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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吏治是篇大文章

  在今天看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价值取向、基本追求和重要标志,很多国家都在朝这个目标艰难地前进,而在两千年前,刘秀已经有目的有意识地去做了,而且初见成效。

  他明确要求,在国家法律面前,包括干部勤政廉政方面,大家都要平等地无例外地遵守;对于违规越轨者,无论开国元勋还是朝廷重臣,无论普通百姓还是皇亲国戚,都要一视同仁地严加追究。

  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知道地方吏治好坏直接关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他又见多识广,认真研究过朝代兴亡,明白中央政府的勤政廉政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兴亡。

  作为一个由普通农村知青,经过自己艰苦卓绝的打拼,一步步做到九五之尊的开国君王,刘秀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性上,都比一般皇帝更加清楚吏治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

  他年轻时曾经被地方干部欺负过,也深刻体味过王莽大搞“劣币驱逐良币”引发的民怨沸腾、兵祸连接。

  所以,他登基不久,就花大工夫整肃吏治,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为刘秀这方面的做法可以简单归纳为三句话:

  一是恢复和完善自上而下的监察制度,二是大胆使用干吏从事监察工作,三是无论谁违法违纪都要一视同仁地严肃追究。

  专门找茬的制度和专门找茬的人

  王莽当政时,打着所谓的革新旗帜乱搞一气,在政治上黑暗和腐败透顶,过去行之有效的监察制度荡然无存。

  王莽就像一只红了眼的打定主意要把野兔和山鸡偷偷往自己窝里叼的猎狗,无论如何也不喜欢旁边有猎人拿枪盯着。

  他故意把整个社会政治生活都搞得乱成一塌糊涂,狠狠地涮了天下人一把,不让人们看清他的小动作,法纪、监察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刘秀一登基,就从制度上、用人上、查办重大案件上等多方面着手整肃吏治,首要之举就是恢复并且根据社会政治现实不断完善监察制度。

  秦和西汉的前中期,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监察体系就比较完整了,主要负责人自上而下依次是御史大夫、监郡御史、郡守、县令长。

  汉武帝刘彻时在全国设13部刺史取代监郡御史。

  到了汉成帝时,他只顾得荒淫玩乐,国柄掌握在太皇太后王政君和王莽爷儿几个手里。

  作为私心极重的猎狗,王莽等既想让人们说自己是顺从猎人的,勤勤恳恳的,又从内心里对猎人的监管恨之入骨,就来了个不动声色,狠狠地玩了猎人一把:下了猎人手中的枪!

  王莽等人把帝国最高监察长官御史大夫明升暗降,晋升为三公,地位待遇提高了,经常参与朝廷的一些礼仪性活动,监察权却大大被削弱了:你就这样跟着皇帝玩,其他事少管点吧!

  本来,在秦和西汉的前中期,御史大夫的职责是监察、弹劾百官,等于是副丞相,但比丞相跟皇帝的关系更为密切:丞相是干活儿的,御史大夫是管人的,而且经常按照皇帝的意图去整治人。

  刘秀登基后,没有恢复御史大夫的监察职责,而是建立起以御史中丞为最高长官的监察体系。

  御史中丞本来是御史大夫的常务副职,现在刘秀赋予他独立领导全国监察系统的很高的地位和很大的权力。

  可以说,从朝廷到皇宫,从中央到地方,除皇帝本人外,凡是朝廷命官,都属于御史中丞监察。

  也可以这么说吧,在帝国皇帝的领导下,尚书令负责带领中央和地方各级干部干活,是管事的,相当于前朝的宰相、丞相,而御史中丞是负责监察包括尚书令在内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干部为人如何和干得怎么样的,是管人的。

  朝廷有重要会议和活动时,御史中丞与尚书令、司隶校尉位高权重,可以区别于其他高级干部,享有专席独坐的权利和待遇,称为“三独坐”。

  在中央除了位高权重的御史中丞,在地方,郡县主要负责人也实行一岗双责,并且形成制度,郡太守、县令长既是本行政区域的行政和司法长官,同时也是监察长官,负责对辖区官吏的全面监察。

  郡守定期(一般是春季)或不定期视察属县、属国,颁布政令,劝民农桑,提倡教育,慰勉孝子,选拔人才,接受信访,平反冤狱,但其主要任务还是考察干部和整顿吏治。

  这时候,对于违法乱纪的县令长、列侯和其他干部,郡守可以立即给予逮捕治罪。

  协助郡守工作的专职监察干部是郡督邮,除了服务和接受郡守安排的工作,他还在每年定期(一般是秋冬季)或不定期对辖区进行巡视视察。

  县令长的监察工作跟郡守类似,设专职监察官廷掾开展工作。

  这样,刘秀以极大的诚心和决心来恢复和完善帝国监察体系,效果是显著的。

  这种监察体系具有这样的特点:一是监察工作和监察干部地位高,权力大,报酬高;二是从中央到地方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实行分级别、多层次监察,分工合理,职责明确,也便于对这项工作本身的领导和监督检查;三是实行日常监察跟定期巡察相结合,专门机关的监察跟封疆大吏一岗双责相结合,提高了监察效能。

  如果把各级干部跟监察机关比喻成猎狗跟猎人的关系,刘秀就力挺猎人,大力加强猎人队伍建设,给猎人提供了包括猎枪在内的很好的工作条件,猎狗们要是想耍滑头,玩猫腻,偷偷把猎物往自己的窝里叼,是非常困难的,成本和代价也是非常高的。

  刘秀大胆使用一批干吏从事专职监察工作。

  监察干部权力大,责任大,对整肃吏治、推进工作的影响也大,刘秀极为重视,选派高素质、作风硬的干部担任,并且支持他们大胆工作。

  这样的一大批监察干部胸怀饱满的政治热情,爱憎分明,自律严格,求真务实,言行必果,他们通过艰苦的努力澄清了吏治,转变了政风,促进了各方面工作稳健有序地开展。

  杜林同志是以一代通儒的身份担任刘秀王朝侍御史的。

  当年他宁愿砍头也不跟隗嚣玩,威逼利诱不能改其初衷,历尽千辛万苦逃离隗嚣的魔掌。刘秀很钦佩他的学识和德才,征召并委任他担任侍御史。

  这是一位典型的杰出的知识型干部。

  老杜学识极为渊博,他熟读经史,明了章句,察古知今;他品行极为高洁,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自律严格,无论在西州隗嚣那儿还是在刘秀这儿,从不为权贵和个人利禄折腰;他威信极为崇高,从贩夫走卒、草莽强盗,到文人雅士、达官贵人,对他的私德和公德都无比推崇!

