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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6章 两个伟人和三个名人

  名人不一定是伟人,开国之初名人如云。名人与伟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有时是水涨船高,有时是亡羊补牢,有时却有覆舟之险。

  共和国领袖看重的自然是国家安危,名人的一言一行都会引起他们的警觉。也许失误由此而生。

  这里所说的名人其实是文化界的几个代表人物。他们的命运起伏,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特点。

  也许今天的人们对昨日之事不可理解,也许今天的人们可以做出种种假设,以不屑昨日的荒唐。

  但是历史是无法假设的。

  伟人和名人都打着时代的烙印,既然不是神,就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开拓者是不应受谴责的。只有历史教训才是厚重的传世之宝。

  ●1.重庆谈判时,周恩来将胡风介绍给毛泽东

  先说胡风吧。

  胡风原名张光人,他的笔名胡风从母姓而来。他父母结婚的第一天就向邻居借米。胡风就出生在父母赖以为生的豆腐房里。

  泥土中的童年,目睹了中国黑暗社会农民的悲惨生活,饱尝了贫困儿童遭受的一切苦难,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抗争与发愤的火种,养成了刚毅和倔强的性格。他1岁才上村学,出乎大人意料的是。他的成绩特别拔尖。六年私塾后,他考人县城公立小学,后来又考人湖北省城武昌启黄中学,受《新青年》和《晨报副刊》上鲁迅作品的影响。他开始新诗和小说创作。反映“二七惨案”的小说《两个分工会的代表》,投寄上海《民国日报》后发表于该报副刊《觉悟》上,这是胡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中学时代的胡风已初露其文学才华。由于得不到精神和求知的满足,他先后转过多所学校,并从武昌到南京,又从南京到北京,而且从北京大学转人清华大学英语系,但仅人学数月又退学了。后来,他应邀回到了处于北伐胜利浪潮之中的故乡——薪春县。

  薪春的政权很快落入右派手中,使苦于追求的胡风又陷入困境。1927年,胡风到武昌任国民党省党部宣传干事,参加编辑邓初民主办的《武汉评论》。因刊物倾向进步,仅出两期即被停刊。后在当地参加了国民党第三十一军,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因不肯去军部宜讲蒋介石的那套“三民主义”,而被怀疑是共产党,上任仅28天即被军长撤职了。接着他又在江西省党部的《民国日报》编副刊《野火》,后因受恐吓而改名《长夫》。不久,因他经常在刊物上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又被怀疑为共产党而两次遭拘捕。幸得政治部主任周壁光保释,才免于受难。这一时期他创作了诗集《野花与箭》。在南昌无立足之地,他决意东渡日本。

  在东京,胡风集体加入日本共产党。1933年,胡风回到上海。

  在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左联女青年梅志,由此相爱并结成终生伴侣。他先在左联任宣传部长,但时间不长,有人散布说他拿国民党的钱,为共产党办事;又有人造谣攻击他是南京派来的“内奸”,他只好离开中山文化馆,并辞去左联行政书记的职务,过起了专业作家的生活。在此期间,他与普迅的交往日深,经常出人鲁迅寓所,以中央特科机要通讯员的身份,保持和鲁迅的联系。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胡风参加了13人的治丧委员会,并成为16位抬棺者的青年作家之一。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他撰写了大量纪念和研究鲁迅的文章,成为勇敢的鲁迅扞卫者。抗战八年,是胡风一生中最辉煌、最绚丽的时期,也是他文学上贡献最突出的时期。他所编的35期《七月),培养了一大批后来闻名于世的诗人和作家,如贺敬之、萧军、萧红、田间、艾青、路翎等。这些新人,都是来自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和地区,成了一股与时代洪流共进的“新生的时代”。

  在抗战中,胡风作为进步人士,被周恩来安排离开重庆去港,在香港艰难度日。后来受党的指示回到重庆,胡风多次参加周恩来召集的文艺座谈会。胡风对周恩来的风度和学问非常敬佩。周恩来也很看重胡风提倡革命文学的勇气和才能,所以在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专为胡风重新登记刊物(七月)出资三万法币作保证金。1945年重庆谈判,胡风赶到红岩去迎接毛泽东。

  而后,重庆“八办”的徐冰专门带着胡风和冯雪峰,一起去见了毛泽东。在毛泽东下榻的桂园,周恩来将前来的胡风介绍给毛泽东,互相畅谈起来。

  抗战结束后,胡风一家准备返回上海。临行前,周恩来设了晚宴为他们送行。周恩来举起酒杯,向胡风和梅志祝酒:“希望在重庆或延安,听到你们胜利的消息。”胡风频频点头:“一定,一定!”他们回到上海后,继续在自己办的刊物《希望》上发表进步的文艺作品,并到大学中去讲演,因而胡风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这时国共两党分裂,中共在上海的办事处撤退,党员转人地下。周恩来派人通知胡风,让他去香港。胡风于1948年11月秘密赴港然后转到东北解放区。终于来到了自己盼望已久的晴朗天空下。

  建国后,胡风在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并被选入主席团。9月,他以文艺界代表的资格,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再次来到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会后,他难以抑制自己的激情,写下了“献给中国共产党”的长诗《时间开始了!》

  抗美援朝一开始,胡风以满腔热情创作了《为了朝鲜,为了人类》鼓动长诗。但胡风的这种炽热的创作热情很快被挫伤下去了。

  ●2.冲突的发生

  胡风的主要成就是文艺理论批评,出版过八本文艺理论批评集。通过这一途径,他培养和扶植了一批作家,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流派和创作理论。

  对于胡风的文艺思想,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有不同看法。有一段时间,重庆、香港一些文化工作者对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写真实”有不同意见,发表过一些批评文章。周恩来明确表示这是内部间题。他强调要培养良好的学术风气,认为学术上的间题要通过深人研究,充分讨论,详尽说理来解决,决不能强加于人。

  到了1950年,胡风不仅被周扬指责为小集团的核心人物,胡风多年前培植过的文学新人舒芜也在《长扛日报》上发表文章批判胡风,(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在编者按中再次指出,存在着“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后来《文艺报》进一步明确,这个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文艺报》开始动员通讯员批判胡风,同意批判的就奖励,不同意的就批评,直至取消通讯员资格。之后,全国文联党组准备批判胡风。周恩来总理得知后指示,要对胡风进行同志式的帮助,于是改为召开全国文联党组扩大会议,讨论胡风的文艺思想。会议肯定了胡风的成绩,同时对其某些文艺观点提出了批评。胡风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对胡风的自我批评,有些同志很不满意,再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对胡风进行公开批判。

  批判胡风的观点一步步升级,甚至发展到了说胡风是存心反党。周扬也斥贵胡风在文艺理论上是反党的“路线”。也就是说,胡风文艺理论上的问题上升到了路线问题的高度。后来,胡风夫人梅志在被关押时受审,曾与审问者有这样一段对话:

  “你要从实交代胡风的反革命罪行。”

  “我只知道胡风反对周扬的宗派主义,他提的意见也是针对文艺问题的。”

  “啊,你知道周扬是党中央的部长吧!”

