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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抗战

  “七·七事变”

  经过1933年以来的《塘沾协定》、《何梅协议》、《秦土协定》,北平、天津地区,已成为日寇的势力范围。自山海关到}台,铁路沿线均有日军驻扎;平东通县,已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纯系日本傀儡;平北是热河、察北,驻有日、伪重兵;西北面为李守信、王英伪军;只有卢沟桥仍为中国军队宋哲元部把守。如果日军再侵占卢沟桥,则北平尽入日寇之手。

  日本方面,在天皇裕仁操纵下,表面声称采取“不扩大方针”,而实则步步紧逼。先订《塘沽协定》侵占平北、平东;再订《何梅协议》控制平津。就此仍不罢休,又制造借口,进攻卢沟桥,于是爆发“七·七事变”。

  1937年7月7日,侵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于夜间在卢沟桥北举行军事演习。借口一士兵擅自离队便解未归,诬称该士兵失踪,藏在宛平城内,要进城搜捕。中国驻军吉星文部奉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之命,圣守宛平,拒绝日军入内,双方开始紧急交涉。但日军肆意挑起事端,毫无诚意,于8日晨4时50分,对卢沟桥发动全面进攻,打响了攻城第一枪。仅8日一天内,日军就攻城三次,均未得逞,“七·七”卢沟桥抗战从此开始。

  卢沟桥日寇侵华事件发生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于7月8日得到北平市长秦得纯的报告。接报后,蒋对是否立即进行全面抗日,仍未下定决心。他于当天日记中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又言:“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当时,连天皇裕仁葫芦里装的什么药,蒋还未搞清楚,又如何谈下定抗日决心,难怪他在日记中自问自疑。但他也感到应准备在日方扩大事态时,与之抗争,不可麻痹大意。所以立即电告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这天蒋介石经过一晚的考虑和思想斗争后,于次日(9日)下定了准备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并立即召何应钦自四川返回南京,着手编组部队,准备应战。同时又电令宋哲元严阵以待:“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又派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北上河北保定、石家庄地区,准备同日军作战。

  除此之外,蒋又于10日采取三项紧急措施:

  (一)编组战斗部队,第一线为一百个师;预备军为八十个师,7月底前,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等。

  (二)将供六个月用的弹药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准备后备兵员一百万人,军马五十万头和六个月的军粮。

  日军方面,则于此时急向宋哲元进行要挟。宋军妥协,派张自忠和日方代表松井太郎谈判。于11日下午达成屈辱和约:同意向日方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宛平城和龙王庄不驻中国军队;彻底取缔抗日团体等。

  此约未呈蒋氏核准,只是宋哲元主动对日妥协。故蒋对此屈辱和约不予批准,并命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形式,通知日本驻华使馆:“任何谅解,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

  日本政府则于同一天,在东京举行五相会议,由近卫首相主持,外相、陆相、海相、大藏相出席。会议中决定以日本本土三个师团、朝鲜一个师团、“满洲”两个旅团为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援军。当日傍晚,日本政府又玩弄贼喊捉贼伎俩,说他们并无侵略意图,而是中国军队抗日,导致事件发生:“此次事件,完全出于支那方面计划性的武力抗日行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先开枪挑衅,却不许中国军队在自己领土上进行抵抗。如果中国军队反对其挑衅和侵略,以武力抵抗,就是中国“挑”起事端,于是日本政府“因此,……下重大决心,……对支那出兵”。这就是日本天皇和军国主义分子的逻辑。

  第二天(7月12日),日本政府任香月清司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同时制定了侵华作战计划。事态发展到此,蒋已感到必须急谋对策。他于当日日记中写道:“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日本外务省亦声明:“今后军人对军人交涉”,不关外交当局之事。

  蒋介石这时已经完全认识到,日本必无满足之时,又于13日对宋哲元发电告诫,表示准备抗战决心,指出“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自9日至13日,蒋介石已经下定抗战的决心。

  但宋哲元并不理会蒋的告诫和准备抗日的决心,仍是抱着局部解决的幻想。当香月清司到中国后,于14日派参谋向宋哲元提出了七项苛刻的、完全控制华北的条件,最主要的是撤退中国军队,撤走中央机关,取缔“排日”活动。而宋居然派张自忠于19日签署了该协定及其七项条款,并报请中央批准。

  蒋介石当然不予批准,自16日开始,多次电示宋哲元切勿对日军抱有任何幻想。18日的电文如下:

  “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约,乃于签字后8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特供参考,勿受其欺。”(《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第二卷,第1064页)

  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就此迅速坚定起来,其根本原因是日本侵略者要灭亡全中国,而不仅仅是东三省和华北,如果再不抗战,就要亡国;南京就要成为东北和华北;蒋家王朝就要倒台或当日本的傀儡,对此,蒋无论从个人或民族观念考虑,均无法接受。就蒋本人来说,他从来不愿受人管束,况且他现在已为一国至尊,要他对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称臣纳贡,他如何能接受呢?!加之他对中华民族古老文化和丰富渊深典籍的顶礼膜拜与坚深信仰,使其更具有东方文化中心的优越感;在蒋看来,泱泱文化古国,焉能臣服倭寇!他曾对斯诺说:“我国固然魁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留给我们的历史上的责任”。

  因此,蒋介石在17日于庐山谈话时,再次表示了准备坚决抗日的决心他说: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讲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全国民众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

  “和平已非轻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最后他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些话是蒋的肺腑之言,也是他最为关注的他的统治和国家存亡的根本大计。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他经过多年的徘徊和委曲求全的犹豫痛苦后,在最后关头放弃幻想,毅然抗战,则于民族大义上,尚是凛凛一躯。

  促使其下定最后抗战决心的原因,还有对西方反对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力量的寄望。他认为美国和英国等,都会参加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蒋虽已表示准备抗战决心,但终因他思考问题的轴心是自身统治的利害得失,还抱有说服日本和平解决争端的幻想,对于全面抗战的实行,仍有些惧怕心理。于是在17日谈话中,蒋仍呼吁日本能给予和平解决的希望。

  “卢沟桥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和平解决。”

  当然,他的和平解决,并不是宋哲元丧失领土、主权,把平津让给日本人的和平,而是不失去对华北的主权与和平。如果连这点也达不到,那即是“最后关头”的到来。所以他一面准备坚决抗战,一面仍不放弃哪怕是最后一秒钟的和平呼吁。在17日的谈话中,又提出四条最低交涉条件。主要是:

  “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第二十七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有任何的约束。”

  接着蒋又指出“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到‘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蒋最后表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如果日本政府不考虑以上四项要求,他就。只有抗战一途。

  但对于抗战,他仍是唱的低调。他说:“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方法。……”

  17日,日本政府却向中国外交部送交一份照会,公然指责中国政府在自己的国土上调兵遣将,形成对日本的挑衅。不惟如此,进而更要中央政府“对于华北地方当局解决条件之实行,勿予妨碍。”俨然以宗主国自居。

  事已至此,蒋无法再抱任何幻想,遂命将此照会由外交部驳回。同时,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到军政部见何应钦,又对何公然进行威逼,说什么中国派军进驻保定、石家庄,日本政府不能漠视;如果中国军队不从这些地区撤走,必然引起中日全面军事冲突。并说此乃日本政府对中国表示的最后友谊,并非威胁。

  对于日方的要求,何应钦立即予以驳回,他说:“中国军队之移动,全系出于自卫。……事态扩大与否,在日方,不在中国。”日本武官扬言:“日本对此非常时局,已有重大决议”,不打自招地道出其侵华野心。

  7月19日蒋介石再次于日记中表示了抗战的决心:“书告既发,祗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余想矣。”至此,蒋最后下定了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

  主意既定,蒋遂于当日对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表示正式承认陕甘宁边区,与中共共同抗战。

  第二天,即7月20日,蒋介石立即自庐山回到南京,召集军政人员开会,商讨对策。

  日本驻华使馆参赞也于同一天到我国外交部找王宠惠外长,反复要求南京中央政府承认华北的一切协定和立即停止“反日”行动以及中止中央军北上。王外长对此予以拒绝。

  但宋哲元却对中央表示动摇,有意不经中央批准,于19日擅自承认七项条件,并主动撤除北平城防。

  蒋见此情况,于7月22日电宋哲元,对其拆除北平防御工事,予以批评,指示其“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同时要将对日协议经过迅速报告。

  接着蒋又派参谋次长熊斌到北平。宋哲元也借故看部下,取得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的同意,由天津到北平见熊。宋见熊后,已得知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但他仍未认真考虑抗战问题。

  这时,日政府一方面公开宣称不扩大事态,一方面调遣八个师团,约十六万人由山海关侵入华北。至26日零时,日军突然对宋哲元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刘振三旅开火。刘部被迫应战,至上午10时,刘部撤退,廊房失守。日军又进一步提出完全占领北平的蛮横无理要求。

  时局至此,已危机四伏,而宋哲元却仍无认真备战,更未对日军出击,甚至连作梦也未想到日军马上就要全面进攻北平;困此还在准备限期撤军。

  日寇驻丰台军队一部,又于26日傍晚,伪称使馆人员,骗闯入广安门,被二十九军刘汝珍团击退。

  这一天,蒋在日记中记下自己的感想。他认为,廊房、广安门之战,证明日军要消灭宋哲元第二十九军,战争已不可免,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希望,已完全没有了。这时,蒋才最后放弃了和平希望。

  当二十九军还未准备好应战姿态时,日军就于27日午前,突然进攻通州中国守军,晨5时,在十八架飞机配合下,以骑兵突袭团河中国驻军。二十九军该地驻军牺牲千余官兵。当日午后,日军又袭击高丽营、昌平、汤山、沙河等地。至28日拂晓,香月清司率日军铃木混成旅团、河边旅团和机械化旅团,自北苑、西苑、南苑一齐对北平城发起总攻击。二十九军措手不及,损失惨重,伤亡五千余人。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于南苑壮烈殉国。

  宋哲元立即于同日午后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奉蒋命放弃北平,退守保定;留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主任、北平市长之职。30日,宋又放弃天津。

  蒋介石于29日就放弃平津的计划,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明平津之役不过是战争的开端,不是结局,号召全国以一致决心,共赴国难。31日,又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在此书中,他谴责日本人逼他订立城下之盟,他无有选择,必须奋起抗战!最后他号召大家“只有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逐万恶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这时,蒋介石对日本天皇和政府,已恨之入骨。

  “全面抗战”开始

  “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陆相杉山元上奏天皇时,声言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狂妄不可一世。但蒋介石并不相信此狂言,于1937年7月31日,开始部署全面军事抗战,急速调军作战和编组全国军队,成立大本营。

  蒋首先命平地泉之汤恩伯第十三军。移驻张家口。继令该军八十九师于居庸关南下南口,向北平推进,孙连仲二十七师向北平西南窦店挺进,然后由南转北。8月11日,空军完成对日作战准备。

  日本侵驻上海的海军,也同时在上海制造事端,进行挑衅,要求中国从上海撤出保安部队。上海市长俞鸿钧奉蒋命予以拒绝。8月11日,蒋调张治中率八十七、八十八师进驻上海近郊,准备对日作战。

  这时蒋于华北的部署乃是虚张声势,而在上海的部署,则是要与日寇进行一次决战。蒋所以选在此处决战,是因为日本军队如果沿平汉线南下占领武汉,控制中国的中枢地区。则留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中国主力军,只有背海作战,使东南人力和物力尽落日军之手。这对中国极为不利。为此,便以精锐之师对上海日军主力猛攻,诱使日本大本营将其主力或精华投入上海地区,使日军形成沿长江西上仰攻的态势,而中国则从容撤退军队和搬迁资财,以空间换时间,进行持久作战,打破日军速决战的侵华计划,等待国际局势的有利变化。同时也有以上海战事危及各国租界,从而促进英、美等国加速干涉的意思。

  日本大本营果然按蒋氏计划行事,将主力军投入上海,而使华北战事处于次要地位。

  日军于8月13日上午9时15分,开始进攻横滨路、宝兴路地段;下午4时许,再进攻八字桥、通天庵、宝山地区,“八·一三”抗战全面爆发。

  8月14日蒋委冯玉祥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负责上海作战;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负责山西阻敌南下作战。同时将冯、阎二人副委员长一职撤销,以集军权于一身。至8月20日,蒋又兼第三战区长官;9月11日改任冯为第六战区长官,统辖其旧部。

  同时,蒋又命空军对日本海军陆战队发起突然攻击,炸沉日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下午5时,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长高志航率本队二十七架飞机,击落日本飞机六架,其余日机向东方海上逃走,有十三架失去联络。而中国空军。一架未损。对此蒋氏极为高兴。他于15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空军技术之劣,……于此可以寒其胆矣。”

  蒋一边指挥抗战,一边制定军事计划和编组军队。8月2日正式成立大本营。(12月初又消取大本营,恢复军委会制)。

  大本营之组织系统是:大元帅下设参谋总长程潜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大本营以持久战为基本战略,设军令、政略、财政、经济、宣传、训练六部。大本营下设五个战区。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由蒋本人兼任;第二战区为阎锡山;第三战区蒋兼;第四战区为何应钦。另有四个预备军长官司令部和海、空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为陈绍宽。空军总司令又为蒋兼任。

  战前双方兵力大体如下:

  中国兵力:因经济落后,训练和装备均远不如日本。当时我国总兵力约为二百余万人。总计步兵师一百八十二个,四十六个独立旅;九个骑兵师,六个独立旅;炮兵四个旅,二十个独立团。总计有一百八十万人;并无预备役和后备役。

  新编制之步兵师全师官兵为一万零九百二十三人。步骑枪三千八百余支,轻重机枪三百二十八挺、各式火炮、追击炮四十六门、掷弹筒二百四十三具。

  海军新舰艇六十六艘、最大吨位为三千吨。空军有各式飞机六百架,可以参战者仅三百零五架。

  军队来源,虽于1936年规定实行征兵制,但抗战以来,却实行征募并用制,而募兵则居较多数量。

  日军兵力:现役三十八万人,预备役七十三万人,后备役八十七万九千人,加上第一、第二补充兵役,总共兵员为四百四十八万一千人。常备师团十七个。每一个师团官兵共约二万二千人,其中马匹五千八百匹、步骑枪九千五百支、轻重机枪六百余挺、各式火炮一百零八门、战车二十四辆。

  海军仅次于英、美,居世界第三位。飞机二千七百架。

  “可以说敌我双方兵力相差悬殊。”

  于是大本营发布《国军作战指导方案》,以持久战为主旨。第一期作战计划,自1937年8月20日至10月下旬为止。主战场明定为第一战区,侧背在第二战区。第一战区吸引敌人主力,使第二、三战区作战从容进展。第一战区北对平汉线,为二、三战区之中间地区,主要在冀南豫北地区。第二战区在山西;第三战区在松沪浙江沿海地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二),1987年南京版,第1~4页。)。以后续增六、七、八、九十战区。

  实际上,主战场在淞沪第三战区,而不在第一战区。此乃疑兵之计,以诱使日军自上海地区入侵。

  一切部署完毕后,蒋于8月21日下令对上海日军发动总攻击。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明令将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旋又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

  淞沪抗战自8月13日至11月11日,历经三个月苦战,中国军队撤出上海。日军投入总兵力为三十万人,共十个师团左右。并投入大炮三百余门,战车二百余辆、飞机二百余架。中国军队投入约七十万人,共五十个师兵力。

  这次战役中,日本政府一边猛打,一边又于11月2日向蒋提出和谈条件,蒋于11月5日予以拒绝,表示如欲和谈,必须恢复战前状态,否则国民政府会被舆论浪潮淹没,因而蒋仍决心抗战到底。在上海战役进行中,他曾多次亲自和白崇禧、李宗仁等冒炮火到前线督战。也曾赴苏州视察,并遇到日机轰炸。

  这次战役中,蒋本应及早撤军,退保第二道防线(苏嘉线)。但蒋刚愎自用,不接受李宗仁、白崇禧意见,硬要支撑下去,还声称要于上海抗战三年!待到战线崩溃时,才于11月9日下令仓促撤军,造成重大损失,连苏嘉防线也来不及防守,又继续溃败下来,其溃军之状惨不忍睹。日军逼近南京。此次上海抗战,军事虽遭惨败,但确实将日军主力自北方引来上海地区。在此重大战略上,蒋的计划无疑已开始实现。

  10月中旬,绥远失陷。11月9日,山西太原陷落。在山西战役中,国军损失惨重,以致于郝梦龄、刘家骐等重要将领先后殉国,因战局连连失利,自10月30日蒋开始迁都重庆。

  至11月上旬,平汉线和津浦线黄河以北已尽为日寇所占。刘峙因战败失职被蒋免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之职。

  11月中旬,蒋在南京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参加者有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何应钦、徐永昌等人。

  蒋问李宗仁:“敌人很快就要进攻南京了,德邻兄对南京守城有什么意见?”

