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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章 “七·二○事件”

  “文革”才进行了一年,武汉分裂了,两大派对立着,大规模的武斗一触即发。王力的话,支一派,打一派,激怒了“百万雄师”,成了“百万雄师”的攻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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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桩震动全国的事件———“七·二○事件”,在武汉发生。

  毛泽东想去武汉畅游长江,武汉乱糟糟,已不是一年前的模样。那一次,毛泽东横渡长江,五千人随他伴游,十万人伫立两岸欢呼,何等的壮观、气派。“文革”才进行了一年,武汉分裂了,两大派对立着,大规模的武斗一触即发。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下,毛泽东断然不能游长江了。毛泽东在那里,处理那棘手的两大派问题。

  “中央文革”当时在武汉的唯一成员是王力。1967年6月下旬,毛泽东派谢富治和王力前往西南,解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的问题。自从阎红彦含冤而逝之后,云南一片混乱。谢富治过去当过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所以毛泽东派他去。王力是作为“中央文革”

  成员派去的。比之于关锋、戚本禹,王力的实际工作经验要丰富。谢富治提出增加余立金,毛泽东又建议增加李再含。于是,一行四人,前往西南。另外,还有“北航红旗”四名红卫兵同行。

  7月13日晚,正在重庆的谢富治接到周恩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要他火速飞往武汉。

  电话中,周恩来未说原因,只说武汉有“紧急任务”。其实,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去武汉,调谢富治到武汉,为的是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记得,驻守武汉的部队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谢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北航红旗”红卫兵是否同行?周恩来同意了。

  7月14日上午,周恩来从北京飞抵武汉;中午谢富治、王力等从重庆飞抵武汉,住东湖宾馆;晚,毛泽东坐专列抵达武汉,周恩来前往车站迎接。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到达武汉,除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知道以外是绝密的行动。

  14日晚,周恩来没有安排谢富治、王力去车站接毛泽东。谢富治说是要上街看大字报,带着王力去了。谢、王都是“文革”中的“红人”,常在各种场合抛头露面,很快就被人认出。于是,武汉两大派都贴出大标语欢迎谢富治、王力。本是“绝密”的行动,一下子就走漏了消息。但是,两大派都不知毛泽东、周恩来在武汉。

  15日一早,毛泽东召见谢富治、王力,听取他们关于西南问题的汇报。毛泽东说,他要坐镇武汉,以解决武汉问题。

  毛泽东要周恩来出面主持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听取武汉情况汇报。会议从15日开至18日,参加者不到30人。

  18日晚,毛泽东召集会议,确定了关于武汉问题的三条方针,即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错误(注:指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不过,毛泽东还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7月19日晨,周恩来飞往北京。当天,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刘丰、萧前等来到武汉水利学院。那里是“钢工总”的总部。谢富治和王力在讲话中,透露了昨夜会议所定下的三条方针。王力还说:“相信武汉的问题是可以就地解决的,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谢富治、王力的讲话,使“三钢”、“三新”这一大派“热烈欢呼”。

  消息飞快传出去,谢富治和王力的讲话录音到处用高音喇叭广播,武汉轰动了,“百万雄师”愤怒了!

  “百万雄师”不敢碰谢富治,因为谢富治毕竟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王力作为“中央文革”的“大员”,说什么“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那“钢铁”不就是指“三钢”那一派吗?王力的话,支一派,打一派,激怒了“百万雄师”,成了“百万雄师”的攻击目标。

  武汉街头贴出了声讨王力的大字报:《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大字报指出:

  “王力自窃据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引者注:“谭氏”指北京红卫兵领袖人物之一谭力夫),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3200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7月20日凌晨,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八二○一部队六辆卡车急驶,后面跟着四十几辆“百万雄师”的卡车,车上装满手持长矛的造反队员,他们要造王力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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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万雄师”敢打”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江青、陈伯达、康生以为,这正是个好“题目”,“中央文革”可以借此做一篇大文章。林彪定下了调子:“武汉‘七·二○事件’是反革命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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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冲入武汉军区大院,另一部分冲入东湖宾馆。正在睡梦中的王力,被突然抓走,押往军区四号楼,拉到三楼的一间六平方米的小屋里。“百万雄师”的负责人要王力签字,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王力说:“我没有权签这个字。哪一派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由中央决定。”王力又说:“‘百万雄师’至少是群众组织,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群众组织。”显然,王力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

  王力的态度,使“百万雄师”怒气冲天。如王力所回忆的:“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连他们(即指“百万雄师”)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得一塌糊涂!”这位“大秀才”的踝骨被打断了!

  “百万雄师”总动员,出动数千辆卡车排成四路纵队,举行浩浩荡荡的游行。“打倒王力”之声,震撼着武汉三镇。这便是“七·二○事件”。

  消息立即传到北京,传到钓鱼台,传到江青、陈伯达、康生的耳朵里。“百万雄师”敢打”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江青、陈伯达、康生以为,这正是个好“题目”,“中央文革”可以借此做一篇大文章。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所写的回忆录《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载:7月20日下午,江青来到人民大会堂,十万火急地要见林彪(引者注:当时林彪住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在江青之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也陆续到了林彪住的大会堂浙江厅。最后,总理也来了。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会议散了。

  “武汉出了大问题了!”叶群显得有些紧张和激动。“王力在武汉挨打了,这简直是翻了天!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打了他,就等于打了中央文革。主席正在武汉,这也是把矛头指向了主席。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主席的安全。总理决定亲自去武汉,保护主席赶快向上海转移。中央文革决定,要借这次武汉事件大作一下文章,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文化大革命’,把当前这种反动逆流打下去。”……周恩来办事干练、利索。7月20日下午3时54分,周恩来专机便离开北京。在飞往武汉途中,空军司令吴法宪制造紧张空气,说是陈再道在武汉王家墩机场布兵,要劫总理。于是,周恩来专机只得降落在离武汉六十多公里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到达武汉之后,为了息事宁人,指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和独立师师长牛怀龙,尽快设法救出王力。因为一旦救出了王力,这场轩然大波就会慢慢平静下来。

  后来,武汉八一九九部队奉命救出王力。王力回忆道:“利用吃饭的机会,他们把我弄到二十九师。我在二十九师后来又被人发现,又转移到西山。”

  周恩来匆匆赶往毛泽东那里。周恩来担心毛泽东的安全。王力回忆说:“这一次主席打破不坐飞机的惯例,坐飞机到了上海。总理亲自布置主席由宾馆的后门转移到机场,改乘军内的小汽车,用武汉军区空军的车号。大卡车在前面开路。他老人家对于被迫离开武汉很恼火。这是他老人家成为党的领袖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毛泽东乘坐的飞机是在7月21日凌晨2时从武汉王家墩机场起飞的。

  7月21日中午,王力换上军装,被护送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

  7月22日凌晨3时,王力被秘密护送到武汉远郊的山坡机场。

  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决定利用王力飞回北京之际,大造声势。他们组织了数万人在北京西郊机场,像迎候“英雄”凯旋一般欢迎王力。

  7月22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所坐的飞机先飞,周恩来在武汉处理好一些事情之后飞机才起飞。到达北京上空,谢富治和王力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不降落,“蘑菇”了一些时候,特地让晚飞半小时的周恩来专机降落。这样,让周恩来参加了机场欢迎行列,大大提高了欢迎的“规格”。

  当腿上绑着石膏、绷带的王力出现在北京西郊机场,欢迎“英雄”的人群中爆发出响亮的口号声。

  当天晚上,林彪召集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林彪定下了调子:“武汉‘七·二○事件’是反革命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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