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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败逃台

  第三次下野

  1949年1月上旬,蒋介石在淮海战役又遭惨败,五十余万精锐之师完全被歼;其嫡系的少壮名将杜聿明也被生俘。这一结果决定了蒋介石的下台。

  在这之前,美国政府早已有换掉蒋的意思。1947年夏,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来华“调查”一个月。在他离华前夕,蒋介石于8月24日在南京黄埔路官邸设茶会欢送,魏即在茶会上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这篇声明代表了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想法。声明特别强调了南京政府的政治腐败和官员们“麻木不仁”、“贪污无能”;其中一句使蒋介石深感难堪:“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这已经在明显地暗示,蒋介石已经没有感召力了,应当另择新的“领袖”,来“复兴”中国。

  9月8日美国务卿马歇尔,把魏德迈的访华报告转交给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征询司徒雷登的意见。司徒即密电回答马歇尔:“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此时,司徒雷登已在建议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了。

  蒋闻知美国白宫在策划换马,非常恼怒,但又无可奈何,便转而希望美国杜威当选为新总统,以取代杜鲁门,并为杜威竞选资助款项,妄图依靠杜威的支持,仍坐他那南京宝座。但是命有不济,1948年11月,杜威落选,杜鲁门又蝉联总统,继续当政。蒋的希望破灭了,不得不强打精神,于11月9日给杜鲁门写信,要求杜只发一个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的宣言,以“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但是就连这个只是精神上的支持,杜鲁门也不答应,竞于三天后写信予以拒绝了。

  这时,蒋介石既败局已定,又失去杜鲁门的支持,自然心慌意乱,知其宝座已经倾覆在即,深感大祸将临,于是脾气也更大了,致使他的侍卫人员,无不战战兢兢,惟恐祸事临头。

  蒋的“文胆”陈布雷因提不同意见,也受蒋训斥,更感到前途暗淡,自己又是蒋的心腹刀笔,没有出路,便于11月13日自杀身亡。这一天晚上,蒋介石深受刺激,难以入眠,在房里踱来踱去,既在悼念陈布雷,也在为自己的前途苦思良策。终于,他想出一个妙策,激动得把水杯都推在了地上。他紧紧盯住了宋美龄,坚定地对宋说:“你到美国走一趟”,“去向他们陈情”。

  当宋接受任务后,即于11月24日打电话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表示她要到美国访问。但马歇尔却要她以私人资格访问,这又是一瓢冷水。28日,宋美龄启程飞美。12月3日晤见马歇尔。10日又见杜鲁门总统。她向美国提出了一个援华计划:(一)美国发表支持南京政府和反共宣言。(二)派遣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赴华主持反共战争和供应工作。(三)核准对华军援三年计划,每年提供十亿美元。但对她的如意算盘,不管是总统杜鲁门,还是国务卿马歇尔,均未予理睬。美方认为:“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外,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宋美龄不甘心空走一趟,于是便暂住美国,作长期努力。蒋看到大势已去,终于认识到干不下去了,就决定下野。

  下野之前,他自然要如此这般地部署一番。12月4日晚,他在得知宋美龄在美国的不妙情况后,就召见亲信吴忠信,要他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由他“辅助”李宗仁当总统,并说:“观察最近内外形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维持。你就帮德邻上轿吧!等他上了轿,去留由你自己决定。

  12月16日,蒋介石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到傅厚岗李宗仁住处与李商洽下野之事。经过两次会谈,蒋提出如下方案:

  (一)蒋总统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

  (二)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

  (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

  (四)和谈的准备:

  甲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

  乙运用外交,特别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

  于和平的实现。

  丙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

  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

  对于这个方案,白崇禧不赞成,他在武汉用电话告诉李宗仁的秘书长说,蒋必须辞职,“由李德邻正式就任总统,不能用代理名义。如果名不正,那就什么事都办不了。”并一再说明,对此要坚持到底。

  12月20日,孙科的新内阁组成。吴铁城任行政院副院长,做孙科的副手。24日,白崇禧未和李宗仁商量,就发通电致张群、张治中转蒋介石,提出和中共和谈建议,呼吁和平。

  李宗仁也随即宣布五项和平主张:(一)蒋总统下野。(二)释放政治犯。(三)言论集会自由。(四)两军各自撤退三十里。(五)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军,由各党派人市组织联合政府。在上海进行和谈。同时,蒋又收到程潜要求蒋下野的通电。这下把蒋气得不住地哼哼,并用手指了一指世界地图上的北美洲地区说事情的根源“是在那一边!”,在身边的张群、吴忠信都一言不发。

  对白崇禧等人的电报,他认为是在逼他下台辞职,他感到他处在内外夹攻中,形势很是不妙。便于28日电召阎锡山、胡宗南、卢汉到南京。

  12月30日,白崇禧又发电呼吁和谈。河南省主席张轸也通电主和。蒋介石见此情状,怒火中烧!他忿怒地说白崇禧“这个狗头军师,在湘鄂豫三省勾结一气,要我好看!好!就看他们的!”一边说,一边转来转去,在场的张群、吴忠信和阎锡山面面相觑,不敢吭气。

  次日晚蒋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等四十余人便餐。饭后,蒋以低沉的语调,冷冷地说:“现在局势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朗读一遍,征求大家意见。”

  这篇文告,出自“江西才子”陈方的手笔。文告读罢,蒋问李宗仁有何意见?李答到并无不同意见。但蒋的拥护者谷正纲、张道藩等,均反对发表这个文告,认为蒋下野对十气不利。谷为此还嚎啕大哭起来,其他人如萧同兹、范予遂则表示文告可发,蒋可下野。于此争论之时,蒋借机会大发雷霆,“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然后,蒋又侧过头来对李宗仁说:“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我走之前,必须有所交代,否则你就不容易接受”。接着又要李转告白崇禧“小要再发通电什么了,以免动摇人心!”李宗仁则微微一一笑,说道:“总统英断,我无有不从之理,一切望赐教!”他又嘱咐张群,关于他下野的一句话必须列入文告。说罢就愤然离去。住蒋看来,要他下野简直就是离经叛道。

  1949年1月1日,元旦文告发表。文告的中心内容是:和谈是可以的,但国民党政府的一切体制和制度都小能变,至于蒋个人的进退,“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仍不想下野,而是付诸国民公决。

  蒋介石发此文告,是为和谈定调子,是请同民们对蒋的被迫下野表示意见,希望国民支持他不下野。但蒋经国却在自己的日记里说是蒋为自己下野暗示军民作心理上的准备。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认为蒋是在“收回两周前决定之辞职”。

  但到1月4日,蒋又亲自到李宗仁住处傅厚岗请李上台。他对李说:“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个局面,和共产党讲和”。李推辞说:“你尚且不能讲和,那我更不行了”。李未敢轻易答应,当然也是常理。第二天,蒋又派张群、吴忠信前来劝李继任总统,让蒋“退休”。李仍以局面难当,不肯接受。后蒋请李谈,硬逼着李“不干也得干”。并且说共产党绝不同他讲和,李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变。”又谈几次,蒋一直说是由李继任总统。

  这几天,蒋真是度日如年。1月5日,他召见吴忠信到官邸,向吴口述发给白崇禧的电报。电报大意是表示同意和支持白的和谈倡议,电报稿刚念完,张群又进来报告中共的反应,带来了新华社的评论稿和毛泽东的文章。评论题目是《战犯求和》,气得蒋一屁股坐下来;随后又叫念毛的文章。当张群念到“蒋介石希望从白崇禧手里夺回和平攻势的发明权,并在其新的商标下继续其旧的统治……”时,蒋长叹一声,就摆摆手说:“算了罢,别念了!”。

  蒋一面劝李继任总统,一面又期望他的嫡系、心腹或广大党员们大力挽留他,以便对国内、对美国人表明:不是他蒋介石不一愿引退,而是部下、国民、党内“同志们”不让他下台;他也好度过这一难关,向美国人表示他仍是众望所归的领袖,国人仍然支持他。所以他表面辞让,引退,甚至表示“退休”,但内心并不是果真如此。

  李宗仁也想上台,但也不能浅薄地马上答应,而是表面上极力辞让,一再推辞。但在实质性问题}二,两者则互不相让,步步紧逼。

  1月7日,蒋介石知道杜聿明部于淮海地区已大半被歼,更泄了气,决定自动下野。他在这一天记下了如下日记,表示想要下野:

  “杜聿明部今晨已大半被匪消灭了,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脱险,忧念无己。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

  遂于次日下午召集孙科、张群、张治中等会商运用外交促进和谈局面,授意孙科令吴铁城外长照会美、苏、英、法四国,请其运用外交,施加影响。但美国因希望蒋早日下台,予以婉拒;苏、英、法也仿效美国态度。蒋又碰了一鼻子灰。

  于是蒋又于9日派张群飞汉口见白崇禧,向白说明自己的两点意见:“(一)我如果‘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二)如果我引退,必须由我主动,而不接受任何方面的压力。”

  在他真正要下野时,他首先想到的是黄金和台湾。10日,派蒋经国到上海,把金元券换得的黄金、白银和外汇(三亿七千多万美元),密运台湾,仅留二十万两黄金给汤恩伯作为军费支用。这就把李宗仁上台后的经费完全攫取一空,使李宗仁无法维持其局面。接着把海空军实力中心移往台湾,大大减弱了李宗仁的江防力量,使李宗仁军事上迅速垮台。同时又把军火也运到台湾。这一手很厉害,是对李宗仁的致命一击,可谓釜底抽薪。就在这一天,杜聿明被俘,杜部被全歼。淮海决战,以蒋介石失败而结束。蒋介石早已经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建立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拆李宗仁的台。并借刀杀人,希望李、白实力被消灭,他仍然当小朝廷的皇帝。否则,李、白统治江南,他老蒋也无法立足台湾。所以李宗仁说蒋介石下台是借刀杀人。当然,蒋仍尽力争取不下台,即使下台,也不放弃实权,以达到消灭李宗仁实力的目的。美国驻华代表团团长巴大维对蒋的迁台计划,曾提出异议。本年1月5日(1949年)司徒雷登专门派傅泾波见李宗仁询问,李却毫无所知。

  与此同时,蒋命经国和俞济时回溪口部署回乡居住和作幕后指挥技术准备。共装亍七座电台,供蒋指挥一切,实际上是总统府的小搬迁。白崇禧也以重金包陈纳德的一架专机送黄绍竑到香港找李济深出面和中共联系和谈之事。但李济深已于十九天之前奉毛泽东之邀到东北解放区去了。黄不禁大失所望,只得通过民革驻港负责人与中共驻港负责人联系,把白崇禧的意图转告中共方面:(一)蒋介石下野后,一致对蒋,以防基再起。(二)由李宗仁负责和中共进行全面和平谈判。

  同时,白崇禧又于13日截回自汉口运往广州的中央银行的银元。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则于14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八项条件:

  “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上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仃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针对这八项丰张,蒋介石于次日召集张群、张治中,吴铁城等,商讨对策,暂决定不马上表态。第二天,蒋又召见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命他们把存入美国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和谈成功后交给联合政府。这是一种大贪污和盗窃行为,史笔绝不能含糊其辞。

  李宗仁见蒋尚无表示下野之意,即于17日派特使飞汉口,通知白,准备共同发起一次呼吁和平的运动,迫蒋下台。

  至19日,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召开“御前会议”,有政府各要员参加,丰要是孙科、张群、吴忠信、吴铁城、陈立夫等。议决由行政院发表声明,愿双方先无条什停火,然后再派代表协商。会上蒋冷冷地说:“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大家想必都看到了。他提出在八项条件下的和平谈判,这些条件太苛刻了,我是决定下野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判,谈妥了我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来主持。”但这不是真心话。

  蒋氏在询问大家的意见,寄望大家大力挽留他,但结果使蒋大为失望,大家面面相觑,半晌无言。吴铁城首先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场面:“此事关系重大,是否召开中常委会讨论一下?”。这更使蒋失望,他按捺不住怒火,便愤然地说:“不必!什么中常会!我如今不是被共产党打倒,而是被国民党打倒的!”这才是他的心里话。这时陈立夫眼泪汪汪地叫了一声总统,正想说什么,蒋介石立刻不耐烦地猛然起立,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我决心采取第二条办法,下野文告怎样措辞,请大家研究。主要意思是: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必再为和平之障碍。”遂决定于21日下野。

