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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台湾式的民主

  

1988年1月1日,在蒋经国的指示下,当局正式结束对报纸的限证(维持在29家)、限张(维持在三大张)的禁令,数天之内,就有200家左右新出版物向当局办理登记,街头立刻出现许多新兴画报。同时也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註册成立政党。后来,包括民主进步党在内,共有20个政治组织获得通过,正式成立政党。虽然已有上述种种自由化措施,对当局及领导人积郁的怒气依然未消,许多新报纸、新政党强烈反对国民党,全岛陷入政治詬骂风潮。当年头四个月发生7000多起街头群众示威活动,几乎全都唱著反对国民党的调子。“立法院”内的民进党籍委员,强烈反对通过新的“集会游行法”,在国会议事堂内首度爆发肢体冲突。1月12日,“国会”改革专案小组通过由马英九主稿的结束大陆人掌控台湾政治过程时代的草案。马英九计划翌日晋见蒋经国,报告这个好消息。13日当天上午,蒋经国抱怨身体不舒服,虽然医生一时找不到他不舒服的原由,还是替他注射静脉点滴。蒋经国要见见他的长子孝文。孝文见过父亲后,向母亲表示,父亲病容满面。下午1时50分左右,蒋经国在午睡中,突然发生胃肠道严重大出血。血液阻碍呼吸,使他陷入休克状态。由于他身上装置的心律调整器把心跳维持在每分鐘70,他的心臟无法快速供应氧气到全身各部位,医生还来不及把他送到医院施救,就已经撒手人寰。熊丸医师记得,当天下午天气晴朗,阳光和煦。“行政院新闻局”在4个小时后公佈了蒋经国辞世的消息。当天夜里9点鐘,李登辉宣誓就职,成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第四位“总统”。“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了强人,可是倒也似乎没起任何涟漪。翌晨,行政院例行院会,花了两个小时讨论河川污染防治问题。13年前,蒋介石逝世时,新闻界及高级官员使用过去帝王宫廷的生花妙语来追述撒手人寰的领袖之伟大事功。但是经国之死,不见传统的溢美讚颂和半宗教性质的諛辞。新闻媒体的评论和个人的悼词,都集中在蒋经国平凡的一面。

蒋经国与他父亲不一样,刻意不留下“治国”遗嘱。高阶官员认为必须导正此一过失,指示经国的侍从秘书王家驊起草一份文件,表达蒋经国希望国民“坚守反共国策,贯彻民主宪政”的心愿。行政院新闻局还特地发表声明,说明蒋经国1月5日当著数位大老及孝勇的面前,口述这份遗嘱,并且签字认可它。[1]国民党在他死后,为了詆毁反对党,故意放出消息说,12月25日“国民大会”发生的事故,加速了经国先生的死亡。不过,蒋经国亲信副手表示情况并非如此。他曾经对他们提醒,民主政治会有紊乱脱序,有时甚至有令人不愉快的状况发生,尤其也会有让领导人不舒服的乱象发生。蒋经国不会喜欢这些文字游戏。但是他若地下有知,一定很高兴,康宁祥和民进党若干领袖也到“忠烈祠”悼祭。尽管国民党和党外政敌彼此不合,经国却留下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治的关键条件——竞争者之间要维持某种程度的风度与节制。民进党和另一个小党劳动党,宣佈在30天的治丧期间,停止一切政治示威活动。1月16日,高等法院对两名被控直接、公开鼓吹“台湾独立”的反对人士判处重刑。民进党大为不满,但是依然推迟就此一判决举行街头示威抗议活动。次日,李焕召集他的3位副秘书长马英九、高铭辉、宋楚瑜在上午10点鐘到他办公室开会。李焕表示,在7月份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必须先推选出党的代理主席。李焕宣称,他认为李登辉应该像蒋经国一样,兼具党、政领导人身份。他的三位副手也都同意此一看法。马、高、宋三人立即分头拜访各位中央常务委员,报告李焕秘书长此一建议。翌日,他们回报李焕,所有外省籍中常委都接受以李登辉为党主席的建议,反倒是若干位台湾籍中常委持保留意见。李焕分别向他们进言,使他们也都接受拥护李登辉为党主席之议。“行政院长”俞国华以资深中常委身份,将在中常会中提名李登辉为党主席。不料,元月24日,俞国华接到宋美龄一封信。宋美龄表示,最好不要选举一位代理主席。在宋美龄及蒋介石的一班老臣心目中,让一个本省籍人士兼具“总统”及党主席职位,形同敲响国民党历史角色的丧鐘。俞国华把这个情形告知李焕;李焕表示,依他的意见,中常会应该逕自推举李登辉为代理主席。李焕说,稍后他将辞职,并致函宋美龄道歉,未能遵奉她的指示办理。俞国华也同意这么做。李焕旋即晋见李登辉,出示宋美龄的信函,并说明个中局势。李登辉瞭解,他必须采取低姿势。1月22日一大早,李登辉身著深蓝长袍、黑色马褂,亲自主持蒋经国遗体由“荣民总医院”移灵至“忠烈祠”的仪式,并在“忠烈祠”主持安灵仪式。然后,他和治丧委员会大员轮班,24小时守灵。同一时候,参谋总长郝柏村和国防部长郑为元也发表声明,声称三军部队将坚守先总统经国先生遗志,并支持李登辉领导。

