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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农民运动的王”

  一、考察和研究农民运动

  1回韶山“养疴”

  瞿秋白说:彭湃、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这个评价是恰当的。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毛泽东则是中国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理论家。

  1924年12月底,毛泽东自上海回到湖南。在长沙时,他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交换了情况,对于国民运动、农民运动“作了详细的谈话和讨论”。随后,偕杨开慧、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东乡板仓过春节。1925年2月6日(正月十四)偕妻孩回到韶山,同行者还有毛泽民。在此前后,还有一批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进步知识分子,如毛福轩、谭熙春、柳季刚、贺尔康、毛新梅等陆续回到或调来韶山。

  当时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赵恒惕,为了装饰门面,推行《湖南省宪法》,搞“平民教育”。毛泽东则以普及平民教育为由,依靠杨开慧、庞叔侃、柳季刚、李耿侯等进步知识分子,先后在毛氏宗祠、李氏祠堂、庞氏祠堂等处,利用原有族校设备,开办了20来所农民夜校。他们通过教识字、学珠算,向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他还常去夜校查看,指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让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手”、“脚”二字时,即对农民说:人人都有手和脚,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可是吃不饱,穿不暖;地主有手不劳动,可是吃的鱼和肉,穿的绫和绸,有脚不走路,出门还要坐轿子,这原因在哪里?合不合理?从而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

  在艰苦深入的思想发动的基础上,毛泽东以毛福轩等为骨干,周围团结了一批赤贫农民和贫苦的知识分子,于1925年春天,开始组织秘密农民协会。据1926年《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记载:韶山“农民所受压迫日重”,于1925年“二、三月间即起组织”乡秘密农协,不久即发展到20余个。

  五卅惨案后,湖南成立援沪的群众组织雪耻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毛泽东以秘密农协为中心,在建立了雪耻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在成立会上,毛泽东讲述五卅惨案真相,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号召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英、日帝国主义。

  雪耻会还组织部分进步教师和从长沙、湘潭等地回乡休假的学生及有觉悟的农民,成立宣传队,开讲演会,编演文明戏,散发传单和小册子,举行游行示威,并派出纠察队守在一些关卡上,检查洋货,禁止销售。

  在组织农民协会的过程中,毛泽东十分注重在农村建立中共的基层组织。他在初步实践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发展了毛新梅、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等韶山第一批党员,并于6月中旬的一个深夜,秘密地举行了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毛福轩为支部书记。当时的誓词是: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牺牲个人;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他还在韶山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此同时,他还注意发展积极分子加入国民党,并选择一些地方上有一定威望的开明绅士、小学教师参加,建立国民党的基层组织。

  据贺尔康日记记载:7月5日,“民校今日到韶山李氏祠开会。我到会时才八点钟,……到下午七点钟闭会,共开会四次,讨论有三项:一、党务问题;二、反帝国主义问题;三、乡的教育问题”。12日,“再到汤氏祠,九点钟国校开会,成立第四区分部”。25日,“到唐氏祠找了国校开会的地点”。27日,“又到熊家冲、汤家湾开会,会了毛润之,约定初九日(指明历六月初九——编者)来这边区分部开成立会”。8月1日,“晚饭后,邀集国校同志到吉新堂开第一次成立区分部大会。到会者同志十人,又区党委员三人,由润之主席。到十一点钟才散会”。毛泽东在韶山地区建立的国民党区分部,仅据贺尔康残缺的日记记载,就有7处。当时湖南尚处在赵恒惕的残暴统治之下,这些国民党基层组织都是秘密的。

  毛泽东当年在韶山发动和组织农民的工作,十分艰苦。对此,贺尔康的日记曾有多处记载。如7月12日,毛泽东在汤家祠主持开会,从白天到夜晚一连开了几个会,至深夜一时一刻,“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都越走越走不动,疲倦的很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

  毛泽东在韶山建立党组织后,领导韶山人民开展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初步斗争。7月间,韶山大旱,田地龟裂,青黄不接,饥民遍野。土豪劣绅却囤积居奇,高抬谷价。大土豪成胥生、何乔八乘机闭粜,把谷米运往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和中共韶山支部研究,决定采取“先礼后兵”的策略,一面派人与成胥生商议平粜,一面发动群众奔赴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在农民们的团结和巧妙斗争下,成胥生被迫开仓平粜,其他地主更不敢闭粜。这就是韶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平粜阻禁”斗争。

  同时,韶山还开展了夺取教育权的斗争。当时,韶山地区的教育权掌握在绅士唐默斋等人手里。他们坚持旧学,反对新学,贪污学款,克扣薪饷,还暗中破坏群众革命斗争,不准办农民夜校,甚至不准雪耻会向农民和学校师生宣传爱国思想。毛泽东和韶山党支部的同志们几次秘密开会,决定利用赵恒惕颁布的教育法令关于地方教育机构负责人任职年限的规定,发动师生改选教委会、学委会,以夺取教育权。这一史实在贺尔康日记中有所记载。

  他在7月24日的日记中说:“午后到石洋庞氏开会,为改组教育会和学委会而秘密进行的一个弄(论)讨。”7月30日又记到:“下午到郭家亨郭氏祠,教育会开会员大会,重新改组教育会和学务委员会。到会者有四十人,三时许才摇铃开会。因时间的短促,就只讨论得通过两会章程和两会的职员完事,也是到晚十时才闭会。”经过激烈的辩论、斗争,终于夺取了教育行政管理权和财政权,共产党员庞叔侃、李耿侯、蒋梯空等分别当选为教委会和学委会成员。随后,韶山地区各公立学校和族校校长,都改为进步教师担任。

  韶山初期农民运动,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开展艰苦细致工作的成果,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农民斗争、坚持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尝试。在韶山农民运动中,毛泽东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号召群众,公开组织雪耻会,秘密组织国民党,将农村知识分子和农民先吸收在国民党内,经过考验,再将中坚分子吸收到共产党或青年团内。韶山农民运动的经验表明,党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农村搭起了一道桥梁。韶山农民运动为毛泽东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供了宝贵素材,为尔后党领导全国农民运动,摸索了经验。

  毛泽东身在山村,心系全党全国。为了加强与中共中央、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联系,他派遣共产党员钟志申在湘潭银田寺办起“合作书店”作为秘密联络点。书报、文件通过“合作书店”源源不断地传递到毛泽东手里。中共湘区委遵照中央通知,选派贺尔康、庞叔侃等人去广州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他们都是毛泽东推荐的。

  在韶山从事农运期间,毛泽东还到过安化梅城等处,会见曾在一师的同学贺仙阶和当地的共产党员卢天放、姚炳南、刘肇经等,了解情况,指导他们建立国民党组织,并把农民秘密地组织起来。

  毛泽东在韶山的活动,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恐怖和仇恨,他们诬蔑毛泽东在韶山组织“过激党”,煽动农民造反。他们串通省长赵恒惕,密令湘潭县团防局派兵拿办。幸得开明绅士、县议员郭麓宾探悉、通报,毛泽东方免于难。

  毛泽东词《沁园春·长沙》手迹。8月28日,毛泽东在韶山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掩护下,摆脱敌人的追捕,途经长沙、衡阳、宜章等地“间道入粤”。同行者有庞叔侃、周振岳。路经长沙时,与中共湘区委、省工团联合会、文化书社的负责人谈了话。他建议湘区委多派同志前往广州学习,多派优秀工人干部深入各县农村发展国民党组织和秘密农民协会。在长沙逗留时,还重游了岳麓山、桔子洲。着名的《沁园春·长沙》词,就是这时所作。

  2担任广州农讲所所长

  由于毛泽东在领导农民运动方面有了初步的实践,又对中国农民问题作了大量的调查和理论研究,所以无论党内党外,都请他出任指导农运的职务,起草农民问题的决议案,讲授农民问题方面的课程。

  1926年2月5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出第一号通告,指出:“本部为实行本党政纲及指导全国农民运动起见,提议中央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并拟定组织大纲及委员名单。”经国民党中央第二次常务委员会决议照准,陈公博、毛泽东、甘乃光、宋子文、谭植棠、萧楚女、林祖涵、阮啸仙、罗绮园为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同日,农民部还决定开办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充名额,全国各省党部送学生300名来粤训练。次日,农民部发出招生通告。

  3月2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第13次常务会议,林伯渠提出“农民运动讲习所经费7980元,请由中央设法拨给”;“请任毛泽东同志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林伯渠的两个提案都得到会议通过。

