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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蒋介石全传 > 发动内战,国军溃千里 第三次下野

第三次下野

  1949年1月上旬,蒋介石于淮海战役又遭一次惨败,五十余万精锐之师,完全被歼;其嫡系的少壮名将杜聿明也被生俘。这个情况,最后决定了蒋介石的下台,蒋并乘此机会,转而经营台湾,决定放弃大陆和破坏桂系,促桂系完全失败。

  但在这之前,美国政府早已有换掉蒋介石的意思。1947年夏,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来华“调查”,经过一个月时间,离华返美。在他离华前夕,蒋介石于8月24日在南京黄埔路官邸设茶会欢送,魏即在茶会上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这篇声明当然代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想法,而不是魏的个人意见。此声明中特别强调了南京政府的腐败和官员们“麻木不仁”、“贪污无能”;同时令人吃惊地透露了使蒋介石深感难堪的一句话:“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这意思虽未明言,但已经在明显地暗示,蒋介石已经没有感召力了,应当另择新的“领袖”,来“复兴”中国。

  美国务卿马歇尔于9月8日把魏德迈的访华报告转交与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征询司徒雷登的意见。司徒即密电回答马歇尔:“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此时,司徒已在建议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了。

  蒋闻知美国白宫在策划换马,非常恼怒,但又无可如何,便转而希望美国杜威当选为新总统,以取代杜鲁门,并为杜威竞选资助款项,妄图依靠杜威的支持,仍坐他那南京宝座。但是命有不济,1948年11月,杜威落选,杜鲁门又蝉联总统,继续当政。蒋的希望破灭了,不得不强打精神,于11月9日给杜鲁门写信,要求杜只发一个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的宣言,以“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但是,就连这个只是精神上的支持,杜鲁门也不答应,于三天后写信予以拒绝了。

  前此在11月4日和5日对张治中谈话时,蒋仍是坚决主战,他怕一和就要下野。8日,于总理纪念周上更痛斥主和派,表示“奋斗到底”。

  这时,蒋介石既败局已定,又失去杜鲁门的支持,自然心慌意乱,知其宝座已经倾倒在即,深感大祸将临,于是脾气也更大了,致使他的侍卫人员,无不战战兢兢,惟恐祸事临头。

  蒋的“文胆”陈布雷,也因与蒋意见不合,受蒋斥责。陈从来为蒋所优礼,未受过此种难堪,因而接受不了,又深感自己已无用文之地。而且自己又是蒋的心腹和刀笔,尤觉大罪难逃,便于11月13日自杀身亡。这一天晚上,蒋介石自然深受刺激,难于入眠,在房中踱来踱去,在悼念陈布雷,也在为自己的前途苦思良策。

  但当晚,他终于想出来一个妙策,激动得一抬手把水杯都推到了地上。这时,他双目紧紧地盯住了宋美龄,坚定而冷冷地对宋说:“你到美国走一趟”,“去向他们陈情”。11月22日(1948年),黄伯韬兵团被歼。

  当宋接受了“哭秦庭”的任务后,即于1948年11月24日打电话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表示她要到美国访问。但马歇尔却要她以私人资格访问,这又是一瓢冷水。28日,宋美龄启程飞美。12月3日晤见马歇尔。12月8日,蒋见淮海决战已失败在即,便对奉命组阁的孙科说:“如果大家一定要和平的话,我也可以考虑的。”10日宋美龄又见杜鲁门总统。她向美国提出了一个援华计划:

  (一)美国发表支持南京政府和反共宣言。

  (二)派遣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赴华主持反共战争和供应工作。

  (三)核准对华军援三年计划,每年提供十亿美元。

  但对她的如意算盘,不管是总统杜鲁门,还是国务卿马歇尔,均未与理睬,并指出:“就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外,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宋美龄空走了一趟,于事毫无补益,便暂住美国,作长期努力。而国内舆论,也趋向于和谈。蒋看到大势已去,终于认识到干不下去了,就考虑下野问题。