  李回答说:“我不主张死守南京。我的理由是:在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折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而敌人则夺标在望,士气正盛,南京必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而我们将大军撤往长江西岸,一面可以阻止敌人向津浦线北进;同时可以拒止敌人的西上,让他徒得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

  蒋又问白崇禧,白说很同意李的主张,应主动放弃南京。

  李、白意见看来,也不无道理,这样可以避免疲兵连战和仓促撤军的损失。但是只可惜他们不解蒋的引敌主力于长江下游的方略。如果南京弃守,怕日寇看出破绽,而将魔爪缩回去,那就大计难成了。因而蒋不同意李、白意见。他说,南京为国府所在地,又是国父陵寝所在地,断不能不战而退,应当死守。其实,蒋早已决定放弃南京,不过为进一步将日军主力吸引到南京和长江下游地区,而故意表明决心死守南京,此为疑兵之计。故此次要死守南京,只是做样子而已。接着蒋又问何、徐二人,二人均同意蒋的意见。蒋又问德国顾问,德顾问也主张放弃南京,不应做无谓牺牲。蒋又问唐生智,唐则忽然起立,大声疾呼地说:

  “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拚到底!”唐的一席大话,正是大敌当前的产重时刻,很有大义凛然的气势。李宗仁当时感到唐大有张睢阳嚼齿流血之概,很不以为然。

  蒋介石听罢唐言,大喜过望,立即委任唐为南京城防司令。唐更慨然受命,誓与南京共存亡。

  李宗仁便若有讽刺地翘起大拇指,对唐说:“孟潇,你真了不起啊!”唐则反唇相讥:“德公,战事演变至此,我们还不肯干一下,也太对不起国家了!”

  第二天,李宗仁赴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唐生智则赶修南京城防。

  蒋以嫡系俞济时七十四师、王敬久七十一军、孙元良七十二军、宋希濂七十八军和徐源泉第二军团、邓龙光第八十三师等部守城,其中,以其嫡系为主力。

  日寇于12月7日对南京全线合围,以陆海空军同时猛攻。蒋氏于同日早晨5时45分即离开南京赴赣。8日到达观桥别墅,不禁慨然日:“风景依然,时势大变矣。”至11日晚,才命唐生智撤退,而紫金山雨花台已经陷落。

  但唐未向城外军队下达撤退令,故城外部队不知撤退之事,一直苦战,12日,中华门、光华门相继失陷。13日,唐始仓促下令全军突围。因撤退太晚,原撤退计划未能实现,各军争相渡江,溺死者不计其数。

  日军侵占南京后,在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对南京军民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被屠杀者有三十余万中华儿女。有的女性,被轮奸三十七次之多,然后再将其杀戮以取乐。可谓日军虽禽兽而不如。不仅如此,日本兽兵还展开杀人竞赛,有人一天杀一百多我骨肉同胞。对此,我子子孙孙,当永志不忘。

  重光癸在《昭和之动乱》中也自供说:“攻入南京的中岛师团,在南京的暴行,轰动了国际视听,使日本声誉一落千丈。”大阪《朝日新闻》记者则说:“日军官兵纪律之坏,无以复加,遇到妇女不问老幼,任意奸淫,强奸之后,加以惨杀,逢到壮丁,更是一律残杀,种种残酷行为,全无人道”。而亲王朝香宫则以此向日本天皇报捷。

  当时侨居南京的外国人,曾组织“国际委员会”向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提出十二次抗议,但谷寿夫均置之不理。(战后1946年3月,战犯谷寿夫枪决于南京雨花台。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被判为甲级战犯,于1948年11月12日处以绞刑)。

  南京于13日失陷后,蒋于次日自江西到达武昌。17日发表了《告全国国民书》,指出中国抗战中心,在农村和民心中。他说:“……中国持久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非公里)之土地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致敌于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美、英作壁上观

  国际上对中国抗战,仍采取壁上观的立场。蒋介石虽向美、英大使和政府一再呼吁斡旋,希望“国联”制裁日本,并指出日本侵略行为是对世界和平的挑战。但美英各国却只说同情话,并不采取任何行动,听任日军在中国大打出手,屠杀中国人民。而英、比、法三国竟怕触怒日本,先后于九月取消了卖给中国飞机、军火的协定。

  当8月26日,上海酣战之时,英使许阁森在往上海途中被日机炸伤,日方只是简单道歉赔偿。蒋介石曾希望此事件引起英日冲突,看到如此处理,不禁为之寒心。9月4日,日机又炸坏英商船二艘,甚至炮击“瓢虫号”军舰,也仍是由日方道歉赔款了事。

  蒋介石忍无可忍,在4日接见美联社记者时,再次向国际社会呼吁,他说:“我国抗战,非仅为中国本身之存亡而战,亦为维护世界之和平而战。制止日本之侵略行为,乃为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签字国及国联会员国之责任。”

  宋美龄也于9月12日在南京对美国发表广播讲话。她更对国际社会的不管不问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她说:

  “世界上的人们,忽略了当前正在中国逐渐扩张的灾祸实况。列强曾订立巴黎非战公约,防遏战争;并且设有国联。用这双重的保海来制止侵略国家向弱国作无望的侵凌。奇怪的是,今竟荡然不存。更奇怪的是,积年累月,逐渐形成的战时国际法,……原是节制战时行为,保护非战斗人员的,竟也和这些条约一同化为灰烬。所以我们今天重复回到了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

  但宋的这种谴责毫无作用。两天以后,美国政府却声明美国应用中立法,不过问日寇的侵华战争。中国政府立即对提出抗议。蒋并于24日在南京以行政院长身份,召开记者招待会,要求美国改变国策。他对记者讲话如下:

  “中国此次抗战,不仅攸关中国本身之存亡,且亦为九国公约联盟伸张正义。因此九国公约签字国联合会员国,均应遵守其义务,对于中国之奋斗加以援助。尤其美国为华盛顿会议之召集者,而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之订立,悉属美国之力,故其责任尤为重大。”

  但美国等国仍不理睬。

  就在这一天,保定失守。记者有人问蒋抗战时日要多久的问题。蒋回答没有估计时间。但指出,不论抗战多久,“中国已有无限制抵抗之能力,”且中国也不怕日本之封锁。

  12月12日日军将美国炮舰“奔尼号”于南京上游三十里处击沉,美国也不动肝火,由日本道歉、赔款约二百万美金了事。

  到12月25日,蒋以桐油为担保,才借得美国二千五百万美元。未从西方曾得到任何援助。英国只卖给中国少数飞机,却不供武器。甚至给中国装备的一批客机,英国政府也怕惹恼了日本,不许从香港飞出。后经一再交涉,才允许将所买飞机购回三架,而且装备成救护机并保证不用于战斗。

  当时,美、英对日本是十分惧怕,惟恐惹恼日本,殃及自身,一再怂恿日本对华侵略的武力深入。

  这时,只有斯大林,蒋介石所最不喜欢的“独裁者”,对蒋介石表示支持。他特别对当时的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说:“请转告蒋委员长,如果想在战争继续进行时,消灭人民对政府所表现的不忠行为,他必须枪杀至四百五十万人;否则,我想恐怕他终于无力使此次抗战达到胜利的结束。”

  1937年8月20日,苏联和中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立即派飞机志愿队于南京武汉对日作战。至9月4日止,苏联运往中国的战斗机共七十二架、轰炸机五十四架、侦察机十二架。此外还运来大炮、战车、弹药等军火。11月1日,又和蒋的国民政府签订了五千万美元的借款协定:1938年、1939年又两次签订信用借款,共两亿美金。

  显然,斯大林考虑到中国被日寇灭亡后,自己国家直接受到威胁,使其夹在日、德之间,难以招架,故必援蒋抗日。

  欧美等国之所以一味对日妥协,不愿与日本直接对立,一方面为保障其在远东的商业利益,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日本威胁苏联,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远东的发展。

  由于对国联和英美的过于信赖,使蒋一直抱有幻想。对此,端纳曾说:“中国方面,则因为对条约与国际法的信念,与对国联势力及美国等信誉之依赖过深,卒为重大的牺牲。”

  此时,国际处境非常严重,除苏联之外,均对蒋冷眼旁观或闭门谢客。但蒋介石在危难孤立境地之中表现出自己坚强的个陛和坚定的态度。他于1937年12月底又一次发表抗日文告日:

  “不问目前的时局如何改变,我们必不屈服。我们必须勇往前进。屈服的结果便是惨祸。不问国际局势如何转变,我们自己必尽最大努力,而不轻易表示失望。我们不要依赖他人。我受命于党国,自然绝不放弃此项主张。”

  虽然如此,蒋介石仍难以完全放弃“和谈”的幻想。他仍不忘“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方针。

  于是蒋又于12月2日在武汉临时首都接见了陶德曼,仍希望和平解决“争端”,并在1937年11月5日的表态中,后退了一步。以华北行政主权不得改变及就地停战的条件,答应原宋哲元接受的七条为谈判基础。当时,中国的求和派已有所抬头,汪精卫即为代表人物,认为“一连失败之下,非求和不可。”于是,陶德曼于12月7日将蒋的意思转告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但日本政府因为连战获胜,直逼南京城下,便得意忘形、趾高气扬起来,竟然宣称以上七条能否仍作谈判基础,又成疑问了。

  12月14日,日本政府在北平成立汉奸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当天,日本内阁与大本营召开联席会议,提出对华新的和谈提案,主要是要求蒋答应放弃抗战;承认伪满;设立非武装区;赔款等四条件。

  蒋接此案后,认为条件太苛刻,决无接受余地,于是坚决予以拒绝。同时反而为此苛刻条款而感到心静了,因为它使求和派再无话可说。蒋决意继续坚持抗战,遂于12月27日召开国防最高会议,重表抗战决心,并在日记中记之:

  “今日除投降外无和平;除抗战外无生存。”

  次日,召集汪精卫、孔祥熙、张群等在武汉寓所开会,议决今后对日本所提条件一概不理。

  又于29日对于右任谈话,说日本所提的四条,“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自无考虑余地。并应坚决表明,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蒋总统传》二,第285页。)

  1938年1月1日元旦团拜,蒋发表坚决抗战的谈话,他对大家说:“抱定坚忍不拔之志,以打破日寇威胁利诱之政略。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虽目前国际形势变化无望,我们务须一本原定方针,忍痛奋斗到底。凡事若不半途而废,则到最后,必能有志竞成,故不患国际形势不发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决心。”(《蒋总统传》二,第285页。)

  又自谓:“吾今于此战事紧张,天崩地坼之时,从容谋处,细心计划,亦自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中华民国必可由自身而复兴也。”(《秘录》,十一,第100页。)

  当天蒋记下自强不息的日记,记云:“国际正各自扩张军备,而一面则竟言和平。当此之时,我人对于外交,断不宜作依赖任何一国之幻想,务必力图自存自立。”(《秘录》,十一,第100页。)

  到此,蒋的抗战决心再次坚定起来,并于1938年1月,蒋提出“寓军于政,寓将于学,寓兵于民,如此,必能持久战”的建军方针。

  日寇速决战失败

  日本政府见蒋介石如此强硬,便于1938年1月9日,由驻华大使川越茂在上海发表不承认国民政府的谈话。又通过陶德曼询问中国态度,说明如不答应日方条件,日本可能会对中国宣战,并消灭国民政府,而承认北平汉奸政权。至12日,日本外务次官要陶德曼促中国于15日前答复四条件,否则,日本政府将“自由行动”。中国外长王宠惠于15日下午4时许答称中国政府对四条件内容不甚清楚,希望知道这些内容。日政府得此答复后,认为是中国政府最后拒绝,于15日结束谈判,改变逼蒋投降策略,开始对中国展开大规模侵略战争。

  蒋介石早已作好准备。于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如下的感想:

  “此一星期中,敌人以宣战、否认国民政府与继续军事行动等威胁逼迫,无所不至,可云极矣!以余视之,不值一笑。无论其出于何种举动,皆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及最后胜利之信心。

  “彼求和不得,进退维谷之丑态,日益毕露矣。盍不早日觉悟,明言撤兵之为得也。

  “日本无政治家,无领袖,其国之危,亦可惜哉!”

