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1出席中共“三大”
1923年4月底，毛泽东调中共中央工作，离湘赴沪。据4月14日团湘区委代理书记戴晓云给团中央报告记载：“润之、少奇不日赴粤，开党全体会议。”此次赴粤即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时粤汉路不通车，毛泽东绕道上海，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自沪提前赴粤，和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等共同进行“三大”的筹备工作。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一座两间两层砖木结构的普通楼房内召开了。30多位与会者代表全国420名中共党员聚集在这里，毛泽东以湘区党的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会议由陈独秀主持，大会首先就中共中央的工作、国际形势和国际工运概况、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情况等作了介绍和讨论。毛泽东也在会上发言，主张党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城市工人运动上，同时也应该特别注意农民运动。他又以1922年长沙第一纱厂和1923年京汉罢工为例，说明工人是有觉悟的。他还说到历史上农民斗争的力量是很大的，由于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重视，他还被委托为大会《农民问题决议案》的起草人。
接着，大会进入了主要议题，讨论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党内一些人就开始认识到仅仅依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不够，还必须联合广大的同盟者，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当积极地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但在“三大”的会议上，虽然与会代表对国共要不要合作并没有多少异议，却对合作的具体形式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以张国焘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不同意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否则会取消党的独立性，造成广大无产阶级的思想上的混乱。另一派则主张实行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国共合作，但合作并不意味着共产党放弃其独立的地位。对此，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争论得双方都拍了桌子。由于大多数代表都不同意张国焘的观点，当会议开到第四天张国焘就退出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很活跃，多次发言，提出了很多国共合作的理由。实际上，毛泽东对国共合作的思考早在他在赴广州参加中共三大之前就开始了。在4月离开长沙时，他在湖南自修大学主办的《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着重阐述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勾结欺压中国人民，共产党只有和一些“非革命的民主党”同“革命的民主派”合作，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的理由。到了广州后，毛泽东又在《向导》上发表文章，提出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是“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阵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
在三大的会议上，毛泽东更是根据湖南工人运动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进行斗争的经验，说明了搞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认为，大批工人阶级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成分，和资产阶级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他还身体力行地在会议期间到位于培正路的湖南军阀谭延闿住所“简园”去做他的工作，谭时任孙中山帅府建设部长，并被孙中山任命为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省长，正在为讨伐赵恒惕作准备。毛泽东一方面通过他加强对国民党的了解和联系，共同商谈国共合作事宜，另一方面则希望能把他争取过来，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采取联谭倒赵的决策创造条件。
大会经过9天的讨论和争论，最后通过了党章和国共合作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将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
大会选出9名正式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根据规定：“秘书负本党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名。”“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
参加这次会议对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来说是一个转折。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又进入中央局担任秘书，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党内下发一切函件必须由陈独秀和毛泽东两个签名，这意味着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共的领导核心。这时他30岁，刚好进入而立之年。
9月毛泽东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到上海。不久，他又临时离开上海到湖南。9月10日，《中共中央通告》第五号说：“中局自迁沪后略有更动，即派平山同志驻粤，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润之同志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11月24日至25日的《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纪要》也记载：“到会者中局委员四人，驻京、驻鄂委员各一人，Ｓ9代表一人，特别招待同志一人，共八人。驻湘、驻粤委员未到；中局委员一人因事赴湘亦未到。”
毛泽东到达长沙时，谭赵战争正酣。谭延闿于同年7月由孙中山任命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赵恒惕是所谓“民选省长”兼湘军总司令，依附直系军阀吴佩孚。是年8月发生谭、赵争夺湖南统治权的战争。先是谭胜赵逃，后因赵得吴佩孚援助，于9月23日重返长沙。在谭赵战争期间，毛泽东和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支持谭延闿，反对赵恒惕。9月28日，毛泽东在《致林伯渠、彭素民的信》中写道：“弟16日到长沙，政局忽又变化。赵于23日由平江入省。大张布告恢复省政府；北军一部业已到岳州，前途如何尚难逆料。惟谭军现占优势，长沙以下压湘水而阵，长沙以上则掩有醴陵之半，使北军仅据岳州，如前年张福来故事不图进攻，则谭赵必议和，而赵仍站不住。”不久，因谭延闿的“讨贼军”进一步失利，加之孙中山急调谭延闿部队归粤，以击破陈炯明部队对广州的包围,乃于11月14日退向粤境。
毛泽东这次回湘的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指导中共湘区委员会筹组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他任中共湘区委书记时，就开始委托夏曦、刘少奇负责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共“三大”时，他主张在工人中发展国民党员，并曾捎信给当时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长李维汉，要注意在安源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组织。湘区委接受他的建议，委派何叔衡、夏曦、刘少奇与国民党元老覃振、邱维震组织筹备组。
这次，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往湖南的筹备员名义来长沙，指导中共湘区委与国民党湖南筹备组筹建国民党湖南总支部。所以，他在9月28日给时任国民党总务部部长彭索民、副部长林伯渠的信中写道：“关于本党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希同志（夏希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分支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夏希为筹备主任），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在他的指导下，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次年4月，组织了湖南临时省党部，1923年10月，正式建立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
2参加国民党“一大”
1923年冬，毛泽东从湖南到广州后，即参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于1924年1月20至30日在广东高等师范学院的塔楼礼堂内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这次大会，他在会上的席位是39号。会议期间，他有多次发言。20日下午，讨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性时，毛泽东作说明：“此案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还不是说明怎样组织政府又何时组织政府。怎样组织政府及何时组织政府，是待议问题。因此，表决也仅限于《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大会同意毛泽东等人的意见，顺利通过了这一决议案。
22日上午，毛泽东等19人由大会主席指定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28日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攻击共产党，提出党中不能有党，要求将国民党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写进章程。李大钊在大会上阐述了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主张，驳斥方的谬论，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人亦反对方的主张。毛泽东抓住赞成国共合作，呼声高涨的有利时机，适时地提议停止讨论，“请付表决”。结果，大会否决了方瑞麟的提案。
25日上午讨论《出版及宣传问题案》，毛泽东就审查结果作了说明，并“请主席以审查结果全文付表决”，“众谓无异议”。