  刘秀是慕名征召他的。起初,刘秀亲自考察他。

  一次,在洛阳,这两位知识型君臣展开长时间对话。

  刘秀问及经学典籍、天文地理、前朝旧事以及隗嚣统治下的西州地区的情况,老杜都据实回答;谈及天下大势和治国方略,老杜也条分缕析,娓娓道来。

  刘秀非常高兴,十分满意,对老杜极为敬重,当即赏赐他很多车马衣裘和金银财物。

  就在刘秀考察老杜的同时,老杜也在考察刘秀。

  过去他对刘秀只是久闻大名,现在经过近距离接触,他被刘秀的君王气质、人文素养和恢弘大度所折服。

  过去为了避难,老杜跑到西州地区,曾经宁死不要隗嚣的食禄,隗嚣为了请他出来做官千方百计,不择手段,也最终没能奏效。现在见到刘秀,老杜明白自己遇到了明君,决定跟着刘秀干,就欣然接受了刘秀的任命和赏赐。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老杜跟刘秀的学术思想是有着巨大差异的。

  刘秀大力提倡今文经学。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犹饿死”,由于刘秀本人的大力提倡,特别是他登基后立即给予制度保障,学好今文经学可以做高官得实惠,所以,大家对今文经学大加青睐,而古文经学却乏人问津。

  而老杜是学习、研究和传授古文经学的。

  作为一名真正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学者,老杜无论年少时,还是后来到郡机关上班,无论在逃难避乱中身陷强盗的围攻,还是在西州隗嚣的威逼利诱和刺杀之下,他都手不释卷,经常认真研读经学,在彻悟理论、俯仰天地中神交古人!

  老杜到刘秀的御史台上班之后,一些学者、学者型官员,甚至郑兴这样的著名大儒都慕名前来,要求拜他为师,学习古文经学,他高兴地答应了。

  一天,老杜给卫宏等人讲学,拿出一卷他过去在西州得到的用漆写的《古文尚书》,让大家认真研读。

  由于秦始皇的毁坏残害,长期不被官府重视,特别是由于即使学好了也不能升官发财,古文经学的师资和教材都跟学生一样奇缺。

  这卷书是他的宝贝,即使在颠沛流离的绝境中,他也经常拿出来琢磨。

  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曾经在兵荒马乱中漂泊,总是怕一不小心把这卷书弄丢了。我没想到今天能够遇到你们,希望你们把它妥善保管,把它流传下去,发扬光大。学习古文经学是枯燥无味的,而且有些不合时宜,但是,既然选择了,就希望你们不要后悔,不要懈怠,坚持下去。”

  卫宏等人听了,更加重视古文经学。

  正是老杜的大力倡导,加上郑兴、卫宏等学者身体力行,古文经学逐渐扩大影响,登堂入室。

  难能可贵的是,刘秀的学术思想跟他的政治主张一样,非常宽容。刘秀在大力推崇今文经学的同时,也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度,允许和尊重古文经学的继承发展。他甚至还在公元28年1月主持过最高规格的会议,研究是否把它确立为官学,后来也多次安排有关人员研究过类似的议题,专修古文经学而走上仕途并且步步高升的也不乏其人。

  必须说明的是,刘秀强化专职监察力量,并不仅仅为了查办案件,惩治干部,更重要的是,他寄希望于这种监察力量能够首先发挥校正施政行为、保障政策执行的职能。这在他重用古文经学大儒老杜上,体现得最为充分。

  有一年,朝廷研究建立郊祀制度。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活动,非常重要的制度,是历朝历代彰显国体政体、宣布政治主张、表明政策导向、安排重大工作的平台和载体,是很有讲究的。

  刘秀安排朝野各级干部,朝廷各有关方面认真研究,拿个方案来看看祭祀谁。

  大家经过认真的反复的研究探讨和商量,除了杜林没有明确态度外,一致向刘秀建议:周朝郊祀后稷,我朝应该郊祀尧帝。

  事关重大,刘秀单独召见老杜,想听听他的意见。

  老杜认真慎重地对刘秀说:“后稷是周朝王室的始祖,所以周朝郊祀他。但是,尧帝并不是我们大汉皇室的始祖,大汉江山的建立跟他并没有直接关系,为什么要祭祀他呢?臣认为,我们应该郊祀我大汉朝的列祖列宗。”

  刘秀认为老杜言之有理,当即决定采纳。

  在这儿,尧帝到底是不是刘氏始祖并不重要,因为刘秀并不想跟老杜讨论自己的祖先问题。重要的是,刘秀虚怀若谷,在广大干部关于郊祀意见如此一边倒的情况下,他能够认真听取一个监察干部的建议,而这个监察干部还跟自己的学术思想明显不一样,有时甚至于是有严重争论的。

  这个事一方面说明刘秀确实有君王胸怀,能够主动团结跟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老杜的政治品格、学术原则、工作态度和做人风范。

  刘秀把老杜这样优秀的,自己高度重视和信任的干部放在侍御史的位置上,是寄予了厚望的,而老杜也没有让他失望。

  后来刘秀屡屡提拔老杜,老杜在每个岗位上都兢兢业业地工作,没有让刘秀失望,也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称赞。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老杜未忘担任侍御史时的职业精神,多次举荐博学多才、品行端正的干部,刘秀全部给予提拔重用。而这些干部人尽其用,以老杜为榜样,在各自的工作中都有不俗的表现。

  可以说,在不少国家大政方针上,老杜也很负责任地向刘秀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为矫正施政行为,保障政策落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后来,刘秀对老杜的信任始终未改,不断对他委以重任,老杜兢兢业业,逝世于大司空任上。

  申屠刚这小子是一根筋

  如果说老杜在刘秀决定大政方针和重大事项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位侍御史申屠刚则以犯言直谏闻名于世。

  申屠刚跟杜林是老乡,扶风茂陵人,出身干部家庭,在西汉平帝时官至省辖市组织部长(郡功曹),为人质朴清廉,刚直方正,有啥说啥。

  王莽把持朝政时,为了更好地耍手段,玩猫腻,就用明枪暗箭大肆打击卫氏外戚,勒令平帝的老妈卫姬、老舅卫宝、卫玄等卫氏家族重要成员留居中山,不得进京。

  于情于理于法,这都是极其绝情、极其无理、极其违规的,但谁也不敢说。

  申屠刚看不下去了。

  但是,他官太小,绝大多数高干都说不上话,他就更别提了。

  一次,郡里举荐他为贤良方正,参加朝廷对策。他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以申屠刚的学识和口才,这是他升官晋级、飞黄腾达的很好机遇,但是作为一个正直的男人,一个有良知的干部,他毅然抛开个人前途命运,在对策中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地针砭朝政。