  经过周密的筹备,20个省的学生于3月底陆续来粤。4月间,举行入学考试,录取学生327人,5月3日开学。因农讲所课堂为广东省第二次专省农民代表大会借用,遂延至15日正式开课。

  农讲所开设功课25门,授课4个多月,其中有两个星期赴海丰实习,理论讲授实际为13个星期。25门课,共授252小时,其中毛泽东讲授的《中国农民问题》课时最多,达23小时。他还担任了《农村教育》、《地理》课的教学任务。萧楚女是农民讲习所的教务主任,专任教员,讲授《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等课程,并指导学生开展理论研究。当年发给学生的课外参考书31种,多是毛泽东、萧楚女搜集的。重要的书刊,由专任教师列出重点,提出问题,找出答案,交教师审阅。专任教师从答卷中选出数份加以改正,然后缮写标准答案,公布于众。然后又将学生习作发还,令其对照标准答案,自行纠正错误。这种以自学为主、教师指导为辅的学习方法,效果很好。

  毛泽东一贯注重学生自学,更提倡学生从事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7月间,他曾组织50多个学生赴韶关实习一星期。8月,又组织全体师生赴海丰实习两星期。据《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记载:“赴海丰实习在将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

  农民问题研究会,由陆沉负责指导。研究的问题有:租率、主佃的关系、抗税减租平粜等风潮、利率、拖欠逼账及烂账等情形、田赋、抗粮情形、厘金、杂税及临时捐、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数目之比较、地主的来源、货物价格与农产品价格之比较、工价、失业情形、祠堂组织及族政情形、地方公会组织及财产状况、地方政治组织、地方政治情形、会党及土匪、团防情形、教育状况、销售何种洋货和影响如何、兵祸及其影响、天灾及其影响、贪官污吏及其影响、烟赌输抢各种情形、出产什么及其销售地、妇女的地位、农民的观念及感想、从前与现在地价之比较、从前与现在农产品价格之比较、农村组织状况、地质之肥硗、宗教之信仰状况、度量衡、民歌、成语。这些调查题,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政治、经济、文化、阶级关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等,都载入调查研究之列。

  毛泽东通过农民问题研究会的活动方式,一方面训练学生观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获得了研究全国各地政治、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资料。毛泽东还将学生提供的调查报告,审核、修改后,编入《农民问题丛刊》正式出版,供全国从事农民运动的同志参考。原拟出版52种,至1926年11月,已出版了17种,后来还陆续出版了一些。农讲所这些教学方法,是湖南自修大学教学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很重视学生的军事训练。农讲所设有军事课,聘请赵自选任专职军事教官。据记载:全所学生分为两队,每队分为6区队,设总队长1人,队长2人,区队长6人。于5、6、7三个月内,实行正规军事训练,共计训练10星期,上操128小时。由总队长赵自选,队长黄徵泮、罗焕荣,区队长马天恨、毛华达、杨汉池、张士表、胡珩、田中杰等负责训练。

  农讲所师生关系平等,革命情深,课余时磋商问题,漫步交谈,或拳击习武,弈棋赛球,生动活泼。毛泽东爱和学生散步,交流思想。“他有的最强烈的求知欲,有的最甘当小学生的谦逊态度而毫无架子,和蔼可亲,所以同学们都乐意接近他。”

  在农讲所工作期间,毛泽东代表农讲所出席各种会议。8月14日至18日中华农学会在广州举行第九届年会。在开幕式上,毛泽东代表农讲所致祝词:诸位在广东开会,请顶要紧的,不要忘记了80万以上的农民。农民是农业的根本。诸位参观,最好就下乡去,直接指导农民,唤醒他们,抛去守旧的劣根性,从根本上救治农业。本地在农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很多,从外国回来者亦不在少数,但都是受农民梗阻——到今仍没有好多效果?现在农村经济非常枯涩,农民生活非常困难。因此,广东农民问题,当是诸位开会的一个问题,在大家更希望这个问题有完满的解决。

  9月11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举行毕业考试。随后,毛泽东在结业式上作了长篇讲话,总结上届农讲所开办以来的工作,指明当前农民运动的迫切任务。勉励学员“拜农民为老师,同农民做朋友,脱掉知识分子的皮衣,放下臭架子;敢于同反动势力作斗争,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为农民求解放,为农民谋利益,这才是我们的好学生。”至10月5日,第六届农讲所学员除3人因病未出所外,“所有学员均已遣送回籍,从事工作”。据王首道回忆,“9月结业,同学们立即分别秘密地回到各地参加实际斗争。有些同学从香港乘船绕道回到北方各省,我和许多同志当时是沿着北伐军由广东往湖南前进的道路,沿途作些宣传工作而回到了湖南的。”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课堂。学员们回到各省,有如播下的革命种子,迅速发芽、开花、结果,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周恩来曾评价说:“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规模之大是过去所从来没有的。从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他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个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各地农民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多是农讲所学生。因而农讲所被誉为“革命的摇篮”。

  毛泽东任农讲所所长的同时及前后,还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宣传员养成所、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第二期、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训育员养成所、广东大学附属中学、国民党广东青年部夏令营讲习班等处,讲授过《中国农民问题》、《农民运动》、《农工政策》、《农民问题》和对农民的宣传教育问题等课程。此外,1926年5月15日,毛泽东出席广东省第二次农代会闭幕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农民之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关系》的演说。9月3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演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关系。

  3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的《中国农民问题》,对此作了最精辟的分析。

  《中国农民问题》是农讲所的主课,在1926年5、6月间由毛泽东讲授,据农讲所的学员金绍绩、冯文江、周凯的听课笔记记载,全文共分五编。

  第一编是“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

  毛泽东说:“中国农民问题,在以前是没有人研究过,远自文武周公,近至现在各学校都没有人研究它。现在中国能代表一般民众的利益的党,有两个,一是共产党,一是国民党。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比较注意些。而国民党对于此问题,二年前才开始注意。在国民革命时候应该注意农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政权落于军阀之手,完全是未得二万万二千万农民的帮助和拥护。国民革命,就是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的革命。唯有把农民动员起来,参加革命,国民革命才能成功。现在有两种错误观念,一种是只讲商学联治,另一种只谈农工兵联合。这两种观念,都使自己变成孤军了。且农民一支军,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尤不可抛弃。”

  接着,毛泽东详尽、透彻地论述了“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位置。”

  首先,从人口上论,中国人口四万万,农民占百分之八十,当有三万万两千万以上。

  第二,从生产上论,中国现在的经济还是农业经济,而大部分之生产还是农业生产,“故经济中心还在农业”。自帝国主义商品侵入中国农村后,受帝国主义压迫最惨的就是农民。现在农村中的农民无田耕、没饭吃、无衣穿等大问题,是国民革命要解决的大问题。

  第三,从革命力量上说,没有农民,就没有革命。毛泽东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洪秀全领导的农民战争,从义和团运动到白朗的反袁斗争,从广东农民帮助东征军平定陈炯明,到打倒杨希闵、刘震寰,全面地论证了农民的革命力量。他说:倘若国民革命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就能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

  第四,从革命胜败关系看,毛泽东认为上海五卅运动失败、奉系军阀的武力镇压、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是失败的原因,但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全国生产主力军——农民未有起来,而让工人孤军奋斗了。

  第五,从革命的目的说,国民革命的目标不仅是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而且是使中国一般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有自由平等。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解决农民问题。因为“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毛泽东在充分论述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后,又用了四篇的篇幅,进一步阐述了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情形,揭示了农民革命性的源泉。

  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民的剥削。帝国主义以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设置银行向军阀政府贷款;发动侵略战争,订立不平等条约,勒索赔款等方式,压榨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例如,1924年帝国主义倾销的商品达38600余万两,从1876-1926年五十年内商品入超达40万万两。由于帝国主义推销商品,掠夺原料,造成大批农民、手工业、民族工商业纷纷破产。给军阀政府的贷款,不平等条约的赔款,十分之九都转嫁到了农民身上。中国农民是帝国主义压榨的主要对象,“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十分之八九是代表农民叫出来的。”