  “那知道。”

  “那么反周扬不是反党吗?反对共产党难道不是反革命吗?”

  当时这种推论并不奇怪,它说明了一种倾向。

  1951年底,批判胡风的文章连连升级时,周恩来曾约胡风谈过一次话,一谈谈了五个小时。周恩来在询问过胡风的想法后,针对他说的“周扬的宗派主义”,说道:“我看你也有点宗派主义,有意见要多谈谈,不要彼此关起门来,老死不相往来。”周恩来还向胡风提出三点建议:“一,你还是要合作,工作得大家一起做。关于三十年代文艺问题,可找周扬好好谈谈,可能的话,开个小型座谈会;二,你的组织问题应该解决,可找丁玲、周扬谈谈;三,现在中央很忙,来不及抓文艺。中央非常需要了解文艺情况,你可以写个材料给中央,谈你对文艺的看法。”

  从周恩来住处出来,胡风情绪上轻松许多。虽在寒冬,毕竟离春天不远了。

  送走胡风,周恩来就找来秘书韦明,问道:“你怎么没有参加?好吧,你没来,那就我来给你汇报一下吧。”秘书有点窘。

  但总理还是将他同胡风谈话的要点都给秘书讲了。而且周恩来在与文艺界人士接触后了解到一些情况,回来总要问韦明,什么什么事你知道吗?如果回答不出,总理还是那句话:好吧,你不知道,那我就给你汇报汇报吧!周恩来这样戏谑地说了一句,对韦明来说却是千斤的压力,所以对自己分管的工作从来不敢马虎,特别是对待知识界文化界的名人。

  知识分子问题,是开国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十分记挂的一件事。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具有优国优民、报效祖国的传统的。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经多方努力,将大批海内外知识分子吸引进新政府。成千的在海外求学乃至功成名就的赤子,如李四光,老舍、钱学森等,冲破重重阻挠,归国效力。但是知识分子的“脑袋”总是装东西多,想法也多。他们对新社会充满兴趣,对共产党也很想了解。但同时,由于他们长期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宣传影响,对共产党的事业和政策缺乏了解,自身存在着轻视工农、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弱点。此外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没有得到清理。基于这些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采取了多种方式,促使他们在实践中接受教育,转变旧观念,更新旧思想。

  1951年9月,北京大学马寅初等12名着名教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由此开始。首先在北京、天津各高校教师中,开始一个比较集中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

  毛泽东非常赞赏这个倡议,特委派周恩来向北京、天津两市高校教师学习会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间题》的报告。

  周恩来联系自己,讲得很实在:“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今天在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大学同学面前讲话,还有一点恐慌呢。不过,我总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有一些体会,联系自己来谈这个向题,可能对大家有一点帮助,有一点参考作用,总不至于成为一种空论吧!……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有30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

  据秘书讲,总理从来不以自己是留洋的大知识分子自居。他常常说我是个中学生,我当总理是毛驴子当马骑啊!当总理我是不够格的,只要有比我强的人,我马上下来让他当。

  关于态度问题,他主张靠自己觉悟。他举了一个例子:张伯等先生,晚年做了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院长,重庆解放以后,开始有了觉悟,后侮了。以后他回到北京,又转到天津。他和我总算是师生关系了,也很接近,但是我丝毫没有勉强他写一个东西。以后他慢慢地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人民中国的好处,开始跟我讲了一些他最赞成、最高兴的事,但是我仍然没有请他写一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

  这样一耽搁,没想到他就年老病故了。临终前他写了一个遗嘱,大家可能在报上看到了。也许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没有及早地帮助他提高觉悟。假使我知道他身体那样差,早一点提醒他一下,他也可能多一点进步表现,使人民对他有更多的了解。这是我抱歉的地方。

  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特别强调:“思想改造,首先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加紧展开。文艺界结合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进行思想改造。1952年1月,各民主党派人士,各级政府和企业中的专家,工商界和宗教界人士,都相继开展思想改造运动。

  一般地说,毛泽东总是本着“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也是这样。拿周作人来说,他在抗日战争爆发时,曾丧失民族气节,出任伪政府要员,被人斥之为“汉奸文人”。日本投降后,以叛国罪于1945年入狱,1月保释。此后在家赋闲,生计困难。解放后不得已向周恩来写了封6以扣多字的长信,有所诉说。周恩来见信后,认为纵观周作人的一生,早年曾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对文学界、思想界颇有影响,以后亦继续批判封建旧道德、旧文化,反对北洋军阀统治,做过一些好事。为慎重起见,周恩来又将信转呈毛泽东。毛泽东指示:“文化汉奸么,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此话正合周恩来的心意,他立即让分管文化的阳翰笙具体落实,并转告周作人说:“对人民犯了罪的人,只要真心实意侮过,总不能饿死他。用其所长,为人民服务,对人民有好处。”

  到1952年底,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它对于知识分子了解新中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有着积极作用。

  1954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公报;公报中批评了一种倾向,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的一些干部滋长了一种危险的骄傲情绪,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这段话本来是针对高、饶事件而发的。但在胡风看来,周扬等人在文艺界的做法正是如此。他越想越觉得,自己屡遭批判都是因为过去就和周扬等人有矛盾,是周扬故意整他。现在报上仍在连篇累簇地发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自己的答辩文章又无处发表。一方面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完成周恩来提出的任务,胡风决意上书党中央,上书毛泽东。

  在写情况报告时,夫人梅志一再劝他:“鸡蛋不可和石头相碰,万一砸下来,可不止脚痛。”胡风耿直的性子哪里肯听:“这是向党交的一份报告,现在不是封建帝王时代了,应该相信党,即使意见提错了,也不过再挨顿批评,思想搞通了就深刻检讨嘛,不必害怕。”妻子无奈,提着一颗心,看他和路翎、徐放、谢韬、绿原等人,无比投人地写起信。正如三十年代鲁迅先生所预料的,他说胡风“为人耿直,易招怨”,胡风的信直呈党中央,一下惹了大祸。更大的风暴冲他迎面扑来。

