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和珅全传 > 第三篇 仕途通达，决胜官场——和珅的为官之道 第三章 追逐权力——手中有权好办事
独霸军机揽大权
和珅对权力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就像他对金钱的欲望一样，是与生俱来的。和珅恨不得自己就是皇帝，掌握一切大权。所以，他不但不能容忍同僚中有人地位超过自己，而且总是尽量把所有的军政大权都攥在自己手中。到了乾隆后期，和珅几乎掌控了军机处所有重要的部门的权力，形成了实际意义上的独霸局面。
军机处开设于雍正六年，当时清政府正在努力平定新疆准噶尔的叛乱；为了更加及时有效地调用军需物资，成立了“军需房”，这一机构就是军机处的前身。叛乱平定后，觉得军需房在作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保留下来成了军机处。这其实也是中国历史的传统，封建帝王为了更好地集中权力，与以宰相为首的官僚体系争夺统治权，总会在靠近内宫的地方设立一个由自己负责的机构，处理国家大事。
但是随着这一机构逐渐成形，又会渐渐成为官僚体系的一部分，成为朝中大臣争权夺利的新的斗争场所。皇帝不得不重新设立新的机构……如此循环往复，没有终止，这是高度专制无法跨越的历史循环。
清制没有宰相，把权力分到了六部，然而雍正设立的军机处实际上行使了宰相的职责，掌管几乎国家的全部重大事务，相当于直接为皇帝处理军国大事，是皇帝的替身，由此可见军机处在清朝的行政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和珅从乾隆四十年到嘉庆四年的二十多年里，担任军机大臣长达二十三年之久，以军机大臣兼步军统领达二十二年，以军机木臣、步军统领兼户部尚书达十五年之久，就连嘉庆帝也说过：“和珅揽权专政……盖由和珅以军机大臣兼御前大臣，事权过重，内外官员，畏其声势不敢违拗。”在这期间，军机处实际上只有和珅一手掌握大权。就算偶尔有一两个敢违背他的意图，和珅就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打击。可以说，和珅在军机处顺风顺水、一片祥和，但却难掩其黑幕下的罪恶。同时任军机大臣的王杰，就是被和珅排挤的一例。
王杰，字伟人，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中进士。后得乾隆赏识，一生中历任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左都御吏、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王杰任职军机处大臣期间，正是和珅风头正盛、皇帝最为宠信的时候。《清史稿》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当时，和珅“事多擅决，同列隐忍不言，杰遇有不可辄力争”。和珅一直想利用皇帝对自己的专宠而独霸军机处，从而实现自己的权力之梦。但总是无法撼动王杰，而王杰因为乾隆的喜欢，总是处处与他作对。这样一来，和珅总是不能得逞，情急之下，他竟然想出了一个无耻的计策。
事情时这样的，王杰虽然做过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位，但是身体却保养的很好，皮肤相当娇嫩。一天王杰正在军机处内值班，和珅瞅准机会特意赶来。趁着王杰独自一个人坐在炕边，就“色迷迷”地凑过去握住王杰的手，一边抚摸一边说：“王大人真是善于养生啊！皮肤竟然保养的这般细腻，真是羡煞那些不曾出门的姑娘媳妇啊！”和珅边说边继续抚摸。王杰见和珅讲出这些不堪人耳的话，心中早就不悦，及至后来，和珅竟然欲行非礼，王杰拼命挣扎，终于逃出军机处。
王杰本来就是一个的进士，脸皮薄，哪里受过这等奇耻大辱？王杰回到家越想越气，最后差点儿没喘过气来。他觉得已经无法在军机处呆下去了，可是又无法向别人启齿，最终只好在嘉庆元年(1796年)以自己的脚伤未愈为借口，告老回乡了。直到四年后嘉庆帝亲政，和珅已被查抄问罪之后，王杰才重新入主军机处。
军机处少了一个心腹大患，和珅在军机处就更加无法无天了。认为整个大清除了老眼昏花的乾隆对自己有些制约作用外，其余都构不成威胁。到后来，和珅甚至要同嘉庆帝在乾隆面前“争风吃醋”，真是脑袋不好使了，这种行为是犯嘉庆大忌的，难怪最后被赐死了。
