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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访问列国诸侯──到处碰壁

  这里用"访问列国诸侯",不沿用"周游列国",因为后者使人有一种逍遥自在之感。其实,孔子仕鲁碰壁,被迫弃官出走,走时很仓促,连参加春祭戴的礼帽也来不及脱①就匆匆离开鲁国。虽然孔子在国境上曾略作停留,那是橡孟子所说的,被迫离开"父母国",心情不安,故尔"迟迟吾行也"②。如果说孔子离鲁时事前就有什么计划,逍遥自在地去周游列国,那是不符合实际的。

  ①《盂子·告子下》:"不税(音"脱")冕而行。"②(盂子·万章下):"孔子??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

  (一)访问列国诸侯的目的

  孔子在鲁国政治上碰了壁,不得不匆忙离开,然后去访问列国诸侯,目的主要是为了"求仕"(寻求进用做官,以便有机会治理国家)、"行道"(推行"仁政德治"主张)。那时一个人的政治主张,主要是通过做官来实现,拿孔子高足子路的话来说,就是"有德有才的人(君子)出来做官,只是做他应该做的事情罢了"③,这话是可以反映孔子真实思想的。有一次到郑国去,孔子和弟子们失散了,一个人独立在城郭的东门。有一个郑国人对子贡说:东门站着一个人??奔走疲惫,茫然无所适从,傻一条失去主人家的狗那样。子贡将此话如实地告诉了孔子。孔子欣然笑道:"说我的相貌如何如何,那是次要的;而说我傻一条失去主人家的狗,很对!很对!"①这也可以说明孔子"求仕""治国"之心是多么强烈。这种"优国忧民"的强烈心情比之那些对世事漠不关心或消极"避世"的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是值得赞赏的。孔子在十四年走访列国诸侯的过程中,不断和人论"道"(讨论各种政治。伦理和历史、学术问题),继续利用各种可能条件对弟子讲学等等,那是附带的事情,不是目的,目的是"求仕",是希望找到一个能够任用他实行"仁政德治"主张的理想中的贤明诸侯(国君)。③《论语·微子》:"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①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颖似尧,??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日:'形状,未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至于崔述怀疑孔子适郑,认为"郑在宋西,陈在宋南,自宋适陈,必不由郑",全属不了解当时孔子"似丧家之狗"的处境。他访问各国的次序。并不是有预定的计划,偶然性很大,因此决不能按路线顺逆去推断孔子决未去郑。故不从。

  (二)访问列国诸侯的简要经历

  孔子访问列国诸侯的主要目的是"求仕",是为了实行"仁政德治"的主张("行道"),已如上述。但"像失去主人家的狗"那样,他茫然无所适从地奔走了十四年之久,到处碰壁,主要目的始终没有达到。所以司马迁也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这里所说"干君",即"求仕",所说"莫能用",即"碰壁"。至于"干七十余君",那显然是夸大。据汉王充考证,至多不过十国①。其实,除了访问列国之前曾去齐国等不算外,在访问列国期间,真正到过的有文献可查的不过卫、陈、曹、宋、郑、蔡等大小六个国家②,经过而停留过的有记载的地方,也不过三四个,即匡、蒲、陬乡(卫国)和叶(楚国)等。这些国家和地方,主要不出今山东、河南两省,即从山东的鲁国(曲阜)出发,西面和北面未过黄河(指古黄河),南面未到长江,就这么个方圆一二千里的地区而已(参考所附《孔子访问列国图》)。但在两千年前的时代,孔子为实现自己的主张什行道"),在交通十分不便利的条件下,带着数十个随从弟子③,走走停停,花了十四年功夫,访问了六国国君,虽然经历艰险,到处碰壁④,仍不灰心,姑不论其主张是否切合实际,这种奋斗不懈的精神,至今仍令人敬慕不已。

  至于当时孔子弃官离鲁时不东向去齐而西向适卫,这主要是因为"夹谷之会"时孔子触犯了齐景公,后又为"齐赠女乐"之事所激怒,在这种背景下孔子当然不便去齐。卫国和鲁国是兄弟之邦①,当时卫国政治较安定,经济较富庶②。加上子路的妻兄颜浊邹③是有贤①王充《论衡·儒增》:"言于七十国,增之也。按《论语》之篇,诸子之书,??至不能十国;传言七十国,非其实也。"梁玉绳《史记志疑》:"《儒林传序》亦称'仲尼于七十余君,无所遇'。??此盖战国时诬说,《史》漫述之,??"此话甚当。