  白崇禧则于20日至21日凌晨,在武汉加紧磋商对策,并在电话中叮咛李宗仁要当继任总统,而不能当“代总统”。白与大家连夜磋商后,总结为两条意见:(一)李宗仁必须当继任总统,而不能当代总统;(二)必须改组孙科内阁,另组张治中和谈内阁;(三)请何应钦出来任陆海空军总司令。

  这两条意见写好后,由邱昌渭和程思远带往南京汇报。

  蒋介石毕竟处处高李宗仁一着。当蒋决定下野后,不仅把黄金白银运往台湾,而且进行人事调整,他于18日把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任命由汤恩伯任总司令。19日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司令,其子蒋经国任台省省党部主任委员;薛岳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将京沪杭武装力量全部握在己手,四川省也为蒋之心腹所把持。这就使李宗仁在蒋的势力范围中当总统,一事难成。

  蒋于1月20日晚见李宗仁,再说明下野之意。次日上午10时,蒋又召集要员于官邸开会。会上蒋以低沉的语调说出引退和由李宗仁上台之事后,好几个人竟痛哭流涕。蒋于此悲痛气氛中,掏出早已拟好的引退文告,叫李宗仁签字。李在一片抽泣声中,也顾不得看文稿,就签了字。

  同一日,蒋介石曾召见浙省主席陈仪,问陈对他引退的意见。陈仪向蒋微微一躬后,就说蒋的引退是“激流勇退,适当其时”。这本是陈不经意的一句顺水推舟的客套话,而蒋听后,则脸色突然大变,缄口不语。陈因此话招致了杀身之祸。

  下午4时10分,蒋飞离南京,到杭州后住在笕桥机场。陈仪赶快请蒋到楼外楼吃饭,为他接风。陈诚、蒋经国、俞济时、汤恩伯也陪同在座。但蒋不赏光,滴酒未沾,大家不欢而散。

  蒋离南京后,张群于下午才将文告交给李看。这时李才看到文告中并无退休和由李继任总统语句。李很生气,坚持修改文告,将代总统改为继任总统,态度坚决。张群便只好又打电话给笕桥的蒋介石。蒋则满口答应,说修改到李满意为止。李就把修改稿交出,由中央社发表。但发表的仍是原稿,李看到后就把秘书长吴忠信叫来质问。吴说他只能听蒋的,要发表后再告诉他。

  李宗仁这才知道又被蒋介石愚弄了。吴忠信就是这样当了国府秘书长,“帮助”李宗仁上台的。

  1月22日,李宗仁上台,并发表文告。其中有“决本和平建国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蒋任国民党总裁,并未真正下野。而且李宗仁的政策措施,也依照惯例,必须经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常委)审议后,方可付诸实施。蒋仍有权干预国政,并仍于溪口指挥其“中央军”。这支“中央军”仍比白崇禧所控制的军队多;且南京又在汤恩伯的控制之下,李宗仁更难控制南京政府。李就在此艰难坎坷中开始了和中共的和谈工作。

  蒋介石于杭州笕桥机场住一夜后,于次晨乘机返乡。这时宋美龄还在美国“哭秦廷”未返。他更感凄凉和孤单了。蒋的座机于宁波市郊栎社机场降落后,陪送和迎接的人很多,轿车队浩浩荡荡,直奔溪口而来。到溪口后,武岭学校的学生列队欢迎。蒋介石因心绪不佳,连手也没有抬一下,就过去了。

  蒋在溪口的警卫工作由蒋经国编组的侍卫总队和国防部绥靖总队担任。原来俞济时要安排八十八军担任,只因军长是程潜的于女婿段沄,蒋未批准,并训斥俞济时:“你不知道他是程潜的干女婿吗?哼!程潜可靠吗?嗯?”

  蒋到溪口后,仍在指挥军事和有关方面的事务。1949年1月25日,蒋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高级将领到溪口开小型军事会议。会上蒋划江西湖口以东归汤恩伯防守;湖口以西归白崇禧防守;他估计白的人马还有七十五个师,四十五万人。

  关于作战计划,他指示各高级将领们:“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二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遥相呼应。必要时,我们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

  这是蒋的最初战略设想,因为江西湖口以西由白崇禧耸制,他无能为力。就幻想保住淞沪地区,为台湾的桥头堡,再转而反攻大陆。至于南京,因为李宗仁上了台,他决心放弃,并令汤恩伯将江宁要塞的大炮秘密拆运上海,把主力部队放在镇江以东。然后问汤听懂了没有?汤大声回答:“懂了!卑职一定遵命,不成功便成仁!”

  对此,李宗仁说蒋破坏了江防计划,非常气愤。会上蒋又继续说:“共产党员要我的命,可是桂系的人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钞票。”对此,谁也不敢表态。为了鼓励士气,蒋又说麦克阿瑟表示,只要我们争取支持一年时间,他们一定会全力支援我们。一年后国际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打起来。他现在一心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可谓残酷已极,只要对他卷土重来有利,不惜全世界卷入战祸。

  当年(1949年)春节,不用说,蒋的心情不怎么好!最使他开心的事,是他对蒋氏宗谱的修订深为满意。此次修谱,蒋把结发妻毛福梅写成其母的义女,是他的义姐;把蒋纬国改在宋美龄名下,为宋所出。尼其是查明他的祖先蒋浚明为北宋光禄大夫一事,竟使他有了下台以来的第一次笑容。

  这期间,蒋又紧催汤恩伯电令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赶快将南京五大厂拆迁台湾。这五个大厂是电照厂、有线电厂、高压电瓷厂、无线电厂、马鞍山机器厂。孙越崎一再拖延,并找李宗仁帮忙,蒋未达到目的。蒋为此哀叹说:“孙越崎误国。他不迁厂,又骗了我一大笔拆迁费。唉!资源不走,资源留在大陆上了……唉!”

  李宗仁和谈

  李上台后,蒋介石诸事不与合作,并处处给他制造麻烦,蒋李之间的斗争更加激化了。李宗仁于此困境中开始了对中共的和谈。

  1949年1月22日,李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划和平运动。与此同时,又命行政院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为和谈代表,等候和中共商定地点后,进行和谈。又派邵力子到上海访见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卿、黄炎培、罗隆基、张澜等人,请求为和谈有所促进。

  看到李宗仁的活动后,中共于23日发表声明:(一)与南京政府谈判,并非承认南京政府,乃因其尚控制若干军队;(二)谈判地点,俟北平解放后在北平举行;(三)反对彭昭贤为南京政府代表;(四)战犯必须惩治,李宗仁亦不能免。

  李宗仁见此情况,又赶紧表明“和谈诚意”,特命行政院实行七项措施:

  (一)将各地“剿匪总司令部”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地区,待停火后取消;(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被封之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特刑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不能非法逮捕。

  但行政院并未完全照办。27日,李宗仁又致电毛泽东,声明他同意在八项条件基础上谈判,请中共迅速指派和谈代表。这个电报李未与孙科商量,也未经中常会和中政会讨论,蒋得知后立即打电话和孙科联系,要孙抵制李宗仁,迁院广州。孙科唯蒋命是从,便于28、29日和内阁要员离南京到上海;并议决于2月4日将行政院迁往广州。蒋也决定将中央常务会议移往广州举行,以便进一步控制行政院。这种迁院决议,孙科连李宗仁代总统也不告诉,实在是根本不把李代总统放在眼里。蒋不仅策动孙科行政院,还策动立法委员前往广州。凡赴广州者,每人送船票一张,美金百元,并且给港币三百元的特别津贴。但留沪多数立委,仍愿到南京支持李宗仁。蒋“引退”后,把李宗仁的南京政府搞得四分五裂,难以工作。

  中共又要求李宗仁与美国断交和帮助消灭蒋军势力,但李不答应。

  中共则于2月5日发表,广播声明,不承认李宗仁南京政府。对此,正中蒋介石下怀,他非常高兴,于当天日记写道:“共匪于今日广播明白表示‘不承认’李宗仁所代表之南京政府。未知李宗仁、与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当作何感想也。彼等靦颜至此,尚计其革命历史与人格乎?”

  为了进行试探,李宗仁想办法派出了由颜惠卿、章七钊、江庸、邵力子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2月13日离沪赴北平。14日下午2时许抵达(北平已于1949年1月22日和平解放),叶剑英代表王拓和北平副市长徐文到机场迎接,下榻六国饭店。议定了南北通航、通邮问题。

  接着,代表团应邀与傅作义、邓宝珊同行,于2月22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石家庄见毛泽东、周恩来。经过多次会谈,中共表示3月25日左右确定双方会谈地点和共方代表人选。毛泽东又写一信托四老人转交李宗仁。24日代表团返北平。27日返南京。南京各大员于右任等到机场迎接。

  与此同时,李宗仁在张发奎、薛岳、黄绍竑、黄旭初、于右任、童冠贤(立法院长)、白崇禧等支持下,迫孙科自广州迁回南京。2月22日李宗仁亲自到广州催请孙科回南京。六天以后,孙又回南京办公。在回南京之前,李宗仁于广州主持了中央常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孙科提出了联邦制和隔江分治的政府形式。李宗仁和白崇禧均想隔江分治,形成南北朝局面。孙和李、白在这方面是基本一致的。这一着蒋介石失败了,孙科和李宗仁暂时站在了一起。

  蒋介石一面引退一面照旧行使职权,最突出的事例,就是于本月27日,蒋命汤恩伯将陈仪拘押,让七十五军军长周暑接替陈职。李宗仁身为代总统,事前却毫无所知,待知此事,李非常愤怒,要严办汤恩伯。但经孙科、何应钦指点此系出于蒋意,不可与蒋闹翻,李宗仁也就泄了气,挺挺脖子将这口恶气又咽了下去。

  在此和谈试探过程中,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李宗仁、居正、于右任、邵力子、张治中等,深感蒋于幕后操纵,对和谈很不利,李不便展开工作,于是张治中2月20日自兰州到南京后,就劝司徒雷登施加影响,劝蒋介石出国,但司徒决不介入,反劝张自己去向蒋说。

  张治中便只好以个人名义和屈武于3月3日上午10时飞抵奉化劝蒋。关于劝蒋出国的事,因消息泄露,报纸上业已刊出。蒋一见张、屈二人,便没好气地说:“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吧?”说完,就拿起桌上的报纸一扬,淡淡地一笑说:“你看,报上登出来了!”。张治中不觉一怔,蒋哼了一下,接着愤愤然地:“他们逼我下野尚可!逼我亡命,这是不行的!我如今是个普通国民,到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

  蒋的这几句话,是先发制人,竟把张治中的嘴巴给封住了。张只好对蒋谈一些和谈方面的事。蒋遂缓和下来,就对张说:“当然啦!李德邻现在负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德邻的成败也是我的成败。文白,你可以告诉德邻,我一定竭力支持他!我愿意终老家乡,绝不再度执政。”接着蒋对张指出:“要备战求和”;不能划江而治。

  蒋介石一直闷气在胸,不吐不快,便乘张治中来访之机,又恼怒地指责李宗仁,“一方面通过傅泾波、司徒雷登向美国要军火,想用武装自己的桂系军队;另方面又派人拉拢苏联武官罗申”,企图联美、联苏、联共压他老蒋,取而代之。随后又说他决不再出山了,叫李宗仁放心。

  此外又说了些和谈人选问题,蒋就把话止住,遂邀张治中等叩拜蒋母坟墓,游览雪窦寺,在游览中,张治中又委婉地向蒋提出出国之事,他对蒋说:“总裁,我看您到国外去休养一段时间,对您的身体会有好处的。”

  蒋不禁大声地喊起来:“又来了,为什么老要劝我出国呢?”张治中紧跟一句话:“大家都是为了您好,您为党国太辛苦了……”蒋则进而坚定而忿忿地说:“文白,我一定不出国,我不想亡命!我可以不做总统,做个老百姓总可以吧?”。张治中见此情况,只好连声说是,不敢再说下去了。张于溪口住了八天,毫无结果,失望而回。

  就在张治中回到南京的当天(3月20日),李宗仁把新政府成员名单交给立法院批准,投票结果是二百零九票对三十票,通过了新政府名单:

  行政院长:何应钦

  副院长:贾景德

  政务委员:张群、莫德惠、张治中、朱家骅

  秘书长:黄少谷

  内政部长:李汉魂

  外交部长:傅秉常(由叶公超代理)

  国防部长:何应钦兼

  总参谋长:顾祝同

  经济部长:孙越崎

  交通部长:端木杰

  教育部长:杭立武

  司法行政部长:张知本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

  主计处主计长:龙松舟

  新政府中何、顾都是蒋的人,仍是唯蒋之命是听的人。这仍是蒋介石的政府。李宗仁筹建新政府后,第一个任务就是指派一个和谈代表团;其次是:政治改革;释放政治犯;制止通货膨胀;加强长江防务等。关于和谈问题,李宗仁于新政府成立后,即授权行政院组织正式的和谈代表团。谈判原则是:

  (一)平等基础上的和谈,不接受不体面条件。(二)不同意建立以共产党为统治的联合政府;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三)不能接受中共八项条件,只同意在两方政府共存条件下,讨论八项条件。代表团成员为:张治中、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李蒸等。团长为张治中。以后李宗仁又加上了刘斐。

  在南京组织和谈代表团时期,蒋又于3月23日召见华中“剿总”副司令宋希濂,同行见蒋的还有关麟征。到溪口后,宋、关两人先随蒋对蒋母坟行了三鞠躬礼,蒋在一旁还礼,并说谢谢你们,然后用早点:这次谈话中,他要宋、关二人不要听信别人对他诬蔑。同时深有感慨地回忆了北伐时的征战之勇,并检讨说:“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斗志,尤其许多中上级军官更甚。他们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原因。”

  对此,蒋叮嘱要从官员教育上人手,叫宋、关带兵中首先“恢复国民革命军的传统精神”,而不是以严刑惩办贪官和渎职之官。

  3月26日,中共的和谈代表团组成,团长周恩来,成员有林祖涵、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

  拟定4月1日晨北平开始谈判。

  李宗仁组织了谈判指导委员会,监督对中共的谈判。委员有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吴铁城、孙科、吴忠信、朱家骅、徐永昌、董显光,4月6日,李将这个委员会名单交广州中央常委会正式批准。

  此后李宗仁又召见苏美英法四国大使,希望他们给予道义上的声援,施加影响,促进和谈。但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故意不看李宗仁,和其他三国大使说话,请他们表示意见。其他各国又均回避回答李的话。李宗仁碰了壁。这是因为李宗仁有名无实,政府仍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又只是个代总统,指挥不动,自难于更张一切。另外,李宗仁又因蒋介石运走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和美钞,而手无分文,美国也拒绝援助。司徒雷登则坦率地对李宗仁说,总统先生,你有其名无其实,政府实权全未更动,小管美国运来多少金银,还不是和以前_榉,完全浪费。李万般无奈之下又请顾维钧在美国与其政府交涉。但顾仍听蒋介石的,对李宗仁不过是口头敷衍,虚与委蛇。弄得李宗仁这个傀儡代总统:真是一筹莫展。

  但对蒋的这种死不放权的作法,元老于右任、居正均痛心疾首,非常反感;蒋的老心腹人物何应钦、张治中、邵力子也看不顺眼,但没有办法。何应钦则是从内心反对蒋的专断和至今仍背后操纵一切的行为,但又不敢表示出来,仍事事要请示蒋介石,惟恐蒋会怪罪。

  3月29日,张治中以代表团团长身份,又到溪口见蒋介石,请示机宜,汇报南京政府李宗仁的腹案稿。这个腹稿内容,反对惩办战犯。关于宪法、官僚资本十地改革、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停战,均可商谈。这次又是由屈武陪同张治中前来见蒋。屈和小蒋是同学,可以说上话。这次屈武问张,向蒋汇报有必要么?张治中说:“这样大的事,必须由总裁点头才行。他虽退居溪口,但力量还在他手中。如果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即使应下协议,也没有用。”又说他与李宗仁说好了,李同意他到此一行。

  此番到了溪口,张看到气氛有些神秘和紧张,与以前大不相同。蒋看完腹案后笑道:“嗯!没有什么意见。文白,你这次担当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哪!”张治中答是。然后照例去拜叩蒋母坟茔。蒋边走边对张治中表示他是“愿意和平的呀!”张治中立即问蒋,这句话可否在报上发表?蒋却滑头地说由张斟酌!自己不明确表态。次日,张离溪口返回南京。在蒋经国陪张到笕桥机场分手时,蒋经国却恶狠狠地对屈武说:“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的!”回南京后,屈武才将小蒋的话告诉张治中,张治中非常生气,说:“这像什么话!”

  4月1日,南京代表团由张治中率领,乘中国航空公司天王号专机离宁赴平。张治中在飞机扶梯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最后说“希望能够得到成功”。在张听到蒋氏父子的谈话和暗示后,赴北平前夕,已作好了秘密迁走家眷的安排;邵力子也作了同样的安排。

  当天下午3时,张等飞抵北平,由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等迎接。刘亚楼也参加了迎接。中共安排张等住进六国饭店。中共中央副主席、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于当晚设宴招待张治中和各位代表。

  中共方面表示,无论和战,均要过江;李宗仁则坚持解放军不渡江,欲存半壁江山,徐图后计。4月4日,李济深(民革)的代表朱蕴山、李民欣和刘子衡到南京。他们一下飞机就避见新闻记者,被报界称为“神秘客”。他们是特来正式告诉李宗仁,不论战和解放军都要过长江。这使李宗仁划江而治的美梦完全破灭。于当日晚李又致电毛泽东,表示战犯可以由他一人担当,他人可以不究。果能如此,则一切可以本孙中山之遗教,与各党派共同建设新中国。对此,中共表示可以商量。

  但是,如果蒋介石仍然于背后操纵,则一切和议也难于成功;战争也难以停止。李宗仁遂转向重点处理和蒋介石的关系。

  为此,李宗仁请居正、阎锡山于4月12日赴溪口送给蒋介石一封信。信的中心意思是要蒋介石不要再背后操纵和制造混乱了,否则,他就决心辞职。但阎和居正一无所获,于14日返回南京。17日,蒋便让张群传话,要李宗仁、白崇禧到杭州会晤。李宗仁未予理会。

  此前4月13日,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国共双方第一次正式会议,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共八条二十四款。南京代表提出修改意见四十余处。其中半数已被采纳,并且同意不提战犯之事,但对于“就地停战”和“划江而治”,中共断然拒绝。4月15日,中共代表团提出最后修正案,并说明,南京代表团愿否签字,需在4月20日以前表明态度。对此蒋介石未曾料到,他认为中共需准备半年才能渡江,他仍可以从容加强京沪杭防御和延长在上海的时间。

  南京代表黄绍竑等立即于16日飞返南京报告,并劝李签字。

  当时,白崇禧认为蒋仍可以和他共同坚守长江,对守江很有信心,如果中共不接受划江分治议案,他就决心不接受议和。李宗仁当然受制于掌握兵权的白崇禧,遂与白持有同样主张。当黄等把《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带回南京后,李也拒不签字,并派天把《协定》送到溪口给蒋介石过目。

  黄绍竑对此非常恼火,他认为中共已同意白崇禧部队留在武汉,也可以开驻两广,并于一年内不在两广内实行土改,是很宽大的;李宗仁也可以作联合政府副主席。但是,李、白要的是划江而治,敝坚决不签字。

  这一步棋,李、白完全走错了。蒋介石有台湾为退路,他可以不要和平;而李、白并无退路,如不和中共相处,共同建国,势必在蒋介石的冷眼旁观下,完全失败,致茫茫大地尢立足之处。结果正是如此。李宗仁对此错算一步而悔恨终生,白崇禧虽号称智多而实无远见,又一次受了蒋介石的愚弄。李宗仁为了拖延时间,又于19日召开了和谈指导委员会,于下午作出决议,电请中共延长和谈时间。中共当然断然拒绝。张治中于20日的长途电话中请黄绍竑转告李宗仁,中共决定于20日夜发出进军江南令。黄即于当晚飞赴香港,未返。20日午夜,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三路渡江作战。21日,毛泽东、朱德下达渡江进军令。

  与此同时,张治中于4月中旬又专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劝蒋介石不要幻想重整旗鼓,为了不使国内长期混乱下去,应当暂时出国,以免负混乱之责。信中又颇多对中共赞扬之语。蒋见此信,不禁拍案大怒,竞骂张治中“丧权辱国”。这时,蒋才得知张的家眷去向不明,气得“嘿嘿”一笑,就咬牙切齿地叫小蒋通知毛人凤:“把于右任监视起来,接到台湾去!莫让屈武把他弄走了!”

  蒋此时很忙,他令毛人凤再次准备暗杀李宗仁。具体办法是当李宗仁乘飞机擅自飞出南京时,就用战斗机将其击落。

  接着蒋又向毛人凤部署任务三条:“第一,先要协助汤、陈(良,上海市)两位抢运物资;第二,要控制上海的轮船、帆船、大小木船;第二,集中沪、杭一带交警部队,以六个总队加入战斗序列,保卫上海,归汤恩伯指挥,以两个总队担任护运物资工作;第四,监视上海资本家,勿让他们私自将物资隐藏下来

  这种部署,可说井井有条。他紧抓住钱财,一丝也不放松,李宗仁眼看着蒋氏的所为,无可奈何。

  但上海资本家并不傻,他们于1948年12月间,大部分已经逃往香港。毛人凤赶紧回答说连“杜月笙这几天也动身去香港……”。蒋又问在上海抓了多少人了?毛人凤报告说:“大概有三千人。”蒋又命令说:“凡有嫌的人一律逮捕。对张澜、罗隆基他们也要严格监视。必要时一律处决。”但毛人凤则建议,杀了他们民主人士反落口实,不如不杀的好!蒋又点头说,有道理,以后再说。毛森于上海共杀了一千三百人。连张澜、罗隆基二人要不是毛人凤赶快向上海警察局长毛森打电话,也被杀害了。

  谈判破裂了,解放军以百万大军于4月20白晚分三路强渡长江。4月22日,蒋介石邀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到杭州会谈。会谈之前,蒋和白达成谅解,就是蒋、李只能有一人负责全局,要么蒋复职;要么蒋把一切军、财、人事权完全交给李宗仁。参加会谈的还有王世杰、吴忠信等。

  一见面,蒋就问李宗仁对和谈还有什么打算?李说准备再派人去谈一次。蒋立即说“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在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李随即提出去职心意。蒋仍然要李继续支撑。但提出成立一个“非常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由蒋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今后一切大政方针,先由非常委员会决定,再交政府执行。当时大家均附和蒋的提议,李宗仁不好表示反对。李宗仁的和谈完全失败。午饭后,白崇禧返回武汉。蒋和李继续会谈,共议定二条:(一)在政治上,宣布和谈破裂,政府今后唯有继续作战,党内不许再倡和谈。(二)在军事上,由行政院长何应钦兼国防部长,统一陆海空军的指捧权力。参谋总长直接向国防部长负责。

  这第二条,是在拉拢何应钦,孤立李宗仁。同时决定总统府和行政院迁往广州办公。这次会谈中蒋拉李宗仁到一间房子里单独对李说:“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李碍于情面,见蒋如此真诚,竟没有提出一个具体要求,就被蒋哄过去了。

  李宗仁返南京后,章士钊、邵力子来电劝李宗仁迳飞北平脱离蒋介石。但李未接受,并将电文掷在地上,以表决心。李宗仁认为蒋要借此“非常委员会”走上前台,便决心不接受蒋的提议,决定不飞广州,改飞桂林。23日,李宗仁乘追云号飞机在故宫机场起飞,自然许多要员包括汤恩伯也来送行。飞约一时,李宗仁突然命驾驶员改变航程,飞往桂林。中午达到桂林,李即住进文明路一三〇号私宅。