  ●3.由批判《红楼梦》研究一下转到批判胡风

  胡风的30万言书,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材料说明;另一部分是关于今后文艺运动方式的具体建议,于1954年7月,通过正常手续,面交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转呈中共中央政治局。

  这个时候,还有一件事就是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

  毛泽东是精通《红楼梦》的,与高级干部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止一次谈到过《红楼梦》,只是他多是从政治上或哲学上来读的,因而读出的结论往往与众不同,时时妙语惊人。而俞平伯的办法则是纯学术性,多半是蓦于考证、校勘上的研究,因而得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感叹自己身世”,即“《红楼梦》有自传的性质”的结论;关于作者的主观情感,他提出了有代表性的“钗黛合一”的观点。当然,俞平伯的研究方法和某些观点只是一家之言。早在1952年,茅盾就投书《文艺报》,批评俞平伯的观点。1954年9月,两位研究古典文学的青年李希凡、蓝翎合写了一篇题为《<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他们先写信问《文艺报》可以不可以批评俞平伯,《文艺报》没有答复。他们又写信给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9月号发表了他们的文章。以后,他们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他们的文章认为《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人们通过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所获得的教育,是激发起对于封建统治者及其全部制度的深刻憎恨。他们对俞平伯的某些非现实主义唯心论的观点和方法进行了批评,认为俞平伯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是不对的。在文章中,两位青年人也肯定了俞平伯的贡献,认为在考证学范围内的功绩,都是俞先生30年来最可珍贵的劳动成果,对于《红楼梦》的读者有很大的帮助。一些刊登和转载李、蓝文章的刊物,在他们的文章前加上按语,希望引起学术界的进一步讨论。

  江青进城后,很想找点事干,更想在政治上出人头地。但毛泽东不允许她担任过高的职务,只是安排她做他的秘书,将文化方面的信息过滤后送他阅看。有一天,江青躺在卧室的沙发上,看到她老家山东大学《文史哲》上登载的那篇批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很是振奋。她感到作为消遣来看《红楼梦》是不行的,它是阶级斗争的手册。第二天,她兴致勃勃地把两个年青人的文章和自己的看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一向喜爱年轻人的勇敢精神,期望他们向“老的”“旧的”事物挑战。他说这篇文章在怎样看待《红楼梦》这本书上有新的提法,叫江青去找《人民日报》转载。

  江青怀着为“伟大事业”不惜病躯的心情,从床上爬起来,驱车到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社。她告诉编辑,她和毛主席认为像这样的不知名作者写的有生气的批评文章应在北京第一大报上登载,借以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人民日报》编辑以“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理由,拒绝转载;最后说要登的话。也只能登一点摘要。后来《文艺报》同意转载,主编冯雪峰为该文加的编者按说:文章的作者“是两个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人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

  在《红楼梦》事件当中,重又精神焕发的江青意外地出现在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这是毛泽东政权建立的五周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前来观礼。中共领导人都在天安门城楼上站着。毛泽东站在中间,江青谦逊地站在一边。周恩来把江青介绍给赫鲁晓夫,被毛泽东看见。毛泽东动作异常迅速地走到江青身边,把她引到离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远些的地方。周恩来也许意识到毛泽东的不悦,不再说话。江青也歇默地站在毛泽东身边远些的地方,看着广场上的人群。

  毛泽东既不喜欢赫鲁晓夫,也不喜欢江青与这位苏共领导人闲谈。他只希望江青做点“文化方面”的事情。

  国庆节过后,毛泽东继续注视着《红楼梦》事件的发展。到了10月16日,他饱荫浓墨,淋漓酣畅地给政治局委员和有关人士写了一封信。信中称赞李、蓝的文章“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毛泽东对《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对李、蓝及其文章的态度,不客气地指责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官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他强调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必须开展批判斗争。他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毛泽东的这封信当时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传达,并通过间接的方式向理论界宣布了信的精神。

  批评《红楼梦研究》的两个“小人物”也出了名。李希凡还以共青团员的身份参加了第二届政协会议。在周总理报告中间休息时,毛主席退场了,他从主席台走下来同委员们握手,李希凡是委员中少数几个青年之一,当时怎样握的手都激动得忘却了。

  人群簇拥着毛泽东走出了怀仁堂,李希凡仍呆呆地站在东廊上。

  这时,青年团代表小组组长胡耀邦拉着李希凡的手说:“走,去见见总理!”李希凡也看见总理就站在东廊出口,以他那习惯交叉双臂的站势,正和一位委员交谈,不时发出清朗的笑声。他跟着胡摺邦怯生生地走过去。听到胡耀邦的介绍,周恩来目光炯炯地打量着李希凡,可能看出他的拘束,先同他聊起家常,问他原籍哪里,哪年人的团,有没有结婚,“蓝翎是你爱人吗?”

  “蓝翎是我的男同学。”

  周恩来哈哈大笑起来:“人们总爱信这些猜测中的事。”看来,他也是听到一些传言。他告诉李希凡,毛主席表扬了你们的文章,可青年人有锐气,也容易骄傲。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警惕这些毛病,就会少犯错误。特别是你们,现在有名了,会有人包围你们。要清醒,不要犯生活错误,毁了自己。要好好学习,提高觉悟,为党工作……

  当晚在北京饭店西楼宴会厅举行宴会。宴会开始后,李希凡看到周恩来频频向民主党派的老同志张澜、陈叔通、李济深先生等含笑祝酒,也看到一些老同志和毛泽东碰杯,心里痒痒的,也想向两位领袖祝酒。但想到自己是小字辈,又有点不敢。同桌的朱学范先生(时任邮电部长)大概看出了李希凡的心意,鼓励他说:“去敬酒吧,毛主席要知道是你,一定很高兴。”同桌的一位台盟成员见小李还在犹豫,就拉起他直奔主桌,他一面向毛主席敬酒,一面介绍说:“他是李希凡。”毛泽东含笑起立和他碰杯,看着李希凡说:“谢谢你。”

  毛泽东的记忆也是惊人的,这次敬酒的一瞥,就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一个多月后,政协在中南海举行春节团拜会,李希凡与聂荣臻和荣毅仁同桌。聂帅看到了李希凡的名字,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说:“文武两条战线,现在仗已打完了。要看你们文化战线的了。”这时毛泽东在统战部同志的陪同下走进屋来,一一和大家握手拜年。轮到李希凡时,毛泽东特别盯着他看了几眼,像是有些眼熟,一时又想不起这里的唯一的“小家伙”是谁。他似乎追忆着,已经走出了这间屋又返回来,重新和他握手:“你是李希凡?”