  蒋此时心境很清明,意志极坚决,连天皇他也不放在眼中。蒋的评语是完全正确的。他已预见到日本失败的结局必然到来。至于其抗战决心,则益加坚定起来了,

  1月16日,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亦即近卫内阁第一次声明。

  蒋遂将日本声明昭告世界,命外交部发布强硬声明,回答日本政府。声明强烈谴责了日本的侵略丑行。声明云:

  “日本不顾一切,调遣大批陆海空军,攻击中国领土,屠杀中国人民,中国迫不得已起而自卫,抵抗侵略,抵抗暴力。数月以来,中国未有一兵一卒侵入日本领土之内。……

  中国和平之愿望,虽始终未变,……然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绝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任何在日军占领区域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攒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

  蒋遂于1月20日(1938年)召回驻口大使许世英。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也于28日返日,从此,开始中日两国完全断交。此次断交,当然是日本政府首先关门。当时近卫内阁和军方均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仍可以以武力迅速征服之。这当然只是日本军侵略者一厢情愿。

  不惟如此,日政府更进一步于1月24日向全世界宣布蛮不讲理的四项声明:

  “一,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二,日本为阻止外国军事援华,仍可对华宣战。三,日本对华之新政权,居于监护人之地位。四,绝对不容许第三者出面调解”。(《秘录》,十一,第108页)

  日本第一阶段的速决战战略完全失败了。几个星期的任务,五个月时间尚未完成。至1938年1月,对华共派用了二十六个师团,打破了原来使用十五个师团的计划。

  此时蒋介石对未来的战争,也已有了一个基本的估计,认为日本不会有更大的军事增援,对持久战充满了信心。于2月5日发表讲话,指出日寇侵华必败,对全世界再表抗战决心。

  蒋于同年(1938年),2月1日,又委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毛泽东也表示“对领导抗日的国民政府绝对拥护”。国共合作也进一步发展了。当然蒋也从未忘掉“防范共产党及其军队,不许中共在国统区合法存在与发展。”

  台儿庄大捷

  日寇自1937年11月以来,攻陷了上海、太原、济南、杭州、南京以后,便从北、东、南三面向中国腹地进犯。南京方面有日军十四个师团;华北有十个师团;山西一个师团。共三十四万人。1938年2月18日,日寇将“华中方面军”和“上海派遣军”合编为“中国派遣军”,司令官为畑俊六大将。

  自南京失陷后,蒋立即部署徐州防卫战,并暂驻武昌,指挥作战,以阻滞日军前进,为武汉防卫部署争取时间。

  1937年12月24日韩复榘放弃济南。日寇矶谷廉介第十师团于27日侵占济南。31日又侵占泰安。1938年1月5日,继占兖州、济宁。其赖谷支队改向邹县进犯。由于韩复榘没报告李宗仁,放弃济南,擅自撤向鲁西南,避免对日军作战,使津浦路门户洞开,徐州告急。1938年1月坂垣师团侵占青岛,进逼临沂,2月,日寇第十三师团攻陷蚌埠。至3月,又陷我广德,沿津浦线北犯。徐州形势危殆,会战迫在眉睫。

  蒋介石在此紧急关头,于1938年1月11日,在河南省归德举行高级军事会议,有师长以上军人八十余人参加。蒋先训话,鼓励部下们奋勇作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然后话锋一转,指出有人不听命令,擅自放弃阵地,但未指韩复榘之名。韩却站起来,质问南京失守准负其责?蒋答言自有人负责。继由李宗仁和程潜报告战况。然后蒋宣布散会,在散会时,由刘峙宣布,要韩稍留,随即将韩复榘逮捕,当日押到汉口。

  当日下午蒋又在小型会议上宣布要对韩复榘严办!程潜、白崇禧、李宗仁均对韩素无好感,表示没有异议。冯玉祥因为韩于1929年叛投蒋介石(见前章)伤透了他的心,也不字讲情。加之韩与刘湘密谋据守四川、汉中地区,自成一系,就更是死罪难免。1月24日蒋下令将韩处决,以肃军纪。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蒋决定实行战区军政合一制,各战区长官均兼本省政府主席。因李宗仁有不同意见,未兼任省主席。

  3月5日,李宗仁获悉日军放弃由南北夹击,直接打通津浦路计划,欲由鲁南和济宁合攻徐州。

  蒋介石和李宗仁即对矶谷、板垣师团进行围攻部署:

  以韩德勤第二十四集团军于高邮、宝应地区阻止由扬州北犯之敌,掩护运河交通路线;李品仙第十一集团军、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于学忠五十一军防备淮河沿线敌人;汤恩伯二十军团驻归德、亳县地区,作为后备;徐州以北为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守滕县,阻矶谷师团南犯。五十九军驻滕县以南,庞炳勋驻防临沂,阻止板垣师团南进与矶谷会师。

  当时统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持久防守;另一种主张打运动战,各个击破冒进之敌。蒋介石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并令第一厅长刘斐赴第五战区李宗仁长官部,协助李指挥作战。

  这时,板垣师团被阻于临沂;南方第十三师团被阻于淮河地区,无法策应徐州。矶谷廉介便孤军深入,欲取“头功”。蒋和李宗仁便对准矶谷师团,部署围歼态势。

  6日,李宗仁又以张自忠五十九军增援临沂庞炳勋部,力阻日军板垣师团前进。

  至18日张自忠和庞炳勋两部将坂垣师团击破,迫其退回茸县,使板垣师团不得与矶谷师团会师台儿庄。

  矶谷师团于3月9日沿津浦线冒进南侵,16日兵临滕县;另一部进犯枣庄,与汤恩伯增援部队八十五军遭遇。

  同时蒋又命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增援第五战区。李宗仁深知西北军善于坚守,遂命孙军于台儿庄防守正面之敌。3月20日,滕县失守,师长王铭章殉国。23日日军赖谷支队进攻台儿庄,被歼三千余人。27日,矶谷师团合力猛攻台儿庄,于庄寨中展开肉博战,战斗至为惨烈。这时,李宗仁严命汤恩伯军自枣庄地区南下击敌侧背。至4月4日午夜,汤军才到达台儿庄北面。台儿庄已三分之二为敌所据。

  李宗仁以为汤军早于4日中午到达,便强命孙连仲于当日夜半组织敢死队数百人冲入敌阵,向敌砍杀。敌因始料不及,仓惶应战,溃不成军,孙又夺回台儿庄四分之三土地,是为一大奇迹。此时,汤军团尚未参战。4月5日黎明,汤军团才攻敌之背。战至4月6日晚,矶谷师团两万余人被歼,摧毁坦克车三十余辆。

  这是我国抗战以来最大的胜仗,也是日寇第一次大惨败。

  战役结束后,日军欲于徐州进行大会战,打通津浦线,亦借以报复。蒋和李宗仁均主张于徐州打阵地战,后仍采纳刘斐意见,以运动战各个击破敌人。但日军已迅速从四面向徐州合围,即使打运动战也不可能了。六十万人的军队,便只好于5月15日突围撤退。5月下旬,李宗仁部退至阜阳。待5月19日日军进入徐州时,徐州已成空城。此次不战而弃徐州,虽保存了几十万大军实力,但也未能重创敌人。

  武汉防卫战

  徐州失陷后,敌可沿陇海路西进,包围武汉一与华北日军会师。蒋介石便仓促决定于河南1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阻徐州之敌西犯。6月9日,用两门大炮将花园口轰开,一时洪水肆虐,黄河两岸,顿成千里泽国,数十万贫民百姓流离失所。对此,蒋不敢承担责任,便宣传是日军飞机所为,并于6月16日电示程潜,将此事安在日寇头上。但实际上,此次人为的水灾,并未在战略上奏效,四个月后,武汉即告失陷,故花园决口,实为蒋的一大错误和罪责。

  徐州弃守前,蒋即开始研究武汉防卫计划。此次防卫计划口号即“确保武汉”,如确保无望时,则再向重庆退却,以重点防御阻滞敌人攻势。9月16日,《武汉会战计划》定稿。

  蒋给第九战区的任务,先是策应武汉核心作战,然后再协助第五战区歼敌于湖北沼泽地区。第五战区任务为阻徐州之敌西进,确保长江北岸要点,屏障武汉。武汉卫戍部队三个师防守武汉。武汉防卫战是一个阵地战和守备战中寓有运动战的军事部署,比以前上海南京保卫战有了进步。但实际上,未能主动出击敌后,或各个击破敌人。

  6月15日,日本天皇决定于秋初侵占汉口。6月下旬,日军侵占九江后,即沿长江两岸西攻武汉。10月中旬日军逼近武汉,形成对武汉的三面包围态势。

  10月21日,广州失守。

  蒋眼见武汉难守,为保存实力,于10月25日放弃汉口,26、27日放弃汉阳、武昌。此前,蒋偕夫人宋美龄自武汉飞往湖南衡阳之北的南岳,因飞机迷失方向,又转回汉口。次日晨再换乘飞机,始抵南岳。撤退前,蒋令将武汉战备设施破坏,以免资敌。

  此次会战中,中国军队有六十余万人参加。敌方损失十万人以上,我方损失约十四万人。苏联援华空军也参加了战斗,库里森科大队长阵亡。

  中国第一期抗战结束。

  武汉撤守,反映了蒋战略思想的变化,蒋介石从大拚消耗转向有意保存实力。主动放弃了武汉,不像上海、南京那样仓促。他在10月26日日记中写道:

  “观察敌势,在直线溯江而上,仅占要塞、据点,而不作野战,以期先占武汉,为惟一目的。余对防守武汉,决不作无谓牺牲,必须保持相当兵力,待机应用,以做最后胜利之基础。”

  武汉弃守后,蒋于10月31日,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军民书》,重点说明他的战略思想是迟滞敌人以空间换时间,运输东南物资至西北、西南,以建设后方根据地,支持全线抗战。他说:

  “……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

  ……吾同胞应知此次兵力之转换,不仅为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

  胡适随即将此《书告》有关持久战部分译成英文交罗斯福看。罗斯福看后,于12月15日批准“桐油借款”两千万元。

  蒋介石的持久战,是以西南、西北为根据地。这是他在北伐之前,就已经确立的西南、西北根据地理论。所以,他现在决定依据西南、西北而长久作战,以待国际局势的有利变化。

  武汉弃守后,蒋又多了一项焦土抗战政策,即破坏长沙,11月12日蒋令侍从室主任林蔚打电话给爸主席张治中,要张火烧长沙,冯玉祥对此极不赞成,他问蒋,反攻时,我们自己住什么地方?蒋回答:“这也是很要紧的”,表示同意冯的意见。但长沙仍然被火焚烧。因事后民众反应强烈,蒋又找了执行者酆悌为为替罪羊枪毙了事。

  日寇并未进一步侵战长沙,徒使长沙市民蒙受重大损失,省城化为一片焦土。

  蒋于20日自长沙返南岳统帅部。25日召开南岳军事会议。对第一期作战进行了总结,也提出了未来的作战计划,即第二期抗战设想。

  他认为第一期抗战虽然丧失了很多土地,战役上失败了,但战略上则是胜利和成功的,做到了陷敌于不能自拔的地步。对第二期抗战,他提出转守为攻的设想,他说:

  “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候。”

  他的这一估计太乐观了,事实上直到1945年初他都未能进行反攻。

  德、意拉拢蒋介石

  1937年12月蒋退到武汉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意大利驻华大使齐亚诺一再找麦朝枢提出由他们调停中日双方共同结盟,以对付苏联和英、美。麦氏曾向蒋介石请示过。蒋表示可以商量。经过三个月秘密磋商,德意日三方达成一致意见:中国承认伪满,并参加德意日三国轴心协约,日本在中国无条件撤兵。蒋介石说:“这条件太好了,如果日本在中国无条件撤兵,关于承认伪满洲国的文件,我绝对可以签署。参加轴心同盟,这也合乎我的理想。我现在请你担任外交部长,迅速进行中日议和谈判。希望早日成功!”(麦朝枢:《关于蒋介石和汪精卫进行降日活动的见闻》,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第53~55页。)

  蒋对苏联、中共,不过是不得已而联合之,如果日本无条件撤兵,并与他结成联盟的话。他更欣赏德意法西斯制度。战前他就派人到德、意去考察法西斯制度,又请有德、意教官、顾问等。因而他一听这个条件,就欣然以出卖东三省而不辞。

  但是,蒋虽对此极为情愿,而日方的坂垣征四郎却坚决反对与蒋对话,坚决不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致使此项谈判中途流产。蒋介石只有选择坚决抗战一途。其实,日本决不满足于“满洲”的夺取,而是要征服整个中国,现在日本已经侵占上海、南京、徐州、济南、华北、山西大部,怎么会完全撤回呢?!

  由于板垣陆相的仇蒋情绪和天皇的野心,蒋的抗日决心,再进一步坚定起来。日本天皇于1938年6月,又以宇垣外相试探诱蒋投降,同时,以陆相威逼蒋,欲使屈服于“军威”之下而不得不投降。但蒋也有一定之则,他虽不惜出卖东三省和内蒙,但始终坚持日军必须无条件撤出中国,恢复战前状态。至于日本军力,蒋更心中有数,他认为日本速决战略失败,又急欲灭亡中国,便想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属一厢情愿。但如继续再战,日本也会苦于经济、军力不足分配。因此,蒋也不怕战场对阵。他于7月5日日记说:

  “板垣态度忽变强硬,明白反对宇垣与我求和及由第三国调停之外交方针;但其实,仍外强中干,试探我是否为其威逼而屈服耳。”

  基于此种分析,蒋又认为有对日和谈希望,故于8月13日又派乔辅三到香港见日方代表中村丰。不料8月30日版垣陆相忽然发表《对华政策》谈话,表示坚决推开蒋介石,另组中国的伪中央政府,甚至还欢迎蒋氏参加。9月29日,日本宇垣外相辞职,宇垣和谈终结。

  汪精卫叛国

  宇垣外相辞职后,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转而拉汪精卫投降。汪通过高宗武与日本直接联系。高与当时蒋介石的侍从室副主任周佛海也有密切联系。高未告知蒋介石,于1938年6月23日秘密赴日,见到日本近卫首相和板垣陆相,高表示如蒋不接受议和,汪精卫一定接受。高回国后,即于7月21日将在日本的会谈目录呈汉口的蒋介石。7月25日,蒋介石、汪精卫一同听高报告。汪当时很不自然。

  汪氏和谈的另一代表是梅思平。梅于1938年4月,与香港和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科科长今井武夫密谈。10月22日,梅回重庆,对汪说,日本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谈判议和之事。于是汪便和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密议投降之事。陈璧君在此中起了重要作用。25日武汉失守,汪等决定投降日寇,并立即决定脱离重庆。

  汪欲于11月2日起身,自香港转往日本。第二天,日本首相近卫立即发表声明,又表示愿与国民政府和谈,但仍排除蒋介石。这是明显地诱惑国民政府的投降派并向汪精卫招手。蒋介石于12日发表《揭露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讲话,表示坚决抗战到底,决不屈服。

  汪精卫于11月19日、20日,派高、梅二人于上海虹口新公园会见日方代表影佐等,草成《日华协议记录》等三个文件,主要有三条:

  (一)缔结日华防共协定。(二)承认伪满。(三)经济提携方面,日本有优先权。同时还规定日本于两年内撤兵。会谈中还议定汪于12月5日自重庆逃出。日本天皇于11月30日在御前会议中认可。至12月2日,汪向日方表示同意三条件。又通知日方,汪拟于12月10日离重庆,并要求日本更换驻香港领事。日方立即以田尻爱义代替中村丰。日期定好,蒋介石却于12月7日回重庆。汪不得不延期离开。汪延期出走,日方却以为是受了汪的欺骗,近卫首相大为惊恐。

  蒋回重庆后,与汪精卫、王宠惠、孔祥熙等开会时,再次申明抗战决心。他对孔祥熙说:“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我国必须作自力更生,独立奋斗的准备。”又接着对孔说:“只我政府不与倭(日本)言和,则倭无法亡我”。蒋的抗日态度,可见是坚定不移。汪当时只说抗战中,敌我双方均有困难。12月16日,汪单独见蒋一次,是在暗中告别,并未谈及议和之事。蒋于18日到西安主持一次军事会议。汪便趁机以到成都军校讲演为辞,乘飞机离开重庆。但在成都上空转一剧后,即转飞昆明。此时汪妻陈璧君已于两周前离开重庆。汪本与龙云密议好共同投日,但汪到昆明后,龙云改了主意,称病不见,劝汪回重庆,但也未对汪加以羁押。汪即匆忙于19日晚离滇赴越南,20日抵达河内。

  近卫得知,又发表第三次声明。但这次近卫只字未提两年内从中国撤军之事。

  汪逃走,蒋仍蒙在鼓里,事后蒋得知龙云未扣留汪精卫,也没深究龙云的过失,因为龙有实力在,奈何不得。蒋于12月24日及时对英、美等国声明:汪无权代表任何人谈判;中国不但不讲和,而且正在准备更大规模的抵抗。

  26日,蒋驳斥近卫声明,指出其“东亚新秩序”论是旨在灭亡中国。但只字不提汪事。第二天,蒋即劝汪回重庆。汪置之不理,于29日竟通电同意近卫三原则,且对原议撤兵之事不加计较。

  1939年元旦到了。蒋在团拜时问冯玉祥等对汪怎么办?冯说:我们大家把汪弄成副总裁,是我们瞎了眼,“我们应该向国民认罪!”蒋却说:“无论汪怎么不对,我们应当宽待他,……饶恕他”。大家对此极为不满,七嘴八舌,有的在骂,有的还说蒋和汪唱双簧!团拜会上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这时,有的中央委员,不无讽刺地说:“我们再出门,一个人要带一把扇子,见了人民的时候,我们就把扇子往脸上一遮,免得人民吐我们的脸。”蒋介石则装没听见,不慌不忙地走出会场。(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1949年上海版,第101页。)

  1939年1月4日,近卫倒台。汪一度想到欧洲去,蒋即将护照赶快送到,力劝汪赴欧游历,然后再回重庆。但由于日本平沼新内阁仍坚持拉汪,汪终于又到上海,继续为日效力。汪5月8日乘日船到沪,31日赴日本访问。

  国民政府于6月8日通辑汪精卫。

  汪于7月在南京建立伪政权。9月12日,日本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南京。西尾造大将为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任参谋总长,控制汪精卫。这时汪不再坚持中国主权独立,于9月30日签订卖国条约,即《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

  高宗武、陶希圣见汪卖国,又逃回重庆,把纲要交蒋过目。蒋看后极为气愤,痛骂“汪逆可恶!”。1940年3月26日,汪正式建立伪“国民政府”,并请林森早日回南京,林发表声明,不承认汪伪政权,并明令通缉陈公博等七十七人。

  以后,日本又诱蒋介石屈服,使其与南京合并,蒋予以拒绝。

  蒋对未来国际形势的估计

  1939年1月,日本天皇决定开始南进,先侵占我国海南岛。2月10日,我海南岛陷落。日占海南岛后,“大东亚共荣圈”方案正式启步。蒋认为海南岛之失,为太平洋上的“九·一八”,是向民主世界的开战。第二天,蒋于接见中外记者时,特别强调日寇侵占海南岛,即是进攻太平洋的发端。首先切断英、美海军之间的联系,控制菲律宾。下一步,日本将侵占关岛,再切断美国与菲律宾的联系。然后发动太平洋战争。

  这种估计和分析完全符合后来形势的变化。美、英各国,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2月8日,美国就已与中国签订了“桐油借款合同。至3月美国禁止对日信用贷款,禁止对日输出飞机零件,同时通过了太平洋设防案。3月15日,英国签约借给中国五十万英镑。并为中国买卡车,自滇缅公路运输物资。

  7月26日美又废除了《美日通商航海条约》(1911年签订),使日本军需物资来源被切断。蒋对此倍感鼓舞,认为以后中国军事、经济状况将会有所好转。

  这时日军第二十三师团,正在诺门坎因侵犯苏境而大战。8月20日苏军反攻,将日军师团几乎全歼。23日,苏联和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诺门坎的失败对日天皇打击极大,被迫于9月16日,和苏联签订了《诺门坎协定》。平沼内阁也因此倒台。8月30日阿部信行内阁上台。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蒋介石于9月2日,表示决心参加英美民主阵营,对日本作战到底。接着蒋于9月10日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发表《欧战发生后我国抗战的三大任务》演说。演说指出:日本不参与欧战就是决心独霸东亚;日本现已疲惫不堪;今后日本对华将加紧政治和经济攻势。9月18日电令驻美大使胡适大力促进美国进一步坚定反日立场,以壮英法之胆。

  日本阿部内阁上台后,又和美国罗斯福总统缓和关系。罗斯福则表示日本如侵犯美国权益,就立即对日禁运。并痛斥日本的“东亚新秩序”。蒋氏为此,表示对罗斯福有重大寄望,认为罗斯福是改造、奠定世界和平基础的伙伴。10月29日,(1939年)在南岳的军事会议训词中指出,自欧战爆发后,东西方的战争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只有世界的问题解决后,中国的问题才能解决。今后的任务,是决不和谈,力争抗战最后胜利。

  美国在德国进攻波兰后,开始实施防卫太平洋的“彩虹计划”。日本为了南进开辟太平洋战场,想更快地解决“中国战场”。于是打算侵占香港、越南、缅甸,从四面包围中国,逼蒋投降。此时英国正在对德苦战,无力东顾,正是侵占南亚的大好时机。在此背景下,日本于1940年1月16日,又组成海军大将米内光政1内阁,积极“南进”并解决“中国战场”。

  1940年1月26日,美国对日实行禁运。3月,美国又借款二千万美元给中国政府。但英国却屈服于日本压力,于7月14日表示考虑封锁滇缅公路。对此蒋极为愤怒,他公开谴责和警告英国:如果英国封锁公路,必将扩大远东战祸,自食其果。

  日本米内光内阁,又因不热心于德意日三国轴心联盟,于7月16日辞职,由近卫第二次组阁(7月22日)。东条英机出任陆相,外相为松冈洋右,此三人上台后,更积极推行“南进”政策和“大东亚新秩序”。7月26日,决定了《基本国策纲要》。第二天又议定了《世界形势的变化及时局处理纲要》。中心目标是对中国大西南发动强大攻势,以加紧逼蒋屈服,开辟太平洋战场,“解决南方问题”。蒋认为近卫等在说大话,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决难实行,不过加速其崩溃而已。

  1939年至1941年的战况

  武汉会战后,中国进入第二期抗战。

  日寇江南军队(主要是冈村宁次之第十一军)向蒲圻、通山、修水一线推进,沿粤汉铁路,直指长沙,似欲打通粤汉铁路。江北日军主力,则进犯郑州、洛阳地区,似要打通黄河两岸,以稳定山西。

  江西日军,向南昌运动。日寇海军协同陆军进攻沿海岛屿。

  蒋于1939年2月部署江南敌后突击战,以打破江南日寇进攻计划。

  正在这时,冈村第十一军发动了进攻南昌战役。3月12日,蒋又发布《抗日总动员纲领》及其实施办法。3月下旬,南昌陷落。至4月上旬,蒋部署4月攻势,并直接指挥各战区各军、师作战。

  1939年4月21日至5月9日蒋进行了南昌反攻战。由第九战区薛岳指挥。双方损失惨重。我陈安宝军长、刘西卿师长殉国。

  5月上旬,日军又空袭重庆、华南、华北。5月3日,对重庆进行大空袭。一连两天,炸死炸伤者达八千以上。蒋对此极为愤慨,他说:“残忍暴行,岂能胁制”我们中华民族!

  日军为想尽快解决“中国问题”,便于侵占武汉、南昌后,进一步夺取湘南粮仓,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同时也企图打开桂、黔门户,进窥_人西南,直逼重庆。于是自1939年9月18日开始,至10月上旬进行了长沙会战。敌人以六万兵力四路合攻长沙,蒋指示九战区以诱敌深入和分别包围战术击溃日军,敌第十一军突围而逃。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

  1939年11月,发生桂南会战,至第二年11月下旬结束,为时一年左右。

  这次会战,系日寇为切断我国和越南海上的联系,以封锁我大后方而发动的。日寇动员陆海空军十余万人,由“华南派遣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指挥,自东京湾开始攻击,向我桂南(广西省南部)突袭。

  我方,蒋介石派桂南行营主任白崇禧为总指挥,以张发奎第四战区军队和蒋嫡系徐庭瑶第三十八集团军之二、五、六、九十九、三十六军为主力,与敌作战。蒋采取消耗敌人办法,最后诱敌深入,于邕江地区围歼之。

  此次会战包括宾阳、灵山、龙州之役。我军经过反复激战收复昆仑关、宾阳等地,重创日军,获昆仑关大捷,击毙日军旅长中村正雄。这次战役中,日寇未达到预期目的。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初露锋芒。

  蒋介石对此次胜利甚为振奋,于2月22日在柳州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对日军的长处和短处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日军长处有四点:快、硬、锐、密(保密性强)。敌人短处也有四点:小、短(战力不持久)、浅(不能深入内地)、虚(兵力不足)。

  根据此四长四短,蒋定出制胜之法:

  以大部队对小部队;以长时间作战对敌短时间作战;以纵深配备,对付敌人近攻;以全面出击,袭击敌人后方。

  对敌长处,则以稳、慢制敌之速;以坚韧制敌之硬;以纵深伏兵,制敌之锥形战术;以有效之谍报,制敌之保密。

  此后,在此作战方针指导下,于1940年5月1日至6月中旬,发动了对日军进犯江汉平原的枣宜会战。此役歼敌一万五千余人,缴获战马二百匹、汽车百余辆、炮十余门、战车十余辆。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6月16日于宜城县壮烈殉国。6月14日我军放弃宜昌,17日枣阳失陷。以后两军相峙于襄河以东地区。

  1940年6月17日,法国投降德国。9月27日,德意日三国轴心同盟成立。10月13日,德国又致函斯大林,要求苏联加入德意日三国轴心同盟,但苏德交涉破裂,12月18日希特勒便下令全军为进攻苏联而备战。

  此间,10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决不妥协。

  英国首相丘吉尔也于10月17日,再度打开滇缅公路,援助中国。

  形势至此,中、美、英和苏联共同对德意日的营垒已经逐渐形成。但蒋介石这时却不急于参加美、英阵线。而是采取单独对日的政策。他认为:

  参加英、美阵线,而我国又不能与英、美取得联系,几乎完全陷于孤立,反遭苏联忌恨,甚或苏联与日本联合侵华;若等待美日开战,苏联则可能加入英美战线,中国可以再相机参加。此、时独与倭寇抗争,对英、美、德意均取中立政策,以便进退自如,是为上策。

  当时,日本既已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中日之战与欧战息息相关。且法国战败,英国又自顾不暇,而美、苏两国也仍未有所行动。加入英美阵线之事自不必着急,而英、美主动拉蒋入盟的局面指日可待。因此,蒋决定稳坐钓鱼台,等待罗斯福和丘吉尔上门。

  对未来战局,他以为日军主要任务是南下太平洋,对中国不会有更大威胁;美国和日本必然发生海战,因为日本野心勃勃,决不会放过美国在太平洋的势力。日美海战结束之后便是中国开始反攻之时。

  罗斯福于11月5日(1939年)再度当选总统后,蒋便喜不自胜,按捺不住了,11月9日上午,蒋接见美国记者时,提出了建立中美英三国合作方案。从10月31日至11月9日,仅仅十天,蒋介石就改弦更张,申请加盟英美,提出了合作三原则和四个互助项目。

  三原则内容是维护中国主权、领土、行政的完整;反对“大东亚新秩序”;中国独立自由为远东和平新秩序。

  四项目为:(一)英美两国共同或分别借款给中国,总数目为二至三亿美金。(二)以贷款方式供给中国战斗机五百至一千架,以及其他武器。(三)由英、美派遣军事、经济、交通代表团来华,组织远东合作机关。(四)英、美任何一国与日本开战时,中国全国空军场所联军均可使用。

  12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一亿美元借款给中国。蒋高兴地表示“抗战以来,国际助力以此最大。”但又过于乐观地认为“美国参战时期近矣!”;美国总统罗斯福又于12月29日,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他对全世界声明,“美国将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这对中国尤其是蒋介石个人的确是一极大鼓舞。

  这时日本海军主张撤退侵华海军,解决“南进”和“大东亚新秩序”问题后,“中国问题”自然解决。陆军则坚决反对自中国撤军。最后是陆军的意见占了上风。

  日寇自1940年6月侵占宜昌后,深感宜昌突出防线,又于11日24日发动新的攻势,即鄂中会战。蒋命冯治安、孙震等集团军将进攻之敌三个师团全部击溃,伤敌七万余人,毙敌千余。11月30日,日本承认汪伪政权,这时日本天皇和内阁以及军人们非常沮丧。

  1941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日寇调动七个半师团,十五、六万人,由正阳、信阳北犯,欲打开平汉线,再转而西上潼关,发动豫南会战。自1月20日开始,蒋命五战区以二十六个步兵师,分段围歼敌军,至2月7日,战役结束。敌我双方均损失惨重。

  3月上旬,日军又向鄂西进攻。至13日,战斗结束,恢复原态势,歼敌四五千人。

  3月15日至4月2日,进行江西上高会战。日寇以两个师团的兵力自安义、万寿宫向奉新进攻。蒋命九战区罗卓英集团军重创敌寇,逼近南昌,使敌不能西攻长沙。

  5月7日,发生晋南会战,日寇以两个师团的兵力在空军掩护下自沁阳、博爱向孟县、济源进犯。另以四个师团向董封镇、阜落镇、张店镇各地进犯。蒋命第二战区对敌应战,至5月27日结束。师长王竣、副师长梁希贤、第三军军长唐淮源殉国。我各部突围而出,损失惨重。