  存飞机上,李曾和李汉魂、邱昌渭等商量,一定要和蒋分清界限,似乎决心很大。

  李到桂林后,在广西的立法委员和省府委员等一致发表文电,请李宗仁补签《国内和平协定》,实现和平。李仍拒不答应。接着李又派程思远到汉口请白崇禧。白则骂李宗仁“庸而好自用”,误了很多事,说李宗仁是扶不起来的人。经程等苦劝,白崇禧才答应飞桂林晤李。后因飞机不能在雨中降落桂林,便改降广州。白住入东山六横路妻弟马仲学家。白之夫人马佩璋也正在这里;夫妇不期而遇,自是惊喜交集。

  饭后,邱昌渭来马家和程思远谈访问美国驻华代办路易士克拉克的情况,他说美国对蒋介石已失去信心;但对李宗仁,也因为李未能掌握实权和有所作为,而不可能提供援助。这表明美国对李宗仁也失去了信心。李宗仁此时的出路,只有靠拢中国共产党。

  第二天,白崇禧和李宗仁通电话,劝李到广州主持工作。并说打算请居正、吴忠信见蒋,要蒋将存款、存械和政权统统交出来,让李主政。李则说这是没有希望的,不必多此一举。

  5月1日,程思远于天河机场接张发奎时,得知广州薛岳因和陈诚关系密切,虽不同意蒋介石重新出山,但也不能公开表示反对;余汉谋也因为人持重,不能公开反蒋。因此,依靠广州当局反蒋,已不可能。白崇禧和阎锡山、居正等,于5月2日到桂林促李宗仁到广州主持政府工作仍于蒋介石合作。

  李宗仁没有主见,又动摇了。于是又决定到广州一试。

  李宗仁到桂林的第二天,即4月24日,南京已经解放,太原也于同时被收复。这时蒋氏父子已感面临绝境边缘,心情极为沉重,家园虽好,不可久居,蒋经国先送妻儿于本日下午飞台。次日上午,蒋氏拜别母坟;然后走上凤凰山,对故乡作最后一次眺望,自是往事不堪回首,深感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但蒋氏父子此时仍立志“誓必重回故土”。当然,他们父子两代均未能实践誓言,先后死于台岛,并至死不愿与中共和解。下午三时,父子二人拜别祖堂后,便背着乡亲们,悄然乘车离开溪口,至方门后,下车步行至象山港,登太康号军舰,直驶上海;从此再未返回溪口故乡。

  在途中,蒋经国给其父读了关于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致李宗仁的通电。

  当念到他们因中共坚留,决暂留北平,以待再行和谈时,蒋哼了一声,“是他们自己愿意留下来的吧!”“什么中共坚决挽留!”。蒋经国又继续念下去,其中有“上海孤悬,岂可久守”之句,蒋又自言自语说:“上海只要再守半个月,能把所有物资抢运出来就行了。”

  蒋经国再往下念去,其中有对中共的赞语:同人等默察近来国共成败得失之原因,其主因在政治上而非在军事。盖中共积其二十余年之丰富经验,深得为民服务之道,而其严格之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又保证其上下一致,贯彻其主张与政策,因而获得人民之合作与拥护。同人等与各方面接触,目击耳闻,知中共对于维护国家独立,尊重人民生活自由,贯彻其城市政策,扶植民族工商业,确为有目共睹之事实,且亦符合国父革命之理,决非吾党过去政策与作风所可企及。”

  读至此,蒋介石又气愤起来,恼火地说:“宣传!宣传!纯是替中共宣传。”蒋经国于是以目光征询其父意见,是否还要读下去?蒋介石仍表示要再听听。

  蒋经国又继续读道:

  “自和平协定公布,党内多诋为条件太刻,类似迫降,致有‘宁可战亡,不可败降’之愤语。然平心而论,八条因为德公所承诺之商谈基础,六十四款只系实施八条之详细规定。如第一条战犯名单,完全不提,即为重大让步之例,并经口头约定,正式签署协定时,尚可酌加文字上之修正。同人之愚、以为革命大业,天下为公,已既不能,当让能者!今日之事,倘政府昧于人心与人势,仍继续作决无前途之战争,则惟有仅存之残局至于毁灭,增益其对民族历史所犯之罪愆。倘能平心静气,发挥高度理智,不因少数人意气权位之私,置大多数人民生死祸福于不顾,则一转念间,祥和立现。例如近日上海之战,外围据点尽失,尚期凭四困之地,死守到底,则将毁灭六百万人民之城市,此岂仁者之所为,亦岂大势所许可。”蒋听到此处,霍地站起来,要战报看。

  26日下午1时到达黄浦江复兴岛。27日,发表文告,声明他“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后蒋一度移住上海市金神父路励志社。

  在这个声明里,他特别把反共战争改说成为民族解放战争,妄图以此煽起民族情绪,继续顽抗。他说:“我们当前的情势固然是险恶的……但是我们认清了今日剿匪作战是反侵略主义的民族战争,是反集权主义的民主战争;同时,也是为了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家庭自由生活方式之社会战争和保障我们悠久历史、文化和仁爱的伦理道德的文化战争。……这一反侵略战争如果失败,国家的独立自由地位,人民的自由生活方式,都必归于毁死。我们的前途,只有普遍的贫穷,冷酷的饥饿和世界战争。”蒋于此处先后接见徐永昌、顾祝同、周至柔、桂永清、郭忏、汤恩伯、毛人凤、陈大庆、石觉、谷正纲、陈良等要员。他仍公开声称要死守上海六个月,以安定人心。

  李宗仁在白、阎、居正、李文范访桂期间,写好了一个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的谈话记录,向蒋介石摊牌。记录内容共六条:

  (一)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有权予以调整。

  (二)移存台湾的金银、外币,应由政府运回大陆,以应军政开支。

  (二)移存台湾的美援军火,应由政府运回大陆,分发各部队使用。

  (四)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指挥调遣。

  (五)党中央的决策,只能作为建议,不能强制执行。

  (六)拟请蒋先生出国考察,并设法争取外援。

  白对此完全同意。但适于此时,蒋自上海拨给白崇禧三万两黄金,最后一万两由中华“剿总”补给司令许高阳夫人黄纫秋本人带回武汉。因此,白崇禧又转而支持蒋介石了。并私劝李宗仁请蒋复职,李宗仁当场拒绝。两人从此开始存有芥蒂。

  这个谈话记录,于5月4日送到了上海,蒋见到后,自然又是十分气恼。针对李宗仁的六条,他作了如下赌气的答复,一切推开,与己无关: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

  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部册俱在,尽可嵇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三、美援军械之储存及分配,为国防部之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部册罗列,亦可查核。至于枪械由台运回,此乃政府之权限,应由政府自行处理。

  四、国家军队由国防部指挥调遣,凡违反命令者,应由国法之惩处,皆为当然之事。

  五、至于非常委员会之设立,为4月22日杭州会谈所决定。当时李代总统曾经参与,且共同商讨大纲,迄未表示反对之意。今李既欲打消原议,彼自可请中常会复议。惟民主政治为党的政治,党员对党负有遵守之责任;党对党员之政治主张,有约束之权利,此乃政党政治之常轨,与训政时期以党御政者,自不可混为一谈。”

  关于出国之事,蒋更是官话连篇,他说:“若谓中不复职即应出国,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中许身革命四十余年,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土,不信中竞无立足之地。”接下去,他又说自己只尽责任,并无干涉政治和越份行为:“中自引退以来,政治责任已告解除,而对革命责任仍自觉其无可逃避;故德邻兄凡有垂询,无不竭诚上答,但决不敢有任何逾越分际干涉政治之行动。”

  “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隔膜至此,诚非始所料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惟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问闻。”

  蒋强词夺理说得头头是道,把一切不是又推给了李宗仁,最后表示不再过问一切,算是对李宗仁的答复。但这个答复显然无法兑现。这个答复5月5日送广州。次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推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三个携带蒋的答复赴桂林,促李宗仁起驾到粤。

  蒋介石转移台北

  李宗仁见到蒋介石的六条答复后,明知不能兑现,但迫于白崇禧等人的压力也只好到广州上任一试。白也知道蒋介石虽说了大堆官话,仍是随时想利用李宗仁的困境重新登台。

  5月8日,李宗仁偕阎、朱、陈三人和随员等,仍乘追云号飞赴广州,于上午11时抵达。因何应钦尚未准备好行馆,李只得暂住广州市府迎宾馆,并发表一篇反共讲话。

  白帮助蒋把李宗仁又携持到广州,以受蒋之摆布,无法脱身,只好继续为蒋效命。更为蒋介石撤往台湾准备了充分时间。对此章士钊和邵力子深为惋惜。

  李宗仁在桂林住了两周。此间解放军自解放南京后,前锋已入闽境。自5月5日至5月10日,解放军于浙西歼灭蒋介石军队第四、二十、二十八、四十四、五十一、六十六、六十八、一十六各军和第四十六军一七四师、张雪中第九编练区第十二、七十三、七十四、八十五军全部;歼第九十六军大部、八十八军两个师;歼第十八、二十一、五十四、九十九军的一部。汤恩伯早已于南京解放后,收缩防线于上海。这样,解放军就将蒋介石和白崇禧的军队分割开来了。5月15日,武汉解放。20日,西安被攻克。中共中央遂决定先克上海再消灭白崇禧部;最后围攻川、滇、藏。

  蒋这次来上海,接见了杜月笙,并对经国1948年扣押他儿子杜维屏一事表示歉意。

  5月4日,杭州解放。5月7日晨6时,蒋乘江静轮离开上海。蒋在当日日记中表示不管前途怎样艰难,他也要“不屈不挠地奋斗下去”。他说“旧的创痕还未愈,新的创痕又深了。”还说,“我眼看到中华民族的危亡,怎能不挥泪前进?前进的一条路谁都知道是困难的,但是不必害怕,……我们今天要前进!莫退,莫退,前进!”蒋经国则说他父亲正在漫漫长夜中“鼓着最大的勇气,乘风破浪,向一线光明的前途迈进”。其实连蒋介石自己也心中无底。12日到达舟山。这一天,蒋在海天孤岛上,眼望大陆,又开始反省他过去的江山得失之处了。他此时深感到他过去的部下和文武官员们,多是空言不实,麻木不仁、徇情任私,官僚作风,致使他的蒋氏王朝,一朝瓦解。因而他想到要训练大批新干部问题。并使新干部“深入社会各阶层,组织基层群众,严格执行纪纲,提高组织尊严。”

  此时他更特别想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大问题,就是因为他自己无力监督各级官员人等,而想到“要以群众力量来维护党纪;且保护每一个党员都应服从革命的领导,执行革命的纲领。铲除空言不实,因循敷衍,徇情任私,麻木不仁等官僚作风,而代之以实事求是,精益求精,急公尚义,严正不苟,是非分明,赏罚公允的新作风。”

  蒋介石的这个思想萌芽,极其重要。是他从王朝倾覆的切肤之感和惨痛教训中得来的认识。

  基于新的认识,他制订了一个未来治理台湾地区的政治纲领草稿,内容如下:

  “以定海、普陀、厦门和台湾为训练干部之地区;建设则以台湾为着手之起点。实行训练干部,编组民众,计口授粮,积极开垦,在社会上不许有一个无业游民。实行二·五减租,保障佃户;施行利得税、遗产税,筹办社会保险,推进劳动福利,推广合作事业;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民生主义社会建设及其政策实施为要务。更拟推行土地债券,士兵与工人的保险制度。”

  这是蒋和蒋经国以后治台的基本新政纲。

  5月15日,解放军全面攻击上海;势在必得。蒋命蒋经国飞上海见汤恩伯。次日上午10时余蒋经国又飞回定海,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当日蒋介石到金塘岛拜如果法师塑像。17日下午1时,自定海机场起飞,下午4时50分到马公岛,驻马公城外宾馆。蒋于此游览胜景寺庙,同时,接见来访大员。25日至27日,上海全部解放。汤恩伯奉蒋命撤军福建,而不增援华中和广东。次日蒋自马公飞抵台湾冈山,再转高雄寿山。于此拟定防台计划,以舟山、马祖、金门潮湖一线为前哨,也为“反攻复国”之桥梁;确定今后以台湾防务为第一。同时考虑成立“非常委员会”(类似孙中山的非常大总统府)和人选问题。蒋于寿山居住时,自然仍是寝食不安,连夜多梦,压力很大,心绪也仍然低沉得很。有一天中午,他和谷正纲、张道藩到小菜场饭摊上去吃饭,散心,倒吃得津津有味。6月6日,蒋面示蒋经国:“共党是绝不会成功的,但我们本身能否成功,要看我们自己的做法。”

