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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蒋介石全传 > 发动内战,国军溃千里 华清池兵谏

华清池兵谏

  至此,张学良已下定决心扣蒋了。

  张学良于10日到华清池见蒋,报告在灞桥对学生的讲话和学生请愿情况。蒋却对张责备说:“一人绝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同日蒋又写下一则日记曰:“对张学良说话,不可太重。张学良为人大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也。”蒋似乎也感到张学良有可能因他咄咄逼人而生变,因而应注意分寸。但总是未曾预卜到事变终会发生。

  10日晚,张学良对其幕僚应德田说:“委员长太差了,竟要对爱国学生开枪,昨晚我把学生的请愿内容向他报告,他不但不接受,反而说我不站在他的立场上说话,不代表政府,而代表学生,失掉了国家大员的身份。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坚持错误到底了,非强制不能扭转。”

  应问:“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张答:“我们逼他,把他抓起来,逼他抗日。”这一手,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应接着又问:“抓起来逼他抗日,他答应了又怎么办呢?”

  张又答曰:“他答应了,仍拥护他作领袖,联共抗日;不答应对他不利,他不能不答应啊!”应说:“即使他答应了,他以后对副司令还能信任吗?对副司令能不想法报复吗?这件事要考虑周全。”张说:“对个人不能想得太多,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们总会有办法的。现在这样,他逼我们“剿共”,我们简直没办法。我们还能再和共产党打仗吗?”

  这时应德田还和张学良谈到杨虎城。张告诉他,半年以来,他们已推心置腹,无话不讲了,说杨虎城和他完全一致,“什么都可以合作了。”这样,张、杨两人便最后决定临潼捉蒋。

  11日清晨,张学良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到临潼见蒋,又受蒋申斥一顿。蒋自己说:“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戒斥之。”所申斥的内客,据黎自己回忆,是:“西安已成红城,政工人员所司何事,闹到这种地步?”上午,张学良又带白凤翔和刘桂五到临潼见蒋,目的是令白和刘认清路径,但对蒋则说派二人到热河去发动敌后游击战,向蒋请训。白当时任骑兵师长,刘任白之团长,极忠于张学良。去前已把捉蒋计划告诉了他两人,叫他两人在华清池认清路径,以便直入蒋室,将蒋抓住,但决不许伤害蒋。下午3时许,张学良又打电报调刘多荃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自平凉到西安。唐乘张学良波音专机于5时抵西安,等学良约四个小时。旋奉张命率孙铭九特务团具体负责兵谏之事。他为此向他的老婆撒了一个谎,说是今晚要陪师长等打一夜的牌,原因是师长输了钱,不许走,没有办法。张的卫队一营则于灞桥配合行动。

  杨虎城负责城内任务。主要是解除省公安局、宪兵第二团和北门火车站上过往的蒋军,扣押飞机场蒋方飞机,拘留西京招待所蒋介石的军政要员。为此张、杨请蒋之军政大员到新城大楼赴宴。

  蒋介石于11日晚召张学良到华清池赴宴,蒋观张行色匆遽,心甚疑之,并记日记曰:“余思汉卿今日形态之奇异,但终不明其故”,并“嘱以行辕警卫加严”。遂决计次日离开西安(但没有来得及)。

  11时,张学良将黎天才、第四处处长卢广绩、办公厅副主任洪钫和应德田叫到张学良住处金家巷楼下客厅,对他们宣布立即捉蒋。在宣布之前简单地讲述了时局和蒋之不抵抗政策的错误,说明只有联共抗日,才能救国。“11月在洛阳,最近在临潼,我屡次向委员长陈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改变政策,做领导全国抗日的领袖,他非但不予考虑,反而表示要将错误坚持到底,对日投降,对内剿共。现在,他竟然还要硬逼我们打内战,彻底打内战;不听他的,他就要把我们调离西北而后加以消灭。我们怎么能听任他的摆布呢?我已经和杨主任商定,实行兵谏,把他抓起来,现在就开始行动,我们一起到新城去。”以新城大楼为指挥部。由缪征流于公馆坐镇。

  张到新城大楼后,就与杨虎城一起指挥捉蒋军事行动。同时叫黎天才、卢广绩、高崇长、洪钫、应德田起草八项主张的宣言稿。最后由黎天才将稿拟出,等待十二日捉蒋后,立即发出。

  唐君尧、孙铭九、刘桂五等人于12月12日凌晨2时许率部亲到临潼指挥。晨5时,孙铭九率卫队营副商亚东、张万山和连长王协一及卫士五十名冲进华清池。蒋的卫队立即进行抵抗。蒋此时正穿睡衣作床上运动。闻枪声急令人打探。蒋初认为是红军煽动东北军一部所为,非张学良有计划行动。便决定先逃到后山,暂避一时,以图躲过,由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二人扶着从后门逃走。但后门正锁着,一时无暇开锁,便只好跳墙。翻过墙后,不巧正坠入深沟,蒋摔坏腰椎,疼痛难行,勉强走到一个小庙前,由蒋孝镇背着登山东行,经半小时,攀上东麓山顶,择一平坦地稍事休息。蒋不慎,失足陷入一洞穴,才可容身,又杂草丛生,蒋就趁势躺下,正好藏以观变。此处现修建了兵谏亭,游人如流,颇为拥挤。

  孙铭九的冲击,并不顺利,刚到头道门就被蒋的卫队发现,开始枪战,二道门蒋的卫队更早有准备,组织火力网阻击。孙见势不妙,就分兵两路,一路由连长王协一率领,包围禹王庙,将宪兵缴械;一路由孙自己带领强冲击二道门。待冲过二道门进入蒋的卧室时,蒋已逃走。孙见蒋的假牙未带走,被窝仍然温暖,知蒋尚未逃远,急命卫队四处搜寻,未见踪影。这时唐君尧也已赶到蒋的住处。唐在蒋的卧室里发现两封电报,一份是张群打来的,大意是:“欧洲多事,英美无暇东顾。”第二封是对宋哲元的态度尚不清楚。还有一份假想的未来抗战的战斗序列,共分成七个方面军。唐便用电话告知张学良、杨虎城。张、杨听到后,也都十分着急和不安。当张、杨了解到以上室内情况和蒋的汽车未动时,断定蒋未自杀,是逃走了,但也逃不远,一定是翻墙逃到山中去了,便立即命令唐赶快搜山。

  首先在山腰上捉到蒋介石的侄子蒋孝镇,孙铭九用枪逼问他:“委员长在哪儿?”蒋孝镇吓得回头向东望一望。8时许,卫队班长陈思孝搜到蒋藏身之洞,有人要向洞开枪,陈制止之。此时蒋怕开枪,乃大声说:我就是蒋委员长。并说:如你把我当俘虏,可把我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陈即大喊一声:“报告团长,委员长在这儿啊!”孙铭九跑过去一看,只见蒋介石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的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面色苍白,冻得发抖,正从一个山洞里钻出来。蒋于《西安半月记》中则说孙铭九曾向他“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

  这时,唐走到蒋近前立正行礼,甚是恭肃。并报告说:“报告蒋委员长!千万不要难过,这次东北军不是闹兵变,也不是暴动或赤化,主要是张副司令要请委员长到西安去主持抗战大计!”蒋介石于大石旁见唐对他执礼甚恭,不由得向唐凝视一阵,接着就轻声问了一句:“你是谁?”唐立即答出番号和名字。蒋氏听罢,一面点头,一面沉思。

  唐见蒋冻得发抖,立即请蒋下山。蒋听罢,望了唐一眼,便慢慢地点了一下头,并声音微弱地说了一声“好”!已不见当日威仪了。唐便挽扶着蒋绕道华清池墙外下山,怕蒋看见院内尸体。到了大门口后,就赶紧请蒋上轿车回城,已是上午9时至10时的时辰了。

  唐一路上尽量想办法和蒋说话,解释兵谏的目的。但蒋只是点头静听不语,对于是否纯属兵谏,或者有否生命之险,他还未能真正清楚,故对唐的话反应冷淡。

  十七路军也于城内依计而行,顺利完成任务。将蒋的随从大员蒋鼎文、朱绍良、陈诚、陈调元、蒋作宾、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等扣押于西京招待所。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也自华清池押到招待所拘留。蒋秘书萧乃华中弹身亡。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恶贯满盈于华清池就地处决。十七路军则于城内将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亚处决。对此,人心大快!