  ②钱穆:"孔子自定公十三年春去鲁,至哀公十一年而归,前后十四年。而所仕惟卫陈两国,所过椎曹宋郑蔡。"(《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46页)。

  ③崔述:"孔子之从者不过数十人,??"(《洙泗考信录》卷之三)。

  ④《论语·卫灵公》"绝粮章"孔安国注:"孔子去卫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难;又之陈,会吴伐陈,陈乱,故乏食。"了了数语,大体上概括了孔子访问列国诸侯到处碰壁的困境。①《论语·子路》:"鲁卫之政,兄弟也。"鲁国为周公之后,卫国为康叔之后。周公和康叔为亲兄弟,所以政治情况相似,傻兄弟一般。

  ②《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孔子一进入卫国就有"人口兴旺"的感觉。"人口兴旺"在当时常常是安定富庶的一个标志。

  ③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遂适卫,主(住)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孟子·万章上》:"于卫主颜雠由。"郑环认为"邹即雠由之转音",因此,颜浊邹和颜雠由是一人。崔述认为:"《盂子》作颜雠由,《世家》疑误。其谓子路妻兄云者,盖因弥子为子路僚婿而误也。"(以上郑环和崔述语均见《史记会注考证》卷四七第36页)郑、崔二人都认为颜浊邹和颜雠由是一个人,但郑未说明颜是否子路妻兄,崔则认为颜非子路妻兄,弥子才是子路"僚婿"(即"连襟"),《世家》误把颜当作子路妻兄。但崔意亦系猜测,并无确证。看来应认为:1.颜浊邹和颜雠由实为一人:2.既无反证可以证明颜不是子路妻兄,则仍以肯定《世家)所说颜是子路妻兄为是。因为,承认颜是子路妻兄,和"弥子为子路僚婿",名的卫国大夫,还有蘧伯玉④等有贤名的人,可以相互谈论问题("论道"),这些人事等因素,很可能促使孔子决定访问列国诸侯的路线是西向,而第一站是卫国。

  孔子访问列国诸侯的经历,包括时间和地点,向来说法不一,争议很大。现根据主要文献和近现代学者考据成果,实事求是地、有所取舍地加以综合,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卫国(今河南省北部,国都帝丘,为濮阳县旧址)为中心的阶段;二是以陈国(今河南省中南部,国都陈,为今淮阳县旧址)为中心的阶段;三是又回到卫国的阶段。三个阶段,主要停留地区(立足点)是卫、陈两国,在卫国前后两次停留时间长达十年,在陈国也长达四年(都包括短期离仟时间在内),二者合计十四年。

  并不矛盾。既然如此。还是既采《世家》之说,认定颜为子路妻兄,也采《孟子》之说,认定弥子是子路"僚婿",可能更符合历史情况。但颜当时是卫国的贤大夫,所以孔子住他家。弥子即弥子暇则是卫灵公的劈臣,"幸于灵公不以正道"(见《盂子》赵氏注),所以他想通过子路请孔子住到他家去,孔子拒而下去。可见孔子当时声望已很高,各种人都以和他往来为荣,借以提高自己的地位。而孔子接近什么人,在他认为符合所谓"道"的前提下,还是有明确的选择的,不是无原则的。④蘧伯玉是卫国有名贤人。崔述怀疑蘧当时可能已去世,认为襄公十四年(前559年)孙林父访蘧伯玉后,蘧"从近关出"(见《左传》)。至定公十五年(前495年)共六十五年,假定襄公十四年蘧年四十岁,则已一百零五岁了。崔以假定代论据,未必妥当。我们也可假定襄公十四年时蘧年为二十岁左右(年二十岁成名的历史上不乏其人),则定公十三年孔子适卫时,蘧年亦不过八十三岁,加上相传蘧善"保生",那时孔子和他相见并住其家,不是不可能的。故仍从《世家》。