  至6月14日,陈诚奉蒋命宣布台湾币制改革。这些天,正在风传联合国将接管台湾的消息。这使蒋极为头疼。这是杜鲁门想叫他茫茫大地,无立身之处。蒋表示:“此一问题最足顾虑”。但他说:“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决不能交归盟国;如彼愿助我力量共同防卫,则不拒绝。”

  蒋在忧虑中终于20日接到驻日使团来电,报告“盟总对于台湾军事颇为顾虑,并有将台湾交由盟国或联合国暂管之拟议。”蒋丁忧心忡忡中回电指示四点:(一)共管不合开罗会议原则和中国民心。(二)美国不应承认中共政权。(三)“中国政府”决心与中共持久作战,“中国政府”决不会成为流亡政府。(四)向麦克阿瑟元帅提出两个主张:甲,美决不可承认中共,并防止他国承认。乙,美国政府应以积极态度,协助国民党反共和确保台湾。

  第二天下午,蒋离高雄,5时20分抵挑园,再转大溪。人溪风景,很像蒋的家乡溪口,蒋即居住于此。24日上午9时蒋携经国再离大溪,10时到台北,迁居草山,成立总裁办公室。草山地处台北之北,约十三公里,风景清幽。并改草山为阳明山,表示他对王阳明的尊崇终生不改。同时开始研究毛泽东著《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发表)和统一战略思想问题。

  此后,草山就成了真正的总统府,大陆尚未解放的各省大员纷纷来此报告和请示。

  李宗仁到广州后,就落入了蒋的圈套。李、白共守桂林的局势被打破了。这一次,白崇禧又帮了蒋的大忙,代价是三万两黄金。白见钱眼开,忘了根本大计,最后只得寄居台湾。

  李一到广州,广州即于5月16日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通令全国,凡有再言和平者,以叛逆论处。李宗仁又死心塌地上了蒋介石的破船。

  同时,李仍幻想美国给予支援。便召蒋介石来广州,命他赴美向杜鲁门求援。甘于5月19日赴美。甘到美国后,对杜鲁门说:蒋正以胡琏兵团和刘安琪兵团保卫广州国民政府,请求美国援助。杜鲁门正好得到胡、刘两兵团,一个准备撤金门,一个撤往海南岛,再撤台澎地区的消息,知广州根本不在蒋的保卫圈。因而对甘说:“我是密苏里州人,我们密苏里州人最讲实际的”一句话说得甘面红耳赤,无言而退。

  李宗仁又叫何应钦从台运来一些黄金白银应急,何已知蒋根本不再理会李宗仁了,什么也休想要到,无法完成。李又让何应钦的行政院召集西南各省军、政首要到广州开会,要粮,要钱,想采取征借一半全归中央的办法,解决困难。何氏当开会说明借征之事时,四川、贵州两省提出异议,不同意。白崇禧建议发“粮券”购买民间余粮,但座上无一人赞同。下午继续开会,徐堪发言说,台湾有那么多外汇(四亿美元)为何不拿来发行新币?会议上七嘴八舌,无果而散。何应钦看不下去了,于5月17日提出辞呈。

  20日,两广要人白崇禧、李汉魂、邓龙光、黄镇球、黄旭初等和陈诚在东山梅花村陈济棠私宅开会,曾一致主张及早经营海南岛,作为广州根据地。但未能实行,也行不通,因为李不像蒋,有大量黄金、白银、美钞,而是一个分文设有的光杆代总统。

  5月30日,李宗仁提居正为行政院长,中常会立即通过。但立法院却以一票之差,不够半数未能通过。其原因,各说不一。李宗仁认为韦永成、张岳灵两立委未能参会,否则,就可以过半数通过;蒋介石认为李宗仁在招待立法委员时,讲了居正可以对悍将的错话,得罪了立法委员。实际上,这一票之差,证明是李宗仁至此己不能得到立法院支持了。为什么?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进步一些的立委对李宗仁自己又无实力,而又拒不签署《国内和平协定》,和蒋成了坚决反对和谈的顽固派,故对李有怨气的人数大大增加。例如李拒签字后,就有立委范予遂、武和轩、李世军等人发表声明脱离囤民党政府。

  李宗仁无奈,又于6月1日下午提议阎锡山为行政院院长。对此,蒋介石甚是高兴。当日即计划与阎锡山再商一切政要。还考虑了“非常委员会”人选问题。

  阎锡山上任后,照样要到台湾晋见这位曾声明飘然远退,不干政事的蒋总裁,由他决定行政院人选。阎自台岛回广州后,李宗仁于6月10日发布新政府名单:特任朱家骅为行政院副院长;李汉魂蝉联内政部长;阎锡山兼国防部长(此时阎已无一兵一卒,只能当蒋的傀儡);叶公超为外交部长;徐堪为财政部长;刘航琛为经济部长,其新人中,只有朱、李、刘三人为李宗仁所提;其余新人选,均是蒋介石衣袋中人。

  刘斐于6月13日(1949年)从香港到达广州看望李宗仁、白崇禧,欲劝李、白起义,投靠人民。李宗仁听到此处后,并未答言,待刘斐辞出后,李宗仁问白崇禧:“怎篸样?你手中有枪杆子哩!”白沉吟不语,过了片刻,才说:“将来如有必要,去台湾怎样?”李宗仁听到这句话,勃然变色,急不择词地脱口而出说:“王八蛋才去台湾!”李宗仁和白崇禧之间,也已貌合神离。白是始终和蒋介石有矛盾,而又离不开蒋,常在蒋、李之间摇动,而最后还是投靠了蒋。蒋三万两黄金就把白拉过去了。但蒋对白也只是利用,处处防他得到便宜,并且必欲消灭其军事实力而后快。

  白不愿起义,李宗仁也就得继续支撑,和蒋介石周旋。

  6月16日,阎锡山访李宗仁于迎宾馆,拿出一份电报稿,请李同签,内容是请蒋介石来广州主持大计,李宗仁竟然稀里糊涂地签了“照发”二字。蒋介石立即回电,表示“于短期处理琐事完毕,决定行期,另电奉告。”这无异于李宗仁已经表示辞职。蒋从此以后,就积极准备走向前台。6月20日,广州国民党中央于广东“绥靖”公署二楼会议厅召开中常会。顾祝同首先报告上海撤守以后的军事形势。接着,参谋次长萧毅肃发言,指出胡宗南于5月20日退出西安后,转进四川;宋希濂兵团也自华中入川。因此保卫华南部队,只有白崇禧三个军。

  等萧说完后,吴铁城马上发言,指出这种军事部署,并尤保卫华南或广东决心。他又指出,上海撤守后,不移军广东,而撤到福建沿海;刘安琪自青岛撤军海南岛,而不调驻粤北,这是为什么?又指出国防部只准备守沿海岛屿,根本就没有保卫华南计划。他最后问:“我愿意知道,国防部这样部署兵力,究竟是谁的主意?”

  吴的这一席话,使阎锡山和顾祝同不禁面面相觑,不吭一声。马超俊又接着发言,他也同意吴的意见。会场顿然空气紧张起来。后来顾祝同不得不说:“所有部队调动和兵力部署,以及有关构筑防御工事,都是由总裁亲自决定的。”这样一摊牌,大家就默无一言了。

  可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具有绝对的最高权力,准也取代不了他。他的秘诀是什么呢?那就是军队紧抓于手中不放,财资金银不离左右;特务打手,控制军政。有此三宝,无敢准何者。

  蒋的此一部署,显然是置桂系李、白军于孤立境地,借中共之手将其消灭,而欲力争保留川滇地区,为台湾的外援和反攻大陆桥头堡。

  战局进展到6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已先后解放南京、上海、杭州、南昌、九江、武汉等一百二十余座城市。华北亦宣告解放。5月20日攻克西北地区重地西安。山东青岛亦告解放。至1949年6月底,共歼蒋军已三百零五万人。解放国土六十万七千六百平方公里,特别市、省会、县城四百八十二座。蒋控制的只为川滇黔桂粤各省和西藏、新疆地区。

  6月24日以后,李宗仁的广州政府,为大力解决经济问题。已在美国定铸了三千万银元,但需7月12口才能起运。重庆、成都设造币厂,需半个月或一个月后才能开工。最后成立由吴铁城、陈立夫、徐堪组成三人财政小组,专门解决财政问题。7月3日,行政院公布币制改革,发行银元券。

  6月29日,白崇禧于长沙召开座谈会,有大员李品仙、夏威、张淦、李汉魂、邱昌渭、程思远、黄旭初、韦贽唐、黄绍骇等参加,由张桓记录。白说,国民党的组织和威信给蒋介石搞坏了,我们要保持华南这个局面,光靠军队还不行,必须“重建”国民党,以维系人心。7月1日,又请程潜、陈明仁和参加座谈会的各大员共同召开会议。会上白提出“重整”国民党,实行三民主义的动义,又说大家都是发起人。白还把“中国国民党重整同志会”的章程,叫张桓读了一遍,并征求大家意见。但没有人说话,一片沉默凝重的空气,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后来只有程潜没精打采地说:“愿意在白长官的指导下,为实行三民主义而奋斗到底。”于是散会。显然,白在幻想自己当华中之王,并要以整顿国民党为己任。这样一来,白又不愿蒋返回广州妨碍他了。次日,白召开小型会议,有李品仙、黄旭初、夏威、李汉魂、程思远、邱昌渭参加,主要是研究蒋介石来广州的问题。邱昌渭向白报告了6月16日阎氏请蒋回广州主持大计的事。自立即表示蒋来广州会削弱李宗仁的地位,不如清李宗仁去台湾为好。白既指责蒋介石搞坏了国民党,又不尊重李宗仁,让李移樽就教,大有提高自己地位贬压李的意思。

  7月3日,李品仙等来到广州,下午4时李邀李品仙、李汉魂、程思远、邱昌渭谈话。李宗仁听了李品仙报告后,就按白崇禧的意见立即给蒋介石打长途电话,说有要事相商,决定即将赴台相见。蒋马上回答说,他即将来广州,请李宗仁不必来台。

  这时,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向李宗仁报告了以下情况:

  (一)有一百八十多位立法委员在陈氏兄弟策动下于广州联名请蒋介石速来主持局面。

  (一二)蒋内定李及兰继叶肇为广州警备司令。

  (三)黄埔军校各期学生于广州成立非常委员会,宣言拥蒋反共,呼吁蒋介石重新走到前台来。

  这无疑是对李宗仁的一个打击,使他深感这个傀儡代总统再也干不下去了。

  蒋介石为飞抵广州,先叫蒋经国于13日到,广州和程思远、邱昌渭相见,向他们声明他父亲将于15日到广州。蒋则已于14日带大批随员到达广州,一到广州,就立即去见李宗仁。下午7时,李宗仁、阎锡山在广州绥署楼下欢迎蒋介石的到来。自15日至20日,蒋介石以总裁身份于梅花村陈济棠旧寓召开一连串会议。会议中,蒋提出建立东南亚反共联盟之构想并宣读了“中菲联合宣言”。这个宣言是蒋于7月10日访菲时签署的(但以后菲总统季里诺又反悔了)。最后通过建立超宪法机构“中央非常委员会”,由中常会选他作主席;选李宗仁为副主席;张群、阎锡山、吴铁城、吴忠信、陈立夫等任委员。洪兰友、程思远任正副秘书长。其中张群、阎、吴忠信、陈立夫绝对支持蒋介石。此次蒋再一次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由后台走上前台,再行主持大计。但李宗仁则认为蒋一上台,事情会搞得更糟,也会更加速桂系的灭亡。

  李宗仁现在无事可做了,便于7月26日飞往衡阳,在白崇禧指挥部与白晤谈起来。此时程潜、陈明仁已在准备起义、参加解放军。白也刚自长沙脱险,尚惊魂不定,又只有第七军可以调动,非常狼狈。同日中午又飞往福州,去见福州“绥署”主任、省主席朱绍良。

