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 > 第十一章 “文革”蒙尘
就在陈云出席国庆招待会半个多月后，中苏关系陷入极度紧张之中。为了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中共中央作出紧急决定，把一批老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紧急送往外地，即“战备疏散”。陈云被“战备疏散”到江西，名义上是“调查研究”、“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在冷遇中长期“养病”
对于陈云来说，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给予他沉重的打击。继全会批判了“单干风”之后，1962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撤销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决定。
这样，邓子恢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等于被撤销。
陈云的处境比邓子恢要好一些，他没有受到点名批判，但是谁都知道他是“单干风”的“黑后台”。
毛泽东称陈云为“老右倾”。
这样，虽说陈云的职务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是他不再主持中国的经济工作了。
于是，陈云受到冷遇，长期“养病”。
于是，“陈云热”变成了“陈云冷”，他几乎从中国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
在《陈云文选》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陈云的政治“轨迹”：
在《陈云文选》第3卷那篇1962年3月7日的《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之后，直至1973年6月7日他作了《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谈话，中间长达11年，是空白期！
在这11年之中，陈云没有一篇文章、一篇讲话收入《陈云文选》！
这是因为，在这11年之中，陈云“靠边”了！
即便是他在1973年6月7日所作的谈话，头一句话便是“我是一天打鱼一天晒网”，表明他仍处于“半靠边”的状态。
那时，中国“左”星高照，自然没有“老右倾”陈云说话的余地。
那时，出现的是“毛泽东热”，是“林彪热”，是“‘红宝书’热”，是江青的“革命样板戏热”，而不可能出现“陈云热”。
1964年，“四清”运动（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以后，刘少奇曾经向陈云征询他对“四清”工作的意见，陈云回答说：“我是病人，很多时候都是偶尔看看文件，说了恐怕不对，传出去也不好，所以，我还是多看看。”
1966年，在“文革”开始之前，毛泽东曾经问陈云：“你觉得党内的问题是不是很严重？”陈云说：“只要有主席在，大风大浪都不怕。”
此后，林彪问毛泽东：“陈云是不是病得很重？”毛泽东回答说：“老毛病了。”
紧接着，张春桥、姚文元跃上中国政治舞台，掀起“大批判热”。姚文元那篇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雄文”，拉开了“文革”的帷幕。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出席了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刘、周、朱和陈云，都是在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
此外，林彪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是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
令人惊讶不已的是，虽然中共中央没有作出任何正式的决定，但是自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再也不提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这实际上等于撤销了他们的副主席职务，可是却从无正式的决定！
这样，林彪便成了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副主席”。
于是，中共中央被宣传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于是，毛泽东被宣传为“伟大统帅”，而林彪则是“林副统帅”。
于是，林彪便成了毛泽东的无可辩驳的接班人。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11人，陈云忝居末座。这11人依次为：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1966年8月18日，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露面。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身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讲话。
新华社的报道称：
“参加群众大会的各方面的负责人还有：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陈云没有穿军装，而是穿中山装，外面套了件风衣。毛泽东和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作了简短的谈话。
此后，在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和林彪“在海啸般的欢呼声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革命小将”。
