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 > 第五章 延安岁月
陈云用12个字、4句话来概括干部政策。他说：我现在来讲干部政策，只想用12个字，分成4个问题来解释：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陈云回到延安不久，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便在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对于陈云来说，已经很久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了。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改组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张国焘、博古、项英9人组成中共中央书记处，不设总书记。
另外，会议还决定，陈云接替博古，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那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延安城内西山半山腰的一座小四合院里办公。这座四合院有三孔窑洞，两间平房。陈云这个南方人，头一回住进了窑洞。
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为李富春。整个组织部，在那时只有十几个干部。组织部设有秘书处，秘书长为邓洁。组织部干部科的科长为王鹤寿。
陈云的小女儿陈伟兰回忆说，父亲陈云有一种很善于识别人的眼光：“他只要跟这个人谈三分钟，就大概知道他是哪种类型的人，适合搞什么工作。”陈云具备这样独到的眼光，使他很适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就在这时，陈云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支持毛泽东呢，还是支持王明？
王明在回到延安之后，俨然以来自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颐指气使，凌驾于毛泽东之上。
陈云虽然跟王明在莫斯科共事了一年多，但他并不支持王明。
陈云在回到延安之后，是相当谨慎的。尽管陈云在莫斯科多次见到过斯大林，跟共产国际的头头脑脑也很熟悉，但是他绝无王明那种“钦差大臣”的派头，很尊重毛泽东。
1938年武汉失守前，王明曾写信要陈云去汉口，陈云拒绝了。不久，博古回延安，陈云对博古说：“王明应回延安与毛主席一起工作。”博古说：“王明讲，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人数并不比国民党统治区的多，延安发电不应用中央书记处名义。”陈云当即报告了毛泽东。以后，中央给长江局的电报就不用书记处名义，改用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康生、陈云共同署名，即“毛、洛、康、陈”。
1941年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讨论王明的错误时，陈云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陈云发言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因为长征中遵义会议后的行动方针是毛泽东出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王明回国后自以为政治上高明，对中央不尊重，犯了许多错误。我素来对王明是尊重的，但对他武汉时期的许多做法不同意。陈云也检讨了自己，是20世纪30年代王明路线的“坚决执行者之一，应负一定责任”。
1942年元旦，陈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新年团拜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已成立20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他就是毛泽东同志。
当时，从四面八方，大批的青年、知识分子，涌向延安。这些人一到延安，头一件事就是接受组织审查。所以，那时中共中央组织部担负着非常繁重却又异常重要的任务。
陈云曾这么说及当年各界奔赴延安的盛况，也说起了各色人等纷来延安所造成的“复杂”局面：
我说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记得1932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讲6天，学生也只有6个。今天我们抗大就有几千个学生，再加上陕公、鲁艺、党校，在延安就有1万多个学生。1万个跟6个比一比，相差多少？
所以我说10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招生了，一点没有用，仍旧是络绎不绝地来，没有汽车用两条腿走，男男女女从几千里外都来了。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有一个75岁的老头子也来了。西北旅行社住的什么人都有，各党各派，新闻记者，还有青年组织的参观团，等等。
这些人不见得是在外面没有饭吃，要到延安来吃小米。从这种情况看来，复杂是复杂的，但是到底是复杂好还是简单好呢？从前办学校只有6个学生，倒很简单。今天各种各色的人都有，复杂得很。我看要干大事情，就免不了要遇到复杂情况。
陈云于1938年9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了题为“论干部政策”的演讲。这一演讲，可以说是集中反映了陈云对于组织工作的见解。
陈云的演讲，明明白白，思路清楚。陈云说：
干部政策，拿俗话来讲，就是用人之道……有一句这样的话：“干部决定一切。”这是通用于全世界的，不但外国通用，中国也通用，其他政党也通用。
陈云用12个字、4句话来概括干部政策。他说：
我现在来讲干部政策，只想用12个字，分成4个问题来解释：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陈云的12个字、4句话的意思是：
了解人，就是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干部，分析其本质好坏，用其所长。陈云说，分配干部时往往能听到许多不好的话，说明我们有些同志总是看到别人坏的多，看好的少；使用干部也有这种情形，今天看他表现好点就把他抬上天，明天表现得差点就一下打到地下去。对于一个人没有基本的估计，用人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用人要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挥，短处得到克服。
气量大，就是必须善于用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陈云说，孙中山领导革命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气量大，三教九流的人他都要。共产党是先锋队，要领导广大的后备军，要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它周围必然是复杂的。如果怕复杂，只有几个人，不要发展才简单，但革命一定不会成功。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
用得好，就是使干部敢说话、敢做事。陈云说，要人敢说话，就不能给人戴大帽子，不能把每个微小的错误都提到原则的最高度。要能善意地、诚恳地批评人，态度要好，还要指出犯错误的原因以及纠正错误的方法。要人敢做事，就不要怕下级犯错误，要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爱护人，就是要做到：提拔干部时要全面估计他的德和才，提拔后要多方帮助；对干部一切不安心的问题都要很耐心很彻底地解决；对关系干部政治生命的问题处理起来要很郑重很谨慎；对干部要实事求是，不要“抬轿子”。
陈云的讲话，反映出他能够很辨证地看待当时组织工作中出现的复杂问题。
比如，当时发展中共党员，怕发展那些“有胡子”的，以为这样的人“背景复杂”。
陈云很直率，以自己为例，加以说明：
拿我自己来说，我的背景就非常复杂。我先是相信吴佩孚的，后来相信国家主义，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最后才相信共产主义，因为经过比较，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主义。
我们说这种人复杂是复杂的，但他从自己的经验中真正了解共产主义，本质也是纯洁的。青年是纯洁的，但纯洁的不仅仅是青年，老头子也可以是很纯洁的。
陈云具有很强的记忆力，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他能够记住的干部名字不下3000。陈云还调阅了大量的干部档案，对于党内干部的情况非常熟悉。所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需要重新起用许多干部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常征询老部长陈云的意见，称他是“活字典”。
做干部工作要“不怕麻烦”
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要亲自处理许多复杂的干部历史问题。
陈云不断收到一封封“上诉书”，他总是一一认真处理、答复。也常常有“不速之客”，不顾卫兵的劝阻，闯进陈云的窑洞，向陈云当面“上诉”……
陈云曾很坦率地说起面对“不速之客”的感受：
我住在那个山上，有时候也烦得很，刚刚看文件，就会有人来找你。到底会不会他呢？很犹豫。可是，设身处地想一想，人家热心来找你，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解决，所以还是应该会一会。有时候正在写一件东西，一个不速之客，事先不打招呼就跑进来了，你不能还是直挺着腰板坐在那里不睬人家，只得放下笔来，倾听他说话；谈话的时候，还要聚精会神，耐心地郑重地解答各种问题，这样才能满足人家的要求。如果花了几个钟点，替一个干部把事情办好，也还是值得的。做干部工作，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不怕麻烦。