  1941年7—8月间,日美之间又进行谈判。日本为争取对美谈判的份量和对美国压力,也为支持德国对苏联作战和获取湖滨秋粮,对长沙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蒋以九战区担负主战场作战;六战区于湖北策应九战区;五战区派军向花园、孝感挺进威胁武汉敌人,并以一部向信阳进攻,同时鄂北对日寇进行游击,也策应九战区作战。

  此次战役日军伤亡三万余人,俘虏百余人;缴获步枪千余支、战马八百匹、装甲车八辆、步炮九门、山炮六门。日军又一次遭到重创。使得美国在谈判中处于主动,同时也提高了中国军队和蒋介石本人的威信,及中国在世界战争中的地位。

  日本要急于“解决中国问题”,而军力不够,蒋又坚决不妥协,诚所谓欲速不达,欲罢不能。

  日寇既不能从中国泥沼拔腿,又要乘英败法亡之际夺取中国沿海地区,作为对英、美作战、独霸东南亚的根据地,于是只能走上对英美和中国的两面作战的自绝之路。为此日寇又发动浙、闽沿海诸战役。

  1941年4月中旬,发动浙东战役,至5月初结束。敌人未能占领沿海各县城,主要是沿海游窜,往来无定。

  福建方面,1941年4月19日在海、空军配合下,敌第十八师团一部协助陆战队在福建沿海地区登陆,一度攻占福州等地。8月25日,蒋命三战区反攻。9月初,又收复福州等地。

  在华北,主要是二战区和中共的八路军(即第十八集团军)在对日作战。冈村宁次于1941年改任“华北派遣军”司令官,他在上任后,一方面修筑碉堡,一方面进行多次扫荡。第十八集团军于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由彭德怀直接指挥,毙伤日军两万余人,摧毁敌据点两千九百余脞。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

  太平洋战争

  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不管美国和苏联,都是左右摇摆的。1941年3月,日本为其南进解除后顾之忧,派松冈洋右到莫斯科见斯大林,要求签订日苏接近条约。但斯大林因尚不知道德国侵苏意图,便拒绝和日本签约。德国也反对日苏接近,怕苏联解除东顾之忧。

  美国也于4月9日,和日本签订了《美日谅解案》。这爪、《谅解案》是美国为拖延对日开战,争取时间,而牺牲中国的交易。其中规定了重庆与汪伪南京政府合并和承认伪满的内容。第一稿中还有中国政府不答应,就停止美援的字样。

  与此同时,斯大林得知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情报后,便突然转变态度,于4月13日在莫斯科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期限五年,其中还有苏联尊重伪满领土、主权完整等条文。

  以上两条约,均以出卖中国主权和领土来求得和日本的中立。松冈于订立苏日条约后,对美国的态度强硬起来,要美国承认汪伪政权和对南太平洋的资源开发权。美拒不接受。日美关系又紧张起来。

  中共针对美日谅解案,于5月25日发表声明,反对“谅解案”,称此为远东的慕尼黑会议。蒋介石对此出卖中国的条约也表示反对。5月30日,美国则将《谅解案》中出卖中国主权地方的内容删去,加上了中日和平,以日本从中国撤军为前提。对此,日本天皇和近卫等人不禁为之目瞪口呆。同时罗斯福发表第二次炉边谈话,重申援助英国和中国抗战,以免英国对德妥协,影响到中国对日妥协,则美国便独木难撑了。接着美国又于6只1日,宣布战后放弃一切在华特权。并与中方换文成约。蒋喜出望外,他认为这是日方外交的一大失败。

  德国于1941年6月22日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进攻。为此,美总统罗斯福对蒋的情报机关大为钦佩,蒋则得意之色溢于言表。他说罗斯福对他“将益见尊重与信赖矣。”

  日本外相听到此消息时,正在东京陪汪精卫观看歌舞,便慌忙回宫报告天皇,主张配合德军进攻苏联。但日首相近卫则以德国失信为由,主张退出三国轴心,仍坚持“南进”。于是“南进”和北进之争又趋激烈。7月2日,天皇于御前会议上订一折中方案:“首先南进,相机北进”。

  这个方案的内容,主要是对蒋进一步强加压力,促蒋屈服;在准备好对英、美战的同时,也准备对苏在必要时使用武力。

  美国则派兵进驻冰岛,援助苏联,对抗德国,美更怕希特勒称霸世界,尤怕德国胜利,日本更加猖狂,危及美国自身。6月9日,援助蒋p—40型飞机一百架。7月12日,美国又批准“向中国提供飞机短期计划”,在此计划中有自中国起飞以燃烧弹轰炸日本本土的内容。提议者是以后“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这些援华抗日协定也加速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进程。

  16日,日本近卫内阁总辞职。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认为中国苦战四年已脱离危险,但外交内政将更困难。18日近卫再组新阁,松冈外相去职(松冈为北进派),国策重点进一步转为“南进”,决定侵战越南。蒋于此时声明中国抗战国策不变,并全力以赴,加速日寇瓦解。又对罗斯福点明日本“南进”进攻人平洋阴谋。美国于25日宣布冻结甘本在美国的资产。英国、印度、缅甸、加拿大、纽芬兰也宣布废除对日通商条约。日本顿时孤立。蒋介石认为由于他对罗斯福的影响才促成此种共同反日局势。这种局势就是日本“北进攻俄,南进胁美之计划,皆完全粉碎”。(见蒋介石1941年7月31日日记。)

  从此以后,美国成立远东陆军司令部,以麦克阿瑟为总司令。同时于重庆召开中美英三国军事合作会议。继于8月25日对日全面禁运石油;派援华军事代表团来华。并运来一批大炮、机枪等武器。

  至8月9日,日本天皇针对太平洋局势的新变化和美、蒋迅速接近,放弃“北进”计划,全力南侵,决心与美、英一战。

  英、美两国则于8月14日发表《联合宣言》,又称《大西洋宪章》,共八条。其主要精神是尊重人民选择本国政体之权和战后和平状态之保证。以后成为战后重建世界秩序准则。

  紧接着罗斯福、丘吉尔先后发表警告和谴责日本的讲话,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不许侵略东南亚。蒋认为这两人讲话,势必制止日寇侵略狂焰,但事与愿违,结果并非如此。

  这时美国应日本之请,于9月3日,又开始谈判。蒋认为谈判仍不可能成功,但万一成功,甚至美国出卖中国,中国也决心抗战到底。再等日寇对美英开战时间的到来。他对美日必战,是坚信不移的。

  日本近卫首相对美谈判失败后,陆相东条英机坚决反对再与美国谈和,决心对美作战。10月16日近卫辞职。18日东条英机组成了军人内阁。

  蒋认为东条上台,势必对美、英开战,造成世界战争,从而加速各国联合和日本的溃败。

  东条上台后,于11月2日制定了对美、英决战的《帝国国策随行纲要》,决定于12月上旬对美开战。但在开战前,仍安排了希望美国妥协的谈判呼吁程序,并决定于12月1日之前协议成功,否则即开战端,美国对出卖中国的条件,临战前又答应考虑。甚至想签三个或六个月协议。一时华盛顿盛传美日已达成妥协。22日,美、日达成三项妥协条件。主要是有限恢复美、日通商;中日问题本和平等公正原则解决;日军自越南有限撤军。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将此协议立即电告蒋介石。

  蒋介石接到胡适大使报告,立即电令胡适向美国国务卿赫尔说明他的意思,制止美日妥协。蒋说:“如果……日军撤退时间没有根本解决以前,而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的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以后即使美国对华有任何援助,皆属虚妄。中国亦不能再望及友邦之援助。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义,皆不可复问矣。”同时让美国千万不可再对日本存有幻想。

  但美国不听蒋介石的劝告。胡适又立即电告蒋介石。蒋又求日英国首相丘吉尔,请他出面反对美国对日妥协。丘吉尔便如蒋请,致电罗斯福,坚决反对他对日妥协。罗斯福因英国反对,遂放弃对日妥协方案。蒋这才松了一口气,不断地感谢上帝的保佑。丘吉尔本来对蒋素无好感,但他怕美日妥协后日本转而对东南亚加速侵略,危及英国远东利益,而最后英国也不能避免一战,故而极力反对美日妥协。

  东条英机于11月30日宣言要对美英开战。12月6日,罗斯福深恐开战,又电驻日大使要求继续谈判。但该电文,被日本军部故意压下,不交天皇。(天皇早已决定对美实行此次突袭,此种不交手法,不过演戏而已)。待开战后一小时后才交。可见罗斯福对日本开战是多么地惧怕,他的应战决心多么难下。

  12月8日,日寇偷袭珍珠港前80分钟,罗斯福已获破译日方偷袭密电,立即电令夏威夷陆、海军严防,但此令发生迟误,直到日本偷袭后,才拍到夏威夷。珍珠港已成一片火海。

  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战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由孤立走向和美、英联盟时期。

  12月8日凌晨4时许,蒋在重庆郊外黄山乡居处接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告急电话,立即返城。接着又接到日机轰炸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消息。遂于当天上午8时,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对日和德、意宣战。并提出三原则通知美、英等国。三原则是:成立太平洋同盟和联军总司令部,推举总司令,由美国领导;要求英、美、苏与中国一同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胜利前,联盟各国不许对日单独媾和。

  蒋的确在当时国际关系中十分活跃,也有不少正确的国际形势分析。在关键时刻,能提出意见,发挥一定作用:为此他很为自己的独立不倚的精神自豪。平心而论,罗斯福在日本武力面前的表现很是徘徊瞻顾,优柔寡断,难下应战决心,如无中国战场拖住日本一百几十万大军,罗斯福恐怕对日本武力挑衅更不敢应战,太平洋战争,当早就爆发了。美国或许难以保卫太平洋的防区。因而中国战场对远东反法西斯战争实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如无美国在太平洋上对付日军,中国战场也难以很快获胜。

  因此,中国抗日战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重大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同时蒋对今后中国抗日前途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他认为:中国经四年苦战,打破了日本的大陆政策。日本天皇在此时刻,决定选择南侵,发动太平洋战争,以求补救,不惜孤注一掷,正中中国下怀。在这种情况下,美、英必须首先解决远东问题。而日本这一南侵行动,实是饮鸩止渴的自杀政策,无异加速日本灭亡。

  12月11日美国对德、意宣战。11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丘吉尔,提议建立反轴心国联合军事会议,并向罗斯福提出四项建议,主要是,中、美、英、苏、荷五国军事联合会议的召开问题。罗斯福立即电复同意。会议定于12月23日在重庆召开。结果苏联、荷兰未参加。只有中、美、英三国参加。讨论了共同作战计划。1942年1月3日,蒋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但中缅战区却无中国人参加。

  这时,日本大本营为配合太平洋战争,压迫蒋氏屈服,便决定打通京广线,向长沙地区攻击,欲摧毁九战区军事实力,便在1941年12月19日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至1942年1月15日结束。此役毙敌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人,获敌枪炮马匹千余数。此役蒋采取诱敌深入,于带形地区予以围歼战术。

  对于此役,美记者福尔门氏在湖北视察后作如下报道?“中国第三度的长沙大捷,证明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中国军队的配备若能与日军相等,他们即可很轻易地击败日军。(曹聚仁《中国抗战画史》,第329页。)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中国军队和蒋介石的威信,为美、英等国更加重视。

  此役后,美国借给中国五亿美元,用于复兴国运。

  本年(1942年)4月18日,美国飞机二十五架自航空母舰起飞,轰炸了日本本土之东京造船所、名古屋飞机制造场、坦克工厂、钢铁、炼油厂,给日本以极大震动。美飞机回来后,低飞我国浙东衢州机场,均安全着路。日本为解除美国飞机威胁和摧毁中国主力军,又发动了浙赣会战,欲占领衢州等要地。

  浙赣会战自1942年5月14日开始,至8月下旬结束,又恢复原5月态势,使敌未能达到作战目的。对于浙赣战役,蒋仍取诱敌深入,分别击破战术。

  此次战役,中国官兵和民众被屠杀者达二十五万人。

  蒋介石和史迪威

  蒋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后,美国任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兼中国战区参谋长。要他保卫滇缅公路和撮合中国各派力量于一起。史氏则要求有对美、英、中军队的指挥全权。马歇尔答应尽可能支持他。

  史迪威(1883~1946),比蒋介石大四岁,美国西点军校毕业,是职业军人。1920年到1923年间,曾来北京学习华语。后于美国天津驻屯军任职。1942年1月,任中国战区美国陆军司令官和蒋介石的参谋长。1943年任东南亚司令部副总司令。

  史迪威到中国后,蒋答应予以军事指挥权。同时,向美国要求十亿美元贷款。2月9日,美国通过这笔贷款。蒋在经济上,得到不小补助。

  蒋为拉印度抗战,曾于本年2月4日出访印度,至21日返国,但未达成协议,反而和丘吉尔在印度独立问题上又存了芥蒂。于是蒋对美国更为靠近。

  蒋于访印归来时,飞抵缅甸腊戍视察军情。自腊戍起飞返国时,突遭日寇十八架飞机尾追,情形十分紧张,大家系好降落伞后,均甚慌张,唯蒋系好伞后,犹自看书。脱险后,人皆称道蒋之镇定自若。

  日本以泰国、越南为根据地,先后侵占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后,为急于征取中国,又进一步决定侵占缅甸,以截断滇缅公路,扭断中国的国际供应线。

  1942年1月20日,饭田祥二郎之第十五军侵入缅甸。

  英国英缅军总司令胡顿于1月23日向中国致电求援。2月16日仰光告急。蒋立即派缅甸远征军第一路军于3月12日入缅。杜聿明以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率部作战。名义上蒋则叫史迪威全权指挥此次人缅作战,但史无实权,指挥不动,杜事事要请示蒋介石。因此,史迪威开始对蒋不满,在作战中不与杜合作,甚至不叫美国援华飞机参战,而一心掩护英军撤退,置中国军队于不顾。因此,中国入缅军3月至5月,接连失败,最后为保护英军撤退,竟被日寇截断归路,十万之师,在仓促撤退中,死伤过半,损失极为惨重。蒋对史丢下中国军队独逃印度很不满意。从此,蒋和史迪威结下芥蒂,双方隔阂一步步加深。

  史迪威从印度回重庆后,向蒋介石提交备忘录,提议建立一支中国新军。蒋介石则不予理会。罗斯福当然不能为史而得罪一国之主的蒋介石,所以也不支持建立“新军”。史迪威就只好着急地等待着蒋的回音。

  蒋对丘吉尔也因其在5月10日谈话时,只称道苏联和美国的抗战,而未称道中国军队和中国援缅战争,非常生气;蒋为缅战的确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邱氏连句感谢的话也没有,未免过份。于是抱怨丘吉尔“以怨报德,徒有势利,而无信义”。