李焕召集中常会在元月27日开会。26日清晨3点鐘,蒋孝勇打电话到俞国华家里,强调宋美龄不希望中常会通过这项人事案。翌日,中常会开会前不久,俞国华告诉李焕,宋美龄一再要求之下,他若是遽然拒绝她,恐怕相当不礼貌。其他中常委抵达会场,瞭解到这一情势,大部分都说应该逕自提名李登辉为代理主席。然而,郝柏村与少数几位中常委则认同俞国华的看法,认为可以稍缓再通过此一人事案,以示对宋美龄的尊重。宋楚瑜却突然向中常会宣佈,俞国华同志将提名党的新任主席。俞国华踟躇,会场一片尷尬的静默。宋楚瑜对中常会不能立刻决断,大表遗憾,起身退席。余纪忠此时起身发言:“党主席继任问题关系重大,要向前看,要重团结”。俞国华才同意提名李登辉代理党主席。全体中常委都投下赞成票。李焕立刻以电话向李登辉报告这个消息。翌日,李登辉率领国民党领导人晋见宋美龄,保证继续奉行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遗志。李登辉旋即驱车再到“忠烈祠”,向拔擢他承担此一历史性角色的蒋经国再度致敬。此时,已经有120万名民众到忠烈祠瞻仰遗容。元月30日上午,蒋方良率领孝文、孝章、孝武、孝勇对这位故世的领导人、父亲、丈夫做最后的诀别。孝文也能依古礼,以孝子身份三叩首行礼。只有家属及李光耀等少数贵宾得以执紼,陪著经国遗体到慈湖附近的头寮这个暂厝之地。一路上,上百万民众沿路致哀。上午9时左右,全岛2000万人除了极少数人士之外,全都暂时停止工作;火车、巴士全部停驶;全岛寺庙、教堂鐘鼓齐鸣,向蒋经国做最后的敬礼。邓小平好几个月以来就担忧蒋经国的健康,深恐他这位老同学一旦撒手人寰,台湾局势可能变得益加复杂。听到经国逝世的消息,他立刻召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听取了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对台工作小组的报告后,邓小平表示,中国的统一是一件世界大事。邓小平宣称,当蒋经国依然健在时,“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邓小平又说,蒋经国恪遵他亡父“一个中国”的立场,可是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丧失许多机会,和国民党领导人和平解决若干问题。他感叹说,直到最近,北京才找到正确的路子即“一国两制”。他暗示,其间已有可能产生真正的进度:“虽然国民党似乎对我党这项提议冷漠相对,他们毕竟已经认真思考它!国民党内部意见已经出现重大分歧!”邓小平是对的。天若假年,让蒋经国多活几年,他或许就会“推动统一的原则”。[2]很可能,蒋经国脑子里的一些想法,包括台湾当局往后数年采行的若干措施:快速扩大海峡两岸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包括贸易、通讯、投资和旅游往来。最有可能的是,蒋经国也预期两岸会成立半官方的委员会来讨论两岸事务。除了这些务实的交流之外,蒋经国显然至少也预见到,两岸可能成立初步通盘协议,可以稳固两岸长期的和平关系,让台湾永久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可是同时又从学理和实务上强化台湾是个“自主、实质的主权体”。蒋经国麾下一位年轻的留美政治学者魏鏞,曾经公开主张“一国两府”,我们或可猜测,蒋经国可能会遵循此一路线,探寻与北京达成协议,包括让台湾“重新加入联合国大会”。很显然,蒋经国与邓小平都相信,他们两人若是携手,最能就两岸协议达成妥协方案。