  朱绍良对李隆重欢迎,盛情招待。为此,李颇为朱深感不安,怕引起蒋的不高兴。朱对李却也不敢谈及国家大事。李于福州住了两天,又飞台北。陈诚也热情欢迎。李宗仁对这种欢迎场面最津津乐道,非常重视。当检阅仪仗队后,陈诚请李到休息室小憩。李说不必了罢,一陈诚立刻微笑着对李说:“蒋先生在里面等你!”李一时受宠若惊,即入休息室,握手寒暄已罢。蒋自回草山寓所,李则由陈陪同,在夹道欢迎中赴台北第一宾馆。蒋介石似乎不大喜欢这种场面,总是秘密出行。

  翌日下午,李宗仁去草山回访蒋介石,住草山第二宾馆。外间传说,李到台北是向蒋要钱和权的,其实李对蒋介石所谈的是要白崇禧任国防部长和加强广东防务问题。但前一项蒋借口宋希濂和胡宗南反对未予答应;后一项蒋以兵力不够为词,也予以推拖。李结果是空手而归。30日,返回广州。

  当李宗仁未到台北的时候。蒋于7月23日,在厦门召开军事会议。参加的有汤恩伯、朱绍良、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第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第一。六军军长王修身、独五十师师长李以匡、独三十七师师长吉星文,联勤部第一补给分区司令缪以贤和各军副军长、师长、绥署各处长、兵团司令部各处长。总共有八十余人。

  在这个会议上,蒋又给各军官打气,要他们守住福建,巩固台湾,只要支持到明春,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发生。并作出决议两项:

  一项是部署各军的任务和向未参加会的人传达。一项是建立以台湾为中心的东南长官公署,以陈诚任长官,对部队进行整编。

  次日(24日)返台北。26日,蒋决定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训练人才,以半年为期限。8月1日草山总裁办公室开始办公。蒋介石的不妙预感,终于被证实。8月5日,美国国务院提前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并指责蒋政府无能,表示今后不再援助蒋介石。同时对中共表示了一个态度:如中共政权不倒向苏联,美国尊重同中国人民的友谊,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假使中共威胁到美国安全,美国将不能坐视。中共对此当然不予理会。

  蒋闻知此白皮书消息后,心情极为沉重,但表面上仍泰然处之,甚至“谈笑风生”。第二天对蒋的确又有了个大好消息,使蒋又欣喜异常,那就是南北朝鲜局势已经非常紧张。

  6日,蒋访问南朝鲜,李承晚夫妇亲自到机场迎接。当日,蒋在日记中对美国《白皮书》犹恨恨然曰:

  “到韩国后,更觉定静光明,内心澄澈无比,是天父圣灵与我同在之象征也。对美国《白皮书》可痛可叹,对美国务院此种措置,不仅为其痛惜,不能不认为其主持者缺乏远虑,自断其臂而已。”蒋自认为他是美国的左膀右臂,愿为美国霸权效力,可惜美国杜鲁门总统却要把他一脚踢开,不用他,他蒋氏怎能不痛心疾首。因而他要发愤图强,接着写道:“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国耻,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既可由我受之,亦可由我湔雪也。”

  这次蒋访南朝鲜二天,和李承晚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主要是联盟之事。此外是建立空中交通和海空合作。8日蒋回台北。

  10日又写日记,指责马歇尔和艾奇逊此种对华政策是错误的。他说:“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随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之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

  蒋回到台北后,开始研究自立自强的理论。

  他认为“自强自立之道,奠急于兴学,养廉;而兴学之要,在于穷理致知,实践笃行,养廉首务在节约勤俭,敦厚朴素,戒浪费,祛消耗,明礼义,重廉耻。”同日蒋又起草了“革命实践研究院”组织与教育的有关方针,主要包括制度、战略、政策原则研究和理论基础、哲学思想、行动纲领的建立等内容。并准备开始调查和收罗各种人才加以训练。

  8月15日,蒋介石终于决定在全台湾实行“三七五”减租政策。蒋经国说:“这是总理民生主义在台实行之起点工作。”所谓“三五七”减租,是首先于佃户农作物收获量中将25%的肥料等实际费用归佃农所有,余下的75%,由地主与佃户各半,即各分得37.5%,这就叫“三七五”减租。这个办法,大大减轻了佃户的负担,增加了佃户的收入,无疑对扩大农业再生产,对发展台湾农业大有好处。

  同一天,蒋成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任陈诚为长官。

  此间又撤销朱绍良福建省主席职务,而以汤恩伯继任。汤并转蒋介石之命,叫朱即时赴台北,形同绑架。对此,李宗仁代总统却一无所知。事后蒋派一秘书到广州,要阎锡山的行政院对汤恩伯出任福建省府主席兼福州“绥署”主任予以追任。

  李宗仁对此极为愤慨,当即对阎说:“蒋先生今日在宪法面前是一个平民,以一个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况且蒋先生如要在幕后干预行政,尽可能向行政院建议。今政府事前既毫无所知,事后又要追任此既成事实,实在太不成话。政府不应自毁法统,承认汤做主席。”

  阎看着激昂慷慨的李宗仁,不觉苦笑起来说:“总统,你和蒋先生共事多年,难道不知道蒋先生做事向来不顾法统?他如果看重法统,也不至有今天了。现在汤恩伯已做了福建省主席,我们反对也反对不了,说出去反而有损政府威信。你已经忍耐很多了,这件事我劝你还是忍耐算了。”李宗仁只好再次忍气吞声。

  后来阎锡山便遵命于政务会议通过,乖乖地将印信送给了汤恩伯。朱绍良原也是蒋的心腹人物,这次所以被撤,据李宗仁说,是上月朱绍良对他的福州之访,太过于热情了,因而引起蒋的猜忌。李说:“蒋先生是个多疑而睚眦必报的人。心腹股肱转眼之间就成仇人了。”

  李宗仁出走

  蒋介石自下台之日起,就决心看李宗仁、白崇禧的笑话,决心不支持李、白,并运走一切金、银和军火,对李、白进行釜底抽薪的报复。对此,李、白自当觉悟,但二人仍一步步被蒋拉着走,不自图后路,实为令人难解之迷。其根本原因只能是不愿和中共和解,或仍不相信中共。

  张发奎作为粤系人物的名将和汪精卫的原部下,对蒋介石一直存有戒心,也有深刻的认识,他早就看出蒋于白崇禧的华中两翼,将华中军队夹在当中,而不予方便,更不予支持。张于何应钦内阁后期曾担任陆军总司令,他认为,蒋介石决不允许李宗仁独立支撑两广局面,与他分庭抗礼;而欲保两广必去掉蒋介石从背后掣肘;欲避免蒋的掣肘,就!必须于广州扣留蒋介石。这种办法对保卫两广,或者是一个有效措施,因为李宗仁是代总统,居于合法地位,而蒋正处于兵败如山倒之际,其旧部也未必还那么尽忠于他。但李宗仁却大有宋襄公之仁,坚决反对,并说这是鲁莽灭裂之举,他还认为他做了一点失败的光荣之事,而不知蒋早有杀他之意。

  蒋介石当然对此一无所知,所以仍自台北至广州间不断飞来飞去。

  美国《白皮书》所以提前发表,主要是制止蒋介石一再掣肘李宗仁,欲以李宗仁作最后挣扎。8月13日,吴铁城由台北飞抵东京,麦克阿瑟对他说:美国政府已决定不再援蒋,但对广州政府仍报有希望,并由国会通过七千五万美元拨款援助广州。只要广州能坚守六个月,这笔拨款和军用物资就可以源源而来。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白吉尔上将,也与此同时到达广州,与白崇禧会晤,对白表示,如果白能到广东来,美国太平洋舰队负责供应补给品,交白使用。

  但李宗仁未接受这个建议。反而于8月23日任余汉谋为华南军政长官。这是李对美国支持白表示不满。结果美国政府这一尝试,又化做泡影。最后因广州、川、滇相继解放,这笔美援又落入蒋手。美国民主党讨厌蒋介石,但又斗不过蒋介石,既抛不掉他,终究还得援助他,利用他反共反苏,为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服务。

  蒋介石这次又坐收渔人之利,于23日自台北抵广州,见李宗仁一面后,于次日又飞赴重庆。美国驻广州大使馆也于同日停止办公,使馆人员撤往香港,对广州已不报任何希望。李宗仁见此情况,又欲以白崇禧任国防部长,但阎锡山则说必经蒋同意方可。李宗仁无可奈何,已经毫无办法了。这之前,福州已于8月16日解放。赣州8月20日解放。胡琏兵团却向闽南靠拢而去。此时粤北大门无重兵把守,广州解放在即。

  蒋到重庆后,即以“非常委员会”主席名义工作。8月29日,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决定以陇南、陕南为战场,确保四川,拒解放军于川境之外。他还说两广恐不易防守,要以四川为“复兴”根据地,公开主张放弃两广。

  此时云南省主席卢汉早已对蒋存有戒心,蒋两次电召,均拒不应命。第三次由俞济时亲自到云南请他,并说明保证他的安全。卢想了一想,再不去就不成了,便于9月6日飞重庆见蒋。蒋于林园行馆和卢汉谈了两个小时,说是云南由卢自主,但必须实行八项反共措施:

  (一)声明反共。(二)改组省政府。(三)逮捕中共党和进步人士。(四)解散省参议会。(五)禁止进步刊物发行。(六)云南驻中央军两个军。(七)实行征兵征粮制。(八)驱逐学校不稳分子。

  这等于把卢汉用中央军监督起来,还谈什么自主。卢汉不禁暗暗叫苦。当日下午卢汉回滇,李弥、余程万两个军也随后开入云南,把守云南。

  蒋部署好云南后,又命毛人凤立即于香港刺杀杨杰。9月19日,杨杰被刺。9月23日蒋突然飞抵昆明。等飞机降落机场后,先一天抵滇的蒋经国(当时对卢说蒋不来了),才告知卢汉,可见蒋行动已特别小心,深恐卢汉扣押他。蒋于昆明接见各将领打气以后,于当日下午4时又自昆明飞广州,找白崇禧单独会谈。他对白说:由于他和白精诚团结,所以完成了北伐和统一全国。此后,又两人合作,打败了日寇,收复了国土,建立了不朽之功。接着他又继续给白戴高帽说:“今共党虽极猖狂,国势虽极危险,只要我两人能一德一心,彻底合作,事尚可为。”经蒋如此这般一阵大捧,喜欢戴高帽的小诸葛,又飘飘然了。蒋又进而表示将由白出任国防部长,更使自甘心不率部入粤。

  前一天,陶峙岳于新疆起义,率八万之众投向人民解放军。25日,董其武又于绥远宣布起义。蒋的破烂王朝,此时只余川、滇地区了。

  两天以后,蒋才见李宗仁。这是拉白,孤立李宗仁,这也是李宗仁最后一次见蒋。李专门于某天约蒋谈话,蒋介石则约李到他的梅花村行馆见面。这次见面后,李宗仁便把胸中久久压抑的苦闷和怨恨,一股脑向蒋发泄出来。他坐下后便对蒋说,“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地位来对你谈话。”蒋介石便静听不语。李接着将他过去的所有过失一一数落。对他有过则委诸人,不反躬自省和“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责”的事实也一一历数!又说他“主政二十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蒋均唯唯。然后,再指责他明言引退,而暗中操纵军队和人事,目无政府。蒋介石心中有数,不但不急,反而笑着请他原谅任意撤换朱绍良的错误。“听训”之后,蒋依然我行我素。

  蒋在广州对华南和西南进行了军事部署:以胡宗南部防守川北;以宋希濂部防卫川东;华中黄杰兵团调援贵州,策应宋部;张淦、徐启明、鲁道源三兵团分防黔、湘、粤边区;刘安琪兵团为保卫广州,调防粤北。但蒋并未让刘兵团到达粤北,才到广州外围,就又撤退了,粤北仍然空虚。而置重兵在川、黔、滇和东南沿海。

  这次蒋在广州住了十天,深怕被人暗害,极其警惕,住李宗仁请蒋吃饭时,蒋经国竟率领众随员,在厨房内监厨,每一样菜和配料均要检查。每道菜又要先尝以后,才可上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宣布继续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次日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蒋介石写下如下日记:“俄帝之承认匪伪政权,实乃既定事实,且为必有之事,而其所以如此急速,盖以我在联大控俄案通过,彼乃不能不出此一着,以作报复之行动耳。今后俄帝必与共匪建立空军、与海军,则我为势更劣,处境更艰,此为最大之顾虑。”蒋介石此时考虑的最主要问题,是怕中共迅速壮大,攻占台湾。