新华社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中央和其他方面的领导同志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宋庆龄、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谢富治、刘宁一、萧华、江青、吴德等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陈云没有出现在名单上，并不意味着他被打倒——因为那时刘少奇、邓小平也还出现在名单上。
陈云称病，所以不再跟随在“伟大统帅”和那位“副统帅”之后登上天安门城楼。
这样，在毛泽东和林彪先后8次接见1100万外地师生和红卫兵的那些日子里，陈云从不在天安门城楼上露面。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刘少奇被打倒了，邓小平被打倒了，陶铸被打倒了……不过，在被打倒的名单上，并没有陈云。“革命大批判”的铁笔，批张三，批李四，没有批陈云。偶尔在批判“单干风”的大字报上，见到批判陈云的字句。不过，跟贴满大街小巷批判“中国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和“中国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大字报相比，批判陈云的大字报要算是很少很少的。
在笔者看来，陈云遭到的批判不多，究其原因有几个：
一是陈云出身工人，没有“剥削阶级”之类“根源”可挖；
二是陈云从未被捕，也就不存在“叛徒”之嫌；
三是陈云讲话谨慎，没有多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辫子可抓；
四是陈云生活清廉、作风正派，没有什么可供“揭发”的。
正因为这样，1969年在中共“九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这样谈及陈云：“陈云历史上没有变节，经济方面还是懂一些的，右是右了些，可还不是极右！”
也正因为这样，在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之后，陈云还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
不过，也有人一直“惦记”着陈云，那就是奸诈阴险的康生。1966年8月13日，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小组会上发言说：“陈云同志的思想，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认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看看他1962年的报告，就懂得他的经济学是什么货色。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据我看，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
在康生、江青、陈伯达的鼓动下，红卫兵们在北京刷出大字标语：“打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陈云！”
红卫兵小报这样攻击陈云：“陈云……很少暴露自己。他总是在幕后进行操纵，将自己的活动隐匿起来。正因此，一个时期以来，有许多人无法清楚地了解他。”
1967年年初的一个深夜，红卫兵、造反派们甚至冲到北京中南海外的北长街的陈云家，要抄家！当时，陈云已经被周恩来派人安全转移到北京西郊万寿路，家中只有女儿陈伟华。
据陈伟华回忆：“母亲和除我之外的其他孩子，也都或在外地干校，或在学校住，家中只有我一人。造反派见没抓到我父亲，就把我揪住‘审’了一通。随后，他们在地上和墙上到处涂写下了‘打倒陈云’的大标语。”
中央警卫团闻讯，急忙派人到陈云家拦阻红卫兵、造反派们。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恩来秘书童小鹏也奉周恩来之命赶来，劝阻红卫兵。然而红卫兵、造反派们说，他们只服从“中央文革小组”的命令。周恩来让“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下令撤退，红卫兵、造反派们才悻悻然离去。
事后，陈伟华到了万寿路，向父亲报告红卫兵、造反派们前来抄家。陈伟华回忆说：“父亲听说了抄家的事后，不为所动，还是镇定如常。他从容地坐在沙发上，听着我仔细描述被‘审’的情况，有时还大声笑起来。听着听着，他老人家站了起来，说：‘红卫兵抓住我，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和他们评理就是了。’”
陈伟华还清楚地记得父亲说这句话时的情形：“他一边说，一边甩起双臂，做出走正步的样子，意思是，革命的路还要坚定地走下去。”
“战备疏散”到江西
在康生之后，猛烈抨击陈云的是谢富治。
谢富治此人，论资历是老革命。他参加过长征，屡建战功，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9年出任公安部部长、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司令员兼政委。196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积极拥护“文革”，以打击老帅、老干部为能事。1967年，谢富治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
1968年10月17日，谢富治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一小组会上，针对陈云说了这么一番话：
“我们回想一下，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发言，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