29日上午，大会讨论《本党设立研究会》议案时，有人提出，凡关于本党策略和对于国内外各种重要问题做出决定之前，应聘定有关专门学识者组织研究部进行研究；已确定应研究的问题，未经研究部研究就不得执行，已经研究之问题其行与否由执行部决定。毛泽东表示：“本席反对本案，因本案根本意思把实行与研究分开，但本党为革命党不能如此。本席意思，本案精神可以成立，条文则不能成立。”在毛泽东等的反对下，大会决定此提案“应交中央委员会酌情办理”。
大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始终充满斗争。关于是否同意“请取比例选举制作为大会政纲一”的议案即是最激烈的一例。所谓比例选举制，亦称“比例代表制”或“哈尔投票法”，即根据各政党在选区所得选票，按其总数中的比例来分配各政党议员席位名额的制度，它是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制之一。1899年比利时首先采用，以后通行于资本主义各国。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处在非执政党地位时，也曾赞成这制度，以求在议会获得几个席位。提案人在大会上说：“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因为现代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力以发展毫无冲突之处。”
毛泽东立即反驳：“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在辩论中他还说：“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与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由于毛泽东等的坚决反对，这一提案未能被大会通过。毛泽东“根本反对”此案，当然是从中国当时各派力量的对比和对革命是否有利出发的。
毛泽东在会上的表现受到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赏识和注意。因此在30日上午，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时，毛泽东则由孙中山亲手书列于名单之上，被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31日，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参加了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首次全会。会议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广州，“其余特别区，如上海、汉口、哈尔滨、四川，皆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到各该地执行部，指挥监督各该地党务之进行”。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
3担任中央局秘书
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于1924年2月中旬从广州到上海，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内，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共中央局秘书工作。5月10日至1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毛泽东参加了会议。
1924年5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部分成员在孙中山寓所合影。后排左二为毛泽东。会议肯定了国共合作5个月以来的成绩，同时指出中共三届二次执委会对国民党右派“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方针有右倾偏向，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等决议案。纠正了我们党只注重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忽视宣传工作，忽视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的错误；强调共产党要在国民革命运动的根本问题上指责国民党右派政策的错误，要对国民党不断加强反帝反封建的宣传，使之赞助工农运动；要介绍革命分子加入国民党，增强左派的势力；要注意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组织分开，共产党是独立的秘密的组织，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不兼任国民党组织的主要领导。
会议强调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纲为标准区分国民党左右派。会议提出共产党要加强自身的教育、组织工作。会议指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要在产业工人中大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建立和扩大工会组织，发展劳动运动，坚持党对工人运动的绝对领导权，防止国民党右派插手工人运动。这次会议正式决定中共中央分设宣传、组织、工农、妇女部，毛泽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会后，毛泽东为贯彻这次会议精神，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毛泽东担任中央局秘书期间，由他起草或与陈独秀联合签署的文件至今找到的有：《中共中央通告》第13号（1924年4月19日）、第14号（5月19日）、第15号（7月21日）、第17号（9月10日）、第21号（11月1日）。以党中央代号“钟英”签署发的有《为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意见给各地的通知》（8月31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第四次全国大会的通知》（9月15日）、《各地委分配及推销中央机关报办法》（9月25日）等文件。
中共中央通告第13号是《关于“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纪念与宣传》。《通告》指出，今年的“五一”由于中国工人阶级正在严重的压迫之下，除广州外，不可能有大规模的示威运动，但应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召集工人讲演会，讲演“五一”的历史及中国国民革命与集会结社之自由的关系。“五四”纪念则“须发挥五四运动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恢复国权运动；（二）新文化运动”。“五五”纪念应集合Ｃ·Ｐ及39同志开一纪念会。“五七”纪念日，务努力联合工商学生做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口号是：不但否认“二十一条”及收回旅大，并要按照中俄协定，取消各国的租界、租借地、兵营、领事裁判权、庚子赔款，及废除不平等条约改订平等的条约。
第14号通告是号召全党反对军阀吴佩孚、萧耀南镇压国民党左派的运动。1924年5月13日，由于工贼告密，国民党汉口执行部机关遭破坏，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汉口执行部组织部秘书许白昊，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工人农民部部长刘芬等7人被捕，随即押往郑州，直至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失败，萧耀南倒台，许、刘等才获释。通告愤怒谴责吴佩孚、萧耀南破坏革命，充当列强破坏中国民族运动的帮凶。
第15号通告是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的问题。在这份通告内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右派”一词。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从开始形成的那天起，就存在着斗争。国民党右派分子千方百计排斥共产党，分裂国共合作。1924年6月1日，孙科等提出“制裁共产党分子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邓泽如、谢持等又提出《弹劾共产党案》。15号通告针对这些情况指示全党同志，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势力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另一方面“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政策，“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号召全党揭露右派摧残工运、农运，反对联俄、联共的罪行；同时应“‘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形成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中坚力量，以利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组织。这个协会吸收成员应严格注意质量，以不满意国民党右派主张为重要标准。这种“国民对外协会”是一种独立团体，不可与国民党团体混合，尤不可受国民党支配，惟在国民党不能公开地方，完全由我们造成国民党党部，可用协会名义，对外公开。从毛泽东起草的这个通告看，当时中央有些同志打算组织“国民对外协会”，建立以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统一战线，以对付国民党右派的分裂。后因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并在国民党一届二次执委会上申明国民党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言论行动能否依该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从而击退了右派的进攻。因此，“国民对外协会”也未组织。
第17号通告是反对江浙军阀战争问题。1924年9月初，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为夺取奉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控制下的上海发动战争，导致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9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三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同时，陈独秀、毛泽东签发了第17号通告。《通告》指出：此次江浙战争，显然是军阀争夺地盘与国际帝国泰斗操纵中国政治的一种表现；无论对于参加战争的任何一方，若有偏袒的言动，都是牺牲人民利益来为军阀势力张目。我们对于此次战争的态度只有暴露其实在性质，藉之使人民了解在双重宰制之下中国和平之无望，每一次军阀战争的结果，只有加增人民的痛苦及被奴役的地位；人民对任何军阀战争不能存丝毫希望，可希望解救中国的惟有国民革命。
第21号通告是关于加强党务工作问题。《通告》说：加强党务工作，有益于加强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有益于沟通上下情况，了解实情，指挥得当；尤在斗争尖锐、复杂的环境下，更需要加强党务建设。但是“有的地方许久没有报告，有的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不能看出工作的进步”。为此，《通告》要求各地党小组及地方委员会的组织生活应照例举行不得间断；开会时应常常提出具体的政治问题讨论，以教育各个同志；应做出工作规划、分配各同志，训练各同志，使成为真能行动的党员；各级党组织每次接到中共中央的文告后，应即提交会议讨论，并尽力执行，执行时有无障碍及其结果，均应随时报告中央。