  (三)访问列国诸侯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在卫国。或往或来,均以卫国为立足点。这一阶段自鲁定公十三年春至鲁哀公二年秋冬之季,约共五年(前497-前493年,孔子为五十五至五十九岁)①。孔子一到卫国,即住在子路的妻兄颜浊邹家中。颜浊邹对卫灵公接待孔子这件事上,可能做了工作,起了桥梁作用。由于孔子声望已很高,又做过鲁国上卿(大司寇),所以卫灵公接待他很有礼貌。灵公问他在鲁国领取多少俸禄(薪水),孔子说"奉粟六万".即领取实物薪水粮约二千石①。于是卫灵公也给他二千石粮的薪水。二千石粮对于孔子及其弟子和随行人员数十人的生活来说,大概也可以维持下去了。但孔子去鲁适卫以及尔后走访他国,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谋生",至少在主观上更重要的是为了"行道",即实现其"仁政德治"的主张和理想。但平庸的卫灵公对孔子的所谓"仁政德治"并没有兴趣,有兴趣的只是很想利用孔子这块招牌炫耀其"尊贤"之名,欺骗国人。在他去世(鲁哀公二年)之前,孔子留在卫国达五年之久。主要是因为,他虽然始终没有用孔子,也没有让孔子参与过政事,但表面上对孔子是很尊敬的。例如孔子为了"见南子"、"为次乘"、"问兵陈"等不愉快的事②而发脾气要离开卫国,结果又因路遇"蒲匡之困"①没有走成,只好回卫国时,卫灵公非但没有表示不高兴,反而表示很欢喜,还亲自到郊外去迎接孔子。这在注重礼貌的孔子来说,当然是很有吸引力的。这里面颜浊邹、蘧伯玉等也可能起了斡旋作用。这次回到卫国,就改住在蘧伯玉家。当然,在孔子方面说,无论从思想、言论上或行动上,确实也没有①孔子去鲁适卫的年份,有三种说法:1.定公十二年说。主此说者有《史记·鲁世家》、《年表(鲁)》,崔述也说:"孔子之去鲁,当在定十二年秋冬之间。"(《洙泗考信录》卷之二)2.定公十三年说。主此说者有《史记·卫世家》、《年表(卫)》,江永也说:"去鲁实在定十三年春。"因为最后促使孔子离鲁的原因是"郊,又不致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史记·孔子世家》),而"鲁郊尝在春"。所以江永推断孔子去鲁的确切年份是定公十三年春。钱穆也主此说:"今考《世家》又谓:'孔子去鲁,凡十四年而反乎鲁。孔子返鲁在哀公十一年,则其去鲁正定公之十三年也。"(《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24页)3.定公十四年说。主此说者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认为孔子去鲁在定公十四年,胡仔《孔子编年》亦主此说。今从江永、钱穆之定公十三年孔子去鲁说。

  ①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张守节《史记正义》释:"六万,小斗,计当今二千石也。"②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子路不说(悦〕。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这是"见南子"的情况。"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这是"为次乘"的情况。"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孔子遂行。"这是"问兵陈"的情况。近人钱穆说:"《史记·孔子世家》最芜杂无条理。其他若《年表》,若鲁、卫、陈、蔡诸《世家》,凡及孔子,几乎无事不抵梧,无语不舛违。??盖出后人之移易增窜者多矣。"(《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37-38页)。因此,此处所引三条,其时间先后,根据诸家考证,有所变动。①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去卫"将适陈,过匡,??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然后得去。"崔述怀疑这段话的可靠性,辩道:"孔子在鲁为司寇,居卫见礼于其君。其去也,道路之人当悉知之。??乃至竟不知其非阳虎,岂人情耶?匡人欲杀孔子,斯杀之矣;如不欲杀,斯释之矣:拘之五日,欲奚为者???。"(《洙泗考信录》卷之三)钱穆则认为蒲匡之困为一事而非两厄:"以余考之,匡蒲之难,盖本一事。今《世家》所载孔子畏匡事,盖出后世误传,不足信也。"(《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28页)今从钱氏说。任何不利于卫国贵族统治阶级利益的地方。这大概是所以能"和平相处"达五年之久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孔子连续面临的不如意的遭遇,除了上面提到的"蒲匡之困"外,还有像佛召而欲往未成,像将西见赵简子而"临河兴叹"②等等,也使他只得继续留在卫国。关于佛召、孔子欲往那件事,前面已经讲到过,关于孔子欲西见赵简子问题,这里还要略说几句。赵简子在晋国是"实专君权,奉邑侔于诸侯"①的人物,他的地位和为人大概和季桓子在鲁国差不多,孔子和季桓子曾经有过"三月不违"的合作关系,基于这种经验,孔子想和赵简子谈谈,看有无可能通过他实现自己的治国主张,这在孔子当时的复杂思想中,是不能排除这种想法的可能性的。不过,即使赵简子能像季桓子那样和他"合作",对孔子的所谓"仁政德治"主张,又有什么用处呢?和季桓子合作的结果,不是可以充分说明其无补于事吗?卫灵公死后,君位继承问题使国内不安定,又引起大国晋和齐的介人②,乱哄哄的局面迫使孔子不得不走。哀公二年秋,孔子离开卫国到陈国去。第二阶段主要在陈国。这一阶段连头带尾共约四年,即自鲁哀公二年到六年(前493一前489年,孔子六十岁到六十三岁)。孔子于鲁哀公二年离卫,大概因为如他自己所承认的有点像"丧家之狗"的样子,目的地也不一定很明确,所以带着几十个随行人员和弟子,一路经过曹国,曹国没有接待;经过宋国,非但没有受到接待,宋国的大夫司马桓还想杀害他①,逼得他只好化装过去("微服过宋");然后又到郑国,狼狈得和弟子们也失散了,郑国也没有接待;于是最后在鲁哀公三年才到达陈国,住在他曾相识的或曾互相仰慕的贤人司城贞子家,又通过他向国君陈侯周(即陈公)的推荐,取得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当时也有"俸禄",但一定不像在卫国那样优厚,否则史传会记载的;孔子来陈,住了三年,到鲁哀公六年。吴侵陈,孔子又不得不避兵离去。那时楚国有一位大夫名叫诸粱,采邑在叶,人称叶公,正驻守负函(楚地,今河南信阳县)。鲁哀公二年楚伐蔡,蔡迁州来(今安徽寿县),楚迁蔡人于负函,叶公驻负函即为此。大概叶公是当时一位有贤名的政治家,所以孔子离陈后就想到负函去看他。从陈去负函,途经国都已迁州来的蔡地,路上有好几天没有粮食吃。《论语·卫灵公》所说"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大概指的就是这一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弟子和从人都不免露出不满情绪,孔子却仍很镇静,甚至继续讲学、诵诗、弹琴、唱歌不止。这种传说虽不免有夸②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崔述认为,"赵鞅(即赵简子--作者)??弱王室侮诸侯,而叛其君,春秋之大夫,罪未有大于鞅者也!??不知孔子何取于鞅而欲见之!??此必战国时人之所伪托,非孔子之事。"(《洙泗考信录》卷之二)崔氏此说,纯系主观猜测。赵氏在晋和季氏在鲁相似,果如所说,那么,孔子之仕于鲁之季桓子,岂不也应该说"非孔子之事"了吗?故不从。①司马迁《史记·赵世家》。

