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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屏人密语"定策征伐

  陈友谅被消灭后,朱元璋所统治的疆土逐渐扩大,统一中国、成就帝业之心更趋迫切,李善长、徐达等人迎合了朱元璋的这一心理,屡次上表劝其称用帝王名号。②在劲敌陈友谅消灭后,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朱元璋要在通其变耳,亦何暇论古法耶。"(《明太祖实录》卷三一)。

  ③ 《枝山野记》曰,"癸卯八月,高皇与陈友谅战彭蠡,小却,郭威襄请以火攻,胜之。"(转引自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八月时,陈友谅已穷蹙欲归,朱元璋军队大规模的火攻已结束,火攻并非郭威襄所请。《枝山野记》被王世贞列为野史中"挟郄而多诬"一类。作者往往"生长闾阎间,不复知县官事,谬闻而遂述之。"(《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当为确论。① 《皇明本记》,丛书集成初编本。

  ② 详见《明太祖实录》卷十三。

  ① 《赠杜安道》,《文集》卷十四。

  ② 朱元璋虽然表面推却,曰:"戎马未息,疮痍未苏,天命难必,人心未定,若遽称尊号,诚所未遑。"(《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但如果不是朱元璋之愿,即使群臣固请不已,也不会接受。事实上,朱元璋在即吴王位,建百司官属,置中书省,规定品秩,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祖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汪广洋为右司都事,张昶为左司都事。次年七月,置太史监,不久,以刘基为太史令。虽然太史令一职主要负责天文占候之事,但刘基实质仍参与戎机,以备元璋顾问。

  自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到吴元年(1367)九月,前后约两年时间,朱元璋对张士诚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攻势:首先攻取江北,然后进军湖州、杭州,对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实行南北夹击,最后围攻平江,张士诚被俘,通州守将也随即降附。朱元璋的又一劲敌被消灭了。

  吴元年九月,当平江城即将被攻克时,朱元璋便派遣朱亮祖等率浙江衢州、金华等卫马、步、舟师攻讨方国珍。十月又命汤和为征南将军,率军进攻庆元。十一月攻克庆元,方国珍乘海船逃遁。其后方氏水军又被廖永忠击败,十二月,方国珍奉表乞降。这样,朱元璋占据了今湖北、湖南、河南东南部和江西、安徽、江苏、浙江这些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同时,徐达、常遇春率领的讨元大军,北向山东,所向披靡,一路元军守将纷纷纳款附降。一个新王朝的基业已逐步形成。

  在东定吴会、北伐中原的重大战役中,朱元璋常与刘基屏人密谋①,除谈及用兵之道外,还帮助朱元璋习儒明理。朱元璋由识字不多的游乞到通晓古今的帝王,与刘基等人的熏染密切相关。这对朱元璋当时东征西伐,统军治民及后来君临天下,都有助益。朱元璋自己也毫不讳言,云:??节次随征行,每于闲暇,数以孔子之言开导我心,故颇知古意。及将临敌境,尔乃昼夜仰观乾象,慎候风云,使三军避凶趋吉,数有贞利。①虽然当时刘基的政治军事思想因"屏人语"而很少直接显露出来,但通过其后的战争实绩、攻取方略中仍可寻绎出刘基的影响。最明显的便是此后的战争中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攻城攻心兼备,具有更强烈的政治色彩。

  在攻取东南的战争中,坚决杜绝嗜杀。虽然在胡大海攻取浙东诸路,刘基未赴金陵时,朱元漳便晓谕将士"克城以武,安民以仁",而这次进军,军纪更加严明。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发兵攻讨张士诚时,便敕谕诸将"约束官军,毋致虏掠,违者以军律论罪。"且告谕张士诚治下的军民"无恐无畏,毋妄逃窜、毋废农业。"②乃至当时与朱元璋"中心相孚、欣戚相同"的明玉珍,诸将失制,暴掠百姓,朱元璋还曾专门致书劝谕其保民护众。③徐达率大军将进时,再次告谕将士"毋肆虏掠、毋妄杀戮、毋发丘垅、毋毁与陈友谅交战时即以"真主"自居,曾致书陈友谅曰:"却帝名而待真主,不然丧家灭姓,悔之晚矣。"(《明太祖实录》卷一二)。

  ① 黄伯生《行状》:"上还京定计取张士诚,固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谋居多。上或时至公所,屏人语,移时乃夫,虽至亲密莫知其由。"① 朱元璋:《弘文馆学士诰》,载《诚意怕文集》卷一。