  邵元冲于招待所跳窗外逃,被击毙。蒋百里有事刚到西安,也同被扣押。

  捉蒋以后,张学良立即通电全国,提出著名的八大主张,同时向中共中央电告已将蒋介石捉住。于是全国活跃起来,政局呈现动荡局面。

  八大主张电报是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林森主席、各院部、绥靖主任、各省主席、团体及报馆打的。前面的电文写得激昂慷慨,激动人心。文云:“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多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沸腾,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泣涕进谏,累遭重斥。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令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进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派,共同负责抗敌;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守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原电签名,只有东北军和西北军几位高级将领。后来发电报时,又加上了所有蒋介石在西安的随从人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万耀煌等人。

  上午10时,唐陪蒋到西安绥靖公署所在地新城大楼后,唐即进去报告,张学良立即出来施礼迎接,表示歉意!同时希望和蒋谈救国大计。但蒋却拒绝和张谈判,并且态度倔犟,说话赌气,例如说什么“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就命令你的部下马上把我送走。否则,……你就是叛逆,将我枪杀好了。我没有什么话和你讲。”说完后就用手捂着耳朵,伏在桌子上,不再听张学良说话。然张对蒋谈此事变动机,是为革命救国,不是叛变,要求谈判,并说“即是敌人,亦有谈判余地”。蒋则愤然曰:“敌人尚有话可说乎?尔以余为何如人?余岂能屈于叛逆?”张学良曰:“此间事非我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我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倘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我等乃代表全国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我等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我应认错,请委员长再来收拾。余始终自信为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现在请委员长息怒,徐徐考虑之。”

  蒋闻交人民公断,非常恼火,愤怒责问张学良:“尔妄想国内民众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尔自称为革命,叛逆亦可称革命乎?”然后蒋对张即进行利害轻重之陈述,要张学良自留身后之路,谓:“尔犯上作乱如此,又将何以率属?何以为人?尔能保部下之不效尤尔今日之所为者以施于尔身乎!……今日以后,茫茫大地,何处是尔容身之所?尔真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身之地矣!”张学良听后,顿时变色反问蒋介石:“尔尚如此倔强乎?”蒋则又反问张:“何谓倔强?余为上官,汝为叛逆,国法、军纪对汝叛逆均应执行惩罚。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余即代表整个民族四万万人之人格。尔小子何知,乃视余今日之正气为倔强乎?尔如有勇气,则立时毙余。”

  张闻蒋这一段反责的话以后,据蒋自己说,是“低头不语。移时间:‘真无考虑余地乎?’”应德田对此没有记载。蒋并“挥之日‘去休!’”而王氏所编蒋氏年表则说张学良是自己提出走的,张说:“尔真无考虑余地乎?余去矣。”蒋才挥手令去。蒋是尽量把自己打扮得英勇和威武一些。

  下面,蒋就张要他搬家和吃饭之事,进一步强硬起来。后张学良因为杨虎城部下冯钦哉和王敬哉投降中央军,怕蒋于杨虎城处被劫走,便劝蒋移居高公馆,以保蒋之安全。张学良对蒋说此处不安全,请蒋换一个住处。蒋言“余不需汝保护”,并闭目不理。半小时后,张又请蒋吃饭,蒋则拒之曰:“余生已五十年矣,今日使国家人民忧危至此,尚何颜再受人民血汗之供养,而食国家之粟?况义不食敌人之食!”张见此况,久而辞去。邵力子即进室劝蒋辞职。蒋表示回京后可以向中央辞职,但在部下劫持之下,决不辞职。他说:“余信人太过,疏于戒备,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回京以后,当然向中央引咎呈辞,并请严加议处。但断不能在部下劫持之形势下,在西安表示辞职。即彼欲要挟余发布何种命令,或答应何种条件,余亦宁死不受胁迫。余若稍事迁就,以求苟全性命,将何以对四万万国民之付托耶?”

  此时黄埔八期宋文梅又来劝蒋和张学良谈判。蒋更侃侃而谈,以炫耀他的人格:“我在学校如何教诲尔等?尔当能忆之。革命者所恃为人格,余今不能苟全性命以亏损人格。在校如何教,自身即应如何做。若行不顾言,何以为人师乎?”

  13日晨8时后,张学良又来见蒋。蒋言无精神说话。张退出。宋文梅不久送早餐至,说是私人给蒋买的早餐,蒋表示谢意后,仍拒不用,说是尚不饿,如需用时,再向你要。同日,蒋给宋美龄写了一个电报,说是“余决心殉国”。张、杨看后,未发。11时,邵力子来见蒋,转达张学良之意,请蒋移居高桂滋公馆。这是因为12日夜,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接到一封匿名信,声言要营救蒋介石。张为了防备万一,决定将蒋迁移金家巷高公馆。而且孙蔚如曾因张学良的军队不在西安,劝杨虎城将张学良等扣押,释放蒋介石。杨为不背叛张学良,婉拒孙的主张,与张学良合作到底。但蒋又拒绝移居。并说:“决不能迁往何处。此为西安绥靖公署,亦即行政院在陕西机关,余为行政院院长,唯居此,乃无亏于职守。汉卿如不能送余回宁,余即死于此,可以此言告之也。”

  张、杨见蒋不迁,乃于13日夜10时,令刘多荃、孙铭九、宋文梅等持枪请蒋迁居。蒋见此情况,顿时紧张起来,据应德田的记载,吓得蒋浑身发抖,并说:“我是兼行政院院长,西安绥靖公署是行政院的直属机关,这是公家的地方,让我就死在这里吧,我绝不到别的地方去。”孙、宋一再向他解释,请他迁居,蒋干脆吓得抖抖索索地把被蒙上头,赖在床上不动。孙、宋只得回去复命。

  但蒋自己则说是孙铭九、宋文梅服从他的命令,立即离开的。并且还大谈他的视死如归和代表四亿人民的人格的大无畏精神。14日晨张学良再劝蒋移居,蒋仍拒绝。张即持端纳电文请蒋看。蒋答应见端纳后再说。下午4时杨虎城见蒋。蒋问何以收拾此局,并叫杨等向中央请罪,并送他回南京。杨答以自己不能作主。即辞去。下午5时,端纳见蒋,向蒋交上宋美龄的信,并表示和蒋同住,蒋当然同意,这时蒋始定下心来。宋美龄给蒋信的全文如下:

  夫君爱鉴:

  昨日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兄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着想。即此一点,寸心足以安慰。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维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数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忠为上帝赐福。兄早日脱离恶境。请兄亦祈求主宰赐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临书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敬祝康健

  妻美龄卅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此信系暗示蒋介石应同意抗日主张,不要一意孤行。

  端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新闻记者出身。先是张学良将军的顾问,张出国后,任蒋的顾问。此次端纳受宋美龄委托,也受张学良之请,来西安担任调解和劝说蒋介石的特殊任务。端纳在了解张、杨意图后,对蒋进行了劝说。他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而来的,到这里之后与张汉卿将军进行了晤谈,对这次事变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首先告慰您,就是张将军对您并无加害之意,只要您答应他们的主张,他们还是忠心地拥戴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个人意见,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同这样的政见。您若是接受他们的主张,今后更成为世界之伟人;若是拒绝接受将成为渺小的人物。国家和委员长个人的安危荣辱,全系于委员长自己心思的一转。”听了这些话后,蒋介石同意转出新城大楼,脱离了西北军的直接控制。此后蒋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想法已经了解,既不狐疑也态度温和多了。

  苏联政府听到西安事变后,也反对张学良,骂张为叛逆。其《真理报》则说张学良投机,假借反日为号召,“事实将促成中国国家之分裂”。《消息报》则说张学良此举“足以破坏反日力量之团结”。这是因为斯大林深怕中国从此大打内战,为日本所乘,削弱中国抗日力量。日本政府和天皇则怕国共合作,加强抗日力量,反对国民政府对中共和谈,惟恐中国不打内战。正是各为自谋,态度鲜明。

  而蒋介石终于接受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既是对裕仁天皇的强硬反击,也是顺应全国人民的抗日愿望,这无疑是明智和正确的决策,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张学良杨虎城之兵谏对团结抗日,对中共的存在和发展,均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对今后中国历史的影响,更是深远莫测。

  14日,张电请宋美龄来西安。15日,端纳又乘飞机由西安抵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他会晤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情况。并特别对宋强调说明张学良的只是兵谏的善意和蒋本人的安全情况,以及和平解决的光明前景。

  此次兵谏后,张学良曾专门给孔祥熙打了一个电报,告知兵谏本意。电文云:

  “……不意介公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吾兄执掌财政,当能洞悉。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乃介公莅临西北,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弟陈词再再,置若罔闻。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因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驻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我兄遇弟至厚,当能谅其无他。披沥奉闻,并乞明示。……张学良叩。震印。”

  这封电报,可以当作张学良兵谏目的的全面深刻的说明,也是张氏在自言其志。张氏此心,可以光照日月,尤感人肺腑!为人赞佩难已!