  日本占领缅甸后,中国供给更加困难,必须用飞机越过驼峰高空向中国运输,非常困难。而日军则侵占了东南亚广大地区包括关岛重地。

  蒋于5月对战局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日兵占地愈广,愈分散,必然失败愈快。而且从精神到物质,盟国均优于三轴心国。因而仍对抗战充满信心。

  6月初至中旬,美国于中途岛袭击日本海军,击沉日军四艘航空母舰。美军从此开始反攻。蒋认为日寇的失败,已经为期不远了,对抗战前途益为乐观。

  蒋仍对史迪威耿耿于怀,6月26日,召见史氏,宋美龄任口译。蒋不客气地要史迪威对缅战引咎自责。并告诉他,他的职责只是一个参谋长,应全心全意地根据“租借法案”,为中国争取更多的美援,不要花费精力于中国军事方面。同时,蒋还威胁说,如果美国不更积极地援华,他就和日本单独媾和。二天后,蒋又给史迪威写信,提出三点要求:(一)调美军三个师来华协助作战。(二)在华建立一支五百架飞机组成的空军,由陈纳德指挥。(三)美国每月从驼峰向中国运送五千吨物资。美国政府答应了蒋的要求。

  这种要求,实际上并不过份。蒋坚持抗战,人力、物力之消耗很大,中国政府地处西南地区,实是非常困难,美国为什么不可以给予更多、更大援助呢?蒋氏深知中国战场的关键地位,故敢于张口要物要人。但蒋要了美援之后,实际并未全用之于抗战,而是着重加强自己军队装备,保存实力,准备对付中共。故美驻华大使高斯和史迪威则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答应蒋的要求。史更给史汀生写信,说蒋要美援非为抗战,全为加强自己地位。他还说蒋介石“不曾有过朋友,只有奴才。”

  与此同时,史迪威又于7月对蒋强调,战胜日本的关键,不在装备和技术,而在军事改组。蒋见史氏力争改组他的军队,当然已无法再与史相处,并且认为他这是在干涉内政,于是要美国召回史迪威。美国当时未予答应。

  自蒋要求召回史迪威后,蒋史关系更为恶化。史称蒋为“小人”,称宋美龄为“白雪”。

  罗斯福经慎重考虑后,仍决定支持蒋介石,将来用以抵制中共和苏联,现在用来拖住日军一百几十万大军。决不能因史而影响这一切。蒋为取得罗斯福的支持,特派宋美龄拜访罗斯福,表示感谢和诚挚的私人友谊,同时也争取更多的美国人支持蒋氏。当时罗斯福对宋以隆重礼仪相待。而宋的国会演说,更轰动全美。罗斯福也发表文章,称赞宋氏是中国人民的代表,受美国的尊敬和重视。美国更出版《中国的第一夫人》小册子,颂扬宋美龄。于是蒋介石的形象,在美国人心目中更升高了。

  这主要是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职,对日寇一百几十万人在苦战。这种战争对美国和太平洋战争的关系,美国人均十分的清楚。

  英国人也知道中国战场对他们的意义,所以英皇和皇后,也邀请宋美龄访英。一时间,宋美龄和蒋介石成为世界瞩目的风云人物。

  宋在美国和罗斯福进行了会谈。主要内容是:

  “(一)琉球群岛、东北、台湾将来应归还中国。(二)关于香港,其主权应属于中国,但似可划为自由港。(三)朝鲜之独立,可由中美两国共同担保。”

  次年6月24日宋向罗斯福辞行,罗表示了五点意见。主要是美国同意派两个师赴缅作战;大连、旅顺、台湾,由中美海军共同使用。

  这年7月,盛世才归顺国民政府,新疆统一于蒋的领导之下。蒋对此极为高兴,于8月20日派夫人前往宣慰。

  史迪威对蒋日益不满,他竟不顾罗斯福对蒋的大力支持,想建立一个以陈诚为主的政权。在此之前美总统于42年浙赣会战后,特派威尔基绕道新疆来华,向蒋表示愿废除中国的不平等条约。10月9日,英国也和美国一同,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通告送交国民政府。蒋见此通知,兴奋异常,其10日日记日:……接获美、英自动放弃治外法权之通告。此为总理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竞得由我亲手达成,中心快慰,实为平生惟一之幸事。”同一天,蒋又于国庆大典上宣布这一消息。他说:“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我全国同胞,自今日起,应格外奋勉,自强自立。”

  也在10月10日这一天,美国费城独立厅的自由之钟,敲响了三十一下,为真正成为独立自由的中华民国政府,遥致祝贺!

  但英国以不归还九龙签约条件,蒋则拒不接受。因之新约在1943年元旦未能签署。美国则偏袒英国。

  在此期间,汪伪政权于1943年1月9日对美、英宣战。并于同一日,宣告日本废除了对华不平等条约。蒋见此情况,深为不快,认为晚于汪伪宣布废约大事,实在为之减色。遂于11日,保留收回九龙、香港权力,签署美、英新约,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个日子,在中国近代史上当然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史迪威于1943年2月9日,终于向马歇尔拍发了要求排除蒋介石的电稿。罗斯福则对马歇尔告诫说,蒋是四万万人民的领袖,不能像对待苏丹酋长那样对待蒋介石,而且也找不到可以代替蒋氏的有力人物。因而史迪威政变计划流产。

  蒋介石对此当然不会不知,便对史迪威进行反击,他特意抬高陈纳德,而压低史迪威的作用,以夷制夷,此之谓也。3月3日(1943年),蒋又成立第十四航空队,以陈纳德为队长,并晋升陈为空军少将。陈的助手,艾尔索普(罗斯福的远房表亲)于同月给罗斯福的顾问霍普金斯写了一封长达二十一页的信,大力攻击史迪威。他说史轻视蒋介石,他的军事改革,只会招来国民党人反对罗斯福。为了更好地对日作战和今后与蒋合作,必须招回史迪威。同时又劝罗斯福为使蒋介石于战后对付中共和抵制苏联,必须保存蒋介石的实力。

  与此针锋相对,史迪威的助手戴维斯则在华盛顿发起“揭露中国真实情况运动”,批评蒋政权腐败不堪!

  但罗斯福只听艾尔索普的意见,对史迪威日益没有好感,史迪威的意见,罗斯福一点也听不进去了。5月华盛顿三方会议上,罗斯福完全支持陈纳德,拨给五百架飞机。

  5月25日,罗斯福将缅甸作战计划通知蒋介石,但未告知详细计划。蒋派商震向史迪威索取会议记录和海军兵力表,但史先是不给海军兵力表,后经商震再次索取,史才全部交出。对此蒋极为愤怒,坚决要求撤换史迪威。

  同年(1943年)7月,白宫顾问柯恩访华时,蒋就对柯恩直接表明态度,他批评史迪威在华动辄行使总统之权,叫他不知如何对待,并说明他请美国派联军参谋长,是为了获取美援,但对此,史迪威根本不关心。他最后表示。至于美国应否调回史迪威,则是美国政府之事,自己并没有明确说出心里话来。

  柯恩回国后,建议罗斯福调回史迪威。但因马歇尔反对而未成。

  10月16日,东南亚联军总司令蒙巴顿偕美国索摩维尔中将访问重庆时,蒋氏夫妇在和蒙巴顿合影后,蒋乘机对索摩维尔谈史迪威之事。他说一年半以来,史迪威使他难以容忍,对此不能精诚合作,深为遗憾。第二天,蒋对索摩维尔明确表态,决心辞退史迪威。当晚蒋又召见史氏,史则立即承认错误,并声明今后绝对服从领导。蒋乃又取消攒走史迪威之意,复加信用。18日,蒋乃告知索摩维尔,他已原谅史迪威,不再计较前嫌。就此,蒋、史之争告一段落。

  蒋介石的政治、经济思想

  蒋介石于1943年春,写成《中国之命运》一书。主要是由别人撰稿写他的意思,又由他修改和审阅。这一年,中国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蒋极为高兴,就写了这本书,谈自己的政治思想,说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大意义等。

  这本书共八章,近二十万字。主要内容是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变化的认识以及满人人主中原后,对中国民族意识的摧残与中国的迅速衰弱以及受不平等条约奴役的历史过程。分析了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大意义。书中还介绍了民国和北伐历史以及他反共的原因;中国革命的根本哲学问题;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综合起来,大体如下:

  中国固有的德性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中国的立国之纲,是礼义廉耻四维。中国的历代兴亡,均以此四维八德之显隐为关键。四维八德发扬光大、则国兴,否则,国便衰微,因而要大力提倡四维八德。

  清朝的衰败招至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失去独立和自由,中国民主革命的目的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去掉对外依赖心理,而重点则要落实在民生主义上。但民国成立后,由于政治腐败,西方科学也无法真正吸收和为我所用,以至于以泥沙代火药。因而又发生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是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为灵魂。

  情、理、法为三民主义之民族、民生、民权三原则。情为民族感情;理为经济平等,即合理;法为以法制限制民权,不得侵犯他人自由。

  他把中国革命哲学解释为力行哲学,即广大民众于不知之时先力行,于行中求知,跟着先知者盲从地“力行”,这是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的发挥和演绎。

  最后他谈中国革命与世界形势问的关系,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和固有的政治哲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四维八德)加西方科技,为建国、民生服务。他说:“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与国民德性,自有其优秀和特长之处。而中国固有的政治哲学,尤为国民固有的精神所汇萃”。(《中国之命运》,第203页。)

  在经济建设方面,他于1935年10月14日发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及其实施纲要》。在这篇文章里,蒋的经济建设理论基本形成。主要内容是:

  增加生产,解决人民需求;广开就业机会,以减少失业人数;增加输出产品,保持贸易平衡;保障投资安全,鼓励生产活动;解除工农业发展的外在障碍,解除阻碍生产发展的心理障碍:破除迷信、愚昩、保守、懒惰等习惯;损税产业税的合理制订;解除工农发展的内在障碍——改善经营方法;解决工农业发展流通障碍——发展交通运输。

  1943年3月1日,蒋又于重庆发表小册子《中国经济学说》。

  书中他首先批评西方经济学是以我为出发点的个体经济学,重点是物与物的关系;又批评共产主义只重无产阶级,而不重其他社会阶层,不重视全体社会的利益。总之,以上两种经济学均有缺陷,不理想,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而最正确的经济学是什么呢?他认为是孟子的“仁民爱物”,既重物,亦重民,即重社会全体所有的人民。他的经济思想的中心是:经济以养民为本位;以计划为必要;民生与国防合一。

  国民经济中,不准有私人独占资本,也不主张国家控制一切。国民经济是国营和民营相辅相成的综合体。

  该书的第二部分是经济建设的最高理想,他认为是未来的大同世界。

  §§§第三部分,理论设想和实践规划。

  关于经济的总体内容是:生产:农、工、矿三种门类;流通:贸易、交通、金融;分配:社会、财政两大方面。生产、流通、分配三者之间,又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计划,他在当时设想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为统一建设时期,1928年至1937年。这一时期的基本任务是振兴实业,改革财政和健全金融制度。本时期偿还北洋政府债款二亿七千万美元。金融方面,则于1933年改两为元,建立银本位制。1935年又改实行法币制度,同年设中国农民银行,专门调查农村金融。

  到1936年,棉花、小麦接近自给,并减少了大米进口。交通方面,完成七省公路网;修筑了浙赣、粤汉两铁路。南京建立了中央广播电台。

  第二个时期是1937年至1945年,为抗战建国时期。主要是在大西南和大西北进行建设。在抗战中,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经济。其建设中心是军事和国防,兼及改善人民生活。

  具体措施是力求政府财政收支平衡,人民负担平均化;稳定粮价;沿海工业迁内地;以物产出口换外汇。因交通不便,建立驿运制度。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建立联合总处,稳定币制,发展对外贸易,打破敌伪封锁。

  至于第三个时期的规划,及其《经济建设方针》(1945年10月10日发表)和《确立战后我国之经济事业制度》,均成为一纸空文。

  史迪威咄咄逼蒋

  1943年8月1日林森逝世。蒋即征求吴稚辉的意见,看谁继任主席合适。并表示自己不愿当主席。吴以为蒋是真心辞让,便同意蒋的意见,主张在蒋之外另选主席。程潜还提议在元老中提出主席人选。结果受到二陈cc系的攻击,并提议只有蒋介石可以出任主席。结果蒋出任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和军委会委员长,一身三职,全权独揽。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8月的魁北克会议上,提议战后应以中美苏英四国为中心设立国际和平机构。丘吉尔表示同意。9月,美国国务卿赫尔向苏外长莫洛托夫提出中美苏英四强宣言建议。但莫洛托夫不同意,不承认中国为四强之一。

  10月19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讨论欧洲战后问题。会中赫尔又一次提出四强宣言建议,苏外长仍不同意,赫尔离席而去,苏外长表示妥协,同意了四强宣言建议。30日,《四强宣言》通过。中方由驻苏大使傅秉常与三国外长共同签署。主要是由四强共同维持世界战后和平。

  接着,罗斯福为召集开罗会议,邀请丘吉尔、斯大林、蒋介石参加。斯大林因对蒋有蔑视之心,不愿和蒋同席、拒绝参加,丘吉尔同意参加。蒋介石于11月12日接到赫尔送来的邀请,也决定参加。结果为商讨战后问题,罗斯福不得不再于德黑兰召开美英苏三国会议。蒋介石对斯大林的先不承认中国为四强之一,后则又坚决不与蒋一起开会,终生都耿耿于怀。这无疑是对蒋介石和中国的一种难以容忍的歧视。

  蒋于11月18日上午11时自重庆起飞,21日上午7时许到达开罗。蒋赴开罗前想了很多,并拟好了中国提案草稿,其中未提九龙和香港、西藏问题。对于日本赔款之事,蒋决定自己不提,先听英、美的意见。并要在罗、邱面前表示自己盼淡泊和无求于人,给罗邱留下良好的印象。此时蒋的心情是有些紧张的。蒋的随行人员中有夫人宋美龄和史迪威等十余人。

  23日上午开会。会上蒋提出反攻缅甸需要英国出动海军助战。如果缅甸收复,则华南、华中皆可收复。但丘吉尔不同意。

  当日晚上,罗斯福又和蒋单独会谈,主要讨论了中国领土的归还问题。并一致同意东三省、台湾、澎湖列岛战后归还中国;琉球由中美共管;日本天皇制是否维持应由日本人民自决,以及朝鲜的独立问题。

  在这次谈话中,罗斯福还表示对斯大林未敢深信的意思,以释去蒋对未来德里兰会谈的疑虑。同时罗斯福也对蒋以重兵监视陕甘宁边区表示不能理解。并希望蒋建立一个国共合作与统一的联合政府。