  李希凡兴奋异常,急忙说:“是我,是我。”

  也许有了这次小插曲,所以在第二年政协会上,当胡耀邦把李希凡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立刻幽默地说:“他,我认识,他和贾宝玉很熟嘛。”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批判《红楼梦》研究之重视。

  毛泽东的信一经披露,思想文化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一时间,对《红楼梦》的研究和批判,成为全国学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在1954年10月的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成员们展开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评。胡风作了两次发言,引出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的总结发言,主题是“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会议的批判对象一下转到胡风头上。

  批判胡风的序幕却由此拉开。

  ●4.狱中的胡风仍把周总理当做精神支柱

  胡风的30万言书,平心而论,从内容上说尚有不够正确甚至错误之处,在措词上也有偏激和欠妥当的地方,对文艺界的现状的概括和分析,亦有偏颇。如果能够冷静地对待,在文艺界开展自由讨论,倒不失为一件好事。但是当时却把他的文艺思想问题,夸大为政治问题,进而把他作为敌对分子处理,酿成一大悲剧。

  30万言书受到批判以后,胡风受到多方压力,写了《我的自我批判》,但是没有人理睬。倒是另一件事更引人注目:舒芜又把解放前胡风给他的私信摘录并加以注释拿出来发表。这种断章取义地发表私信的作法对胡风夫妇打击不小,认为宪法规定的通信自由也得不到保障,还有什么道理可说呢?

  胡风及其追随者的来往信件被没收,并被汇集出版,成了胡风的罪证。毛泽东看了舒芜整理出的信和胡风的检讨,断定胡风等人是个“反党集团”。因此,1955年5月初,中宣部、公安部共同组成胡风问题专案组。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亲自写了按语,指出胡风及其七月派作家群,其“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

  毛泽东太相信手头这些经过加工的材料了。

  他一生中花费了许多时间对付那些他认为的“独立王国”。

  批判胡风的调子逐步升级,从“思想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由“反党”上升到“反革命”;由对胡风本人的清算,扩大到“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凡与胡风在工作上、生活上有联系的人,都被审查,并被诬陷为“胡风分子”,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受株连者数以千计。

  梅志曾提出两人一道自杀。胡风摇头:“这样会认为我们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那今后有谁敢为我们辩护啊!”

  7月初,胡风以“反革命”罪,被撤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书记、《人民文学》编委等职务,并被开除中国作家协会会籍。5月,经人大常委会批准,由公安部逮捕了胡风,同时拘捕了梅志,关押于北京秦城监狱。

  梅志被关押后,曾被问及“你们写30万言书的目的是什么?”

  梅志回答:“希望中央采纳,大家可以更好地工作。”

  又问:“中央这么多人,难道就不会工作吗?是不是胡风想当部长?”

  “胡风又不是党员,能到中央当部长吗?他最大的愿望也不过是希望能得到允许办一个杂志。”胡风肯定了这样的回答:“如果要做官,建国初期,职务多得很,不怕没有官做。当时我只是想自由地写点东西。不再搞文艺理论了,只想写诗歌颂党和人民!”

  1965年,胡风被关押了10年之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这年年底,胡风被假释出狱。可第二年春节一过,他一家被通知离开北京去四川定居。1967年10月,随着文化大浩劫的深入,胡风由雅安地区的芦山县劳改农场押送到成都,再次收监,与梅志分离。按照原先判决,胡风应于1969年8月刑满,但无人过问。1970年春,胡风上书有关部门作出处理。报告送出后,不但没得到释放,反而由四川省公安厅派人对胡风住处进行了搜查,在搜查中发现胡风所保存的一张毛主席像的背面和四周,有胡风手写的诗词,当局即以此为大不敬罪,改判为无期徒刑,并押解至大竹县第三监狱关禁。

  1976年周恩来逝世,胡风受到很大打击,他一直把周恩来作为精神支柱。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胡风的神经错乱曾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经常自言自语,与空中的假想人对话。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风的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

  在1979年元月15日,即春节的前两星期,胡风终于获得了自由。

  自然,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无法知道胡风的结局。

  胡风的冤屈只能留给后世记取。

  严格地说,俞平伯、胡风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接触并不多。接触多、误解也多的是另一位人物——

  他就是个子小小脑袋大大,外表像个不起眼的小老头,却是个满腹经纶的大学问家的梁漱溟。

  他曾被周扬称之为是唯一敢与毛泽东主席在公开场合唱对台戏的人,敢于面对面向毛主席提反对意见的人。

  ●5.初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梁漱溟

  关于梁漱溟,世上议论颇多。这不独因为他在1953年的一次国务会议上公开顶撞毛泽东而举世闻名,也因为其一生的传奇经历、博杂的思想,甚至长寿不老而为众人所知。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稍长于毛。他虽然一生为中国正宗的传统文化鼓吹,但据梁家旧谱记载,他的确是蒙人后裔。最早可查的祖先是元朝皇室也先帖木耳。也先帖木耳为元世祖忽必烈第五子和克齐之子。元亡之后,宗室重臣大都逃回漠北,但也先帖木耳一系却流落河南汝阳。明朝初年,留居中原的元宗室后裔纷纷改从汉姓。梁家世系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到梁漱溟的爷爷一辈,还充任过内阁中书。至梁漱溟,已是梁氏第二十四代。很明显,梁漱溟身上那股刚直不阿、直来直去的性格,仍然打着大漠成吉思汗后代的印记。但梁老先生自己却说,他生于一个中间性的家庭,大概是指他种族血统上的双重性,即蒙古人的血脉,加上几百年与汉族通婚,自然融合了两种不同的血统。

  梁漱溟24岁那年,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慧眼识中,特聘为北大哲学系教授。一个中学生居然一跃而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舆论大哗。但梁氏确有学问。在北大执教期间,正遇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访。经徐志摩引荐,泰戈尔与梁漱溟得以一晤。梁氏将儒家学说浅显一说,令泰戈尔高兴异常,说道:“我对儒家所知粗浅,今听梁先生当面解说,耳目为之大开。”此语一出,北大学人顿时为之展惊,传之社会,梁氏声名大振。

  1938年1月,对蒋介石抗战失去信心的梁漱溟,在侄女婿和外甥的陪同下,来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那时你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你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