  这是一次优秀基层干部针对国家大政很负责任的发言和建议,既有很高的角度,宽阔的视野,又紧密联系实际,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申屠刚在书面发言对答中说,现在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时代,朝廷一味听取小人之言,设置重法堵塞言路,借口抑制诽谤朝廷,禁止干部说真话。这样打击忠义之臣,挫败直士之锐,只能导致国家公器成为少数人的玩物,违背先祖广开言路、振兴朝纲的夙愿。

  他引用西周时期周公辅政的例子,分析眼前平帝年幼、老妈被贬的不近人情的现实,特别是紧密结合眼前国政凋敝、苛吏当道、天灾瘟疫流行、民不聊生的现实,要求朝廷赶紧顺承天意,接卫太后回京,同时顺应民意,改革弊政,取信于广大老百姓。

  他还说,不让人说话的政权是不能长久的,弊病丛生的政权必然要激起老百姓的反抗。

  申屠刚同志这些大实话都是王莽最不喜欢听的。

  这个书面发言很快被有关部门送给王莽,王莽被戳到了痛处,立即决定暗算申屠刚。

  现在,王莽遇到了向他如实反映问题的申屠刚,就想灭了他。

  对于毁人,特别是毁那些不是小人的好人,王莽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极为卑鄙的手段。他立即下令,以歪曲经义的罪名首先罢免申屠刚的现职。

  随后,他安排心腹,想要找个合适的机会暗地里不动声色地把申屠刚给砍了。

  为了躲避王莽的黑手,申屠刚跑到西州、巴蜀一带,成为隗嚣的门客。

  在此期间,他多次直言劝谏老隗疏远公孙述,归附刘秀,但老隗不听。

  公元31年,刘秀下诏征召申屠刚,申屠刚欣然答应。他一到洛阳,就被刘秀任命为侍御史。

  身为侍御史,申屠刚竭尽忠诚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也以自己正直无私的思想品质,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工作风格,那就是:奋不顾身地犯言直谏,奋不顾身地纠正违规。

  刘秀本人工作极其敬业勤奋。面对繁重的家务和国事,他思路敏捷,言行必果,想到的事情就要尽快落实;他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工作节奏很快。

  与此同时,他整肃吏治的决心也很大,除了对于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干部严惩不贷,他还要求干部都要拼命地干活儿,提高工作效率。

  刘秀认为,对老百姓可以松松的,但对干部必须严格。

  朝野各级干部大多不敢懈怠。

  这样一来,郡县地方干部还稍好一些,反正不在朝廷眼皮底下,交通通讯条件也有限,只要不出大的问题,自己动作快一点慢一点,工作节奏紧一点松一点,都好说。而朝廷官员就辛苦了,特别是这些尚书、大夫等近臣,谁的动作慢了,或者办事走样了,刘秀立即就命令侍卫拽过来捶打一顿。

  刘秀这样做,就像耕夫用鞭子抽牛一样,目的当然不是把干部打残打死,而是想让干部受点皮肉之苦,长长记性,好抓紧时间把工作干好。

  不过,他的出发点虽然是好的,方式方法确实不能让人苟同,结果也是非常尴尬的。

  一些位极人臣,几人之下,无数人之上的高级干部,平时口含天宪,发号施令,养尊处优,可能刚才跺跺脚还震得地动山摇,转眼之间就在朝廷被当众打得灰头灰脸,威风扫地,郁闷啊!

  但是,面对这种情况,满朝文武大臣谁也不敢多说话。唯独申屠刚,一见这种情况就立即站出来,极力劝阻刘秀。

  陛下,同志们都很辛苦,这样打既伤身体又伤感情,对工作并不利,打不得!

  几次下来,刘秀也渐渐觉得干部不是打出来的,就抓紧考虑从体制上解决问题,不再随意捶打干部了。

  对于申屠刚这样不要性命不前途也要奋不顾身说真话、干实在活儿的干部,刘秀除了用其所长,没有其他办法。

  还有一次,刘秀大概是工作累了,想出城游玩一把。

  这其实是一个干部的基本权利,只要他不占用上班时间,或者虽然用了上班时间,请假得到许可也行。

  刘秀作为级别最高的国家干部,出城游玩也是自己的权利,而且他这个级别的干部完全可以不请假,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但是,申屠刚同志坚持认为皇上这个时候不能出城去玩。因为中央正在大规模用兵,西州、巴蜀尚未平定,政务极为繁忙,皇上出城去玩,耽于享乐是不对的。再说,朝廷要求各级干部把主要精力用在工作上,皇上也不能例外。

  刘秀根本不理这一套,坚持要出城去玩:这皇帝简直没法当了,连出城玩一下都不行!

  当刘秀兴师动众,坐上专车要出发时,申屠刚又跑过来了,再次强烈建议刘秀不能出去玩:陛下,现在公务这么繁忙,您不能去玩!

  刘秀不听,很生气,坚持要动身。

  申屠刚也很生气,情急之下,弯腰用脑袋抵住刘秀的马车轮子。

  陛下,您就是不能去!

  大庭广众之下,刘秀也很无奈,只好作罢。

  两千年前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今天看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价值取向、基本追求和重要标志,很多国家都在朝这个目标艰难地前进,而在两千年前,刘秀已经有目的有意识地去做了,而且初见成效。

  他明确要求,在国家法律面前,包括干部勤政廉政方面,大家都要平等地无例外地遵守;对于违规越轨者,无论开国元勋还是朝廷重臣,无论普通百姓还是皇亲国戚,都要一视同仁地严加追究。