不仅如此，他还牢牢控制着全国官员的考核和任命大权。中国封建社会的行政体系中，一直就有一套完善的选拔考察官员的制度，由吏部下属的“考功司”主持，分为“京察”和“大计”两种。“京察”针对的是在京为官的官员，而“大计”则是针对地方官员设立的考查制度。考查选拔官员向来是行政权力中最重要的杈力，可以通过官员的任免培植自己的势力，打击异已。和珅就是凭着自己多年的这种苦心经营，才得以稳居宝座。这一权力在和珅任吏部尚书时由他牢牢把持。后来，嘉庆登基，就任命刘墉为吏部尚书，把和珅的权力硬生生夺走了。
而刘墉对嘉庆忠心耿耿，为官正直，不免对和珅有所威胁。和珅大权旁落，其中自己任上做的那些龌龊事难免被刘墉发现，于是和珅就想把选官权从吏部转移到自已操纵的军机处，主要是保证大权不能握在嘉庆和刘墉手中。于是，和珅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说：“自太上皇禅位，皇上亲政以来，天下安定，未有什么大的乱局，值此之际，更应该肃清吏治，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国家政策的体现，法令的申张严明，全系于官员身上，所以，对官员的考察选拔实是重中之重的大事，奴才认为，单是考功司已不足以担此重任，这样的大事应该交给军机处，由众位大臣共同办理，吏部可以行辅助军机处之责。”
和珅同时呈了一份给乾隆和嘉庆，所以嘉庆帝立刻明白了和珅的意图，但是由于自己力量太过弱小，有时甚至尚不能自保，更别提别人了，自己现在只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军国大权一直操纵在乾隆手中，他只能据理力争，希望说服乾隆不要随意更改：“按照大清的体制，铨选官吏一向由吏部考功司主持，大学士同察，朕以为考功司多年经办此事，对官员状态清楚了解且经验丰富，而且吏部尚书大学士刘墉办事干练、清正廉明，定能禀公而断，不至于出什么纰漏。”
乾隆真是左右为难，一边是自己的宠臣和珅，一边是自己的儿皇帝，他决定考虑一下再做决定。和珅趁机背着嘉庆向乾隆进谗言：“太上皇，皇上此举是为了能掌握铨选天下官员的权力，好选择任用对他忠诚的官员，扩大自己的权势。”
和珅不愧跟随了乾隆多年，连乾隆的忌讳等都了解得一清二楚。这几句话恰好说到了乾隆的痛处，乾隆担心的就是自己退位归政后大权旁落。听和珅这么一说，立刻决定选官权交由军机处处理，吏部只是从旁协助。
和珅不可思议地在君臣大权争夺战中获胜，声望之高更是一时难有匹敌者，心里禁不住飘飘然起来。殊不知物极必反，当他越来越紧地把权力收拢过来的时候，大权却开始渐渐从他身边散去，就如同慢慢溪水的指一样。
朝廷财政尽掌握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和珅人生旅途上的一个幸运年份。三月，和珅还在云南办案没有结束，他的太岳父英廉就补用汉大学士缺，而其户部尚书的缺就由和珅补授。由于户部是掌管天下一切户籍财经。乾隆帝下令赶快返回北京，和珅未回京赴任前，户部的事务仍由英廉管理，这对和珅来说是个积极信号；这还不算，四月份，乾隆帝亲赐和珅长子名为丰绅殷德，并指为自己最疼爱的固伦和孝公主的额驸，赏戴双眼花翎，待成年后再派结发大臣举行指婚礼。和珅没多久还补授永贵所遗镶蓝旗满洲都统员缺。六月，又兼任满洲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
乾隆帝这一连贯的政治动作是在向朝廷内外释放一种强烈信号，和珅已经完全赢得了他的信任，从此将跨入朝廷要员的行列。乾隆将清政府的财政大权委托与他，并愿意与和珅结成儿女亲家，建立一种特殊的君臣关系，使和珅成为大清国帝最亲近的大臣，无疑是对和珅的最大肯定和奖赏。
户部尚书可以说是大清国的财政大臣，和珅之前户部事务一直由他的太岳父英廉主持，皇帝的内侄、大学士傅恒的儿子福康安以及和珅负责具体事务。后来太岳父英廉升为大学士，户部事务即由和珅全权处理了。这其中必定有英廉在其中保举，和珅才得以迅速坐稳这个位子，但有一点也要承认：和珅自身也是有一定能耐的，否则他也不可能长期担任这一职务，甚至在后来升任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务的情况下，也没有离开户部尚书这一职务，如果和珅真的没有一点儿管理才能和真本事，估计乾隆帝也不可能放心大胆地把权力交给他。
和珅接任户部尚书一职务后正好赶上乾隆的七十大寿，新官上任三把火，他风风光光地操办了当年八月乾隆帝的七十万寿庆典，获得了乾隆的首肯。
人生七十古来稀，志得意满、统治大清国巳经四十五年的乾隆帝，自然希望这次庆典大办一番，以显示自己统治下“太平盛世”的景象。但是他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要花费国家财政，避免损害了自己爱民恤民的仁慈君主形象。