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局秘书期间，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十分重视。1923年9月6日他亲笔起草了《钟英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信》（钟英为中央局的代号）。信中说：中共中央议决“出席贵会会议代表为委员长与秘书，请于开会时通知此二人中之一人”。毛泽东经常代表中央出席团的会议，指导团的工作。1924年9月27日毛泽东手稿《钟英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信》曾针对团中央个别领导闹独立的倾向提出批评，强调团中央的人事安排，必须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信中说：39中央局，来示质问三点答复如下：第一点，和森同志患病，在病愈以前推项德隆（即项英）同志出席团中央会议。第二点，中共中央有自由调遣党员的权力。至于张伯简同志是否留中共中央局长期作事，俟稍后决定了通知团中央，但现时并未正式决定。第三点，赵世炎同志到京接办政治生活，刘仁静即可返沪任团中央委员长，并未变更前议。
毛泽东在上海工作期间，仍在关注长沙文化书社，继续做着“特别交涉员”的工作，为书社采购书刊。1924年3月16日他给上海民智书局账房夏先生的信写道：“昨日承兄替长沙文化书社所配的书，应请扎成大包，上面写明松兴公寄至汉口顺丰转运公司，转交长沙贡院西街11号文化书社易礼容收字样。”民智书局是国民党在1921年创办的出版机构，1922年秋开始营业，1924年已属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松兴公是上海一所民办信局，设法租界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附近。为避免反动政府检查，扣留邮件，中国共产党常通过此信局寄送书刊。为协助毛泽东工作，1924年6月，杨开慧携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来上海。她在党中央机关从事文书誊写、收发工作外，还常在晚上到上海小沙渡工人夜校上课。
二、在国共合作中的工作
1工作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1924年，毛泽东在上海。1924年，毛泽东在上海中共中央工作的同时，还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分任组织部秘书），“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从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共产党人还有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罗章龙、邵力子等。
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始，党的工作重心是建立、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战争。毛泽东为这一中心工作，作了不懈努力。这些均在“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会议记录”中有所记载。
2月25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并负责会议记录。会议议决事项有六，其中“照2月20日谈话会结果通过执行部秘书处及各部职员”，毛泽东为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兼组织部秘书（后为张廷灏），并议决“由秘书处起草执行部办事通则”。
3月1日，上海执行部在法租界环龙路44号开始办公。
3月6日，毛泽东出席上海执行部第二次执行委员会议，任记录。议决以平民教育运动为本党目前下手的工作，组织“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主管这个工作，凡属能做这种工作的同志都一律参加这项活动。
3月9日，他参加执行部主办的列宁追悼大会。11日，参加执行部委员“谈话会”，由他报告上海执行部工作情况。他报告说：上海执行部“曾发出通告两次：一为通知执行部办公；一为追悼列宁事”。执行部的组织部也发出了两个通告。第一号通告的内容是：（1）旧党员重新登记。（2）各区党部区分部报告各委员姓名、办事地点、管辖区域、党员人数。（3）发给宣言、章程、志愿书。第二号通告的内容是：“入党详细手续”。总之，这11天主要是“做清理旧案的工作新的事业，只有讨论关于平民教育的问题，决定加入黄炎培派之上宝平民教育促进会，组织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
3月13日，出席执行部第三次会议。会议“议决军官学校招生事项”，决定由毛泽东等负责黄埔军校在上海的招生事宜。湖南选送的赵自选、陈作为等就是经毛泽东复试，送往黄埔军校的。
3月20日，出席执行部第四次会议，兼任记录，会议议决“执行部对于管辖范围为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平民教育各种运动及宣传、组织、调查各种工作，均应有详细计划，决定由各部及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拟具草案，交秘书处审查、整理，提交执行委员会议议决，使各种工作进行有所遵循”。
5月5日是孙中山就任广州政府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日，上海执行部在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私宅组织了庆祝集会并合影，毛泽东是这次集会的组织者之一。
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除广东根据之外最主要的机构，担任各部部长的都是国民党的元老人物，像组织部是胡汉民，宣传部是汪精卫，工人农民部是于右任，青年妇女部是叶楚伧。由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内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许多工作无法开展。这年11月17日，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北上和谈路经上海，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谒见了他，向他阐述了中共对北上和谈的看法，并呈送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对于时局之主张》，希望孙中山本着国民党一大宣言、政纲及他自己的北上宣言的精神和原则，与北京政府谈判。
同时，呈交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主任毛泽东、组织部秘书张廷灏、宣传部秘书恽代英、组织部指导干事罗章龙等14人写的信。信中说：“上海执行部自8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滞，职员等薪金积压4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务乞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部务，并没法筹款，清理欠薪，实为公便。”这封信，实质上是揭露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委戴季陶、叶楚伧等破坏国共合作的右派行径。
当时在执行部里，以毛泽东、恽代英等共产党员为一方，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非常激烈。如负责组织工作的毛泽东，在进行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时，有些国民党老党员心理上很不平衡：“我们干吗要来填表，年纪轻轻的共产党人，倒要来问我们的履历!”他们以不向“毛头小伙”交待履历为藉口拒绝登记。毛泽东等共产党员，团结国民党左派与那些实际上反对改组的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明确宣布：凡不登记者就除名。这是纪律，没有纪律，无法革命。那些以“老党员”自诩的右派乖乖就范了。
当时同毛泽东一起在执行部工作的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回忆了这样一件事：“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和汪精卫都站起来打招呼，罗章龙和毛泽东不认识那人没有动，只听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他得到的回答当然是党员人人都要填。这使他怒不可遏地冲了出去。毛泽东他们一打听，才知道那人就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谢持，是个反对改组的右派中坚人物。毛泽东于是说，派人送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以放宽点。有了这个台阶，谢持还是填了表。”
国民党上海第四区党部成立时，斗争更是白热化。上海第四区党部范围内，居住着国民党内的许多高级将领。区党部成立会前，国民党右派酝酿了两个方案：一是合法地争取领导权，请孙中山出来为他们说话；二是破坏选举。第一方案遭到孙中山拒绝后，他们雇用流氓、打手，混入会场，企图制造武斗。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动员共产党员、团员和国民党左派，由王荷波组织纠察队，控制会场，制止流氓混入，保证了会议顺利进行。
这年8月1日，在叶楚伧的策划下，一些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南方大学召开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当时激起左派的反对，造成武斗。次日，右派分子又闯入上海执行部，殴打邵力子。事件发生后，由毛泽东领衔，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沈泽民、韩觉民、王基永、杨之华、李成、刘伯伦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的破坏国共合作罪行。此后，毛泽东与叶楚伧的斗争公开化。毛泽东成为共产党在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对叶的分裂行径予以及时的揭露，因此叶楚伧最恨毛泽东。由于叶的排挤、打击，独断专行，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上海执行部，致使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无形停顿。毛泽东等14人致孙中山的信，也说明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瘫痪情况。
由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被右派篡夺，又由于在国共合作统战策略上毛泽东与陈独秀的观点已有一定差距，加之他工作劳累，身体虚弱，睡眠不佳，乃于1924年12月底请假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疴”，直至1925年9月。
2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久，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该会上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并确认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这是党对中国革命认识的重大进展。大会还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但是毛泽东并未当选。