“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搞成什么样子。刘、邓搞反革命修正主义，朱德同志、陈云同志也是搞修正主义的。‘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陈云同志多年不做工作，刘少奇突然抬出他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事情都要清算。”
经过康生、谢富治等的“清算”，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离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而谢富治则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须知，从1931年陈云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来，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以至中共中央副主席，而这一次他仅是中共中央委员——当然，比之刘少奇、邓小平，算是好多了。
1969年9月30日，为了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主持盛大招待会。
在新华社发出的电讯中，这样提及出席者名单：
出席会议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叶剑英、李先念、董必武；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
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李富春……
这表明，陈云是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国庆招待会的，虽说当时他早已“靠边”，早已有职无权，但是毕竟没有被“打倒”。
就在陈云出席国庆招待会半个多月后，中苏关系陷入极度紧张之中，双方剑拔弩张。为了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尤其是应对苏联突然的核打击，中共中央作出紧急决定，把一批老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紧急送往外地，即“战备疏散”。
根据中共中央的紧急决定，毛泽东前往武汉，林彪前往苏州。另外，林彪、江青集团也借“战备疏散”之机，把一大批“靠边”、“接受审查”以及“打倒”的老干部驱离北京，其中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陶铸、王震、罗瑞卿、徐海东、张闻天、王稼祥，等等。
其中，正在重病之中的刘少奇被“疏散”到河南开封，一个多月后——11月12日——便惨死于那里。
被“疏散”到江西的是邓小平、陈云、王震、何长工、萧克、陈再道。
急急如律令，限令三天之内启程。
陈云毕竟还是国务院副总理，他可以带秘书萧光华、警卫员、炊事员一起走。陈云匆匆登上南下火车的软卧包厢，连全国粮票都来不及调换。
陈云被“战备疏散”到江西，名义上是“调查研究”、“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中国历来讲究“名正言顺”，即便在那黑白颠倒的“文革”之中，也要给放逐找个漂亮的名义。
邓小平、陈云、王震等的突然到来，使当时江西的“最高长官”程世清颇费思量。
那时，程世清是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后来为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
程世清是河南新县人，生于1918年。他发表过《在林彪副主席家做客》一文，表明他与林彪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后来因犯有严重错误，于1971年被免职。
不过，邓小平、陈云、王震等毕竟是在中央工作多年、身居高位的人物，如何在江西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生活，却不那么容易。邓小平已是“打倒对象”，还算好办，被安排在与南昌只有一江之隔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陈云呢，下了火车，被接到省委招待所滨江宾馆住了下来。这里紧靠着滔滔赣江，风景优美，是一座园林式宾馆。毛泽东来到南昌时，总是住在这里的3号楼。
对于江西，陈云是非常熟悉的，在这片火红的热土上，曾留下他当年战斗的足迹。如今，时隔35个春秋，他又来到江西。然而，此时此刻，他却是遭贬受谪，被一阵冷风吹到此地来的……
陈云在滨江宾馆“闲居”了一些日子。关于他未来的去处，有人在幕后紧张地筹划着。
陈云到江西之后，周恩来特地给当时江西省的领导人打来电话，嘱咐说陈云身体不好，住的地方要有暖气。周恩来说，陈云过去在北京蹲点是在工厂，这次可以还安排他到工厂。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终于选定了不远不近、生活条件还可以的地方——南昌市南郊青云谱的省军区干休所。
不久，陈云迁往那里，住了下来。
来了一位名叫“陈元方”的首长
邓小平在江西蒙难，已有诸多报道，而陈云如何在江西蒙尘，几乎从未见诸报道。
笔者于1991年炎夏，先是在南昌采访了当年在江西专门负责接待陈云的马骏先生，接着又在1992年8月下旬，再度来到南昌采访。
马骏先生陪同笔者驱车前往南昌南郊，寻访陈云当年“隐居”之处——福州军区干部休养所（亦称省军区干部休养所）。
那个休养所坐落在南昌青云谱。
真是历史的巧合：
早在西汉，南昌县尉梅福弃官，便隐钓于此，后建“梅仙祠”；
清朝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八大山人”朱耷来此隐居，取名“青云圃”。