  ② 《明太祖实录》卷十八。

  ③ 《明太祖实录》卷十八:"上闻明玉珍取云南失利,诸将往往暴掠,玉珍不能制。乃遗以书曰:'自元失其驭,天下兵起,假窃名号者比比皆是,然仁人志士务在救民,故泽被当时,福流后裔。惟愚者诛降戮民,自绝于天。今十有四年,凡昔之首事者十亡**,此皆不思保民,恣行残忍,以底祸败故也。近闻足下发兵与蛮夷为仇敌,郊圻之民俱有惧色,而兵犹未已,兵之所过,民舍一空,比如割股以啖腹,朘饱则身毙,果何益哉?'"庐舍。"将军中戒约的纪律"人给一纸"。④吴元年(1367)九月朱亮祖率军讨伐方国珍时,也谕之曰:"三州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日,毋杀一人。"①虽然朱元璋一贯主张不乱杀无辜,但进军东南时约束尤力,乃至对平江城外张士诚母亲的坟墓,也告诫将士"慎勿侵毁"②,为在很短的时间内消灭、降俘张士诚、方国珍的军队创造了条件。

  在征讨方国珍时,同样采取攻城与攻心兼备的策略。方国珍在群雄之中最无信义,屡次阳附阴叛,但并无雄才大略,③其目的都是为了保全三郡之地。因此,当陈友谅、张士诚尚未消灭前,方国珍说要献三郡给朱元璋,朱元璋摸透其心理,并未计较,温、台、庆元仍为方国珍据有。当胡深发兵击败方国珍从子方明善,攻取瑞安、进兵温州时,方国珍曾答应"俟杭州下,即纳土来归。"④但当吴元年朱元璋攻下杭州时,方国珍自食其言,并未降附,还暗中遣间谍探寻胜负虚实,又通好扩廓帖木儿、陈友定,图为犄角。朱元璋则贻书数罪,斥责其言而无信。这样,朱元璋便在发兵南向时取得了道义上的主动,起到了瓦解军心的作用⑤,使向来戆不决的方国珍惊恐欲逃。同时,对方国珍的部从也留有生路,谕曰:"罪止方氏,其他士民有诖误者,皆非本情,毋妄致疑,各归本业,有能仗义擒斩魁党来归者,吾爵赏之。"①这与刘基在元末提出的讨方条陈并无二致。虽然朱元璋的军队在攻克台州、庆元时遇到了一些抵抗,但与迎战陈友谅时常常围城数月、空国而来,以图决一死战的情况明显不同。方国珍手下的主要将帅方国瑛、徐元帅、李金院均先后率众请降,方国珍也在吴元年(1367)十二月奉表乞降。因此,朱、方之间虽有台州、温州、盘屿之战,但并没有象鄱阳湖大战那样规模巨大的主力决战。②这与采取正确的攻心方略有关。

  在北取中原,推翻元朝政权及南平陈友定的战争中都采取了攻心为上的策略。③当汤和率军围困延平时,"军士多出降者","所部争开城门纳明师"。④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③ 《明史》卷一百二十三《方国珍传》载:"有张子善者好纵横术,说国珍以师溯江窥江东,北略青、徐、辽海。国珍曰:'吾始志不及此。'谢之去。"④ 《明史》卷一百二十三《方国珍传》。

  ⑤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四载,当方国珍召集诸将佐决去就时,部将丘楠曰:"惟智可以决事,惟信可以守国,惟直可以用兵。江左一下姑苏,出兵南向,乘胜而驱,责吾背叛之罪,辞直而师壮,吾谁与为援者,将一败涂地矣"。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② 根据《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八上载:"方国珍及其弟国珉率所部遇见汤和于军门,得其步卒九千二百人,水军一万四千三百人,官吏六百五十人,马一百九十匹,海舟四百二十艘。"再加上此前方国瑛投降的陆、水师则数量更多。而在至正十四年,方国珍也仅拥有船只一千三百余艘(见《国初群雄事略》卷之九《台州方谷真》),可见,方国珍投降时,仍具有相当的实力。因此,入明后,方国珍还被授予广西行省左丞,其子方礼,方关都在明初得官。

  ③ 陈友定在元末群雄中,是较为恭顺朝廷的。《明史·陈友定传》曰:"友定威震八闽,然事元未尝失臣节。是时张士诚据浙西、方国珍据浙东,名为附元,岁漕粟大都辄不至,而友定岁输粟数十万石,海道辽远,至者尝十三四。顺帝嘉之,下诏褒美。""闽有三忠"即指陈友定、柏帖木儿、迭里弥实三人。因此,讨陈可视为讨元战争的一部分。

  在北伐战争中,刘基的挚友宋濂起草了告北方官吏、人民的檄文,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历数了元王朝废坏纲常、毒虐民众,诸将"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凭陵跋扈,遥制朝权"的事实。朱元璋之师北进,便是为了"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即使蒙古、色目人也"同生天地之间",只要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①这个政治檄文,虽然明显具有大汉族主义的弱点,但以民族革命相号召,比红巾军初期复兴赵宋的旗号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其严分华夷的鲜明色彩,在受儒家影响较深的汉民族心理上更易引起共鸣。在此口号及檄文的感召之下,山东、河南诸州县纷纷降附。②二是灵活正确的军事策略。