蒋经国和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都把眼光投向未来的历史,他们不是以旧式的大汉中心统治者角度去看,而是以现代的爱国人士与务实者角度去看。他们俩人都盼望本身的历史地位得到认可。两人希望留给后人的遗绪大致雷同——给予人民繁荣、声誉与和平,又能维持中国大一统的原则。可是就蒋经国而言,台湾的安定和进步,需要落实民主政治,亦即势必要台湾化,可是台湾化对统一的原则却有潜在的威胁性。因此他相信海峡两岸放宽、加深交流,然后“带动大陆中国社会自由化”,乃是敦促台湾民主化与中国统一原则相容的惟一途径。因此蒋经国的一切目标,均以自由、开放的政治体系作为关键中心。蒋经国或许可以更早推动民主政治,譬如在他父亲过世后不久,甚或是他在1978年正式出任总统之后,都是一个时机。他的亲信副手则说,若是这么做,恐怕欲速而不达,反而会失败,激发军方或右翼的政变,也可能爆发内战。其次,他们又说,如果当时举行真正公平的民主投票,国民党可能就不会得胜,一旦由倾向“独立”的台湾人胜选,可能会激恼中国大陆而爆发战争和民间冲突,把美国拖进漩涡,也会改变历史的进程。在60年代末期至他辞世的16年当家做主期间(译者按:由1972年出任行政院长算起),数百人因为从事民主国家相当正常的政治活动而遭到入狱服刑的命运,刘宜良和林义雄家属等少数人更不幸赔上性命。然而,整体而言,论者不能不接受温克勒(Edwin Winkler)的结论:这是一个“软性威权制度”(Soft Authoritarianism)的时期。甚且,至少从60年代末期起,蒋经国和他的政治班底已承诺要奉行真正的多元民主政治理念。他们的改革不是只求减缓压力的策略。蒋经国在1978年可能认为自己还有十年以上的时间,可以完成台湾的民主转型。台湾和美国、世界的关系起了震撼,不仅是一股强大的刺激力量,也是迈进改革的大好藉词。事实上,蒋经国竟能把台湾在国际上的受挫转化为优势,一方面消除台湾本省籍人士心目中的“独立”意识,一方面又可用以说服外省人交出权力。他相信,尼克松和卡特的震撼,反倒产生基本上的正面冲击。80年代中期在中国、苏联和其他地方发生的种种事件,使蒋经国相信,几乎不敢想像的事也有可能实现。这些因素,加上他本身健康日益走下坡,使得他决心放手推动民主进程。当他逝世时,民主转型的工作仍有许多地方有待进一步推动。大体而言,到了1988年元月,“民主政治”虽然未臻完善,也相当粗糙,却已在台湾软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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