  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两翼,以柳州为中心发动钳形攻势,迅猛前进。10月6日,解放曲江,白崇禧见势不妙,于10月7日将华中全军自衡阳退广西。人民解放军则从曲江南下英德;刘安琪兵团不战而退。解放军经靖远到肇庆,截断西江。10月10日,迫近新街地区,广州已难以顽抗,李宗仁不得不宣布迁都重庆,在蒋介石的嫡系军队范围内当代总统:这就更要唯蒋命是听了,这个代总统也实在无法再当下去了。

  此前,顾孟余曾劝李宗仁于柳州组织国民政府,不去重庆。但李宗仁却说,我不去重庆,白崇禧的三十万军队,就没饭吃。这倒是蒋的一个绝招,他有台北的大量金银为后盾;李宗仁则绝无。

  同时蒋派吴忠信到广州问李愿否引退?李则答以“不准备自行引退”。10月13日,李宗仁飞离广州,当晚于桂林一宿,次日抵达重庆。白崇禧在广州送别李宗仁时,曾对随员黄旭初说:“德公(李宗仁)到渝后,将设法让他出国治胃病。”意欲李宗仁让位与蒋介石。14日晚,广州解放。

  李宗仁到重庆后,蒋介石复职之声日益高涨。但李宗仁却抱定宗旨,决不“劝进”和引退,但也决不在重庆为蒋的西南破烂摊卖力气,也不再受制于蒋,当蒋的工具,而是抱着代总统的头衔,远出昆明,再走美国。以不退、不干,不在国内,和蒋周旋,故意给蒋找麻烦。以此对蒋进行报复。

  白崇禧退军广西的次日,即10月8日,“政府秘书长”洪兰友即电告台北,说李宗仁有知难而退之意。顾祝同也请蒋赶快复职,长驻西南。蒋对此虽表面上均无什么表示实系默认。这之后,蒋的亲信人物开始纷纷劝李宗仁引退,请蒋复职。对此,李宗仁有一段生动的描写,特摘引如下:

  “原先在广州时,黄埔系将领及蒋先生衣袋中的政客已有请蒋先生复职的企图。然而那时尚无人敢于公开说出。抵渝(重庆)之后,情势便迥然不同。他们认为广州既失,我堕入蒋的瓮中,可以任其摆布。cc系和政学系控制下的报纸此时已不再以‘总裁’称呼蒋氏,而径呼为‘总统’。我深知蒋先生已呼之欲出,不久便复职了”。

  于是,吴忠信、张群、朱家骅便先后来找李宗仁,劝李引退,对蒋“劝进”。李见此况,勃然大怒,对吴忠信说:“礼卿兄,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在幕后掣肘时,把局面弄垮了,你们又来劝我‘劝进’。蒋先生如果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

  吴、张、朱等碰了一鼻子灰,不敢再提。张群于是又策动台北《中央同报》于11月1日登载一条新闻:《川康渝人民竭诚效忠,电迎总裁莅渝领导》。新闻中发表了10月31日川、康、渝电报,由二百余人签名,请蒋到西南主持大计。以此为蒋复职大造舆论。

  蒋介石此时正在台北、定海之间来往。研究防卫定海等岛屿计划。10月10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反共抗俄国策”,宣称公理正义一定胜利。16日上午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学。蒋于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提出军事教育三原则:

  (一)军队战胜之基本条件为信仰、纪律、理论、学术、政工、党部、干部与党员。

  (二)战争目的是:维护民众自由,国家独立,减租减息,平均地权。

  (三)军队生活方式:官兵一体,生活一致,经理公开,一切从人民、国家利益着想。

  这些无疑是吸收了中共方面进步的经验和若干原则。这是蒋介石从失败的痛苦中总结出来的新东西。问题在他能否真正实行。至少在大陆的残留地,他是没有实行的。

  李宗仁此时想到,蒋一旦到重庆,便会逼李于劝进书上签字。为躲此种危险,李便以出巡为名,离开重庆。

  离开之前,李宗仁于其曾家岩上清寺一。二号临时官邸召集桂系人物开会研究如何对付蒋的复职问题。参加会议的有白崇禧、刘士毅、程思远、邱昌渭、黄雪村,还有粤系人物李汉魂。会上李宗仁特别讲明自己不主动引退,并非迷恋名位,而是恨蒋介石欺人太甚。他说,蒋要引退时,别人就得上台,而且把金银美钞和军械一股脑儿运走台北,又先后破坏江防计划和保卫广东计划;等到局面被他搞垮了,他又要出来了,别人就得对他劝进。李认为蒋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玩弄权术,目无法统。为此,李表示自己一定要为国之名器而坚持到底。

  此处对蒋专断独行,为所欲为极尽权术之狂态,可谓说的淋漓尽致,活灵活现。蒋之治下,哪里有什么法统之事!

  白崇禧则自有不同打算,想在蒋复职后当个行政院长,过过官瘾;因而劝李宗仁到昆明去休息一段。李接受白的建议,于11月3日下午4时40分飞抵昆明。

  李走后,白崇禧即主动为蒋复职,为个人出任行政院长而积极活动。他于李宗仁离重庆的当日晚上,便制定了由蒋复职的三项方案:(一)宣布蒋介石复职。(二)李宗仁仍担任副总统,但暂赴美治胃病。(三)白崇禧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次日,白又征求刘士毅和李汉魂意见,刘、李均同意白的三项方案。下午,白返桂林,叫李汉魂将此方案交端木杰,请他面交吴忠信。7日,吴忠信将此方案送到台北给蒋介石看。蒋认为李宗仁并不是真心求退,只是知难而退。吴则说:“不应研究李之有否诚意为出处之基准”,蒋认为此言甚是切中要害,表示同意。8日,经端木杰转达,白得知蒋介石只同意自己复职,而不同意白崇禧出任行政院长的复职条件,蒋也不同意李宗仁出国。白又空忙了一阵,不胜失望。

  11月11日,李宗仁仍以代总统名义白昆明飞抵桂林,和白崇禧等相见,表示要赴美就医。同日,蒋对李回桂林的直接反应是鉴于“贵阳危机”,“川东陷落,重庆垂危之际,政府岂能无主”,便不问李宗仁心里怎么想的,立即决定回重庆主持一切。他还说:“余为革命历史及民族人格计,实不能不顺从众议,决心飞渝,竭尽人事。明知其不可为,而在我更不能不为也。……乃决心飞渝,尚期李能彻悟回头也。”14日下午3时,蒋介石飞抵重庆。次日电请李宗仁返重庆,共商一切。蒋到重庆后,解放军继续向重庆合围。南路已临贵阳市郊;东路解放彭水后,继续西进。蒋急调胡宗南部增援四川。并派蒋经国到四川各前线视察。解放军继解放川南,进迫綦江。贵州亦于25日被解放。李宗仁对蒋的电请不予理会,于11月20日上午8时,离南宁赴香港,人太和医院。并派李品仙前往重庆对蒋面谈一切。但白崇禧却自请前往见蒋,于20日下午1时飞抵重庆。蒋介石闻知,不胜骇异。

  蒋仍坚持请李宗仁回重庆,并表明自己不能于现在“复行视事”。遂于21日派居正、朱家骅、洪兰友、郑彦芬四人为代表,带着他的亲笔信,飞香港劝李回渝。他还再一次表示保证给李宗仁以“充分权力”,请他务必返渝,且可以带医生同来。李宗仁这次铁了心,不再上当,坚决拒绝了蒋的劝回。

  这天,对蒋也有一个“好消息”:美国参议院兰诺夫妇到重庆见蒋,希望蒋在大陆支持六个月,美国可出兵支援。如果苏联出兵支援中共,美国也有决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为蒋打气。蒋以后更以第三次世界大战为口头禅,决心死守成都,不准胡宗南马上撤往西昌,再转滇越边境。结果胡宗南三十万大军完全被歼于成都平原。这是兰诺之行的直接后果。

  同日,蒋又促重庆国大代表电请李宗仁回渝,但电文却对蒋称“蒋总统”了。李宗仁当然不会回渝。于26日,以代总统身份赴美就医,且可省去入境签证手续。27日,驻美大使顾维钧电李宗仁,说美国国务院已同意,并盼电告随员名单。

  重庆于28日对李宗仁摊牌,派朱家骅、洪兰友赴香港,并带去本日国民党中央常会决议,阻李出国。决议云:

  “以当前国家局势之严重,西南战况之艰危,中枢不可一日无人主持。仍望代总统宗仁同志迅返中枢,力疾视事。万一为病势所不许,再请总裁复行总统职权”。

  李宗仁接此决议书后,于29日对朱家骅等人严肃声明:本人具有“法统”地位,不受中央常会决议所限制。朱、洪无可奈何而归。在李宗仁离南宁飞赴香港的同一天,华南解放军(五十五万)开始进攻广西省桂北地区。21日击破黄杰兵团防线,渡过小溶江,次日解放桂林。另一路解放军自贵州南下入桂。白崇禧刚自霞庆回来,仓促之间,飞往南宁。25日,柳州、梧州解放。12月3日,张淦、鲁道源兵团被全歼。4日,徐启明兵团亦全军覆灭。仅余黄杰兵团于13日逃往越南。白崇禧一转眼成了光杆司令。李宗仁也再无根基于大陆,遂于12月5日,以代总统身份偕夫人郭德洁,并带长子李幼邻、次子李志圣和随员李汉魂,私人医生孙晓山、秘书黄雪村、英文秘书黄颖娴,自香港启德机场飞赴美国。李临行致阎锡山一电。该电表明李宗仁离国后对职责问题的态度,这对蒋介石极为重要。电文云:

  “仁以胃疾剧重,亟待割治,不得已赴美就医以一个月为期,即当遄返。在仁出国暂短时期,请兄对中枢军政仍照常进行,至于重大决策,尽可随时与仁电商。来电所云,似未明嘹仁之本意,特再电达,希仍就兄职权范围内处理一切……。”

  可知李氏赴美,决未放弃任何职责。这对蒋介石就有些麻烦,他就不能名正言顺地复职。

  李宗仁出国前夕,解放军进军西南的战局进展很快。11月28日解放綦江,罗广文只身逃到重庆。重庆外围已经难于防守。这时蒋介石力求稳守重庆,以保胡宗南部安全到达成都以西地区。29日,重庆市郊发生激战,行政院逃成都办公。当日蒋介石开军事会议,西南大员和胡宗南等均参加。蒋又叫大家不成功则成仁,但部下已无心听他这一套了。会议上决定于30日晚撤守重庆。晚10时,蒋介石父子俩乘车离重庆林园,于汽车拥挤中到机场住宿。路上因拥挤太甚,蒋几次下车步行,并改乘吉普车前进,至午夜始到机场,于飞机中过夜,30日凌晨,蒋自白市驿机场起飞。7时在新津换乘飞机,转飞成都,驻中央军校。当日接见四川各将领和刘文辉、邓锡侯等,对各将领大谈川西大会战是很有希望的。他指出主要依靠胡宗南的几个兵团,要四川各部大力协助。然后征询各将领意见。大家各说不一,有的主张不战而退康、滇;有的认为应于川康山地作战;也有人主张于川西平原决战,迎合蒋的意见。刘文辉则表示悉听蒋的决策。

  12月1日重庆解放。

  李宗仁赴美之后,蒋介石很尴尬,他不得不撒谎说:“此次入川,系应李宗仁之邀。余为国民一分子,并负领导国民革命之责任,惟有竭尽一切力量,不避任何艰险,协助政府与大陆军民共同奋斗。”

  李宗仁根本没有请他来。他如此扯谎,实是借此实际上复职视事,他也是有“苦”难言,只好自欺欺人。

  进入12月,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在反复讨论中。参议员史密斯和兰诺飞东京见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上将,要求他挽救台湾。联合参谋本部则只同意派军事顾问团赴台,不同意派遣三军。国务院的中国专家们则不同意再管台湾的事,支持杜鲁门看蒋的笑话。