不久，孙中山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全国人民深切悼念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国共两党积极组织群众，广泛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精神且规模不断扩大。接着，五卅运动席卷全国，将大革命推向高潮。同时，国民党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进一步分化，尤以国民党内左派领袖廖仲恺于1925年8月被暗杀为标志。以蒋介石、戴季陶、胡汉民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势力逐步增长。在这种形势下，国共两党关系更加复杂，而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从湖南归来。
1925年9月，毛泽东到达广州。这时，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因政务繁忙，无暇兼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职事，于是，他在10月5日即推荐毛泽东代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务。
毛泽东赴任后，决定改变宣传工作长期存在的杂乱，效率低，范围狭窄的状况。首先着手健全宣传工作体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原来管辖的范围实际上只有广东一省，其他省市党部宣传部门与之没有联系。毛泽东则采取两条措施，一是通过报刊和交通工具向各省市宣传部布置宣传要点，二是要求他们定期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因此，到1926年5月毛泽东离开宣传部时，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的省市已达12个。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很快就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在1926年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作党务报告，特地提到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有很大改观。“本党在以前对于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不很统一，现在说可以比较的统一了”。在深入民众宣传反帝反军阀方面，“本党也都可以指导而有成效”。时起时落的国民革命浪潮中，毛泽东所主持的宣传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其中重要原因在于他密切联系社会实际，正确深刻地揭露时弊，充满了战斗精神。
1925年10月15日至25日，毛泽东刚担任代理宣传部长不久，中国国民党广东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并参与起草大会宣言，为《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写了《发刊词》。
《发刊词》写道：国民党的改组，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的召开，广东省反帝国主义反军阀革命斗争的高涨，是同盟会成立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正确的审察环境的结果。在观察客观环境中，以孙中山最有远见。“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发刊词》赞扬广东同志在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军阀、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组织工农群众等方面都走在其他各省同志的前面，“为本党在南方定下了一个革命的基地，——在这个基础之上，建设了指挥全国革命运动的国民政府”。
10月20日上午，大会组织各种委员会，其中宣言起草委员会，议决由毛泽东、李谷珍等三人组织之。毛泽东等起草的宣言，于26日上午在大会上通过。宣言的核心思想是：无论国内国外，当今世界上有两种统一战线，一种是革命派的联合，另一种是反革命的联合。宣言号召一切被压迫民众、一切爱国分子都站入国民党领导下的革命战线。强调团结革命战线上的一切势力，向反革命战线进攻，乃是我们惟一的工作。
27日，毛泽东在大会闭幕会上发表了演讲。在演讲中他突出地讲了“中间派的问题”，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中间派”的概念。他说：自广东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减租运动后，中国国民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为现在是一致对外的时期，我们要一致去反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也是中国的同胞，不可提倡自己打自己。这一派的同志，似乎要在党内造一个中间派的样子”。毛泽东继续说：“依我的观察，这中间派是不能存在的。”毛泽东在这里所指的中间派，其代表人物是戴季陶，其理论主要的也是戴季陶的谬论。戴季陶在1925年6、7月间，先后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旨在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分裂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是戴季陶主义的最形象的注脚。
毛泽东对这种“中间派”的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它的实质是“要做修正孙先生的革命理论与策略的尝试。他是违反了党，他是一定站在反革命那边，违反了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违反了孙先生。他现在即无诚心要做反革命，无诚心要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他将来定要变成反革命，一定要跑入帝国主义那边去的”。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戴季陶主义是资产阶级右翼和国民党新老右派反共的思想武器。
同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带兵反奉。11月22日，在直系将领冯玉祥策划下，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自此，北京等地各群众团体举行反对奉系军阀扶植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大示威。毛泽东认为，这种大示威的性质为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国民党各地党部应指挥同志作广泛的宣传。于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托毛泽东起草反奉宣传大纲。27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123次联席会议，毛泽东向会议提交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大纲》首先分析了在这次反奉战争中帝国主义、军阀、政派、国民军、国民政府、民众各方面的势力。在分析民众的力量时说：“此次反奉运动的主体，应该是全国的革命民众，直系之发动，仅仅是一支先发队，不能算作主体。”“全国民众之反奉，即反英日帝国主义”。反奉的胜利，即反英、日胜利，这与广东民众讨伐陈炯明，即攻击英国帝国主义，东征胜利即罢工胜利的观念是一样的。
《大纲》的第二部分是“我们的宣传及准备”。根据上面的分析，提出了9个方面的宣传和准备，其基本观点是：“人民于敌友之分辨，全看其与帝国主义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
毛泽东起草的《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在这次联席会议上顺利通过。宣传部还在会上提出了将孙中山总理遗嘱谱为歌曲的问题。会议决定交汪精卫审定。
12月3日，中国国民党公布了《反奉战争宣传大纲》。该大纲刊载于《政治周报》创刊号，发行两万份，另印发单行本两万份，分送各地党部，广州《国民新闻》等报刊都以醒目标题转载。
同一天，毛泽东又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部长”名义，向各地宣传部发出了《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通告”要求“全国各地高级党部亟宜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的热潮”，以夺取“中国国民革命”的“部分成功进而至于全部成功”。
反奉“宣传大纲”和中宣部“通告”发出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奉高潮。12月20日广州举行了反段大示威，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的北京段祺瑞政府。
在这段时间，毛泽东还主持了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学习事宜。莫斯科孙文大学，全称是“孙中山中国劳动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创于1925年9月。其宗旨是“以容纳中国信仰孙先生主义的革命青年便为深切之研究，以养成国民革命之领导人才”。“拟定招生500名，其中在广东拟招150名。第一批取147名。毛泽东为此写了一篇报道，简略地介绍了中苏人民之间，特别是孙中山与列宁之间的友谊、学校宗旨、课程设置等，并且公布了录取学生名单。这批学生于12月中旬奔赴莫斯科。
这年12月，毛泽东还兼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员养成所所长。当年宣传员养成所学员谢华回忆：所长原是廖仲恺。廖被刺后，一段时间无所长。毛泽东任宣传部代理部长后，即由他兼任，约有三个月。学习的课程有《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等，毛泽东经常来所讲演。该所学员毕业后，绝大多数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担任政治宣传干部、营、团党代表。
这段时间，毛泽东还组织和参加了各项纪念活动，进行革命宣传。
1926年2月28日他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第一期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政治讲习班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办的，谭延闿、程潜、林伯渠、陈嘉佑、鲁涤平、毛泽东、李富春任理事。谭延闿任理事长，谭不在，由毛泽东代理，李富春是班主任。第一期学员全是湖南人，专门培育从事军队和地方工作的政治工作人员。毛泽东讲演的中心内容是“革命分子团结起来”。他说：“我觉得政治讲习班这个团体，表示了一个很大的意义，即是革命分子团结起大会邀请毛泽东参加的电文。来了”，并且举了许多例子。他还说：“这回从湖南来此地的同志，我相信都是彻底的革命者。即此地先后投考者约千余人，取录者仅二百余人，其取录标准，绝对不是重文字的工拙，完全看他的思想是否是革命的。”我们的敌人对革命采取了联合行动。“我们非团结起来为之奋斗不行！”诸位都是来此做革命工作的，“绝对不是抱升官发财的希望而来的。望诸位忍苦耐劳，大家联合起来，努力国民革命”。