  下野之前,他自然要如此这般地部署一番。12月4日晚,他在得知宋美龄在美国的不妙情况后,就召见亲信吴忠信,要他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由他“辅助”李宗仁当总统,并说:“观察最近内外形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维持。你就帮德邻上轿吧!等他上了轿,去留由你自己决定。”

  12月16日,蒋介石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到傅厚岗李宗仁住处与李商洽下野之事。经过两次会谈,蒋提出如下方案:

  (一)蒋总统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

  (二)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

  (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

  (四)和谈的准备:

  甲、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

  乙、运用外交,特别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

  丙、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

  对于这个方案,白崇禧坚决不赞成,他在武汉用电话告诉李宗仁的秘书长说,蒋必须辞职,“由李德公正式就任总统,不能用代理名义。如果名不正,那就什么事都办不了”。并一再说明,对此要坚持到底。总之要蒋辞职,而不是暂时由人代行。

  12月20日,孙科的新内阁组成。吴铁城任行政院副院长,作孙科的副手。24日,白崇禧未和李宗仁商量,就发通电致张群、张治中转蒋介石,提出和中共和谈建议,呼吁和平,意在要蒋辞职。

  李宗仁也随即宣布五项和平主张:“

  (一)蒋总统下野。

  (二)释放政治犯。

  (三)言论集会自由。

  (四)两军各自撤退三十里。

  (五)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军,并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共党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张治中和张群,劝蒋下野。同时,蒋又收到程潜要求蒋下野的通电。这下把蒋气得只是哼哼。并说事情的根源“是在那一边”!随用手指了一指世界地图上的北美洲地区。在身边的张群、吴忠信,均默不一语。

  对白崇禧等的电报,他当然认为是在逼他下台,他感到他处在内外夹攻中,形势很是不妙。便于28日电召阎锡山、胡宗南、卢汉到南京,相商对策,欲争取他们的支持。

  这年年底,蒋的心情极为悲凉。为此,他写了一副对联,文曰:“冬天饮寒水,雪夜渡断桥。”可见他是多么的痛苦和寒入骨髓了。

  12月30日,白崇禧又发电呼吁和谈。河南省主席张轸也通电主和,要求蒋“毅然下野”。蒋31日下午于官邸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者共四十余人。他以低沉的语调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在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先朗读一遍,征求大家意见。”文告读毕,全场鸦雀无声。

  这篇文告,出自“江西才子”陈方的手笔。蒋问李宗仁有何意见,李答以并无不同意见。但蒋的拥护者谷正纲、张道藩等,均反对发表这个文告,认为蒋下野对士气不利。谷还为此嚎啕大哭起来。其他人如萧同兹、范予遂则表示文告可发,蒋可下野。于此争论之时,蒋借机会大发雷霆,大声说:“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然后,蒋又侧过头来对李宗仁说:“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我走之前,必须有所交待,否则,你就不容易接受。”接着又要李转告白崇禧“不要再发什么通电了,以免动摇军心!”李宗仁则微微一笑,说道:“总统英断,我无有不从之理,一切望赐教!”他又嘱咐张群,关于他下野的一句话必须列入文告。说罢就愤然离去。在蒋看来,要他下野简直就是离经叛道。

  1949年1月1日,元旦文告发表。文告内容的中心思想是要议和是可以的,但国民党政府的一切体制和制度都不能变,至于蒋个人的进退,“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蒋仍不想下野,而是付诸公民公决。

  蒋介石发此文告,是为和谈定调子,是请国民们对蒋的被迫下野表示意见,希望国民仍支持他,不让他下野。但蒋经国却在自己的日记里,说是蒋为自己下野暗示军民作心理上的准备,这是不正确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认为蒋是在“收回两周前决定之辞职”。蒋还于1月2日向张轸、白崇禧各发一封电报,大意同元旦文告。