  丘吉尔于24日设晚宴招待蒋,但始终未告诉蒋海军出发地点。这是因为丘吉尔早与罗斯福达成协议,英国先以海军收复新加坡,置缅甸于不顾,故对蒋保密。蒋对丘吉尔的印象好坏参半,认为他老成持重,是深谋远虑的现代政治家;但他也深感丘吉尔对于中国的利益及生死存亡,是不屑一顾的。第二天,丘吉尔又偕蒙巴顿、外相艾登拜访蒋,寒暄而已。

  《开罗宣言》于11月26日定稿,但必须在德黑兰会议上,经斯大林同意才能公布。然德黑兰会议并未征求蒋的意见,就删改了开罗宣言。甚至罗斯福与斯大林议决苏联出兵东北,可以得到东北铁路和港口的特权等内容都未征求蒋的意见。12月3日,《开罗宣言》发表。其中归还台湾、东三省和承认中国为四强之一等内容使蒋十分高兴。(见蒋介石1943年12月31日日记。)而获利最多的是斯大林,他在德黑兰会议中争取到英、美于1944年5月1日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美国以太平洋战场为核心,后在太平洋收复的岛屿上设飞机场,继续轰炸日本本土。所以开罗、德黑兰会议后,中国战略地位下降。美国也拒绝了给蒋十亿美元的贷款。英国则将中英联合反攻缅甸计划一笔勾销,将重点转向欧洲,连兵员物资也一起转走。

  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对蒋的对中共作法,表示不好理解。并劝蒋与中共建立联合政府,蒋却以苏联不插手东北为条件。罗斯福因此对蒋改变了看法,认为蒋很固执和狭隘,更没有民主政治家的胸怀,要想依靠蒋在中国实行民主和开明政治是无望的。

  罗斯福在开罗和史迪威有了共同语言,并和史进行了轻松愉快的谈话。12月6日的一次谈话中,罗斯福甚至表示了要推翻蒋介石的意思。并说,“我们应当寻找另外的人或一群人继续下去”(戴斯:1943年12月6日日记和备忘录;瞿同祖译《史迪威资料》(中译本)第70页。)并且又单独告诉史迪威说:“如果你无法与蒋相处,又不能把他撤换,那就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选派一个对你言听计从的人去执行吧!”(多恩:《史迪威从缅甸出走》,第75~79页。)史回重庆后,就将此密计告诉美军y军司令部的多恩。多恩甚至制定了蒋乘飞机赴印度时的飞机事故计划。具体办法是当乘客被迫跳伞时,蒋和夫人的伞是失灵的坏伞。但多恩认为罗斯福并未最后授权史迪威执行这个计划,所以此设计方案,未予实行。

  1944年1月初,美国正式拒绝了蒋要求的十亿美元借款。蒋则不令他的新军进入缅甸,坐观史迪威率领美军作战。马歇尔则奉罗斯福之命,致电蒋介石,表示如蒋不令其新军入缅,就停止一切美援,蒋被迫妥协。旋扭转缅北战局。

  日本天皇于1944年3月发动“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以来,蒋的军队连连溃败。日军迅速侵战河南、湖北和湖南大部,打通了北京至长沙的铁路线。

  蒋的这种大溃败,给罗斯福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已深深地认识到中国军队必须改组,蒋本人指挥无方。便于7月6日毫不客气地致电蒋介石,要蒋交出指挥权,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让史“指挥全部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包括共产军在内。”同时指出,只依靠空军是不行的。这是贬低陈纳德的作用。

  蒋于此败北之际,不好硬顶罗斯福,但也决不会交出全军指挥权,便不声不响的拖延下去,只说让他多多考虑一下,还要求罗斯福派一特使来华协调工作。罗斯福同意了。于是赫尔利被派来华。经和蒋讨论多次,达成一致意见:史迪威职务改称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指挥作战。中共军也表示接受史迪威的指挥。但史担心他不能真正指挥,便要求以陈诚、白崇禧充任军政部长和参谋总长。

  蒋只口头答应交指挥权给史迪威,却仍要调缅甸远征军回国,意在等待美国击败日军于缅甸。罗斯福此时正在魁北克开八方会议,和丘吉尔吵得不町开交,接电后,便立即致电蒋介石,如不马上交出中国军队指挥权给史迪威,美国就立即停止美援。罗斯福此时,真是咄咄逼蒋,不稍放松。此电文由史迪威收到,史志得意满,不亦乐乎。

  他自称这个电报是辣椒粉,十分得意,并在当天的日记里对蒋破口大骂,说这一下击中了蒋的太阳穴。还写了打油诗以泄其愤,大失厚道。

  这天,蒋正在重庆郊外黄山别墅与宋子文、何应钦、白崇禧等要人开会。史迪威便乘车急奔黄山。当时赫尔利在场,听说史来,便迎在走廊阻止史氏向蒋面交罗斯福电文。但史迪威坚持面交,毫不考虑赫尔利的劝阻。

  蒋闻知,气得脸色苍白,只低沉地说了声“我明白了”,就马上散会。蒋个性倔强一怎么受史迪威如此羞辱呢?一看电文,便顿然改色,立即决定辞退史迪威。9月24日,蒋交赫尔利一份备忘录,正式提出不要史迪威的决定,最主要的理由,是他指挥不了史迪威。同时寄信罗斯福,表明任何此外的美国军人均可出任中国陆军总司令(要听最高统帅蒋的指挥)和中国战区参谋长,就只有史迪威绝对不可。

  蒋介石如此反掌一击,却将史迪威打下马来。赫尔利完全支持蒋的意见,并于信上附言同意蒋的决定,还特别说明蒋的意见是不可更改的。

  随后蒋又召见赫尔利,特交给赫尔利备忘录一份,说明中国主权与尊严和个人人格不能损伤和侮辱。国家与个人均不能在接受强制命令下合作。“否则,任何牺牲均所不恤!”(《秘录》,十三,第158页。)

  物极必反,在蒋的强硬态度下,罗斯福终于决定召回史迪威。10月1日,赫尔利将此消息转告史迪威。史勃然大怒,又骂罗斯福为“老软脚蟹”,说罗斯福给了他致命一刀。

  但罗并不是一下子将史调回美国,又和蒋商量,欲留史指挥缅甸作战军队。蒋仍坚决不答应,立主将史召回美国。赫尔利也向罗斯福写信,说明如果支持史,一就将失去蒋介石,甚至失去了中国,仍坚持将史召回。10月18日,史迪威最后被决定召回美国。21日史离华返美。二年以后,史患癌症逝世。

  史迪威之事,事关中国主权,蒋始终坚持了其观点。

  接替史迪威的是魏德迈,他的性格谦和,循规蹈矩,和蒋自然合得来。魏以蒋的参谋总长兼中国战区司令,尊重蒋的意旨。因之蒋对他甚是称道,说他直谅勤敏,办事积极,胸无城府。蒋个性很强,只有随和歉恭之人才能与之合作下去。而且魏德迈并答应给蒋武装三十六个步兵师,至1945年6月,基本武装完毕。这使蒋很高兴!

  1944年12月25日,蒋又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以何应钦为总司令。这是将中国军队指挥权,通过何应钦,牢牢地抓在手中,使魏架空,上有他,下有何,中国军队指挥权,仍稳操在蒋氏手中。

  1943~1945年各战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经1942年6月中途岛和8月所罗门群岛之战,抑制了日军的猛烈攻势。

  日本政府认为,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东亚圣战”又从太平洋返回中国大陆,大东亚战争的最后阶段,仍为中国战场的角逐。因之自1942年5月的浙赣会战开始,日本就以摧毁中国各地野战军实力和确保侵占区,掠夺资源,破坏我供应线为目的,在各地区发动进攻。

  1942年12月,日寇向我大别山以南地区发动进攻。此时改任塚田第十一军军长,指挥进攻部队。但塚田等九人乘飞机过太湖上空时,被我军击落,全机人员悉数毙命。此役至1943年1月上旬结束。敌伤亡万余人。

  日寇为肃清沔阳、监利地区我游击根据地,于1943年2月上旬至6月7日,以五个师团、三十架飞机的兵力,发动鄂西会战,未能如原。

  同年4月,在鄂西会战期间,日军山本五十六于南太平洋战死。6月,日本海军退入“绝对国防圈”,失去太平洋上的制海、制空权。从此转胜为败。

  为打通中印公路,中美联合发动了缅北作战,史迪威任总指挥,郑洞国为副总指挥。战役从1943年10月开始,至1945年1月下旬,收复了缅北,打通了中印公路,该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在缅北作战时,在华日军为策应缅北日军,重振太平洋战场土气,发动了常德会战。11月2日,敌以五个师团(约十余万人)的兵力开始进攻,至12月底结束,常德失而复得。日军失败。此次战役,中美空军共出动飞机二百八十架,予敌空军以沉重打击。

  1943年11月起,美国飞机不断轰炸日本本土,日本天皇极为恐慌,决定对我国大西南发动全线进攻,以摧毁我西南地区各机场。同时打通京广线和连接印度支那。此次战役,叫做“1号作战”。

  1号作战共分三大战役:河南会战、湖南会战、广西会战,又称豫湘桂会战。日寇投入兵力五十余万人,规模之大是空前的。东条称之为“玉碎作战”,台湾方面称之为“破罐作战”,总之是孤注一掷。这对蒋介石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蒋投入兵力约一百六十余万人左右。

  河南会战,于1944年3月10日正式开始,至5月下旬结束,敌打通了京汉铁路。

  湖南会战,自1944年5月27日开始,至8月8日结束。敌打通了粤汉铁路武汉至衡阳段。

  自8月至12月,日寇继续进行桂柳会战,遂占领了广西,打通了中国和越南的交通线。

  从1944年3月至12月5日,日军横冲直闯,孤注一掷的疯狂进攻,把蒋介石各战区军队接连击溃,其中虽经不少殊死博战,但终抵挡不住日军的冲击,八九个月中又失去中国富庶的内地精华之域。蒋的军队退守到大西南地区,处于危殆之中。12月,日军侵入贵州独山,重庆震动。魏德迈建议蒋迁都昆明,蒋则表示坚决不离开重庆一步。魏表示愿与蒋同守重庆。蒋为此深为感动。

  蒋军连连失败,究其原因,主要是各军作战不力,配合不好。

  如张德能在第四次守长沙时,不昕战区命令,擅自改动守城方案,致使长沙唱了空城计。

  衡阳会战时,各增援军未能拚死深入重围接应,惟恐被歼,故使衡阳孤城终于失陷。这是最主要的致命伤。蒋历来以保存嫡系实力为念,其各级军官,也怕打硬仗。见硬仗多是回避,或撤退。杂牌军除原西北军有战斗力外,其余各部,尤怕被歼。这是军队私有化的必然恶果。

  另外,胡宗南在西北的精锐之师,不从敌之背后夹击南侵日军,而用之于防范中共陕甘宁边区则也是1944年大溃败重大原因之一。

  蒋介石对豫湘桂战役的主要战略战术、是逐次消耗敌人,然后将敌人引到长沙、衡阳地区适当地带予以歼灭。这种部署未错,问题是未能如愿实行。

  因此蒋介石自己也承认此次大溃败很惨。他说:“桂林既陷,军事受挫已达极点乎?”于是他下决心要改革军事和政治,“并速求实行为要”。(见蒋介石1944年11月12日日记。)足见蒋事先绝未料到衡阳、广西之惨败。12月上旬,日军竟深入贵州省,幸敌遂即撤走。

  与此相反,美国在太平洋上则取得一系列胜利,到7月,占领塞班岛,从此,美空军天天轰炸日本本土。18日东条内阁辞职,22日由小矶国昭组阁。8月25日美歼灭日寇海军主力于菲律宾东南海域。

  历史进入1945年,由于军事上的一连串失败蒋介石的心情十分沉重,美、英又向苏联交好,对他更加冷落,尤其罗斯福对他的扩大美援要求予以拒绝,更令他沉闷。只有魏德迈武装他三十六个步兵师的许诺给他不小的安慰。

  小矶首相为寻找轰炸日本东京的中国机场,自1945年1月至3月,发动了湘粤赣战役和豫西、鄂北战役。日军均未达到目的,战后又恢复原态势。

  湖南会战后日军并未打通衡阳至广州段铁路,1945年1月中旬日军开始了对粤汉路南段的攻击。由南北两端同时夹击前进,共约十万人兵力,分进合击,侵占我遂川、赣州机场。至1月28日,敌攻陷曲江,终于打通了京广路全线。

  与此同时,日军于本月下旬,占据了广东全部沿海海岸线,以防美军登陆。

  华中方面,日寇于4月9日发动芷江会战。日军八万余人,分三路进攻。经五十五天战斗,我方歼敌三万人左右,俘敌军官十七人,士兵二百三十人,以及马匹、武器等。此役为蒋之嫡系七十四军担任主战任务。

  同年(1945年)5月初希特勒自杀。8日德国投降。9日见报。这一天,成为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

  日本内阁见势不妙,遂主张投降。而冈村宁次却要率领“中国派遣军”十二个军,百余万人,准备确保中国伪满,放弃日本本土,全力进攻重庆、西安,消灭中国抗日根据地。但日本大本营不同意冈村的计划,并令冈村的总参谋长松井制止之。但冈村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竟不理睬大本营的意见,径直命令园部和一郎之第六方面军执行进攻四川计划,即湘西会战。

  他此次作战的目的,是侵占四川,制止中国军队总反攻,并促使中国政府崩溃。冈村以第二十军进攻湘西,蒋以王耀武第四方面军迎击,节节抵抗,6月16日,击溃日寇第二十军。总计歼敌约近五万人。这时抗战最后关头的最大一次战役。

  雅尔塔会议

  1945年1月至2月,波兰、匈牙利、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相继光复。于是美、英、苏三国于2月上旬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召开三国首脑会议。

  2月4日,雅尔塔会议举行。对此会议,蒋甚为忧虑。2月8日,会议发布第一次公报(对于中国问题,却未予刊载)。蒋则猜测,他们三国,是否会背着他出卖中国?但他尚不敢肯定,只是疑问。甚至还认为美国决不会和英、苏一个鼻孔出气,还存有些希望,于是就耐心等待罗斯福对他实告一切。

  但令人失望的是,罗斯福并未告诉他有关牺牲中国的密约部分。到3月1日,罗斯福在国会报告时,还公然撒谎,说什么雅尔塔会议是讨论欧洲问题,与太平洋地区无关。关于密约之事,甚至连副总统杜鲁门都不知道。

  最先获此密约内容的是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魏道明。他于3月15日密电报告重庆。蒋得此密约内容,愤怒已极。他说:“阅此,但有痛愤与自反而已。”

  蒋一气之下,萌生了与日本单独媾和念头,遂有缪斌的东京之行。缪斌到,日本后,首先访问皇族东久弥宫。缪对东久弥宫说,重庆不愿看到日本完全被摧毁,因为日本是中国的堤防,如果现在缔结和平,我们仍可以阻止苏联出兵。因此蒋愿与日本单独媾和,以联日反共拒苏。但日本必须取消南京政府和归还东北。尽管日本小矶首相愿进行和谈,因日本天皇和陆相杉山元、外相重光癸坚决反对,谈判未能进行。小矶首相遂于4月5日辞职。继由铃木贯太郎组阁。

  5月间,蒋又通过何柱国派吴树滋再与日本政府联系和谈之事。条件是日本从全中国撤军(包括东北在内);和谈成功后,中国不妨害日本在中国以外战场的行动。但因为时已晚,日本海军已经垮台,日本陆军撤走,也必被美、苏围攻,而且日本仍不愿撤军,故日本政府未予答复,此事不了了之。

  赫尔利于雅塔会议后,在2月底返美述职(已出任驻华大使),看到了雅尔塔会议密件。赫看后,大吃一惊,便将密约抄录下来,附上自己的意见,请罗斯福过目。他问罗是否否认了自己原来的信守的二战以来的一切宣言(主要是《开罗宣言》)和原则,并且是否否认了总统自己3月1日的国会演说?

