽东引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人物作比喻，说：“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
毛泽东还特别提到那匹白马，说：“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毛泽东的分析，通俗易懂，给学员们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毛泽东对抗大学员十分爱护，同时也要求严格。1938年，毛泽东针对抗大学员中存在的思想问题，亲自给他们上思想修养课。
抗大的早操，有一个科目是爬山，有的学生不愿爬，就发牢骚：“我们来延安，为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懂得怎样革命，你们为什么老搞爬山主义呢？可不可以把马列主义增加点，把爬山主义减少一点？”
毛泽东说：爬山是作战的需要。我军在华北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山地是我们的依托，指战员都应该成为爬山的能手。侵占华北的日军穿着大皮鞋，爬山相当快，就是平时练出来的，动作慢了就要吃亏。练习爬山，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毛泽东左手叉腰，挥动一下右手，继续说：红军长征时，依靠爬山速度快，打了许多胜仗，甩掉了前堵后追的数十万敌人，胜利到达了陕北。身体弱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开始时掉队，不算丢面子。慢慢来，追上去，需要一段艰苦锻炼的过程。山还是要爬，不能说成是什么主义。
还有的学生发牢骚说：“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更名副其实。”
对此，毛泽东说：“抗大不断扩大，学员数量成倍地增加，学校要办，又缺少经费，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一个办法，叫做‘艰苦奋斗’。不得已而为之呀!你们吃的、穿的、住的、烧的、用的东西很多，大量的服务性工作由谁承担呢？可以不可以调一些战斗部队回延安，代替抗大的学生担负这些日常的劳动？如果那样去做，是增加抗战的力量呢？还是减少了抗战的力量？办抗大是为了抗战，减少抗战力量的事情，咱们能不能办？”
毛泽东入情入理的分析，深得人心，很快解开了一些抗大学员思想上的疙瘩。抗战八年中，抗大先后办了八期，总校和分校共培养出20多万干部，大多在各条战线上成为骨干力量，对争取抗战胜利，对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2依法惩治“老革命”
毛泽东虽然非常爱护抗大的党员干部，但是对他们也严格要求。如果他们中间有人犯下不容赦免的大罪，不管过去有多少斗争历史，一定严惩不贷。
1937年9月，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而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案发后，毛泽东认为应该对黄克功处以极刑。他写信说：“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
1937年9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刚刚成立后的一个月，在延安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凶杀案。这就是当时在延安轰动一时的“黄克功案件”。
毛泽东为严肃法纪，教育群众，审慎而果断地解决了这宗棘手的案件。
杀人犯黄克功，是井冈山时期的红军老战士，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虽年仅26岁，却是身经百战。1937年进驻延安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
被害人刘茜，只有16岁，山西定襄人，是陕北公学女学生。她年轻貌美，能歌善舞。七七事变后，刘茜由家乡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十五队学习。当时，黄克功正是第十五队队长。刘茜崇拜黄克功这位长征红军，对他产生好感，不久，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相处久了，初恋时的浪漫情感渐渐淡化，而两人生活情趣、习惯爱好等方面的差异却日见明显。
黄克功行伍出身，耿直爽快，带有一板一眼的工农干部作风。
刘茜是生活在城市的女学生，多情浪漫，渴望丰富多彩的情感生活。她嫌黄克功古板、单调，为此常常苦恼，终于另觅新欢。
黄克功为此痛苦极了。
初秋的一个夜晚，黄克功独自到陕北公学找刘茜，约她到延河边散步，作最后的“谈判”。
秋风阵阵，繁星闪烁。两人却无心欣赏这美丽的夜景，只是默默地走着。
黄克功终于打破沉默：“刘茜，你太不忠贞了，我们明明确立了关系，你怎么又跟别人好上了。”
刘茜沉默了半晌，开了口：“我觉得我们之间出现了裂痕，感情不投，还是分手好。再说，在未正式办理结婚之前，我有权另找对象。”
黄克功急了：“你难道不知道我对你的感情，你这么无情无义？”
刘茜毫不相让：“我有这样的自由!”
两人越吵越凶，黄克功被激怒了。他拔出手枪，对她威胁：“你要不和我恢复关系，就别怪我不客气!”