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6年），“青云圃”改名“青云谱”。
看来，青云谱是历代的隐居之地。如今，陈云也来此“隐居”。他所住的省军区干休所旁边，便是“八大山人”纪念馆！
也真是历史的巧合：陈云出生在上海青浦，如今“隐居”在青云谱，是在青浦中间加个陈云的“云”字！
那是一个用围墙围成、与外界隔绝的大院，大门口有军人站岗。进入院内最深处，见到一幢类似于北京四合院的平房，即8号院，那便是陈云蒙尘时住了近3个年头的地方。
马骏喊来他的老朋友、当年干休所副所长沈玉贵。
前额光秃、头发花白，沈玉贵眼下早已退休。他手持钥匙，打开了紧锁的门，领我进去参观。
他告诉我，这幢小院是干休所内最为宽敞的，前几年办了一个托儿所。因陈云住过，如今不再做托儿所，屋内一切恢复原状。也许，日后会辟为纪念馆——这里确是陈云一生中很值得纪念的所在。只是当时陈云健在，他反对搞纪念馆之举。若干年后，陈云之子陈元路过南昌，曾来此处看过，对于屋内保持原貌甚为满意。
相反，邓小平当年蒙难处——南昌西北郊新建县的住所——后来被改建为宾馆，铺了水磨石地面之类。邓小平之子邓朴方曾经前去看了一下，甚为不满，说道：“我父亲当年落难江西，住处哪有这么豪华？”
沈副所长领我参观陈云旧居。一进门，是一间客厅兼餐厅，右手为陈云书房，左手为秘书、卫士卧室。入内，为两间陈云卧室以及卫生间。院内还有一排平房，分别为伙房、锅炉房及司机、厨师、司炉工住处。小院内栽着葡萄和一棵桂树，当年陈云常喜欢在葡萄架下，或绕着桂树慢慢散步。
院内凉风习习，坐在桂树之侧，沈玉贵对我谈起当年的情形：
他记得陈云是1969年11月9日到达南昌的，临时借住于滨江宾馆（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
他忽然接到上司通知，说是北京来了一位重要干部，名唤“陈元方”，要住入干休所，务必注意安全保卫工作。
沈玉贵平时总是把最重要的客人安排住在8号院——彭德怀也曾住过这里。那“陈元方”是中共中央委员，当然亦应安排住此。
上级关照，此人不是住几天，而是长住，要为他砌围墙，把8号院与其他院子隔绝。
于是，沈玉贵挑灯夜战，连夜派人砌了一堵砖墙——此墙今日依然在那里。
几天之后，11月12日，那位“陈元方”乘小轿车光临了。
一见面，沈玉贵觉得此人面熟，在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沈玉贵随后认出他是陈云！
沈玉贵笑道：“首长，您怎么改名叫‘陈元方’啦？我在报上见过您的照片，认识！”
陈云微微一笑：“上头叫改的！”
沈玉贵又问：“为什么改名字呢？”
陈云幽默地答道：“上头叫改，就改呗！还好，我姓陈，改名未改姓。”
相处久了，沈玉贵才明白那“陈元方”的来历，因为陈云的两个儿子分别叫陈元、陈方，上头要陈云改名，他临时把两个儿子的名字凑在一起，取名“陈元方”！
沈玉贵记得，陈云不抽烟，不喝酒，不玩麻将、扑克牌，也不下棋，他的爱好是看书。他从北京带来很多箱书，堆在书房里。他喜欢静静地看书，平时言语不多，但一旦开口，颇具幽默感。
陈云的记忆力极好。有一回，沈玉贵要写学习心得，按那时的习惯，必定要引用一段革命领袖的话。沈玉贵记得那段话的大意，却不知是谁说的，更不知出自何书，只得请教陈云。陈云随口答道，你查一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某某卷某某篇，那是马克思的一段话。沈玉贵照陈云的指点，果真查到那篇文章。陈云又告诉他，那篇文章的核心是其中一个300多字的段落，要仔细捉摸……
陈云的肠胃不好，有一回，仅仅吃了八颗用盐水煮的花生米，便拉肚子了。陈云感叹地对沈玉贵说，年轻时生活艰难，落下了肠胃不好的毛病，如今吃东西不得不小心。
陈云体弱，冬天容易感冒。由于周恩来曾向江西打过招呼，最好给陈云的住处装暖气，这样，陈云的住处安装了暖气。
在沈玉贵的印象中，陈云很好接近，没有“大官架子”。陈云子女也来此处看望，子女衣着都很朴素。那时陈元来此，穿一件蓝色罩衣，像个工人。陈云夫人于若木那时在湖南衡东国家科委“五七干校”，未能获准前来看望陈云。
“老表”马骏和陈云的友谊
省军区干休所前，横着一条小河，河对岸是一家拥有1600多工人的工厂。
既然安排陈云住在省军区干休所里，那就让他就近到这家工厂调查研究吧。这家工厂，便是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而马骏正是这家工厂的办公室主任。
考虑到陈云身份特殊，厂里指定专人负责联系、接待，这任务便落到当时34岁的马骏头上——这一方面正是厂办主任的工作范围，另一方面考虑到马骏过去做过机要工作，又在省委组织部工作过，办事干练、稳健、可靠。
就这样，出于历史的机遇，作为一名普通的工厂干部，马骏跟来自北京的“客人”有了密切的接触。
在实地访问了省军区干休所之后，马骏先生又陪笔者前往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干休所跟这家工厂之间，只隔着狭长的小河般的青云湖——那是因为附近有一座青云谱庙而得名（青云谱庙为“八大山人”朱耷隐居处）。
车子只开了5分钟，就到了陈云当年“蹲点”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该厂党委副书记祝国仁、教育科长虞永、厂办公室秘书胡建平等接待笔者，陪笔者走访各车间，指指点点，说及陈云在各车间的故事……
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要算马骏跟陈云最熟悉，所讲的关于陈云的故事最多。
1991年，我在北京采访时，便听陈云老秘书萧光华说起马骏其人。
到了南昌，我跟马骏有了几天的接触，彼此熟悉了。在一个夏夜，他来滨江宾馆看我，我请他谈谈那段难忘的往事。我说：“在‘文革’中，陈云‘落难’江西的情况，鲜为人知，你是‘关键人物’，能不能打开你的记忆闸门？”
他答应了，面对着我的录音机，头一回透露了陈云在那风狂雨猛的岁月中的不平凡历程……
他从“文革”之后的一件小事说起。他记得，有一回陈云马上要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临行之际，诸事冗杂，于是在房门上贴了张字条：“事忙谢客。”
一位省委书记要来看陈云，从陈云秘书老萧那里知道他正忙，也就告免了。
正在这时，马骏出差来北京，给老萧打来电话。