  16日,南京何应钦已兴兵讨伐张、杨,向西安进军,并对西安郊区进行轰炸。宋美龄怕蒋介石被炸死,又请端纳返回西安,对张学良说明宋的意思。要蒋向何应钦下手令停止军事行动。同日晚,由张学良请被扣押的蒋方震说服蒋介石向何应钦写手令,停止轰炸西安和军事行动。蒋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令何停止军事行动和停炸西安三天,逼张学良于三天内送他回京。信文如下:

  “敬之吾兄:昨闻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中正手启。十二月十七日。”

  此信于17日下午由蒋鼎文乘飞机专程送往南京。第二天此信刊于京沪各报。18日晨,南京方面停止轰炸西安。

  12日捉蒋后,国人要求杀蒋者很多,东北军与西北军中也是如此。张学良、杨虎城更加急需中共方面参加解决。即日电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到西安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中共中央时在陕北瓦窑堡。当毛泽东于12日深夜接到张、杨电报后,极为高兴,并建议和张、杨组成“三位一体”军事委员会。14日,张学良派飞机接中共代表团。据日文资料《秘录》(十)所引斯诺的《中共杂记》书中说:同日,斯大林电复中共中央,指示十天内放蒋,“采取联蒋抗日政策”。斯大林是怕中国从此大打内战,迅速为日军占领,对苏不利。苏《消息报》曾发表评论,认为西安事变可能引起内战有利于日本,希望中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英国《字林西报》则主张南京联共抗日。

  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团长,由秦邦宪、叶剑英、罗瑞卿、童小鹏为团员,于15日自瓦窑堡出发。16日到肤施。17日下午乘飞机启程。6时余,抵达西安。驻张学良金家巷公馆东楼三层。东面两间房内,一间为卧室,一间为客厅。当日晚举行欢宴。饭后即在周恩来住室内进行了会谈。会谈内容仍是拥蒋抗日。等蒋答应抗日后,就放他回京,并拥为抗日领袖。周仍同意张的这个主张,并指出杀蒋后,就会引起更大规模内战,于抗日极为不利。因此周、张会谈后,就决定了只要蒋同意抗战,就放他回京的原则。同时周、张商谈了对南京进攻的防御问题。(后组织了临时的东北军、西北军、中共三位一体的军事委员会)为了对付蒋军的进攻,将东北军主力调渭南地区,阻击由潼关进入之敌军;另调一部主力在固原、平凉地区监视胡宗南部。同时,东北军自肤施、甘泉撤防,由红军接防,驻肤施至三原一线,目的是可以南下渭北,配合渭南东北军侧击蒋军。东北军防守西安和蓝田、三原一带。

  18日,周恩来和杨虎城会谈。杨虎城对蒋能否答应抗战,深感疑虑,更担心蒋介石事后会报复。后经周一再解说,杨虽同意放蒋原则,内心疑虑则始终没有打消。但只好同意周、张意见。

  蒋移居后,对张学良态度虽然稍有缓和,但总是拒不谈任何正题,并以背脊骨被摔伤,终日赖在床上,常常发火。张学良无奈!只好请宋子文于二十日偕同端纳到西安。陪同宋到西安者有陈康齐等。宋子文到西安后,先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见面。张学良向宋明确表示: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已经决定,只要蒋介石答应八大主张,就放蒋回南京。然后宋子文见蒋,交宋美龄致蒋信函,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蒋看后,据王德胜年表说,“不禁潸然泪下。”此时宋示意端纳和张学良出去,开始和蒋单独会谈。蒋于谈话之前先交遗嘱与宋,请转交宋美龄和两个儿子。然后宋子文告知蒋氏,邵元冲已于12日晨被击成重伤不治而死,以及张、杨、周的决定。蒋表示悲痛后,就对宋讲明,欲救他脱难,必须迅速进兵。同日晚,宋又见蒋,说明蒋必须答应一、二事,方可尽快和平解决此次事变。蒋仍拒绝,谓不回南京后,什么也不谈。21日,宋向蒋辞行回京,蒋示宋五日内进攻西安,则他的生命可保安全。临别蒋又告宋曰:“尔切勿再来!且嘱余妻,无论如何勿来陕。”

  22日,宋美龄和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一同到西安。宋美龄一见蒋,蒋介石就哭了,并说了一大堆讨好其妻的基督教圣经中话,语云“余虽屡嘱君千万勿来西安,然余深感无法相阻也。今晨余展圣经,适阅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今君果来此。”宋美龄态度若常,并告以外间情况,要他先设法离开西安,以求脱身为要。脱身而后再言其他不迟。蒋则故作什么以身殉国,决不谈判之态,以示其人格不凡。据蒋自己记载,几经宋美龄劝说答应抗日条件,蒋终于口头答应。遂于25日下午4时离开西安,26日中午12时回到南京。

  此次宋、蒋谈话中,宋美龄要蒋为她讲孙中山蒙难广州的事。讲后,宋美龄悲叹孙中山蒙难时尚有蒋去赴难,而今蒋氏蒙难,却无一人到西安赴难。蒋自我解嘲说,情况不同,这不是有你来赴难吗?

  由宋氏兄妹代表蒋氏,和张、杨、周谈判,并由周恩来最后归纳八条为六条主张。这六项主张是:

  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

  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双方谈判自23日开始,至24日结束,这次谈判的记录者,为应德田。据他的记载,谈判内容如下:

  “一、关于停止内战,中央军撤出西北一项,宋子文答应与宋美龄负责办理。

  “二、关于改组南京政府,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一项,原则通过。具体办法,张学良将军提宋子文长行政院;宋子文之意以为孔祥熙长行政院更合适,他本人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张学良将军提张伯苓长教育,一致通过,此外还有颜惠卿长外交,卢作孚长实业;任邹韬奋、章乃器、杜重远等抗日救国运动领袖为中央各部副部长等。

  “三、关于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一项,原则通过。宋答应回去后即陆续释放七君子和其他政治犯。

  “四、关于‘剿共’联合抗日一项,宋子文提出现在不能马上爆发抗日战争,只能作抗日的准备工作。‘剿共’政策可以立即改变,内战可以即时停止;抗战爆发时,共产党活动公开,国共合作公开。红军更改番号,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周副主席指出,进行准备的一切抗日工作,必须是积极而非消极的,日寇如再进犯,应当坚决抵抗。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

  “五、关于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一项,宋子文说,回去后须先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解决开放政权问题,然后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通过。

  “六、关于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一项,一致同意。

  “七、关于对红军接济一项,宋子文答应由周副主席、张学良将军商定,他保证拨发。

  “八、关于西北善后一项,今后西北军事、政治工作由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负责主持。一致通过。”

  关于其中第一项,高崇民遗稿《西安事变杂谈》中有成立西北绥靖公署,由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三个方面担任正、副主任。关于第七项,高文有更具体的说明:原来的东北军饷每月二百万元,仍由中央担负;十七路军军饷,由一百万元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元;红军军饷由中央每月拨给五十万元,总共四百万元,由西北绥靖公署发放;中央军从西北撤出;被扣之南京文武大员应予释放。最后归纳为一个五条和一个六条两文件。《解放日报》等于12月17日刊载五条件和六条件。五条件是:“一,准备抗日。二,陕甘宁青新五省交张杨负责。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五百万元薪饷,按月由中央拨给。四,停止剿共,红军改编问题由张学良负责。五,所有参加西安事变之人员,一概不究。”六条件为:“一,日本入侵华北,必须抗日。二,划陕甘十八县、宁三县共二十一县为边区自治政府,直属中央管辖。三,中央承认共产党军编成三师。四,中央逐月供给军政费六十八万元。五,如与日军开战,中央每月供给枪弹八百万粒。六,以上条件在手续上需经行政院通过,并宣布全国。”

  周恩来于24日上午和张、杨于张学良公馆西楼和宋子文对面谈成以上八项。当日晚周恩来见蒋介石,第一句话是“蒋先生,十年不见了。”蒋显得十分尴尬,说不出什么话来。日方材料《秘录》则说周仍称蒋为校长。并郑重说明,希望和平解决,拥护蒋为抗日领袖。周恩来并问蒋:“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为什么不停止?”蒋答说:“我等你们到西北来。”周又问他“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蒋于是无话可说。周恩来说:“他的意思很清楚,是要在西北消灭我们。”蒋还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宋美龄于同日晚劝张学良立即送蒋回南京,并说这是“赠给国家以最贵重的圣诞礼物”。

  谈判完成后,蒋介石为维护其领袖尊严,坚不肯签字,只“以领袖人格担保”。但蒋自己的《西安半月记》则根本不承认有谈判和他的人格担保之事,则实是作伪不实之词,用以吹嘘个人的什么人格。事实上,西安事变后就实行了以上谈判内容,进入了国共合作的道路。而且蒋于城下立盟,为脱身计,这些条件于回京前必然答应。但认为蒋的改变全系出于其诺言,就非常不准确了。蒋介石从完全妥协转向坚决抗战,是由如下原因决定的:

  一,日本政府在天皇指导下,步步紧逼,不稍放松,以致使蒋介石深感如果放弃北平,南京也会成为第二个北平,日本是无止境,是要灭亡中国而后已。因此,他已认识到,他的局部的有限妥协政府已经无用了,再不抗战,就是投降。对此,他决不能选择投降之路。这是由他的强烈的个人王朝第一,个人地位第一,以及中华文化优越感所决定的。而且他的个性,也是忍一时之辱可以,而甘为人下则绝对不能,他从小就声言要当没有人管的大官,他现在已为一国至尊,怎么会甘心向裕仁俯首称臣呢?因而决心抗战。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同时他认为抗战有胜利的希望。