  捕虏将军马武是一位屡立战功的开国功臣,他死心塌地地追随刘秀,长年纵横疆场,或者冲锋攻城拔寨,或者断后拼死护卫,深得刘秀信任。

  刘秀不断对马武委以重任,屡屡追封他的军功,扩大他的食邑。

  公元37年,是刘秀称帝的第14个年头,刘秀在加大力度逐步剥夺功臣军权的情况下,仍然命令马武带兵驻守下曲阳,担当防备匈奴入侵的重任。

  不久,马武一怒之下杀了一名下级军官。

  他的脾气暴躁是有名的,虽然在刘秀面前低眉顺眼,曲意逢迎,甚至被称为“马屁功臣”,但不在刘秀面前的时候他是桀骜不驯的。

  他这次杀同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军官并没有犯什么罪、错、过,完全是无辜的。

  消息报到朝廷,刘秀亲自过问,对照律条下令免除马武的军职,消减食邑五百家,责令其带着老婆孩子回到自己的封地居住。

  刘秀的叔叔赵王刘良,大家就更熟悉了。

  早年刘秀的老爸过世之后,他就主动地承担起抚养刘秀兄弟姐妹六人的责任,对刘秀有养育之恩。刘秀儿时在刘良担任县长的萧县度过了八年的时光,留下了非常温馨美好的记忆。

  刘秀登基的第二年,即首批把叔叔刘良册封为王。

  叔叔刘良、老舅樊宏是被刘秀当做恩比生父的人物,荣耀尊贵无比。但是在公元35年,身为皇叔、恩宠无比的刘良撞到了监察干部的刀口上,被搞得灰头灰脸。

  他遇到了司隶校尉鲍永。

  简单地说吧,尚书令就是丞相,御史中丞是仅次于尚书令的最高监察长官,而司隶校尉就是专门负责监察京城及其周边七个郡的全权监察首长,权力极大,朝会时可以专席独坐的“三独坐”,就是这哥仨儿。

  司隶校尉乍看属于监察干部,在御史中丞的领导之下,但由于他是皇帝直接任命的,而京城又是中央机关所在地,他负责监察从中央到京畿七郡地方所有的干部,所以,他的权力之大,地位之特殊是显然的。

  这个职位从西汉武帝时设立,此后或设或废,刘秀登基后恢复了,并且非常重视选拔合适人选。

  公元35年,刘秀提拔重用一位猛人担任此职:鲍永。

  这是一位千古流芳的优秀干部,足为所有干部的楷模,也值得所有正直的人永远学习和怀念。

  鲍永是上党郡屯留(今山西屯留南)人,出身高干家庭,老爸就是传说中的西汉哀帝时的司隶校尉、著名的反王莽干部鲍宣。

  鲍宣因为纠正王莽宠信的丞相孔光违反交通规则被王莽捉拿下狱,引发太学里许多大学生示威游行,官府虽然迫于压力当时没有下毒手,但鲍宣后来还是被王莽找个理由杀了。

  鲍永继承了老爸的优良传统,胸怀大志,嫉恶如仇,酷好学习,讲究忠孝。

  长大成人后,鲍宣因为很优秀,被举荐担任为本市秘书长兼组织部长(郡功曹)。

  但是,这时候王莽已经自我提拔当了“皇帝”,开始肆无忌惮地剪灭异己,鲍永上了他要暗算的干部黑名单。

  王莽一生毁人无数,这次下黑手有特点:一是他对老鲍家恨得深,他本来是主动拉拢利诱鲍宣的,谁知鲍宣不光死活不跟他玩,还正直无私,勤政廉政,在工作中做得很优秀,也享有崇高的威信,这是绝不能允许的;二是他要搞的动作很大,不光搞掉鲍宣,还要对他的子孙见一个毁一个,斩草除根;三是他动用了黑白两道,既下了文件,公开要求毁老鲍家子孙,又暗地里安排了杀手,不择手段;四是悬以重赏,谁能毁鲍就是很大的政绩,就可以升官发财。

  好在老鲍家吉人天相,鲍永遇到了正直的领导,先后两任郡太守苟谏、赵兴都对鲍家的为人很是钦佩,对鲍家的遭遇很是同情,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生命危险,对鲍永施以保护。

  苟太守、赵太守都在史上没什么名气,但他们在那种流氓政治环境里坚守自己的人性和官德,足以让后人景仰。

  苟太守勇敢地调整鲍永的职务,把他安排在自己身边工作,还经常安排他住在自己府里,时刻予以严密的保护。

  鲍永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经常对苟太守分析天下大势,阐述消灭王莽复兴汉室之道。苟太守则时时提醒鲍永注意安全。

  虽然不能指望苟太守起来推翻王莽势力,但鲍永已经对苟太守的帮助非常感激。

  不久,苟太守辞世,鲍永像孝敬自己的父亲一样,披麻戴孝,冒着明枪暗箭的危险护送苟太守的灵柩回到故乡。

  苟太守刚辞世,一直躲在暗处伺机下手的郡都尉路平趁机把鲍永的弟弟鲍升逮捕入狱。

  恰好,这时候新任郡太守赵兴到任上班,很快了解了情况。

  他长叹道:“我虽然是汉朝培养出来的干部,但不能坚守臣节,实在有愧!当年鲍宣是为了汉朝江山而死的,我岂能再加害他的儿子!”

  随即,赵太守责令有关方面立马释放鲍升,并且立即重新任命鲍永为郡功曹。

  当然,赵太守也像苟太守一样,处处给予鲍永严密的保护。鲍永也投桃报李,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努力把每一项工作干好。

  王莽虽然窃取了国柄,在官场推行流氓政治,在社会上实行高压统治,但他的魔爪之下并非没有净土;在他的“劣币”充斥的干部队伍中,也偶尔能够挑出苟谏、赵兴这样的正直之士。

  在赵太守的直接领导下,鲍永依然认认真真地履行职责,兢兢业业地干好工作。

  同时,悲惨的家事、艰辛的际遇并没有改变鲍永的理想和秉性,他的坚守人性、忠于职守、玉碎不屈的性格特点更加突出。

  有一次,有人报告说朝廷里的皇帝办公室主任(侍中)来了,正在接待宾馆休息。赵太守听了,就想立即带领有关同志前去看望。

  这也是一种正常的公务接待礼仪。

  但是,鲍永综合多种信息认真分析之后认为,来人肯定是个假冒的,这是个骗局,建议赵太守不要去。

  赵太守不听,恐怕影响工作,就坚持要驾车前往。

  鲍永急了,站在马车前面,拔出佩刀,拦住车马,坚决要求赵太守不去!