这件事听起来前后矛盾——哪有不花钱就能办起大场面的事？可是和珅做到了，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让朝中和各地官员身上搜罗钱财罢了。和珅在云南就已经知道自己是户部尚书了，所以当时他就开始考虑这件事，回京后就忙不迭地张罗开了。
他不断给各地官员和富商，特别是一向富有的盐政、盐商们打招呼，对他们又是威胁又是哄骗，目的是让他们打着孝敬皇帝的名义出钱。有关这次庆典的具体情况，官书中记载不多，也不够具体。但我们可以从史书中关于整修工程中窥见当时花费之巨。朝鲜使臣就曾这样记载：“皇城内楼台之穷极华丽，不可殚数。而以臣等所见言之，则宫城内紫禁城之间有太液池，环池左右前后，寺院佛塔横亘莲络，殆至眩目……直隶保定府长芦隘甲’即各省富商辏集之所。众商预输苏杭间彩缎与奇玩，路旁结棚如物形，或楼台状，穷极眩采，横亘数十里”。以至于使者感叹说：“为游观之娱，役民兴作如此，而以帑储厚给工费，故民不为怨云”。
乾隆帝的七十万寿庆典，和珅既是乾隆帝的宠信之臣，也是他的亲家，还是刚刚履新的户部尚书，所以他除了竭力张罗好这一活动外，也精心准备了一尊很大的金佛作为礼物。朝鲜使臣在见闻中提到：“京城内有佛铺子，互相卖买。朝臣有此作为贡献\/徨帝亦以赏赐贵臣。于秋节晨朝，有进贡覆黄帕架子，盛以金佛一座，长可数尺许，舁人阙中，闻是户部尚书和珅所献。”
通过成功筹办乾隆帝的七十万寿庆典，和珅与乾隆帝的关系更加密切。同年十月，和珅被派充四库馆正总裁，仍兼署理藩院尚书事务。换句话说，和珅不仅仅掌控了清朝的财政大权，而且开始向文化事业和民族事务转型，真正成了一个“复合型”人才，地位也更为显要。朝鲜使臣的记载中就有：“兵部尚书福隆安、户部尚书和珅，贵幸用事。阁老阿桂之属，充位而已。”并特别提到和珅：“为人狡黠，善于奉迎。年方三十一，为户部尚书、九门提督。而以最所钟爱之六岁皇女定婚于其子。性又阴毒，少有嫌隙，必致中伤，人皆侧目。”
从此，和珅开始走上了长达二十几年的把持财政大权之路，直到被嘉庆抄家赐死。
把持教育和考试
和珅的触角伸得很广，他甚至还控制国家的教育和考试的权力。先后担任教习庶吉士、经筵讲官、翰林院章院学士等职务。他利用这一便利，控制了部分官吏的遴选权。
乾隆六十年（1796年）会试，左都御史窦光鼐任主考官。发榜时，人们发现，第一、第二名竟然是浙江举人王以晤、王以衔兄弟二人。而窦光鼐任浙江学政多年，和珅认为一定是他偏爱自己的门生，在考试时做了手脚，要不然哪有这么凑巧的事情。于是恳请乾隆帝派纪晓岚和他一起进行复试，并借机“兴大狱以倾窦，复试日，使卫士环列稽察之”，复查的结果是，王以浯以试卷“疵累甚多”除名，王以衔得以参加殿试。后来，皇帝御览的十本殿试卷子中，王以衔仍高居第一名！
乾隆感到很奇怪，就连和珅与诸大臣夜面面相觑，于是上奏说：“此次阅卷诸臣皆秉公认真，并无亦无私弊，如有失当，何妨易置？”乾隆帝则说：“若此则彼之兄弟联名，或出偶然，科第高下，殆有命焉；非人意所能测也，何必易置！且既拆弥封而再易置，则转不公矣”。这也算是一种巧合吧，遂拍板定案，窦光鼐等人这才免除了革职或交部议处的厄运。
由于和珅经常主持会试和殿试，因而对乾隆的出题习惯已经了然于胸，往往能够猜个八九不离十。于是进行“押题”，往往一押就中。因此，和珅常常把押中的题目告诉给出钱的学子，因而考中者甚多。
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乾隆帝下令以江南儒生蒋衡所进自己整理过的《十三经》刻石于太学，并命和珅、王杰为总裁，以董诰、刘墉、金简、彭元瑞为副总裁，金士松、沈初、阮元、瑚图礼、那章成随同校勘。乾隆帝在上谕中称：
自汉唐宋以来，皆有不经之刻，所以考定圣贤经传，使文字同归于一是，嘉惠艺林，昭垂奕，甚盛典也。但历年久远，碑多残缺，即间有片石流传，如开成绍兴年间所刊，今尚存贮西安、杭州等府学者，亦均非全经完本。我朝文治光昌，崇儒重道。朕临御五十余年，稽古表章，孜孜不倦，前曾特命所司创建辟雍以光文教，并重排石鼓文，寿诸贞珉。而十三经虽有武英殿刊本，未经勒石，因恩以前蒋衡所进手书十三经，曾命内廷翰林详覆舛伪，茂弃懋勤殿以年，允宜刊之不版，列于太学，用垂永久。