老萧转告了陈云。陈云一听，说道：“马上请他来！”“江西老表”马骏兴冲冲来了。一见房门上陈云亲笔写的字条，才知陈云正忙，不敢进去。
陈云却迎了出来。
马骏略坐片刻，生怕影响首长工作，赶紧告辞。不过，他心中非常高兴，终于又见到了老首长！
如果陈云不很忙的话，那就会跟他细细地聊，问他江西的物价怎么样，供应又怎么样，如同聊家常。有一回他来北京，原定的接见时间为一小时，陈云竟跟他聊了一上午！
马骏这位江西老表跟陈云非亲非戚，也不是他的老部下。论职务，他并非江西的“大干部”，可是，陈云跟他却有着非同一般的友谊。
这友谊是在那大灾大难的年代结下的。说实在的，完全是历史的偶然，这位江西老表跟来自北京的陈云在几年之中有过频繁的接触……
马骏，瘦削的个子，直爽而且热忱。
他的经历非常简单：
1935年7月出生于江西赣州，参加过土改工作队，195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他作为调干生进入武汉钢铁学院学习，1963年毕业，回到江西工作。“文革”开始时，他是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参加了“保”字号组织。这样，他在1968年被下放到南昌附近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担任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就在此后不久，陈云被逐出北京，安排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厂方指定由马骏负责接待。如此偶然的巧合，使马骏这位江西老表跟陈云结下了深情厚谊……
“客人”初次到厂非常随和
“客人”，这是当时江西省头头关照的对陈云的代称。他们不让群众知道来者是陈云，以概念模糊的“客人”之称泛而代之。
马骏清晰地记得“客人”头一回来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的情景——那也是他平生第一回见到陈云。
那是1969年11月13日，陈云的秘书老萧在电话中约定了来厂时间，马骏便和厂领导“三李一张”，即李健、李彪、李赤、张守信，恭候着“客人”的光临。
他们厂从未接待过这样的“客人”，厂领导正发愁，不知见了面该说些什么才好。特别使他们为难的是，不知该怎么称呼陈云。叫“陈云同志”或“老陈”？不行！上面已经关照过，不许暴露他的真实身份和姓名；叫“客人”吧，背后用“客人”作代称犹可，面对面怎么喊？难道说“‘客人’你好？”
正在为难之际，忽听得有人说：“来啦！来啦！”
只见一辆蓝灰色的华沙牌小轿车，驶进了厂门。在这家工厂，难得见到这样的轿车——省里按照有关规定，给陈云派了轿车、司机。
厂领导赶紧走出办公室，下楼接客，在楼梯上遇见一位60多岁、穿一件绿色棉军大衣的中等个子男子。那熟悉的面孔一望而知是“客人”，因为“客人”的照片过去常出现在报纸上。
厂领导正为怎么称呼“客人”而不便启齿之际，“客人”倒是大大方方，用上海口音先发话了。马骏在一侧听得清清楚楚：“我到这里来，是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厂领导一听，越发尴尬。随着“客人”上楼，他们在办公室里坐了下来。
这时，“客人”问起了厂里的情况，厂领导开始向“客人”一一介绍，气氛才变得轻松起来。他们发觉，“客人”很随和，没有“大首长”的架子，紧张的心情渐渐消失。
就在这第一次见面时，厂领导告诉“客人”，今后由马骏负责同他联系。
惊人的记忆力
从此，马骏常常骑着自行车，来来往往于厂和军区干休所之间。两地相距约二三里路。
马骏实在不习惯于叫“客人”，听萧秘书喊陈云“首长”，从此他也称“客人”为“首长”。陈云呢，总叫他“老马”，虽说他不过30多岁。
陈云的住处很简单，一张床，一张沙发，四把椅子，一张书桌。
老萧是他的老秘书，从1957年起便跟着他，照料里里外外。
炊事员也跟他多年，知道他的口味，给他做点爱吃的菜，如豆瓣酥、清蒸鱼之类。
起初，马骏见了陈云“公事公办”，陈云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那时，陈云不断地要开各种各样的座谈会，陈云提出要求，他找人开会。比如，老工人座谈会，青工座谈会，女工座谈会，等等，前前后后开过100多次座谈会。
约定开会的时间，马骏把人找来，陈云的轿车会准时地在厂里出现。开会时，马骏说了“客人”开会的意图，然后念着手中的名单，逐个介绍会议的出席者。
人们开始发言了。陈云往往把右臂放在桌面上，脑袋稍稍向右倾斜，双眼笔直望着发言者的脸——这是陈云聚精会神时的习惯姿势。
没多久，马骏就惊讶地发现：仅仅在一次座谈会上见过面，倘若在车间里遇上，陈云竟会叫出对方的名字来！要知道，马骏在这个厂里工作，还叫不遍工人的名字——正因为这样，开座谈会时，他手中总拿出一张出席者的名单。
“你的记性真好！”马骏很佩服地说道。
“我像你这样的年龄时，能记2000人的名字。”陈云笑道，“其实，这是练出来的。你要做群众工作，你要带领部队，叫不出人家的名字怎么行呢？日子久了，就养成了记人记事的习惯。”
他渐渐发觉，陈云讲话不多，但讲话很干脆，绝不拖泥带水。他不属性格内向的人，讲话幽默，但办事很谨慎、细致。
陈云很守纪律。迄今，马骏仍保存着陈云当时亲笔所写的一张条子：
马骏同志：
今天24日下午3时食堂班组会，我因事不能参加，请假。明日（25日）食堂班组会我准时参加，请告食堂同志。
陈云
23日上午
字条末“23日”，笔误，应是“24日”。
陈云因事不能出席一次工厂里的班组会，特地向工厂干部马骏写了请假条子。这虽是一桩小事，但是也充分体现出陈云的组织纪律性。他毫无“中央首长”的架子——本来，他完全可以请秘书给马骏打个电话就行了。
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原是一家劳改工厂，后来虽然转为普通工厂，但厂里还有一些劳改犯。陈云喜欢到厂里各处走走，走遍各车间，就连仓库、洗澡间、厕所，他都要去看一看。
马骏替他的安全担心，因为“客人”的身份在厂里早已传开。马骏怕出意外，总要跟随在他左右。陈云说：“你别那么紧张，不会有人拿木棍子打我脑袋的！”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陈云说：“我过去很少下基层，这一回来到你们厂，我要尽量多做调查研究、了解基层。”