陈云很认真地处理一起起干部问题。其中有一起“复杂”问题，陈云是这样处理的：
有一男一女，有人告发他们，说男的是托派特委委员，女的是托派分子。他们到这里来读书，要求进党校，进训练班，便来找我想法子。但是人家已经控告了他们，于是我就照实告诉他们：有人说你们是托派。这年轻的一男一女听了我的话，马上惊异得哭起来。
我便保证替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来的时候一跳一蹦的非常活泼，走的时候都哭了回去。
后来只花了两个星期工夫，查清他们不是托派，解决了这个问题，不是很值得吗？
在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刘家栋自1938年5月起担任他的秘书，成了陈云的第一任秘书——在此之前，陈云没有秘书。
据刘家栋回忆，那男的叫丁秀，解放后曾任中共鞍山市委副书记；那女的则是北平女师大附中的学生。
陈云约他俩谈话，当面告诉他们：“有人说你们是托派。”
陈云以为，像这样的事，应该正面与本人讲清楚。
两星期后，陈云经过调查，查清他俩不是托派，做了结论。
事隔几十年，这一对男女在回首往事时，对刘家栋这么说：
“当初，要不是陈云同志亲自审查，问题不会那么快就澄清。要是落在康生手中，这一辈子就完了。”
陈云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很关心那些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尽心尽力做好知识分子工作。
刘家栋回忆了陈云和一对知识分子夫妇这么一段曲折而有趣的故事：
1939年的一天，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发来了电报。电报说，重庆的着名外科医生何穆和他的作家妻子陈学昭，经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介绍，前往延安，请为他们安排工作。
陈云同志见了电报，对此事很重视。等何穆夫妻来到延安后，陈云同志亲自接待，与他们两人谈了话，安排他们继续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何穆到了中央医院，搞外科工作；陈学昭去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从事写作。在生活上，也对他们采取了优待政策。但是，那时延安生活条件很差，就是优待，也比他们在重庆差得多。他们两人又都是江浙一带人，生活习惯上和陕北差距还是很大的。
他们刚来时，积极性还是挺高的。陈云同志对此很高兴，还抽空找他们谈谈，做些思想工作，鼓励他们好好干。可是，不到一年的时间，两个人在感情上发生了矛盾，互相告状，闹着要离婚。陈云同志再三给他们做工作，连着两次找他们谈话，劝解他们之间的矛盾。陈云对他们两人说，总要凑合一年看看吧？
经过做工作，两人不提离婚了，但感到生活不习惯，他们要求回重庆去，实际上还是感情矛盾没有解决好。陈云同志又找他们谈话，希望他们留下来工作。并说：“你们两人来了，我们欢迎，如果一定要走，我们也欢送。你们出去以后有什么困难，愿意回来，我们随时欢迎。”陈云同志和他们谈这番话时，我就在旁边听着，我心里挺受感动的，认为陈云同志真正是大将风度，话说得入情入理。
1939年8月10日，陈云、李富春同志给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信中讲：“何穆又提出来要出去休养，我们与之谈了三次无结果。他提出的问题是：（一）无医生；（二）医生工作的适当条件。而最近原因大概是由于恩来同志手臂未弄好给以刺激。我俩谈无结果，提出：（一）允许暂时出去给以任务（请医生、买器具，弄一个好医院）；（二）书记处有位同志与之谈或可留下，不出去。”此信经洛甫、尚昆同志签名阅过，尚昆同志还提出“请恩来同志谈一次”，周恩来同志也签了名。从此信中可看出我们党的组织和领导同志帮助他俩的诚心。
他们坚持要走，陈云同志就介绍他们回到重庆。尔后，他俩慢慢恢复了感情，和好了。1941年，我还没有调离中央组织部时，两人又一块儿回到了延安。陈云同志还是同他们谈话，欢迎他们回来，并依照诺言再次给他们安排了工作。陈云同志以自己的耐心帮助、教育，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热情、关怀。这件事，使广大知识分子很受教育，成为知识分子之间流传的佳话。广大知识分子通过这件事，看到了我们党对待知识分子是真心诚意的，坚定了他们为革命多做工作的决心。何穆和陈学昭更是如此，他们终生为革命做出了优异成绩。何穆上前方了，他在战争环境中受到锻炼，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技术上都有很大进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前夕，担任过白求恩医院院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卫生部顾问。陈学昭一生从事写作，解放后曾为浙江省文联的负责人。
批评了“大明星”蓝苹
在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所遇到的种种“复杂”人物之中，便有一位来自上海的女明星。
此人在上海时，艺名叫做“蓝苹”。1937年8月，她从上海来到延安，改名“江青”，意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蓝”，便是蓝苹之“蓝”。
江青，虽说当时不过24岁，却确实是个“复杂”的人物：她不仅已经有过3次婚姻，有过3个前夫，即黄敬、唐纳、章泯（如果把她在山东时的“小丈夫”裴明伦算进去，该是有过4次婚姻），而且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中间又失去组织关系，来延安时并无正式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关系……
江青于1933年2月在山东青岛经当时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黄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1933年8月，因黄敬突然被捕，她仓促逃往上海，从此失去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关系。
江青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育团体“晨更”工学团，做小学教员。“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徐明清。
据徐明清告诉笔者，她在上海曾介绍江青加入了共青团。
又据孙达生（当时化名宋介农）告诉笔者，在上海，左翼教育联盟的中共党团组织曾准备批准江青重新入党，由他出面与江青作了两次谈话。准备要作第三次谈话，并正式通知江青入党，江青却在此时被捕入狱，也就没有重新入党……
江青一到延安，便要求恢复她的中国共产党党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过，江青到延安时，陈云尚在新疆，还没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江青的党籍问题，是由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郭潜（后改名郭华伦，笔名陈然，在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任副主任）负责处理。
这时，江青的入党介绍人黄敬已抵达陕北，为江青提供了党籍证明；另外，徐明清也已来到延安，证明曾介绍江青加入共青团。这样，郭潜经过两个月的审查，确认江青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于是，江青进入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编入第12班。
江青是在从中共中央党校要求调入鲁迅艺术学院（当时简称“鲁艺”）时，去找陈云的。
美国r.特里尔所着《江青全传》，这样描述了江青跟陈云谈话的情景：
尽管带着怀疑，1938年的三四月间，蓝苹还是提出了申请，要求转到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她这样做，可能是为了躲避党校的那种僵硬的政治学习。陈云接见了她，这是一位工作有条有理的实干家，后来成为北京制定经济政策的高级领导人。陈云没有答应她的要求。蓝苹在讲话时犯了一个错误，她总是喜讲连自己也不怎么懂的马克思主义，生怕这位不懂艺术的陈云认为她只知道戏剧。再说，蓝苹的性子也太急，她带着自己的行李去见陈云，好像她当天就想进鲁迅艺术学院似的。
正在这时，一座“靠山”给蓝苹帮了忙。康生从苏联回来了，而且成了党校的代理校长。在中国，从同一个地区来的人彼此有一种亲近感，他们常常是互相帮忙。如果在一个很大的群体中，有少数几个人来自同一地区，他们会像兄弟姐妹一样。蓝苹和康生也是如此。
从山东得到的信息说，蓝苹的母亲曾在康生家做过女佣。不管康蓝的关系始于何时，有多么亲密，在青岛时，康生曾引导蓝苹参加左翼活动，并把她引见给情人俞启威。
蓝苹去见康生。他们用诸城口音交谈，谈过去，谈山东。可能他们的关系还较为暧昧。过了不久，蓝苹不仅进了鲁迅艺术学院，而且当上了教学助理。
有人曾听蓝苹说：“有康生这位可靠的朋友，就没有敌人能伤害我了。”陈云没有像康生那样为蓝苹开后门，他很不高兴的是，康生干扰了正常的工作程序，在鲁迅艺术学院为蓝苹找了位置。不久，在一次校内演出结束后，陈云就找到了批评蓝苹的机会。
后来，陈云和蓝苹在政治上有了交往，但是彼此一直互无好感。陈云和康生也是多年的仇敌。
细细查考，可以发现，陈云批评了江青，此事最初出于江青之口。因为在美国露克珊·维特克所着《江青同志》一书中，有类似的记载。众所周知，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一书，是她在“文革”中来华采访了江青后写的，这一细节显然是江青向她说的。
维特克这么写道：