  军阀对于中国农民的剥削,分直接的剥削和间接的剥削。以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为例,强加在农民身上直接税,计有田赋、田赋附加税、预征粮、临时捐、军事捐等名目。间接税则有厘金、盐税、正税、杂税等四十五种。仅田赋一项,1925年达1.5万万元。田赋附加税在1923年每亩还只收三元六角,而1926年却要收五元八角了。预征粮,在1925年就已征到了1928年的粮食。间接税往往超过直接税。仅厘金(每年318万元)、盐税(每年603万元)、正杂税(每年166万元),三项已达千多万元。45种间接税累计起来,远远大于直接的剥削。“所以我们常说打倒军阀,由农民问题研究得出来的。就是农民苦于无奈,要求打倒军阀的。”“打倒军阀是农民唯一的出路”。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剥削。地主常以重租、重息、重损和借预征田赋,剥削农民的资财,雇用长工、月工,剥削农民的苦力。在赵恒惕统治时期,湖南地租自百分之四十至七十,甚至二八开、一九开,即佃户得百分之二十或十、地主得百分之八十或九十。高利贷年息普通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一百。地主阶级为镇压农民,设立团防、民团,肆意征收亩捐、丁捐、猪捐、牛捐。更可恨者,地主为满足军阀对农民的掠夺,承包田赋预征粮,从中榨取一半。湘潭地方每年田赋八万,赵恒惕为了预征到手,曾减至五万,请土豪劣绅代付,其他三万作为给土豪劣绅的奖赏,于是土豪劣绅们争相代缴。次年,土豪劣绅又将八万元按四分起息,逼迫农民偿还。可见预征田赋,实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与地主阶级联合剥削农民的毒辣手段,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阶级在经济上压榨农民的联盟。毛泽东深刻剖析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后,又详细地分析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政治压迫。

  地主阶级与中国政治。“中国的政治,可说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不过是地主的表征,所以每朝皇帝的倒闭,就是地主阶级的分裂。”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统治人民的方法:一是家法,二是王法。家法是地主阶级的家族政治制度。家族政治组织是祠堂。祠堂除族长外,没有刑长、传长。祠里族长由地主豪绅垄断。对农民常以破坏族规的罪名动以酷刑。祠堂对同族人很不平等,贫苦农民,妇女不能进入祠堂。据湘潭韶山一个祠堂统计,女人能进祠堂者9人,不能进祠堂者300人以上;男人能进祠堂者103人,受限制而不能进祠堂者200人以上。

  地主阶级垄断了祠堂,也独占了国家。中国的政治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从乡村到团总、都总,到县知事、县议员、省长、督军都由地主把持了。因此“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毛泽东在论述“国家”时,他还说:这种机关,自古以来,就拿在少数地主阶级手中。现在,西欧各文明国除苏联外,国家机关都在少数人手中。欧战开始时,各国的社会党人——第二国际——被“保卫祖国”的口号迷惑了,帮助己国的资本家打他国的资产阶级,而共产党人——第三国际——提倡无产阶级就没祖国。列宁同志曾着《国家与革命》一书,把国家说的很清楚的。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客气的压迫反革命者,这就包括与农民为敌的地主阶级。

  毛泽东在广州农讲所还兼授了《农村教育》课。《农村教育》实际上也是《中国农民问题》的一部分。根据学员冯文江的笔记,该课分“农村文化问题略述”、“现在之学校与农民”、“以后的农村教育”三部分。

  “农村文化问题略述”说:“古诗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儒为国家宝,鱼乃席上珍’”,反映了封建贵族式的教育,它统治了中国几千年。至于一般贫苦工农,终日不得闲,没有饭吃,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造成了大多数人目不识丁。

  封建教育的核心“是忠孝节义”。在封建社会里,“君赐臣死,臣不敢不死,一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等等思想制度,钳制人民数千年,使个性丝毫没有发展。又有尊卑思想:如天尊地卑、父尊子卑、君尊臣卑等等。

  孔子的教育思想,能历久而不衰,并见重于各代帝王者,因为他所讲的都是尊君卑臣,有利于君王的道理,于是各代帝王尊视不歇。孔子之道,多述重农之意,历代君王,莫不尊以为法,所以农村中的教育,多趋于农业方面。

  现代学校是资本主义的教育,然在中国仍染有封建思想的内容,是“贵族式的资本主义的教育”。地主阶级反对新学,使青年不容于乡村。私塾制度是封建农村经济的产物,中国农村仍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故农民拥护私塾。私塾教师又常接近农民,且能答复农民的一些问题。农民需要写田契、佃约、牛契、嗣单、继承单、庚书、讣文、祭文、挽联、迎喜神等,塾师都能解决。由此,得出结论:“以后农民所要的教育,乃适合于农民需要的教育——适合农民经济之发展、并使农民得到解放之教育。”“今后的教育,应该以农民之需要而定。这种教育,应该指示各种农民问题之来源及内容。如天旱不是玉皇大帝的指示,乃是无森林等原因。怎样解决农民问题,先使他们晓得农民与工人、商人、学生之关系……农民要解放,必须来革命,再没有别的法了。要革命,必须团结起来。”这种教育之实施应该是农民学校——幼年及成年的,而不是什么国民学校。这种学校,是农民协会办的。举办这种教育只能是农民自己的团体,即农民协会。没有农民协会,便没有农民教育。小学教师之地位,有与农民合作之可能。穷苦的小学教师,应该是农民的领导者。乡村中的小学教师,大部分是有革命性的,有成绩者,是可以纳入国民党的。

  毛泽东的《中国农民问题》、《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村教育》,各从不同的角度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农民同盟军问题。这几篇着作,武装了大批农民运动的领导者,照亮了农民运动的前程。农讲所的学员走到哪里,哪里就掀起了农民运动的风暴。湖南在广州第五、六届农讲所学习的学员最多,湖南的农民运动也就成了全国发展最快的省份。

  二、全国农民运动领袖

  1出席广州召开的各届农民会议

  1925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四届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决定“中央及区委书记不兼部务”,中央执委之下应设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

  192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农委发出第1号通告,指出:中国农民已陷于水深火热穷困不堪的境地,不得不暴动起来,客观的事实已推动我们去组织农民;现各地为应付此项运动已专设委员会,领导农民进行斗争,“去参加国民革命战线”;农民运动有九省近来大有“一日千里之势”。

  1926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农委发出了第2号通告——关于准备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工作。通告说:“中央北京特别会议议决吾党以后须特别注意农民运动,并决定1926年5月1日在广州召集全国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要求各地除协同国民党在这最短的时间下全体动员令,极力督促同志做组织农民、宣传农民的工作。尽快建立省、县、区、乡农协会,以便届时派出代表参加全国代表大会。同时,搜集各种关于农民运动的材料,迅速汇齐报告中央,以为决定这次大会应采取的策略和需要讨论的提案提供参考。

  通告发出后,各省从事农民运动的同志按照通告的要求,努力工作。但到了四五月间,由于湖南、湖北、河南、江西等地处在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势力下,吴、孙一方面加强对工农运动的压抑、摧残,竭力镇压在河南同情农民运动的国民军第一军,另一方面支持已被湖南人民驱逐出省的赵恒惕、叶开鑫,爆发了唐叶战争。广州国民政府必须立即出兵,援助唐生智,反击吴佩孚、叶开鑫。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不能按时举行。于是,农委建议,召集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他省农协派代表列席会议,由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完成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使命。

  5月1日至15日,广东全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顺利召开。毛泽东出席大会,并在开幕会上讲演。中共中央给大会发了贺信,指出农民运动必须与全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接受工人阶级领导,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全国政治状况与社会状况报告决议案》、《工农商学大联合决议案》等,并转发到其他省份。

  8月17日至24日,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召开,毛泽东参加了该会,并作了“训词”。在会上讲话的还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长甘乃光,妇女部长何香凝,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苏兆征等。他们“都以很诚恳的态度,给大会以许多很有价值的意见”。

  10月15日至28日,毛泽东出席了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各省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召集国民会议原则,省政府与县政府组织问题,预征钱粮支援北伐,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等问题。大会主席团指定徐季龙、陈其瑗、裴邦焘、韩觉民、张曙时、江浩、毛泽东等7人起草《全国联合会之政纲》。此“政纲”共36条,实际上是确立未来武汉国民政府的施政纲领,是中共中央与“左派合作的根据”。

