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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章 反击“二月逆流”

  陈伯达所说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的复辟逆流”,是他的一大“创见”。“大闹怀仁堂”发生在二月,于是,便被称为“二月逆流”。这一“新名词”传遍全国。

  ※   ※   ※

  康生从王力那里知道林彪讲过“徐向前他不能代表解放军”,便冲着徐向前说:“徐向前呀,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要反党吗?”

  谢富治是受“表扬”的,这时气焰甚盛,说道:“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复辟!”

  江青最善于“上纲上线”!她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反党事件。是事件!是一次政变的预演!是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演习!是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

  但是,你们失败了!永远地失败了!”

  这些天缄口默言的陈伯达见江青上阵,也大为活跃,发表“理论性”的“高见”:“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炮打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就是一股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的逆流,最终,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陈伯达所说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的复辟逆流”,是他的一大“创见”。“大闹怀仁堂”发生在二月,于是,便被称为“二月逆流”。这一“新名词”传遍全国。据查证,陈伯达在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之后,立即“积极”起来,给毛泽东送去一份天津小站的材料。毛泽东看后,写了批语:“自上而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陈伯达马上加以发挥,称之为“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的逆流。”

  “中央文革”发动红卫兵,把批判“二月逆流”公开推向社会,北京街头顿时贴满大字标语:

  “坚决击退二月逆流!”

  “坚决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

  批判“二月逆流”,使“四帅”、“三副”要么受冲击要么靠边,要么被打倒。“四帅”、“三副”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么一来,一下子倒了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加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已被打倒,朱德、陈云早已排挤,刘伯承年老体弱,剩下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有谢富治一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处于瘫痪状态!

  “中央文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经毛泽东同意,“中央文革”代替中央政治局!

  按照党章规定,在中央全会休会期间,中央政治局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文革”

  趁着批判“二月逆流”,乱中夺权,从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展到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

  于是,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党的领导机构,名曰“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碰头会”包括当时“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周恩来参加。

  这个“碰头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是“左派”。周恩来在异常艰难的状况下工作着。

  真个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陈伯达从垮台的边缘爬了起来。这个“中央文革”组长手中的权力更大了。

  他急于取悦于毛泽东。本来,《红旗》的社论大都由王力、关锋捉刀,他不过动动嘴巴,发发指示,在最后定稿时动动笔。这一回,他一反常态,亲自执笔写一篇《红旗》杂志社论《坚决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他以为,毛泽东对他送去的天津小站的材料作了指示“自上而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他写的社论正是对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加以发挥。迎合毛泽东的见解一定会受到毛泽东的赞赏,由此会对他这“理论家”产生好印象。

  不料,毛泽东的看法在随时改变之中,诚如他在2月10日狠狠批评陈伯达、江青,而在2月18日就转了风向,批评起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来了。当陈伯达把《坚决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一文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已改变了看法。毛泽东说:“究竟有没有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于是,毛泽东压下了陈伯达送来的社论———这是“文革”以来从未有过的。因为《红旗》社论送到毛泽东那里,向来没有被压下来不准发表,最多只是作些修改罢了。这一回,由《红旗》主编陈伯达亲自写的社论,被毛泽东压下,不准发表,给陈伯达因“胜利”而发昏的脑袋来了一帖清醒剂。

  到了4月下旬,毛泽东已完全否定了“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看法,亲自批准让“四帅”“三副”在五一节时上天安门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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