这次刻石引发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时主要负责此事的是和珅和彭元瑞，彭元瑞凭借功劳和贡献获得乾隆帝的肯定，并给予缎匹、笔墨的奖励，而同为负责人的和珅因为没有做什么具体的工作，没有得到任何奖励，和珅自从受宠以来，哪里受过这般“窝囊气”？就以“非天子不考文”为由攻击彭元瑞所作《乾隆御定石经考文提要》，并令人作《考文提要举正》，本以为胜券在握的和珅，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乾隆对此并不认同。和珅还是咽不下这口气，竟派人将彭元瑞所改古字全部挖去。清朝的姚元之在《竹叶亭杂记》卷四中对此有记载：
太学石经凡一百九十碑，为江南拙老人蒋衡书，乾隆五十七年始勒石。先是五十六年，高庙欲勒石经于太学，初命彭文勒 瑞司校雠，金司空简司工。五十九年(应为五十六年)，高庙启跸幸避暑山庄，文勤不随扈，命每晨携笔砚至乾清宫遍校内府所弃宋刻各本，金司空备食。文勒因得观人间罕见之本，考其同异，著为一书，名日《乾隆御定石经考文提要》。凡蒋书不合于古者，俱改正之。碑成，文勤奏曰：“石经将垂训万世，只臣与金简二人列后衔，臣以未学，金又高丽人，恐不足取信。”因加派和相国坤、王文端杰为总裁，董文恭诰、刘文清墉及金司空、彭文勤为副，金司空士松、沈司农初、阮制军元、湖太宰图礼、那太宰彦成随同校勘，独文勤得邀宫衔，并命仿《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例，每经勒《考文提要》于后。和相国嫉焉，大毁《提要》不善，并言非天子不考文，议文勤重罪。高庙(乾隆帝庙号)谕曰：“彭元瑞本以《乾隆御定石经》加其上，何得目为私书？”和计不行，乃令人作《考文提要举正》，分训诂、偏旁、谐声三门，以为已作也以进。文訾《提要》多不合坊本，不便士子，请饬禁销毁，并命彭某不得私藏。高庙叹曰：“留为后人聚讼之端，亦无不可。”其事乃寝。和乃密令人将碑字从古者一夜尽挖改之，而文勤之《考文提要》亦不果刊。嘉庆八年，文勤奏请详加察核，仁宗命董文恭、纪文达、朱文正、戴文端、那冢宰查对，但将碑宇之草率漏画略加修补而已。阮制军之抚浙江也，始以《考文提要》属门下士许进士绍京刊刻焉。提要之作，荟萃宋本之善者。嘉庆二年，乾清官毁于火，宋本俱烬，今乃借是书以存其大概，岂非深信耶？
由此可见，和珅当时牢牢把持着教育、考试大权，他的专横跋扈和独断专行到了何等猖狂的地步！
控制科举广取士
和珅本人虽然没有通过科举考试，可他明白，科举才是国家取仕的正途，皇上选拔官吏，很大程度上都依赖科举。所以控制科举是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的捷径。一方面用师生之谊笼络朝廷官员，另一方面，这里面有很大的猫腻，每年的主考都是考生巴结、贿赂的对象。此外，文化、教育方面的事业是善举，还可以让自己有个好名声。
科举是国家十分重要的领域，清朝历代都很看重科举的公正性。科举主考官历来是饱学鸿儒，和珅并非通过科举的途径发迹的，因此一时之间，难以插手这个领域。和珅首先做了不少文化工作，先后主持过《四库全书》、《皇清开国方略》等许多官书的编纂，当过国史馆总裁等高级职位。为控制科举准备了充足的功课。和珅自从控制科举后，有些读书人一辈子的前途被和珅耽误了，对和珅可谓恨之入骨。
和珅先后担任教习庶吉士、经筵讲官等官职，通过这些职务，和珅便可以控制官吏的选拔，方便安置自己的亲友、党羽，打击对自己不利的政敌，还大肆收受贿赂，财源广进。甚至连考试发榜的排名，也可以仅凭和珅个人的意愿，随意调整。
吴省兰、吴省钦兄弟曾经做过和珅的老师，虽然学识渊博，但总是屡试不中。后来，二人通过和珅帮忙，终于顺利通过考试，一步步踏上仕途之路。这二人自从得了和珅的好处，对和珅可谓言听计从、忠心耿耿。所以，和珅也有心提携他们。有些和珅不方便直接控制的事情，就委派他们兄弟二人去做，和珅从中既能得到实惠，还可以避人耳目。
有一年，和珅推荐吴省钦出任直隶府学政，主持乡试。吴省钦一到地方就公开舞弊，甚至名码标价地收受贿赂。一时之间，搞得乌烟瘴气。吴省钦收到的好处，自然不敢私自瞒下，大部分都孝敬了和珅。
这次乡试吴省钦公开舞弊，动静太大，引起了诸多贫寒考生的不满。他们本希望寒窗苦读十几载，能够通过考试博取功名，不想却因为没有银子而名落孙山，因此对和珅与吴省钦非常痛恨。有一名胆大的考生知道内幕后，又气又愤，在考场门前贴了对子，讥讽吴省钦。上联是“少目焉能识文定”；下联是“欠金安可望功名”，横批是“口天欺天”。这是一幅拆字联，上联的“少目”恰是个“省”字，下联的“欠金”恰是个“钦”，横批中的“口”、“天”二字则是一个“吴”。巧妙地将吴省钦的名字嵌入其中，暗中讽刺吴省钦不识学问，主考官只认金银不认人。吴省钦得知后十分惊恐，急忙调派了几名官差，严禁考生私自张贴任何对联、条幅。