  当时,北伐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所需军费十分迫切。于是,在这次联席会上,有人提出按军阀统治下的老办法向农民预征钱粮。毛泽东极力反对:“我们自己决定而自己不能实行是很大的冲突。本党最重要之政策为农民政策,预征钱粮足使农民对本党发生怀疑,不如用公债一法取之于少数有钱的人较为可行。”况且据说,“预征钱粮不过仅收得二三百万元,何苦以此区区之效使数千万农民或大多数人民怀疑我们的决议案是不能实行的呢?本席仍旧主张发行三百万殷实公债,向殷实商人募集。”毛泽东的发言,引起联席会议的重视,得到了多数同志的支持。于是财政部长宋子文提出:对于已经发出之预征钱粮令,究竟应如何处理呢?会议决议:“由大会推出数人,会同宋部长讨论。当由主席团提出甘乃光、陈其瑗、毛泽东、曾宪浩、孙科、江浩、李毓尧等七同志。决议通过。”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的提案,得到大会通过,并写入《全国联合会之政纲》。他参加起草的《关于民团问题决议草案》《商民运动提案》,均为会议一致通过。《草案》写道:“旧有之民团、团防局或保卫团等组织,在事实上多属土豪劣绅及不法地主之武力。此等武力常为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动派所利用,破坏农民运动”,因此,大会决定,这些组织的团长或局长,“须由乡民开大会选举之,禁止劣绅包办。”“凡摧残农民之民团、团防局或保卫团,政府须解散并惩治之。”《提案》写道:“见各级党部之有商民部设立者,皆须设置商民委员会。”其职权是:“一、计划一切商民运动政策,交商民部执行;二、讨论商民部交议事件;三、提倡可以抵制帝国主义之新兴工业,并请政府特别保护及奖励之”等等。《提案》还对关于“打倒资本家之口号”进行了解释,指出:“我们应打倒者,是买办阶级及帝国主义之走狗的资本家,中小商人同是被压迫阶级,应受本党保护。”

  会议最后一天,丁维汾提出联席会议的性质问题,企图否定联席会议各项决议。毛泽东当即发言驳斥:“联席会议的性质,于开会时谭主席已说得很清楚。今天丁同志忽然提出疑问,真是怪事!刚才徐谦同志、朱季恂同志说联席会议决议还是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那末,我们联席会议的决议究竟有无效力却是一个重大问题。”徐谦、朱季恂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徐谦又是会议主席团成员、《全国联合会之政纲》起草人之一,对于联席会议性质也取怀疑态度,就不是小问题。所以,毛泽东强调指出:“本席以为联席会议的权能大过中央与否,是一个法律问题。联席会议既由中央召集,如有错误中央自应受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处分。外国报纸说我们这联席会议是一个非常会议,来应付非常之事,说联席会议没有地位,何以中央召集这个会议!今天来修正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实际上的权能已经超过全国代表大会之上。所有联席会议的决议我看是完全有效,而且是不能再有人来加以修正的。”

  据会议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吴玉章回忆: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与国民党右派张静江、叶楚伧进行了斗争。

  2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联席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旋即离开广州,乘船赴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代表联席会议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结尾所附说明有这么一段记载:“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自去年扩大会议议决设立后,因种种困难原因,组织迄未完备。十一月中毛泽东来任中央农委书记后,始正式决定以阮、彭、易、陆、萧、cy七人合作共组成中央农委,以委员一人常驻局办事,另在汉口设办事处,就便指导湘、鄂、豫、赣、川农运工作。”所以,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方志敏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江西省农民协会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时,ab团想夺权,擅自圈定省农协委员。于是,“我电问中央农委——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如何对付;得复电: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并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

  1926年11月,毛泽东到达上海后,便立即起草《目前农运计划》。计划规定了大力发展农运的地方必须具备的条件,提出了“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西、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并指出:“省城及其他重要城市之近郊农民,须特为组织‘近郊农民协会’。此等城市之国民党市党部或特别市党部,均须设立农民部指导近郊农运。”计划还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为实现这一计划,毛泽东于11月下旬亲“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联络江西、湖南、湖北三省国民党省党部,拟在武昌合办农讲所。林伯渠当时正随国民革命军第六军驻江西南昌。他在日记中记录:11月26日,“晚开会晤润之。归寓已十二时矣。”27日“早起润之来,同访润安谈事。旋至政委会,又到军部西餐。六时郭沫若召饮。”

  毛泽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编写的丛书之一《中国佃农生活举例》。12月初,毛泽东到达武汉,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做出决议,错误地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勃起并日益“左”倾,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一错误形势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实际上就是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

  陈独秀还在会议上斥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等。陈独秀的意见得到共产国际代表吴庭康(维经斯基)、鲍罗廷的支持。据李维汉回忆:他当时以中央委员和湖南区委书记名义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主张土地革命,并支持湖南区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但陈独秀说:“鲍罗廷说,‘中国没有土地问题’”,“搞土地革命,缺乏干部”,不能搞。毛泽东“讲了他不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但讨论没有展开下去”。

  毛泽东对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很不满意,打算实地考察湖南工农运动。是时,正值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召开,电邀他回湘指导。电文说:“湖北省农民协会转毛润之先生鉴:敝会已于昨日开幕,现正讨论各案。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敬祝旅祺!”

  12月17日,毛泽东偕杨开慧等回到了长沙。

  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期间,主持了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筹备了全国农民协会,领导了全国农民运动。至中共五大时,全国已有农协会员逾千万。“五大”后,毛泽东离开了农委,由谭平山兼任农委书记。

  3考察湖南农民运动

  1926年冬,湖南农运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形势推动下,有如暴风骤雨,席卷全省,进入了革命时期。据这年11月统计,全省5县中,有55县建立了农协组织,农会会员计1367727人。凡有农协的地方,农民已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进行减租、减息、清算、罚款等斗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打击了封建势力,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基础。

  为深入农民革命,制定斗争策略,湖南省农民协会与湖南省总工会于12月1日至28日召开第一次工人农民代表大会,并于大会开幕后电请毛泽东回湘指导工作。

  毛泽东由武汉回到长沙后,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于20日联合举行盛大欢迎会。

  工农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提了很多问题,由省农协委员长易礼容整理,请毛泽东解答。毛泽东侃侃而谈,代表们听得津津有味,解决了心中的疑团,鼓舞了斗争的勇气。大会通过了40个决议案,肯定农民以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指出当时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毛泽东曾参加大会“议案起草委员会”,共同“商量起草各种决议案”,认为“此次决议各案大体还算切实”。

  12月28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典礼,毛泽东出席会议,并作了关于革命联合战线问题的讲演。他指出:“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该联合起来抵抗他们。”他严厉驳斥“惰农运动”之类对农民的诬蔑和“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的反动论调。他说:“过去军阀政府时代只准地主向农民作加租加息的斗争,现在农民向地主要求减点租、减点息就是‘闹事’了吗?”他指出:“这种只准地主向农民作斗争,不准农民向地主作斗争的人,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一方面,就是破坏革命的人。”毛泽东还特别提醒代表们注意:“现时湖南虽然由‘国民政府’所统治,但是实际上还是‘国民政府’与赵恒惕共同的统治,因为赵恒惕虽然不在湖南了,然而赵的余孽——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在湖南还有很大的势力。”此番话语使代表们进一步认识了向军阀、土豪劣绅作斗争的艰巨性。

  工农代表大会后,中共湖南区委将代表中的共产党员留下,办了一个短期训练班,邀请毛泽东“做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毛泽东鼓励共产党员多作社会调查,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决农民运动中的实际问题。

  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怀疑和指责,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视察湖南农民运动。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在戴述人等人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布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

  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他每到一处,都认真听取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国民党县、区党部、工会,农协、妇女、青年、商会等群众团体的汇报,邀集有代表性的农民及农运同志开调查会,还找懂得“三教九流”的下层人士、县衙门的小职员、开明绅士等交谈。

  毛泽东考察各地,针对农民的要求和农运中的问题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鼓励农民解放思想,自己解放自己。他在韶山特别区第三、四乡农协欢迎会上说:民国十四年开展农运以前,人家说我们八字不好,现在农运搞得轰轰烈烈,只几个月光景,我们忽然走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个巧得很!如果不要农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打倒土豪劣绅吗?现在你们想减租,有什么法子呢!信神呀,还是相信农民协会呢!只有靠农会,靠团结,靠斗争。

  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右图是他从湖南回武汉后写的考察报告。二、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交待农民的革命行动。他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驳斥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批判“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谰言。以从来没有什么联合战线的事实,驳斥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责难。他在衡山白果座谈时,表扬岳北人民像孙大圣钻进铁扇公主肚里一样,敢于在军阀赵恒惕的胞衣盘里闹革命,并且鼓励岳北农运干部要把南岳衡山的革命烽火引燃其他各“岳”,让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汇报农会会员成份,贫农占90%,他听了高兴地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湘乡、衡山的县知事打击贫农、关押基层农协干部是错误的。指出农运必须经过组织时期、革命时期、建设乡村联合战线时期。无论何地,必须经过革命时期,始能达到建立乡村联合战线时期。

