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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晁错的生平及事业

  (一)学术渊源

  晁错(前200-前154 年).颖川(今河南禹县)人。他年轻时,曾向轵县(治所在河南济源南)人张恢学习申不害和商鞅的法家学说,同学有洛阳人宋孟和刘带。后来由州郡文学掾升为太常掌故,是朝廷掌宗庙仪礼、典章制度的低级官吏。

  晁错还曾经跟伏生学习过《尚书》。伏生是济南人,在秦国当过博士,对《尚书》很有研究。后来秦始皇焚书坑懦,伏生便将他的书藏入壁中。秦未农民起义时,伏生流亡他乡。

  汉朝建立之后,伏生重返家乡,将藏书找回来时,发现遗失了数十篇,只剩下二十九篇(据《汉书·儒林传)〕,这就是后人所谓的《今文尚书》。当时从全国来说,也就仅剩下伏生所存的这一本残缺不全的《尚书》了。汉初,儒家经典逐步重新流传,唯独《尚书》当时还没有在社会上流传。到文帝即位后,听说济南伏生藏有此书,便要召伏生到京师去传授《尚书》,但此时伏生已有九十多岁的高龄,无法远行。于是文帝指示太常派掌故晁错前去学习。这一安排是合适的。因为《尚书》是我国上古时代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史迹著作的汇编,这正是太常掌故这一官职所应把握的知识。由于伏生此时年龄太大,讲话已经含混不清,一般人都听不懂他的话,晁错学习时,伏生便叫能听懂他的话的女儿将他的话转述给晁错听。但伏生是山东人,晁错是河南人,由于方言的关系,所以即使是伏生女儿的转述,晁错也有十分之二三听不懂,课后他只好硬着头皮自己费力地去慢慢咀嚼那情屈聱牙的《尚书》原文。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把《尚书》大体上弄懂了。大概晁错后来主要精力在于从政,所以他虽然从伏生那里学了《尚书》,但并未把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传授的弟子也不多(《后汉书·何敞传》云:"六代祖比干,学《尚书》于晁错。"章怀注云:"比干字少卿,经明行修,兼通法律,为汝阴县决曹掾,平活数千人,后为丹阳都尉。"晁错弟子仅见此例),所以他在汉代经学发展史上并没有什么地位。相反,倒是他的两个师兄弟,即济南张生和千乘欧阳生在学习之后,继续从事研究和教学,从而开创了自己的学派。《后汉书·儒林传序》云:"济南伏生传《尚书》,授济南张生及千乘欧阳生,欧阳生授同郡倪宽,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相传。至曾孙欧阳高,为《尚书》欧阳氏学。张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授族子胜,为大夏侯氏学。胜传从子建,建别为小夏侯氏学。三家皆立博士。"尽管晁错自己后来在《尚书》方面缺乏进一步的研究和传授,但他由汉文帝派遣从伏生学习,这一事实在政治上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它引起了当时社会上的人士对《尚书》的重视,后来终于形成《尚书》今文学之三派并被官府承认立博士,因此晁错在经学发展史上还是应该占有一席地位的。