  李宗仁走后,蒋便完全实际上复职,亲自指挥保卫成都地区的战役。

  但这时,刘文辉、邓锡侯以至于卢汉均已暗中联络起义之事。因为他们是杂牌军没有退路可走,也不能跟蒋到台湾去,唯一的出路就是起义。故12月6日晚,蒋召见他们时,两人均不应召。同日,蒋与张群、阎锡山研究迁都问题,初欲暂迁西昌,但见解放军势如破竹,已无力抵挡,马上又改变决定,迁都台北。大本营仍暂设西昌。成都只设防卫总司令部。此时胡宗南部已到成都平原。次日,蒋从滇返渝的张群口中得知卢汉不稳,立即召见余程万、李弥、龙泽汇三军长,令其保卫云南,不要作西撤之想。10日云南宣布起义。并电刘文辉,要刘会同四川各将领将蒋介石扣留,献给中共。当时蒋又见王缵绪,嘱其转告刘文辉、邓锡侯两事:“(一)仍盼入城来见。(二)令彼等所部速离成都周围。”又和胡宗南面谈三次,要其死守成都。同日下午2时蒋飞离成都,6时30分到达台北。临走时,边走边和长子蒋经国唱“国歌”,很有几分悲壮气味。

  刘文辉、邓锡侯已于蒋返台之前12月9日宣布起义。

  蒋介石自大陆最后逃出来后,屡获失败消息。21日接胡宗南请示,批准放弃成都,突围退保西昌。23日,胡宗南飞逃海口,被蒋逼令回西昌,并要顾祝同严办,经顾缓解,让胡到西昌戴罪立功。1949年12月24日,蒋知西南的顽抗,已无希望,心绪自是极为低沉,这又是他的一个恶梦。在受着巨大的震动后,蒋为了清醒一下头脑,便带着全家,自台北往游日月潭,住涵碧楼。在游船上,蒋竞钓到了一条数尺长的大鱼。以后日月潭将此大鱼的照片陈列展览。这时蒋不断地说:“好!好!”,冰冷的面孔也露出了些笑意。这件小事竟使蒋氏父子非常高兴起来,认为新的一年必然顺利。

  蒋遂率领全家在涵碧楼度过圣诞节。圣诞节这一天,蒋又写下日记表示自己对未来的打算。记云: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犹如今日生。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如余仍能持态养气,贯彻到度,则应彻悟新事业,新历史,皆从今日做起。

  “近日独思党政军改革方针与着手之点甚切,此时若不能将现在的党彻底改造,决无法担负革命工作之效能也。其次为整军队,以求内部转纯,团结一致。”

  但四天之后,蒋又收到了杜鲁门决定抛弃他的噩耗。

  美国总统杜鲁门于29日召开国家安全会议。会议分为两对此均只字不提。

  美国同时又宣布自台湾撤走美侨。这使蒋介石更深感不安,深怕台湾人民和士兵们知道美国态度。接着,美国政府的苏联问题专家们,再度推动赶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的浪潮。他们最有力的理由,是美国如不尽快承认北京,中共就会更靠近斯大林,或依靠苏联,这将危害美国人在远东的利益。

  当顾维钧按例到白宫祝贺新年时,美国新闻界则讽刺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

  于此大陆解放,美国遗弃,希望破碎之时,宋美龄在美国长住一年之后,于1月13日悄然离美归台。这在美国已无人再注意宋美龄的行动,但在台岛,却是一件大事,所以蒋经国自告奋勇,专程到马尼拉接驾。正是在举台注目中,宋美龄回台,扶蒋支撑小朝廷。这对蒋介石是莫大的安慰与支持。

  1949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蒋在大陆统治彻底结束。

  蒋经国对这一年的景况作了如下的描写,能够看出蒋家王朝在这一年的危状和蒋氏父子的心境。

  他说:“民国三十八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危急的存亡之秋’。父亲所处的地位环境,乃是空前未有的恶劣和复杂。国运正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中飘摇、震荡;存续沦亡,决于俄倾。我们身历其境,当时也懵懵惚惚,不知不觉,恍如浮光掠影,随波而逝。可是到了今天追忆起来,闭目沉思,始觉得当时国脉民命系于一发,真令人动魄惊心,不寒而慄了。”

  检讨大陆失败原因

  1949年4月27日蒋在公开声明中认为自己的失败是:“政治的缺点,经济的恐慌,内部组织的松懈”。同年12月底,他在日记中写道:“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

  到1956年,蒋写《苏俄在中国》时,则又在公开场合改变了他自己的看法,把失败归之于战略和技术丽大方面。

  (一)战略方面:抗战时期和苏联建交,使苏联帮助中共向社会各方面“渗透”;1937年接受国共合作抗战,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保存了中共军队,使其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展壮大;抗战胜利后,接收东北,未使其由联合国处理,因而使精锐军队分散于东北,未能集中优势兵力于华北和华东地区;抗战胜利后,接受了和平谈判,未能抓紧时机全力进攻解放区。

  (二)技术方面:使中共合法化;过于“相信”中共;未实行全面战争对待中共武力,即包括政治、经济、宣传各个方面的战争;由于中共的经济活动,使其经济发生危机;中共的宣传和“渗透”使其政府威信受到“损害”;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忽略了。等等。

  蒋未明言而自己反省者认为:政府官员因循苟且,徇私舞弊,空而不实,不负责任,玩忽职守;军队政治工作差,土地问题未能解决。

  蒋介石关于自己的错谬之处,却只字未提,只是空洞地说,这一切他有责任。实际上,他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以下几个大方面,有的地方,他在私下和公开也均已谈到过:

  (一)蒋介石个人独裁和实行特务恐怖政治。

  (二)政治腐败。这表现在政府官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玩忽职守,不负责任;地方长官是土皇帝。这使百政混乱,人民怨恨,因而失尽民心。

  (三)蒋介石带头徇私,抗拒打老虎运动,亦即抗拒制止走私、投机和抬高物价的风潮。致使物价飞涨,走私猖獗,因而一切币制改革均归失败,金元券成为一张废纸。这使蒋政府失去经济立足点,而人民也无法生活,怨声载道。军队士兵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士气低落,屡战屡败。这就是蒋介石所说的经济恐慌。

  (四)大量搜刮金银和美钞,使企业主和中产市民也深受其害,且难以生存,也不再支持蒋家王朝。

  (五)高压政治,反对民主。迫害进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迫害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以至于杀戮著名教授闻一多、李公朴,费巩等。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对蒋政权尤深恶痛绝。

  (六)未解决土地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则在解放区实行耕者有其田,无偿地把土地分配给农民,把广大解放区的农民和中国共产党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因而未解放地区的广大农民也对解放区农民十分向往,当然其心中是向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国民党军队中广大农民子弟士兵,自然士无斗志。蒋介石又失掉了广大农民的拥护。

  (七)蒋介石的军事指挥的错误,则加速了蒋家王朝的失败进程,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三大战役就是很典型的例证。

  (八)逐级的军队私有制。蒋介石以其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私有其中央军。

  而各将领也各自私有其军队,以其军队为个人资本。每临战阵,则以保存实力为宗旨,不肯多走一步,不肯增援助战。所以每临战阵,蒋的中央军和杂牌军便各奔前程,极容易造成被各个击破之势。此为蒋之军事失败的一个重大原因。

  蒋对大陆经济的破坏

  蒋介石对大陆经济的破坏,开始于1929年,而终止于1949年。其中除抗日战争外,他均是为已之王朝而大打内战,所有经济开支和战火的损失,非常庞大,此责任当然在蒋氏及其集团身上。

  1930年中原混战,是蒋氏一手发动的,共用军费三亿五千八百余万元。河南一省财产损失四亿八千五百三十三万余元;房屋损失三千八百一十五万余元;派征款项四千零四十一万五千余元;征收粮草四千八百五十五万五千余元;征收车辆牲畜费四千四百八十四万四千余元。合计起来近十亿余元左右。如将这项款项用于建设,则可以加快中国现代化进程,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民脂民膏、社会财富全被蒋发动的内战,抛之于灰烬之中。

  十年“剿共”,军费开支自然非常庞大。五次“围剿”中,蒋共用军队一百几十万人。按1929年五十万军队军费为一亿八千万元,那么以一百七十万人计,每年军费为六亿元左右。十年军费则六十亿元,再加上长征中一年军费为一亿元左右,共为六十一亿元。红军和红区的损失估计,亦不下于六十亿元。自1929年至1936年物价上涨总指数约100%。则总损失估计为二百四十亿元,等于1936年年收入的七倍,等于1931年年收入的八倍。总之年收入基本上全用之于内战。如何建设?加上官府搜刮,国民负担远不止此数。

  又借内债和外债以补充之和兼及国内建设。

  内债自1927年至1933年共发行确实担保公债十四次,总值为三亿四千万元;国库券十七次,总值约九亿三百万元(向美国借款共为三千九百二十六万五千美元、二百万法郎)。这些公债主要用于军火购置。

  1933年至1937年,共发行公债十九次,总值为十一亿余元(又两千万美元,一百五十万英镑)。1936年又发统一公债十四亿六千万元。

  其十九种公债中,用于金融建设者七种;用于交通建设者五种;用于生产建设者三种;用于水利建设者一种;用于纯周转者三种。共十九种。国内建设,主要依靠这十九种公债,至1949年才考虑还,而实则不了了之。

  因此,从1928年到1937年十年间,以内战为主要的和根本的经济开支,包括常年军费和购置军火费。而国内建设,则是兼顾,而以1933年以后十九种公债担当之。因此,国内建设成就很小,经济发展微弱。

  战前我国工业水平大体如下:

  全国工厂三千四百五十家;外商二百八十三家。工人总数为七十三万八千二十九人。其中外商雇佣工人十八万九千五百三十七人。工业经济微乎其微。这是因战争毒瘤吸尽了全国人民的血液和社会财富。

  1935年开始正式借外债,数目不详。

  抗战时期,库国赤字的不断增加,发内债困难,于是蒋就以印票机大印钞票,致使物价飞涨,无法遏止。抗战八年共发行纸币十万零三千一百九十亿元。而抗战前才发行纸币十四亿四千九百万元。这种滥发纸币,就等于从人民手中用废纸换实物,大后方人民难以度日。而孔祥熙夫人等却用法币大买外汇存入外国银行,以赚实利。

  同时蒋广借外债。美国贷款总数为六亿一千七百美元、一千六百余万英镑,苏联贷款为二亿五千万美元(实支一亿七千余万美元)。

  抗战时期,蒋于西南进行了一些建设,主要是湘桂铁路、桂黔路,曲靖至昆明铁路、天水至宝鸡铁路。

  其次是西南西北地区广开公路网。再者是恢复古代驿运制、以人力和畜力运输。所以抗战时期的建设,是微乎其微的。

  解放战争时期,是蒋对大陆的总破坏的高峰。除岁入全用于战争外,更花大量金钱购买军火,又订中美商约,出卖全国利权。结果物价继抗战时期进一步飞涨,蒋又开动印票机,广掠民间金、银。1949年,竟将他所掠夺的大量黄金两亿八千六百五十七万零七百一十两、白银八亿一千六百六十一万六千一百三十两,美钞三亿余元,运到台湾。这是大陆的精华,全被蒋介石偷运台湾而去。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四十年代在美国存款为十六亿美元。另外十二高级家庭为四亿美元。共二十亿美元。

  蒋介石于抗战期间以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资格,兼任四联总部理事会主席又兼任行政院长、国家总动员会议主席,把国家全部财权,尽掌握他的手中。

  据统计,抗战期问蒋政府向美国政府借款五亿五千万元,进出口银行借款一亿二千余万元,法国借款二千九百万美元,苏联借款三亿美元,捷克、比利时借款一亿三千万美元。加上美军驻华款五亿美元,共十七亿九千二百万美元。这些借款,均由孔、宋家族出面谈判和办理。在“当时国库、家库分不清”的情况下,借款流入了私囊。

  所以当时国民政府在美国存款据《远东经济评论》估计,1947年,只有四亿二千七百万美元。国库与家库的数字对比,表明了官富、国贫、民穷的腐败政治。

  解放战争中,美国对蒋贷款和赠与,约为六十多亿元。另外有内债美金九亿三千七百万元、金圆券五亿二千三百万元。土地债券三亿元、粮食一千万石。这些全用于战争的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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