她（笔者注：指江青）到“鲁艺”申请入学时，接见她的是当时的组织部主任陈云。
她知道陈云个人掌握着入学许可的一切权力，她苦心惨淡地要给他印象：
她如何真挚地想在“鲁艺”学习马克思主义。她不能使他觉得这女子的兴趣只在演戏。她对陈云说，她把日用必需品都装在箱子里带来了，她是这样渴望进这个学校。她这场表演，大概使陈云相信对组织部的任何决定她都乐于接受，所以当场准许她入学（现在她把当年如何拼命当做笑话说，然后又急忙加了一句说，当时自己真是为了学习）。实际上，陈云从来没有捧过她的场。准她进“鲁艺”后不久，他曾到学校看她演戏，对她出演的戏，批评苛刻，使她难堪。
据陈云秘书刘家栋回忆，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对于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曾提出过不同意见：
1939年（笔者注：据笔者查考，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在1938年11月。有关考证，见笔者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江青传》一书），在延安发生了一件影响不小的事件，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和江青结婚一事。那时候，毛泽东同志已是我们党主持日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由于毛泽东同志所处的领导地位，加上党内外对江青有着很多反映，导致这一婚姻问题成为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讨论议题。
记得就在这一年春季的一天，当时的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胡耀邦同志，带着另外两个同志来到中央组织部，找陈云同志反映问题。他们在陈云同志的窑洞里谈了两个小时左右。等他们走后，我曾问陈云同志，什么事情谈了这么久？陈云同志说，他们反映部队很多干部反对毛泽东同志和江青结婚。
1978年7月，我在北京见到陈云同志时，问他还记得这件事吗？他说还记得。他还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时正是初春，天气还挺冷，他们都还穿着棉衣棉裤，因为坐在火盆旁，一边烤着木炭火，一边交谈，听胡耀邦等3位同志反映问题。
陈云同志身为组织部部长，对当时的很多人的情况，有着比较多的了解。由于工作性质决定，还容易听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反映。他就是根据自己对江青的了解，根据党内军内广大干部的意愿，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了不同意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意见的。
但是，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时，多数同志表示同意毛泽东同志和江青结婚，只是附有一个条件，就是结婚后，江青不得干预毛泽东同志的政治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就坚决服从中央书记处会议决议。这反映出，陈云同志既坚持了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又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决议。
几十年以后，我才知道，康生在毛泽东同志和江青结婚的问题上，起了极坏的作用。
康生妄图通过江青来影响毛主席，以达到他的一些个人目的。康生用尽了心机，恰恰使他成为害党害国的千古罪人。
当时，对毛江婚恋，反对最力者是张闻天和刘少奇，此外还有王明、博古和王若飞。最为支持者是康生。陈云早已讨厌“大明星”蓝苹，但是他并不溢于言表。
大量读书·不断写作
在延安，环境相对安定，陈云得以大量读书，不断写作。他写了一系列关于组织建设的文章。其中，最为着名的是1939年5月30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所发表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被列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
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陈云第一次提出了共产党员的6项标准：
一、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
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
四、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
五、群众模范；
六、学习。
后来在1989年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宋平，当时是在台下听讲的学生。
宋平曾这样回忆当年听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讲演的体会：
我印象最深的是听陈云同志讲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抗战开始，大批青年怀着抗日救亡的激情来到延安，他们向往共产党，但对党的性质、纲领并不甚了解。我当时已经入党，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在一些问题上也若明若暗，还不能说思想上完全入党了。陈云同志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六项标准，第一项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他说，不是每个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人都可以成为共产党员的。仅仅愿意抗日是不够的，共产党员奋斗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的革命人生观。怎样才算奋斗到底呢？陈云同志风趣地用上海话说，就是要奋斗到“翘辫子（死）”。由于我们党始终用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教育自己的党员、干部，使大批革命青年从民族的觉醒提高到阶级的觉醒，在世界观上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
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我们党才能团结一致，领导全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顺利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
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对于干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陈云提出了任用和提拔干部的标准：
“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
陈云还说，选拔干部必须：“德才兼备，以德为主。”
从哲学中总结出15个字
1942年，延安开展着名的整风运动，历时3年。1942年5月，延安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陈云是总学委的成员之一。
在延安，毛泽东曾三次对陈云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陈云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把主要干部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
陈云非常推崇毛泽东的哲学论文《矛盾论》和《实践论》。
薄一波曾经说：“陈云把他学哲学的体会精辟地概括为两句话：‘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陈云在1987年7月17日跟中共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这么回忆起当年在延安的学习情况：
那时，中央组织部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一共6个人，有我、李富春、陶铸（当时王稼祥的政治秘书）、王鹤寿、陈正人、王德，还有几位旁听的“后排议员”。学习小组不要很多人，大体上都要处在同一理论水平。学习方法是，规定每周看几十页书，然后讨论一次，研究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各种意见都可以争论。
我们从1938年开始学习，坚持了5年。先学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那时我们读的书，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着作外，还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也读点别人的着作。毛主席《论持久战》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经过学习，陈云深有体会地在延安整风中提出了15个字，即：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交换、比较、反复。
这15个字，成为陈云的行动总则，成为他的座右铭。
1990年1月24日，陈云在与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作了这样的回忆：