和珅在全国的眼线众多，不久就知道了这件事。他把吴省钦狠狠地教训了一顿：“银子不是不能收，但你这也太明目张胆了。直隶学政本来就是个肥差，何必要一次吃饱？免得被别人看出破绽，事情要是闹大了，对谁都不好。”这可是和珅几十年的贪污受贿秘诀，是和珅在长期的做官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不由吴省钦不服。
和珅控制科举的事情举不胜举，手段也层出不穷。福州有位著名的进士，名叫郑光策，他的一生颇有些传奇色彩，曾经因为反对和珅，而受到了和珅的打击抱负。
郑光策，初名天策，字宪光，一字琼河，又号苏年。他是福建闽县（福建福州）人，少年时父亲离世，家境贫寒，与弟弟郑天衢一起相互依靠、努力读书，互为师友，在当地很有名气，有“二雄”之称。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郑光策考中举人，第二年考中进士，候选做官，此后郑光策仍然日夜攻读诗书，从未懈怠。他在乾隆的一次南巡中给乾隆写文章，得到了乾隆的赏识，命其在浙江会试。
和珅当时是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跟随乾隆一起南巡，乾隆就命令他监试这次考试。交卷时，和珅看到乾隆帝的御座下面有个踏脚用的小脚几，就故意坐在上面收取试卷。这样一来，下面的考生交卷时，就不好站着交卷了。因为和珅离乾隆很近，所以只好跪着呈上试卷，看起来就好像给和珅下跪一样。
郑光策当时已是进士，自然心高气傲。他见和珅借皇帝抬高自己，趁机侮辱读书人。于是与同乡福建名士林乔荫等人约定，交卷时只拱手行礼不下跪，交了考卷就愤愤地退下。和珅见郑光策驳了自己的面子，对他怀恨在心。于是在阅卷时，故意将所有福建人的考卷藏起来，根本就不阅卷，结果福建无一人考取。
郑光策知道只要和珅一日在朝中为官，他就永无出头之日，于是回到福州老家，刻苦钻研诗书文章，除了熟读圣贤书，还积极研究对现实有用的书，成了有名的政治改革家。可以说，和珅的蛮横无理成就了一个历史名人。
郑光策后来还为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发挥了积极作用。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郑光策向福建的将军府呈上平叛林爽文的《十二议》。当时的大将福康安读了郑光策的意见之后，全部采用并获得最终的胜利。福建巡抚徐嗣曾在台湾善后，临走前，郑光策又呈上《台湾善后事宜书》的八议：议定章程、议散义勇、议增兵额、议兴屯田、议缓城工、议严盗课、议设官庄、议举吏职。福康安、徐嗣曾觉得他是个奇才，邀请郑光策一起到台湾。郑光策以母亲年老为由，推辞不去。
郑光策虽然由于和珅的打压而仕途不顺，但他的思想影响深远，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
和珅不仅通过操纵考试进行内幕交易，以致耽误读书人的前途，他甚至能够随意调整考试的名次。
乾隆五十二年(1787)的春闱会试中，有一位姓沈的读书人考取了前十名。和珅担任主考，看到这位考生文采不凡，必是将来的栋梁之才，于是就想拉拢他。不料姓沈的考生性子耿直，厌恶和珅的为官之道，不屑与和珅结交。况且自己已经进入前十名，参加殿试应该没问题，和珅此时提出与自己结交，其意不言自明，心中更是不屑。
结果，和珅火冒三丈，暗暗下定决心要好好整治此人，否则以后谁还把自己放在眼里？和珅利用自己主考的身份，找了个借口让他名落孙山，不明不白地取消了他的殿试资格。从此以后，京城的人都明白，和珅操纵考场，文人举子不得不在考试前，结交和珅，贿以重金，以免和珅与自己为难。这样一来，京城内外的官员学子都成了和珅的奴才和附庸，没有一个敢顶撞他。
京城中的学子耳濡目染知道和珅的为人还好说，那些外地来京考试的学子可就不明不白的受了冤枉。和珅对那些不听话、不知好歹的读书人从来都是毫不留情，他可不管你你是打哪儿来的。
山西举人薛载熙就是被这样除名的。乾隆五十四年，薛载熙赶往京师参加礼部恩科会试。清朝的科考在殿试之前还须进行一次复试。复试结果，按成绩优劣分为一、二、三等，并分别授予官职。薛载熙自认才高八斗，并且不出所料地进入复试。一般情况下，只要不出大差错，进入复试就意味着已经中了进士，只是名次会有所出入。薛载熙见自己已经进入复试名单，自然高兴万分，消息传回山西，更是举家欢腾，即刻着手准备迎接这个进士。
孰料，天有不测风，复试前夕发生了变故，薛载熙的名字从复试名单中被除去，失去了复试资格。
薛载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着人在京城的亲戚中打听。亲戚对他说：“这次考试的主考官是和中堂，你被除名，肯定是得罪了他，其他人是不敢随便改动名单的。你好好想想哪里的做过和中堂，或者有什么对他不敬的地方？”