  二,是西安事变与全国舆论。他必须顺应大势,此与军心也有密切关系。如果他一意孤行,人民固然反对,广大军人也不会完全盲从的,杂牌军队更是到处在请缨抗战,其嫡系军人也大都希望抗战。如张治中、宋希濂等都是。

  总之,蒋抗战是逼出来的,其内战之心,并没有死。

  谈判结束后,对于放蒋问题有一些不同意见,张和中共均赞成放蒋,但张主张快放,中共之意并不一定太急于放,也担心蒋不守诺言。杨虎城对放蒋面有难色,有顾虑,怕蒋报复。东北军和西北军少壮派则反对放蒋,或放蒋之前应有蒋对答应条件的签字以及释放七君子。对张学良送蒋,则大家都不同意。

  但张学良为表示自己的坦诚无私和发动事变的光明正大目的,同时也堵住何应钦的进军西安借口,决心送蒋至南京。其实放蒋回归,就已表明大义所在。张的送蒋,还有私谊之交的感情,同时也有意取得蒋的谅解,以后得以继续相处。否则,即使此次不送,蒋以后欲扣张也总是免不了的,除非他改依中共,永不见蒋。但这在张学良当时,他是办不到的,他对蒋仍抱有幻想,加之有宋氏兄妹和张的私谊,不免更加重了这种幻想。他当时对应德田的一段谈话,应当说是其内心真言。语云:

  “照你这样说,我为了避免他扣我,就只有不送。但是他是领袖,以后开会、办事,我怎么能老不去见他呢?他邀我去南京,我能回避吗?他不是一样地能采取措施扣我吗?他若决心扣我,迟早他是能办到的。如果因此畏首畏尾,我以后简直无法和他共事了。怕危险是不行的,不怕危险也许能免掉危险。我们本着大公无私,无所畏惧的精神,亲身送他回京,表露了我们的诚心,总比不送他,随便打发他走好得多吧。况且我并不是光杆一人,我一个人能搞双十二事变吗?我们有东北军的力量,有三位一体的团结,还怕什么呢?你不要固执了。我走后大家好好团结,我想我几天之内就能回来,没问题,我们这里还押着南京的十八位大员呐,他们能扣我吗?他们不让我回来,我们这里能让吗?怕什么!”

  送蒋之前,张说服了杨虎城同意放蒋和送蒋。对此,周恩来也知道,但不知走得这样快。25日下午3时半,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夫妇同乘一车,杨虎城、宋子文、端纳同乘一车悄悄离开高桂滋公馆,向西郊机场驰去。一到机场,蒋看见大批的学生、群众队伍,因他事先不知这些学生和群众是欢迎傅作义的,以为是对他而来,就十分惊慌,深怕走不成,赶快对张学良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人格作保证,我再讲一遍!”

  对此,高崇民的追述如下:

  “蒋临上飞机前,对张、杨说:二十五日(即蒋起飞之日)以后,如果国内再有动乱,我负责任。我答应你们的条件,一定负责实现,否则你们就不要再拿我当领袖看待。此外就根本无所谓对张、杨训话。”又说:“今后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高说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是“将无作有,吹牛说谎,使人阅之肉麻”。

  张陪蒋起飞后,东北军和设计委员会知道后都目瞪口呆(由张公馆打来电话报告)。杜斌承更是捶胸顿足,大声地感叹说:“竖子不足与谋。”孙铭九得知后,赶快去问周恩来,周也不知走得如此快,至此周便同孙赶快赶往机场,到机场后,飞机已经起飞。周认为张学良是负荆请罪。

  25日下午5时20分,蒋至洛阳,西安各将领于5时通电全国,告知蒋已离开西安的消息。由杨虎城、马占山、王以哲、冯敛哉、孙蔚如、何柱国等领衔。26日9时45分,蒋由洛阳起飞,午后2时到达南京。“蒋介石从飞机上下来时,见到他的部下,面有惭羞之色,不如平日昂首仰视,目中无人的神气了。”同时发表谈话,说明他在西安从无在危险之中;张、杨二人主张完全纯洁,国事至此,惟有以国家民族前途为念,其余可不计及,遂引咎辞职,自请处分。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自然开会挽留,更为蒋吹捧一番,有语云:“蒋同志对此事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应予恳切慰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以此转圜和下台阶。同日,西安王以哲、何柱国作主,在得张学良电报后将所扣南京军政大员一齐释放。少壮派反对放回,欲等张回西安后再放。王、何不同意。27日,吴佩孚从北京致电蒋介石,表示慰祝,蒋仍觉不好意思。30日再次提出辞职。中央常委会自然再次慰留。并给假一个月,回籍养病。同日蒋偕宋美龄返回浙江老家。同时发表《对张、杨训话》于各报。说明此次脱离是因他的人格伟大所至。28日,毛泽东发表声明,驳斥蒋氏声明,文日《对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其中警告蒋氏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同一天,王以哲、何柱国又作主放走蒋之五十架飞机和五百余人。应德田等又一次进行反对,认为王以哲把迫蒋放张的最后资本也放走了,对王大为不满。

  蒋介石一到南京,就变了脸,将张学良看管起来,不许回陕。宋子文对此非常愤慨,和蒋发生了较大的争执,甚至于吵起来。为此,他到蒋的办公室问蒋:

  “你不放张学良回去,你说话算数吗?这对中外的影响,都不良呀!”

  蒋气得当场反驳宋子文:

  “汉卿犯上作乱,应交法庭审判,不这样,我还能当委员长吗?”

  说完后,又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宋子文则气得咚咚地连跺地板,并说:

  “你不讲信用,叫我怎么做人!”

  蒋则吼叫着:“我不能放他回去,军事法庭一定要开!放他走,今后,我对部下,怎样治理!”

  宋子文则气愤地警告蒋:

  “你不要做人,我是要做人的!你碰汉卿一根毫毛,我非给你拼到底不可!我就把全部内情公布于世,不仅让国内老百姓知晓,而且向全世界发布新闻,让外人也可以了解你!”

  蒋介石根本不予理睬,气得急忙走出办公室,嘭地一声把办公室门关上了。宋子文则气得大跺地板,并大骂蒋介石失信。宋美龄则再三劝解她的兄长,也无法使他消气。

  宋子文原是张学良人身安全的担保者,并以此劝说张氏送蒋回宁。蒋氏如此翻脸,使宋子文深感自己人格受到了损害,而宋又是个不爱拍马屁的人,对蒋氏的言而无信难以接受。他到西安去时,曾经声明:

  “我之所以单枪匹马先去西安,并不是为了挽救我的私亲妹夫,而是为了民族大业,为了国家前途。为了抗日。”

  关于张学良的审判大体情况如下:

  李烈钧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任审判官。消息公布后,宋子文自然极为关心此案,亲自找李烈钧详细询问情况。李答以一切秉承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意旨办事。

  30日(12月),李特别去见蒋介石,探试口气。蒋问李如何办理此案?李回答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叛逆行为,但能送委员长回来,是有悔改表现,愿委员长以宽大为怀,赦免对他的处分。

  接着,李又对蒋介石讲了两个春秋时期历史人物宽大为怀的史事。一个是齐桓公,他不念管仲对他的一箭之仇,而能拜他为相国;一个是晋文公,不念寺人披曾几次要谋害他的旧怨,而听到寺人披说明来意后,就接见了他,遂获知有人要行刺,使晋文公得免于暗害。说完后,李对蒋说,这两桩史事,能否作为本案的参考,请委员长核示!蒋当时未置可否。李接着又说,本人当以军法审理。蒋则说:“君宜慎重理之。”李于是告辞而出,并表示一定慎重处理。

  31日,开庭答辩。当李问张知否自己所犯罪行时,张学良答言“我不知道”,并面带笑容,从容镇定。然后李便把罪状交与张学良看。等张看完后,李问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还是自己所策划时,张答言:“我自己的主意。我所作的事,我自己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然后张又问李可否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李答:“当然可以。”张学良就问李参加过江西起义讨袁吗?李答参加过。张又问:“审判长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专制与称帝,对吗?”李答“是的。”张学良于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委员长的独断专行。”李烈钧当即斥责张学良,说袁与蒋不能相提并论。稍息片刻后,李烈钧又劝张据实陈述,否则欲求一生路也不可得。张据实而陈。

  1936年12月31日,判决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判决主文为:

  “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但未对执行军官们追究责任,只把“账”记在张、杨身上;这比起滥杀无辜者,尚高出很多。但他对杨虎城一家却终于没有放过,于1949年杀害。