  三、农民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推倒封建地主阶级的都团,建立乡村联合战线的自治机关,即委员制的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的乡村民主政权。毛泽东考察期间,湘中地区农民与土豪劣绅的斗争非常激烈。土豪劣绅组织“保产党”、“富绅联合会”等,煽动团防惨杀农民。湘乡县一个土豪劣绅逃到长沙,说什么“乡里农民协会办得一团糟,我们那里的喜四伢子是一个一字不识的黑脚杆,翻开脚板皮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协委员长,晓得搞么子,非把这些人杀掉不可。”有些土豪则伪装开明,企图躲过风险,等待时机。醴陵南二区三星里乡有大土豪易萃轩,原是“乡里王”,农会起来后,他见农协干部就低头作揖,给乡农会送了“革故鼎新”的金匾,并把儿子送到何键的部队里。毛泽东听到这些情况后,反复教育干部,无论是气焰嚣张,公开对抗,还是伪装降服、表面老实的,作为一个阶级,他们不会甘心失败。他们的后面还有帝国主义、军阀。农民要坐稳江山,就要建立农民武装,建立乡村自治机关。他在湘乡县考察时,指示县农协迅速夺取团防局武装,建立农民自卫军常备队,你们没有军事人才,我就请省里派一个来,帮你们培养。不久,省农协果真派了一位黄埔军校的学生到湘乡,帮助培训农民自卫军。

  四、农民问题实质是土地问题,减租、减息、阻禁、平粜,都是农民要求土地的表现。毛泽东指出,当前阻止谷米出境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当前要引导农民极力作好政治斗争,集中精力破坏地主阶级的政治权力,并随即开展经济斗争,减租、减息、减押,直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

  五、要大力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扩大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湖南农民的革命情绪,尤其是贫农“简直很迫切的要进行别一个革命”,而“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快更不消说”。他每到一地,都接见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组织的负责人,建议他们大力发展党的组织,扩大统一战线。他指出,湖南在六个月内共产党员由现在六千人应发展到二万人,凡有农民协会会员二万人以上的县均须建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要在农民中,尤其在贫农中大力发展国民党员。湖南现有国民党员八万,其中农民党员仅一万四千多,与农运发展很不相称,农村中的各种冲突,都必须用国民党的招牌去解决,万不可马上用共产党的旗号。这样做,有益于巩固农村统一战线。

  毛泽东考察后,中共湖南区委制定了在农民中发展党组织的计划,发出了关于如何实现乡村民主政权的通告和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宣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湖南省农民协会也先后发出训令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纠正农运中的错误。毛泽东的考察,推动湖南农民运动前进到了建立农民自卫军,夺取县、区政权,农民自动分配土地的新阶段。

  1927年4月,出版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湖南农民革命》,瞿秋白为该书写了序言。随后,着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快写成了,有2万多字。“报告”叙述了湖南农民所做的14件大事,认为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中心革命的措施。说农民革命“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报告还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3月5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首次刊登了该文的部分章节。12日,《向导》周刊发表了部分章节。随后许多报刊相继转载。4月,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员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3.9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还给了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

  农民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全会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炼,耐人寻味”。

  三、在大革命危急关头

  1主办武昌农讲所

  1926年11月下旬,毛泽东曾联络江西、湖南、湖北的国民党省党部、省农民协会筹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得到了三省党部和农协的支持。湖南推定毛泽东、周以栗,湖北推定陆沉为筹备员,并确定了经费,选定了地址,江西也选定了学员和筹备员,毛泽东考察湖南农运后,就住进武昌都府堤41号,为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日夜操劳。

  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由三省国民党省党部“考送学员,本所不直接招生,其他各省由三省党部顾及农运全般发展之需要,附设皖苏川豫直一定学额,由各该省党部考送外,本所无权增加他省学额”。但是,许多热心农民运动的青年,纷纷写信给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要求投考”。这个矛盾,反映到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

  为顺应各地农运同志的要求,农民运动委员会曾召开会议。经毛泽东提议,决定将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改为中央办理,命名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推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三人为常务委员,且通过了农讲所章程。章程规定:学员由600名增至800名,第一期学习4个月,每月经费5100元,从三月份起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领取。由于新增豫、直、陕、鲁等地学生不能如期入学,确定已到学生先开课,后举行开学典礼。

  3月7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先期开班上课。教务主任周以栗,训育主任陈克文,事务主任柳季刚,总队长郭宗昌,秘书夏明翰等皆到所视事。

  4月4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国民党中央党部、武汉国民政府、各群众团体及国际工人代表团的代表百余人到所祝贺,希望农讲所学员“切实研究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开学时,学员计有739人,来自17省,以湘鄂赣最多,河南、安徽次之。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同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发表开学宣言。宣言说:“当这继续两次北伐的高潮中,举行开学典礼,这实在有非常的意义。其实义之重大,简直等于两次北伐誓师。”“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最要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有农运的决心。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大本营。”“今天的开学,可以说是我们的誓师。我们从今天起,决为农民奋斗而牺牲,除了农民运动,没有第二条路走”。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制定有学生“规约”。“规约”前言说:“我们进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研究革命的理论和行动。我们的责任是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领导他们起来,打倒我们的敌人,解决农民群众的痛苦。”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承担我们的责任,每个学员必须具有自觉的纪律,认真学习革命理论,努力克服封建社会带来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等毛病,把自己造就成一个“很好的有效的革命的工具”。否则,“难免要做一个落伍的分子,难免有右倾的危险”。“规约”郑重提出“我们的党最近以前有了一种个人独裁的倾向,有了老朽昏庸腐败的分子在里面作怪,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存在”。毛泽东要求教师特别注重学生世界观的改造,帮助学生克服个人主义、保守观念。他常常抽空到学生中了解情况,谆谆教导学员“做一个农民阶级的急先锋”。

  参加实际斗争,注重军事训练,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重要特征,也是它的好学风、好所风。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蒋介石背叛革命,惨杀工农群众的时刻开办的。因此,较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更重视武装斗争,更注意培养学生成为农民武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农讲所“规约”指出:为了将来发展农民武装,学员“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农讲所专门设有训练委员会,聘有军事教官,学生实行军事编制,全校成立总队部,下设四个队部和一个特别训练队,学生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他们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每人发有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每天操练两小时,每周上一次军事理论课,进行一次野外军事演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军事训练时间每天增至4小时。

  中央农讲所开设了《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农村教育》、《农民问题》等课程。毛泽东亲自兼任的《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主课占全部课时的百分之六十。

  农讲所还编印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供学员及全国各地农运工作者自学参考。毛泽东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是这套丛书中的一种。《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以湖南湘潭西乡一位租田15亩,仅一妻一子的壮年佃农为“假定事实”,详细地计算了他的收入与支出。在绝无水旱风雹虫病各种灾害;身体熬练,绝无妨碍工作之疾病;精明会转计;所养猪牛不病不死;冬季整晴不雨;终年勤劳全无休息等6个条件下,收支相抵,尚欠1917元。事实上这6个条件具备者很少。毛泽东通过这个典型分析,得出结论,“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

  农讲所专门设立了“农民问题讨论会”,师生定期就农民的土地、武装、政权等问题分组讨论,别类研究,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特别是北伐军进军河南时,还派遣学员百余名奔赴前线,发动和组织农民支援北伐军,使学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在毛泽东领导下,武昌农讲所开展了肃反,清洗混入农讲所的ab团、国家主义派、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中的成员,还发动学员捕捉外省外县选来武汉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湖北松涛县知事、贪官污吏刘树勋逃亡武汉,被农讲所学员侦悉,捕获游街后,送归原籍处理。

  5月17日,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策动下,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发动叛乱,偷袭武汉。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所属部队大多开赴河南前线,与奉军酣战。在此危难之时,毛泽东果断地将武昌城内一支武装部队——农讲所学员400余人输送出去,编入中央独立师第二团第三营,配合叶挺的部队,平定了夏斗寅部的叛乱。

  自夏斗寅叛变后,湖北境内时有土匪,叛军骚扰。5月底,麻城的反动派勾结土匪,捣乱农协,残杀农民。6月初,农讲所300余学员奉令开赴麻城剿匪。5日,凯旋归来,第二日照常上课。

  经过3个余月的学习、战斗,农讲所学员已锻炼为能文能武,既能做群众工作,又能指挥作战的人才。6月18日,农讲所举行毕业典礼。毛泽东等向农讲所全体学员颁发刻有“农民革命”四个字的铜质五星证章,勉励学生到农村去,开展农村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农讲所学员随同贺龙、叶挺部队参加南昌起义。一部分江西籍的学员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学员陈慕平回乡后,担任了袁文才的秘书,为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与袁文才部汇合,建立井冈山根据地,起了媒介作用。学员戴克敏、刘文蔚、汪奠川等领导湖北黄安、麻城农民起义,对开辟鄂豫皖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学员程伯谦协助方志敏开创了赣东北根据地。学员李骏领导江西雩都暴动,为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挺进赣南,建立闽西赣南根据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学员刘革非把生命献给了湘鄂西根据地。农讲所学员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将永彪史册!