  毛泽东的话一下勾起了梁漱溟脑海中20年前的往事。当年梁漱溟每晚到杨怀中家中来,总有一个高个子青年来开大门。杨怀中告诉他,这位青年是他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到北京来拜老师的。后来杨先生去世,家境不好,蔡元培发起出资办丧,梁是出资的。他还记得这位湖南青年,是具体承办丧事的人。丧事一完,他也就离开了北大。梁漱溟连连向毛泽东点头“是的,好记性,有这事,有这事。”这可以说是梁与毛的第一次正式见面。

  梁漱溟对抗战前途十分优虑,所以一见面,他就从南京和武汉的沿途惨景,谈起“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毛泽东听完梁漱溟的叙述,不急不躁地说;“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接着,毛泽东从国际国内、敌我友三方的力量对比,详细说明这些论断的依据。梁漱溟听得渐渐人神,从毛泽东肯定的语气,甚至那必胜信念的情绪,都深深地感染着梁漱溟。毛泽东的话音一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致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

  “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毛泽东与梁漱溟的谈话一直进行到后半夜,毛泽东很客气地说:“梁先生,你旅途劳累了,你我今天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谈吧。”

  梁漱溟起身:“我送你一本书,请你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

  “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毛泽东接过一本厚厚的书,即梁漱溟新出版的《乡村建设理论》。

  第二天谈话一开始,毛泽东拿出昨天梁漱溟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的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你的着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需要彻底地革命。”在这一点上,梁漱溟与毛泽东不能苟同,他认为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只要人人尽责,做好本行,社会就稳定发展。两人都无法同意对方的观点,从下午6点开始,又是一个通宵。虽然争论很激烈,且谁也说服不了谁,但两人态度友好,也很随便。毛泽东穿着一件皮袍,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则干脆在床上躺一会儿,不拘礼节。梁漱溟也常被毛泽东幽耿的话语逗笑。毛泽东送客出门时,东方已白。他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所以事隔多年之后,已是93岁高龄的梁漱溟回忆此次争论时,还不无感慨:“这虚怀若谷的气度,如果能保留到建国以后,特别是在他的晚年,那该多好呢!”1942年,周恩来曾托人捎给梁漱溟一封密信,劝梁到苏北或任何靠近中共辖区的地方,建立乡村建设或同盟的据点。周恩来想帮助梁漱溟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这不仅是中共方面的意思,也是同盟的朋友的希望。然而,梁漱溟却在几乎没有考虑的情况下,拒绝了。

  日本战败以后,重庆有许多人认为国共两党轮流执政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梁漱溟对此并不乐观。但在重庆,他的话没人听。

  他决定二赴延安,向中共领袖陈述他的忧虑和见解。经周恩来安排,他乘美国军用飞机,经北平飞抵延安,毛泽东亲至机场迎接。梁随毛同车至枣园他的住处休息用饭。梁漱溟表示,在他倾吐积怀时,希望多有些人在座。毛泽东同意了。

  在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闻天等10位领导人在座。梁漱淇情绪很激动,他说:“谢谢各位朋友给我这样一个好机会,我很高兴。”

  当梁漱溟说到对中国的现状无可奈何,对国民党很失望,自己也不知道中国何年何月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时,任弼时笑着擂话:“梁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蒋介石先生死了,国民党垮了台,中国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而现在蒋介石并没有死,国民党也没有垮台,因此一时没有答案?”

  梁漱溟报以微笑,没有正面回答。与第一次赴延安相比,他对自己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治国方略,已不再坚持了。

  梁漱溟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的第二天,传来了重庆的蒋介石不尊重协议之宪草而多所改动之讯,毛泽东说:“他蒋介石改由他改,改八、九、十次亦由他改,但我要那第十一个!”

  为等周恩来自重庆返回延安,以便了解政治协议的改动情况,梁漱溟在延安逗留了10天之久。

  1946年1月,国共双方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签署了停战协议。梁漱淇又想退出现实政治,回到书斋中去。1月26日,他写了一封信,托回延安汇报情况的周恩来带给毛泽东。信的大意是说自己对于现实政治的努力至此可告一段落,今后要致力于思想言论工作,要远离现实政治,才便于说话,请毛泽东予以谅解。

  30日,周恩来从延安返回,带来毛泽东的复信。毛泽东在信中对梁漱溟离开现实政治的意思表示不同意,并说言论与行动不是“不可得而兼”,何必停止行动而专搞言论呢?周恩来则当面对梁说:“你的信,我当时未看;如果看了,我就退给你而不会带给毛主席的。我们坚决不同意你的意思。国民党多年来采取关门政策,逼得我们不能不来叩门,请他们开门。现在门要开了,你们却不打算进去,往回倒退,这还行吗?如果这样一来,大家你也不干,他也不于,岂不垮了!岂不散了!问题实在严重,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没有个人自由的。”

  尽管周恩来发自内心,这些话不但是对梁漱溟说的,也是长期以来他自己对待现实的一种态度,还是没有阻止住梁,梁漱溟仍固执地写了《八年努力宣告结束》的文章,在政协会闭幕的宴会上,亲自交给周恩来等人传看,随之,发表在第二天的《大公报》上。

  但时局的变化,将埋头书斋的梁漱溟又推到了前台。

  1946年的国共和谈陷入僵局以后,周恩来迁至上海马思南路居住。作为“第三方面”的代表梁漱溟仍对和谈抱有一线希望。他来到上海周恩来寓所,与周恩来长谈,力劝周返回南京,重开两党谈判。周恩来认为,国民党方面欺人太甚,要负发起内战的全部责任。周恩来表示目前不宜回南京,对方不具备谈判条件。经梁漱溟再三劝说,周恩来没再表示坚决拒绝。梁漱溟当然喜上眉梢,连夜坐车赶回南京,想找蒋介石疏通。但一大早下了火车,见报载国民党军队攻下张家口的消息,顿时心凉了半截。

  其时一大批记者向他涌来,他无话可说,只惊叹地说了一句“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各报都登了这句话,一时广为流传。

  国民党军队又于10月25日攻占了东北解放区的安东。当梁漱溟将此消息透露给来到南京的周恩来时,正在喝茶的周恩来把茶杯一摔,愤怒地说:“从此以后,再不谈了,我们要回延安了。

  蒋介石一点也不了解共产党,殊不知共产党是不怕压的,共产党从无到有,从最底层翻上来,如果怕压,当初就没有这回事了。”并表示立即要走,经梁漱溟等人竭力相劝,才同意暂时留下。

