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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阻拦调查康生

  1967年1月中旬,北京爆发出轰动全城的新闻:打倒康生!

  康生此人,又刁又滑,奸诈阴险,自从成为“中央文革”的顾问以来,招摇过市,气焰逼人。终于,人们对康生的怒火,猛烈地爆发了。

  北京冒出了一个“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写大字报,印传单,炮打老奸巨滑的康生!

  一大批大字报突然在清华大学贴出来,痛快淋漓地大骂康生。人们争相传抄,消息不胫而走。

  康生明里是人,暗里是鬼。演鬼戏,是他鼓动的。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煸动文艺界去演鬼戏。他拍着胸,打着保票,夸下海口,“不要怕,大胆地去演,出了问题,就说康生批准演的,一切后果,由我承担。”可是一转身,又是他康生把演鬼戏的、写鬼戏的都打成“黑帮分子”,有的已被迫害死了。

  康生诡计多端,心黑手狠,是玩弄权术的阴谋家。《二月提纲》从头到尾他都是参与了的;他又是一贯正确,入污泥而一尘不染,不但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还立了功。

  康生不是治世之能臣,而是乱世之奸雄。他走到哪里,那里就成了多事之秋、是非之地。他吃人的法术很多,施阴谋,设陷阱,残害多少国家的栋梁,他是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康生是冯道式的人物,两面三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什么都能干,什么他都能出卖。……

  大字报文笔老辣,作者深知康生底细。奇怪,在工科大学———清华大学之中,怎么会有这等舌如剑、笔似刀的作者?

  几天之后,中共中央党校里贴出的一张《勒令》暴露了炮打康生的主力所在地:“正告老奸巨滑的康生,你这个制造天下大乱、祸国殃民、残害无辜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刽子手,你作恶多端,罄竹难书,限你24小时之内,必须交代你的滔天罪行。如不交代,誓与你血战到底!”

  康生深知这把火倘若不及早扑灭,很快就会酿成燎原之势。因为对于他的积恨,早已像干柴一样堆满大地。

  虽然康生也手握大权,但是由他自己出面“扑灭”显然不便,说不定会惹起更大风波,他只得求助于“第一夫人”江青。江青是他的同乡,何况江青进入延安时得到他鼎力相助,他给江青挂了电话。

  江青一口答应,为他“扑火”。这倒并不是为了感谢他过去的帮助,她在需要抛出谁的时候,从不手软的。她需要这位“顾问”,康生善于给她出点子。

  为了“扑火”,最合适的“消防队”,莫过于陈伯达。他是“中央文革”的组长,由他出面保“顾问”,当然最为恰当。

  陈伯达跟康生之间,有过一次次明争暗斗,但毕竟是一伙。陈伯达暗地里曾为康生遭炮打而欢欣,可是为了维护“中央文革”,遵“第一夫人”之命,他出面保康生。

  陈伯达以“中央文革”组长的身份,给清华大学那位“造反司令”蒯大富打电话。电话记录迅速被印成传单,撒遍北京大街小巷。

  以下是档案中所存的当时的传单原文:

  陈伯达同志与蒯大富同志通电话记录

  第一次通话:1967年1月22日凌晨2时50分。

  陈伯达同志:我是陈伯达,我和你讲一件事,今天我们收到一份《公告》,是由“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发出的。这个组织内部,有你们清华“井冈山兵团”,你知道吗?

  (答:知道)你们态度怎么样?(答:准备退出)你们应该出一个反公告。出这份《公告》这个行动是错误的、反动的,是同中央文革小组作对!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是中央信任的。(原注:此时由于话听不清楚,即由陈伯达同志口授,关锋同志讲话)怎么样?

  你们能说服他们吗?(答:能)如果不能说服则开除,你们这样干就等于与中央文革小组决裂。我们是支持你们的……

  第二次通话:同日凌晨3时35分。

  关锋同志:伯达要我补充几点。你们学校贴了一些攻击康生同志的大字报,建议你们挺身而出痛加驳斥!高级党校的权不能接管,那里的权在左派手里。向高级党校夺权,就是向左派夺权,向无产阶级夺权。建议你们撤出……公布人蒯大富借助于“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借助于蒯大富作为“喇叭”,随着传单的广为散发,四处贴出“康生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炮打康生同志,就是炮打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和标语。很快的,“打倒康生”之火被扑灭了……

  陈伯达保了康生,康生惊魂甫定之后,并不感激“伯达同志”。这两位“大秀才”依然在权力分配上明争暗斗着,却又在推行极左路线方面通力合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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