  2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在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了一个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参加的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拟定3月1日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因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与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对抗,迟迟不到,全会乃推到7日。7日蒋介石未来,乃改为预备会。在预备会上,谭延闿提出继续推迟会期,迁就蒋介石。毛泽东、吴玉章、于树德等强烈反对,遂决定8日开提案委员会,9日开审查委员会,10日正式开幕。针对蒋介石把持政务委员会政治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还向大会提议:“现当在开全体会议期间,政治会议暂不开会,遇有重要事件发生,应授权主席团全权办理,但须向大会报告。”他还提议:“因提案甚重,必有精细之讨论,讨论似属提案之责,而提案委员会之产生,由常务委员会之推举,可否再加新同志而得新意见。”这两项提议均被大会通过。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开幕,毛泽东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出席会议。13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向全会提交了《土地问题案》(后改为《农民问题案》)。14日,他们又联合提出《对农民宣言案》。15日,全会确定毛泽东、邓演达、恽代英、吴玉章、詹大悲、顾孟余、徐谦、王法勤、邓懋修组成审查委员会审定《对农民宣言案》及《农民问题案》。16日,全会通过了《对农民的宣言》和《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

  “宣言”阐述了建立农民政权、农民武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中国国民革命最大部分的目标在于使农民得到解放;农民如不得到解放,国民革命断不能抵于完成。”

  参加会议的执行委员合影。因此,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必须使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的活动,在农民威力之下完全消灭,使农村政治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在乡村中建设农民领导的民主的乡村自治机关。这是完成民主政治的唯一道路。

  “宣言”又指出: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如民团、保卫团及团防局等均须解除,交与农民。同时,应设法使农民廉价购得武器,使农民有足以保卫其自己利益的武器。这是农村民主势力推翻封建势力的确实保障。

  “宣言”强调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不解决,一切纷扰变乱都不会平息,革命亦得终久没有完成之日。“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现在“广东湖南湖北农民运动发展的地方,贫农对于土地的要求已甚迫切”,如果“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

  《农民问题案》是《对农民宣言》的具体实施纲要。在讨论《农民问题案》时,毛泽东支持夏曦关于“乡村骚动不安是革命的现象,不应由党和政府”去加以所谓“改善”的观点,认为“夏同志理论甚确,应写到提案中去”。要杜绝农村骚动不安现象,唯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进行土地革命。因此,毛泽东参与起草的《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特别指出:“北伐胜利之结果,已有好几省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加入农民协会之农民已有四百万,正在为自己之解放而努力奋斗”。但是“农民的敌人也就以全力遏制农民运动之发达及阻碍本党决议之实现。这些农民的敌人,所谓乡村把持政权者,同时亦即国民革命之敌人”,一定要竭力保障农民,铲除敌人。“如果本党不能这样做去,国民革命将发生很大的危险”。

  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闭幕。毛泽东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二十项议案,决定组织中央土地委员会。1927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经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议决成立。由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馀5人组成。其任务是调查研究中国的土地分配状况,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呈送中央执行委员会核准后,交农政部执行。

  3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

  1927年4、5月间,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两次委员会,五次扩大会,两次审查委员会(亦即扩大会)。每一次会议讨论得很热烈很详细,经常从下午开始,一直到深夜一两点钟。毛泽东往往成为会议发言的中心人物之一,讨论的问题大多为他所提出和阐述。

  4月12日,土地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毛泽东出席并作记录,他在会上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的主张。他说:“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的不纳租了,自动的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

  土地委员会经过两次开会讨论,觉得这个问题太重大,太复杂,非征集各方面的材料和意见,很难得到一个确切的解决办法,决计召开扩大会,邀请中央委员、各省区党都、各省区农民运动负责人、各军军长、师长、军政治部主任等参加。出席者所代表的省份有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直隶、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热河、奉天、察哈尔、吉林、山西15省。扩大会议中的报告有:谭平山的《全国土地分配状况》,俄人岳尔克《苏俄解决土地问题之经过》,林伯渠、夏曦、凌炳《湖南最近之土地问题》;湖北、广东、福建、直隶、热河等地都有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讨论的中心是如何顾及农民的需要和全国的政治环境及农民本身的力量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4月19日下午,毛泽东出席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向与会者报告第一、二次土地委员会开会经过。在讨论农民政权时,毛泽东多次发言,指出:“政权问题,不过是形式的问题。我们切实实现本党的决议已经够了,即是能够扩大农民协会的组织,则农民的政权是不成问题的。”解决土地问题应有一个纲领,即:(1)确认并大力宣传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2)确定没收土地的标准及如何分配土地的方案。(3)建立农民的政权以便进行土地的没收和分配。(4)规定禁止买卖土地和土地国有问题。(5)解决地税问题,即如何征收田税的问题。

  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毛泽东概括为六点:(1)解放农民。“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这“实为本题的主要意义”。(2)增强农业的生产力。土地问题不解决则“不能解决农民的生活痛苦,不能改良土地”,也就不能增加生产力。(3)保护革命。“革命势力目前虽见发展,但亦到了一个危机,此后非有一支生力军必归失败。”要获得生力军“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因为土地问题解决了,“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4)废除封建制度。(5)发展中国工业。(6)提高文化。会议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并责成他和谭平山、顾孟余起草《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的决议案》。后来,虽然由于毛泽东生病,未能参加起草“决议案”,但5月6日最后一次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案”基本上就是这6条。

  在讨论政权问题时,毛泽东赞成邓演达的意见。邓认为:农民政权宜从下层着眼,消灭封建势力,建设乡村自治机关;建设乡村自治机关,须有农民武力的保障,解决农民武装问题。毛泽东对邓的意见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补充。他说:“国民政府农政部应即设乡村自治委员会,专门管理乡村自治机关的事项”。农民政权有两个阶段,“在农村革命的时候,政权集中在农民协会”,“革命过后,乡村政府应在国民政府一个系统之下”,实行区乡村自治。这就需要各省有“几个中心的县份做榜样。湖南已经颁布过区乡村自治条例,湖北亦可开始”。“现在我们须要承认农民的政权,并且促进农民的政权。”

  这次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农政部应组织一个委员会拟定乡区县自治机关组织条例;推促各省党部、省政府实行本党决议;由中央组织农民武装委员会,在军事委员会之下分配武器于农民,并由中央下令,在汉阳兵工厂拨出百分之五之十的产品给农民。

  4月20日上午,毛泽东出席土地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参加者26人,讨论《解决土地问题的纲要》。会议开了4个多小时,意见不一。毛泽东乃提议“没收土地问题为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这样重要的问题,不应仓促行事,主张暂时休会,“可指定少数同志,在明日休会时,提出大体方案,如关于没收标准,没收机关,禁止买卖等项,皆可先行规定大体方案。至于地税问题则比较复杂,可随后再讨论。”大会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由毛泽东、邓演达、岳尔克、陆沉、易礼容组织起草委员会,负责对这些问题意见的起草。

  4月22日上午,毛泽东出席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者45人,会议主要讨论毛泽东参加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七项决议草案》。首先由邓演达宣读决议草案,并作了八项说明:(1)政治没收,没收政治上仇敌的土地,即大地主大军阀的土地。(2)分配,以人口为标准,顾及年龄。(3)原则上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亦可以区为单位。(4)区乡自治机关派员没收土豪劣绅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农。大地委员会是区乡自治机关的一部分,负责土地没收,分配责任。(5)县、省、国家的土地委员会要有各级农协代表参加。(6)土地税,在没收大地主、军阀的土地后,对农民的税收亦应减轻。(7)土地归土地委员会管理,禁止买卖。(8)讨论后如能通过,即规定法令。

