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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台湾

  中国国民党的继续改造

  蒋介石改造国民党以来,历次大会都有一些新的改革内容,其中心目的,是服务于经济建设,把国民党改造得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1957年10月1日,蒋于台北阳明山召开国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1963年11月召开“九大”、1969年3月召开“十大”。

  “八大”,针对大陆反右斗争,提出“反攻大陆”任务。同时加强党内民主,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力求建设中的实效。并以此为方针修改了党章。

  “九大”,针对大陆经济困难,提出加快“反攻大陆”步伐。并再次修改党章,规定了反攻大陆和治理大陆的政纲,主要内容就是把台湾的方案施行下大陆。

  “十大”,针对大陆“文革”的动乱,认为“反攻大陆”机会终于到来,便具体开始“反攻大陆”的各方面准备工作。为此,决定广揽人士“参加党的决策”。与此相应的是进一步提出了全面改革的新任务。进一步强调党的“时代化”,即蒋理解的党的“民主化”。表示要把同民党建成“革命民主的政党”,并说“革命乃为民主而革命”,“革命而不民”,乃是违反了人性与时代,丧失了革命的目的。”同时他又强调,他的民主,不是西方的“人个中心”的民主,而有“有组织”、“有纪律”的民主,亦即蒋氏专制下的民主。

  吴、孙、雷三案件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立即解除美国于海峡两岸的中立禁令,全力支持蒋介石。蒋又开始加强个人独裁制,在此情况下,台省主席吴国桢决心辞职。

  吴国桢,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留学美国,颇有民主思想。性急,做事讲求实效,外人送名曰:“k.c.wu”,中文绰号“开水壶”的外文谐音。1953年5月24日,吴离台赴美。老父吴经明,幼子吴修潢均不准离台,作为人质。

  本年12月初,王世杰秘书长免职案发生。其中牵扯到吴国桢,美国报界也一再刊登此种消息。吴国桢不得不于1954年1月15日写成启事寄往台湾。20日左右,台岛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其昀收到这份启事后,不向报界发表,反而将启事交与吴父,吴父跑遍各报,均拒绝发表。以后启事转到蒋介石手里,研究研究又耽搁几天,于2月7日才见报纸。吴国桢见台湾不予刊登,忍无可忍,于同一天,在美国公开发表政见三条:(一)除非台湾在现行政治区内实行民主,才能得到台湾人民和海外侨胞的全力支持,否则,难以争取到自由国家和美国的支持与同情。(二)目前台湾的“政府”过于专权,实行一党统治。(三)台湾的政治部,像苏联的克格勃。

  就在吴公开发表政见的当天,美国各报便纷纷刊载,台湾报纸则只字不提。至2月26日,由吴的南开同学张道藩首先对吴发难。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列出吴的十三条罪状。并指责吴氏“危害国家”,行同“反动”。各报予以全文发表。《自由中国》则发表了一篇批评张道藩的文章。该文特别指出张的文章是违反了基本民主政治原则的:

  “我们细读这篇文字,又不得不为张院长惋惜。为什么呢?我想,凡是懂得‘民主不仅是指政治体制,同时也包括生活方式,更重要的还包括心理状态’的人,读到张院长这篇质询词,一定感觉到一股非民主的气氛,洋溢在字里行间。尤其是被张院长使用的‘危害国家’、‘反动’等字眼,实在有点刺目。就我们所习知的,在民主国家中,对政府的批评、指责,乃至于攻击,不仅是常有的事,而且是必有的事。但民主的政府从未以‘反动,的帽子,加在批评者、指责者或攻击者的头上。至于人民代表机关的主席,更不会骂他们为‘反动’,而且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批评政府的言论,——也止于言论,更说不上是‘危害国家’……民主的政治技术,压根儿没有这一套。”

  按照民主法制,吴国桢是政见问题,是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这在欧美当然是正常的政治生活,但在“中华民国”的台湾,却构成了“犯罪”,而且为世俗舆论所不容,也是自然之理。蒋介石最后于1954年3月17日给吴作了如下的结论:

  “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五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2月竞以连续散播荒诞谣诼,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共复国大计,拟请予以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监核,明令示遵,等情。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要职责者达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日,即背叛国家诬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此令。”

  可见,吴的主要罪状是“危害国家”,就是说蒋的政府是不许批评的,更不许攻击。足见蒋的政治原则,与其在大陆当权时,并无本质不同,仍是个人独裁制。吴的儿子在台湾也因父亲的遭遇而受到社会和学校同学的冷嘲热讽和咒骂,为社会所不容。

  随后,吴又写《上总统书》。其中点名批评蒋经国“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恢复以前,不必重返台湾”。又批评蒋介石:

  “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故步自封,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这是只有胡汉民、孙科、李宗仁才敢于批评的话,而吴氏则是第四位敢评说蒋氏的民主人士。

  对这件事,胡适也反对蒋介石的作法。他在返美前夕说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吴的批评政府,对台湾当局是有好处的。他说:“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批评政府,或许对于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末我们就不应该因系出自吴国桢之口,便拒绝加以考虑。……假使那封信讨论到几项根本问题,其所发生的结果,竟能使实行改革为必须,那岂不是说对于国家倒反有了益处吗?”