薛载熙要不是参加考试，连京城在哪里都不知道。这次来京城，他连客栈的门都很少出，更别提与别人发生冲突了。至于和中堂，他连听都没听说过，怎么可能会得罪他呢？
亲戚一听，不屑地一声冷笑，对他说：“怪不得呢！你既然来京考试，为什么不去拜访和中堂，表示自己的恭敬之意？你不去他府上，给他好处，这难道不是得罪他吗？你初来京城，可能不知道吧？这和中堂做事收钱是出了名的。只要他主持科举，无论你有多大学问和能耐，要想考中，必须先去送钱拜码头。否则别想考中；而那些考中的人都必须顺从他。拒不顺从的人，除非你名满天下，连皇上都知道，否则要么除名，要么落榜。京城的官场尽人皆知，但碍于他的权势，没人敢说就是了。”
薛载熙只顾闭门读圣贤书，哪有心思关注窗外事？本想来到京城，一心准备会试，考取功名，哪懂得还有这般诀窍。
不用说你也猜到了，这件事确实是和珅捣的鬼。和珅见其他人都来给他送钱，表示对他的尊敬，惟独这个薛载熙不给面子，于是有心不让他进入殿试。和珅拟定复试名单后，上奏乾隆帝批复。和珅对薛载熙的评语是：“单凭学问水平而论，薛载熙的试卷没有大的问题，只是诗文有粗鄙乱凑之嫌，奏请停科。”
当时恰巧是乾隆母亲皇太后八十岁大寿期间，乾隆心情极好，不想在这些细枝末叶上太过追究，好让天下读书人普惠皇恩，于是批复道：“若没有大的问题，可以加恩宽免。着和珅与诸位考官仔细商议。”
这下还是和珅说了算。和珅仍然不肯放过薛载熙，以众人商议后的名义上奏道：“薛载熙的复卷与中卷不符，难逃舞弊嫌疑，请记录在案，留待以后审查。”复试与中卷不符，这种情况很常见，和珅以此为借口，确实是有心置薛载熙于死地。乾隆无心继续纠缠下去，就同意了和珅的奏请。
薛载熙可算经历了一次过山车。本来他进入复试的消息已经传回山西老家，家人也已准备好高规格迎接，不想最后却是一人孤独返乡。薛载熙心里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但是学子的倔脾气却上来了，他不愿意向和珅低头，只好韬光养晦，闭门谢客，在家每日刻苦攻读，盼着和珅哪天会倒台。只有这样，自己才能拨云见日。他非常憎恨和珅，甚至每天读书后，薛载熙都要焚香跪拜苍天，诅咒和珅快些倒台，这样一直坚持了下去，未有间断。
也许薛载熙的冤情真的让老天看不下去了，或者是他的诚意感动了老天，无论怎样，他的诅咒应验了。十年后，太上皇乾隆驾崩，权倾天下的和珅随后被嘉庆帝赐死。薛载熙悲喜一起涌上心头，禁不住泪流满面，他知道自己翻身的机会终于来了！薛载熙打点行装，凑齐了盘缠，动身到京城去申诉自己的冤屈。
薛载熙在京城一直等待见到嘉庆的机会。嘉庆六年(1801年)的一天，薛载熙得到消息，嘉庆帝出外巡视。薛载熙在皇帝的必经之路上苦苦等待，终于等到了嘉庆帝。他冒死拦驾含冤，哭诉冤情。嘉庆命薛载熙从实禀奏。薛载熙声泪俱下地把十几年前的会试中被和珅无辜除名，不能考取功名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嘉庆说了出来。
嘉庆帝本来就知道和珅向来作恶多端，也曾经听说过这件事。于是当场下旨：“薛载熙会试中被无辜除名，并非皇考的本意，是和珅蒙蔽了皇考，出于私心办理的此事。朕对此事也知道你的冤情，可以考虑现场出题考试。”
于是，嘉庆现场出题，让薛载熙即兴作诗一首。薛载熙在家读书多年，又颇有文采，会试不中后更是专心习作，学问大有长进。现场作诗立就，嘉庆听了，评价说“诗句的水平比以前的还要好，加恩赏还举人身份”。薛载熙被和珅打压十多年后，终于被平反。
这只是有记载的影响较大的例子，那些未曾纪录的不知还有多少，可以说，和珅在当权期间到底抹杀了多少有才之士的功名，恐怕难以计算，给朝廷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为修宅院动士兵
和珅飞黄腾达之后，成了皇帝的专职跟班，日益获得皇帝的好感，权势也越来越大。这样一来，他做事也就少了许多顾虑，就越发胆大妄为。他在建造自己的相府新宅时，竟然动用职权，私自调用国家的军队来为他修建宅院，这样以来，他在劳力上不用花费一分一毫。就连他盖房子需要的木料、砖瓦等材料，大部分也都是地方官员贡献的。可以说，和珅没花多少银子就盖起了一座令王公大臣都惊叹不已的豪宅。