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我的体会就是15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陈云这样论述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
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方说看这个茶杯，你看这边有把没有花，他看那边有花没有把，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那么，对茶杯这个事物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了解。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论持久战》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他把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抗战必亡”的亡国论和台儿庄一战胜利后滋长起来的速胜论。毛主席说，亡国论和速胜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也是毛主席的办法。他决定问题时，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里所说的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
陈云总结道：
这15个字，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陈云在延安时形成这15个字的思想，成为他思索、考虑问题的原则。我在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时，她说：“这两句话15个字，后来成为陈云一生的写照。”
1962年2月8日，在“七千人大会”结束的翌日，陈云在向出席会议的陕西省干部讲话时，明确地阐述了“交换、反复、比较”这6个字的含义。
此外，陈云还写了许多着作。例如：
《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1939年5月）；
《党的支部》（1939年6月10日）；
《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1939年6月10日）；
《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1939年12月）；
《巩固党在大后方及敌占区秘密组织》（1940年10月1日）；
《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1940年11月29日）；
《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1943年3月10日）……
当上红色“掌柜”
自从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以来，毛泽东非常满意，曾对刘少奇、任弼时说：“陈云同志不妄言、不虚夸，实事求是，人才难得。”
1944年，已经当了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忽然奉命向彭真移交工作。彭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
在刘少奇的房间里，陈云当着刘少奇的面，向彭真移交：中共有多少党员，多少干部，有多少张“党表”（亦即“党员、干部情况登记表”，其中包括入党志愿书），多少小册子……陈云移交一清二楚。
陈云有过多次工作调动。这一回调动工作，对于他却是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调他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
当了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已经发表了一系列着作，成为组织工作的专家，可是，这一回却完全“改行”，去做经济领导工作。
毛泽东为什么调动了陈云的工作？那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和日伪军加紧了对陕北红区——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使中共的财政经济处于空前的困难之中。毛泽东注意到陈云在领导陕北的生产自救、自力更生运动中颇有成绩，于是，便调他主管财经。
不料，这一次工作调动，却使陈云在经济领导工作中“定位”。陈云细细钻研经济工作，竟然成了中共党内的经济专家，以至博得“党的理财能手”的荣誉。
陈云找到了两本国民党政府出版的《中国经济年鉴》，细细钻研起来。陈云说，他对经济工作不太懂，找这些书来读，为的是能对中国的经济情况有所了解。
陈云上任不久，便于1944年12月3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的发言。这可以说是陈云对财经问题的最早的理论文章。
陈云说：“1941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就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处于封锁的环境。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和西北局确定的边区财政经济工作基本方针，就是‘自力更生’四个大字。”
陈云还说：“我们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与国民党当局用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来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是一个明显的对照。前者达到丰衣足食，后者弄得民穷财尽。这两种办法谁好谁坏，何去何从，中国人民自然看得清楚。”
陈云提出了这样的方针：“平定物价，调剂市场，购进必需品，抵制奢侈品，发展边区生产和贸易。”
接着，1945年2月1日，陈云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工作检讨会上，作了题为“怎样做好财政工作”的讲话。
陈云指出：“财政工作是什么方针？是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
陈云还说：“财政与金融、贸易的关系，基本上是金融、贸易为了财政，这是大政方针。但有时财政要服从金融、贸易。”
陈云告诫他的部下，人人要做红色“掌柜”。他说：“我们是‘掌柜’态度呢，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主动或被动的问题。”
陈云很生动地说：“要说老实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先小人后君子’，在同志们面前点钱不是丢脸的事情。不该给的东西，一定不含糊；许可了的东西，则大体不能变更，空头支票不要开。”
1973年6月7日，陈云曾对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乔培新说：
“乔培新同志你还记不记得，在延安的时候我们研究边币对法币的关系，你那时是货币发行处处长，崔平同志是兑换所主任，那时每星期都要开会研究盐的价格和运费……”
陈云算得上“干一行，爱一行”。他最初从领导工人运动起家，又领导过农民运动，主持过特科工作，又负责过工会工作，指挥过军队，当过组织部部长，一下子又当上红色“掌柜”……
成为中共“第六号人物”
延安的杨家岭，有着延安“中南海”之誉。
自从毛泽东在延安城内凤凰山的窑洞挨了日军炸弹之后，当天夜里就迁往延安郊区的杨家岭。那位曾是郭沫若创造社成员的作家成仿吾，让出了自己的窑洞给毛泽东住。
中共中央的首脑们，也纷纷迁来杨家岭。于是，杨家岭成了中共中央所在地。
在杨家岭，干部和战士们一起动手，兴建了一座办公楼。由于那座楼房的模样像一架长着一对翅膀的飞机，人称“飞机楼”。他们还兴建了一座大礼堂，康生为之题字，曰“中央大礼堂”。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央大礼堂盛况空前，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
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如果说，10年前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刚刚确立，而在中共“七大”，毛泽东已成了众所公认的中国共产党领袖。
如邓小平所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是在中共“七大”形成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便是这次大会产生的“五大书记”，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
陈云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13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之中：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
在这张名单中，陈云排在第六位。
在中共“七大”，陈云作了发言。
陈云说：“我觉得我有责任，我做了7年组织部长，看到这件事，需要在大会上讲一讲……”
陈云要讲的是什么事呢？
陈云很尖锐地指出：
“这7年来我看到一点，就是在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有一股骄气。什么是骄气？就是骄傲之气。”
陈云说：
“我看到有一种情形，就是许多人喜欢人家说他好，不喜欢人家说他坏。有的人只能升官，不能降级，有功必居，有过必避。”
陈云批判党内的这种“骄傲之气”，要求全党放下这样的“包袱”，去夺取胜利。