3月18日，他在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所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大会上发表《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的讲演，他说：“今天是中国民众纪念巴黎公社的第一次。巴黎公社事件的发生，距今已五十五年了，为什么到今日我们才知道纪念？因为中国从前的革命是少数人包办的，及到革命潮流渐渐增长，革命运动才跟着由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到现在已有多数的农工民众参加，并且有左派的国民党党员作指导，有工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作模范，所以中国民众才知道有今天的纪念。”
纪念巴黎公社的意义或应注意的几点，毛泽东作了高度概括：一、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第一次的革命运动。二、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三、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四、巴黎公社失败有两个主要原因：1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导。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努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当时巴黎公社，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党，以致内部意见分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有可乘之机；2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两句话。
他还在政治讲习班讲授《农民运动》，每周一至两次。
5月7日广州各界集会，纪念“五七”国耻日。毛泽东、缪斌、陈其瑗、褚民谊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会后，他们联合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一个《五七国耻纪念报告》，详述拥护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广州市党部青年部，广东总工会欺骗群众，挑起事端，破坏集会的经过。10日，毛泽东、陈其瑗等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向会议提交了《五七国耻纪念报告》。毛泽东通过这些活动，宣传和维护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批判和回击了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径。
3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第四期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载于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以后又在1926年2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第二期和3月13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机关刊《中国青年》第一一六、一一七期合刊内发表。1924年4月1日中共汕头地方党和共青团组织主持创办的汕头书店按照《中国农民》所载版本，再版了这篇着作的单行本。毛泽东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斗争的经验，特别是五卅以来反帝爱国运动中各阶级的表现写了此文，主旨在从理论上解决革命的领导权及其革命的策略。现依据最早版本《革命》半月刊第4期简略介绍其内容。
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开宗明义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却并不容易。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要分辨那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人数，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接着，他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作为基本指导线索，严格依据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划分为“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五种。这五种阶级，由于他们各具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对革命取种种不同的态度。
把资产阶级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即中产阶级，毛泽东最早使用“中产阶级”一词是在“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内填写的，具体的分析则在本文。）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重要发展。他指出，大资产阶级完全为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占全国四万万人的四百分之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中产阶级包括“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小地主及附属于他们的高等知识分子”，共计四百万，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个阶级对于革命具有两面性，即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赞成革命，当革命迅猛发展，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感觉着威胁时，又怀疑革命。这个阶级又分为左右两翼，其右翼“只要国民运动的争斗加紧，这种人一定很快的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和着买办阶级做着很好的伙伴”。其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无缘者”，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但这一派“对于所谓、赤化，时时怀着恐惧，故其对于革命极易妥协，不能持久”。故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能担负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这些分析指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为我们党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小资产阶级合计达一万万五千万，这个阶级有三个不同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大概不及小资产阶级全数的百分之十，乃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恰足自给的”，人数甚多，大概要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是“每年要亏本的”，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颇有推进革命的力量。其人数约占小资产阶级中百分之四十，是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半无产阶级，乃农村中一个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半无产阶级的经济状况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半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作工或营小商以资弥补。然优于半益农。半益农与贫农都是乡村的佃农，因受地主的剥削，然经济地位颇有区别。半益农无土地，然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及相当数目之流动资本。贫农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流动的资本。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手工业工人系一种自由职业，“其经济地位略与农业半益农相当”。店员，“其地位与手工业工人不相上下，对于革命的宣传极易接受”。小贩，其地位与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等半无产阶级人数共计约二万万，占全国人口之一半。
无产阶级包括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都市苦力，约三百万，农业无产阶级，约二千万，游民无产阶级，约二千万。共约四千五百万。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而大多数在外资产业之下。“故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是集中，第二是经济地位低下。都市苦力其经济地位与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其有组织的集中和在生产力的重要。农民无产阶级，包括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此等雇农，在农民运动中与贫农处于同样要紧的地位。游民无产阶级，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乃中国最大最难的问题。中国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贫乏，又一个是失业。故若解决了失业问题，就算解决了中国问题的一半”。
毛泽东以大量的篇幅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派知识阶级，即中国所谓大资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敌人，乃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作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时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
毛泽东于1926年1月1日在《中国农民》第一期上，还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该文实质上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部分内容的再版。它没有分析城市里的各阶级；对农村各阶级的分析，除对大地主、小地主的来源及其剥削农民的形式作了补充外，其它观点、论据均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完全一致。