  (二)在文帝时期的活动

  晁错性格刚直,侍人苛严。学识又宏富,既懂得法家思想,又通过学习《尚书》.掌握了儒家所推崇的重要经典,所以当他学习归来向文帝汇报学习情况之后,文帝便任命他为太子舍人,很快又升任门大夫、博士。这时,晁错便给汉文帝上了一篇《言太子知术数疏》。颜师古在注这句话时引臣玻曰:"术数,谓法制治国之术也。"又引公孙弘云:"擅杀生之力,通壅塞之途,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汉书·晁错传注》)可见,所谓"言太子知术数",就是说要让皇太子懂得法家那套统理国家的权术。对于晁错这一建议,文帝十分欣赏,于是又把晁错提升为太子家令。由于晁错能言善辩,颇得太子欢心,称他为"智囊"。文帝的太子刘启(前188-前141),也就是后来的景帝,史书称他"纯厚慈仁"(《史记·文帝本纪》),但历史事实却说明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如还在他当太子时,一次,吴王刘濞的太子刘贤人朝参见皇帝,与刘启在一块饮酒下棋。据说,由于"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加上吴太子素来骄倨不恭,为了争一着棋子。吴太子语出不逊,因而激怒了刘启,刘启便顺手操起邓沉重的棋盘向吴太子抛去,不偏不倚,正击中其头部。结果吴太子脑浆迸裂,当场身亡。此事当然激怒了吴王刘濞,从此"称病不朝"。开始,汉文帝还想责治吴王。后来怕逼得吴王造反,便转而采取怀柔政策,"赦吴使者归之,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史记·吴王濞列传》)。如上所述,史书是将这次击杀事件完全归咎于吴太子师傅"轻悍"和吴太子本人"素骄",而我认为,与太子刘启仗着他那"驭射伎艺过人绝远"(《汉书·晁错传》)及其为人"峭直刻深"的师傅晁错的法家思想教育也是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后来便埋下了吴王刘濞"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一条祸根。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匈奴侵犯狄道(今甘肃临洮县西南)。这时晁错已经三十二岁,正在担任太子家令的职务。在这一年他向汉文帝上了一篇《言兵事疏》。疏中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指出"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的有利形势,因而主张"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木也。"在疏文最后,晁错引用古人的话说:"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希望汉文帝采纳他这种积极抵抗的建议。丈帝对晁错的这种爱国之心颇为赞赏,专门给他下了一道诏书以示鼓励。诏书云:"皇帝问太子家令:上书言兵体三章,闻之。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夫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汉书·晁错传》)这道诏书表明,文帝虽然对晁错忠心为国的热情十分赞赏,但又觉得自己还无法实行这一方案。因为所谓"言者不狂"是肯定晁错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至于"择者不明"则并不是真正"不明",而是明知无法择、无力择。道理很简单,当时汉王朝国力正在恢复之中,再加上地方诸侯王势力强大,是无法主动发起对匈奴的强大攻势的。可见,文帝说"使夫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实际上是委婉地拒绝了晁错的这一建议。于是晁错又上了一篇《守边劝农疏》。在这篇疏中,他针对过去中央政府派兵守边塞,一年一换,导致不熟悉匈奴特性。防御效率不高的这一缺点,建议选派一些人,包括募民欲往者,长久居住在那里,安家落户,耕种田地,同时用以防备匈奴。显然,这一建议是与前疏中主张的积极进攻不同的一种积极防御方针。它比较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汉文帝"从其言,募民徙塞下。"(《汉书·晁错传》)接着,晁错又根据文帝关于募民实边的决定,上了一篇《募民实边疏》,就募民实边的一些具体组织工作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诸如气候、水土的调查,城镇的规划,房舍的建筑,等等,想得十分周到具体。同时,还建议如何将实边的民众组织起来,利用感情的纽带和严明的纪律,训练一支在与匈奴作战时"死不还踵"的战斗队伍。

  汉文帝十二年(前168),晁错根据当时社会"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矛盾状况,向汉文帝上了一篇《论贵粟疏》。疏中建议"募天下人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天下人人栗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汉书·食货志》)这篇疏的根本目的在贵农贱商,而其直接目的则是人粟支边,积极加强对匈奴的防御。文帝接受了晁错这一建议并下命:凡向国家交纳支边粟六百石的人,可以封第二等爵"上造";交得越多,封爵越高,四千石可以封第九等爵"五大夫";交一万二千石者可封第十八等爵"大庶长"。其余以此类推(同上)。接着,晁错又上疏建议减收农民租。汉文帝也接受了这一建议,"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文帝十三年,前167)遂除民田之租税。"(同上)

  汉文帝十五年(前165)九月,皇帝下诏给全国各级官吏,要求他们推举"贤良文学"。晁错被平阳侯曹窋、汝阴侯夏侯灶,颖阴侯灌何。廷尉宜昌(失姓氏)、陕西太守公孙昆邪推选为贤良文学。于是文帝将贤良文学召集起来亲自进行策试。开始,文帝讲述了这次推举贤良文学的原因:其一,是古代有此传统,即所谓"昔者大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近者献其明,远者通厥聪,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长懋。"其二,是祖宗历来尊贤,即所谓"高皇帝(指刘邦-一引者)亲除大害,去乱从(纵),并建豪英以为官师,为谏争,辅天子之阀而翼戴汉宗也。"其三,是匡己之不逮,即所谓"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至于举贤良文学的标准,即"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能直言极谏"三条,文帝把它们称之为"三道"。文帝要求贤良文学就上述"三道"及"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等问题发表意见,写出奏章,他要逐篇披览。于是晁错便写了一篇《举贤良对策》。这篇对策的内容就是逐条回答文帝提出的上述问题,其中突出地发挥了"计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的思想。由于文帝的诏策是"九月壬子",即九月二十七日下达的,而当时还是以十月为岁首,故晁错写这篇对策时已是汉文帝十六年(前164),所以对策中有"陛下??临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的说法。晁错作这篇对策时,贾谊逝世已经四年,所以在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晁错的次第最高,于是他又被文帝提升为中大夫。后来,晁错又给文帝上书三十篇、谈到削诸侯以及法令的修改问题。对他的这些建议,文帝虽然没有完全听取,但对晁错的出众的才能还是十分欣赏。当时,太子刘启却很赞成晁错的计策,而袁盎及一些有功的大臣则都不喜欢晁错。