  但到1月4日,蒋又亲自到李宗仁住处傅厚岗,请李上台。他对李说:‘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个局面,和共产党讲和。”

  李则推辞说:“你尚且不能讲和,那我更不行了。”蒋又说:“你担起这局面,马上就不同了。”李未敢轻易答应,当然也是常理。第二天蒋又派张群、吴忠信前来劝李继任总统,让蒋“退休”。李仍以局面难当,不肯接受。蒋又请李谈话,硬逼着李“不干也得干”。并且说共产党绝不同他讲和,李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变”。又谈几次,蒋一直说是由李继任总统。

  这几天,蒋真是度日如年。1月5日,他召见吴忠信到官邸,向吴口述发给白崇禧的电报。电报大意是表示同意和支持白的和谈倡议。电报稿刚念完,张群又进来报告中共的反应,并带来了新华社的评论稿和毛泽东的文章。评论题目是《评战犯求和》,气得蒋一屁股坐下来;随后又叫念毛的文章。当念到“蒋介石希望从白崇禧手里夺回和平攻势的发明权,并在其新的商标下继续其旧的统治……”时,蒋长叹一声,就摆摆手说:“算了吧,别念了!”

  蒋于官邸召开宣传工作汇报会。参加者有蒋经国、陶希圣、黄少谷、李俊龙、李惟果等。蒋将白崇禧的两电和他回的东电请大家传阅,会上大家建议中央派一大员到汉口会见白崇禧。蒋认为可以,决定于1月9日派张群前去。

  蒋一面劝李宗仁继任总统,一面又期望他的嫡系、心腹和广大党员们大力挽留他,以便对国内、对美国人表明:不是他蒋介石不愿引退,而是部下、国民、党内同志们不让他下台,以度过此一难关,使美国人相信他仍是众望所归的领袖,希望国人仍然支持他。所以他表面辞让,引退,甚至表示“退休”,但内心并不是如此。

  李宗仁也想上台,但他不能浅薄地马上答应,而是表面上极力辞让,一再推辞。但在实质性问题上,两者则互不相让,步步紧逼。

  1月9日,蒋介石知道杜聿明部于淮海地区大半被歼,更泄了气,决定自动下野。他在这一天记下了如下日记,表示又要下野:

  “杜聿明部今晨已大半被匪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脱险,忧虑无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

  遂于次日下午召集孙科、张群、张治中等会商运用外交促成和谈局面,授意孙科令吴铁城外长照会美、苏、英、法四国,请其运用外交施加影响。但美国因希望蒋早日下台,予以婉拒;苏、英、法也效仿美国态度。蒋又碰了一鼻子灰。

  于是,蒋又于8日派张群飞汉口见白崇禧,向自说明自己的意见两点:

  “(一)余如果‘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

  (二)余欲引退,必由自我主动。”

  在他真正要下野时,首先想到的是黄金和台湾。10日,派蒋经国到上海,把金圆券换得的黄金(二亿八千余万两)、白银(八亿一千余万两)和外汇(三亿七千多万美元)密运台湾,一直运到5月下旬才运完毕。仅留二十万两黄金给汤恩伯作为军费支用。这就把李宗仁上台后的经费完全攫取一空,使李宗仁无法维持其局面。同时,蒋自1948年底到1949年初,将中央博物院文物、中央研究院古籍、中央图书馆古籍运往台湾。接着,又把海空军实力中心移往台湾,大大减弱李宗仁的江防力量,促李宗仁军事上也迅速垮台。同时把军火也运到台湾去。这一手很厉害,是对李宗仁的致命一击或一个回马枪。就在这一天,杜聿明被俘,杜部被全歼。淮海战役以蒋介石失败而结束。