  ②这里说的君位继承问题,实际上是父子争君位问题。卫灵公的世子是蒯,他不满意他母亲南子的**行为,想杀死地而未成功,就出奔晋,投靠赵鞅。鲁哀公二年卫灵公卒,卫立蒯的儿子辄登了君位(即出公、亦称孝公)。赵鞅即助蒯回国向他的儿子辄争夺君位。到了晋、卫边境戚的地方驻下,齐国又助新登君位的辄把戚地包围起来。孔子即在此时离卫去陈。

  ①宋国的司马桓为自己造一口石椁,花了三年时间尚未完成。孔子批评说:"这样的浪费,死了倒不如快些烂掉的好些!"(原文见(礼记·檀弓上》:"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大概桓为此话所激怒,所以要加害孔子,于是孔子只好"微服过宋"以避。

  大的地方,但孔子当时临危不惧的镇定形象,一定使他的随行人员和弟子们受到感动,受到鼓舞,从而想方设法渡过难关。传说一路上还听到一些不同意孔子积极从政治国,而主张消极避世、隐居自乐的人的责难和讽刺的话,甚至"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②。最后终于到了负函,见到叶公。叶公和孔子讨论了一些政治问题,孔子又发表了一些"政在来远附迩"即"治国之方略在于使远方的人向慕而来归,使近地的人团结而不散"一类的言论。后来叶公问子路,孔子是何如人,子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孔子听到后,对子路说:"由(子路名)!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①这倒是一幅很形象的孔子自画橡。这种积极进取精神,是值得后人仰慕和学习的。卫国的君位终于还是由卫灵公的孙子辄继承,是为出公,亦称孝公。辄父蒯在晋庇护下流亡卫晋边境。孔子弟子多人在卫做官,卫政局又趋安定,因此要求孔子回卫的呼声很高。这样孔子就不再经过陈国而从楚地负函径回卫国去了。时为鲁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三岁。第三阶段孔子又回到卫国。时间从鲁哀公七年到十一年(前488-前484),共五年。孔子年六十四岁到六十八岁。

  孔子一回到卫国,子路就问孔子:"假使卫君(即出公辄)正等待老师回来主持政务,老师认为什么问题是应该首先解决的呢?"这一问引起了孔子的一番议论,从这番议论中可以看出当时孔子的思想动向和政治主张。孔子先提纲挚领他说了一句话:"首先必须解决的是端正名分,使各安其分('正名')的问题。"子路比较直率,立刻表示不同意:"问题能这样提法吗?

