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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世人在看待历史人物的业绩时,最喜欢注重他们富有戏剧性的、布满诗意的时刻,这是最轻易的观察方式。其实,所有具有历史意义的业绩,都经过了孜孜不倦的长期预备以及通向成功的种种坚忍不拔的努力,经过思想上、行动上、组织上的苦心孤诣,而这些,一般来说,很轻易被忽略。就像李鸿章,有谁注重这个人在洋务运动中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以及汗牛充栋庞杂无比的细枝末节呢?从正在编撰的《李鸿章全集》来看,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李鸿章浩如烟海的书信和奏折:奏稿包括贴黄1500万-1600万字,函稿600余万字,电稿300万字,诗文100万字,全集总目录100余万字,总计约2500万—2600万字。这些,都堪称历史上个人文集之冠。而李鸿章的书信和奏折,有很多,都是在晚年办洋务时写下的。在那些信札和奏折中,既有对于洋务运动的总体构想,进程中的深思熟虑,也有碰到困难时的想方设法,以及遭遇阻力时的无奈和郁闷——在给友人和家人的书信中,李鸿章经常在信中用合肥土话狠狠地骂人,以发泄自己内心积淤的怒气。

  李鸿章应该算是清朝“思想解放”的先驱者。在繁忙的事务当中,李鸿章一直坚持着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和学习,对于这样的一个身居高位的官员,这一点,应该是相当不易的。一有时间,李鸿章就阅读一些西方的著作,并且对于西方社会的变革进行着思考。他曾经说:“阿(亚里士多德)氏以前人之说为无可疑,即据之以推新理,故其学不及贝(培根)氏。”褒扬培根,贬抑亚里士多德,无非是他反对泥古,渴望从实际出发研究新事物成为一代新风的求变心理的折射。他渴望有中西哲学和各项学术融合的新的文化诞生。

  那段时间,李鸿章在与友人的信当中写道:“书生们空谈误国,实在可叹,外国猖獗到了这个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国家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啊!”李鸿章大声疾呼:在目前形势下,对外,我们必须与洋人和睦相处;对内,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制度。假如我们继续保守而不求任何改变,全体国民将日益退步和衰弱。……当今所有外国都在实行一个接一个的改革,天天都在进步,如同升腾的蒸气机。唯我中国竟如此小心地维护传统制度,即使中国亡了,保守派也不会感到痛惜。天啊,人啊!我们怎样才能明白其中缘由呢?……西方人非凡依仗他们的枪、炮和蒸汽船的优越和效能,才得以蹂躏中国。……生在今日却依然说“抵制蛮夷”和“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土”,简直是肤浅而荒谬的空话。……没有武器和技术,我们怎能哪怕过一天安宁日子?自强的方法就是学习他们能做的事和接受他们依靠的东西。(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可以看出的是,李鸿章推进洋务运动时,虽然不排除个人利益的成分,但他的总体愿望,还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富强。李鸿章看到了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是因为科技和文化的薄弱所造成的。李鸿章讨厌空谈误国,希望通过集腋成裘脚踏实地的努力,以求得中国一点一滴的改变。正因为这样的想法,李鸿章决心在有生之年踏踏实实地做点实事,以自己的力量推动庞大的中国有所改变。

  1860年以后,李鸿章开始有计划地进行他的洋务运动了。起初,这样的行为,源于“同治中兴”的背景。1861年咸丰皇帝逝世,同治皇帝即位,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后,开始了自强运动。从1862到1875年,朝廷颁布了一系列诏书,要求地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绝大多数地方,既没有理解力,也没有行动力,只是做做样子,敷衍了事。只有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一批地方大臣,算是踏踏实实地做了很多事情。

  李鸿章办理洋务运动的初衷是什么呢?从表面看,李鸿章的目的是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实大清的军事力量。所谓的“洋务”,实际上就是“西方事物”。李鸿章就是想通过这场运动切实地学习洋人先进的科学技术。洋务运动是以技术入手的,这是表面,但在深层次上,李鸿章也看到了清朝制度和文化的弊端,而这种文化和制度,都不具有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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