  蒋介石早已在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建立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因而拆李宗仁的台。并借刀杀人,希望李、白实力被消灭,他仍然当小朝廷的皇帝。否则,李、白统治江南,他老蒋也无法立足台湾。所以李宗仁说蒋介石下台是借刀杀人。当然,蒋也尽力争取不下台,即使下台,也不放弃实权,以达消灭李宗仁实力的目的。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大维对蒋的迁台计划,曾提出异议。本年1月5日(1949年)司徒雷登专门派傅泾波见李宗仁询问,李却毫无所知。

  与此同时,蒋命蒋经国和俞济时回溪口部署回乡居住和作幕后指挥的技术准备。共装了七座电台,供蒋指挥一切,实际上是总统府的小搬迁。

  白崇禧也以重金包陈纳德一架专机送黄绍竑到香港找李济深出面和中共联系和谈之事。但李济深已于十九天之前奉毛泽东之邀,到东北解放区去了。黄不禁大失所望,只得通过民革驻港负责人与中共驻港负责人联系,把白崇禧的意图转告中共方面:

  (一)蒋介石下野后,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

  (二)由李宗仁负责和中共进行全面和平谈判。

  同时,白崇禧又于13日截回自汉口运往广州的中央银行银元。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则于14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八项条件: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针对这个八项主张,蒋介石于次日公开宣布,并于下午召集张群、张治中、吴铁城等,商讨对策,暂决定不马上表态。第二天,蒋又召见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命他们把存入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和谈成功后交给联合政府。这是一种大贪污和盗窃行为。本日,天津解放。

  李宗仁见蒋尚无表示下野之意,即于17日派特使飞汉口,通知白崇禧,准备共同发起一次呼吁和平的运动,迫蒋下台。

  至19日,蒋介石于黄埔路官邸召开“御前会议”,有政府各要员参加。主要是孙科、张群、吴忠信、吴铁城、陈立夫等。决议由行政院发表声明,愿双方先无条件停火,然后再派代表协商。

  会上,蒋冷冷地说:“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大家想必都看到了。他提出在八项条件下的和平谈判,这些条件太苛刻了,我是决定下野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判,谈妥了我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来主持。”

  蒋氏是在询问大家的意见。但反应使蒋大为失望。大家面面相觑,半晌无言。吴铁城首先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场面:“此事关系重大,是否召开中常委会讨论一下?”这更使蒋失望,他按捺不住怒火,便愤然地说:“不必!什么中常会!我如今不是被共产党打倒,而是被国民党打倒的!”这不是真心话,依然完全是瞎话和自欺欺人。要不是他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一败再败,以至于淮海决战又败,美国人也不会生换马之计,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不会逼他下野,怎么不是中共打倒的呢?

  这时,陈立夫眼泪汪汪地叫了一声总统,正想说什么,蒋介石立刻不耐烦地猛然起立,连声说:“好了!好了!我决心采取第二条办法。下野文告怎样措词,请大家研究。主要意思是: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之障碍。”遂决定于21日下野。

  白崇禧则于20日至21日凌晨,在武汉加紧磋商对策,并在电话中一再叮咛李宗仁,要当继任总统,而不能当“代总统”。白与大家连夜磋商后,总结为两条意见:

  (一)李宗仁必须当继任总统,而不能当代总统;

  (二)必须改组孙科内阁,另组张治中和谈内阁;

  (三)请何应钦出来任陆海空军总司令。

  这两条意见写好后,由邱昌渭和程思远带往南京汇报。

  蒋介石处处高李宗仁一着。当蒋决定下野后,不惜把黄金白银运往台湾,而且进行人事调整。他于18日把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发表由汤恩伯任总司令。19日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司令;其子蒋经国为台省省党部主任委员;薛岳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他将京沪杭武装力量全部握在己手,四川省也为蒋之心腹所把持。这就使李宗仁在蒋的势力范围内当代总统,自是一事难成。

  1月20日晚,蒋见李宗仁,再说明下野之意。次日上午10时,蒋又召集要员于官邸开会。会上蒋以低沉的语调说出引退和由李宗仁上台之事后,好几个人竟痛哭流涕。蒋于此悲痛气氛中,掏出早已拟好的引退文告,叫李宗仁签字。李于此一片泣声中,也顾不得看文稿,就签了字。蒋随手又把文稿收回。