在中共“七大”结束不久，便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8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飞赴重庆，和蒋介石举行着名的“重庆谈判”。
在毛泽东离开延安之前，为了预防不测，中共中央作出安排，增选陈云和彭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样，当“五大书记”中的两位，即毛泽东和周恩来，前往重庆期间，由在延安的另三位书记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以及新选的两位候补书记陈云、彭真，组成了领导核心。
陈云的婚恋
走笔至此，顺便提一笔陈云的家庭生活……
过去，关于陈云身世报道极少，关于陈云夫人于若木的身世报道则几乎没有。通常，新闻媒体只是在有关营养学的一些活动中提及于若木，冠以“营养学家”的称号，如此而已。
为此，笔者在采访于若木时，问及她的身世以及她和陈云婚恋之事。
考虑到当时陈云已经去世，她详细地谈了起来……
于若木说，她结识陈云，事出偶然。
在1937年11月29日，陈云乘飞机从新疆来到了延安。当天，于若木第一次见到陈云，那是因为于若木也出席了当天举行的欢迎会。于若木说：“我离主席台比较近，大概就是三四米，所以主席台上的人都看得比较清楚。陈云同志讲了话，他的上海口音，就是上海普通话的口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政治家风采也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后来，于若木在延安的大会上，还曾经两度见到坐在主席台上的陈云。
于若木零距离接触陈云，是在陈云生病的时候……
陈云在4岁的时候父母就因生活艰难而先后病逝，从小就落下了流鼻血的毛病。这时，他的老毛病复发，鼻血出得很多，流个不止，不得不休息。组织上考虑要派人照料陈云。当然，担负护理工作，以女性更合适些。于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邓洁就到陕北公学5队去挑人。为什么要去5队呢？因为5队是女生队，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女青年，很多在这个队。
邓洁来到陕北公学5队，找到队长陶婉容和书记宋廉，说明了来意。经过5队支部研究，以为最合适的人选，是于若木。这因为于若木是中共党员，而且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
于是，邓洁找于若木谈话。当时，于若木18岁。她原是北平女一中的学生，刚从北平来到延安不久。于若木记得，邓洁这人是个文化人，喜欢文学、艺术，留着长长的头发，一派文人风度。他在解放后担任过轻工业部副部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邓洁对于若木说，陈云同志是党的重要干部，现在生病，需要人护理。于若木一听，便说自己只是一位普通的中学生，从未学过护理，恐怕难以胜任这一工作。邓洁告诉她，这是经过组织研究的，只有政治上非常可靠的人，才能到陈云同志那里做护理工作，何况陈云的护理工作不是很复杂，他只是大量出鼻血，需要静卧休息。
于若木得知是组织上的决定，也就服从了。这样，她到陈云那里报到。
那时，陈云住在延安城里的一孔窑洞里。于若木去了之后，就在窑洞门口摆了张办公桌，值个班。陈云有什么话，就替他传达一下。陈云要找医生，她跑去喊。另外，陈云有一种止鼻血的药水，是从苏联带回来的，于若木每天给陈云点几次。没事，就在那里看看报纸。于若木就这样值班，不到一个月，陈云病愈了。
结束了在陈云那里的工作后，于若木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编入第19班。
不过，也就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陈云和她之间产生了感情……
于若木说到她和陈云之间的婚恋，站了起来，说这里有几封信，这几封信的经历带有传奇色彩。她走到写字桌前，从右边的第三个抽屉里，取出一叠复印件，送给笔者。
这是三封写于1939年的信的复印件。这三封信，有一封是陈云写的，有一封是于若木写的，其中都涉及了陈云和于若木的婚恋。另一封则是于若木的妹妹写的。
于若木又说起这三封信的“传奇”的故事：
这三封信，竟是半个多世纪后——陈云去世后——在北京集邮市场上发现的！
那是薄一波之子薄熙成发现的。这三封信，一封署名“陆华”，一封署名“陆琳”，一般都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还有一封信署名“陈云”，引起了薄熙成的注意。虽说同名同姓叫“陈云”的也有，但是一读信的内容，便可知乃是当年在延安的陈云。他花了2000元，买下这三封信。
这三卦信其实是装在一个信封里的，信封上写着：
yu·dawchyuan7·barton·roadwest·kensingtonlondon，w.14england
这是一封寄往英国伦敦的信，信封上盖着“西京（长安）”字样的邮戳，表明寄自西安。邮戳上的日期是“廿八年六月廿二日”，亦即1939年6月22日。信封右上角还有一行小字：“1939年8月5日收”，显然收信人是个细心人，收到信时注明了时间。这表明此信寄了40多天才收到——那时，中英之间还没有航空信，所以寄了那么久。
薄熙成把信买下之后，转赠给陈云之子陈元。陈元把信交给于若木，于若木惊喜万分，因为她万万没有想到，这几封半个多世纪前的信，居然能够完璧归赵！
那“陆华”，就是于若木。于若木原名于陆华，进入延安时，按照当时的惯例要改名——用本名的话，容易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亲友受到牵连。这样，她改名于若木。想不到，这名字竟一直沿用至今，而她的原名反而鲜为人知。
在署名“陆华”的那封信末，有这么一行字：
“来信请寄：延安邮政信箱第五号于若木收”。
这行字也清楚表明，“陆华”即于若木。
于若木说，信封上的英文，是她写的。信是从延安托人带到西安寄出的，而收信则是通过陕北榆林转往延安的。
收信人“yudawchyuan”，即于道泉，于若木的长兄，当时在英国伦敦。那时，陈云、于若木以及于若木的妹妹在延安。于若木要给大哥写信，叫妹妹和陈云也各写一信给大哥，一起寄出。
于若木的大哥于1992年在北京去世。这三封信，显然是大哥从英国回国时带回来的。至于这些信，在于若木的大哥去世后怎么会流入集邮市场，尚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信封上贴着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邮票，引起集邮者的兴趣，也就成了集邮市场上的卖品！倘若没有那几张20世纪30年代的邮票，也许这几封信早就进了垃圾箱……
当然，在弄明白这三封信是谁写的之后，人们才明白，信才是无价之宝！
于若木的信，写于1939年5月28日。她在信中向大哥报告了她和陈云的婚恋情形：
你问我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么？这里无所谓“家庭”。陈云同志在工作，我在学习。他住在机关里，我住在学校里，每星期六我到他那里住一天，这是延安所谓“住礼拜六”。
我和他是这样认识的：前年冬他回国后看到西北的情形很兴奋，致工作过劳使流鼻血之旧病复发，过度的流血病势相当严重，病中需要找一位老实可靠的人看护，在学校里便找到了我，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
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所不痛快的是两人能力地位相差太远，在他面前愈显得自己的幼稚无能。
于若木在信中还写道：
这里的生活，除了吃饭穿衣是公家供给外，还发几块钱的津贴。
你问我们要什么书籍？我们不需要什么书籍，我对你有这样一个希望：希望你送陈云同志一支钢笔，因为他没有。不过，这个希望是在你能力所及的条件下，就是你的债还完以后与寄回家里钱以后有剩余的时候（如果关税太重或邮寄不便时也请勿寄）。
于若木只是希望大哥送一支钢笔给陈云。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在当时连一支钢笔都没有，足见延安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苦！
陈云的信，写于1939年5月21日夜。
信的一开头，陈云写道：“昨天接到由甘肃转来您从伦敦来的信，很高兴。”这表明陈云是在于若木收到哥哥于道泉的信之后，写这封信的。
在信中，陈云以2\/3的篇幅向于道泉介绍国内的抗日形势。陈云写道：
抗战的情况大概您在报纸上可以看到，综起来说，敌国的困难日见增加，前线上的证明，日本兵中新兵的成分大大增加，军事技术（兵士个人的军事素养）比前差多了，战斗的情绪比前更低些了，但是由于民族的成见，战争中还相当顽强。我国的情况，虽然失掉许多大城市和铁路，但是军事上说我们的军队在抗战中锻炼了自己。即使地域上说，失去的还实际上只是一些点和线，广大的乡村，仍是我军及我们政权统治之下。国内的政治基本上是在进步中，国内能够在一致抗敌的前提之下继续团结继续进步。当然，某些部分的不同见解可以引起一些误会，但大体说主要方面还是进步与团结。但虽然如此，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达到可以有把握地制止敌人继续前进的那种形势，但这种形势不久会到来的。由于日军越前进越在兵力上地形上所受的限制更大，由于我们的有利的地形与军事力量之增长，这些都可以使战争转变到不利于日有利于我的局面。但无论如何，可以断定抗日战争的反攻胜利还须经过相当长期艰苦奋斗。今后几年恐怕比目前还要困难些，但是我们深信，我们能够而且可以胜利渡过困难。所以如果您1940年回国正可以来参加这个历史决定我国命运的抗战。
我们盼望着您这一支生力军来参加，共同奋斗。
西北的文化运动应该会很快发展的，因为这里聚集着全国的青年和不少的文化人。他们在不怕困难而苦干，文化运动努力的中心，都集中国防文学，集中在四个大学“抗战救国”。这里有3日刊的报纸和一些其他的出版物，但是如果寄给您的时候，恐怕不能如数收到。我们将试寄一些给您。新文学运动前几年做过，获得了成绩，但远没有普遍，说不上什么大成绩。不过教育事业（指农村中）比我们来此以前，那大有进步，但还须努力，还不满意。
在说了一大通抗日形势之后，陈云才向这位未曾谋面的大舅子作如下自我介绍：