刘茜盯着手枪说：“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黄克功完全失去了理智，怒火万丈，不由自主地扣动了扳机。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刘茜倒在了血泊之中。
黄克功踉踉跄跄，没有报案就回到了学校。
第二天，人们在延河岸边一块大石头旁发现了刘茜的尸体。
案情很快得以侦破，黄克功被逮捕收审。
这件骇人听闻的案件使人们议论纷纷。
毛泽东对此事异常气愤。如此性质恶劣的事件也使他陷入沉思。陕甘宁边区政府刚刚成立，百业待举，怎么出现这样的事情呢？毛泽东多次指示，要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抗日的及政治民主的模范区域。特别要以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其干部无私忘我的工作和廉洁勤俭的作风，赢得人民的信任。因此，边区政府一成立，便先后公布了《关于坚决清洗腐化分子的通知》和《惩治贪污条例》等，着力加强廉政建设，强调“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对于那些触犯刑律法纪，确实已经腐化了的坏分子来说，党龄、地位、功劳、职务等，都不得成为他们‘赦免’，开脱的借口”。
虽然三令五申，可如此严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消息传到西安后，国民党报纸大肆宣传，说什么“延安出了桃色事件，红军干部枪杀女学生”等等。
究竟应该如何处理这一事件，众说不一。当时在群众中有不少人认为黄克功身为革命军人，共产党员，强迫未达婚龄的少女与其结婚，已属违法，达不到目的，竟下此毒手，实属革命队伍中的败类，理应严惩，以平民愤。也有人为黄克功求情，说黄克功少年时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战功卓着，而刘茜三心二意也有责任，应该给黄克功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毛泽东亲自到抗大研究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意见。他神色严肃地说：“我们正从全国各地吸收大批知识青年来延安学习，黄克功的行为有极大的破坏作用，一定要审判处决，严肃法纪。”于是，边区高等法院组成了以雷经天为审判长的合议庭，审理此案，经过调查审讯，决定判处黄克功死刑。
黄克功得知后，向中央军委写申诉信，要求从轻发落。
毛泽东仔细阅读黄克功的信，读完信，他紧锁眉头。虽然黄克功承认犯罪，虽然他对革命有功，但为着个人生活问题，不顾抗战大局，目无组织纪律，违犯边区政府法令，丧失理智枪杀革命同志。这样的错误，能够原谅吗？如果不加以严惩，用什么来教育群众，用什么来树立边区政府的威望？想到这些，毛泽东更感到了案子的分量。他挥笔给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了一封信，请他在公审大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宣读。
1937年10月11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陕北公学的大院里，对此案件召开公审大会，边区政府高等法院刑庭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来了。
审判长雷经天命令把犯人黄克功带进会场。
审判大会开始，黄克功站在面向法庭的位置上，发表他个人的申诉。他向法庭陈述了他的简历，毫不隐讳地坦白交待了犯罪经过，并且作了扼要的检查。
审判长问：“你有什么请求？”
黄克功说：“希望给我一挺机关枪，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不要死在自己人的法庭上。”
雷经天当众宣读毛泽东关于此案的指示信：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每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听完毛泽东的信，黄克功悔恨交加地低下了头。
审判长雷经天庄严宣布：“处黄克功以死刑，立即执行!”