他很快就熟悉了厂里的生产流程，能够一口气报出各车间负责人的名字。他参加班组的政治学习，一个车间一个车间轮流参加，连汽车队也去，广泛地接触了工人。
他看见车间丢着用了半截的电焊条，看到废弃的边角料，觉得很可惜，说要尽量注意节约，我们国家家大业大，要处处注意节约。
省革委会头头“避见”陈云
在陈云来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后的第3天——1969年11月16日——发生了一桩意外的猝然相遇。
那天，马骏正陪同陈云在金工车间参观，忽然有人来找马骏，说是有要事，叫他马上去厂部。
马骏心急火燎赶到厂部，见到厂门口停着另一辆轿车，一问，才知道是程世清来了，要视察金工车间。
程世清为什么要去金工车间呢？事后才知，当时江西要生产某种武器，找不到合适的工厂承担任务。程世清听说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有金工车间，便来看看是否具备生产这种武器的条件。
也真巧，陈云在金工车间！倘若程世清去到那里，势必会与陈云照面。
厂领导赶紧向程世清汇报，陈云正在那里，并请示道：“见，还是不见？”
“不见！”程世清很干脆地答复道。
于是，厂领导赶紧派人把马骏喊来，要他设法使陈云“暂避”程世清。
马骏好为难。他又不便向陈云说此事，无可奈何，只得说上楼休息一下吧，把陈云领进一个小房间。
这时，程世清走进了金工车间……
程世清“避见”陈云，这清楚表明，陈云在他眼里不是国务院副总理，而是来此“接受思想改造的人”！
对于这个程世清，陈云1979年3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这么谈及：“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们管经济，有些人经验少，胆子大。
像程世清，全国那时年产六七万辆汽车，他说江西也要搞六七万辆。哪有那么多钢板？全国进口粮食的任务，他要江西包下来。过去，江西长时期每年只上缴15亿斤粮食。那时，全国每年进口粮食107亿斤，江西全年只产197亿斤稻谷，折合133亿斤大米。他把全国进口粮食都包下来，江西老百姓只剩下90亿斤稻谷，那还不造反！这些人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
江西省军区隶属于福州军区。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曾和陈云一起在南满工作过，对陈云倒很照顾。陈云有一段时间从南昌去福州，韩先楚把自己的专车调给陈云用。
在该厂，虽然当时对陈云实行保密，以“客人”为代称，但全厂上下皆知他是陈云。
陈云轮流到各车间参加班组学习。木模组的木工，为陈云做了一只可折叠的小凳（马扎），成了陈云的“专座”。从此，陈云的警卫员李奇手中总是拎着这只小凳。这只小凳伴随陈云度过那艰难的岁月。陈云离开江西时，曾对该厂工人说：“这凳子，我要带回北京去。我见到毛主席，要给他看，告诉他这是江西工人为我做的凳子！我每天都坐这凳子！”
政治学习会上，工人们曾请陈云谈谈“党内路线斗争”，陈云连连摆手道：“我没有‘资格’谈！”他通常只是在一旁静静地听，几乎不发言。
那年月，厂里天天开会，进行政治学习。陈云曾说：“你们能不能抽点时间，研究研究生产？”
不过，工人们对“客人”却很热情。一位工人甚至违反“规定”，拿出小本子请“客人”签名留念。“客人”当即写下“陈云”两字，成为这位工人保藏至今的珍贵纪念品。
厂里放电影，总要通知陈云。不过，那时放的是“革命样板戏”，陈云只看一回就不看了。秘书、警卫、司机、炊事员倒是常来看电影——那时的文化生活实在太单调了。
厂里也想方设法改善陈云的生活。那时的南昌，市面上很难买到面包，马骏就跟铁路局联系，从火车站买面包给陈云。陈云爱吃淡水鱼，马骏到水产局去弄鱼；冬天，厂里给陈云送煤……
三天两头到陈云那里去，马骏再也不拘束了，与陈云结成忘年交。
陈云总是穿灰色中山装，布鞋。他的毛笔字写得不错。他说，那是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时练的，因为要把一包书寄出去，写地址、写姓名，字写不好不行。他包什么东西，动作很麻利，也是当学徒时练的。
陈云来到厂里单身宿舍，见到两个工人住一间房，便感叹起来：“比我当年在商务印书馆当工人时好多了，那时上下铺，一个房间住好多人。”
工人们常常要陈云讲长征故事。空闲时，陈云说起了往日艰辛的历程。陈云其实很善于讲故事，早在1936年，他就在巴黎发表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同时在莫斯科印出单行本，这本书写的就是长征故事。大抵由于他从小受江南评弹的熏陶，富有讲故事的“技巧”。正因为这样，工人们很喜欢听“客人”讲故事。
陈云也曾跟马骏说及自己当初进入江西的故事：他是坐船到汕头，进入福建长汀，然后红军派出一个排武装便衣，接应他穿过封锁线进入江西的……
我多次问及，陈云当年在厂里，有没有拍过照片？遗憾的是，在那落难的年月，谁敢给陈云拍照？就连在那幢小院里，陈云也未留下一帧照片！
据传，厂里有一位爱好摄影的工人，趁陈云观看吊车起吊时，为他拍了一帧照片。
但是，这位工人说，如今找不着了（也许要留待合适的时机拿出来）。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有人画了一幅陈云在该厂的油画，但油画毕竟不如照片真实、珍贵。
终于结束“下放”
陈云在青云谱，过着“闲居”生活。不过，马骏从未见过他愁眉苦脸，却总是见他面带微笑。
除了去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之外，陈云又主动联系了一家工厂和一所学校——南昌洪都机械厂和南昌第19中学。他尽量扩大社会接触面，多作调查研究。即使如此，他仍笑称自己“两天打鱼，三天晒网”！
他在干休所里研读《毛泽东选集》，研读从北京带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资本论》《列宁全集》《斯大林文选》等书籍。
陈云也看每天的报纸，只是当时的报纸废话、空话、“左”话太多。
夏日的南昌是“火炉”，1970年7月酷暑之际，陈云回到北京住了些日子。1971年夏，陈云则去福建小住。
一天，马骏来到干休所，陈云笑着对他说：“老马，今天来了新炊事员！”