  此事件之后,台湾的“立法院”通过对吴国桢的“引渡法”,当然未能“引渡”成功。接着,蒋经国辞总政职务,转任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成为秘密警察的实际指挥者。

  1955年1月至2月,一江山和大陈岛相继被中共解放,再也无人相信反攻大陆的神话了。蒋接着就对内部进一步清洗,继续为蒋经国开道。这时只有孙立人桀骜不驯,又有才华、能力和资历,足与蒋经国抗衡。于是蒋寻找缝隙和机会挤掉孙立人。不久就发生了孙立人“兵变事件”。

  孙立人,安徽省舒城县人,1901年生。清华毕业后,保送美国普度大学工程系,毕业后,又转入弗吉尼亚军校,和乔治·马歇尔元帅为先后期同学。毕业归国后,历任军训队长、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副总队长、特种税警团团长。曾参加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身负重伤。伤愈后重任团长。1940年11月升任新三十八师师长,1942年参加缅甸远征抗日战役。仁安恙之役解英军之围,由英国政府授皇家勋章。1944年升任新一军军长。1946年于东北作战中因和杜聿明不和被解职,调任陆军副总司令。1949年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1950年升任陆军总司令兼保卫总司令。1951年晋升陆军二级上将。

  孙立人为人傲慢清高,看不起同行的腐败,因而人际关系很不好。他和“总长”周至柔、“海总”桂永清、“空总”王叔铭均合不来,在三军中形成2:1的孤立态势。有时蒋介石也在召开会议时深感为难,结果总是海、空获胜,陆军失败,一切待遇也劣于海、空军很多。

  孙也与蒋经国不和。他于1950年12月成立“良心会”,提倡讲良心,反对骗人,自成“小组织”,反对军队“政工制度”。蒋介石当然不允许。蒋经国便成立“庆生会”来对抗。美国顾问团团长蔡斯支持孙立人,反对军中“政工制”。这更使蒋介石不能容忍,认为孙立人在假美国人以自重,专和蒋氏父子对抗。1954年6月,蒋即改调孙立人为“总统府参军”,打入冷宫。

  1955年8月20日蒋下令成立孙案调查委员会。最后的治罪理由,则为于“军中成立小组织”。结果交国防部“管教”,实行终身软禁。直到蒋经国死后,1988年3月20日才获开释。孙这时已90余岁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又将进行总统换届选择。总统六年一选。这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对策。现在蒋虽已70余岁了,仍精力甚佳,自不干寂寞,陈诚未死,也必得为儿子再开道扫路。

  为了连选连任,必得制造宪法根据,于是蒋又策划“国民大会”大法官对宪法进行补充,加上“非常时期,总统可以连选连任”字样。至1960年3月,蒋又当选为总统,这是他第三次连任。

  但是雷震发行的《自由中国》,却书生气十足,竟对蒋介石连选连任违宪一事,大加反对,并邀集学者讨论和发表文章。如曹德宣写了《拥护蒋总统继续领导而不赞同连任》;傅正写了《护宪乎?毁宪乎?》;杨金虎写了《岂容御用大法官滥用解释权》;雷震本人写了《敬向国大代表同仁说几句话》;左舜生写了《我们对毁宪策动者的警告》。一时间,好像台湾上空刮起了民主政风,可以言论自由了。其实蒋介石是看在眼中、恨在心底,岂容民主之风刺激他的独裁之心。只是碍于政声,一时不便发作。

  1959年2月2日,台北法院终于向雷发了传票。要他到地方法院应讯。当然,法院不能以言论自由为理由传讯他,就说有人(陈怀琪)指控他身犯三罪:一为“伪造文书”;一为“诽谤名誉”;一为“触犯惩治叛乱条例第七条”。雷回来后,胡适特别在中央研究院为他举酒压惊。3月25日,法院又第二次传讯雷震。

  陈怀琪是一个下级军人。住在外地,他于1959年《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二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军人也赞成反对党》,一篇是《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雷的编辑部不加考虑,就给发表。结果陈怀琪本人否认他写了这样的文章,并写长函辩驳,要求全函照刊。《自由中国》只给予更正说明,未发全函。陈即到地方法院控告,说雷犯了以下三罪。

  第二次传讯后,台湾开明派的成舍我、胡秋原等,均不以当局如此作法为然。胡适更撰写《容忍与自由》一文,对蒋氏父子进行了劝说。蒋见此,暂时鸣金收兵,以为对雷的警告已起作用。但雷仍不“觉悟”,于蒋当选后,仍然发表文章责问蒋介石“如何向历史交代?”

  蒋介石终于又下了决心,于1960年9月4日上午9时,将雷震、主编傅正、会计刘子英逮捕入狱。罪状又变了内容,先让同狱犯洪国式诬陷雷为“匪谍”,但洪不肯干,并同情雷,还提醒雷说话要当心。继而威胁利诱刘子英,叫刘自认为“匪谍”。刘六易其自白书,始完成任务。当局于10月8日便以《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条,明知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罪”和“煽动叛乱罪”判雷徒刑十年,剥夺公权七年;刘叛十二年,剥夺公权八年;傅正“以攻讦政府”教育三年。

  关于“煽动叛乱罪”是在以上“包庇匪谍”基础上,再罗列《自由中国》的有关文章构成。主要有:

  (一)“马上要反攻大陆……颇为渺茫。一个国家的一切做法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这是太不稳健了。……”

  (二)“假若美国今后改换一个方式,把这种经济援助重心,不专放在各国的政府上面,而放在各国的人民,或严格规定凡接受美援者,必须遵守国内言论自由,保障人权,一切案件公开审判,经济政策符合平民大众利益,及司法独立等为前提条件,那我们相信东南亚各国没有一国的人民反对这种干涉”。

  (三)“军人生活困难,内心苦闷,实已相当严重”。

  (四)“我们兹举几项最需要办的事如下:取消一党专政;取消党化军队;取消浪费青年生命和制造个人势力的青年反共救国团;取消党化教育。”

  (五)“司法成了政治乃至政党的工具”;司法者、警察、税吏是台湾的“三害”,“可是在若干台湾人的心目中,统治台湾的是大陆人”。“在中央各院部会中竟没有一个台湾人,这是台能够使台湾人相信我们自己已经恢复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呢?”