行刑队押着黄克功走向刑场。
这件事平息之后，老百姓对毛泽东、共产党大加称颂，边区政府的威望也大大提高。
后来，毛泽东谈起这件事时说：“这叫做‘否定之否定’。黄克功枪杀了女青年，这是一次‘否定’，给共产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我们枪决了犯人，否定了他，在群众中又挽回了影响，使群众更拥护我们了。”
3创办其他学校
随着形势的发展，来到延安的青年越来越多。一所抗大已不能满足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新的学校——陕北公学。
这所学校由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张云逸、成仿吾等人筹办，艾思奇、何干之、何思敬等着名学者任教。李维汉回忆说：“陕公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创立的。特别是毛泽东，他在繁重的工作中，还常对学校的任务、办学方针等关键问题，给予及时的指导。”
陕北公学是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毛泽东对陕公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陕公是全中国的缩影，“陕公是代表着统一战线，陕公是一幅进步的缩图”。陕公前后办了近4年，培训出1万多名干部。
鲁迅艺术学院也是毛泽东倾注了不少心血的一所学校，是由毛泽东等发起创办的。这是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学校，由沙可夫、李伯钊等负责。
毛泽东非常钦佩鲁迅，说自己“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1936年，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去工作。行前，毛泽东和他长谈了一次，嘱咐他一定要好好团结鲁迅先生。因为他是一面大旗，能够唤起民族的抗战热情。毛泽东经常用鲁迅的精神来教育青年和文艺工作者。他说：鲁迅具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伟大的“鲁迅精神”。他还说：“今天第一条是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才是我们自己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鲁艺培养出一大批文艺干部，创作出一大批宣传抗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作品，对发动和组织群众起了重大的作用。
1938年4月，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讲演。毛泽东还经常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以及由他提议创办的中国女子大学等学校讲课。
到六中全会召开时，这些院校已培养了几十万干部，其中共产党员达到25万人。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培养干部的问题提到更高的地位来看。他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他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就花了这样大力气，自己动手，来抓这件事，是十分有远见的，效果也是极为明显的。
大批知识青年来到延安，也给这里带来了新的蓬勃朝气。每天傍晚，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都会有年轻人的欢笑声和歌声。“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一曲抗大校歌凝聚着千万颗青年人的心声。毛泽东常常出现在他们中间，无拘无束，谈笑风生。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1938年秋，贺子珍离开延安一年后，毛泽东同从上海到延安抗大学习的江青结婚。这次婚姻上的错误选择，给毛泽东后来的生活，特别是他的晚年带来极大的不幸。
三、接待访问延安的朋友
1在延安洞里与梁漱溟坦诚交谈
抗日战争前，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和“围剿”，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被迫处于同外界隔断的状态下。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种种主张令人们感到耳目一新，引起国内外广泛的注意。许多人来到延安访问，梁漱溟就是其中的一位。作为中国乡村建设派的领导人，梁漱溟在南京被日军侵占后即跟随国民党政府到武汉。
在去武汉的路上，梁漱溟看到国民党的军队无心抗战，只顾逃命的情形，令他对国民党政府十分失望，也使他对抗战产生了悲观的情绪。这时，他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的问题上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颇感兴趣。中国抗战的前途在哪里？中国的前途在哪里？为此他苦苦地思索，希望得到满意的答案。由此，他产生了要去延安见见毛泽东、亲自听听毛泽东的意见和想法。他把自己的愿望告诉中共方面，中共表示欢迎他去延安看看。
1938年1月初，梁漱溟到达延安，先见到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张闻天。经张闻天的介绍，知道毛泽东当时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并被告知毛泽东日常生活是昼寝而夜间会客办公，于是他和毛泽东的会见也被安排在晚间。在延安期间，梁漱溟和毛泽东进行了两次通宵达旦的谈话。
第一次谈话是在延安城的一间瓦房里进行。其实，毛泽东同梁漱溟并非第一次见面。早在1918年他们就同在北京大学工作。当时，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寄宿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昌济家中，而梁漱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同杨昌济关系密切，可说是忘年之交。梁漱溟到杨昌济家时，毛泽东常去为他开门。