  赵太守没办法,只好不去。

  没过几天,朝廷下诏,要求各地捉拿那位假冒侍中的人,郡机关许多同志都对鲍永敏锐的洞察力十分佩服。

  不久,赵太守打算推荐鲍永作为拟提拔重用的干部人选,鲍永坚决地推辞了。

  再不久,更始王朝有限公司以恢复汉室业务的名义开张,鲍永被任命为尚书仆射、大将军,封中阳侯。

  鲍永认真工作,文以理政安民,武以攻伐平叛,深受广大干部群众好评。

  特别是他身为大将军治军严谨,所领的部队军纪严明,作风严整,战斗力强,爱民有方,被老百姓称为“鲍尚书的队伍”。

  在更始公司劣币横行、官风污浊之中,鲍永和他直接带领的队伍成为一道让人耳目一新的风景线。

  公元25年6月,刘秀称帝,并广发英雄帖招揽人才。年底,赤眉军杀死更始帝刘玄。

  鲍永始终认为刘玄是刘氏宗室,就先给刘玄发丧,然后才应召到洛阳见刘秀。

  鲍永很给力,他把更始发给的各种职务印绶封存,把自己的所有士兵全部遣散,然后身穿便服,头巾裹发,仅带着心腹将领、门客和老婆孩子家人上百人来到洛阳。

  刘秀见状有点奇怪,本来以为老鲍会带着庞大的军队投奔自己,就问:“你的部队在什么地方?”

  老鲍叩头而答:“臣一直效忠更始帝,没能保护好更始帝的性命,实在有愧。现在,臣不能用更始的部队来谋取自己的晋身之阶、荣华富贵,所有把他们都遣散了。”

  刘秀眼看就要到手的庞大力量化为乌有,心里不太高兴,就讽刺老鲍:“你忠心可嘉啊!”

  不过,刘秀也是慕名征召老鲍的,就逐步放手使用他,先后委任他为谏议大夫、鲁郡太守、扬州牧,封关内侯。

  在这些工作岗位上,老鲍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极强的敬业精神,忠实地执行刘秀王朝制定颁布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打击豪强,保境安民,发展教育,修习礼仪,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作出了突出的成绩。

  此间,他因为老母亲去世回乡丁忧。离职之际,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散发给了当地的孤苦子弟。

  他以自己堂堂正正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表现,赢得了刘秀的器重和尊重。

  刘秀很赞赏他,曾经赐给他豪宅,被他谢绝了。

  酝酿司隶校尉人选的时候,刘秀想到了老鲍。

  老鲍一生中最牛的表现,最被人们记住并津津乐道的,就是在这个任上大胆工作,勇于在太岁头上动土。

  公元35年6月27日,老鲍刚上任司隶校尉不久,朝廷为中郎将来歙举行隆重的葬礼,刘秀亲自缟车素服,率领文武百官告别老来。

  赵王刘良也是参加葬礼的,回来时经过洛阳城的北门,跟右中郎将张邯迎面相遇。

  正在门槛上,道路狭窄,难以同时通行,张邯连忙避让,动作慢了一点,惹得刘良大为光火。

  刘良呵斥张邯赶紧调转车子滚开,随即,他又命令手下叫来城门侯史岑贵训斥一通。作为一种惩罚,他命令岑贵在地上往前跑几十步,以增长记性。

  刘良过去胆小怕事,刘秀登基后他腰板硬了,但温良恭俭让的秉性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像这样的发火是不多见的。

  按说,刘良在这时候发点火也不是不可以。按照规定,帝国各级干部及群众,上至皇帝,下至县乡普通工作人员和普通老百姓,在乘车的颜色、制式和道路通行方法上,都有明确的要求。也就是说,谁能坐什么车,谁在路上碰到了先给人让路,都是有严格详细的规定的,不能乱来。

  当年刘秀在新野避难时,跟二姐夫邓晨乘车外出,就因为碰上了上级官员的车子避让不及,差点被下狱治罪。

  但是今天张邯也是朝廷重臣,人家并没有当然也不敢故意要挡住刘良的车子,城门侯史岑贵就是眼皮不眨地盯住城门,也难保不出现车子相遇的情况。

  大家迎面碰上了,也是一种缘分,谦让一下就是了,刘良做得确实过分。

  这一切都让老鲍知道了。

  他根本不顾刘良的特殊身份和地位,立即上书刘秀,弹劾刘良。

  在这次上书里,鲍永详细叙述了刘良发飙的情节,然后义正词严地说:“刘良身为朝廷重臣,一方王侯,明明知道岑贵是京城享有六百石俸禄的城门侯史,却肆意侮辱,让他在马车前,在大庭广众之下叩头跑步,所以,刘良是不守藩臣之道,犯了大不敬之罪!”

  刘良的做法虽然不妥,但是对照法律规定,他毕竟没有杀人越货,抗旨谋反,论罪过不应严惩。尽管如此,刘秀接到老鲍的上书还是非常重视的,他立即表态,一方面高度赞扬老鲍不畏权贵、勇于负责的工作精神,另一方面明确支持老鲍对赵王刘良的弹劾!

  与此同时,刘秀还进一步重申,朝廷和本人将坚决支持老鲍等监察干部正确行使职权,切实整顿干部作风。

  这件事在中直机关震动很大,干部们都引以为戒,小心翼翼。

  不久,老鲍推荐扶风人鲍恢为御史台监察官(都官从事),被刘秀采纳认可。

  鲍恢也是个清正廉洁、刚直不屈、不畏强权的好干部,为人、工作跟老鲍十分相似。

  于是,刘秀经常告诫那些开国元勋、皇亲国戚:“你们为人做事都要收敛点,小心别遇上二鲍!”

  应该说,刘秀从制度上、用人上和查办案件上,全面加强吏治整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帝国监察体系在与时俱进的基础上恢复和建立起来了,政治肌体的自我保护和政治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大大提高;一大批专兼职监察干部在刘秀的支持下大胆工作,勇于负责,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风改善和政策落实;各级干部的自律意识明显增强,工作作风明显改善,少数胡作非为的干部和为非作歹的豪强也心存忌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老百姓是基本满意的。

  他的这些工作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和老百姓愿望的,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产生了极好的社会政治效果,不少做法也是值得学习借鉴的。

  这些哥们儿下场惨了点——刘秀也有不厚道的时候

  也不得不说,刘秀及其家人是人而不是神,他以及他们在对待干部上也有一些不当甚至错误之处,最明显的就是少数坚持原则、敢于碰硬的干部下场不堪,让更多的干部心寒。

  不妨举几个例子吧,反正这样的例子今天也很多,希望以后会越来越少。

  这几个例子中的哥们儿起初都是刘秀非常信任并且亲手提拔重用的,他们的际遇让人倍觉尴尬而又发人深省。

  侍御史申屠刚是个猛人,但是,由于他太过生猛,犯言直谏起来不顾一切,有时候搞得连刘秀都下不了台,让刘秀很不爽。渐渐地,刘秀心里就有点烦他,逐渐疏远他了。

  恰好这段时间,刘秀的家里不太平,皇后郭圣通跟贵人阴丽华的矛盾十分突出。家务、国政搅和在一起,刘秀心里很烦恼,已经在考虑把皇后郭圣通给废了,改立阴丽华为皇后。当然,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太子也得换人。

  这些都是刘秀家务,也是帝国的核心机密,深深地在刘秀的心底里酝酿,任何人也不敢过问,连议论也不敢议论。

  但是,申屠刚是个猛人,是任何人中的例外。

  申屠刚多次建议刘秀抓紧时间让太子刘彊到东宫就位,精心给他挑选老师,好好地把他培养成帝国一哥的接班人!