  (六)“自古及今,统治者太专横,太霸道,太自私,以至叫人忍无可忍的时候,大家就要冒着生命危险来反抗的。”“国民党如果执迷不悟,自私自利,那么只有等待再革命吧!再流血吧!”

  引用这些文字,是想证明雷震一再煽动人民,掀起流血革命,企图颠覆政府。

  蒋介石曾于1956年七十大寿时,便有意地号召“国人”各抒己见,以“集纳众议”,并婉谢祝寿。他说:“婉谢祝寿,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舆情,集纳众议”。

  《自由中国》响应了这个号召,在歌颂蒋氏的开明之后,不免说出几句真言。胡适撰写的《述艾森豪威尔总统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奉劝蒋氏做一个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其中有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语句,使蒋介石大为恼怒。对此,由其长子经国出面,下达了盖着极机密印记的特种指示,对《自由中国》列出九条罪状和对策:

  (一)《自由中国》图谋不轨,颠倒是非,有政治野心。(二)明确它是思想上的敌人。(三)《自由中国》的言论与吴国桢的“滥调”如出一辙,是中共的‘统战阴谋’”。(四)对于思想上的敌人,以大陆失败为教训,势不两立。(五)党内和军内刊物,针锋相对,进行批驳。(六)以口头,耳语、读者投书方式,进行心理上的反击。(七)暂时不点刊物名字,只攻击“毒素思想”。

  依此宗旨,1957年1月,蒋氏以《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六十一页的小册子在军中发行,对《自由中国》言沦进行批驳和攻击。这小册子的主要内容是绝对服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领导,不许反对,否则就是共产党。

  “国民革命是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亦是中国同民党一手建立的。有中国国民党就有中华民国,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中华民国。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没有中国国民党领导支持,人家能想像吗?所以国与党,党与国两者是不可分的。”

  蒋认为:中华民国既是由国民党建立的,就必由国民党来领导,国民党和国家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因而国家必由国民党一手包办。但是宪法是仿效欧美民主国家宪法而定的,其中有“全国海陆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的规定,对此,小册子进行了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不可分割的关系的辩解:“宪法如此规定是不错的。但他忘记了宪法的另一重要规定,即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宪法第一条是开宗明义,为全宪法纲领,亦就是中华民国的立国精神。中国国民党是信仰三民主义的,现在军中设立党部,以三民主义来教育全国陆海空军官兵与宪法规定中华民国立国精神是符合的。”

  至于西方国家军中无党部,是自有其传统,而中国国民党的军队中,则是有70%以上的兵是国民党党员,怎么能取消军中的国民党党部呢?如果不设党部,军队就会瓦解。

  对于胡适的祝寿文章,小册子更进行了严厉地斥责:批评领袖就是反革命。文云:“某刊物批评总裁个人,阴谋毒辣!因为国民革命历史证明,领袖与群众为决定革命事业成败的基本条件。广大革命群众如果一心一德,坚决服从大智、大仁、大勇的革命领袖的领导,则革命事业必获进展与成功;反之必然遭遇到重大挫折与失败。阴狠毒辣的反革命集团,对此深深了解,所以他们破坏革命事业的一贯策略,就是攻击革命领袖,分化群众对领袖的信仰。”

  对蒋氏的这种违反民主政治的专断,美国人是最看不惯的,圣路易城的《邮讯报》发表了专门评论,其中关于《自由中国》和“叛乱”的关系问题有如下明白的态度:

  “叛乱的定义是‘意图叛乱,却因公开的行动而无法达之行为’。显然的,在中华民国反对蒋总统就是叛乱。雷先生的《自由中国》杂志,据说曾刊载过那些讨厌的看法。例如,蒋总统的政府太弱,无法光复大陆;党化蒋总统的军队;美国应该监督其对台湾美援的处置,以保障人权。这些意见听起来都不像叛乱,美国政治人物在总统竞选中要说比这些更坏得多的事物”。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傅尔布莱德亦为之气愤,他说:“也许他(雷震)是一个恶棍,但看样子,却像是清算反对党”。

  《纽约时报》也发表文章,指出雷震的“真正罪名,非常简单,他打算领导一个对抗国民党的真正反对党。”并说:“自由中国在哪里呢?它自然不在大陆,但也没有在台湾。”

  由于国际舆论和美国的压力,蒋只好对国际人士谎说:“已有匪谍在幕后活动”。香港新闻界,更是对蒋介石的如此镇压手段,大力抨击和挖苦。《星岛日报》载文指责蒋氏的作法一如满清末期之倒行逆施。该文说:“天祸中国,六十年风水‘返转头’。庚子年来了,又像六十年前一样,……当年是清朝的末代,措施每多倒逆,戊戌政变,捕杀六君子等,都是末代王朝的衰象。现在正要号召“中兴”,岂可重蹈六十年前的复辙?但是不祥的事接二连三地来,拘捕政治活动者;拘捕出版人;大兴文字狱。可怖之事孰过于此?……”。《工商日报》转载《德臣西报》社论云:“蒋氏统治台湾一天,……不幸的雷震,将会像……张学良一样,不能希望可以获得宽大待遇,……国民党如容许这些措置,应该抹去自己的愚拙饰词,不要把所据的中国小块土地冠以‘自由’两字了。”

  蒋氏对于国际舆论和联合国人权保障委员会关于减免雷震刑期的请求,不予理睬,坚持将雷震执刑十年,一天不少。

  此外,《时与潮》也因涉及“政治问题”而停刊一年。殷海光亦受迫害含恨而死;李敖、柏杨判刑下狱。一时间,台湾岛上一片安静,只有“蒋总统万风”的声浪起伏了。

  严家淦和蒋经国

  蒋介石于1960年连任第三届“总统”后,蒋经国晋升为二级上将,具体任职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家退除役官兵辅导会主席”、中央常委等。