  邓演达发言后,毛泽东作了极重要的补充,提出了四点:第一,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政治没收。“现在所决定为政治的没收,如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第二步经济没收。“凡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田,皆行没收”。先实行政治没收,是合适的。如果要求全国一步做到经济没收,则是空想。第二,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实行不同的土地没收政策。经济没收在湖南已不成问题,农民正在自行分配土地。但是“湖北不能与湖南比,河南又不能与湖北比,其解决当然不同”。因此,除了上述的《土地问题决议草案》之外,还必须制定个别地区的土地没收政策。第三,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必须实行经济没收。“湖南农民的口号是平均地权,实在最平分佃权,即没收地主和富农出租的土地。不这样,革命在湖南是无出路的”,将“立遭失败”。第四,没收的办法,就是农民“不缴租给地主”,并非没收一律“归国家”。

  毛泽东的这些主张,是从实际出发,在方法、步骤和没收标准等方面,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正确方案,它既反对了不分地区、步骤,要求全国“一步做到经济没收”的“左”的倾向,又反对了不敢发动群众去彻底消灭封建剥削的右的倾向。

  在毛泽东补充说明之后,会议对《土地问题决议草案》进行了初步讨论,并决定组织一个审查委员会,对草案进行审查。毛泽东被指定为审查委员会成员。由于何键、谭延闿等人也是审查委员会委员,因此,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了。

  4月24日下午,毛泽东出席土地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者15人。会议通过汪精卫、何键等人提出的《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草案》,打着保障革命军人利益的旗号,保护混进革命队伍的军阀们的土地。在讨论此案时,毛泽东多次发言,强调《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应当保障革命战士有获得土地的权利。革命军人之无土地者,复员后,应由政府给以土地。“此是分配问题,分配即将地主剥削农民那部分取消,以剩余那一部分的土地分给农民”。“分配是年年变更的,并不是分配一次便成永远的”。革命战士分配土地的时间,是“革命战争终了时”,因现时尚须作战。

  鉴于军人有土地保障条例,随之,夏曦提出“应马上规定保障佃农的条例”,维护贫苦农民的利益。毛泽东支持夏曦的意见,提议定出保障佃农的办法,如免减租税、田主不得虐待等等。在4月26日土地审查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又多次发表修正意见。如对第2条关于佃农缴纳税额占租地收获量百分之四十的规定,是“最高的数目”,“各地方的党和政府按照地方情形的量减少”。邓演达要求大家讨论这规定究竟“对地主有利些,抑对佃农有利些”。于是,毛泽东再次发言:“(1)有利于地主,抑有利于农民,要看政府是什么政府;(2)‘政府’应规定‘地方政府’,不必指明省政府或县政府”。在讨论第9条“包佃及包租制应即废止”时,毛泽东又指出“包佃制名词不适用于长江上下游,应改换为包田制”。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佃农保护法决议案》。

  5月6日,土地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扩大会议,继续讨论《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陈独秀、鲍罗廷都参加了。陈独秀主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鲍罗廷侈谈解决土地问题是乡村自治机关建立以后的事情。陈、鲍发言后,毛泽东重申“政治没收”和“经济没收”土地的意见。又针对谭延闿以“逆产处分委员会”名义分配土地的意见,坚持以“分配土地委员会”作为土地革命的办事机构。这不是名词之争,而是要不要解决土地问题的争论。

  讨论的结果是:“在革命过程中土地私有制是不能完全消灭的”,“现时全国的政治环境并不一致,农民的力量也随处有别,因此规定一般的具体的解决办法是不可能的,但是解决的原则是可以规定的”。一般的原则“只能做到政治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均应加以保障”。会议通过了《解决土地问题之纲领》、《解决土地问题之意义》、《农民政权与解决土地问题》、《佃农保护法》、《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处分逆产条例》、《解解土地问题》等决议案,呈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

  5月9日,毛泽东、邓演达、谭平山、徐谦、顾孟余五位委员写出了《土地委员会报告》。毛泽东、谭平山还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写了《土地委员会工作报告》。然而这个很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在5月1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被否决了。在4月27日至5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建议和“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方法”,也为陈独秀所拒绝,没有加以讨论。

  4负责全国农协工作

  毛泽东在全国农民运动中负有盛名,特别在湘鄂农民中享有威望。1927年3月5日,湖北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决定聘请毛泽东等人为大会名誉主席。3月底,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聘请毛泽东为湖北省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当时,农民运动已遍及全国17个省区,计有粤、湘、鄂、赣、桂、闽、皖、川、浙、苏、豫、直、鲁、陕、热、察、绥,已正式成立省农民协会者有粤、湘、鄂、赣4省。有组织的农民达800余万人,其中以湘省最多,计500余万。在此形势下,全国农民运动需要有统一的农协组织。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早就通过了《请求成立全国农民协会的决议案》,议定“本大会应即联合广东、湖北、江西、河南之省农民协会,在最短期间,召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的农民协会,以确定会后全国农民运动的方针,统一全国革命的农民之行动”。

  3月27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扩大会议,将筹组全国农民协会列入到农民部的工作计划。28日,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毛泽东、陈克文,湖南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周以栗、易礼容,湖北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陆沉,江西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方志敏、陆智西,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陈子林、宋英、孔寅初聚会,决定“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由湘鄂赣三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与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于本月30日开联席会议,推举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委员人数定11人。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有临时执行全国农民协会的职权及筹备全国农民代表大会诸事宜的权限。并确定1927年“五一”节召开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代表总数为510名,以农民协会会员多寡为选派代表标准。

  《汉口民国日报》登载的全国农协执委就职通电。3月30日,湘鄂赣豫四省农协代表在湖北省农协开会。讨论结果是全国临时农协执委会由11人增至13人,由广东彭湃、湖南易礼容、江西方志敏、湖北陆沉、河南萧寅谷和国民党中央委员毛泽东、邓演达、谭平山、孙科、徐谦、张发奎、谭延闿、唐生智组成临时执行委员会,以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陆沉、谭延闿为常委,改定5月15日召开全国农民代表大会。

  4月9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发表就职通电,宣布“就职视事”,互推邓演达为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由于邓演达肩负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长、湖北省政府主席等重任,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的日常工作主要落在毛泽东身上。

  至此,无论在中国共产党内,或在中国国民党内,或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内,毛泽东都肩负了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任。他为发展各地农会组织、培训农运干部、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着手解决土地问题等,付出了巨大而辛苦的劳动。

  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刚组成,就面临严峻的形势,时局艰难。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18日,蒋介石在人民的血泊中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22日,在武汉的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40人联名签发“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纠集新老军阀,屠杀革命民众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尤以武装部队,共同“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4月28日下午,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提议“北方农民运动应该积极注意”。第二期北伐期间,“北方农运是十分重要的。如不得北方农民的同情,北伐军是孤军奋斗的。所以直、鲁,豫农协应早日成立。”这个提案得到通过。为加强北方农民运动的指导,4月29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联合组织“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随北伐军进击河南,指导战区的农民运动,毛泽东是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他从农讲所选拔了熟悉北方情形,并能吃苦耐劳、善于作宣传组织工作者百余人,赶赴河南战区作农运宣传。5月5日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成员及农讲所部分学员前往河南,毛泽东以全国农协代表身份参加欢送会,勉励他们努力工作。

  在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指导下,全国农民运动有了深入的发展。据1927年6月武汉政府农民部调查,河南有农协会员245500人,湖北2502600人,陕西705160人,广东700000人,江西382617人,四川33200人,福建28415人,山西17050人,广西8144人,安徽6600人,热河5423人,察哈尔600人,直隶360人,山东284人。湖南居全国首位,会员有600余万人,遍布65个县。农民武装也迅猛发展,全省有农民自卫军7000余人枪,另有数十万的梭镖队。许多地方建立了区乡民主自治政权。长沙市已召开了市民代表会议,选举国民党左派朱剑尼为市长。国民党湖南省县市特别区党部联席会议已确定6月1日召开省民会议,选举民主自治的省政府。在农运组织健全的县,开始着手分配土地。浏阳、醴陵、湘潭等农民清大田亩,插标分田,长沙霞凝乡已按人口和劳力正式分配土地了。