  (三)在景帝时期的活动

  汉景帝刘启即位(前156)以后,便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是掌管京畿的重要官吏,它直接关系皇帝和首都的安全,由此亦可见景帝对晁错信任之一斑。晁错也充分利用了这种信任,经常请求景帝个别听取他的进言,而皇帝也总是言听计从,对晁错的宠爱胜过九卿,并根据晁错建议,改定了许多法令。可是,丞相申屠嘉提出了一些意见,景帝却不采纳,因此申对晁错怀恨在心,却又无力对他加以伤害。

  晁错还在当太子家令时,就经常在太子刘启面前讲吴王刘濞有野心,主张削藩。但由于当时是文帝掌权,他的这些意见未被采纳。而吴王把文帝的容忍视为软弱可欺,因此更加骄横。随着文帝逝世、景帝即位,晁错当上御史大夫之后,他便根据当时形势,再次提出削藩问题。他主张抓住诸侯王犯错误的机会,削掉其封国边缘上的郡县。例如景帝三年(前154)初,楚王刘戊入朝,晁错说他在薄太后逝世后的服丧期内,在服舍与人通奸,该杀头。景帝下诏,赦其杀头之罪,削其东海郡。同时,又借口赵王刘遂早两年犯过错误,削其常山郡;因胶西王刘印卖爵舞弊,削其六县。晁错并不以此为满足,接着又准备向诸侯王中最强大的吴王刘濞开刀。他在上景帝的《削藩策》中指出: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因赐几杖,德至厚也。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恣,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书·吴王刘濞传》)汉景帝将晁错这篇奏章交公卿、列侯和宗室进行讨论,欢人都不敢公开反对,唯独大将军窦婴提出异议。窦婴是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侄儿,文帝时当过吴王的宰相,景帝即位之初任詹事,管理皇后、太子的家事。有一次景帝的亲弟弟梁孝王来朝,景帝设宴招待他,当时尚未立太子,景帝便对孝王说,将来我死之后,把皇位传给你。窦婴当即对景帝说,本朝家法历来是父子相传,怎么能传给弟弟呢?对此,窦太后十分生气,除掉了窦婴的窦氏门籍,不准他再去看望她。而窦婴也看不起詹事这个官,于是干脆请病假在家闲居。景帝三年,为了对付吴王,景帝才又将窦婴请出,拜为大将军,并赐金一千斤。从窦婴任过吴相的经历,我们可以知道,他对晁错《削藩策》持批评态度,是事出有因的。这样一来,窦婴和晁错之间产生了矛盾。窦婴带了这个头,于是各诸侯王纷纷叫嚷,反对晁错所更改的三十章法令。晁错的父亲听到儿子遭到各方面反对之后,特地从老家颖川赶来京城,对晁错说:"皇帝刚即位不久,你从政办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使得人家责备怨恨,你这是为了什么呢?"晁错说:"的确如此。不这样做,皇帝不被尊崇,国家不得安宁。"晁父说:"唉!刘家天下从此会安定了,可是我晁家却危在旦夕。我离开你回去了!"回到家里以后,错父说:"我不忍见到大祸临头。"说完之后,便饮毒药自尽了。