  这时,大陆经济正处于非常困难时期,同时又与苏联关系恶化。1962年后,中苏关系公开决裂。这使蒋极其振奋。1962年5有,他下令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同时在政工干校开设临时战地战务班为“收复”大陆准备干部。国民党的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光复大陆指导纲领”,积极准备“反攻大陆”。蒋还有断接见外国记者,申明反攻计划,他说:“我可独立反攻,苏俄不会干预。……国军一里弄开始反攻,三、五年内底定全国。”但是广东沿海有一百七十二人先后于惠阳等地登陆被获。

  美国年轻的总统肯尼迪立即于同年8月对蒋提出警告,他指出“国军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那等于自杀”。并指出蒋氏如反攻大陆是违反《中美协防条约》的,美国反对蒋反攻大陆,将就无法反攻,因汽油、弹约、零件的补给,台湾公有两三个月的储存,只要美国不补给军火汽油,蒋便无法打仗,于是蒋又停止征收“特别捐”反攻大陆的戏,便悄然收场了。

  蒋氏为与美国进一步修好,于1963年又派其长子经国访美。经国以政务委员身份于9月访美,公开声明的是会谈“中美双方”共同关切的问题。

  蒋经同于十年以前曾经访美,但1957年蒋经同为对美国报复,导演了“五·二四”反美事件,和美国关系一直不融洽,这次访美,也有为接班而求美方谅解之意。美国方面,也有了解台湾未来当家人的必要。对小蒋访美活动一直未事声张,采取低姿态,既无公报,也无共同声明,但这次访问缓解了小蒋和美国的关系。

  接着,蒋介石便开始为其长子接班而重新组织政府班底。他先于11月召开九届全会,为改组内阁作准备,然后提名严家淦财长为行政院长。陈诚本来病魔缠身,便于九届一中全会后提出辞去院长职,由严继任。

  据《联合报》介绍,严氏政绩卓著,颇有才干。但社会舆论,并不谓然。

  严家淦,字静波,江苏省苏州人,1905年生,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38年出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1939年,改任福建省财政厅厅长,创立“田赋征实制”。后推行全国,对抗战中的粮食供应作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初,调重庆任战时生产局采办处长,具体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和中英、中加两个借款案的物资之事。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严奉命代表经济部和战时生产局,首批飞抵南京,在何应钦手下协助办理受降事宜。同年12月24日,又奉命赴台北,任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1946年,任“公署财政处长”,兼台行董事长,筹建台省金融机构和体制。1947年,台湾省政府成立时,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主持台省币制改革,并于稳定物价中,获特殊成绩。

  1950年初,严任中华民国经济部长,兼“美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年3月,又改任财政部长,推行现代预算制度。1955年,继俞鸿钧任“台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并兼任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63年当选国民党中央常委。

  严待人接物,以宽和忍让为座右铭。凡事,他认为应“退一步想,易地而处”就会消除争执,化干戈为玉帛。他对部署的要求是“公而忘私”或“先公后私”。他认为能“先公后私”,“易地而处”的人,一定生活得愉快,并对个人,对国家,一定有所贡献。

  但蒋之所以选中他,是因他既听话,不会大权旁落,又可以为经国开道。利用他作为过渡阶梯,将经国扶上要职,然后再叫他让出位子来。所以台省说严是个“好人”,但“不是好官;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

  实际上,蒋早已安排就绪。严被提名任行政院长后,怕立法院不通过,便逐门作揖求助。

  严上任后,即提名蒋经国任国防部副部长(部长俞大维)。经国出任俞的副手,当然就是代俞主持国防部。经国又是政务委员,在内阁中和俞同位,更是取代俞职的有利条件。蒋经国又嫁女与俞的儿子,和俞成了儿女亲家,关系更密了一层。这使俞可以更自然地辞职和提名蒋经国继任其职。至1964年1月13日,蒋介石照准俞辞国防部长职,遂提升经国出任国防部长。

  1964年2月,副总统陈诚逝世,蒋经国的对手彻底清除了。从此以后,台湾政治生活便完全由蒋氏父子控制,没有任何人可以以元老资格来对抗蒋经国了。

  1965年9月,蒋经国以国防部长身份第三次访美。这次访美,是应美国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的邀请。访问的本意,仍是向美国修好,为未来掌权台湾做准备。

  这一年,大陆爆炸原子弹成功。

  1966年3月,台湾又要进行总统选举。当然蒋连任第四任总统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副总统。副总统的人选,当时只能是严家淦。3月6日,蒋于九届三中全会上宣言,要提拔新进,并恳切期望总统候选人人选另择,让他专心做党务工作和军事工作。但是蒋仍又被提为总统候选人。

  在投票前夕,蒋举行全体“国代”的便餐招待会。并在会上讲话:“我本来希望国民党同志不要提名我为候选人,因为才德兼备,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很多。但是,最后大家仍然推我,我感到很惶恐。我今年已经八十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又说:“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最后又对民、青两党客气了一番,他说:“此外,我本来希望民、青两党亦能提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可是他们很客气。一党提名未始不是一种缺憾。”他仍想以民主政治的面目出现,表示他不愿一党专政,希望其他党派也可以竞选总统。

  然后,蒋又私下向张群表示,愿张做副总统候选人。张群最知蒋氏之心,赶快推说年事已高,建议以七十岁以下的人任副总统最适宜。但蒋仍分发张群、孙科、何应钦、严家淦四张照片备用。

  最后,蒋在三中全会提名严家淦为副总统候选人。并对与会者说:“严家淦同志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我的短处,也正是严家淦同志长处”。这两句话,很有意思,这正是蒋所要求的。投票开始后,严以七十三比七十二被推为国民党候选人。