文章写道：中国的大地主，一部分是前清官僚贵族后裔及现在的官僚军阀，一小部分是城市富商置买土地。力田起家成大地主者极少。其利益建筑于对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五种农民的严重剥削之上。其剥削方法分为五种：第一种重租，自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第二种高利贷，月息自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七，年息自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八十四。第三种重捐，是强迫自耕农半自耕农按亩出捐充作团防局经费。第四种为对雇农的剥削，即剥削其剩余劳动。第五种，与军阀及贪官污吏合作缴本年度预征田赋，而来年索取重息于完粮之农民。所以中国购置土地，又有一部分为官僚后裔之衰败者及现在之小官僚，剥削方法为重租、高利贷和剥削剩余劳动，其政治态度与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相一致。
他对农村各阶级作了全面的分析后，得出结论说：“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争斗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政治上让步，在特别情形上，即是遇了如海丰、广宁等处最反动、最凶恶、极端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时，则须完全打倒他。对于游民无产阶级则劝他们帮忙农民协会一边，加入革命的大运动，以求失业问题的解决，切不可逼其跑入敌人那一边，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
阶级分析是一个党制定革命战略、策略的重要依据。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集中了我们党在幼年时期的正确主张，集中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最初成果，正确地回答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为我党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4主编《政治周报》
五卅运动后，大地主大买办阶级进一步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勾结，向革命势力反扑，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谢持、邹鲁、冯自由等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之日起，就开始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这时更加嚣张。他们勾结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林森、叶楚伧、吴稚晖、张继等于1925年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所谓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实行反共，通过“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等反动议案。这些国民党老右派，史称“西山会议派”。
为了反击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宣传，巩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创办了《政治周报》，并任主编。1925年12月5日，《政治周报》创刊号问世。
《政治周报》和毛泽东写的发刊词。《政治周报》从1925年12月至1926年6月共出版14期。在第一期上，毛泽东针对反革命派在宣传中的反“共产”、反“赤色帝国主义”两面黑旗，写了《三三三一制》，《杨坤如的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如果讨赤志同、仇雠亦吾良友》、《颂声来于万国》、《反共产中国国民军大同盟万岁》、《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邹鲁与革命》，在第二期上写有《赤化原来如此》等杂文。这些短小精练的杂文，有如锋利的匕首，刺破了“反共产”的实质：“一般反革命党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命，以国民党指为共产党，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了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政治周报》发表的一批分析资产阶级各派及我们对其政策的文章。其中《向左还是向右》、《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右派的最大本领》、《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都是出于毛泽东的手笔。他在这些文章中，阐述了下述基本观点：
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中，中间派必然要分化。这个观点，毛泽东在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从理论上作过全面的阐述。在《向左还是向右》一文里，又进一步用客观事实加以论证。他说：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万万没有第三条路。譬如说广东，“左就是广州，右就是香港”。陈炯明率领反革命派军人、政客、买办阶级、土豪劣绅站在香港旗帜之下，国民党左派率领工农兵学商各革命民众一齐站在广州旗帜之下，两派用大炮互轰。“在这互轰中不能有中间派，他有，也只有藏头掩面躲在一派旗帜之下，用低声发言，用轻步走路”。
“西山会议派”就是国民党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代表。1926年3月前，毛泽东把西山会议派视为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代表。国民党右派分离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毛泽东从国内外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对象、任务、目的、结果、时代特征及国民党自身的历史发展等六个方面剖析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
首先，他分析了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阶级的民主革命，与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由于性质完全不同，革命的对象、目的、策略、结果也就大不相同。前者，“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其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乃当时资产阶级用以笼络欺骗小资产、半无产、无产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其结果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建设了国家主义的国家；其终极是发展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造成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后者，“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
第二，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此点，黄兴、章炳麟、宋教仁等一班右倾的领袖们只知道国内的满清贵族阶级是敌人，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只有压迫阶级反革命的联合，没有被压迫阶级革命的联合。现在的局面与辛亥年完全两样。革命的目标已转换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党的组织逐渐严密完备起来，因为加入了工农阶级的分子，同时工农阶级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势力；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国际上又突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俄和一个被压迫阶级革命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有力的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
第三，随着国民党的历史发展，它所代表的阶级属性也在变化。“兴中会的组织，完全是收集游民无产阶级的会党；同盟会的组织，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工人，一部分是内地的会党，另一部分则为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学生，小地主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及自耕农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总之同盟会的成份，乃无产阶级（会党）、半无产阶级（侨工）、小资产阶级（一部分内地学生）、中产阶级（留学生及一部分内地学生）这四个阶级的集合体”。辛亥革命初成，同盟会中代表小地主的一派即不赞成孙先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见之于实行，结果解散革命的同盟会，改组为不敢革命的‘国民党’，合并了许多代表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团，使小地主阶级在国民党中成了绝对多数的支配者。孙中山因此大愤，决志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又加入了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此时而且有一部分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混了进来，他们站在党的支配地位，孙先生及少数革命派领袖乃于去年一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大会，明确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且容纳了共产派分子入党。然而此举首先得罪了代表买办阶级的领袖们，冯自由、马素等首先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脱离了国民党，另外组织同志俱乐部。国民党左派为了拥护工人的团结与罢工，得罪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为了拥护农民的团结与减租，得罪了地主阶级；为了保护革命根据地，用严厉手段对付反动派，得罪了帝国主义工具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魏邦平、陈炯明、熊克武一班人，于是又出现了“西山会议派”这些新右派。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革命性和妥协性。中国现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领袖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反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统率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级）组织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那些站其中间的中产阶级（小地主、小银行家及钱庄主、国货商、华资工厂主），其欲望本系欲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为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然因现在的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猛勇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他们对之不免发生恐惧，又怀疑各阶级合作的革命。中国的中产阶级许多人到现在还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建立一个阶级独裁的国家。首先，“他们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余阶级革命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这种阶级利己主义，必然“疑忌工农阶级之兴起”，必然“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们丢弃了群众，丢弃了帮手，在二十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决没有建立中国资产阶级独裁国家的环境、条件。