  征讨张士诚、方国珍及北元的军队与消灭陈友谅的战争有所不同。陈友谅"忿其疆场日蹙"③,因此,空国而来,军队主力比较集中。陈友谅处于攻势,朱元璋处于守势,双方主要采取了大规模决战的形式。但消灭陈友谅之后,朱元璋军队都是主动进攻,因此,军事策略也有明显不同。

  对张士诚的进攻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张士诚建都平江,常遇春主张直接进攻平江,采取覆巢逐枭、熏穴去鼠的办法,平江一破,其余诸郡便可不劳而下。但朱元璋否定了这一方案,曰:士诚起盐贩,与张天骐、潘原明等皆强梗之徒,相为手足,士诚苟至穷蹙,天骥辈俱惧毙,必拼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势,而遽攻姑苏,若天琪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难以取胜。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破,然后移兵姑苏,取之必矣。①并且说:"攻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苏而失利,吾不汝贷也。"朱元璋如此坚决的攻取战略,一般认为是采纳了叶兑的建议。但叶兑所说的上计是"声言掩取杭、绍、湖、秀,而大兵直捣平江"②,与常遇春的军事策略是基本一致的。次计才是"一军攻平江,断其粮道;一军攻杭州,绝其援兵,绍兴必拔。所攻在苏、杭,所取在绍兴,所谓多方以误之者也。绍兴既拔,杭城势孤,湖、秀风靡,然后进攻平江,犁其心腹。"③即两军分别进攻苏、杭,夺取绍兴,而湖州则为次。但是,朱元璋则是先以大军进攻湖州,其后令李文忠率军进攻杭州,湖、杭既下,五太子、朱暹、吕珍、张天骐、李伯升、潘原明等相继降俘之后,才四面筑城围困姑苏。虽然姑苏外无援兵,内无粮草,但张士诚仍然拼死抵抗,固守十月。因此,如果迳取姑苏,湖、杭援军集结城下,孰胜孰负,尚难预料。而这一正确的攻吴步骤,仅是兼采了叶兑的次计。但据《明史·刘基传》载:"太祖取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丁卯,大将军徐达等师至淮安,明日遣人往沂州,以书谕王宣父子,使来降。??辛未,沂州王信既得大将军书乃遣使纳款。"《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七:"(吴元年)十一月已卯,大将军徐达兵至榆行镇,元佥院郦毅、镇抚孙惟注等降。??庚辰,平章韩政师次梁城,元同知枢密院卢斌,佥院程福等率众降。"《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七:"十一月戊子,元沂水将张云翰遣人送款于徐达。"《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七:"十一月甲午,元莒州守臣安统来归款。"③ 《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② 《明史》卷一百三十五《叶兑传》。

  ③ 《明史》卷一百三十五《叶兑传》。

  业,略如基谋。"东定吴会的策略必定蕴含着刘基的赞画之功。

  在北伐中原的战争中,正确的军事策略同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方统属于元朝的军队情况较为复杂,山东为黄军王宣,河南为扩廓帖木儿,关内陇右为李思齐、张良弼诸军。但由于朝廷与各军事领袖及各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当朱元璋东取江、浙时,元军之间正忙于内战,朝命不行。朱元璋抓住时机,派遣最精锐的二十五万大军北伐。但兵锋何向?当时可有几种选择,一是指向元军中最精锐的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良弼诸军。二是直指大都,三是先取山东,撤去大都屏蔽,再下两河,破其藩篱,占领潼关,扼守关陇军门户,再围困大都,最后再西进,席卷关陇。第一种方案并不可取,其原因正如朱元璋事后所云:北定中原,所以先山东,次河洛,止潼关之兵不遽取秦、陇者,盖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即举,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不战而克,然扩廓犹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骤与角力,胜负未可知也。①第二种方案仍是由枭勇善战的常遇春提出。他认为以西吴百战之师敌北元久逸之卒,可以一举攻克大都,都城既克,其余则可乘胜长趋,建领而下了。但这一方案被朱元璋和刘基拒绝,因为大都被元朝经营百年,城防必固。如果悬师深入,不能立刻攻克,则被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元朝援兵四集,将进退失据。从实际战况来看,朱、刘等人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沂州王宣降而复叛,如果孤师袭远,便陷入了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徐达率军北伐,基本秉承了这一既定策略而逐次取得胜利的。

  不难看出,在南征北伐的成就帝业过程中,刘基是朱元璋最重要的谋臣。后人谓之"渡江策士无双"并非过誉。

  ①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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