  但国民大会对严家淦却不客气,不少代表要严答复福利条件,否则扬言选举将出现“难产”。投票结果,发票一千四百一十七张,收回一千四百一十六张,严得票七百八十二张。这说明国民大会和国民党内暗中有反对蒋介石的反对派,只是不敢公开。但不管如何,严已当选副总统。蒋死严继后,天下就是蒋经国的了。这时,蒋已为蒋经国的接班准备就绪。

  台湾的经济建设

  蒋到台湾后,接受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一要改革政治;二要建设台湾,发展台湾经济,以便有立足之地。

  1953年以前,他把重点放到农业方面和币制改革方面。币制改革和农业的“三七五”减租以及农业技术改进同时并举。而币制的改革尤为一切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因为通货膨胀不解除,一切建设都谈不上。

  蒋在1949年6月15日颁布了台湾省的《币制改革方案》。

  方案规定:新台币由台湾银行发行,总数二亿元,以美金为计算标准。对美金汇率为:新台币五元折合美金一元,旧台币则以四万元折合新台币一元。

  新台币以黄金白银外汇和可换外汇之物资为准备金。同时设“新台币准备监理委员会”,监督执行和保管。新台币在省内可以通过黄金储蓄办法兑换黄金;在省外,可以通过进出口贸易,兑换外汇。

  其具体实施办法中,重点是稳定物价,即“为使币值稳定起见,必须增加生产,节省消费,促进进出口贸易,俾省内经济得以稳定,对外贸易收支得以平衡”。

  其次是充分配合企业,以促进企业发展。由“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对于外销物资,要促进其增产和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并对外销生产事业,予以充分贷款。

  新台币面额分一元、五元、十元、百元四种。辅币为一分、五分、一角、五角四种。

  旧台币于1949年12月31日以前无限制兑换。新台币于1949年6月15日正式使用。

  同时,农业于1949年4月开始推行“三七五”减租政策。到1953年开始制订第一个四年计划。

  蒋在台湾组织各行业的专家们,具体提出了台湾经济建设的总体设想,制定了一系列相应政策。

  这些经济政策,主要体现在台省的各个四年计划中。而这些计划的总规划是:

  以农业培养工业,再以工业资助和推动农业的发展。先发展容易积累资金和运转快的轻工业和进口替代品,再重点发展出口工业。待积累足量资金后,再适当发展重工业。

  以低利率贷款给民营企业,对出口企业则更加优惠。在税收方面,采取税率增长低于生产增长,或不高于生产值的增长率的政策,使企业有利可图。

  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吸引外资和华侨资本,到台投资。吸引外资的同时,坚持不妨害或保护民族工业的经济政策的贯彻。

  采用沿海与内地均衡发展,互相配合促进的措施。

  从1953年到1972年,台湾的经济发展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从1953年至1960年,为工农平衡发展时期。按照蒋的“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方针进行。其具体目标是:增加农业生产,实现自给自足保证岛内市场繁荣。同时增加农、工投资,达到国际收支平衡。工业方面的重点为生产进口替代品,故以纺织、食品、合板为主要工业品类。这个时期,台省物价趋于稳定。

  自1953年到1960年,经过两个四年计划时期,台省工业基础已经建立;工业产品已能满足岛内需要。台省工业便在以上基础上,进一步开辟和拓展市场。

  从1961年到1972年,为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可称之为扩大出口和高速增长、高度稳定时期。其平均增长速度,自1964年以后,为11%,属当时世界首位。当时世界最高增长率为7.18%。

  1960年,政府制定了《奖励投资条例》,1961年开始实施,有效期为十年。到1970年,政府认为有继续实施之必要,经修订,再实施十年。

  存第二个时期中,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措施,有金融和出口两个方面。金融方面,主要是当局于1960年核准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同农民银行复业。1961年6月,将美元汇率调整为一美元兑换新台币四十元。1963年又取消外汇结算证制度,简化手续。1965年,核准外商银行在台设立分行。其中有美国花旗银行、美国商业银行、美国运通银行、泰国盘谷银行等。同年9月,将进口关税税率降低,并逐步放宽进口限制,以推动发展外销中对外国原料和设备的顺利进口。1966年,又在高雄设立加工出口区,直接由外国运进原料,经加工后,又直接将成品自加工区输出外国市场,以减少通关手续。以后又于高雄的楠梓、台中的潭子,成立了加工出口区。

  由于经济增长率大幅度提高,出口额迅速增加,而物价却又相当稳定,故第二阶段是台湾经济建设的黄金时期。

  这个时期,蒋介石主持台湾当局的工作,对建设台湾,发展台湾生产力是有重大贡献的。台人民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台湾当局也得到民众的拥护。

  1949年4月,蒋政府在台湾推行“三七五”减租政策。减租平均租率为48.63%;减租后租率一律为37.5%,租农收入大大增加。由于租率的降低,使得租地契约激增,很多无地佃农能够租地耕种。同时,全岛地价下跌,水田平均下跌19.4%,旱田平均下跌42.3%。这样,佃农收入又增加了11.13%。佃农收入的增加,促其购买土地。1949年佃农购地户数为1722户;1953年,购地户数增到28960户。

  1951年1月31日,蒋下令在全岛实行土改,1972年基本完。成。至此,台湾自耕农已占农户总数78%。从此台湾农业“{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台湾的工业发展成就是非常显著的,也是巨大的。从1961年到1972年间,其主要成就统计如下:

  1961年农业总产值为一百七十八亿七千二百万美元,占岛内生产净额新台币五百六十八亿八千九百万元的31.4%。工业产值为一百四十二亿四千万元,占25%。服务业产值为二百四十七亿七千七百万元,占43.6%。到1972年,以是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为14.1%;工业为40.4%;服务业为55.5%。这种转变,是从1963年开始的。