国民党左派的分裂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国民党右派代表资产阶级的右翼，而右翼的人数在全国总人口上占极小的比重。当年四万万人中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至多每四百个人里有一个，小地主、国货工商业家等中产阶级，大约每百个人里头有一个，此外的数目都属其余的阶级。这就是说，中国为了救苦，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占百分之九八点七五。其敌人只有一百万，占百分之零点二五。中间派也只有四百万，占百分之一。“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毫不犹豫的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他们的分裂，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使他们不得不分裂，并不是为了什么左派的操纵”。
毛泽东上述观点，集中了中共“四大”以来党内许多同志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中发表的一系列政治文章的基本观点。
《政治周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从理论上、事实上揭批了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分裂国共合作的行径，教育了国民党左派、争取了中间派。各地革命党员纷纷起来反对西山会议派。毛泽东将各地党部反对西山会议派的电文汇集，以《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的醒目标题摘要刊登，有力地反击了西山会议派，维护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迎来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三、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
1参加国民党“二大”
1925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广州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被推定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5个成员之一。此后，他以很大精力进行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
12月11日，毛泽东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再次指出：“西山会议”是非法的。西山会议取消李大钊、毛泽东等9位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国民党党籍，是分裂国共合作的反动行为。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经过吴玉章、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沈雁冰等人周密的筹备，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6年元旦在广州召开，出席代表278名，其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计168人，中派65人，右派45人。共产党人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毛泽东、夏曦、易礼容作为国民党湖南省代表出席，毛泽东的坐位是13号。
8日下午，毛泽东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宣传工作报告》。“报告”共分6部分。第一部分为“文字宣传”。当时国民党在各地办的日报计有：上海《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国民新闻》、香江《晨报》、香港《新闻报》、北京《民报》。其中广州《民国日报》归中央宣传部管理，《国民新闻》已由中央宣传部移交广东省党部。至于上海《民国日报》已蜕变为西山会议派的机关报。香江《晨报》后叛投陈炯明。香港《新闻报》、北京《民报》已被香港英政府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封闭。党办周报周刊有《中国国民党周刊》、《党声周刊》、《评论之评论》、《浙江周报》、《新民》周报、《中国国民》、《武汉评论》、《政治周报》等；其中《党声周刊》、《政治周报》属中央宣传部主办，《评论之评论》属上海执行部宣传部主持，《新民》周报由湖南省党部主办。《中国国民》属上海各区党部联合会出版。还有广东各军及各军校也有周刊、半月刊，其中有黄埔军校的《黄埔潮》，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革命》半月刊，第四军的《军声》等。以社团名义出版的刊物则有：学生团体的《中国学生》、工人团体的《工人之路》、军人团体的《中国军人》、《革命军》、《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及烟台的《新海军》等都由国民党同志主办。月刊有《新建设》、《新民国》、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通讯社有中央通讯社，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中央宣传部出版的书约30种，共发行393959册。另外，中央宣传部散发传单达83种。
《宣传工作报告》的第二、三、四部分分别为“图画宣传”、“口头宣传”、“两年来十四件重大事件”（即国民党改组、收回粤海关、沙面罢工、商团事件、中俄协定、反直战争、孙中山总理北上、国民会议促成运动、孙中山逝世追悼运动、五卅运动、廖仲恺被害案件、反奉战争、反基督教运动及军队中平时教育、战时政治宣传）。第五部分是“敌人的宣传”。第六部分检查了在宣传工作中存在的缺点。
国民党改组后，各方面的工作都有新生面。尤其在宣传工作方面，由于有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主持或支持，更是生气勃勃。正如毛泽东在《宣传工作报告》结语中说的：“两年来在革命宣传与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确是取一种攻势；这种攻势，在五卅运动中特别的表现出来。反革命宣传却始终是一种守势，为了招架不住，才抬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这两块挡箭牌来。这种对抗攻守的现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取，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结果”。
16日，毛泽东参加起草的《关于宣传决议案》在大会上获得通过。“决议案”写道：“各个群众虽说因为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异其需要，但是他们要求国民革命的实物，确是一致的。中国的解放和统一，是大多数人所要求的。所以大多数的民众就是国民革命的基础。”“国民党扶助农民减租，取消苛捐杂税，也是一个必要的政策，因为农民所受的压迫愈减轻，国民革命完成的时期愈迫近。”因此，“我们如果想促成国民革命的成功，必须要拥护农民的利益。宣传部应当正式指示，凡是赞成中国农民的解放运动的，就是忠实的革命党员，不然就是反革命派”。“决议案”还说：“一个党的成功，须赖有党的重心。中国国民革命的重心，就隐伏在大多数受剥削的农民群众。宣传部应时常指示各党员，并且命令他们侧重于这个重心。”
18日，毛泽东向大会宣读他参加起草的《宣传报告决议案》。“决议案”认为，“自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布本党宣言及政纲，明揭国民革命之目标及方法之后，党内外视听为之一变。在党外，民众渐知本党领导国民革命之目标，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及其一切附属物，为民众之利益而奋斗。”“在党内将全党党员范围于一个共同目标与共同方法之中。不足之处是未能将本党革命目标及方法，深入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之工农小商群众中。未能建立一具体的教育党员计划，使全体党员革命化。”“应按照新的宣传计划，切实正改之”。
同日，大会在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关于言论限制条款时，有人主张言论限于小册子，毛泽东表示不同意，说：“本席以为未尽完妥，如林森此次在京之演说词，字数虽少”，也未成小册子，但“关系却很大。所以专限小册子也是不行的”。在讨论“决议案”中有关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内容时，有人提出了对原案进行修改的不当意见，毛泽东说：“仍请维持原案，不必删改。”接着，袁同畴发言：“以为这个问题应该从根本上解决”，并提出了3条具体办法：“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张国焘、毛泽东先后发言。
毛泽东说：“袁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很可讨论。张同志所说的是事实也要注意的。而且这三种条件，我们也都是不怕的。”“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在不必有若何的限制”。袁同畴在受到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发言驳斥后，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
这一天，大会主席还报告了第二届中央执行、监察各委员决选结果，参加投票者211人，毛泽东以173票连续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19日，大会主席汪精卫在讨论纪律提案第三项时说：关于第三项覃振、石瑛、茅祖权三人，原案主张加以警告，限于一月份声明脱离“北京同志俱乐部”且须致函中央党部报告，否则除名，大家以为如何？毛泽东紧接发言：“本席主张改为两月，因一则交通不便，一个月消息来往实不够；二则又使他们知道决议案慎重的真意；三则我们还且希望他们再走回革命之路的。”大会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将原决议条文改为“覃振、石瑛、茅祖权亦列名北京同志俱乐部，限两个月内向中央党部声明脱离。”
2继续代理中央宣传部长
国民党“二大”闭幕后，于23日召开了二届一中全会，汪精卫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2月5日国民党中央第二次常务会议上，汪精卫推荐毛泽东继续代理中央宣传部长，并为会议通过。毛泽东接受这一任命，并对部务作了进一步的整顿。