  同一日,蒋介石曾召见浙江省主席陈仪。问陈对他引退的意见。陈仪向蒋微微一躬后,就说蒋的引退,是“激流勇退,适当其时”。在陈或者是不经意的一句顺水推舟的客套话,而蒋听后,脸色突然大变,缄口不语。陈仪的杀身之祸,或就种因于此。

  下午4时10分蒋飞离南京,到杭洲后住在笕桥机场。陈仪赶快请蒋到楼外楼吃饭,为他接风。但蒋不赏光,不吃也不喝,不欢而散。陈诚、蒋经国、俞济时、汤恩伯也陪同在座。

  蒋离南京后,张群于下午才将文告交给李宗仁看。这时李才看到文告中并无退休和由李继任总统字样,很生气,坚持修改文告,将代总统改为继任总统,非常坚决。张群便只好又打电话给笕桥的蒋介石。蒋满口答应,说修改到李满意为止。李就把修改稿交出,由中央社发表。但发表的仍是原稿,李看到后就把秘书长吴忠信叫来质问。吴说他只能听蒋的,要发表后再告诉他。

  李宗仁这才知道又被蒋愚弄了。而吴忠信就是这样当了国府秘书长,“帮助”李宗仁上台的。

  1月22日,李宗仁上台,并发表文告。其中有“决本和平建国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蒋仍任国民党总裁,并未真正下野。而且李宗仁的政策措施,也依照惯例,必须经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常会)审议后,方可付诸实施。蒋仍有权干预国政,并仍于溪口指挥其“中央军”。这支“中央军”也仍比白崇禧所控制的军队多;而且,南京又在汤恩伯的控制之下,李宗仁更难于控制南京政府。李宗仁就是在此艰难坎坷之中,开始了和中共的和谈工作。

  蒋介石于杭州笕桥机场住一夜后,于次晨乘机返乡,开始检讨他这次失败的原因。这种检讨,他以后不断地进行,说法也屡有改变。此时他认为“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著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重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

  此仍为轻描淡写,其实,根本原因在于他的专制独裁,人民无权监督政府与官员,致政治极其腐败,人民怨声载道。他仍是“信仰”和“实行”主义的“好官”治国而不愿给人民以权利。所以他到台湾后,也根本不可能实行民主政治,而是在小范围中实行“好官”政治,促进经济发展。这种政治,只在小地区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一旦在广大国土上实行,仍必是腐败政治。这已由他在大陆的腐败政治所证实;因为人民无权,中央又无监督众多官吏之力,势必是一团糟。

  这时,宋美龄正在美国“哭秦廷”未返。他更感凄凉和孤单了。蒋的座机于宁波市郊栎社机场降落后,陪送和迎接的人均很多,轿车队浩浩荡荡,直奔溪口而来。到溪口后,武岭学校的学生列队欢迎。蒋介石因心绪不佳,连手也没有抬一下,就过去了。

  蒋在溪口的警卫工作由蒋经国编组的侍卫总队和国防部绥靖总队担任。原来,俞济时要安排八十八军担任,只因军长是程潜的干女婿段沄,蒋未批准,并训斥俞济时说:“你不知道他是程潜的干女婿吗?哼!程潜可靠吗?嗯?”

  蒋到溪口后,仍在指挥军事和有关方面的事务。1949年1月25日,蒋又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高级将领到溪口开小型军事会议。会上,蒋划江西湖口以东归汤恩伯防守,湖口以西归白崇禧防守。他估计白的人马还有七十五个师,四十五万人。

  关于作战计划,他指示各高级将领们:“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遥相呼应。必要时,我们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伺机反攻。”

  这是蒋的最初战略设想。因为江西湖口以西由自崇禧控制,他无能为力,幻想保住淞沪地区为台湾的桥头堡,再转而反攻大陆。至于南京,因为李宗仁上了台,他决心放弃,并令汤恩伯将江宁要塞的大炮秘密拆运上海,把主力部队放在镇江以东。然后问汤听懂了没有,汤则大声回答:“懂了!卑职一定遵命,不成功便成仁!”