  这显然跟刘秀的计划背道而驰,也是刘秀极为反感的。

  刘秀根本不听。

  申屠刚再建议。

  刘秀仍然不听。

  申屠刚再三建议。

  刘秀依旧不听,还恼了!

  在其他方面,申屠刚也是毫不顾忌,一谏再谏。

  终于有一天,刘秀下诏,免去申屠刚同志的侍御史职务,降为平阴(今河南孟津东北)县令。

  申屠刚非常郁闷,心想我秉性如此,是你征召我来当这个侍御史的,更重要的是,是你支持我大胆说话,大胆干事儿的!现在却……

  后来,刘秀可能也觉得对这样有点不负责任,就重新调整申屠刚的职务,让他担任朝廷参议(中大夫)。

  但申屠刚已经心灰意冷,无心仕途,不久就因病辞职,最后在家中去世。

  历史还是记住了申屠刚。

  老鲍的精彩表现大家都看到了,刘秀对他的肯定大家也知道了。

  但是,老鲍只知道工作,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工作上,耻于投机钻营,不善于琢磨人,也不善于揣摩领导,特别是皇上的意图,不久就吃了亏。

  在官场大多数干部把取悦领导和经营人脉放在首位的时候,老鲍跟申屠刚一样,只知道把主要精力用在工作上,显得很另类。

  老鲍乍看铁面无私,其实也是重情重义的性情中人。在到长安霸陵检查工作时,老鲍路过更始帝刘玄的坟墓,睹物思人,想想当年刘玄的知遇之恩,老鲍不听同事的劝阻,坚持要祭拜刘玄。

  他对同事说:“更始帝待我不薄,我岂能路过故主的墓不拜!哪怕得罪当朝天子,我也要拜!”

  于是,他在刘玄墓前痛忆往昔,哭尽思念之情。

  还有一次,老鲍出差路过扶风,又杀牛摆酒,到过去的老领导苟谏坟上祭奠。

  对于这位曾经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自己的老领导、已故郡太守,老鲍也是终身不忘。

  这两件事都让刘秀很不愉快。他怀疑老鲍这样做是不是有什么政治意图,还专门交给朝廷高干讨论,看老鲍用心何在。后来,在太中大夫张湛的极力劝说下,刘秀心中的不满才渐渐消融。

  但是,刘秀对老鲍的信任也从此大打折扣。

  再后来,老鲍在工作上仍然犯言直谏,刘秀就很生气了。

  有一次,朝廷召开领导班子会议,大司徒韩歆在已经得罪刘秀的基础上,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即将发生饥荒和动乱,言辞激烈,手舞足蹈,被刘秀当场免职。

  刘秀怒气冲冲,要求他立即回家当老百姓去。

  这还不算,刘秀在散会后又专门下诏,派人到韩歆家中谴责他。

  当时,朝廷重臣免职后,皇帝还下诏谴责,这是相当严重的,就意味着有可能要治当事人的死罪。

  韩歆及其儿子韩婴在巨大的压力下无奈自杀。

  老鲍非常了解韩歆的为人和工作,认为老韩心直口快,并不是故意跟皇帝对着干,在这期间多次进谏,为老韩求情。

  刘秀不仅没有同意老鲍的意见,还下诏把老鲍贬出京城,改任东海相。

  老鲍从此离开朝廷权力中枢。

  被阴丽华母子阴死的虞延

  如果说申屠刚和老鲍是因为只知道一味工作、敢说真话,被刘秀公开免职的话,那么,我们的熟人虞延同志则是被阴丽华母子玩死的。

  虞延同志不给阴丽华家族面子,坚持依法惩办阴家家奴马成,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也正是这件事儿,使他跟老阴家结下了嫌隙。

  阴丽华的长子刘庄继位,是为明帝,仍然对虞延同志信任有加,提拔他到中央工作,先后担任太尉、司徒等要职。

  但是,就是这么一位非常优秀、工作为人几乎无懈可击的好干部,最后还是被阴丽华母子给狠狠地涮了一把。

  这已经是刘秀去世十几年之后的事了。这里说这事,是为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刘秀整肃吏治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阴丽华女士的历史形象和历史地位是早有定论,万口一词的,作为一个接近完美的女性,几乎没有留下负面的信息。

  同样,刘秀的第四子、她的长子刘庄自幼就深受刘秀宠爱,继位成为明帝后励精图治,到后来他的儿子继位成为章帝也干得不错。爷俩儿在位期间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被称为“明章之治”。

  跟老妈阴丽华一样,明帝刘庄无论年少时,还是继位后,在为人上、工作上都是清清白白,出类拔萃的,历史也早有定论,本人也几乎没有留下负面的信息。

  联手涮虞延一把,是娘俩儿被确凿记载的、罕见的阴招儿。

  娘俩儿使出这招,借助了楚王刘英谋反案件的平台,有典型的刘秀风格:出手无痕,一招毙敌。

  由于虞延同志工作太出色,为人太严谨,想暗算他确实不太好找机会。为了寻找这样的机会,阴丽华隐忍了将近二十年!

  来看刘英谋反案件。

  刘英是刘秀的第三个儿子,是许美人所生的唯一儿子。

  刘英从小就感到郁闷的是,自己跟老妈一样,从来就不被老爸刘秀宠爱,一直就被老爸和兄弟们冷落。

  公元39年,刘秀大规模册封的时候,刘英与其他兄弟一批,被封为楚公,两年后与其他兄弟一批被晋爵为楚王。

  他的封国在彭城一带,国土面积最小,经济最不发达,社会最为落后,在所有兄弟们中,他也最自卑,最没有发言权,就像当年刘秀的先祖、西汉景帝的儿子长沙定王刘发一样,“国小地狭,不足回旋”。

  直到去世前两年,刘秀觉得自己对这个儿子太过刻薄,才把临淮郡的两个县取虑(今江苏宿迁西南)、须昌(今山东东平)划给刘英。

  总之,刘英在老爸刘秀在位时期,在三十来岁以前,就像豪华宴席上珍馐丛林中的一碟小菜,是在别人的冷落中度过的。

  虽然比起普通人家来,刘英和老妈从来没有衣食之忧,但在刘秀的皇家盛宴上,他的老妈只能捡人家不坐的位子坐,而他,只能拽着老妈的衣襟,忧郁而胆怯地偷觑一个个气壮如牛放声谈笑的贵宾!