  工业中的资本结构,1969年至1972年,制造业占工业资本的85.8%。其次为公用事业,占10.6%;制造业占2.77%,矿业占4.62%。

  此十年间,工业平均增长率为每年16.7%,居世界增长率之首位。农业部门增长率为4.7%。工业中的制造业增长最快,平均年增长率为18.5%,公用事业年增长13%;矿业年增长为4.3%。

  制造业的特点是:先轻工业,后重工业。重点增加加工工业的出口。这是台湾工业迅速发展的关键所在。

  工业生产中的另一个重大特点是民营或私营企业为台省经济的主体。农业也是如此。1961年,制造业中民营生产54.7%;公营占45.3%。到1972年,民营生产占86%;公营占14%。除水电、煤气主要为公营(99.8%)以外,矿业也以民营为主体,1972年占84.2%。

  重工业比重日益上升。1961年轻工业占56.43%;重工业占43.57%。1972年轻工业占42.44%;而重工业则占57.55%。重工业已成为台湾工业的主体部分。

  从此,台湾被视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成为少数新兴的工业地区。各国相继与台湾断交后,台贸易并未受到影响。

  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台湾的教育事业,也有较快的发展。文盲于1961年的比率为25.9%,至1972年已下降为13.3%。受高等教育的比率也有较多提高。专科以上者,1961年人口比率为1.9%,至1972年提高为4.4%。1979年大专院校学生增长为三十二万九千余人。高校一百余所。自1950年到1979年,出国留学者为五万七千余人。

  受中等教育者,占人口比率由36.28%上升为76.11%。

  1967年10月,实行学童义务教育六年。学费全免,教材由政府供应。因此,学童教育几乎完全普及全台。占学龄儿童的98%。此数很高,居亚洲第二位。

  初中学费全免。小学入初中不用考试。

  教育经费,从1950年的1.7%,上升到1971年占总支出的17.6%。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台当局实行“均与富”的政策。

  蒋介石本民生主义宗旨,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是以“均与富”为宗旨的。即在经济发展中既注意发展、致富,又注意分配平均化,不使社会上贫富悬殊。

  1953年台省民众所得的差距相当悬殊。据张果为教授在农复会赞助下所作的《台湾省家计收支调查》统计,台省有75%的家庭所得低于平均所得。其仅占总得的35%左右。最高所得者的家庭之所得数与最低收入家庭收入的比例,是十六比一。可见贫富之差是很大的。

  1960年,张教授又主持一次家庭收支调查。这次数据略有变化。最高收入的家庭和最低收入的家庭收入之比,已变为九比一,差额大大缩小了。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也从原先占总收入的45%下降为35.83%。1972年,最高收入家庭和最低收入之比已变成四比一。这种贫富差别的缩小,是台湾社会基本安定的保证。

  蒋介石逝世

  1971年,发生了一些重大国际事件,使蒋受到一次次的沉重打击。

  4月,美国乒乓球队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乒队之邀,自东京到北京访问,双方展开乒乓外交。蒋为此深感不安。他对美国访台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谈话时,警告了美国舆论界,并要自由国家政府和人民不上中共的当。他说:

  “中共最近数月所展开的笑脸宣传,依本人看,只是一种欺诈的战略,共产党的基本阴谋并未改变,而且永远不会改变。本人竭诚希望自由国家的政府与人民张开眼睛,窥见这些事实,切勿为中共的和平攻势所诱而坠入陷井。印度、印尼与加纳的惨痛经验,吾人记忆犹新,历历仍在眼前。”

  5月,日本商务大臣在国会中声明,日本政府将不再受“吉田信函”约束,即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输出重型工业设施和产品。尼克松于1969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当时他即表示“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将为美国新的外交政策的主要部分。”他又指示国家安全会议重新研究对华政策,提出世界均势论。

  到1970年12月26日,尼克松在对访美之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谈话时,第一次叫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与此同时联合国第二十五次大会表决阿尔巴尼亚提案时,出现五十一票对四十九票之多数,同意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尼克松于6月21日宣布解除历时二十一年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禁运。尼克松特别助理基辛格则突然于7月9臼至11日间在巴基斯坦秘密转赴北京访问。基辛格于北京会见周恩来,进行了震动世界的协商,议定尼克松来华访问。16日,尼克松又发表访华公告,公开表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

  蒋介石见大势已去,则于6日15日提前发表“荘敬自强”文告。文告曰:“古人常言:‘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决不可以一时之波澜,遂自毁其壮志。’……

  “只要大家都能够任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坚持国家及国民独立不挠之精神,那就没有经不起的考验。……”

  联合国第二十六次大会开幕后(1971年9月21日),阿尔巴尼亚等国又提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

  美国则提出了排除“中华民国”议席应视为重要事项的议案,希望大会通过。日本参加了美国此一议案的提出。但10月25日大会中,美国的这一议案以五十九票赞成,五十五票反对,十五票弃权,未得通过。这无疑提前排除了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资格。台湾代表周书楷被迫于25日下午11时9分(台北26日上午11时9分)声明退出联合国,并当即率代表团退出会场。大会随即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美、日均投了反对票)。

  1971年以来,美国舆论界又流行两个中国的理论。蒋介石对此自是坚决反对,并予大力驳斥;大陆也同样坚决反对。对此,国共两党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同是炎黄子孙,谁也不能出卖中华国土。同时台独分子也在美国公开活动,咄咄逼人。同年9月,美国又在联合国提出“双重代表权”问题。这一切均使蒋深感震惊和痛苦,沉重的精神负担,压得他开始郁郁寡欢。