  蒋下台前夕,已决定放弃大陆。李宗仁对此有如下说明:“蒋先生在下野前夕,既已预备放弃大陆,他要我出来,显然是借刀杀人,好让他争取时间,抢运物资赴台。此种司马昭之心,连美军顾问团也看出来了。”“一月五日,时距蒋先生正式下野尚有十余天,司徒大使遣其私人顾问傅泾波来见我说,美驻华军事代表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氏有计划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甚为诧异。”蒋的此一目的据李宗仁自己说:“他要我出来,不过暂作他的挡箭牌,好让他从容布置,布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再由他自己来和共产党唱对台戏。我如果真在南京励精图治,作防堵共军渡江的有效措施,即有违于蒋先生的腹案。他必然用尽方法,破坏我的计划,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与中共分庭抗礼。”

  对此,李宗仁说蒋破坏了江防计划,非常气愤。会上,蒋又继续说:“共产党只要我的命,可是桂系的人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钞票。”对此,谁也不敢表态。这一切,都表明蒋桂矛盾又达高峰,当然可被利用。为了鼓励士气,蒋又说:“麦克阿瑟表示,只要我们争取支持一年的时间,他们一定会全力支援我们。一年后国际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打起来。”他现在一心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只要对他蒋介石有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应当打起来,至于全世界人民处于怎样的灾难和痛苦之中,他是不屑一顾的。至于复兴中国,造福国民,这时他更连想也未想到。

  1949年1月29日系春节,不用说蒋的心情不怎么好,最使他开心的事,是他对蒋氏宗谱的修订深为满意。此次修谱,蒋把结发妻毛福梅写成其母的义女,是他的义姐;把蒋纬国改在宋美龄名下,为宋所生。尤其是他的祖先蒋浚明为北宋光禄大夫一事,竟使他有了下台以来的第一次笑容。

  春节过后,蒋氏父子便于宁波、溪口和奉化山水之间,徜徉忘返,但心情之沉重,却无法掩饰。他于这一天再次表示:“本党非彻底改造,断不能从事复兴革命工作。”他只从主观上想问题,不看客观实际,真正属于主观唯心论体系。所以对于国民这一方而,他从不关心,更看不到他们的意向和力量。一这期间,蒋又紧催汤恩伯电令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赶快将南京五厂拆迁台湾。这五个大厂是电照厂、有线电厂、高压电瓷厂、无线电厂和马鞍山机器厂。但孙越崎一再拖延,并找李宗仁帮忙。蒋未达到目的。为此,哀叹说:“孙越崎误国。他不迁厂,又骗了我一大笔拆迁费。唉!资源不走,资源留在大陆上了。……唉!”5月7日,阎锡山、朱家骅等到了桂林再劝李宗仁,李宗仁遂于8日飞往广州。蒋介石则于5月18日经澎湖列岛到台北,居于北郊有许多温泉的草山。

  李宗仁到广州后不久,何应钦提出辞职。李宗仁提名居正接任,可是立法院以一票之差将此否决了。李宗仁只好同意由阎锡山接任,当然很容易即被立法院通过。7月14日,蒋介石率国民党要员由台湾飞抵广州。立即召开国民党中常委会、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介石以总裁的身分兼任非常委员会主席,李宗仁兼副主席。李宗仁清楚蒋介石的用意,是要“非常委员会”凌驾于政府之上,蒋介石可以直接控制政府。

  失败己成定局,谁也挽救不了国民党的命运。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发起广东战役。国民党政府决定迁重庆办公。面对这个失去首都的必垮的政府,这回没有一个国家的使馆再随之迁移。