  但国民党方面仍不思改正,一面说要就地停战,一面又坚持恢复1月13日驻地停战。负责调停的第三方面虽觉为难,但还是搞了一个折衷方案,即梁漱溟提出的,把国共两方的方案都“撒手不算”,让双方让步。他认为这个方案“大公至正”,双方一定都会乐于接受。当他带着方案来到梅园新村面交周恩来时,首先声明,这是最后的折衷方案。言下之意,再无商量余地,只有双方立即接受一条路。接着,梁漱溟将方案提出、讨论、修改的经过说了一遍。周恩来一面听,一面看方案。当梁漱溟说到来梅园时,已同时派人将方案送国民党代表孙科和马歇尔特使各一份时,周恩来脸色骤变,以手势制止梁漱溟说:“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说了!我听着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还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国民党是我的敌人,你们也是我的敌人!”周恩来发这样大的火,梁漱溟还是头一次看到,只见周恩来泪落声嘶,用力摔门而出,很快拿来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上记录有中共与民盟相约,在以后有新的打算要互相通知关照等语。周恩来接着说,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关照一下?周恩来流泪,一同送方案的民盟成员莫德惠也跟着流泪。

  想起前约,梁漱溟自知理亏,酿下大错,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同去的民盟成员李瑛提议:“赶紧把文件从各处收回再说吧。”梁漱淇如梦初醒,赶紧差人分头将送出的方案追回。

  事惰总算挽回。梁漱溟十分难堪,对周恩来等人说,这件事使他深感自己搞不了政治,决心退出和谈,以补自己的过失。周恩来是从不记个人仇恨的人,何况对待一时犯了错误的朋友。他劝梁漱淇:“事情既已挽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梁先生不必过于内疚,退出和谈,实可不必。我们已是多年的朋友了,梁先生三思。”一旁的民盟成员也劝。可是梁漱溟去意已定,真的退出和谈,辞掉了民盟秘书长的职务,离开南京,赴重庆搞他的学术教育去了。

  ●6.梁漱溟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但看法不尽相同

  1950年1月,梁漱溟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自重庆经武汉到达北京。其时毛泽东、周恩来正在莫斯科。

  3月4日,毛主席和周总理访苏归国时,梁漱溟也到火车站迎接。他被统战部安排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队伍中的头一个。所以毛泽东一下火车就发现了梁,便大声打起招呼:

  “梁先生,你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你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梁漱淇虽然是个大学间家,应酬的话却不怎么会说,只是笑着,赶紧握手。11日公宴,梁漱溟应邀出席。席间,毛泽东走到梁的坐席,见梁吃素,又不饮酒,便笑着说:“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并当场约梁漱溟于次日去中南海颐年堂自己居处做客,梁漱溟当即应允。

  12日下午,毛泽东派出的汽车将梁漱溟接进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早已在院中迎候。

  入座后,毛泽东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何意见。梁漱溟随口答道“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中国的古吧。尤其是本世纪初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啊。”

  毛泽东笑答:“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他询问梁先生是否可以参加政府工作。

  梁漱溟心里打的谱还是以“第三方面”的身份观看一段时间再做决定,因此他对毛泽东说:“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毛泽东迟疑了一下,脸上稍有不悦。

  卫士进来问是否开饭?毛泽东点点头。梁漱溟忙说:“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成,但你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毛泽东接过梁的话头,向卫士扬了扬手:“我们也统统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开饭时,除了毛、梁和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外,还有江青。梁漱溟只是向她点点头,没有多说话。

  晚饭之后,毛泽东与梁漱溟继续谈话。毛泽东想起梁漱溟在延安说起的“乡村建设”,便对他说:“梁先生从前在河南、山东搞过乡村建设,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后有何变化。旧地重游,会有收益的。然后你再去东北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梁先生如同意,具体行程由李维汉、徐冰(统战部正副部长)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您的。”

  梁漱溟接受了毛泽东的盛情,于4月至9月间,带随员先后参观考察了河南、山东、平原三省农村及东北广大地区,所到之处,受到了极高的礼遇。梁漱溟回到北京没几天,毛泽东又派车将梁接到中南海,说是要在一起谈谈。

  正是吃饭时间,梁漱溟一下车,毛泽东就说:“先吃饭吧。”梁漱溟一看,桌上只摆了几样小莱,都是素的,没有酒,知道这是特意为自己设的,就不客气地坐下一起吃饭。他们边吃边聊。

  毛泽东问起梁下乡的观感。

  梁说,土改反映了贫苦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很有必要,也很及时。但有些地方政策执行得不好,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据他亲眼所见,不但有打的而且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此一块跳河自杀了。这个问题要注意,不然地主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

  毛泽东笑笑,点上一支烟,说道:“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的,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给他出路。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迫多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控制。我们要认真执行好土改政策。”

  这次谈话,梁漱溟特别提到邓小平在四川的功绩,说他对待四袍哥问题处理得好,人年轻有才干。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高声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看来毛泽东早有考虑,不久,邓小平奉调中央工作。

  所以,要说1953年以前,毛泽东对梁漱溟确是尊敬有加的,凡事都愿听听这位知名思想家的意见。有空的时候,便约他来长谈。为了使梁漱溟能安心生活、写作,毛泽东把梁一家安排到颐和园居住。

  他们的交谈一般都在晚上,但1952年5月7日的谈话,却在下午1时开始,谈话内容也有所变化。当时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学习苏联“老大哥”,梁漱溟最感兴趣的就是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他向毛泽东提出去苏联做这方面的学术研究。

  但毛泽东不赞成;“这不合适。要么你去游历一番,参观参观;要么,派你去进修这门学问。你的情况这两种都不是。人家会发问:中国的什么单位派这么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去搞什么研究?人家不好理解。”毛泽东还是坚持他原先的设想:“像你这种情况,我看应该在国内各地继续参观访问,做社会调查。你愿意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喜欢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我可以通知各地负责同志,要他们给你提供一切照料和方便。”

  梁漱溟说可以考虑。

  但这一年梁漱溟哪里也没有去。毛泽东派徐冰来间候,只好空手而回。

  梁漱溟也不会闲着。他想建立一个文化研究所,自己来当顾问。他想把这个想法告诉毛泽东,以便得到支持。正好遇到邵力子,说9月18日怀仁堂放一部新电影,是主席点的,他肯定去,在那里一定可以找到主席。