  但是,刘英跟自己的四弟、阴丽华的长子刘庄感情很近,关系很好。

  刘英知道自己在皇家很孤立,就主动接近亲近刘庄。而极端聪明的刘庄,可能是自己心地善良,也可能是自己想在兄弟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也可能是刘秀、阴丽华的特别交待,对三哥刘英也格外热情,格外关照。

  在长大成人的孤独寂寞、无可奈何的岁月里,刘英对大大小小任何事情都没有发言权,就到处跑跑,交交朋友。

  后来,他又开始信奉佛教,斋戒诵经。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大约于公元前5世纪我国周朝周灵王时期,由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创立,传入我国的时间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这段时间,佛教作为洋教,跟我们国产的道教思想交锋非常激烈,它进来后一时水土不服,还没有广泛传播。

  所以,刘英信奉这么一种刚刚进来几十年、“曲高和寡”的洋教,既有深刻的原因,也使他显得非常另类。

  他是我国有确切记载的很早的佛教徒之一。

  公元57年2月5日,刘秀去世。同日,按照刘秀生前的安排,四儿子、三十岁的太子刘庄即位称帝,为汉明帝。

  虽然刘庄即位是刘秀的安排,但是他的登基大典却有点混乱。

  刘秀在时,可以用他的绝对权威驾驭一切,他不在了,帝国权力出现了真空,大家议论纷纷:下一步国家怎么办?

  刘秀丧礼时,开国元勋、宗室贵族和当朝权臣们往来祭拜没有一点章法,想来的就来了,想走的随时就走了。

  哥们儿碰面了,谁先谁后、谁让着谁都没有什么讲究。老四刘庄往龙椅一坐,其他兄弟们也没拿他当做一哥,你推我搡地跟他并肩坐下。

  同时,皇宫内外也是一团乱麻:老皇上驾崩了,听说老四登基了,看看新皇帝长得啥模样!

  刘庄自幼饱读诗书,也一直跟在老爸身边学习政治,但他更多的是给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温文尔雅,彬彬有礼。

  老妈阴丽华更多地让人觉得是一位慈祥的大妈,在前廷后宫跟人从来不争论不争执,温柔贤淑,举止有方。

  很多干部群众认为,这娘俩儿真和善!也有人认为,这娘俩儿是完全可以忽悠的!

  面对眼前的乱局,刘庄痛下决心:必须立即动用军权立威,否则龙椅将会被人弄脏!于是,刘庄下诏,责成太尉赵熹调度军队,主持先皇的丧礼,维护朝廷秩序。

  赵熹是跟刘秀参加昆阳血战的老同志了,长期领兵打仗,也担任过郡县主官,大胆打击豪强,着力改善民生,深受老百姓拥戴,也被刘秀倚重,官至太尉,拜关内侯。

  在刘庄看来,老赵秉性刚直,执法如山,举止威仪,是个可以信赖的好同志。

  赵熹奉命作出严密部署,加强保卫警卫工作,整肃朝廷内外秩序;整顿规范高级干部和元勋贵戚参与重要会议、活动纪律;同时,他还带剑上朝,把跟刘庄平起平坐、拉拉扯扯的皇子们全部请下来,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爵位和级别在大臣行列排队。

  不久,朝廷的秩序逐步安定下来,乱局渐渐消除。

  不过,由于刘庄是以老四的身份继承大统的,不少人、特别是他的兄弟们心里还是很不服气:既然老大(刘彊)不能坐龙椅,那么哥几个谁不都可以坐吗?

  比如,刘庄的同胞兄弟、老八、山阳王刘荆,就处心积虑地想把龙椅抢过来,并付诸了行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庄既要严格整肃吏治,又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结好老三刘英,就是刘庄的战略选择。所以,刘庄一登基,就对刘英大加赏赐,专门赏给他的财物络绎不绝。

  登基的第二年(公元58年),刘庄册封刘英的表兄弟、许美人的娘家侄儿许昌为龙舒侯。

  许昌碌碌无为,并没有尺寸之功,刘庄封他,完全是破例,完全是对刘英的特殊恩遇。

  与此同时,母以子贵、晋身为皇太后的阴丽华亲自安排,按照国家制度落实政策,封许美人为楚国太后,把她礼送到楚国,让她跟刘英生活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可以说,在自己的十来个兄弟中,刘庄对刘英的特殊眷顾不仅是实实在在的,还是溢于言表的。

  公元65年,是刘庄称一哥的第九个年头。

  刘庄诏告天下,实行宽松的社会管理政策,安顿流民,照顾鳏寡孤独,维护治安,减免刑罚,并允许死罪者可以捐缣(绢帛)赎罪。

  同时,他诏告群臣,打造宽松的政治生态环境,自谦无德,要求大家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对朝廷和他本人多提意见,畅所欲言,大鸣大放。

  几乎所有的干部群众都认为,年轻有为的皇上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汉家统治,实行的是怀柔政策,几乎没有人看出来刘庄在温柔面纱之后有着锋利的钢刀。

  即位八九年来,刘庄巧妙地平衡了贵戚、元勋和权臣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培植了一批自己的心腹干将和追随者,封赏了各个利益集团的头面人物,对宗室和勋贵中的反对者也是能忍则忍,能让则让。

  现在,刘庄认为,该是自己出狠手的时候了!