说了半天，也想介绍一下我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我是江苏人，出身贫苦的家庭，5岁时父母均去世，依舅父而生。自高小卒业而后，无力继续学业，即在上海书店为学徒有7年余，此后10余年东奔西走直至如今。前年冬由欧返国，病中与陆华认识，于客岁3月结婚。我们在政治与性情上一切均很合适，惟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35岁。
近阅报载，欧洲风云甚紧，英伦外交已在开始改变，如果爱好和平的国家能够联合一致，则或在暂时可以阻压迫在目前之战祸。欧洲华侨甚多，谅在迫切地盼望祖国胜利的消息，我们没有别的来回答国外侨胞的热望，只有更加努力，为驱出日军而苦干，为中华民族之最后解放而苦干。
这几封从北京集邮市场上发现的弥足珍贵的信件，真实地记录了陈云和于若木当时在延安的婚恋情况。
于若木的身世
我看了这几封信，问起了于若木大哥的情况，问起了于若木的身世。
我问起了她的出生年月，不料由此引出一段“故事”。
于若木说，她于1919年4月15日出生于济南。
我问，阴历生日是哪天？她答：三月十二日。
回沪后，我查对了一下《万年历》，发现1919年的阴历三月十二日，应是公历4月12日。
是不是于若木记错了呢？我在采访了她之后，曾写了一篇专访，写好后寄给于若木审阅时，在信中特地问及她所说的生日是否有误。
1995年7月13日傍晚，我接到于若木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她笑着告诉我，她的生日由阴历“译”成公历，确实应是1919年4月12日。可是，她对“4月12日”这个日子不喜欢，所以平常总是说成“4月15日”。
为什么她不喜欢“4月12日”呢？
因为蒋介石在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四一二”政变！
她祖籍山东省淄博县葛家庄，在她出生之前，她家已迁往济南“七家村”。
父亲于丹绂，又名于丹甫。丹绂，取义于《易经》中“朱绂方来”。朱绂，“红色丝带”之意。丹亦即朱。父亲是清朝末年最后一期举人，又是中国第一批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之一，毕业于日本着名的早稻田大学，日语很好。他不仅自己到日本留学，而且把长子、长女、次子都带到日本留学。正因为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后来他的长子、长女、次子都成为很有成就的学者。
于丹绂回国后担任山东第一师范校长，是山东教育界的老前辈、山东近代教育的奠基人。他博学，教日语、国文、历史、地理、伦理学等许多课程。这所学校是山东第一所“洋学堂”，免费供应学生食宿，培养了许多有为青年。诗人臧克家就毕业于这所学校。
于丹绂在济南和6位知识分子朋友买了地，一家盖了一个院子，7家总共7个院子，拉洋车的就叫那里“七家村”。这名字渐渐叫开来，以至后来变成了地名。
于丹绂的夫人姓张，按照当年的“规矩”叫“于张氏”。“于张氏”原本没有文化，嫁到于家之后，受到于丹绂的文化熏陶，不仅会背唐诗宋词，而且会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于家六子女：长子于道泉，次子于道源，长女于式玉，二女于式金，三女于式谷，小女于式坤。
大抵是于丹绂饱读诗书，所以在给子女们取名的时候，就十分“讲究”：于家兄弟按家族的排行，应是“道”字辈。又由于“于”与“鱼”同音，而“鱼”离不开水，所以长子、次子的名字都要带“水”——“泉”、“源”。
女儿们的名字，中间都是“式”字。三女于式谷，又名于陆华，进入延安后自己改名为于若木。
小女于式坤，进入延安后改名于陆琳（有时也写作于璐琳）。于陆琳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生于1921年7月17日，与中国共产党同年同月诞生。她比于若木小两岁。笔者于2000年2月22日在北京采访了于陆琳，她当时是北京中华社会大学校长。1989年，于陆琳荣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1993年，国防大学授予她“先进离休干部”称号；1998年，她被教育部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同年，全国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授予她“民办高等教育创业奖”……
父亲常给子女们教《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于道源小时候能背整本《唐诗三百首》。家学渊源，使于家的6个子女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
于若木在济南念完小学，进入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上完初中一年级，便离家前往北平上学。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哥于道泉当时在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
于道泉生于1901年，乃“世纪同龄人”，在92岁高龄时去世。他受家庭的熏陶，从小好学，而且记忆力、理解力都很强。他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有着惊人的语言才干，先后居然学懂13种文字，曾有着“语言奇才”的美誉。其中最为精通的是英语，另外，他还精通藏语——这是他在北平向北京大学一位德国教授学的。所以，他在北平的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藏文研究员。他对自然科学如天文、地理、地质以至医学、针炙等也有着广泛的兴趣。他嗜书如命，钱大都花在购书上。他平日送人家礼物，也往往是书。
由于于道泉在北平工作，所以于若木在1933年转到北平读书，先入两吉女子中学，高中时入北平女一中。
后来，于道泉受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派遣，前往法国巴黎做研究生。这时，他还不懂法语。上了海轮，他一路上向同船的法国乘客学法语。轮船航行了近两个月，到达法国时，他居然已经能够用法语跟法国人交谈了！到了欧洲，他又学会了德语、土耳其语。
在巴黎结束学习时，他的“顶头上司”、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希望他回国。傅斯年后来在1945年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1950年1月任台湾大学校长，同年底病死于台湾。
于道泉没有听命于傅斯年，他去英国伦敦大学找到了工作，继续他的研究。所以于若木来到延安后给他写信，便寄往英国。于道泉在伦敦大学执教颇久，教出一批英国的“中国通”。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英国派往中国的官员中便有这样的“中国通”。
于若木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与她的哥哥、姐姐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于若木的大哥于道泉，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白色恐怖中，与中共失去了联系而脱党。作家、翻译家萧乾在回忆自己加入中共时，曾说及是于道泉介绍的。后来萧乾也脱党。
于若木的二哥叫于道源，也懂多国文字。他在上中学时，就能翻译英文作品，并向儿童刊物投稿。于若木记得，那时常爱听他讲《木偶奇遇记》，那是他从这本书英文版中看来的故事。二哥后来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系，又转入北京大学国文系。他还是学生，就兼做北平《晨报》的副刊编辑，给报纸写文章，翻译稿子。他还自己办了一份民俗学小报。
二哥住在北京大学东斋，于若木常去那里。她记得，诗人、翻译家金克木那时虽不是北大学生，却跟她二哥住在一起，是二哥的好朋友。在于若木面前，二哥公开宣传共产党好。他酷爱读书，收集了鲁迅、郭沫若几乎全部的着作。他把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借给于若木看。书中，邹韬奋很生动地记述了他在苏联的见闻。二哥就向她宣传苏联是如何的进步、如何的优越，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后来，二哥于道源去了延安。又去沂蒙山区打游击，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编辑。空余之际，他还给编辑们教英语。他在抗日战争中牺牲。
于若木的大姐、大姐夫，那时也在燕京大学。大姐于式玉，曾先后就读于日本早稻田音乐学院以及奈良女子高等师范，研究文史。于陆琳回忆说，大姐于式玉跟大哥于道泉一样，有着极好的语言天赋。她能讲一口非常流利的日语，英语也很不错，还精通藏语。有一回，大姐到蒙古参观，她天天跟翻译在一起，从蒙古回来之后，居然就能翻译蒙文。
大姐夫李安宅是河北迁安人，研究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后来，李安宅转向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以及藏学。
李安宅、于式玉跟萧乾关系也很密切，趣味相投。那时，于若木到大姐、大姐夫那里去，常常遇见萧乾。李安宅也曾是中共党员。他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于若木的大哥于道泉介绍的。大姐夫、大姐在1930年结婚。1934年，李安宅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耶鲁大学留学，1938年回国。此后，夫妇俩长期在藏传佛教中心拉卜楞寺从事藏学研究。1946年，于式玉前往美国工作，随后李安宅也去了美国以及英国。1949年，他们回到中国，在成都工作。贺龙将军率部进入成都时，曾前往拜访李安宅和于式玉。他们应贺龙之邀，随军进入西藏，再度在西藏从事藏学研究。
李安宅和于式玉都是学者、教授。于式玉在1969年去世，李安宅在1985年去世。为了纪念这两位学者，四川成立“李安宅、于式玉遗着整理编辑委员会”，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遗着，1990年底已经出齐他们的文集。