  审判之后,蒋介石为表示自己的宽大和仁德,又呈送特赦文与国府,请求特赦张学良。呈文与张的判决书同时发表于1937年元旦的报纸上。

  蒋的呈文如下:

  “呈为呈请事,窃以西安之变,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干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懔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俱当,从轻减处,已见宽宏。中正负疚在假,本不敢有所陈渎,惟念论事,当究其所极,执法不害于施仁。……尚幸迷途迅复,悔祸及时。观其亲向中正涕泣自白,知良知激发,尚以国家为重。因一念转移之故,捩全局祸福之机,酌理原情,似宜上邀宽赦。……是否可行?理合备文呈请,仰祈鉴核实行。谨呈国民政府主席林。蒋中正谨呈。”

  国府立即开国府委员会议,一致通过特赦,“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这个管束,大有甚于十年徒刑,而是终生囚禁。

  宣判完以后,张回到宋的家中(玄武湖后面小山上北极阁)。宋美龄和端纳也已赶到。宋美龄劝张学良道:“汉卿,你先到溪口乡下去休息,住一段时候再说。”

  张学良回答说:

  “同室操戈,我个人是很渺小的。如何处置我,都不计较,只要委员长能认清大局,大家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挽救国家厄运,就了却了我的心愿。”

  宋子文听了妹妹的话,实在气愤不已,于是把对蒋介石的一肚子怨恨,一下子向妹妹倾泻而出:

  “美龄,你说得这样轻松,汉卿现在已经没有自由了。他(指蒋介石)这种行为,真无一点人的气味。你也说这种话,我同样为你羞耻!”

  端纳也忍不住大声斥责说:

  “我要说的话,同大哥一样,蒋委员长不放张学良,我辞职,不当顾问。”

  宋美龄十分难堪,不禁掩面哭泣起来。

  端纳越说越有气,又接着大声说:

  “我当时出于义气的冲动,想到汉卿,想到你们的国家民族,才担风险,三进三出西安。现在不但伤害了汉卿,使我无限痛心,也毁了我自己!”

  宋美龄看来不敢违拗蒋介石的意思,便向张学良赔礼道歉。她哭着说:

  “汉卿,我对不起你。你到溪口后,安心养身,我会吩咐他们(指军统),不许对你稍有冒犯。你暂时在那里住住吧,我会电告凤至来陪你的。”

  第二天,军统人员较有礼貌地进入宋宅,要接张学良上车。宋子文见状,大发雷霆,对军统特务说:“你们给我滚出去!”宋回头又对张学良说:“汉卿,要去,我同你一起去!”

  军统特务们挨了一顿骂,便没趣地回去报告了戴笠。蒋介石得悉,也无办法,只好请宋美龄再去劝说她的兄长,也请端纳去协助劝说,但端纳已无影无踪,宋美龄只好再次硬着头皮劝说她的十分恼怒的兄长。她一到北极阁,见到兄长和张学良后,便有些张口结舌,不知所云;镇定下来后,又于内疚中婉言相劝。她说:“如汉卿久留南京,他们会经常变花样来干扰的。”

  宋子文听后,就对其三妹说:“你是为人所不能为呀!”

  宋美龄见兄长略有缓和,便赶快哀求地说:“大哥呀!大哥呀!汉卿不离南京,会使你经常发火的,也会使汉卿不得安宁。我今天要他(指蒋介石)当着戴笠的面,吩咐戴笠,不许乱动。到溪口,汉卿可在千米以内自由活动,可带几个携带武器的亲信卫士,照顾他的生活。那边青山绿水,风景优美,汉卿有兴时,可以随便走动。也允许……探望他,允许他有对外通讯的自由,要什么,吃什么,都可以叫人说一声,或写信给我,给你大哥。以上我保证做到。”

  宋子文听后,对宋美龄没好气地说:

  “你想得这么周到,只不过目前敷衍门面而已!”

  张学良赶快上前一步,对宋子文说:

  “大哥呀!你对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绝不会怪你没有做到我安全的诺言。权在他手中,我是不会难为你的。我决定明天开始过囚犯生活,我会自解的。”

  说到这里,张学良眼里流出了泪水。接着又转身对宋美龄说:

  “我不是禽兽,你为我操心,我不会背恩忘义,能让赵一荻(赵四小姐)和我同去最好。”

  宋美龄听罢张氏之言,触痛心事,她的“眼泪禁不住像断了线的珍珠,沿着两颊滚落下来”。张学良也深受感动,遂举起右手,与宋美龄握手告别。宋更是泪如雨下,连忙说:“sorry!sorry!……”

  目睹这种情景,宋美龄在蒋这个暴君的身边,根本谈不到协和亲密的夫妻情趣,她多半是个步履维艰的调人,直到台湾,也是如此。他们的政治见解,是不会完全相同的,但这无直接资料,只能从她的行事中得见一些端倪。

  张学良到溪口后,才表示出对他的“送行”,有后悔之意。他对陪读的邵力子说:

  “当时,我出于一时的冲动,毅然决然,亲送蒋返京,当天到洛阳后,蒋的背信弃义的态度已有所暴露,翌日不许我同机飞往南京,此时,我应该冷静头脑,可以自驾飞机回西安;在洛阳,我又碍于宋子文、端纳的面子,不能不顾他们而去。其实,当时宋子文和端纳是可以谅解我的。现在,我只有高呼‘悔不当初了!”邵力子对张的后悔,亦深谓然。

  蒋介石计谋多端,又有军队在手、实权在手,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打击异己、抬高自己、扩大自己实力的。张学良送蒋之举,实青年人考虑欠周,情感大于理智。蒋丢这么大面子,怎么会轻易饶人呢?但蒋囚禁张学良,面子、威信均在其次,而最主要的是吃掉东北军,此正千载难逢之良机。他自1929年到1930年的讨李宗仁、冯玉祥和中原大战,就是吃掉异己力量。张学良对此并非不知,但当局者迷,他竟忘了,蒋是时刻要吃掉异己力量的。当然,蒋的这种思想是绝不会说之于口,亦不会笔之于纸的。如单从史料学观点看,则对此无法判断。而事实是,东北军从此被分割于他的中央军系统中,东北军不复作为一个实体而存了。蒋的这种内心思想活动,恐怕连宋美龄他也不会告诉。

  蒋到南京后,马上进行军事部署,临时以五个集团军包围陕西东北军与西北军: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驻华阴;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驻甘肃;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驻宁夏;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驻渭南;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驻商洛。

  1月5日南京政府下令:将杨虎城的西安绥靖主任职撤职留任;免邵力子陕省主席职。任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省主席。6日,下令裁撤“西北剿总司令部”。同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征流、刘多荃等联名发表歌电,对蒋介石进行回击。电云:

  “凡我国人,均应公认张副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

  蒋扣押张学良目的,就是对东北军进行分化,并破坏红军、西北军、东北军三位一体的阵容,进而消灭东北军和西北军。王以哲、何柱国不留住被扣人员和五百架飞机,确使张学良无回西安的可能了。这与何柱国、王以哲的私心应有关系,尤其张学良是支持少壮派,而抑制旧派,新、旧派之间自然有矛盾。王曲训练团张撤王以哲教育长职,王当然不高兴。而应德田、孙铭九当时确实欲张早归西安也是实情,因为少壮派只能依靠张学良。而应、孙以后于二月二日杀死王以哲,故然使东北军大受损失,但仍有于学忠、何柱国、缪征流、刘多荃等人,何至于因一王之死而全军瓦解。如张学良得归,则东北军可不瓦解,张之不归,东北军即有王以哲,亦必瓦解;故王之生死,不决定东北军之前途。

  2月2日,在孙铭九具体部署下,连长于文俊将王以哲杀害。何柱国避入杨虎城绥署,由连长王协一进绥署执行,被杨虎城阻止。何后来送杨一个银鼎,上刻“再生之德”四字。但何对杨虎城事前不将应、孙暗杀行为告知他,总是有怨意。

  蒋扣张后,即将东北军调至安徽和淮河地区。原许何柱国为江苏省主席和于学忠为豫皖绥靖主任之职,全未实行。于学忠改任淮海警备司令,后又改任为江苏绥靖主任。西北军移驻甘肃省,中央军进驻西安。红军仍驻陕北,划二十一县为边区政府。从此,红军、西北军、东北军便被分割开来,最后东北军被慢慢吃掉,西北军也被改编。

  对西安事变,蒋介石深为遗憾,他认为如不是西安事变发生,他再有两个星期,就可以“剿灭”中共军队。他说:“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隳于一旦。”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完全不承认自己有错,反而利用此一事件,吃掉东北军与西北军,化整为零,编入中央军各部,或予以监视。但无论如何,他暂时停止了“剿共”,并开始和中国共产党谈判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问题。但至于抗战,还未立即采取行动。他首先急于处理的,还是对付东北军和西北军问题。

  蒋介石经多方考虑,于1月7日向张学良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东北军、西北军服从中央:

  “中在乡医嘱静养,山居极简,略愈当约兄来此同游。关于陕甘军事善后办法,中意:

  (一)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率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前往率领,免使分散,以备为国家效命。

  (二)(杨)虎城可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务,可属其与墨三(顾祝同)切商办法,应照已发电令办理。请兄手翰告虎城及各将领,免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如是不但部队与地方得以保全,亦即所以救国自救也。尤须使虎城知全国公论。此次中央只令虎城撤职留任,而对部队又妥为处置,备极宽大,若不再遵中央处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于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而且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亦已表示于国人,故彼等必须立即决心接受,不可有丝毫犹豫,方为自救救国之道。知兄近日关怀时局,必极望早日妥善之解决,以利国家,务望即以此急函告虎城及各将领,使之安心遵从命令。兄如有所见,并请函酌为补充。”

  但1月6日,据王化一回忆文章,戴笠已主动找王化一、吴瀚涛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办法。戴对王说:

  “拟要求蒋、张同时出面,阻止双方军事接触,准备和谈。今天上午和副司令晤谈,他同意,希望化一、瀚涛两兄,能持他亲笔函件,赴西安一行。……宋部长昨晚已由上海去溪口,我即赶去,和宋部长一起商请委员长,阻止洛阳大军前进!”