1938年1月，毛泽东会见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梁漱溟。这次毛泽东和梁漱溟见面时，毛泽东一开头就说：“梁先生，我们见过面啊!民国七年，北京大学，你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馆管理员。你常到豆腐池胡同的杨怀中家中来聊天，每次，总是我开门。后来，杨先生病逝，我就成了杨家的女婿。”梁漱溟想了一下，说“有这回事”，并赞扬毛泽东的好记性。他们寒暄了一会儿后，谈话即转入正题。梁漱溟在交谈中，很坦率地谈了自己对抗战前途的失望和悲观的看法。向毛泽东问了“中国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等问题。
在梁漱溟谈话的过程中，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听着。待他说完，毛泽东斩钉截铁地指出：“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随后毛泽东着重分析了国内和国外的情况，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等情况，来阐述中国必然要胜利，日本侵略者必然要失败的最终结果。毛泽东对形势、特别是对抗日战争前途的分析，用梁漱溟自己的话说：“确使我头脑开窍，一扫悲观情绪，受益良多。”
梁漱溟先生回忆和毛泽东的谈话时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毛泽东这次同我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他写成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由于《论持久战》这一力作的问世，在更大的范围内一扫抗战前途悲观论、亡国论的观点，其作用当然比毛本人找某一个人或几个人谈一次话，透露一些消息大得多了。”
这次毛泽东和梁漱溟先生的谈话从下午6点，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
毛泽东与梁漱溟的第二次长谈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梁漱溟头一天把他的新着《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泽东。谈话时，毛泽东说他已看了这本书，并写了许多批语，他请梁漱溟看这些批语。1月12日，毛泽东在给艾思奇的信中提到梁漱溟的这本书，并说此书“有许多怪议论”。
梁漱溟回忆道：“他对我说，你的着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现阶段的中国革命重担已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这次谈话主要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毛泽东和梁漱溟发生了争论。
梁漱溟说：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根据这种分析，梁漱溟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的观点。所谓“伦理本位”、“职业分途”，梁漱溟当时分别作了解述。“伦理本位”，指的是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尽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也为社会。“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能稳定、发展。
梁漱溟回忆说：“我讲了许多，毛泽东耐心听着，有时插话。他强调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这都是对的，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他说我的观点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我则说他是太看重了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
“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虽然谁也没有说服谁，但毛泽东的气度和风貌，给梁漱溟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正如梁漱溟回忆说的：“他穿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40多年来，毛泽东和梁漱溟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仍然没有取得共识。
1939年初，梁漱溟去鲁豫苏皖地区进行了8个多月的敌后抗日游击区考察。通过这几个月在游击区的观察，使他深有感触。他说：我感受最深的是，正如毛泽东一年前在延安同我谈话中所说，无数抗日志士和广大人民群众这样不怕牺牲，奋起抗战，坚持到底，中华民族是一定不会亡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这个结论有着充分的根据。
2礼遇卫立煌
卫立煌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五虎将”之一，英勇善战，屡立奇功，且1935年担当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但是他与蒋介石的矛盾非常深，敌对意识强烈，实乃蒋“嫡系中的杂牌”。因此，国民党军队中很多高级将领都看不起他，认为他是大老粗，不学无术，尽管能打仗，可是没有政治头脑，不能独当一面。对此，卫立煌一直心存芥蒂，他慢慢地把他自己司令部里的“特字号”人物明升暗调，统统送走，专找没有“政治背景”的人和同乡来充当他的部下，培养自己的势力。
抗战开始后，卫立煌跟共产党人有过多次接触，亲眼目睹了八路军的军风军纪。对此，他很欣赏，认为八路军是最忠勇爱国的友军。他急于想知道共产党、八路军的许多长处，于是默认八路军里的一位中共秘密党员赵荣声来当他的秘书。在他看来，这些人坚决抗日，与他没有实际矛盾。另一方面，中共领导人对卫立煌的政治倾向和处境很重视，对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他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在华北抗日前线，周恩来、朱德都曾会见过卫立煌，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分析了当前形势、前途和战略战术，使卫立煌敬佩不已。