  梁漱溟去了,没有遇上毛泽东,倒是周恩来到了。梁便将自己的打算简单跟周恩来说了说,周恩来让他写一个具体的计划和预算,交给他,拿到政务院办公会上通过。

  梁马上写了一个草案,说明这个研究所的职能和名称,以及办公形式。他想在开始阶段由中央派人主持,而后由他主持。

  事又凑巧,他揣着草案准备随时交给周恩来,正碰上主席召他谈话,他便先将草案给毛泽东看了。毛泽东看后,表示不同意。梁漱溟为难地说:“是应总理之嘱写的。”

  毛泽东马上改了口气:“既然与总理说妥,设置也是可以的。”

  梁漱淇也怪,也改了主意:“主席既不同意,就算我没提。”这之后,他没有将草案交周恩来。开办中国文化研究所的事也不了了之。

  ●7.友情从此了断,怀念却日渐加深

  1953年9月,接连开了两个会,前后有10天时间。先是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8日,政协副主席周恩来做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梁漱溟在小组讨论时,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一总路线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我对此深表赞同,没有什么新意见可说。路线既无问题,那么就看怎样去做了,要事情做好,全靠人人关心这一事业。发现不论大小问题,随时反映给负责方面,以求减少工作上的错误。例如《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时常有人把他所见到的问题写信提出来,而党报收到来信亦马上能注意检查或交给该机关部门去检查纠正,这就是最好最好的。这样做,一面看出人民能关心公家的事情,一面看出党和政府能够随时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解决问题。这种精神,在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应继续发扬。只有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领导党又能认真听取意见,这建国运动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效率就能倍增。”

  下午,召开大会,各小组汇报讨论情况。梁漱溟所在小组由章伯钧汇报,其中包括梁漱溟的发言。第二天的会议应是由个人作大会发言。

  汇报会结束后,周恩来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明天的大会你也说一说,好不好?”

  梁一口答应:“好。”

  第二天,大会发言踊跃,梁漱溟便写条子给周恩来,说会议应尽量让外地来的人多发言,在北京的人说话机会多,而且今天大会就要结束,他的发言改为书面发言即可。周恩来答复说:为让大家能充分发表意见,会期要延长一天,你明天可以在大会上发言。

  9月11日午后大会上,梁漱溟即席发言。这次发言与前面讲的不太一样,讲得既长又有条理,看来梁漱溟做了认真思索。

  他讲的重点是农民或乡村问题。他说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的,但自从进人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人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向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忽视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引起重视。

  梁漱溟提醒注意的话,并不过分。当时在场的人也没引起大的反响。可到了第二天,这些话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本来,这一天是由彭德怀报告抗美援朝情况,而后毛泽东即席发言。不知他是看了会议简报,还是听了什么人的汇报,他的讲话没有谈潮鲜战争,而是针对昨天的发言:“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仁政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毛泽东说得动了感情:“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没有点谁的名,但坐在下面的梁漱溟却听出句句都是冲他而来。他不禁有些吃惊,这不像是他多年认识的毛泽东,好像换了一个人。但台上的确是毛泽东,而且说这些话时一脸严肃。他很感委屈,便在下面开始给毛泽东写信。信的大意是说,听了主席的一番话,明白实为我昨日的讲话而发。但我不能领受主席的批评,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不仅我本人受屈,而且会波及他人,谁还敢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希望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这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

  13日上午,梁漱俱将信当面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约他当晚谈话。是晚,在怀仁堂京剧晚会之前约20分钟,梁漱溟见到了毛泽东。他当即要求解除对他的误会。但毛泽东则坚持认为他是反对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二人言语频频冲突,结果不欢而散。最后,梁漱溟仍不肯作罢,他要求有机会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评议。

  9月16日,梁漱溟终于有机会在大会上陈述前两天的发言内容,再次申明自己不是破坏总路线,而是拥护总路线。梁漱溟说得情真意切,当天并无不良反应。但梁漱溟在发言中标榜自己是“有骨气的人”,而港台一些新闻机构也以此大为蛊惑,再加上梁漱溟以为民请命的身分自居,重提那令人颇不顺耳的“九天九地”之说,这些,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反感。

  第二天会议上,周恩来发言,联系历史上梁漱溟的过错,批评了梁的说法。在周恩来发言时,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插话,有些话也比较重,比如说梁漱溟“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

  “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言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届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等等。

  梁漱溟要求当场答辩,但主持人说:“你准备明天发言吧。”

  第二天,个性倔强的梁漱溟上台发言,把憋在肚里的话全掏了出来:“昨天会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的。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对,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有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需要给我较充裕的时间。”

  梁漱溟发言的时候,下面就有人嘘他。讲到这里时,会场秩序也乱了,有人轰他下台。固执的梁漱溟像个开顶风船的角色,越是这种情况越要执意讲下去,话也说得过了头:“昨天的会上各位为我说了那么多话,今天不给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想共产党总不会如此。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的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声明,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我要毛主席的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我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毛泽东有毛泽东的性格,在这种场合,他不会屈从任何一个人。他反驳道:“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作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梁漱溟也完全失去了冷静,话头赶着话头,变成了打嘴仗“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要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要看看自我批评到底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你更加尊敬,若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你实行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我的意思是说主席有没有自我批评这个雅量……”

  争执至此,会场大乱。许多人大声呼喊,说梁漱溟是胡说八道,民主的权利不能给反对分子,要他赶快滚下台。倔老头梁漱沉反而什么也不顾了,站在那里任人叫喊。这时的毛泽东心情已经平静些,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今天不要讲长了,把要点讲一讲好不好?”

  “我刚才说过了,希望主席给我充分的时间。”

  “你讲到4点钟好不好?”毛泽东抬腕看了看表。

  “我有很多事实要讲,让我讲到4点钟哪能成!”

  会场上又是人声大哗,有人指责梁漱溟狂妄之极,不许他发言。

  毛泽东征求会场人们的意见:“让他再讲10分钟好不好?”

  还没等会场人们的答复,梁漱溟却喃喃道:“我要求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毛泽东沉下脸,直摇头:“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讲清楚的。而特别是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听他再讲下去,我也觉得,他的问题可移交给政协全国委员会辩论、处理。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这个人没别的好处和功劳,就有这个作用。因此我主张他继续当政协委员,现在我又提议让他再讲分钟,简单地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

  梁漱溟不同意:“我有许多事实要讲,10分钟讲不清楚。”

  毛泽东说:“你这个人呀,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你又说不给你充分的时间讲话是不公平的,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也不想听你讲话。那么什么是公平呢?在此时此地,公平就是不让你在今天这个会上讲话,而让你在另外一个会上讲话。梁先生,你看怎么办?”