由于于若木的大哥、二哥、大姐、大姐夫都是左翼知识分子，这样的家庭氛围促使她靠近了左翼。
周小舟引导于若木加入中共
于若木加入中共，则又与进入北平私立两吉女子中学很有关系。
北平两吉女子中学的创办者熊希龄，湖南凤凰县人，光绪年间的进士。他拥护维新，参与变法，提倡新学，是一位进步人士。由于熊希龄是湖南人，聘请了湖南人作为两吉女中的校长，在教师之中，也有不少湖南人。其中有一位国文教师，名唤周怀求，湖南湘潭人，当时在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读书，来两吉女子中学兼教国文课。他在课堂上讲形势，讲时事，有着明显的进步倾向。他用活页文选作为国文教材，选了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的文章。于若木认识到这是一位进步的老师，就在作文中抒发进步的思想感情。他当即注意到当时这位名叫于陆华的学生的思想倾向。
这位思想激进的周怀求老师，1935年4月由中共党员杨子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他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与国民党在南京的谈判，改名周小舟。后来，周小舟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解放后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于若木在两吉女子中学念完初中之后，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
于若木记得，有一回，她正在女一中的阅览室看报，一位女同学挨着她坐下，悄悄对她说：“于陆华，我认识你的老师周怀求。”
这位女同学，叫郭明秋（原名郭桂英），是女一中的学生会主席。后来，于若木才知道，在北平女一中，中共很活跃，郭明秋是中共地下党员。周小舟跟郭明秋很熟，向她介绍了于若木的进步倾向。这样，郭明秋就把于若木列为发展入党的对象。郭明秋把许多“禁书”——进步书籍——悄悄借给于若木阅读。于若木读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等书籍。
不久，郭明秋给了于若木一大沓以“华北武装自卫会”（宋庆龄为会长）名义印发的传单，要她散发。于若木在下课之后，走街串巷，分发了这些宣传品。这样，于若木开始参加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的一些活动。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领导下，北平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学生爱国抗日示威游行，亦即“一二九”运动。郭明秋任全国学联主席，于若木也参加了这一运动。
在“一二九”运动后，于若木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她记得，入团仪式是在北平地安门什刹海北岸她大哥家里举行的。
不久，为了便于团结广大青年抗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改为有着广泛群众性意义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于若木担任北平第一女子中学“民先队”分队队长。在1936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代表民先队上级组织与于若木保持经常联系的是李践为，他当时是北平商学院的学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平津吃紧，于若木和大批南下的学生一起，来到济南。
中共联系人乔彬（解放后曾任广西商业厅厅长）也到了济南，来到于若木家，跟于若木商议前往延安。于是，于若木决定和妹妹于陆琳一起前往延安。
当时，于若木只有18岁，而于陆琳只有16岁！
最初，只是于若木向父亲提出，要去参加抗日工作，父亲同意了。父亲让于若木到淄博老家去，向母亲告别。这时候，于陆琳知道了，就对姐姐说，你怎么不跟我讲？于陆琳向父亲提出，要跟姐姐一起走，父亲摇头了。父亲说，你们都走了，将来还有没有人给我们送终？
不过，父亲毕竟是开明的，最后，还是同意于陆琳跟姐姐一起走。
于陆琳和姐姐于若木在淄博向母亲告别，只是没有把真情告诉母亲。她俩在淄博老家只住了一夜，就回到济南。不过，到了济南没有住到家中，生怕父亲改变主意，不让她们出走。她们住到济南的“平津流亡同学会”，准备启程。
这时，于陆琳的二哥于道源从北平回到济南，也住在“平津流亡同学会”，要跟她们一起去延安。
于陆琳记得，父亲有一回来到“平津流亡同学会”，找到她们的二哥。她们见到父亲来了，赶紧躲了起来。那时父亲低着头走路，没有发觉她们。
其实，尽管父亲舍不得儿女们离开身边，但他还是深明大义的。后来，父亲亲自送他们到济南火车站，直到火车远去，他还呆呆地站在那里。
新近在北京集邮市场上所发现的于若木1939年5月28日从延安写给大哥于道泉的信中，十分真实地讲述了于若木带着妹妹离开山东老家的经过：
大哥：
意外地接到你给我们的信，给我们不少高兴和安慰。知道了你的确实的消息，知道被占区的母亲哥哥尚在照顾着。
自从前年接到你一封说要参加比国考察的信以后这是接到你的第二封信。这中间很少知道你的消息，因此虽然想到应该写信给你报告我们的情形，但恐原地址寄不到因此迟迟未写信。
战争改变了一切。战争使得培新、紫薇和我三个未经世故的无知的孩子都离开了家。
不，不只我们，多少比我们更幼小的孩子过着流亡无靠的生活。这里应当说明我们之四散飘零非你对我们不负责任造成的“罪”，也非“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所造成的“福”，而是在民族战争大浪潮中造成的必然结果。
七七事变后我们都回到了济南，跟着战线也逼近了济南。我们三个向父亲共同提出要求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当时父亲未加反对。但是，这件事在他脑筋里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便觉得大大的不妥当。他反对的理由：（一）是我们小孩子出去做不了事，同时，战争的环境，复杂的社会对于女孩子是多么不利和危险。（二）中国不能只需要抗战的工作，将来还需要一批会做建设工作的人。我们应该在家里埋头念几年书将来为国家做教育事业，这也是很重要的工作。说我们不服便加上骂：“咱们村子上我还找不出第二家来，无论男孩子、女孩子都想出去当兵！”骂我：“你自己要走还不算，还要把你妹妹带走，你来到家里把家里的人都联合联合蒙走了吧？你还留一个给你娘送终不？”我听到这些话时，很想让妹妹留在家里，但是妹妹坚决跟我出来。父亲对培新管松些，因为是“隔了一辈的人”。
结果父亲让我们回老家，让培新种庄稼地，我和紫薇帮母亲做些事。如果我们一定要走，那时他不负责，是从母亲手里走的，将来母亲也不会怨。
我们既打定主意出来，便听从了父亲的命令回到临淄，在临离家之前回家看看母亲是应该的，同时从母亲那里出来也较容易些。回到临淄住了一夜便骗母亲说济南学校就要开学，我可以借读去，第二天一清早便走了。到济南住在“平津流亡同学会”，预备等车南下。
培新随29军军管训练班先我们南下。
不久二哥从北平脱险到济，与他同路南下。他到临大，我们来西北。我们是这样从家里走出来的。
四妹来到西北学了一年日文，能读书报及会话，现在工作。我来到这里从1937年11月起到现在都是在学习，大概还要学5个月的样子。
在这儿学了半年虽然常常觉得自己进步很慢，但与未来西北之前比较起来是多知道了不少东西，对革命的基本的理论有了初步的认识。过去只知道革命是对的，但是为什么产生革命及中国是什么性质的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便不知道了，学了政治经济学对这些有了初步的认识。
据于若木回忆，当时大批的平津流亡同学集中在他父亲创办的山东第一师范，分批去延安。她记得当时李昌也在那里。她和妹妹于陆琳一起，在乔彬的带领下，从济南奔赴延安。
同行的还有陆平。陆平是笔者所熟悉的，因为他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笔者正在北京大学求学。
于若木强调说，她离开山东时，乔彬从中共山东省委给她开具了一封组织介绍信，这一点在当时极为重要。有了这封组织介绍信，她一路上得到中共各地组织的帮助，很顺利地到达西安。
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由于有组织介绍信，于若木马上被安排搭乘一辆装棉被的卡车前往延安。棉被堆得老高老高的，18岁的于若木就坐在棉被顶上。还好，那时还不算太冷。
于陆琳记得，1937年10月到达延安时，她和姐姐一起被安排住在招待所。住在对面房间里的是陈伯达，当时，陈伯达带着夫人、儿子刚来到延安。
到了延安，于若木便持中共山东省委介绍信前往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她后来才知道，那封介绍信很被看重。因为从全国各地到延安的中共地下党员不少，但是很多人限于当时的环境，没有带组织介绍信，这样在进入延安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要对这些党员进行必要的审查。于若木由于有正式的组织介绍信，表明她历史清楚，所以颇得组织的信任。
于若木记得，她到陕北公学那天，正好遇到前来报到的朝鲜族作曲家郑律成。
到延安后，她改名于若木。“若木”是她自己取的。笔者问起“若木”的含义，她说，那是在她从济南出发前，找了本《辞源》，从《辞源》上选了这个名字。“若木”出自《楚辞.离骚》：“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若木，按《山海经》解说，是一种“青叶赤花”之树，长在“日所入处”。她的父亲从小给她讲解《楚辞》，所以她喜欢《楚辞》，取了“若木”这个名字。
在报到之后，于陆琳和于若木一起被分配到成立不久的陕北公学学习。陕北公学成立于1937年7月底，第一任校长兼党组书记是成仿吾。校址最初设在延安东门外的清凉山下，不久迁往杨家湾。
于陆琳记得，她和姐姐于若木分在同一个队里——5队。这个队一共13个女生，于陆琳的年纪最小，被大家笑称为“十三妹”。当时，在这个队里，除了于若木两姐妹之外，还有卓琳三姐妹。后来，卓琳成为邓小平夫人。吴亮平夫人三姐妹也在这个队。