因此，他早就萌发去参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驻地延安的念头，只因战局紧张，使他无暇一行。1938年4月的一天，蒋介石忽然拍来电报，让卫立煌去洛阳开会。为了节省时间，假道陕北南行便成为合理合法的了。一连几天，卫立煌都在忙着做各种准备，甚至在深夜还在看《解放》、《群众》和《新华日报》等报刊，他还让他的秘书赵荣声为他准备了到延安去的讲话稿。赵荣声很快便为他写好了讲稿，并连同延安当时新出的各种刊物一起送给了卫立煌。
1938年4月17日这一天，天刚亮，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的十几辆大卡车便由黄河西岸的延水关开往延安。
毛泽东与卫立煌合影。赵荣声曾亲自撰文生动地回忆了卫立煌此次延安之行的盛况和初见毛泽东时的情形：
到了延安城我们受到热烈的欢迎，其盛况出人意料。离延安城二三十里即发现新贴出的用红绿纸写的标语，上面写着“加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欢迎卫副司令长官”等标语，越近延安城越多。车到延安城外，远远就看到欢迎的队伍排列在道路两旁。走近一看，许多机关都派人来了，各学校差不多都出来了。汽车一到即敲锣打鼓，呼喊口号，此起彼伏，非常热烈。我对于延安的情况是知道一些的：1937年4月，我第一次到延安，对于延安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第二次是10天前，跟新成立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一起，在延安逗留3日；这一次可以说是第三次到延安了。延安有多少人口，多少机关，我心中大致有个数目。现在，我在车窗中看见这么多的人，看来延安是倾城而出，礼遇之隆重恐怕是延安城中空前未有的，可以看到延安人士盼望国共合作的热忱，可以看到延安人士对于和八路军并肩作战的友军的热情。我想卫立煌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热烈欢迎的场面，我自己也觉得深受感动。
车队抵达城门不远时，前面两辆汽车停歇下来，卫立煌等人走下车来，滕代远参谋长、十八集团军陕北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交际处处长金城等人赶紧迎接上来。其余10辆大卡车没有停留，一辆接一辆地直向南开。滕代远参谋长等陪伴卫立煌一行，走进贴满标语的城门，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走到城中一个接待处。这时，毛泽东已跨出客厅房门半步，表示欢迎，和每个客人亲切握手。
主客寒暄之后，卫立煌即称赞八路军对日本作战打得非常好，表示敬佩，觉得自己有机会来到延安，有机会聆教，非常荣幸。毛泽东也夸奖卫氏抗日坚决，和八路军友好，说我们要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毛泽东谈锋极健，首先谈到国共合作的重要性，继而谈到反对投降主义的问题。他认为目前国际和国内均有投降主义在活动，这是一种很大的危险，我们决心抗日的人次不能忽视。我们必须把片面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在政治上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造，也有改造的可能。
话题一转，政治家又变成军事家，毛泽东对于日军的动向作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目前在山西的抗战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我们大家都在山西拖住日军的尾巴，日军从风陵渡过黄河，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截断中国和苏联的国际路线，进一步压迫中国投降。根据我们的判断，最近日军要进占徐州……卫立煌和郭寄峤等人听了，极其钦佩。
毛泽东接着谈到八路军深入敌后，冒着很多困难，弹药消耗很大，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特别是医药卫生器材缺乏，快到夏天了，夏服还没有影子，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希望卫总司令帮助向主管部门催促。卫立煌当即表示一定要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客人除了卫立煌，还有两个参谋长和一个参谋，一个秘书，共5人。主人方面除了毛泽东，作陪的还有滕代远参谋长、萧劲光主任，一桌共坐了8个人，筵席非常丰盛。延安方面向来有一个好客的风俗，自奉极其清苦，有最美好的食品都拿出来飨客。毛泽东在席间谈笑风生，宴会历时甚长。卫、郭等前些日子在山西受日寇追击，给养补充不上，有什么吃什么，体重都减轻了，现在对于每一道菜都非常满意，饱饱地吃了一顿。
半个月以前在西安，林伯渠嘱咐我随战地工作团北行经过延安的时候，去见一见滕参谋长。后来战地工作团离开西安前往延水关，果真经过延安，在延安停留了3天，我乘全团参观抗大听刘少奇报告的机会，自己秘密去见滕参谋长，把我怎么进入卫立煌司令部及在那里所见所闻，向滕参谋长作了详细的汇报。滕参谋长又带我去一个设在抗大范围内的窑洞——中央军委统战部，向当时正在这个窑洞里值班的刘向三同志汇报。没隔多久，今天我又陪卫立煌由延水关到延安，和滕参谋长就不陌生了。我到达延安没有多大一会儿就偷偷地把预先写好的材料——新的情况——交给了他，并且在客厅外面的过道上简单地交谈了几句。滕参谋长闻悉卫立煌已背好了到抗大演讲的稿子，就临时更改了接待卫立煌的日程，下午就请他参观抗大。这样，饭后没有多事休息，拍了几张毛泽东、卫立煌的照片和8个人的照片，两部黑色的小汽车就驶往抗大了。
到了抗大，罗瑞卿副校长先对卫立煌一行介绍了抗大的历史和现状，然后带领他们参观了学生的宿舍——学生自挖的窑洞，看了学生的课堂——破砖砌的台子是座位，两个膝盖就是书桌。卫立煌频频点头称赞道：中国各地都像你们这样搞起来，还愁日本鬼子打不走吗？参观后请卫立煌去大操场演讲。卫立煌一上台，下面不断高呼口号。卫立煌非常激动，丢开事先背熟的讲稿，临时用朴素的语言另讲了一套。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只有和八路军合作，才能战胜日本，表示今后要继续和八路军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坚持华北抗战，反对投降妥协。他每讲一段，下面就呼口号，越呼口号，他讲的劲头越足……
抗大学员在听报告。当晚，延安各界举行盛大欢迎晚会，到会的有各单位代表数百人。当毛泽东陪同卫立煌进入会场时，全场鼓掌历时数分钟之久。李富春主持大会，毛泽东致欢迎词。毛泽东指出：卫立煌将军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领导者，此次过延，希卫将军对边区工作加以指示。