马骏闻言步入厨房，见一姑娘围着围裙，正在那里忙碌。她见到马骏，反问道：“我像不像炊事员？”
原来，她是陈云的女儿，当时在西藏当兵，抽空前来探望父亲，一到这里，就下厨房为父亲做饭。
陈云的儿子也曾前来探望。
那时，陈云夫人于若木正在湖南衡东的国家科委“五七干校”。所谓“五七干校”，是根据毛泽东1968年5月7日所作的指示（即所谓的“五七”指示）办起来的党政干部及知识分子下放集中劳动的场所，美其名曰“五七干校”。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笔者那时也在“五七干校”劳动了3年。
1970年6月，“五七干校”开展所谓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打”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即“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在“五七干校”，掀起了大字报高潮。
针对“反铺张浪费”，于若木写了两张揭露江青的大字报，一下子轰动了湖南衡东的“五七干校”。她的两张大字报的标题是“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的盖子必须揭开——江青是党内最大的剥削者、寄生者”“必须揭发铺张浪费的盖子——江青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分子？”。
于若木写这两张大字报的起因，是由于在1962年春天，她目击的一幕：
那时，她和陈云来到上海，被安排住在太原路中共上海市委交际处的一座房子里。一进门，她就感到很惊讶，不仅地毯是绿色的，窗帘是绿色的，沙发是绿色的，就连桌子、马桶圈、马桶盖上，都铺着绿丝绒。于若木一打听，才知道江青讲究“出绿”，要交际处特地为她装修的。除了这座房子外，在上海，还有三个住处，江青有时要住，也一律照她的吩咐“出绿”……
于若木非常气愤，这样，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就揭发了江青这一铺张浪费的事实。于若木写道：
“江青自私、贪婪、好逸恶劳，对人民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她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这张大字报贴出之后，江青很快就知道了。那时的江青，正得意忘形，听说此事，大发雷霆。不久，北京来人，对于若木进行隔离审查，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进行批斗，甚至还宣布开除于若木的中共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样，于若木无法到江西南昌去看望陈云。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作为中共中央委员，陈云前往那里出席会议。
不过，由于正处于“靠边站”时期，他只能住在九江南湖宾馆。开大会时，他才上山出席，旋即下山——从庐山至九江，轿车约一个小时路程。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尖锐批判了陈伯达，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的打击。9月3日，陈云打破了久久的沉默，在华东组大组会议上发言批判了陈伯达，指出陈伯达在历史上就是个伪君子，老虎屁股摸不得，一贯靠几本书吓人，和王明一样。
会毕，陈云仍旧返回工厂。
厂里工人从报上读到大会公报，请陈云详细谈谈。
陈云摇头说：“你们别问我，去问程世清！”
一年之后，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党叛国，折戟沉沙。作为普通干部，马骏反而先听到了有关“九一三事件”的传达。
马骏连忙骑自行车到干休所，把情况讲给陈云听。
他记得，陈云听毕，过了一会儿，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人干出了这么没良心的事！”
工人们问陈云，你对林彪事件怎么看？
陈云只是很含蓄地回答：“林彪比我小两岁！”
在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之后，虽说中国的政局依然沉闷，但毕竟有了转机。
1972年4月中旬，马骏接到萧秘书的电话，说首长要回北京了。
马骏心中又高兴又依依不舍。高兴的是，陈云回北京意味着从此结束在这里的将近3年的“闲居”生活；依依不舍的是，常来常往，这3年和陈云结下了不平常的友谊。
临走，陈云来厂，向厂领导告别。马骏记得，那天上午陈云讲了自己对办好这家工厂的许多宝贵意见，并再三向工人师傅、厂领导致谢。
临走，陈云没有带什么“土特产”，只是向南昌19中学要了当时的中学课本——他很关心教育。离开这家工厂时，陈云带走了那只小板凳……
1972年4月22日，陈云告别了南昌。与3年前来的时候不同，这回给他挂了一节专用车厢，省“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前往车站送行。
陈云一再关照马骏，要他常写信。如果出差来北京，一定要打电话来。
后来，马骏给陈云写信，介绍厂里的情况。陈云果真从北京给这位江西老表写来亲笔信。马骏拿出了陈云的信给我看，陈云在1972年8月16日的信中说：“来信说到职工思想比较混乱，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我看在大的政治运动中，职工思想混乱是难免的，也可以说是正常的现象。只要厂领导抓紧教育，职工是可以得出教训的……”他问及厂里一位犯过错误的青年情况，相信小伙子能够改正，会有希望。他说自己现在每天散步运动50分钟。如果有机会再来南昌，一定看望大家……
后来，马骏出差北京，一给萧秘书打电话，陈云总是安排时间接见他。陈云很关心地问起厂里的近况、工人们的近况。陈云的记性还是那么好，会报出一连串的人名。
使马骏终生难忘的是发生在1975年的一件事：他家中遭遇不幸，爱人去世，而孩子尚小，一个9岁，一个才1岁，他又要负担老母，一时陷入了困境。在跟萧秘书通信时，他说及了自己的不幸——因他和老萧已是无话不谈的老朋友。意想不到，萧秘书把马骏的不幸告诉了陈云，陈云当即给予经济帮助……