  10月10日“国庆日”蒋又发表《告全国同胞书》。他痛苦地说:“今日世界处于一个惨痛的时代。在这时代中,正义与强权、善与恶、黑与白之分辩,日渐消失,贪婪、虚伪与混乱笼罩一切,……。”

  “我祷告上苍并满怀信心,这个世界能很快回到正义、自由与和平的境地。人类的天性不能长期受压迫,……。”

  1971年10月27日晨2时30分,蒋得美国大安克志通知,得知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台湾代表退出联大一事,于7时半后,召开中评会,下令三军戒备。10时,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蒋在极度痛苦之中,又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了他的愤慨和继续奋斗,决不屈服的决心。同时理智地表示仍然遵守联合国宪章。他说:“我们已郑重声明,无论中华民国政府或中国人民,决不承认一个在严重违反联合国规定下所作非法决议的效力……。虽然我们已退出联合国,但我们在国际团体中仍将继续以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作为我们行动的准绳,并继续鼓起勇气,为国际正义、世界和平与安全而努力。”

  台湾的国际前景越来越暗淡了。毫无疑问,这个戎马一生的军人,已有些疲劳了。

  1972年蒋再次当选总统。本年2月蒋在国民大会中说他因年事已高,不再参加总统竞选;但语句之中,仍透露出他愿继续效力,如果大家不嫌他老的话。他说:“本人虽极愿未来仍为国尽忠,但本人已多年厝任此职,深感欠疚,谨郑重恳请诸位代表另选贤能,继承本人担任总统职位。”3月21日“代表”们仍然以一千三百一十六总票中之一千三百零八票选蒋连任总统。蒋立即提出其长子经国任行政院长。

  当选之后,蒋又发表文告,重申其反共决心。他说:“惟有我们的政府与人民励精图治,亦即光复失去的领土与拯救大陆亿万同胞,我们才能共同在三民主义旗帜下,获享自由与权利的恩泽。”

  “基于此种理由,本人才鼓起勇气与下定决心,并不顾高龄及面对艰巨之使命与重大之责任,而膺受此职,……致力于反抗叛国之毛共,矢志完成第二次誓师北伐,统一中华民国大业。……本人誓言,……不负全民族厚望,克尽职责……。

  “只要毛共及其叛国同党一日尚存,我们革命的任务不会终止,纵使我们必须遭受千百挫折与打击,亦在所不辞,决不气馁。”

  同年3月,蒋做了前列腺手术,后转为慢性前列腺炎。4月,患重感冒,进住荣民医院疗养,又转成急性肺炎。7月份,又于阳明山发生一次车祸,健康更形恶化。实际上,这时台湾已在悄悄地进入蒋经国的时代。本年5月,蒋经国在出任行政院长后提出救亡图存的“十大革新”政纲。主要是廉能政治,革除贪贿,经济发展自由、平衡、平等公开等原则。同时宣布十大工业建设计划。

  9月,中日建交,日本终止了对台的外交关系。10月10日,蒋介石指责田中角荣背弃正义与法律以及理性。这又是对蒋一个沉重打击。

  1973年元旦,他照例发表致同胞文告。这次文告中,他再一次宣扬民主。他说:“过去七十余年,我国民革命致力于民主与统一,视为革命的唯一目标,而无一日中断。”他在文告中提倡作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说:“谁是真正的中国人?而那些出卖其祖先与国魂者,绝对不是中国人。因此,吾人将堂堂正正,奋斗到底。”

  7月下旬,蒋又发“世界奴役周大会”文告,宣传为人类自由而奋斗的主张。

  10月10日国庆日又发表文告,仍然表示其反共的坚决态度,决不改变。其中他说:“纵使我们的权利蒙上一层悲痛的面纱,我们的气氛暂时受到安抚逆流的毒化,我们不会气馁,我们不会迷失方向与道路。”

  蒋住院期间,高度保密,不使外人知道。他本应辞职,以副总统代理其职,但他一直没有这样做;意为长子接班准备更充分时间。至1973年7月,报纸公开上刊载蒋氏在其第四个孙子蒋孝勇结婚时与他们的合照,是病后第一次公开露面,向公众表明他的健康状况和并未暗中引退。

  10月31日蒋氏八十五岁寿辰时,美国总统尼克松给他写信祝贺生日,对他大加称颂了一番,祝贺其寿辰。他说:“我深知,阁下赐我们长期与丰富的经验,使大家获益良多。中华民国在阁下领导下所缔造的成就,足以为今日亚洲其他寻求现代化,同时亦尊重其文化遗产的国家所借镜。阁下不独为贵国历史,同样亦为整个亚洲所作的贡献,实可深深引以为荣。”

  到1974年夏天,蒋病势又有好转,每天已能在花园散步和家人讨论政治及国际局势。10月10日,又发表“国庆文告”,仍然妄谈“光复大陆”。10月31日的寿辰时,台湾也效仿大陆,作了“蒋总统万岁”的徽章,由公众佩戴。当天,又用巨型气球向大陆投放一千万张蒋介石的照片。这一年共投蒋的照片一亿八千万张,意思是叫大陆人们莫忘蒋氏的存在。

  1974年12月,蒋又染流感,并转为肺炎,其身体衰弱之状,已到达相当严重程度。由于蒋长期服用抗生素,此次肺炎很难治愈,总不见效。第二年1月9日又于睡眠中发生心肌缺氧症,经急救转危为安。但一直烧热末退。

  3月29日,蒋已预感将不久于人世,便口授遗嘱,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秦孝仪笔录。后由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田锦、杨亮功、余俊贤等签字。

  遗嘱全文如下: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之障碍,建设民丰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光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勿忽。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蒋中正”

  4月5日,蒋病情恶化。这一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家家户户都祭扫祖坟,因而这一天对病人是最不吉利的日子。