  1月8日下午4时,王、吴二人由戴笠陪同,去见何应钦。戴于同日并将蒋给张学良的亲笔信自溪口带来,交给张学良。王、吴见何应钦后,对何说:

  “我们愿意去西安一行,但有一个问题,到西安后,必定有人问到,为什么不放张先生回来?什么时候恢复张先生自由?我们怎样答复呢?”

  何应钦回答说:

  “你们此行,就是为了解决双方误会,军事行动停止,和平实现,保证汉卿先生即回到西北去,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点,希望两位能代为转达西安有关人士。”

  然后,又由戴陪同,去孔祥熙公馆见张学良。张学良对王、吴(戴已离去)说明了如下的情况和心愿:

  “当时对蒋是否采取这样行动,考虑至再至三,总是希望能用说服的办法,联合一致,抗日救国。接到你的电报,和他当天斥责黎天才的情况,肯定他不但不能接受抗日主张,反而相逼过甚,迟则必遭意外,因之临时决定,临时布置。白凤祥、刘桂五等行动,又不恰当,闹得破头乱齿,至使蒋先生受了伤害,还使他随行人员遭伤亡,出我意外,非常抱歉。中央扣留我,西安将领发出歌电,何应钦调兵遣将,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如果发生冲突,不可收拾,使抗战力量因内战而消失,敌人更可不费兵力,消灭我们,和我初衷完全相反,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事情。”

  说到此处,张学良禁不住失声痛哭。王、吴也相对落泪。“张学良此时边说,边从抽屉里取出写好的两份遗嘱,交给王化一。一份是给家属的;一份是给万福麟、于学忠、王以哲等东北军全体将领。”后一份遗嘱中“表示造成混乱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将自杀以谢天下,以明夙志。”

  张学良还嘱咐他们到西安后如何注意与如何谈话以及诸种军事要事。

  1月9日,王、吴即带着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亲笔信飞至西安。王以哲、高崇民、卢广绩、孙铭九等人前去机场迎接。先到西安招待所,略坐后,即去见杨虎城,转交信件和转告一切。

  杨即时召开一个圆桌会议,中共方面有秦邦宪参加会议。马占山、鲍文樾、米春霖等老将领们也参加了会议。王化一把张学良的话转述一遍后,就散会。晚上,西安方面的“设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结果,议决如下四条:

  (一)释放张副司令即日回陕主持一切。

  (二)蒋介石必须执行在西安的诺言。

  (三)中央军队须撤回原防。

  (四)待和杨虎城将军商谈后,再派代表去南京商谈。

  晚上,王、吴又在米春霖公馆同东北军高级将领们恳谈,传达张学良对东北军的具体指示;主要是要东北军团结一致,同时和西北军密切联系,不要中国民党分化离间之计,并与国各方同情者加强联络。

  蒋致杨的信,主要内容是“要杨虎城和将领息兵听命,不要为共产党所利用,许诺改编后予以种种优越待遇”。

  张学良致杨的信,则是“以抗日救国为前途,谁胜谁败,都要损失抗战力量,为了保存抗战元气,达到事变之初衷,应当双方和解”。

  杨虎城则表示:

  “我不同意张副司令亲身送蒋,自投罗网,但抗日救国主张,和张副司令始终是一致的。昨夜已同东北军将领和有关各方交换意见,遵照张副司令意见,停止军事行动。关于张副司令恢复自由、军队改编待遇善后诸问题,须双方协商,然后决定。……我个人去留无成见,一俟局势稳定,能够全国一致抗日,我无条件地牺牲一切干下去,否则我要出国考察去。”

  于是同意和驻洛阳的顾祝同互派代表,就停战问题进行谈判。

  东北军的老人,高级将领多主和,而少壮派以孙铭九等人为代表,则主战。少壮派坚持不释放张学良回陕,则不惜一战。

  张学良致东北军将领的信,则嘱咐东北军一切以国家为念,不要以他一人为念。其信云:

  “话不知从何处说起,泪不知向何处流……

  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西望云天,不胜依依。”

  此时,王化一又专门对孙铭九说明张学良的意思,他并直接转告张氏的话:

  “我能否返陕,全在大家能否一致。”

  王、吴在西安住三天,完成转达使命,于1月11日上午飞南京;赵四小姐也随机同行。下午4时,王、吴抵南京,晚8时,即向何应钦报告情况。王、吴还特地谈到杨虎城要求张学良回陕之事。但“何避不作答”。12日,戴笠由溪口返南京,王、吴又向戴转达西安方面的意见。

  同日午后,米春霖代表西安方面到达南京,住励志社。即邀杜重远、王卓然、王化一、吴瀚涛一起于首都饭店会见东北籍元老莫德惠和刘哲,共同商定:

  (一)向各方面努力争取,使张学良恢复自由。

  (二)东北军受国民党分化,对外调或留西北,意见分岐,设法团结。

  (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已显裂痕,应力求团结。

  (四)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少壮派可能有过激行动,破坏和谈,应设法制止。

  12日晚,戴笠陪同王、吴到孔公馆见张学良,报告一切,以及米春霖到南京的消息。张表示很愉快,并再次说:

  “我心平气和地尽我最大力量,挽此危局,保存国家元气,准备抗日。”

  张于此时,还正颜厉色地对戴笠说:

  “不但东北军、西北军应当同中央军团结,中央军和红军也必须团结一起,全国抗日力量都须团结一致。只要全国一致抗日救亡,我个人生死安危,无足计较。”

  同时又挖苦戴笠道:

  “雨农,你的特务工作怎么做的?连这样重大的行动,事前一点也不知道?”

  戴无可奈何地回答说:“副司令,我过于相信你了。”

  1月中旬,西安方面以谢珂、米春霖为代表,顾祝同以祝绍周为代表,在潼关双方进行多次接触、谈判。在谈判中,西安方面处于和战两派的激烈斗争中,杨虎城于此争论中,仍是徘徊不定。并一再要求张学良回陕。为此特令李志刚带信至蒋,再次要求蒋释放张学良。

  此时蒋介石于1月14日复函杨虎城,由原“西北剿总办公厅主任”米春霖带给杨虎城。此信云:

  “米主任来奉,详诵来书,藉悉一是。汉卿兄问题。中已于志刚同志带奉函中详述之。此时为国为友为公为私计,皆无回陕之理,明达如兄者,当能了然,望勿再以此为言。须知中与彼同一境地。中虽在乡休假待罪,要知陕甘事变未了,与汉卿兄为国家计,皆不能置身事外,否则国不成国,人亦非人,复何革命抗日之可言。兹为陕甘袍泽与革命前途计,汉兄特提二案,对兄等之意见,决不抹煞,望兄以国事为重,应知革命创业之艰难,历史养成之不易,耿耿此心,惟冀览眢。余托米主任转达。”

  尽是堂堂皇皇大道理,其实是为一己之私——个人威信和瓦解东北军。

  但是杨虎城仍然坚持原意见。其意见,按蒋氏复信的概括如下:

  “一则为西北军之善后与人事分配,须一以兄(杨虎城)之意为可否;二则限制中央军之驻地,使不得越潼关以西;三则部队之人事行政与训练,均须一任各部之自由。质言之,即不许中央过问西北之一切,亦无异使陕甘不为国家军令政令不及之陕甘,直欲使西北沦亡为东北之续。而一方面,则以要求汉卿回陕主持为解决一切之关键。兄等此举,如或尚有爱护国家拥护统一以御侮救亡之诚意,如兄等通电所云云:则三尺童子有以知其南辕北辙也。”