  面对败局蒋介石又提出“确保大西南”的方针,企图割据西南、建都重庆。10月10日,国民党政府人员迁到重庆,14日李宗仁也到达重庆。此时国民党中一部分人要蒋介石“复行视事”,李宗仁觉得自己仍是个摆设,11月初借口出外巡视,离开重庆,到昆明等地。在人民解放军兵临四川时,阎锡山在重庆电请蒋介石到渝。蒋介石于11月14日由台北飞抵重庆。当日,蒋介石电邀李宗仁来渝,李宗仁却于11月20日飞往香港。22日,国民党政府人员再迁逃成都。蒋介石派人再劝李返,李宗仁坚持不回,并于12月4日,举家飞往美国。

  蒋介石目睹“确保大西南”方针没有任何希望了,于12月10日在成都登机飞往台北,从此再没有回过大陆。

  桂系之所以在最后跟蒋介石的斗法中失败,原因很多。首先是李宗仁判断失误,他以为只要美国插手中国事务,共产党就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而依靠美国的帮助以为就能实现南北分治。但实际上,美国早已经准备从中国离开了,美国不会为国民党打仗,这已经是一个不用争论的话题了。如果李宗仁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恐怕不会在最后关头,再与蒋介石交锋争“总统”之位了,因为这个位置已经没有几天的寿命了,除了过把瘾之外,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另外,李宗仁再次犯了前两次一样的错误,前两次逼蒋介石下野,但在财政、军事和外交上根本拿不出办法,以维持局面,最后还是要等蒋介石收拾。第三次下野,蒋介石虽然已经是败军之将,但他仍然控制国库黄金,控制最后的根据地——台湾,他虽然失去了美国的支持,但没有失去黄埔系、一帮文人政客的支持,而这两样桂系都不具备,在广西这个大本营被共产党占领之后,他连栖身之地也没有了,大陆不愿意呆,台湾不敢去,只好去了美国。

  1950年2月4日,台湾《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在抨击李宗仁婉拒返台的同时,呼吁蒋介石“绾领国事,统帅三军”。2月4日,“监察院”电质李宗仁,究愿返台,抑或辞职?并作出决议,提请“国民大会”予以弹劾。同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部分委员联名致电李宗仁,明确提出:“同人等佥认为总统及统帅职权不可再事虚悬,政府更不容长此处于危疑莫定之境,如我公能于立法院集会以前命驾返台,主持国政,实为衷心所蕲;倘公届时实在不能返国,则同人等怵于时局艰危,群情望切,惟有吁请总裁依照中常会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临时会议之建议,继使总统职权,以维大局。”李宗仁不为所慑,于18日复电云:“余出院后,即准备返国,嗣据医嘱,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不能于此时速作长途旅行。”21日,非常委员会再次向李发出最后通碟,坚持其必须于电到3日内返回台北,否则即以放弃代总统职守论,并要求蒋介石复任;非常委员会12名委员中的9名,在这项最后通碟上签了名,没有签名的3人是:蒋介石、李宗仁和孙科。隔2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常会第226次会议,复作促请蒋介石复行视事的决议,内称:“元首之位久虚,大计秉承无自,群情惶惑,险象环生……政府益陷于危疑莫定之境,全国军民、海外侨胞及各级民意机关,无不展望总裁尊重全民之付托,当机立断,复主中枢。”24日,“立法院”以全体委员的名义,电请蒋介石复行视事。

  这些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呼吁,当然都秉承了蒋介石的意旨。时至今日,蒋之复出已成不可改变的事实。

  经过一番密锣紧鼓的准备之后,蒋介石于3月1日正式“复行视事”。是日上午10时,蒋着深黄色呢军服,佩青天白日勋章,左手提白色手套,右手执帽,由“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参军长刘士毅陪同,步入“总统府”礼堂,向在场的200余“民意代表”及文武官员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复行视事文告》,内称:

  中正许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荣辱,早已置诸度外,进退出处,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际此存亡危急之时期,已无推诿责任之可能。爰于三月一日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

  出席此次仪式者,有“行政院长”阎锡山、东南军政长官陈诚,以及于右任、居正、陈立夫、张群、朱家骅、顾祝同等要员。仪式共历时8分钟,即告结束。蒋介石复至“总统办公室”,批阅由“秘书长”邱昌渭呈上的公文一件,以示确已复职。

  蒋介石在复职后的第二天,于中山堂光复厅举行茶会,招待在台的“立、监委员”、“国大代表”、台省参议员及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中央委员共千余人。此乃蒋以“总统”身份,在台首次与“民意代表”和各党派人士晤面。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由邱昌渭、刘士毅陪同,步登二楼,即至播音器前致词,宣告了视事后的4项方针政策,即:第一,在军事上,先要巩固台湾基地,进图“光复大陆”。第二,在国际上,必须先要尽其在我,自力更生,一面要联合世界上“民主国家”,共同反共,一致奋斗。第三,在经济上,必须以劳动为第一要义,提倡节约,奖励生产。第四,在政治上,必须尊重民意、厉行法治。

  3日上午10时,蒋介石着特级上将深黄色制服,头戴军帽,宋美龄穿黑呢夹大衣,领系花绸围巾,出席了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接受群众的“欢呼”和“拥护”。蒋略显激动地表示,自己“一方面感到惭愧,另一方面感到欣慰!今后决定和全国同胞共同努力,消灭全国共匪,收复一切失地,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大业”。蒋致词后,遂回办公室,接受台省“民意机关”的致敬。前来向蒋表示“致敬”的有: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福、议长李万居、秘书长连震东,台北市参议会议长周延寿、副议长潘渠源等。蒋介石说:“承各位远道来此参加大会,我非常感谢!今后在军民密切合作之下,勘乱必定成功。”

  蒋介石声称:“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按指1949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几乎已等于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因此,他此次复职的使命,“就是要恢复中华民国,解救大陆同胞;而最后的目的,乃是在消灭共产国际,重奠世界和平。”惟其如此,他亲拟了6句口号,即:“刻苦耐劳,笃实践履,组织第一,情报在先,防谍保密,铲除共匪。”

  可是,就在蒋介石踌躇满志地重登“总统”宝座的时候,“代总统”李宗仁却从大洋彼岸的美国,毫不客气地指责他违背了“中华民国宪法”。李宗仁于3月1日在纽约声称,他仍然是中国“总统”,正准备回国,并反对蒋介石复职。他声明:

  蒋氏会宣布他自己为中国总统,实令人惊异而难以置信,蒋氏自一九四九年一月辞去总统职务后,已成为一介平民,现在竟不经选举,而自命为总统,实令人惊异。

  李宗仁还将一封致蒋介石信,散发给新闻记者。他在信中对蒋说:

  阁下的高压专横的行为,既无法以宪法来作解释,且非人民所赞同。当此我国历史紧急之秋,阁下此种严重错误,对国家命运将有深切影响。

  李宗仁的批评,自不无道理。因为自1947年12月开始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总统、副总统均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行政院长代行总统职权时,其期限不得逾3个月”,若超过3个月,则应由“国民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有鉴于此,在蒋介石复职的新闻、文告中,均谨慎地避开了依照“宪法”行事的问题,而只以“俯顺民意”。“惟国民之意是从”等语带过。现在李宗仁既下了战书,当然不好再行回避。于是由“司法院长”王宠惠出来周旋,称蒋在1949年1月时,并非“辞职”,而为“引退”,以便促成和谈;今和谈既已失败,“引退之目的未达,不能视事之原因亦已不复存在”,复行视事乃属当然。

  蒋介石尽管可以为自己的复职进行辩解,也尽可以将复职的场面搞得热热闹闹;但是,李宗仁咄咄逼人的抨击,还是给“复职”投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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