  晁错的父亲死后只有十多天,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等七个诸侯国便联合起来发动叛乱。他们打的旗号就是"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例如吴王刘濞致诸侯书说:"以汉有贼臣错,无功天下,侵夺诸侯之地,使吏劾系讯治,以侵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好人,欲危社稷。??今诸王苟能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社稷所愿也。"(《汉书·吴王刘濞传》)为了对付吴楚七国之乱,这时刚刚拜为大将军的窦婴便向文帝进言。他说:袁盎、来布等名将贤士,都在家闲居,现在正是用得着的时候了。窦婴推荐的这个袁盎,是晁错的一个死对头。此人在文帝时任过中郎,曾针对淮南王刘长骄横,主张适当地削其封地,以防其造反。后由于数次直谏,在朝廷呆不下去,便调陇西都尉,还先后担任过齐相和吴相。当袁盎赴吴相任时,其堂兄弟袁种对他说:"吴王骄日久,国多好。今苟欲劾治,彼不上书告君,即利剑刺君矣。南方卑湿,君能日饮,毋何,时说王日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脱。"(《史记·袁盎列传》)这实际上是叫袁盎装糊涂,而他也的确照着这种方法去做,结果,吴王刘濞待他很客气,赐遇颇厚。在文帝时期,晁错与袁盎之间就成见很深,不论在什么地方,袁盎只要看见晁错在那里,便立即离开,晁错亦如此,识要看见袁盎,也主动回避,两人从来不在一起讲话。晁错当了景帝的御史大夫之后,便指使有关官吏审查袁盎受吴王贿赂的情况,并将吴王所赐财物没收抵罪;景帝还下诏,将袁盎贬为庶人。吴楚七国之乱的消息传到京城之后,晁错和他的属吏商量:"袁盎受了吴王那么多金钱,专门替他隐瞒罪恶,在皇帝面前说他不会造反。现在吴王还不是造反了吗,我想奏请皇帝治他的知情不举之罪。"属吏对晁错说:"吴王造反的事没有发生时,你治袁盎缺乏根据,而且吴王知道后暂时不会行动;现在吴楚已举兵西向,开始造反了,治袁盎又有什么益处呢?何况袁盎作为朝廷派去吴国的大臣,他不应该参与其阴谋。"(参见《史记·袁盎列传》)晁错听了属吏们这番话,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消息已传到袁盎的耳中,他听了以后感到十分恐惧,便连夜去找窦婴,说他知道吴王反叛的真实原因,愿意亲自到皇帝面前陈述原委。窦婴便马上去报告景帝,景帝同意立即召见袁盎。当袁盎来到景帝处时,景帝正在和晁错商量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作战计划。晁错打算请皇帝自己亲自带兵出征,而他自己则留守京城。正在他们讨论如何调拨军队和粮食问题时,袁盎应诏来到。于是景帝便问袁盎:"你曾经任过吴国的丞相,知道吴国的臣子田禄伯的为人吗?如吴楚反叛,你的看法如何?"袁盎回答说:"不必担忧,他们马上就会失败的。"皇帝又问:"吴王靠山铸钱,煮海水为盐,引诱天下豪杰,又以那么大的年纪干这种事,如果不是计划周全,他岂能发动叛乱呢?你怎么说他干不了什么呢?"袁盎回答说:"吴国的铜盐之利是有的,哪有什么豪杰可引诱呢!如果吴王真能得到豪杰的话,就会辅助他做有益的事,而不会反叛了。其实,吴王所引诱的都是一些无赖子弟、亡命之徒和私自铸钱不务正业的人。正是这样一些人,才互相勾结,犯上作乱。"晁错说:"袁盎讲的有道理。"景帝又问袁盎:"你的计策是什么呢?"袁盎说:"请您让身边的人退出。"景帝便让身边的侍从们都出去,只留下晁错一个人。袁盎又说:"我讲的这些话,当臣子的也不应该知道。"景帝便要晁错也迟出去。晁错便赶紧退到东厢房去,对袁盎此举十分愤恨。待晁错去了之后,皇帝再问时,袁盎说:"吴楚两国互相通信,说高皇帝封子弟为王,各有封地,如今贼臣晁错却擅自贬滴诸侯。削减和剥夺他们的封地,所以要反叛。他们说这是西向共同诛杀晁错,直到恢复原有的封地为止。方今之计,只有杀掉晁错,派遣使者赦兔吴楚七国擅自兴兵之罪,恢复他们原有的封地,这样便可以兵不血刃地解决这场危机。"景帝听了袁盎这番话之后,沉默不语,过了很久对袁盎说:"要看真实情况如何,只要真能平息诸侯王之心,我不会爱一个人的。"袁盎说:"我的计谋就是如此,请皇上仔细考虑。"(《汉书。晁错传》)于是景帝便拜袁盎为太常,秘密整装出使吴国。袁盎秘密献计之后十多天,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张欧联名给景帝上疏,劾奏晁错。疏云:"吴王反逆无道,欲危宗庙,天下所当共诛。今御史大夫错议日:'兵数百万,独属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居守。徐。憧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错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无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臣请论如法。"(《汉书·晁错传》)在联名上疏的名单中,虽然没有窦婴、袁盎的名字,但这篇疏的出笼是他们两人幕后操纵的结果,却是无可怀疑的。疏中抓住晁错主张景帝亲自将兵迎敌,而他自己留守京师这一事实进行攻击,也的确是能够打动景帝之心的。因为,一则将景帝置于战争第一线,安危难保,这是景帝不情愿的;二则尽管晁错是景帝的亲信大臣,但战争胜负当时还难以预料,一旦战局发生逆转,即使晁错在京坐阵,也难免不发生政变,这是景帝不放心的。加之,晁错又与众多大臣存在矛盾,一旦有事,他显然无法控制局势。所以当陶青等人说晁错"无臣子礼,大逆无道"时,这些话是能够打动景帝之心的。至于陶青等说晁错主张将徐县(今安徽泗县西北)、僮县(今江苏邳县)等吴王还没有占去的地方给吴的说法,则未必可信。因为晁错历来主张削藩,今天子亲征,更是为了用武力来贯彻这一措施,怎么可能又主张将一些县让与吴王呢?我分析,晁错即使有此说法,更多的是属于战略上的考虑,即老子所谓"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二十六章),也就是兵法书上说的"诱敌深入"。不幸,晁错的这一主张却被陶青等歪曲为"欲以城邑予吴",并为景帝所轻信。所以,当景帝读了这篇劾奏之后便批了一个"可"字,正是这一个字,便断送了晁错的性命。可是,对情况的这种变化,晁错却一无所知。所以当景帝派中尉去召晁错,骗他乘车巡行中市时,晁错还信以为真,急急忙忙穿上朝服,登车启行。可是当车行至长安东市之时,刽子手们便将他推下车来,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晁错还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却已命归西天。