  梁漱溟:“听从主席决定。”

  会场上有人提出,是否让他讲话,可以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大会执行主席高岗主持了表决。结果,赞成梁漱溟继续讲下去的只有毛泽东等少数中共委员,梁漱溟还想再讲几句,被众人轰下了台。

  会后,一场批判梁漱溟的风潮迅速刮了起来,而且调子越来越高。毛泽东以一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作为此事的总结。尽管毛泽东与梁漱溟多年的交情一风吹散,但毛泽东明确表示:梁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

  后来梁漱溟向毛泽东写信,请求长假,闭门思过。毛泽东没有直接回信。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派人告诉梁,今后需出席会议和活动,通知照发,参不参加自便。自此以后,几十年中他再没有公开露面。也许正因为如此,“右派”的帽子也没有戴在他头上。

  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将他祖辈保存的字画书稿长袍马褂之类在院中付之一炬。即使搬进低暗潮湿的小南房,夜深人静之时,他重新写起被红卫兵扔进火堆中的书稿(儒佛异同论》。

  红卫兵命令梁漱溟自动减低工资,并找到政协财务科,将他的工资减到几十元生活费。梁漱溟食素,花费有限,并不觉拮据。可第二月,却又全数发了几百元,还补发了上个月被扣的。

  梁漱溟问为何不扣了,回答说,是上级的通知。直到1970年,梁漱溟才得知,是周恩来的关照,对梁漱溟、杜幸明等人,不应扣发工资。

  梁漱溟也许不知道,在梁漱溟与毛泽东争论最激烈的三天里,会议空气如同爆炸一般,无人敢为缓颊。怎么办?周恩来想出一个能使梁平静下来的人,于是他先给上海打电话,找到沈尹歇先生,再托他赶赴杭州邀马一浮先生到北京,规劝梁漱溟勉为自我检讨,以缓和气氛,化解住局。尽管效果不多,可周恩来毕竟尽心。

  所以,晚年之时,当梁漱溟再来回忆这段往事时,便冷静多了:“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寂寞……”

  他在回答美国学者艾恺先生提问的“你觉得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时,梁漱溟充满感情地说:我觉得也不是太过去,也不是现在,恐怕还是毛泽东。毛泽东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他创造了共产党,没有毛泽东就不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百分之百的事实。

  不过他这个人到晚年就糊涂,有很多做错的事情。这错的事情,在周恩来没有。周恩来是从前叫作完人——完全的人。不过很巧,他是天生的第二把手,天生的给毛泽东做助手的人。论人品是最好了。

  梁漱溟逝世于1988年,享年95岁。告别仪式那天,细雨霏霏,转而大雨涝沱,人说此为天意……

  ●8.周恩来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建国初期,为了教育和引导知识分子更新观念,转变立场,进行必要的思想改造,毛泽东和周恩来倾注了许多精力,总的来说,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内进行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批判运动,如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梁漱溟、胡风等的批判,也造成了失误,导致了一些消极影响,挫伤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

  如前所述,毛泽东和周恩来与知识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毛泽东却极富挑战精神,他说他的“心里是与鲁迅相通的”——毛泽东没有见过鲁迅。有一次,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继而沉思着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我认为鲁迅懂得中国是对的。”冯雪峰与鲁迅交往很多,知道鲁迅的事情也多。他告诉毛泽东,鲁迅曾谢绝到苏联去,要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放它一枪两枪的”。

  毛泽东频频点头,脸上泛起一种激动的红润:“这才是实际的鲁迅!这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性格。”宁折不弯,不为情势所动,这正是毛泽东与鲁迅的心灵相通之处。

  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的海滩上漫步或站立着凝望大海时,嘴里时常念念有词。听久了,保健医生便忍不住问:“主席,你念的是谁的诗啊?”

  毛泽东一回脸,反而问道:“你听着怎么样?”

  “很有气魄,很美。”医生回答。

  “这是曹操的诗《步出夏门行》,《观沧海》。”

  “曹操还会作诗?”

  “嘿嘿,你不知道吧?曹操是个了不起的大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

  因为在这之前,人们都从传统戏剧和小说中知道曹操是个“反派人物”,所以毛泽东的话一出口,周围的工作人员都一愣。

  “曹操?哪个曹操?”医生问。

  “还有哪个曹操,三国的曹操。”

  “他,他不是白脸奸臣吗?”

  “屁话!”毛泽东不客气地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康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还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也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笔杆子杀人哪,那些反动文人垄断了文化,写出东西又愚弄毒害了老百姓,这个案我们要翻过来!”

  毛泽东一向重视对旧文化、旧思想的宣战。所以1943年,延安演出新编京剧《逼上梁山》时,他为之兴奋,当即写了一封情绪性很强的信给这出戏的编剧,说《逼上梁山》的演出将是旧剧从此重开了新生面,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所以才有了晚年他将自己的一生概括过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推翻三座大山一是文化大革命。从中不难看出他对“文化”的看重。

  除了文化,对其他已有知识分子的使用,也存在很多问题。

  很多干部对知识分子不重视,对科技人才和科技力量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有的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保持距离,甚至在政治上歧视他们,使用不当,待遇不公。有的单位对教授、科学家的职权不尊重,党内决定的事情,群众已听了传达,但担任领导职务的专家还不知道。一位擅长水墨花鸟画教学的着名画家、教授,美术学院却不让他开课,而派他去图书馆写书签,到陶瓷科画瓷碗,后来干脆由工会派他给教职员工买戏票……

  然而,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任务非常急迫,新中国的科学文化研究事业1待提高。如何使知识分子发挥积极性,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已经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面前。

  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彭真、陈毅等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10人小组,着手筹备。第二天,在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都讲了话,提醒各省和大中城市的党委把知识分子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认真讨论,准备好有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材料。

  为了做好会议的筹备工作,周恩来、彭真等首先抓了调查研究,向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特别是向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全面调查建国六年来知识分子的变化情况。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10人小组起草了11个有关知识分子的专题报告。同时,周恩来还主持起草了大会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间题的报告》。

  1956年1月1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5位在京的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各地及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全国重要的高校、科研机关、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的党员负责人共1279人。这是一次规模宏大的会议。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庄重宣布,知识分子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的话像是发出了替报:“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把我们抛弃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我们必须急起直追!”

  1月20日,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他的话同样充满急切这个会议开得很好。现在叫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全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

  此会一开,知识分子像上足了弦,为之欢欣鼓舞。

  然而问题——使毛泽东和周恩来逐渐产生分歧的,就在一个“急”和“迅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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