除了世人熟知的贪得无厌，和珅一生还豪奢无度，在修建宅第园林方面，也是不甘人后。乾隆帝对他恩宠有加，经常赐予他土地让他建筑宅院，有时候随便找个理由就会加封他，搞得其他官员很是嫉妒但也无可奈何——谁让皇帝喜欢呢？就这样，在乾隆的不断赏赐下，一座座别致、精美的园林相继成为和珅的家产。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和珅刚刚由御前侍卫兼都统擢升为户部侍郎、军机大臣，正值春风得意，当然要重修家宅以示庆贺。他的第一所新居就是在这个时侯建造的。乾隆帝为了表示祝贺，专门在什刹海畔三座桥附近的“黄金地段”赐给他一块上等的地皮。和珅这是第一次建造自己的新宅院，所以他在建设时非常用心，他亲自监督整个工程，对每个细节都要个要求，力争超过其他王公大臣的府邸。
此处建得豪华奢侈，但在他倒台后成了他的罪状之一。嘉庆四年，嘉庆帝曾发布上谕：“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及其多宝阁(隔断式样)，仿照宁寿宫制作，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再有，“据呼什图供和珅盖造楠木房屋时，曾令伊人宁寿宫照烫式样。查呼什图人禁内烫样，该总管太监并不阻止，辄行放人，应交总管内务大臣查议”等。“因奏准抄出到臣衙门臣等查得萧得禄等均系总管太监，当呼什图擅人宁寿宫烫洋时并不阻止，辄行放人殊不合，请将总管太监萧得禄，阎进喜各罚钱粮二年。首领太监董世玉、李进孝、高进喜、邓世忠罚钱粮一年。”
和珅建造此宅院时，竟然派呼什图潜入内宫“烫样”，并依照烫样建造，所以，其“锡晋斋”还依稀可看出宁寿宫的影子。宁寿宫是为太上皇乾隆建造的，和珅的这样做当然属于违禁。虽然当年御史曹锡宝弹劾他逾制建造宅院。不过，当时和珅正风光无限。乾隆不仅对和珅逾制之事不予追究，竟然还斥责曹锡宝诬陷和珅，反而使曹锡宝丢官弃职。
事实上，和珅当时刚刚抬入正黄旗，在什刹海的封地建造是符合祖制的，但是和珅打了一个擦边球，他本人借机极尽奢华之能事，逾制修建自己的宅院房屋，确有违规之嫌。不过当时在朝中和珅但是炙手可热，连皇帝都睁一眼闭一眼，谁还能拿他怎么样？
和珅宅第东至毡子房胡同，南至今前海西街南侧，西至李广桥，北至大翔凤胡同，后辗转达官贵人之手，并多次改建，至今仍有嘉乐堂、天香庭院、锡晋斋、寿椿楼等和珅所建的基本建筑。和珅的宅院规模当然和与亲王贝勒王府不能比，但从内部结构和装饰之精美上看，和府绝对是数一数二的，而且史料中有记载：其装饰物“皆亲王所不应有之物，而和珅有之，且铜路灯较大内所有尤为精致。今分设于景运、隆宗二门外”。
这两宅第的建造，耗费了许多人工和时间，单是动用的工人的报酬就不是一个小数目，和珅的精明就在这里了，据史家考证，和珅建造府第所支用的工匠不是招摹而来的平民，而是他控制的步军统领衙门的兵丁和巡捕五营的步甲等人。据考，最多的时候调来的兵可达一千多人。和珅动用职权，私自调用国家的军队来为他自己修建安乐窝，唯一能证明的就是他的贪得无厌。
和珅当时可谓富甲天下，却仍然为了省下工人的工资而不惜动用国家军队，真是精明过了头。
实为朝廷掌舵人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七月，负责工部事务的苏凌阿、瑞保出差在外，而新任尚书舒常也尚未到京，而工部的日常事务又多，所以一切工部日常事务暂时由和珅代为管理。一个月后，37岁的和珅补授大学士一职，并仍然负责户部事务。与此同时，因为补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福康安尚兼陕甘总督一职，无法回京，所以吏部尚书事务也由和珅负责。同年九月，因和珅掌管崇文门税务已有八年时间，况且已经升任大学士，不便再兼任这一职务，转而由其子、同时也是固伦和孝公主的额附丰绅殷德充任。
清代的大学士只是一种荣誉职位。雍正年间创设军机处后，就算是议政王大臣会议也不得参与军国大事的处理，成为一个虚衔。会典上规定的大学士“大学士掌钧国政，赞诏命，厘宪典，议大礼、大政，裁酌可否入告”等决策职责等于废话，只有参与“修实录、史、志，充监修总裁官。经筵领讲官，会试充考试官，殿试充读卷官，春秋释奠摄行祭事”等闲散职能，根本没有实权。即便如此，不少官员要获得大学士一职也不容易，大多在即将退体的时候才能得到。而一旦获得大学士一职，即要解除负责的六部职务，最多可以兼管事务，但并非直接掌管实权。
和珅是个例外，他不仅37岁即获得大学士这一荣誉职位，而且不脱离实权，仍直接掌管六部中吏部、户部、工部等的实权。如所兼任工部事务是主持工程的最有油水的部门；吏部尚书是负责官吏的遴选和考核，是天官；户部则负责国家的财政大权……可以说，和珅几乎控制了大清国所有的要害部门。
在乾隆眼里，和珅的才能还没有完全发挥，他让和珅开始主持军机处的大权。军机处是清代直接秉承皇帝旨意经办重大政务的中枢。军机大臣的权势之显赫，那是朝野闻名。就连军机大臣下面的一些草拟文稿的助理人员，即军机章京，因接近国家机要，平时也狐假虎威，颇有权势，俗称“小军机”。