  然后蒋又直陈自己之见解与政策曰:再为兄等质直言之:其一,见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关于开发西北与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于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特国家资本,对于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道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连络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顿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也。兄等前电缕以中央军向西进迫为言,而今则更欲限制中央军之驻地与兵额,此无论在国家纪纲与统一意义上,兄等不得为此要求,且以中央军队入陕,其意在威胁屈服,更属误会曲解之至。诚以去岁西安事变,既已引起内外之忧疑,如中央军队不进驻陕省,国内外经济界,即不能确信其投资之安全。信用一有动摇,一切建设将无法继续。更就国防军事而言,亦何能坐令此根据重地与后方交通无确实之保障,此均为事理所必然,不待隐讳,亦无可否认。中央如放弃西北,即无异于放弃国防,亦即无疑于自弃其职责,故无论任何困难牺牲,势不能确实掌握此重要之国防根据。”

  这一段话,极为重要,它清楚说出了蒋氏无论如何,要进军西北,掌握西北。即无西安事变,张杨共同与红军作战到底,蒋亦要将中央军派驻西北,最后吃掉或分割东北与西北军,这是其以上明言的既定方针与计划。这是从其军事统一与武人独裁的立场上考虑国家大政方针的,按他的这一立场,最后消灭一切地方实力,乃是其根本方针,乃是其最后完成军事统一的大计划。但这不是民主的统一。他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不管是训政还是宪政时期,他都没有实行过一天的民主政治。如果认为蒋氏于军事统一之后能够实行民主政治,恐怕是无人相信的。因此,对他的军事统一,必须持否定的态度。以他的专制政治实行军事统一,当然在以民主与自由为旗帜的反对党面前,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反对党面前,是必然要失败的。因为民主与科学已成为时代大潮,席卷全球,谁逆其潮流,必然失败,蒋即失败于这逆动。

  蒋氏至死,恐对此亦无真正认识。

  蒋氏在说了以上的大道理和中央军必须进驻西北的决心后,他更进而振振有词曰:

  “兄等既以积极对外为标榜,以领导救亡望中央,而今所要求,乃欲摈中央军力于陕西以外,使其放弃国防基础,且不得过问西北,诚不料兄等之昧于事实,一至于此!事实发生以来,国内舆论之痛心疾首于兄等者,皆以干犯纪纲,劫持统帅,为兄等咎。若就国家生存大计而言,则劫持统帅之咎犹小,而破坏国防之罪实大,如不迅谋补救,举国同胞皆将不能为兄等恕。千秋万世,无所逃于历史之谴责,此兄等万不可不察者也。

  “其二,关于汉卿回陕问题,……如为国家整打算,稍明爱人以德之义,则应知汉卿在陕甘变局未定之前,即令国府许可而遽回西北,其自身在责任观念上,亦无以对陕人与国人,无以对军中之袍泽,不独汉卿如此,即中正以数年来力主建设西北为国防重要根据之人,而托付无方,处理未善,以肇此空前之事变,使国家蒙受损失,反躬自省,实亦无以对国家,无以对国人,更无面目以再论国事。故陕甘之统一一日未复,即中与汉卿之罪责不得一日而卸除,汉卿深知此意,故并无回陕之请求而惟望问题之速了,日前彼托瑞峰携回之函,即可知其耿耿西望于兄等者为何如?兄等诚以国家为重,即应体汉卿之心为心,克除成见,迅下决断,确实接受中央之处置,使陕甘之事大定,中得稍减神明之咎戾,届时自当续请政府,俾汉卿仍有以自效于国家,前函已详晰言之,愿兄等勿再作此不可能之要求,以增汉卿与中之罪戾也。其三、兄等当知集中国力,应无害于国家之统一,而不能假此以遂其把持割裂之私图,此次西安事变,中央不惜枉法以求全,固为国难当前,凡属国家力量,均应逾格爱惜,然国家之统一,则不能任其有丝毫之毁伤,今日一般国民,均知非统一不足以御侮,而意志之统一,与军事政治之统一,尤为对外必要之条件,为求得意志之统一,即不能有危害国本之主张,与离间煽惑之宣传,为保持军事与政治之统一,即不容自划区域而形成割据独立之形态,过去二旬间,陕省之宣传与行动,其为分散国力,抑集中国力,固不必多所追述,今日兄等之要求,则何异将陕甘一切,悉令特殊化,何异于要求中央放弃其国防建设与后方根据地,试问如此情形,能达抗敌救国之目的乎?西北为我中华民族发祥之地,全国人民方将不惜全力以之为基础,断不能任其有赤化恶化之情势,沦为危害国本之根据地,兄等诚明此意,应勿使其造成复杂特殊之情形,否则兄等以爱国救国为名,而竟不惜危害国家,妨及民族生存,甘与全国为敌,试问将何以自存?自事变迄今,中央爱惜国力,多方委曲之苦心,昭然予天下以共见,兄等同是炎黄胄裔,果有自谋之志与谋国之忠,即应简单坦白,放弃错误,昭示诚悃,表里一致,接受命令,确实服从国家之处置,而迅使西北规复统一之常态,则中央只求国防之基础不受影响,统一之政令得以保持,必使兄等及所有部队,均得其所,亦必无负于兄等救国之初志,不然则是兄等必欲以国事为儿戏,不惜自误以误国,此即非中正之所忍言,亦不愿再向兄等有所辞费矣。中正负疚之身,休假山居,本无任何之职责,兄等若必孤行到底,此后不独西北问题非中所欲置喙,即汉卿今后之行止如何,亦非中之所愿过问,追念多年患难与共之情,及国家不堪再误之危况,辄不禁质陈所见,而致其最后之忠告,何去何择,惟兄及东北诸将领共察焉。”

  这一长信,就是强调中央统一西北,强调先统一而后抗战,并声明决不允许有地方割据之事发生。并且声且言断不许赤化西北,仍是咄咄逼人。

  接着,他于1937年2月18日,向五届三中全会报告西安事变始末。

  “谨报告者,中正于去年十二月以西北剿匪军事,按照预定计划半月至一月间即可完成。特由洛入陕,亲加督促。不图张学良等突然构乱,致有十二月十二日之事变,在临潼西安同时发难,托兵谏之名,行劫质之实,在陕中央军政长官同被留置,凌乱纪纲,震惊中外。中正推诚过笃,虑患不周,仅携少数警卫,皆因抗拒以殉。彼时遘变仓皇,与外间音问隔绝,唯以舍生殉义之决心,求无愧于革命之天职。且深信我中央必能秉总理遗垂之精神,对于戡弭变乱,巩固国本,定有至当之措置。其后卒因中枢决策攸宜,全国军民同心一德,昭宣正义,使倡乱者慴服悔祸,事变得以弭止,中正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回京,张学良则束身自投,愿领受应得之罪罚。对于事变经过,理宜详陈始末。惟自十二月十二日以后,中正虽蒙中央优容,未加谴责,而有亏职守至此,实早以待罪之身自居,未敢更以公职之地位,有所报告。只就当时躬历情形,按日追记,辑为小册,藉答同志之垂询,谨以检呈,乞赐鉴察。查当时陕变诸人,曾经发出通电,陈述其所谓国事之主张,颇引起外间注意。中正在事变发生之日,对张学良始终严词斥责,彼遂不得尽所欲言。及事变发生之第三日,始知其有所谓八项主张者,……张学良以此为彼等共同主张,坚请中正允其实行。中正始终命其立即悔罪,送中正回京,此外不欲听其有何陈述,除指出其行动背谬及此等主张之无意义外,并诰谕以党国自有一定之组织与系统,即有意见,亦应向中央依法陈请,张以回京后向中央提出为请,中正即向之说明纵可提出中央,但余必声明不赞成尔等之主张,此段谈话经过,亦具详于小册,惟此节关系较大,不得不特为提叙,俾到会各同志注意。兹值全会开议,对于西北善后,当必有确当之指示,对于国事亦必有详审之检讨,一切取舍可否,自当取决众议,爰特将张学良向中正陈述八项主张之经过,据实叙述藉供察酌。除中正手辑小册之西安半月记,一并检送请予鉴核分发到会各同志外,特此报告。”

  蒋氏的立场是自己无错,错全在张、杨二人。中央军进驻西北,乃国家统一大计,不能违抗。同时,令李志刚传言给杨虎城,令杨就近和顾祝同洽商一切,不必再到溪口。同时,蒋限以1月24日为限,否则即动用武力。顾祝同对此回忆说:

  “蒋公并告李志刚,嘱其转告各将领,如至1月24日(1937年),再无接受中央命令的表示,即认为有意反抗中央,意谓和平即告绝望。”

  22日顾祝同进驻潼关,准备作战。但至1月23日,西安方面仍未答复,顾祝同就按既定计划,先令空军轰炸渭南东北军;并于华县对东北军开始炮击。在咸阳,中央军亦采取攻击行动,“藉以压迫张、杨所部将领就范”。

  24日,西安方面即派米春霖、何柱国、谢珂到潼关见顾祝同。顾氏回忆说:

  “二十四日,米春霖偕骑兵师军长何柱国、……来潼关见我,表示杨虎城等愿接受中央命令,但有几项请求:

  (一)在张、杨各部及共军撤退时,由中央与张、杨两部各派十人组织之视察团,分作两组,分派在两方部队前沿,担任监视任务,以免在撤退时,遭中央军攻击;

  (二)张、杨各部撤退时,请借给伙食费若干;

  (三)张部在西、兰公路上,酌留少数部队;杨部酌留少数部队在西安。以上三项,当经我一一允诺,并准各借给一个月伙食;视察团即由中央与张、杨各派定人员组成。此外,张、杨两部要求发给善后经费,我只允代向中央转陈,不能肯定。”

  “米等返陕后,杨虎城于三十一日下令,先将渭河北岸部队撤退,次将渭河以南撤至渭北,第二步再逐渐开往甘肃。二月二日起,张、杨部队开始移动。”

  但是,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为首的少壮派,则坚持以释张学良为与南京谈判的先决条件。否则不惜一战,以解救张学良。1月29日的渭南会议上,少壮派占了上风,决定“张副司令不回来,我们就不撤兵。”

  1月31日,西安高级将领召开了最高会议,杨虎城、周恩来、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均出席了会议。会上决定接受和平条件。这与中国共产党政策完全一致。而1937年1月中旬,蒋已开始与中共单独会谈。对此,斯诺有一段说明(转述苗剑秋语):

  “一月中旬,潘汉年(作为密使)由南京抵达西安。我们怀疑他,把他作为一个‘嫌疑犯’逮捕起来,结果,我们从他身上,发现了直接与国共谈判有关的文件。其中包括将原来苏区改编为特区,分发给红军士兵军饷,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等等。”

  对此,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均表示高兴,认为此有助于和平解决。而少壮派则大不以为然,他们坚决要求中共方面支持他们以释放张学良为先决条件,否则就决心应战。于此情况,中共方面表示,如果东北军一致表示以释放张学良为先决条件,否则决不撤军,则中共方面一定和东北军、西北军站在一起,共同奋斗。但1月31日的西安最高会议,却否决了少壮派的意见,决心接受蒋介石的条件。这就使东北军的少壮派的意见无法实现,于是他们决定铤而走险,于2月2日上午发动兵变。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为首,率领军队按黑名单捕人或处决。黑名单上的人有:王以哲、何柱国、缪征流、刘多荃、米春霖、鲍文樾、李金洲、徐方、蒋斌、谢珂。他们首先闯入王以哲家,将王以哲将军杀害于床上。他们认为主和的核心人物是王以哲和何柱国,所以一定要除掉二人。据何镜华(亲历者)回忆:

  “杜维纲、刘佩苇等人,曾到王以哲家进行劝告。杜维纲给王以哲下跪,刘佩苇哭着恳求王军长念及和张副司令的关系,并为了东北军,一定要向蒋介石……哪怕只要求张副司令在撤兵以前能回来给东北军讲一次话,见一次面就回去也都可以。”

  但王以哲没有耐心说服,只是说:

  “于主席现在已到西安来了,有人主持,究竟怎么办,需在今晚(三十一日)三方面会谈后,才能决定。”

  结果三方最高会议否决了少壮派的意见。少壮派便于2月2日晨在孙铭九家中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少壮派人物有三十多名。他们有人提出:

  “他们(指王、何二位军长)出卖副司令,出卖东北军,出卖我们,我们应当除奸,杀掉他们。”应德田即问大家:“除掉王、何,拥护于学忠,执行渭南决议,坚持营救副司令,大家同意吗?”与会者一齐表示“同意!”并且没有反对意见。

  就这样,少壮派们“宣判”了王以哲的“死刑”。

  同时,他们还杀害了交通处长蒋斌、参谋处长徐方、六十七军副官长宋学礼三人。

  何柱国事先躲到杨虎城新城大楼,未被捕杀。

  事件发生,一○五师师长刘多荃,愤慨已极,立即向西安进军,要严惩孙、应等人。东北军广大官兵,也同样表愤慨。这时,中共方面为避免事态扩大,赶快将孙、应、苗等人,接出西安。刘多荃将一些少壮派扣押,并将高福源处决。

  事后,周恩来首先率中共代表团到王家吊唁。毛泽东又电唁王以哲将军。认为王以哲将军的和平行动是正确的,爱国的。

  毛泽东的唁电是:

  “鼎芳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特电致唁,敬候起居。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四日。”

  同年,毛泽东和史沫特莱谈这件事时,又一次予以论述。他说:

  “有一部分患着‘左倾幼稚病’的人士,这种人各地都有,枪杀王以哲的那位孙铭九,就是这类人物的极端代表。他们爱国出于热忱,他们为丧权失地的悲惨历史而愤激,他们的心地是纯洁的。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体,过去和现在,今日与明日的差别与联系。”

  孙铭九和应德田也于解放后认识了这一错误。应氏说:

  “我们背着周副主席打了二?二的一枪,给西安形势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若不是周副主席力挽狂谰,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将被我们二?二事件所断送。”

  少壮派忘了放蒋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在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中央三方努力下,终于取得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

  2月8日,宋希濂驻西安西半部;阮肇昌部驻西安东半部。8日12时,顾祝同到达西安。于学忠、何柱国、孙蔚如到车站迎候。顾到西安后,即劝杨虎城出国,令东北军移防苏、皖。

  顾立即派何柱国飞溪口见蒋介石和张学良,向蒋报告一切。顾并希望何氏请张学良写一手书,指示东北军按中央指示,办理善后。何柱国偕王卓然、田雨时于2月16日下午(1937年),由杭州抵达溪口,见到张学良和于凤至。晚上同桌吃饭,夜宿溪口招待所。翌晨,张学良一连写了三封信:一致于学忠和东北军将士;一致旅居平津的东北人士;一致万福麟。三封信内容大体相同。

  致于学忠的信,内容如下:

  “孝侯兄大鉴:

  柱国兄来谈,……弟不肖,使兄及我同人等为此事受累,犹以鼎芳兄之遭殃,真叫弟不知从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目下状况,要兄同诸人,大力维护此东北三千万父老所寄托此一点武装。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贡献于东北父老之前。更要者,大家共济和衷,仍本从来维护大局,拥护领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盼兄将此函转示各军师旅团长,……大家必须对兄如对弟一样。……此颂近安

  弟张学良手启。

  二月十七日于溪口雪窦山”

  东北军调动如下:

  刘多荃一○五师改编为第四十九军,移驻南阳;缪征流五十七军调周口地区;吴克仁六十七军调蚌埠、商邱地区;周福一二九师归还保定五十三军建制;于学忠五十一军与一一○师开驻安徽蒙城。一一○师并入五十一军两个师内;何柱国骑兵第二军仍驻咸阳。

  于学忠任豫皖绥靖主任;王树常为开封绥靖主任;刘尚清为安徽省主席;何柱国为西安行营副主任。以后于学忠又调任江苏宿迁一带,任江苏绥靖主任,驻淮阴。至6月份,东北军调编完毕。

  西北军十七路军调驻三原,红军开至陕北。原来三位一体的联合阵线被蒋拆散。

  蒋氏所以采取和平解决方针,原因有四:一是宋子文对他不妥协;二是国内各军人大多反对再打内战;三是日寇步步紧逼,使他无暇“剿共”。四,是西安方面表示接受中央处置,延安方面表示接受改编,使蒋无所借口。所以,是时势造成了蒋的停止内战,非其人格所致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国民党于1937年2月中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2月20日,三中全会上通过了《根绝赤祸案》。此前,2月10日,中共中央向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发了一个电报,电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国难日亟,时不我待,本党为国忠诚,可矢天日;诸先生,热心为国,定能允许本党之请求,使全民族御侮救亡之统一战线从此实现也。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之伟大前程。谨此电达,伫候明教。并致

  民族革命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

  2月20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根绝赤祸案》,此案内容共有四条:

  “第一:一国之军队,必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

  “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容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

  “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吾人须知必先恢复中华民族固有之精神与道德,树立中华民国独立自主之人格,乃能恢复中华民族固有之版图,承继我中华民族历史之光荣,以实现三民主义。故赤祸之必须根绝,乃为维护吾国家民族至当不易之大道。凡喻斯旨,果俱决心,而以事实表曝于全体国民之前者,均所容与;否则,仍当以国脉民命为重,决不能轻信诡言,贻国家民族以无穷之患;此乃本党责任所在,敢为全体同胞昭告者也。”

  这个根绝案,实质上接受了红军改编问题。但对民主、释放政治犯,并无任何表示。并且绝对禁止赤化宣传和阶级斗争,而且咄咄逼人。但无论如何,他停止剿共,实行改编,总可以保存红军力量和共同抗日,使其以后进攻红军或搞磨擦,不再是合法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届三中全会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他对共产党的根本政策,并没有改变,只是暂停“剿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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