2月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常务委员会议。毛泽东列席。“宣传部提出沈雁冰为秘书，顾谷宜为指导干事，吴求哲、陈曙风为编辑干事，萧楚女、朱则、赖特才、宋稚零为检阅干事”等人事问题，得到会议决议通过。据沈雁冰回忆，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后，陆续调进了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实际上宣传部的工作都是共产党做的”。毛泽东“首重人才”，宣传部“人才济济，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
2月16日，毛泽东因病，请求休假两星期。并提议休假期间部务由沈雁冰代理。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五次常务会议，同意他的请求和提议，决定“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同志因病请假两星期，部务由沈雁冰同志代理”。
3月初，毛泽东病愈，回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持日常工作。
3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十二次会议，毛泽东列席，并以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身份提出多项提案，并作说明，其中一项是对付京沪等地孙文主义学会问题，主张严加取缔。孙文主义学会是1925年12月黄埔军校内的右派分子贺衷寒、缪斌等在蒋介石、戴季陶支持下成立的。他们出版《国民革命》、《孙文主义丛刊》等，打着信仰、研究、宣传孙文主义的旗帜，进行反共活动。他们不仅在广州，而且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发展孙文主义学会，与西山会议派结合，开展反共活动。毛泽东的提议，获得部分通过，即在北京、上海等地不准发展孙文主义学会。4月23日，第二十二次常务会议，毛泽东、杨匏安等又提出“训令全体党员不得认反动分子为党员，不准加入各地未经本会批准擅自设立孙文主义学会案”。会议决定，除广东外，未经本会批准，不得认为本会附属团体。
4月2日，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各部部长及中央监察委员联席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代表宣传部、提出了“畸岭书社假冒先总理名义，发行《社会主义论》小册应否禁止案”。并说明：“这种冒名孙总理遗着”的事件，“显系贪利市侩所为，若不严加取缔”，那些“行见射利之徒、反革命之辈”，将“淆惑社会听闻，有妨本党前途甚大”。会议接受了这一提案，并作了相应的决议。会议还听取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声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革命所取之态度，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函送湖南省党部关于该省最近政治状况等几个报告。
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在20日的会议上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将本年2月1日起，截至5月15日止”的宣传工作情形作了简要概括。他说：本部自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以后，即于2月初间，派定职员，分配工作，一切规划设施，均依照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宣传决议案，依次进行。1开办党报。计有汉口《楚光日报》、长沙《湖南民投》、北京《国民新报》、广州《政治周报》。另外，上海《民国日报》变成西山会议派的喉舌后，乃于1926年4月由上海特别市党部负责人出面，顶受《中华新报》的财产，改称《国民日报》出版，“经费之决定及人员之委任，均属中央常务会议、宣传部担任执行”。2发布宣传大纲。计有“二大”宣传大纲；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五四”纪念宣传大纲等。3设立检阅会议，检阅党内外出版物。4设立上海交通局，沟通中央与全国各地的关系。自2月至5月发送北方及长江流域之宣传品41种，共计221284份。5设立宣传委员会，讨论全国宣传事项，以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胡汉民、林祖涵、彭泽民、陈其瑗、邵力子、毛泽东等10人为委员。6加强中央宣传部与各省宣传部之间的联系。7设立了宣传材料储藏机关——宣传部图书室。8接办国民通讯社。国民通讯社仅次于国闻通讯社之第二家大通讯社等等。
《宣传部工作报告》还对今后宣传工作作了具体的规划。第一，津贴各地报纸，扩大宣传。全国各省除边疆政处外，均有了国民党组织。在有国民党的地方就应有公开宣传机关。然到处办报实为人力财力所不许，若采用津贴报纸方法则所费不多，收效颇大。如全国重要地点以20处计，平均每处津贴报纸一家，每家津贴200元计，每月共费津贴洋4000元，仅抵一家党报之经费，然收效已遍全国。此等津贴之报纸，“其条件至少消极方面不攻击本党及国民政府，能办到适当地拥护本党及国民政府，自为我们之目的”。第二，计划编印国民运动丛书。在上海设立征稿处，任命沈雁冰为驻沪编纂干事，“其责任为征集丛书稿件，寄到中央宣传部，经审定后寄返上海印刷发行”。预计每月出书10种，半年内可出60种。宣传计划还具体列出编纂书目64种。
3与蒋介石斗争
国民党“二大”召开之时，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但是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的妥协退让，对势力不断膨胀的国民党新右派没有触动。“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了解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中存在危险。为了排除这种危险，他们准备向新右派(戴季陶)做出让步”。在选举问题上，他们一开始就预备退让，决定“只应有两名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结果造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内右派占优势，左派则陷入孤立的困境。在二届中央执委和候补中央执委60名委员中，共产党员仅有13名，中央监察委员12人中共产党员仅占1人。蒋介石在此次会上首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之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在国民革命军中，他原本只是一个军的军长，这时又获得国民革命军总监的职务，为其日后篡夺领导权埋下了隐患。后来，毛泽东谈论国民党二大时感慨道：“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二次代表大会，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
中国共产党的善意退让并未缓和联合战线内部的矛盾，恰恰相反，国民党新右派更加肆无忌惮。“二大”后，蒋介石表面上继续充当“中派”，暗地里屡次制造事端，以试探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国民党左派的势力。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借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名义，命令海军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调派中山舰到黄埔候用。19日，李之龙向军校驻广州办事处索补调兵舰的公函到海军局编号存案，经蒋介石允许“电舰返省”。20日，蒋介石谎称共产党人指挥中山舰炮轰黄埔，共产党人企图暴动，立即宣布广州实行戒严，逮捕李之龙等大批共产党员，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
事发当晚，毛泽东就赶往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团长季山嘉处商量对策。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也在那里，两人均主张反击。毛泽东提出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到叶挺独立团驻地肇庆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军权，开除党籍。随后，他又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正好碰上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周恩来回忆说：“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等讨论的结果是利用蒋介石与其他各军的矛盾，声讨蒋介石。适时黄埔军校有500多名共产党员，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有6个军，除第一军外，其他各军军政首脑都反对蒋介石，而且在第一军内，政治骨干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加之掌握了叶挺独立团，从力量对比上看完全可以反击。只要共产党员态度强硬，相信国民党左派也会从中给予支持。
但是这些建议遭到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的反对，后来请示陈独秀亦遭陈的冷遇。就连率领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在广州的依文诺夫斯基也不同意。由于他是苏联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因此在处理中山舰事件中处于实际决策地位。毛泽东、周恩来又主张把从第一军中被迫退出的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队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军队，陈独秀再次拒绝这一正确主张。3月29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甚至发出指令说，“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找出来”。
事实上蒋介石很快就从因中山舰事件而陷入的政治危机中“拔出来”了。不到两个月，他就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借口避免“党内纠纷”，提出了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来指导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时，大家意见不一致，争执7天毫无结果。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同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要求与会的共产党员签字接受。毛泽东拒绝签字，主张“坚决顶住”，在表决所谓《整理党务案》时也没有举手。“当时没有举手的还有国民党内的二个人，一个何香凝，一个柳亚子”。国民党左派激烈地反对《整理党务案》，以至声泪俱下，然而陈独秀、张国焘的妥协退让方针，致使《整理党务案》通过了。
依据《整理党务案》，凡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共产党员必须辞职。1926年5月25日，毛泽东离开了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位置。此后，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去。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