  吴楚七国之乱虽然平息了,但景帝对诛晁错一事却始终耿耿于怀。还在平叛战争过程中,有一天,一个原来任谒者仆射、后任校尉的名叫邓公的人,从战争前线回朝廷向景帝汇报军情。景帝问他:"你从军中回来,听到晁错被诛之后,吴楚是否罢兵了呢?"邓公回答说:"吴王谋反已数十年了,对中央政府削藩国领地一事十分不满,他打着诛晁错的旗号,其本意并不在晁错。我看今后天下再也没有人敢言削藩之事了。"景帝问:"为什么呢?"邓公说:"晁错担心诸侯们强大之后不可收拾,所以主张及早削弱他们,以加强天子的势力,这本来是有万世之利的事情。可是他的计划还刚开始实行,便被杀害了。这样一来,对内便堵塞了忠臣之口,对外则替诸侯报了仇,我私下觉得陛下此举是很不可取的。"景帝听了邓公这番话,喟然长叹,说:"你说得很对,我也觉得很后悔。"于是拜邓公为城阳中尉。邓公与景帝的一番对话,道出了晁错被诛的政治原因,即诸侯王打着诛晁错的幌子,反对的是中央政府的削藩政策,甚至想取而代之,所以虽然晁错已诛,他们仍不罢兵。从这一点来说,景帝诛晁错是上了吴楚及袁盎等人的当。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外,还有袁盎等公报私仇的问题。因为就是这个袁盎,虽然在诛晁错时起了关键作用,从而客观上替吴楚等报了仇,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当他出使吴国时,吴王企图拜他为将,以攻打中央政府的军队,却遭到袁盎的拒绝,性命几乎不保,只是由于当年他在吴相任内一个侍儿的帮助,才得以逃脱。后来,他进谏劝景帝不以梁王为嗣,结果被梁刺客刺杀,这一事实也说明,袁盎也是主张维持中央统一,反对诸侯分裂的。晁错说袁盎受过吴王钱财之事有之,但说他知吴王谋反之情不举,则缺乏根据。晁错曾企图以此置袁盎于死地,未成,结果反被袁盎所害。所以,司马迁说他"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史记·晁错列传》),这一说法,就其个人原因来说,是有道理的。

  晁锗的著作,据《双书·艺文志》"法家类"所载,有《晁错》三十一篇,此书亦名《晁氏新书》(见《隋书·经籍志》),在南北朝时即已失传。现存晁氏著作主要散见于《汉书》的《晁错传》、《食货志》、《荆燕吴传》等篇之中。清人马国翰有其著作辑佚。1975 年中华书局出版《晁错及其著作》, 1976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晁错集注释》,均据《汉书》所保存晁错八篇奏疏及其他有关著作中保存的一些扶文,加以汇集整理,并有注释和今译,是目前研究晁错思想比较完整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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