  老师未免有点不切实际、拘泥固执('迂')了吧?当前端正名分的问题,怎么能行得通呢!"孔子很不以为然,说:"由啊!你说这话多么粗野浅薄呀!君子对于自己不懂的事情,一般应采取保留态度,不可乱发表意见啊!"接着申述了他所以提出"正名"问题的理由,反复说明"名不正,则言不顺",一直到"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等等,最后结论是:"由此可见,君子对于端正名分问题是必须讲的,讲了也必然能行得通。君子对自己讲的话,必须没有一点马虎的地方才是。"①这一段话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孔子已决心接受卫君出公辄的邀请,所以毫不犹豫地正面回答了子路提出的关于"什么是应该首先解决的"问题,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动向是决定"仕卫"(在卫国做官);二是明确提出了他将实施的政治总纲领是"正名"。但一提"正名",问题就复杂了。当时的卫君辄是卫灵公的孙子,是世子蒯的儿子,灵公死后,理应由蒯接君位,因蒯不满其母的**行为,谋杀未成,逃亡在外,所以灵公夫人南子想立幼子郢,郢让②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①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语和《论语·述而》略异,可参阅。

  ①《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已'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史记·孔子世家》引这段话时,文句有出入,可参阅。杨伯峻《论语译注》将"必也正名乎"译为"那一定是纠正名分上的用词不当罢"、这和孔子原意不符,故不从。

  位于辄,乃由辄继位②,并拒绝他父亲蒯回国。因此,不论在所谓"君臣"的名分上,还是在"父子"的名分上,都不"正",国内外对此议论纷纷。所以孔子一提"正名"、立即引起子路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么,孔子对这个问题又是怎么想的呢?没有正面材料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孔子既然表示愿出仕,那就可以说明,孔子是承认出公的王位是合乎"名分"的;如果不合"名分",主张"正名"的孔子,就没有理由做他的官了。大概孔子认为出公辄既受他祖母卫灵公夫人南子之命而立,即使把父亲排斥在国外,也是不影响他的君位"名分"的。在当时,"父子"关系是从属于"君臣"关系的。因为当时卫君辄既已受祖母命继承了君位,即使把父亲排斥在国外,为了平息国内外不好的舆论,首先就需要"正名",即肯定卫君辄的君位"名分"是合乎"礼"的。大概孔子提出"正名"的政治背景就是如此。孔子没有明言,于路可能没有猜透,所以提出怀疑,引起老师训斥并发表了上述一大段议论。于是孔子在其"忠君尊王"的名分思想指导下,也就真正心安理得地做了卫君辄的"公养之仕"了①。孔子是想做事的人,仅仅被"公养"是违背他的愿望的。但卫出公既没有要他"为政",也没有向他"问政",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就把精力用在教学和治学上。虽然这方面缺乏正面记载,观其一贯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策励自己的精神,这一时期肯定在治学、教学上是有成绩的。

  ②司马迁《史记·卫世家》:"灵公卒,夫人命子郢为太子,曰:'此灵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之子辄在也,不敢当。'于是卫乃以辄为君,是为出公(即孝公--引者)。"虽然卫灵公遗命是立幼子郢,但郢又让位于逃亡在外的太子蒯之子辄(灵公孙),这样转了一个弯,大概也就算王位身份合法了。①(孟子·万章下》:"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见行可之仕",即有希望行道的官;"际可之仕",即受礼遇的官;"公养之仕",即受公养的官。"礼遇"和"公养",其实差别很小。

  (四)结束流浪,回到鲁国

  孔子弟子如冉有、子贡,樊迟等都在鲁国做了官。孔子也很想回到自己的祖国──鲁国去。早在鲁哀公三年孔子在陈国时,鲁季桓子死去,他曾命其子季康子一定要把孔子请回鲁国。又过了几年,冉有做了季氏宰。哀公十一年春,齐攻鲁,四十一岁的冉有率领鲁军战败了齐军。冉有告诉季康子,他的军事才能是向孔子学的,并力劝季康子礼聘孔子回鲁。这时卫国的大夫孔文子要攻打另一大夫太叔疾,问策于孔子,孔子说,他曾学过文事,没有学过武事,立即叫人驾车准备离开。文子连忙劝阻,赔礼道歉。孔子正在犹豫,适值鲁国季康子听了冉有的话,派人以厚礼来聘请孔子,于是孔子回鲁。自鲁定公十三年到鲁哀公十一年(前497一前484),孔子离开祖国,在外到处奔走了十四年,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结果是在到处碰壁之后,结束了流浪生活,现在又回到了鲁国。时年六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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