  王者之道乃无道之道。刘庄自信地认为,自己是最得老爸真传的。

  刘英觉得虽然得到刘庄的宠爱,但长期的宫廷生活告诉自己,皇家是个彻底政治化的家族,跟普通干部群众家庭比起来,这个家族只有利益为王。而在被彻底政治化的利益面前,除了利益本身,其他的都是不靠谱的。

  所以,他心里嘀咕了一番,想试探一下皇上。

  一天,他安排人带着黄色、白色细绢各30匹,来到国相这儿,带话说:“我在藩国从事佛事活动,积累了不少罪恶,幸好喜逢皇上大赦,特奉上缣帛,以赎我的罪过。”

  国相不敢怠慢,立即报告朝廷。

  刘庄知道了,对刘英的行为表示满意,专门下诏说:“楚王诵读黄老之言,崇尚佛家普度众生的仁善庙宇,有时甚至能够斋戒数月,与神为誓,朕怎么会怀疑他责怪他呢?既然无罪,谈何赎罪?把楚王的缣帛退还给他,用做那些信佛之人的生活所用。”

  同时,刘庄还把这道诏书让诸王的老师都看看,既是对刘英的公开表扬,也是要求其他兄弟们都向老三刘英学习。

  得到刘庄的表扬和支持,刘英不由得浮想联翩,有恃无恐,对自己的前途、功名利禄产生了复杂的想象。

  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有公平正义的世道,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自己虽然出生在天上掉馅饼的帝王之家,但要吃馅饼的确实太多,要吃那个大的馅饼,必须主动去争取。

  对,主动去争取!

  于是,刘英决定先从思想舆论工作入手,像老爸当年起事那样,搞点谶纬、祥瑞之类的东西,把事儿忽悠起来再说。

  他打着信佛、研究佛事的旗号,广泛结交各方面的方士、佛众,并且制作金龟、玉鹤,还在上面刻了一些牵强附会的文字作为祥瑞,暗示自己是上天中意的一哥!

  但是,刘英虽然生在帝王之家,明白利益为王,却难以理解帝王心经:功高高不过救主,罪大大不过谋反。

  他知道一哥刘庄支持自己,自己就有很多机会,却难以明白刘庄支持他,就是要不给任何人窥视一哥位子的机会!

  公元70年,有个名叫燕广的人向朝廷举报,说是楚王刘英伙同渔阳人王平、颜忠等伪造符谶,蓄谋造反!

  谋反,特别是皇室成员谋反,自然非同小可。

  刘庄立即下令有关方面立案,迅速调查核实。

  其实,刘庄即位以来,在努力打造清明宽松的政治环境的同时,始终没有放松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包括王侯将相们的监控,大家的一举一动基本上都没有脱离他的视线。

  刘英不轨,刘庄也早有察觉。

  只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刘庄不好动手。

  前几年,山阳王刘荆串联谋反铁证如山,刘庄为了稳定尚且隐忍不发,何况刘英的事还处于慢慢忽悠的阶段。

  证据不足,就要等待时机,耐心地经营这个案子。

  燕广举报刘英谋反之前,阴丽华、刘庄就掌握了有关动态信息。娘俩儿没有动作,是为了酝酿更大的动作,而这个酝酿中的组合性动作中的小动作之一,就是要毁一个人,一个在一二十年前曾经让老阴家因为家奴马成的案子威信大损的人——现任当朝丞相、大司徒虞延。

  虞延同志以自己高洁的人品、杰出的能力和扎实的作风赢得了刘秀的信任,也被新皇帝刘庄倚为朝廷重臣。

  刘庄即位之初继续重用老爸信任的干部,就把虞延从南阳太守任上提拔进京,先是让他担任太尉,后又任命他为主持朝政的丞相(大司徒)。

  这时,刘庄已经执政14个年头,虞延已经进入朝廷核心领导班子11个年头。阴丽华、刘庄觉得,该是卸磨杀驴的时候了!

  当然了,虞延这样优质的、勤奋的、辛苦的、贡献明显的“大驴”,既不能直接杀,也不能没有理由、无条件地杀,要非常讲究技术含量。

  阴丽华派了一个心腹,不是以工作而是以私人的名义见到虞延,有意无意地把楚王刘英酝酿谋反的事情告诉了他。

  这一手极其厉害,一般人很难接招。

  大司徒当然是无权处理这个案子的,如果你向皇上报告,那么证据呢?没有证据你这是什么意思?谁不知道楚王是皇上信赖和树立的榜样?

  如果不报告,那么谋反是天大的事情,知情不报者同罪!

  阴丽华断定,虞延不会相信楚王谋反的,更不会把这个还没有确凿证据支持的信息报告给朝廷。

  果然,虞延认为,楚王虽然跟皇上是同父异母,但比同胞兄弟还要亲近,目前各种信息表明,这哥俩儿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政治利益上都处于蜜月期,说楚王要造反是不靠谱的。所以,虞延根本就不相信来人所说的话,也没有把这个信息报告朝廷。

  恰好这个时候,虞延打算从幽州推荐提拔一个机关干部公孙弘。他安排有关同志在考察试用时发现,公孙弘私下跟楚王刘英有不正当交往,想加入楚王的团队对朝廷图谋不轨。

  按照规定,这样的干部当然不能使用。由于同样的原因,虞延也没有把这事向朝廷报告。

  公元70年11月,专案组官员向刘庄报告:

  经认真调查核实,楚王刘英招徕聚集奸猾之徒,制作图谶,私设官僚体系,擅自任命诸侯、王公、将军以及两千石高级干部,图谋篡位,证据确凿,情况属实,大逆不道,按照规定请朝廷判定刘英死刑!

  这是东汉历史上影响极大的楚王刘英谋反案件。

  按照规矩,臣民谋反应当株连九族,祸及亲近。

  刘庄由于跟刘英有着特殊的感情,网开一面,不想杀死刘英,也没有株连他的老妈许美人以及其他亲属子女。

  刘庄给了刘英尽可能宽大的处理:废除刘英的爵位,把他流放到边远地区丹阳郡泾县(今安徽东南部泾县),赐给食邑五百户用来维持生计,原来的奴婢、歌女等服务人员同行,他还可以保留少量武装,随便打猎游玩。

  同时,刘英的老妈许美人仍然还是楚国太后,继续居住在楚王宫,子女为侯、为公主的身份待遇依然如旧。

  但是,刘庄要求对同案其他人员深挖细查,严加追究。

  颜忠、王平在诏狱经不住严刑拷打,胡乱招供。

  办案人员本着宁枉勿纵的原则,不断加大查究力度,扩大工作范围。

  刘庄及其办案人员借此大做文章,打击异己,被株连的干部群众从王侯将相到市井小民数以千计,或给砍了,或给流放。

  这些被追究的干部群众中,职务最高的就是当朝大司徒虞延了。

  刘庄专门向虞延下诏,对他知情不报玩忽职守严厉斥责!

  你也是历经两朝的老同志了,在大是大非面前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实在不能容忍!

  公元71年3月,春暖花开,草长莺飞,虞延深感自己给国家造成的损失难以挽回,引咎自杀。

  一代完吏虞延同志虽然辞世已经1940年了,但他的修养、作为以及际遇永载史籍,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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