在热烈的掌声中，卫立煌发表了意义深刻的讲话，他说：“此次奉命赴西安，系指挥黄河南北两岸部队，继续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这次抗战中把我国的弱点、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一是不团结现象，而受到了局部失利，但由于抗战继续坚持，我们的弱点逐渐消灭了。第二没有组织，没有坚强的领导。今后要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筑成一道万里长城，来打击日本强盗的进攻。”最后他称赞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的模范，应该把边区好的例子更加发扬起来。
之后，延安鲁艺的师生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毛泽东和卫立煌并排坐着，谈笑风生，十分融洽。
延安之行对卫立煌一生的思想和行动影响很大，他钦佩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和胆识。从此，卫立煌对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看得更多了，而且更多的是翻阅文章的内容了，他还特别要秘书陪他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对于抗日战争，卫立煌原来有“速胜论”、“唯武器论”的思想，《论持久战》一书对解决他的这些思想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通过毛泽东这本书，他认识到抗战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相持阶段才能进入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在战争中须经过内线与外线，包围与反包围，根据地由小块逐渐变成大块等环节，而根本的问题在于发动群众。这些认识使卫立煌对于八路军独立自主地打游击战，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并更加同情了。
离开延安之后，卫立煌就筹集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送给第十八集团军。用他的话说就是：“第二战区的军队都受我指挥，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样看待。十八集团军打得很好，我们就要充分供给。”
此后，当卫立煌的部队转战山西时，他还曾多次跟他的秘书谈及他对延安的印象，和对毛泽东的印象。他感叹道：“要想战胜日本，恐怕只有学延安的方法。”可见，这次访问延安对他影响之大。
1938年7月的一天，刘少奇经过卫立煌的住处到太行山去。他带着毛泽东给卫立煌的亲笔信以及卫立煌在延安时和毛泽东等拍的照片。对于从延安带来的照片，卫立煌视如珍宝，非常喜欢，包了又包，收藏了起来，他的秘书想要一张，他也没给。
3会见白求恩大夫
到延安访问的朋友中还有一些外国朋友，毛泽东非常重视与他们的交往。白求恩大夫就是一位颇令毛泽东尊敬的外国友人。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3个钟头的面谈，给白求恩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同志那样感动着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诺尔曼·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着名的胸外科专家，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1936年，当德国法西斯匪徒利用西班牙法西斯军阀佛朗哥发动侵略西班牙的战争时，他曾亲赴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一个医疗队来到中国，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武汉时，周恩来亲切会见他，并向他介绍了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战争的大好形势。国民党企图把他留在武汉，他拒绝了，他严正表示：到延安去，到抗日前线去。
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他终于冲破了国民党的重重阻挠，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充满生机的革命圣地延安。他曾这样描述他对延安的印象与认识：“在延安，我见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延安是中国管理得最好的一个城市。在汉口，我所看到的是一片混乱和优柔寡断、昏庸无能的官僚政治的种种令人灰心的现象。而延安的行政部门却表现出有信心和有目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为什么目的而奔忙。”这些印象使他更加坚信了自己到延安来的选择是正确的。
就在白求恩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即1938年3月的一天，他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要会见他，而且就在当晚。想见见这位仰慕已久的革命领袖，是白求恩来中国的心愿之一，为此，他高兴得难以自制。他匆匆换上刚发给他的八路军灰布军装，扣好每个扣子，又从皮箱最底层拿出一个皮夹，郑重地放在衣袋里，作好了会见毛泽东的一切准备。
毛泽东在会见白求恩。晚上11点，白求恩走进院子，毛泽东迎到了门口，紧紧握着白求恩大夫的手，把他请进了窑洞。白求恩望着眼前这位魁梧而有些消瘦的人，他虽穿着一身常见的灰布棉衣，袖口和膝盖上打着补丁，脚下是一双普通八路军战士的棉鞋，但眉宇间透出勃勃英气，眼里闪着坦诚和智慧的光彩。白求恩庄重地向毛泽东行了一个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战斗军礼，并把带来的那个皮夹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打开皮夹，那是一个加拿大共产党员的党证。毛泽东为这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一片赤诚所感动。他们面对面地坐着，就像阔别多年的老朋友、老战友似的，亲切地交谈起来。毛泽东首先高兴地说：你们来解放区，说明了加拿大人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团结和战斗友谊，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