  在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时刻,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4月27日至5月6日在汉口召开,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他在会上提出了支持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猛烈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自治政权的提案。但是大会在陈独秀、彭述之把持下,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引起大会注意,很多同志尚没有认识陈独秀已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等人对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虽已有所察觉或认识,但因是少数派,不可能彻底改变当时中央的路线。此时,蒋介石已经叛变了革命,南京、上海、广州已落入反动派手中,但汪精卫、唐生智尚未分共,冯玉祥还在“革命”,武汉国民政府正在进行第二期北伐,因此多数共产党员尚未察觉大革命有失败的危险。这次会上陈独秀继续当选为党的总书记,毛泽东仅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善于洞察秋毫的毛泽东,从“四·一二”、“四·一五”惨案中已预感风云将变,而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仍然不能改弦更张,纠正党的错误路线,他“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最好。”遂独步长江岸,傍穆黄鹤楼,吟诗一首:“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面对滔滔的长江,心潮彭湃,思绪万千,他决心与蒋介石新军阀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斗争到底。

  5力挽狂潮

  山雨欲来风满楼。大革命的形势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形势急转直下。5月21日,驻长沙的许克祥率所部第三十五军独立三十三团发动叛乱,湖南的工农运动顷刻间浸入血泊之中,史称“马日事变”。

  5月31日,全国农协及湖北省农协在汉口普海春饭店欢宴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宴会由毛泽东主持。在欢迎词中,他论述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说,这个命题在过去“只能有空洞之口号,然在今天欢迎会上已充实了此口号的内在性。”他再一次强调中国农民“是革命进程中主要之力量”,无产阶级是农民的领导者,中国农民运动“深赖工人运动之影响与指导”,中国农民能得到国际无产阶级领袖之指导,其有益于革命前途,实在无可限量”。这个论述对当时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特别是对武装的领导权,迁就资产阶级的右倾投降主义,无疑是一深刻的批判。

  在毛泽东发表加强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的演说的前一天,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发出了《对湘鄂赣三省农协重要训令》。“训令”充分肯定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和打倒土豪劣绅的必要性。“训令”说:农民是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政治和经济压迫最酷烈的阶级之一;农民为解除剥削和压迫,热烈参加革命,成为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协会的责任,在于领导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的统治,建立民主政权,实现耕者有其田,进而解放全国民众,“使中国经济之生产力及工商业得有自由充分发展之可能”;农民向土豪劣绅猛烈反攻,实在是“尽其国民革命主力军之主要任务”,是“农民解放运动初步的必要手段,亦即国民政府实行初步民权之必要手段”。可是“农民方面反因未能及时得到国民政府之强有力的帮助,而受残酷的袭击”。

  “训令”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湘鄂赣农民运动中的一些偏差,如少数农民有侵犯军人利益的行为,从而给土豪劣绅、蒋介石等反动派以造谣、挑拨离间的藉口。又由于各地农民的斗争,有些限于地方性,没有处理好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不利于巩固统一战线。鉴于此,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训令湘鄂赣农民,必须“创设区乡县的自治机关,建立区乡县的民主自治政府”。这种民主自治政府,“以大多数农民为中心,其他中等阶级、小地主、中小商人、知识分子及一切非土豪劣绅非反革命派的人群,均得充分参加”。“训令”认为继续发展农协组织及创设乡区县自治机关,是农运发展到新阶段的新政策。并提出了乡区县自治机关的七项任务。因此,这个“训令”,实质上是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在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的情况下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纲领。

  为实现这个纲领,“训令”要求各地农协,“在目前必须严密农民协会的组织,整肃农民运动的步骤,势使地方农民运动与全国革命过程,合而为一。”唯有这样做,才能“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造成整个的打倒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之森严的革命壁垒,以保障已得的革命胜利,力求耕地农有之实现,而达到解放全中国民众的目的。”

  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震撼了新旧军阀和整个地主阶级。继蒋介石、夏斗寅、许克祥叛变后,江西又发生了遣送共产党员出境、屠杀工农的事件。湖北土豪劣绅尤其猖獗,仅距武汉国民政府十里之遥的汉阳农村,也发生了土豪劣绅残杀农民的惨事。在6月上旬,湘鄂赣三省都处在白色恐怖中,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工人农民牺牲者“不下一万数千人”。在此情况下,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无法召开,全国农协亦没有正式成立。

  在血雨腥风中,毛泽东、蔡和森团结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力挽狂澜。毛泽东、蔡和森还多次接见逃亡武汉的工农干部,详细了解“马日事变”真相,邓演达多次听取湖北农民的申诉。6月13日,毛泽东出席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讨论马日事变的处理问题。他以大量事实驳斥“军工冲突”、“军农冲突”的谰言,澄清事实真相。他说:马日事变完全是潜伏在北伐军队伍里的反动军阀策动的叛乱,是许克祥的部队向湖南省农协进攻,向省总工会袭击,缴工农的枪,屠杀工农群众。这时,汪精卫集团尚没有公开叛变,力主“不用武力解决”。唐生智的主力部队远在河南,也不敢撕下伪装,“并愿亲自到长沙去走一趟”。中共中央在陈独秀把持下,亦采取“农军不得进攻长沙,湖南问题静候武汉国民政府解决”的方针。会议决定派湖南省主席唐生智回湖南处理“马日事变”。

  毛泽东、蔡和森等力主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争取和平解决“马日事变”,团结邓演达等,于当天以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名义,发出《临字第四号训令》,号召各级农民协会一致请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北伐后方的反动派;明令惩办许克祥等叛军,解散其“救党委员会”,恢复湖南省农协、省总工会、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明令禁止江西朱培德部驱逐共产党员及工农领袖;肃清湖北各县土豪劣绅、逆军、土匪,镇压蒋介石的奸细。另一方面,号召各省农协,努力团结农民,严密农会组织,迅速动员工农武装,反击土豪劣绅及反动军队的武装袭击。蔡和森还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夺取湖南,建立两湖根据地的计划。毛泽东在汉口日租界一旅社召集驻汉的湖南同志开会,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6月10日,汪精卫赴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会议。6月19日,冯玉祥又到徐州同蒋介石会谈。此等形势已昭然揭示:蒋汪携手,宁汉合流,反共反苏,已是势所必然。预料汪精卫即将叛变,7月7日,毛泽东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名义签发“讨蒋通电”,揭露蒋介石到徐州是“谋反前敌武装同志及国民政府”,“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出兵华北”,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指出“此贼不除,革命民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号召“全国民众及一切革命势力团结一致,共赋同仇,消灭蒋逆”。这个通电,实际上是通告全国人民,汪精卫也即将叛变革命。

  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上,到了很快就要摊牌的最后时刻。但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看不到这种形势,还是向国民党妥协退让。

  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已经意识到这种危险,努力寻找出路。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武汉,到俄国或者到上海和其他较安全的地方去。这时的湖南省委,由于遭到马日事变的严重打击,已接近瘫痪。从当时的紧迫形势看,湖南的位置十分重要,必须尽快恢复强有力的党的工作。

  因此,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毛泽东奉命立即离开武汉,丢下妻儿一家,赶赴湖南工作。

  毛泽东随即赶到湖南长沙,从事恢复党的组织关系,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与省委的联系,并计划成立湖南、湘西及宝庆指挥委员会,分别指挥所属各县的政治、军事、党务工作,恢复党的组织。曾同柳直荀等到衡山召集衡山主要党员干部和附近几县农会、工会、青年团、妇女会的负责人开会,谈马日事变后的形势,了解党的组织、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情况,以及国民党县党部、县知事的动态等。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指出,“马日事变”是上海“四·一二”事件的继续,随之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对不能合作已经反动的国民党分子要严加处置。因此,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这时,唐生智也回到长沙,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公开打出反对共产党的旗帜。

  毛泽东针锋相对,主持制定《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计划》,明确提出“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推翻唐生智的统治”最终靠什么呢?这个计划把“武装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认为保存工农武装有三种办法:“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以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认为,毛泽东在湖南的活动是“过左”的,指责毛泽东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掌兵权的唐生智是不允许的,并立即下令调毛泽东回武汉。

  毛泽东到湖南刚10天就被陈独秀召回武汉,这就是所谓的“十日书记”。

  7月4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毛泽东不顾陈独秀的指责,在发言中分析了保存农民武装的两种策略:“1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2此外尚有两条路线;a上山;b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只让毛泽东当了10日湖南省委书记。但是,毛泽东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把“上山”作为一条出路提了出来,实在是难能可贵。

  在7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还说过一句话:“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句话是针对着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而说的。他们在这样紧急的局势面前,依然忽视掌握军队,没有研究如何应付武汉政府随时可能背叛的严重局面,一旦突然事变发生,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果然,只过了11天,标志着大革命失败的全局性事变发生了——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中国共产党从合法变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历史的进程,陡然发生逆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艰巨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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