于若木在陕北公学学习不久，就被派去护理陈云。其中的原因之一，便由于她有正式的组织介绍信，被视为在政治上很可靠，符合“老实可靠”的条件。
于若木在那封写给大哥的信中，这么写及四妹于陆琳：“四妹来到西北学了一年日语，能读书报及会话，现在工作。”
学习日语，是为了从事破译日军密电码的工作。这是一项在当时极为机密的工作，于陆琳能够从事这项工作，表明组织上对她的充分信任。
于陆琳在给大哥的那封信中，也这么写道：
我们现在都很好，也许比你想象的更好些。虽然都离了家并弄得四零五散，但都是在为了目前的抗战，为了民族解放的事业而工作着，所以感到格外的高兴。
“你我都是老实人”
笔者问起于若木来到陈云那里从事护理工作，怎么会从“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关系”？
于若木说，陈云最初问她的历史，她作了回答。这样，他开始了解于若木，也简单地向于若木介绍了自己的身世。
于若木还回忆，空闲时，陈云让她唱歌。那时，她唱了一支苏联流行歌曲《祖国进行曲》，开头是“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这首歌在北平学生中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
后来，陈云向她问起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回答说：“我还不懂。”
陈云说，他现在也没有爱人。他如实地告诉于若木，他过去结过婚，后来分手了。
他问她，愿不愿意跟他交个朋友。
相处日久，陈云向于若木说了这么一段发自肺腑的话：“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
这样，他和她日益接近，关系日渐密切，慢慢明朗化了。
不久，于若木的二哥于道源来到延安。这在于若木的妹妹于陆琳写给大哥于道泉的信中曾提及：
你大概还不晓得我也同我三姐来到西北了吧。我们来了不久之后，二哥也来了。不过，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出去了，现在在鲁西的游击队内工作。
陈云郑重其事地把于若木的二哥请来，向他很认真地说了他和于若木的婚事，征求二哥的意见。在陈云看来，于若木的二哥是在延安唯一能够找到的代表女方的家长。
二哥知道陈云是一个很老实又有很深革命资历的人，对陈云和于若木的婚姻欣然表示同意。
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在延安结婚。
于若木说，她和陈云的婚礼特别简朴，因为陈云不喜欢铺张。结婚那天晚上，陈云花了一块多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同志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办了婚礼。
后来，消息传开来了，有些人要陈云请客。当时，陈云手里有点钱，论请客也请得起。可是，他没有请客，因为他以为没有必要摆场面。
于若木说，别以为当时在延安婚礼都这么朴素，也有人大操大办呢。延安一家报社的主编结婚，在延安的“合作社”办了几十桌宴席。当时，“合作社”是延安的最高级的“宴会厅”。那位主编因为常写文章，有稿费收入。不过，婚宴几乎花尽了他的积蓄。不久，他死于肺结核，死时还未能还清婚宴的债！
于若木还说，陈云的记忆力很好，在延安，他能叫出上千名干部的名字。陈云认为，他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应该熟悉干部。
陈云和于若木结婚不久，邓小平从太行山回到延安。邓小平得知陈云和于若木的恋爱经过之后，写了一首打油诗相赠：
千里姻缘一线牵，
鼻痛带来美姻缘，
中山政策女秘书，
先生路线看护员。
诗的第三句中的“中山”指的是孙中山。孙中山跟宋庆龄的结合，初缘起于宋庆龄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诗的第四句中的“先生”指的是陈云，而“看护员”当然就是指于若木了。
从邓小平这首打油诗可以看出，早在延安时期，邓小平与陈云的关系就相当亲密。
笔者向于若木提出了一个细节问题：她和陈云之间如何称呼？
于若木笑了，因为还没有人向她问过这样的问题。她告诉笔者，陈云在家里总是喊她原名“陆华”。在陈云看来，别人都喊她“于若木”，而他喊她“陆华”，显得很亲切，成了“爱称”。至于于若木呢，当着别人的面，总是称他“陈云同志”。两人相处时，叫“陈云同志”当然显得很别扭，直呼“陈云”又觉得不尊敬，因为在她的眼中，陈云如同兄长。她实在找不到恰如其分的称呼，所以干脆在家里无称呼！这种“无称呼”，在于若木看来，是因为两人的政治水平、政治地位相差悬殊而年龄又相差较大所造成的。当然，两人有时分处异地，写信时，她则称他“云兄”。
于若木曾经这样说道：“使我们走到一起来的，正是我们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在这一共同理想和思想基础上，陈云同志总是循循善诱，不断提高我的思想和觉悟水平，逐渐弥补我们之间因年龄、职务、生活经历的不同而造成的差距。也正是在这一共同理想和思想基础上，我总是不仅把自己当成他的妻子，而且当成他的学生和下级。我欣赏他的智慧和工作的果断，更敬重他那像水晶一般透明的党性和人格。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家庭生活自然是融洽和谐的。”
婚后，于若木仍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党校在延安城东郊区的桥儿沟，离城里相当远，所以她只有在星期六下午才能到陈云那里，星期日吃了中饭回校。“住礼拜六”便是这么来的。
于陆琳记得，当姐姐于若木和陈云结婚之后，她曾经去看姐姐。
那时候，于若木和陈云住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窑洞。那是一排三孔窑洞：一孔窑洞是陈云办公室，一孔窑洞是陈云卧室，还有一孔窑洞陈云秘书贾震住。
那天，正遇上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于若木恰巧又不在——她一早就去看望徐冰（后来曾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了。于陆琳急得哭了起来，陈云连忙安慰她，并派出几个警卫员去找于若木。这时候，日本飞机的轰炸非常厉害，中共中央组织部那里的窑洞中了7枚炸弹。当时，陈云把于陆琳安排在最安全的地方——两孔窑洞之间的通道里。日本飞机几度前来轰炸，于陆琳安然无恙。直到下午，于若木回来了，于陆琳这才破涕为笑。
于陆琳在陕北公学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中共中央党校就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附近，于陆琳常常去看望姐姐于若木和姐夫陈云。
那时候，于若木在中共中央党校第19班。在她的同学之中，有社会科学家马洪。
于若木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等，学了5个月之后，结业。然后她进入在延安刚刚成立的马列学院学习。马列学院成立于1938年5月5日，那天是马克思120周年诞辰。马列学院是当时延安第一所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被誉为延安的“最高学府”。首任院长由张闻天兼任，院址设在延安北郊的兰家坪。
于若木记得，来马列学院讲课的，大都是延安的名家。比如，她听过张闻天讲列宁主义和战略与策略，王学文讲政治经济学，吴亮平讲列宁主义问题。陈昌浩、艾思奇也来讲课，印象最深的是陈云来讲党的建设。陈云所讲的革命的坚定性，给了她很大的启示。这样，陈云跟她又多了一层关系，即师生关系。
在马列学院的学生中，既有于若木这样不到20岁的高中生，也有丁玲这样的“名人”学生。李先念、宋平当时也是学生，所以，后来李先念、宋平见了于若木，都说彼此是“同学”。
于若木记得，在马列学院的同学中，还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林默涵也在马列学院学习过。
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于若木依然“住礼拜六”，即在星期六回到陈云那里。
从1938年起，于若木在马列学院学了3年。1941年，她因为怀孕，妊娠反应很大，不得不离开马列学院，回到家中休息了一段时间。
这时，马列学院成立研究室，于若木在研究室学习。
在1942年1月，于若木生下长女，由她取名“陈伟力”。她觉得这名字响亮，好叫，又有一定的含义，陈云也认为取得好。
我问，怎么会由你来给女儿取名呢？
于若木说，生了儿子，由陈云取名；生了女儿，由她取名。
陈云很喜欢孩子，把孩子交给保姆带，他都有点不放心。最初，妹妹于陆琳前来照顾于若木和孩子。后来，于若木就自己带孩子，带了一年多。
1944年3月，陈云调离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当时，正值陕北财经极为困难之际，中共中央调陈云解决这一难题。西北财经办事处的主任为贺龙。
这时，孩子大了一些，于若木就担任陈云的机要秘书，为他收发文件，处理来往的重要公文。
到了1945年1月，于若木再度临产，又是妹妹于陆琳前来照料。
据于陆琳回忆，一天夜里，于若木即将分娩。当时尽管立即派出警卫员，前往延安中央医院请大夫接生，但由于路很远，来回用了很长时间。于陆琳记得卫生部长贺彪就住在后面山上，她马上上山去找他。山很高，又不知道贺彪住在哪一孔窑洞，于陆琳就挨门挨户查问，最后终于找到贺彪。
贺彪赶到时，孩子屁股已经出来了。幸亏他来得及时，顺利接生孩子。但是，孩子出生时，已经不会啼哭——这是相当危险的信号。就在这时，延安中央医院的大夫带着器材赶到，给孩子打了一针，孩子终于“哇”的一声哭了……
于若木生下的是长子，便由陈云来取名。那时，发电报习惯于用韵目代日。陈云常拟电报，所以对电报韵目极为熟悉。长子是在13日出生的，13日的韵目是“元”，所以陈云就给长子取名“陈元”。这“元”字还有另外两层含义，即“元”月出生；“元”又是“第一”之意，也就是长子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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