白求恩大夫向毛泽东转达了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的亲切问候，详细地介绍了加拿大、美国、西班牙人民的革命斗争情况。毛泽东听着，不时频频点头，表示钦佩和赞赏。然后毛泽东向他介绍了中国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情况，回答了他所关心的问题，透彻地阐述了我军必胜、日寇必败的道理，使他深受感动。
谈到工作时，白求恩大夫热情地说：“在中国的抗战中，我觉得最能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组织战地医疗队，在前线附近工作，照顾重伤员。”毛泽东沉思着。八路军目前还没有战地医疗队，而且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药品、器械和医务人员极为缺乏，按照西方的标准，八路军简直没有什么医疗机构。他告诉白求恩：“很不幸，目前重伤员中死亡的人太多了。”白求恩赶忙说：“他们有很多是能够救活的。根据我在西班牙的经验，只要前线附近有战地医疗队，重伤员中百分之七十五可以恢复健康。”
“百分之七十五？”毛泽东的思想一下子完全集中到这个数字上。毛泽东想到，从我们的后方医院几乎没有重伤员到多数重伤战士能够避免牺牲，这等于我们的战士可以有两次，或更多次的生命打击敌人。白求恩期待着毛泽东的决断。
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好极了，那就请您立刻组织战地医疗队吧，前线很需要你这样医术高明的大夫。”“好!”白求恩同志爽朗地答应着，脸上浮出满意的笑容。毛泽东很关切地说：“前线很危险，任务重，条件差，生活艰苦，请您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夜是漫长的，毛泽东与白求恩的谈话继续进行着。他们从国际局势谈到国内政治和军事斗争，从白求恩以前的经历谈到现在面临的工作。白求恩觉得毛泽东实在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人物，在他身上各种不同的知识和才能似乎浑然天成，而其谈吐又极为平易近人。他甚至极为关心地向白求恩请教在冰河的冷水中储存血液的经验。
就这样，他们没有间断地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而毛泽东还像谈话刚开始那样，精神仍是那么饱满、思维仍是那么敏锐。
毛泽东把白求恩送出窑洞门口握住他的手说：“请白求恩向加拿大和美国朋友转致谢意!”并再三嘱咐他，“到前线有什么问题和困难，一定要写信来”。
白求恩大夫回到住处后，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取出打字机，把这一难忘的会见记在了日记中：“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窑洞里和毛泽东同志面对面坐着，倾听着他那从容不迫的谈话的时候，我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怎样领导着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山区的黄土地带……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同志那样感动着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不久，白求恩大夫东渡黄河，来到了晋察冀边区。他带着一支八路军战地医疗队，转战各个战场，冒着枪林弹雨，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抢救了千千万万的伤病员。在斗争的实践中，为我们培养了大批医务工作者。
在紧张的工作中，白求恩给毛泽东写过许多信，汇报工作情况，对医疗工作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毛泽东也一直关心着这位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视为己任的外国同志。他曾在给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司令员的电报中指示：“请每月给白求恩同志100元，……同意任白求恩同志为军医卫生顾问。对其意见、能力完全信任。一切请视伤员需要斟酌办理。”并写信鼓励白求恩同志。
白求恩同志很感谢毛泽东对他的关心，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一切均已供给。该款若系加拿大和美国汇给我私人的，请留作烟草费，专供伤员购制烟草及纸烟之用……”白求恩同志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总是把一部分生活费用节省下来，给伤员买药，买补养品。他深受同志们的尊敬和爱戴。在前后方到处传颂着白求恩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克服困难抢救伤员的动人事迹。
不幸的是，就在白求恩来华工作的第二个冬天，即1939年11月12日黎明，白求恩在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他的手指被碎骨划破而中毒，逝世于河北省唐县的一个山村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不仅为能在中国工作而自豪，而且仍想念着毛泽东。他握住周围同志的手说：“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
听到白求恩大夫牺牲的消息后，毛泽东非常悲痛。在延安各界为白求恩举行的追悼会上，毛泽东亲笔写了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白求恩大夫逝世不久，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和战斗中，写下了《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赞扬了白求恩同志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号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向白求恩同志学习。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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