  这天下午,蒋感腹部不舒服,尿量减少,医疗小组认为因心脏功能不佳,可能腹内积尿,便给蒋服用少量利尿剂,蒋不久排尿有500cc。下午4时许,小睡片刻。下午8时1刻,病情进一步恶化,脉搏突然转慢,医生当即实行心脏按摩术和人工呼吸,并打针急救。约一二分钟后,心脏和呼吸又恢复正常。但四五分钟后,心脏又停止了跳动。便再行以上诸方法。然而这次效果不佳,心跳时有时无,而呼吸则未曾恢复,血压亦测不出来了。于是使用电击,促使心跳。

  11时50分,蒋两瞳孔已经放大,但抢救仍继续进行。先注射数次心脏刺激剂,后又将电极直接刺人心肌,也毫无作用了。

  蒋之享年八十九岁。

  蒋告别人世时,台北市上空正好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台湾民间传说这是天主在召蒋归天;蒋经国形容“风云异色,天地同哀”。

  蒋死后两小时,新闻局发布蒋的逝世消息。规定自4月6日开始“国丧”一个月,同时国民党中央常委召开临时会议,作出两项重大决议:(一)严家淦副总统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继任总统之职。(二)不准蒋经国辞行政院长职,决议要他“衔哀受命,墨绖从事”。这种议决,实是党权高于宪法的表现。严氏继任,应按宪法之规定;蒋经国在内阁去留,也应由总统上任后决定,皆不需由“中央”决议。

  对此,阮大仁就曾提出质询,批评蒋经国应当向新总统辞职,而不应向死总统辞职,他所以不向新总统辞职,证明他根本不想辞职。

  4月28日,国民党中央委员全会修改党章,推举蒋经国任国民党中央主席。总裁名义保留起来不再使用,以示尊崇。

  蒋逝世后,美国总统福特致电哀悼,称颂蒋氏,说“他为促进中国现代化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领导其国家所表现的爱国情操,将名垂千古,光耀史册。”英国首相艾登也致电吊唁,他称颂蒋在抗日战争中,英国人民“对蒋委员长给联军所做的贡献,无不心怀感戴之忱。”日本前首相佐藤说:“日本最不能忘怀的,是蒋公的‘以德报怨’”。

  4月9日,蒋的灵柩移入国父纪念馆,供民众瞻谒遗容。数日内约有二百五十万人排队等候。16日8时5分,举行追悼和安厝仪式。蒋身着长袍马琳,覆盖青天白日旗。随其遗体入殓者,有蒋得之三枚最高勋章:采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国光勋章和四本他经常阅读的书《三民主义》、《唐诗三百首》、《圣经》、《荒漠甘泉》。仪式已罢,将其灵柩由国父纪念馆移至台北之南六十公里的桃园县慈湖。12时50分安厝于行馆正厅。

  慈湖,很像蒋的故乡溪口,蒋为纪念其母,便名之为慈湖,并于此设一行馆。

  蒋遗体经防腐处理后,安放于黑色大理石石棺之内。所以安厝慈湖,是等待有朝一日“光复”大陆后,安葬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墓旁。

  前来参加蒋介石葬礼的外国宾客有三百余人。其中有美国副总统洛克菲勒。日本来了五十余人,有前首相佐藤、岸信介山及其各方人士等。参加葬礼的南朝藓代表团,由总理金钟泌率领。

  蒋自1972年退出联合国后,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他于1972年至1975年去世前,一直写着《病中随笔》。其中第七、八条中特别指出治国之策,决不能依赖外人与外力,而坚决依靠自身力量。他痛切地说:

  “切勿存有依赖心理和失败主义,不顾本身之力量专靠看外人之颜色,以免重蹈大陆沦陷之复辙。

  “昔在大陆以依赖外援而沦陷。今日在台以不需经援而图强,于是经济反得自立自足。今日基地自保自强之道,及乐观奋斗之心理,亦由是建立。”

  其在第十一、二条中强调,无论国家前途安危成败如何,只要依照主义与公理,不屈不挠,独立自主去做,最后未有不成者也。

  “国际间变化不测,万事未可逆料。但吾人已作最恶劣之打算与充分之准备,必能独立生存于世界。”

  这些经验之谈,对于政治家或后代,都是值得研究和深思的,对于炎黄子孙们尤其有参考价值。

  综观蒋氏一生,他的坚强、刚毅、固执,以至于劲气内敛和独断专行、自我中心的个性与毫不动摇地追求是不同于凡人的。他精力充沛,总是充满自信心地奋斗。但他奋斗中的悲壮气度远重于乐观的情绪。这当与其孤奋的身世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贡献,是最终坚持了抗日战争直至胜利。这不仅对中国是救亡图存的壮举,而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已为举世所公认。

  另外,他对台湾的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但他毕竟是一个专制君主,他的一生是一幕历史悲剧,这一悲剧的导演是封建社会的愚昧、落后、贫穷和君权至上。为避免这一历史悲剧的重演,就必须公正、客观地评价社会、民众、个人,决不可把民众当做自己的奴仆,任意摆布。蒋在大陆惨败,原因很多,而最根本之原因,则是其人心失尽军心丢光。而民心之失,则是由于其反动的专制独裁政治和愚民政策。总之是反民主反科学,要个人地位不要国家与人民。

  历史无情,人民有智,凡残民以逞的霸道,无不以失败而告终。蒋终于尝到了这个失败的滋味。

  由于他吸取了大陆失败的教训,实行清官政治,才有了台湾的发展和繁荣;如果实行民主政治,台湾之富强自当效果更加显著。

  历史是公正的,每个时代的历史人物都将在它的风浪中得到检验。蒋的一生功过如何?天下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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