说到这里，马骏激动万分。他说，他当时非常感激，又很不安。他想不到萧秘书会转告陈云，想不到陈云对他这位江西老表会这样关怀……
马骏不禁又记起一件往事：有一回，陈云要在厂里开一个座谈会，马骏已经作了安排，并把开会时间通知陈云。可是，当时马骏担任厂革委会办公室主任，手头杂事甚多，竟把这次座谈会忘了。陈云准时来到厂里，打算开会，这时马骏才猛然记起，还没有通知人们来开会呢。他不好意思地向陈云说明自己的疏忽，连声道歉。陈云摆摆手，毫不介意，叫他另定时间召集会议……
马骏还有一件憾事：陈云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将近3年，没有留下一帧照片！唉，那特殊的年月，是历史上沉重的一页！
正因为这样，在《陈云画册》之中，没有一帧陈云“下放”江西时的照片，而只能代之以住所和工厂外景的照片。
“一天打鱼一天晒网”
1972年4月下旬，陈云回到北京，仍住在北京北长街71号——他从1949年5月入北平之后，一直住在那里。
陈云回到北京，此时全国正在“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即批判林彪和陈伯达。林、陈虽已倒台，但是江青集团却日益猖狂。显而易见，陈云这样的“老右倾”，不可能跟江青这样的“左”派有共同的语言。
陈云回到北京之后，写信给毛泽东：“请求中央根据我的身体情况，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泽东第二天阅后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此后不久，已10年没有做具体工作的陈云，参加了以周恩来总理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并受周总理委托研究国际形势和发展对外贸易问题。
1972年7月31日晚，陈云与李富春、陈再道等一批老干部一道，出现在国防部举办的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这是陈云久违中国政坛之后的公开亮相。
197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穿了一身灰色中山装的陈云，出现在北京中山公园。跟陈云并排坐在一起的是朱德、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傅作义，他们和群众一起观看文艺节目。这算是陈云又一次公开露面。
1973年5月5日，陈云听取了外贸部周化民的汇报，提出要研究资本主义。
1973年6月7日，陈云接见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和副行长乔培新，作了一次谈话。
那天，陈云一开头就说：“我是一天打鱼一天晒网。今天是晒网时间，只谈半小时好不好？”
这跟他在江西时“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相比，“打鱼”的时间算是多了一点。不过，仍是时“打”时“晒”罢了。
他向两位行长提出10个关于国际金融和货币的问题，请他们在一星期或10天内收集些资料，以供研究。
陈云说：
“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
陈云还说：
要研究包括像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过去没有参考资料，只有参考消息，但过去这方面的材料我是都要看的，重要地方还划圈圈。像康纳利、舒尔茨、德斯坦的讲话材料都要看，都要研究。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此后，1973年10月10日，陈云为对外贸易部起草了向国务院的请示报告《进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的问题》。
1973年10月12日，陈云听取对外贸易部的汇报，作了《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的谈话。
1973年12月4日，陈云听取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的汇报，作了《工艺品出口问题》的谈话。
1974年8月14日，陈云听取对外贸易部的汇报，作了《对港澳贸易问题》的谈话。
这些谈话是陈云那时“打鱼”的记录。不过，他的大部分时间，毕竟在那里“晒网”。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朱德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还选举产生了22位副委员长，其中包括陈云。这22位副委员长，依次为：
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陈云自1949年10月起，便担任历届的国务院（最初称政务院）副总理，但这次任命的国务院副总理名单上，没有陈云。
此外，在“文革”期间举行的中共“九大”、“十大”，陈云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7月6日，朱德去世，而毛泽东又病重。在这多灾多难的时刻，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北京和天津都有强烈震感。
陈云所住的北长街寓所，原是一座旧房子，陈云住了近30年，又从未大修过。这一回，墙壁被地震震出了裂缝。为了陈云的安全，有关部门提出翻修这座房子。陈云听了，直摇头。
陈云说，我的房子比四周老百姓的房子好得多，为什么要翻修？把这么好的房子拆了重建，老百姓会骂死你的！
结果，陈云只同意在房子里搞点钢支架，加固一下。
不久，中国发生“政治大地震”——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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