“小军机”在清代社会上名声很大。每当皇帝下谕旨，都要由军机大臣交给军机章京草拟稿，然后呈皇帝阅览批准后颁发执行。《檐曝杂记》中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军机大臣早晨入内面奉谕旨，等到退下来，已是辰牌时分了。回到军机处后，叫军机章京进来，告诉他今天有几道什么上谕。军机大臣一面说，军机章京一面用手折一一记下；然后回到自己办公的房子里，分派拟稿：某某拟哪一道，某某拟哪一道。一霎时笔如风雨。军机章京看过了，又斟酌几个字，然后给军机大臣看。军机大臣认可后，就由太监呈送皇上，皇上阅览批准后，这才颁行天下。”
军机章京官级不大，属于助理人员，但因其身处政权中枢，经手的都是上谕、奏折等国家机要文书，因此，官场中的人都认为他们是颇有权势的。许多官员都通过他们打探官场最新消息，以期获得他们的关照。尤其是一些想向上爬的地方官吏，虽然没办法接近军机大臣、各部尚书、侍郎等朝廷大员，但是经常以巨资珍宝买通官级稍微低一些的军机章京作为自己的内线，把握朝廷的动向。所以军机章京在官场上影响很大。
军机章京一般都是文思敏捷，“下笔干言，倚马可待”的饱学之士。但文采一般、庸俗不堪者，这样的人只好多干些粘贴文稿、折子的杂活儿。这种军机章京被世人讥为“面糊章京”。《负曝闲谈》中提到他们何以被称为“面糊章京”：达拉密章京对于那些无法执笔的章京了然于胸，于是有些事情就不去惊动他，到了忙的时候，把批好的折子，什么“知道了”“该部议奏”等，都一条一条的夹在折子里面，叫他用浆糊一条一条的粘上去，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所以叫“面糊军机”。
任何职务只要能跟皇帝沾上边儿，就有升迁的机会。军机章京拟的文稿如果经常受到皇帝赏识，拟稿者就会一时间声名鹊起，甚至破格升官。反之，如果拟的稿总是差强人意，没有亮点，就可能十天半月不被委派一事，只是按时上下班而已。前者被称为“红章京”，意为受到皇帝的重视，鸿运当头；后者被称为“黑章京”，意为被冷落、触了霉头。有人甚至为“红章京”作诗道：“流水是车龙是马，主人如虎仆如狐。昂然直到军机处，笑问中堂到也无。”其中的中堂指大学士，可见“红章京”当时的权势之盛。相反，“黑章京”就没有那么风光了：“篾篓作车驴作马，主人如鼠仆如猪。悄然溜到军机处，低问中堂到也无。”更有好事者将后二句改作“五更踱到军机处，不识今朝有事无。”将“黑章京”低三下四、无事可作的倒霉模样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实，无论“红章京”还是“黑章京”，都是清朝黑暗官场的一面镜子，让人不胜唏嘘慨叹人生的际遇。
和珅刚入军机处时，并没有掌握实际大权，因为很多居功至伟的朝中老臣都排在他前面。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福隆安去世，和珅在军机处的排名升至第三位，加上首席军机大臣阿桂一直奔波于外，次席梁国治又是汉人，无法掌握实权。这样一来，军机处的实际决策权就落到和珅手中。关于这一点，早在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朝鲜使臣就有这样的记载：“兵部尚书福隆安、户部尚书和珅，贵幸用事。阁老阿桂之属充位而已。”
后来，乾隆五十年，朝鲜使臣在闻见别单中又说：“吏部尚书和珅，去年升为军机大臣，子尚皇女，女配皇孙，权势日隆。皇帝且遣内侍轮番其第，势焰熏天，摺绅趋附。惟阁老阿桂勋伐既盛，而清谨自持，为珅敬惮，朝野颇以倚赖云。”四月，朝鲜使臣在闻见别单中又说：“和珅宠遇愈隆，威势日加，今年又以军功进封一等男。”此时的和珅，可谓大权在握，如日中天，成了大清朝廷的实际控制者。
和珅之所以权势越来越大原因就是年老而又不肯放权的乾隆帝越来越“倦勤”，与先前那个年轻气盛、精力旺盛的乾隆不可同日而语。乾隆五十二年二月，朝鲜使臣就有描述晚年乾隆政风的变化的记载：“皇帝近年颇倦，为政多涉于柔巽，处事每患于优游；恩或多滥，罚必从轻；多滥故启幸进之门，罚轻故成冒犯之习。文武恬戏，法纲解弛，有识者颇以为忧。”
正是乾隆的越发“倦勤”，给和珅提供了把持朝政、巩固自己权势和地位的机会。到了乾隆末年，和珅实际上已经成了大清国的掌舵人。嘉庆二年八月，阿桂去世，他真正成了朝廷的第一决策者，达到人生事业发展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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