  罗斯福被逼之下,不得不向赫尔利承认自己错了,并派赫尔利到伦敦和莫斯科进行补救活动。这是罗斯福玩两面手法,他一方面向赫尔利认错,一方面又于4月11日致电丘吉尔,认为签订密约没有任何不妥之处。结果丘吉尔和斯大林均不予理睬。但他的内心深处,并不平静。3月1日当他在国演会说时,就是软瘫在椅子上,坐着讲的,而且言语吞吞吐吐,似是而非,足见其内心的矛盾状态。

  4月12日,罗斯福就患脑溢血溘然而逝。他当然是背负着欺骗中国人民的沉重包袱死去的。

  雅尔塔密约的有关中国部分,主要是承认外蒙独立;大连开为国际商港,苏联有优惠权利;苏联租借旅顺为海军基地;中东、南满铁路由中苏共管。美国以出卖中国权益换取苏联出兵东北,以节省其兵力损失。这就是罗斯福的和平观念和原则。一

  关于欧洲部分,美英承认东欧为苏联势力范围。朝藓和印度支那部分则先行托管,而后独立。

  这实际上是在划分战后势力范围。

  这个密约当然是罗斯福对《开罗宣言》的背叛。而杜鲁门上台后,依然维持密约原则,未做变动。

  可见,当时的中国仍未有独立可言。蒋介石自己也完全承认这一点。他说:“中国之独立统一,自由民主政治之建立,而烦友邦劳心,且劳其征求英、俄同意,殊为我国耻辱。国不自主,人不自强,宇宙之大,其尚有我民族生存之地耶?能不戒惧乎哉!”(见蒋介石1945年4月25日日记。)

  如无1944年的中国战场大溃败,蒋的国际威信,或许不至于受到如此损害,而被关在三强雅尔塔会议门外。但这只能怨蒋自己既抗战,又不忘未来大打内战,置胡宗南之重兵而不用,遭1944年之惨败而受辱于英美苏三巨头。

  《荒漠甘泉》

  1944年中一连串的失败,不但使蒋意识到要改革军、政,而且在他的思想性格上,也打上了烙印,使他在孤臣孽子的心境上,更进一步寻求新的精神支柱,以度过难关。本来中国历史上孤臣孽子的奋斗史迹和思想资料极其丰富,尽可以够用。但在这次重大的挫折中,他也感到不足以应付了。于是他在1944年7月,又找到一本宣传基督教的书,叫《荒漠甘泉》,用心阅读,后来一直到台湾,每日必读此书。

  《荒漠甘泉》是一部哲理性的书,鼓励人在逆境中奋斗不息,勇往直前。一篇篇地排列开来的道理或哲理文字,其行文和格式,很像《论语》。

  蒋的哲学思想,主要是王阳明的“心物一体”论。在此思想指导下,蒋以《荒漠甘泉》来修养自己的灵性,尽量提高人的价值、人的能动性,从而战胜重重难关,百折而不回。

  他在《存心忍耐,奔……》的一篇文章中,有一段话说:“在袭击之下,继续工作,心中负着重压,仍不停前奔,灵里深感痛苦,仍然勉力尽职,这才是基督的忍耐。”(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5页。)

  的确,蒋有着非凡的毅力和“没有一件东西可以伤害我”的坚强自信心。蒋在任何困难中,好像不曾丧失过自信心!如到台湾后,也一直未失掉过“反攻大陆”的信心,就是一个实例。

  在1945年1月3日的批注中,蒋又提到此书对他的影响。他说:

  “去年下半年,饱经艰危,而能坚忍不拔”,安然度过者,实得力于此书不少。”(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9页。)

  蒋介石不但从《荒漠甘泉》中汲取精神力量,还在1965年,将此书传给蒋经国,并让他把自己在该书中的批注全部抄录下来。

  日寇无条件投降

  1945年4月,铃木组阁后,就因日本海军已经全部被歼,极愿早日停战议和。但是陆相阿南则因为尚有一百六十余万军队在中国各地,坚决反对议和,铃木也不得不顽抗到底。

  7月16日,美英苏三国于德国柏林郊外波茨坦召开会议,决定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次又不邀请蒋介石参加会议,这是对蒋的歧视,也是并未真正承认中国为四强之一,当然也是对参加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的歧视。参加会议的三国首脑,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后是艾德礼参加;苏联仍是斯大林。

  波茨坦公告拟好后,通知蒋介石,经蒋同意,于7月26日以中、美、英三国签字发表,斯大林未签字。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才予补签。

  公告内容主要是:要日本无条件投降;实施《开罗宣言》,促进日本民主化;日本不得有军火工业;在日本的占领军待新政府成立后就撤出日本。

  但日本拒不投降,声称要“决心战至最悲惨的结局”。7月30日,又想通过苏联争取“有条件的和平”。这当然是无望的。

  在波茨坦会议进行期间,杜鲁门于7月21日得知国内的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就问马歇尔是否还需要苏联的帮助?但马歇尔对原子弹威力仍心中无数,因而未和苏联决裂。但也已经认为既有原子弹,就不必过于依靠苏联了。

  亚洲所受的威胁,主要是来自苏联的扩张,为此,美告诫中国在中苏谈判时要态度强硬。此外,杜鲁门还派哈里曼到苏联劝说斯大林放弃东北特权,但斯大林不予理会。

  因此,美国赶快于8月6日晨8时,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迫日投降。但日本并不理会。斯大林见此情况,岂敢怠慢,便于8月8日急忙对日宣战,立即出兵东北,

  美国见第一颗原子弹未生效,于8月9日11时30分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这次日本天皇害怕了,立即召集御前会议,各相和军方首脑,主张自主撤军,战犯由日本政府自己审判;在日本不得实行军事占领等。当时东乡外相就说这种条件是不会被接受的。第二天早晨,天皇又召集第二次御前会议。由日本天皇裁决,决定无条件投降。但要求保留天皇制度,并立即将此决定报告盟国。当天晚上,日本天皇即向全日本国人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和无条件投降。

  中美英苏四国立即答复,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并部署一切。但日本军人则仍坚持作困兽之斗,不愿接受无条件投降。14日上午,铃木奏请裕仁天皇再开御前会议。日皇最后不顾军人反对,再次决定无条件投降,于当日下午1时对全国发布无条件投降诏敕。同时向盟国最后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中国政府接到日皇无条件投降电文,故以8月15日为日本无条件投降时间。

  于同一天,《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蒋介石仍不得不在苏联出兵东北的情况下,被迫接受雅尔塔会议决议。蒋所以接受这些条件,是因为苏军正在东北,成为既成事实,只得妥协,以求东北的稳定和不被破坏。对于外蒙,他不承认也无用,而且会刺激苏联。他认为虽然如此,在承认外蒙独立方面仍是有罪责的;不过他当时认为,以后外蒙总有一天会自动回来的。

  接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电文后,蒋介石于重庆发表《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演说中充满了“不念旧恶”、“与人为善”、“以德报怨”的恕道。这种恕道成为蒋处理一日本投降和有关事情的基本精神,而忽略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战犯严惩的一面。

  对外敌和侵略,总是手软,与人为善;而对本国人民或不同政见者,则严厉镇压,不予稍怠,是自清朝以来当局者极其突出的劣根性。这当是半殖民地之封建统治者以天下为私物的政治特征。

  蒋于当天电命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按指示原则投降。并派何应钦代自己接受投降。蒋对冈村指示六原则主要内容是: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派代表到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令;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一切装备暂不许动,保持现有态势,静听命令;飞机船舰停放现地;长江船舰集中宜昌、沙市;不许破坏任何设备、物资;接到该指示后,要迅速答复。

  冈村接蒋电令后,于17日答复。冈村直接向蒋拍电,说明立即遵命派代表赴玉山,要求派员接见。电报最后署名为“驻华日军”字样,充分表明冈村并未认罪。

  但因玉山机场被雨冲坏,又改在湖南芷江。蒋又电令冈村派代表到芷江机场降落。

  蒋于18日,明令何应钦承蒋之命办理在中国战区受降事宜。其中特别指出的是,受降者,应为政府所指定的部队,如有擅自受降者,由蒋下令惩办之。日军也不得任意向非指定的部队投降或让防,否则,以武力制裁之。

  冈村乞降代表今井武夫等八人于21日飞降芷江机场。何应钦派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为代表召晤;并授予第一号备忘录,指示日军投降事项。令其于23日返回南京。备忘录主要内容为:

  何应钦以中国陆军总司令身份,命冈村遵命,按其规定行事;任命冈村负责指挥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广大地区内之日军对中国投降;具体规定五项,大体和蒋的指示相同;另外说明由副参谋长冷欣代表何应钦本人到南京设前进指挥所,命冈村按冷欣要求照办一切;关于冈村向何签署投降书仪式另定。

  9月2日,日本政府投降代表重光癸、梅津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正式签署向盟军投降书。美国麦克阿瑟主持签字仪式。中国政府受降代表徐永昌也出席了受降仪式。

  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决定于9月9日举行。

  9月9日上午9时,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在南京主持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经20分钟完成。日军投降书共九条,由冈村和何应钦签署。

  9月1日,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10月5日,台湾设立前进指挥所。17日,第七十军于基隆登陆,收复台北。10月25日,陈仪主持受降仪式,日本前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总司令安藤利吉签署投降书。台湾正式归还中国。

  9月下旬,冈村宁次向冷欣提出一项建议,即让百余万日军仍留在中国,作为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共军队的力量。冷欣立即转告何应钦,何又转呈蒋介石。而蒋竟表示同意,认为可以采纳。(此系冷欣亲口对庞敬塘所言。)后因美国杜鲁门坚决反对,蒋才作罢。

  抗战时期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蒋在抗战期间,生活比较紧张。每天早晨5时起床,作早操。早操毕后批阅重要电报和军政等重要计划、报告。6时半,进早餐。然后接见来客。这些客人,大部分是高级参谋人员,或因紧急事情应召而来的人。10时以后,主持各种会议,处理常务事物。

  午后1时半进午餐。午餐后午休。下午3时,接见宾客或出席会议,讨论军事计划、政事,以及改革方案等。此外每天要看一些重要的报刊,有空闲时还练习书法。

  下午6时后,蒋即携夫人乘车出巡,或者悠闲散步。当他乘车通过街市时,随时察看市民、士兵、警察的精神状态。如见市容不洁,街道、城市需要改进处,或警察精神涣散等缺点时,就马上召见当地市长,进行批评。

  晚7时半进晚餐。晚餐时,常常召请高级官员和政府行政官员共同进餐。在这时,他就边吃边讨论当前的各项问题。晚饭后,继续批阅公文、电报、或审阅各种有关书籍。

  晚11时就寝。

  在重庆每逢空袭时,蒋和夫人一同钻防空洞。有时,轰炸之后,他让侍卫人员站在一边,自己在废墟前,来回徘徊很长时间。夫人宋美龄热心于慈善事业,常于轰炸后,奔走救济孤儿或难民。

  抗战以来,蒋身体瘦削,看上去很显老,但他的体质很好。在这方面,宋美龄对他的关心照顾起了主要作用。蒋身高不到一米七,并不魁梧,抗战以来又越加细瘦了。但体形结实挺拔,具有果决、刚毅的军人气质。

  他的个人办事机构,是侍从室。侍从室从1932年于南昌行营时创办,编归行营。这是杨永泰的建议。侍从室主任为晏道刚。1935年10月,撤销南昌行营。1936年1月,正式将侍从室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成立两个处。侍一处主任为钱大钧,二处主任为陈布雷。侍一处为三个组,任总务、参谋、警卫。侍二处两个组,即第四、五组。四组主管政治、党务,五组是侍从秘书组。另设侍卫长,第一任侍卫长为钱大钧,直接指挥第三组。第三组又由警卫股、特务股和警卫大队组成,警卫大队有三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一个机炮连组成。大队长为楼秉国。警卫大队中又选出一个连的士兵编成卫士队驻守蒋的官邸,是其亲兵。蒋单独出发时,如不长期驻于某地,只带几个警卫随行。

  1938年又增编第六组,主管情报业务。唐纵任组长。属一、二处双重领导。抗战期间,又成立机要组,由毛庆祥兼任组长,其成员必须最为可靠,专门处理蒋介石的来往电报。1938年第五组又主管高级干部的储备、考核、挑选、任用。1939年经陈果夫建议,又成立侍从室第三处,专管人事调查、登记、考核、业务,由陈任主任。第三处又成立七、八、九三个组,分理业务。

  蒋的侍从室,实际是蒋的“军机处”,操纵军政实权。蒋通过侍从室指挥中央各机构和地方机构。

  1945年11月底,由于美国政府的压力,蒋将侍从室三个处全部撤销,以示政治改革。

  抗战中中国的损失

  整个抗战包括二十二次大会战,重要战斗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小战斗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我伤亡官兵三百二十一万五千六百余人,阵亡一百三十二万四千三百余人,失踪十三万零一百二十六人,非战斗人员伤亡八百四十二万人以上。而中国人民直接间接之死伤者,则在两千万人以上,流离失所者为一亿人以上。

  日军伤亡约为二百四十一万八千五百二十八人。

  中国财产损失:以1937年的美元币值计算,共损失三百十三亿三千零十三万六千美元。当时日本每年收入为七亿七千多万美元,如果日本对此负赔偿责任需要半个世纪才能还清。(以上数字,参考南京国民政府军令部、史政局档案和何应钦著《八年抗战之经过》、《八年抗战台湾光复》两书。)

  1952年,美英等四十八国旧金山关于对日和约会议中,讨论有关日本赔款问题时,蒋介石未要求日本赔偿侵略造成的损失。当时主要是出于对苏联的提防,欲使日本迅速恢复,以抵制苏联。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交时,也未要求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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