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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暗伏危机

  一场明争暗斗,在“中央文革”内部激烈地进行。副组长江青的势力,正在急剧扩大。

  江青与顾问康生形成联合阵线。江青的“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使她有恃而无所恐。

  等到陈伯达病愈出院,他发觉”“中央文革”的实权已被江青“代理”了。除了江青之外,那位“顾问”也一直觊觎“中央文革”的大权。

  ※   ※   ※

  自从成为中共第5号人物,陈伯达名声大振。写着“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收”的信件,从全国各地雪片般飞来。据陈伯达的秘书回忆,差不多每天都收到一麻袋的信!陈伯达从来没有如此走“红”过……

  这时的陈伯达,有2位秘书……王保春和王文耀。

  王保春担任机要秘书,兼任“陈办”的党小组组长。他1947年入党,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做机要秘书工作。1960年当陈伯达的妻子刘叔晏生孩子时,调他去担任秘书。

  王文耀则是1965年下半年,调他到陈伯达那里担任秘书。

  两“王”也从来没有这么忙碌过:一个“王”守着4部电话机,随时作电话记录,收看文件、电报、信件;另一个“王”则要跟在陈伯达身边,时而钓鱼台,时而中南海,时而人民大会堂,时而各大专院校。

  司机于子云处于“时刻准备着”的状态。陈伯达一声吩咐,不论白天黑夜,轿车随时出动。

  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么个“小组”,权力正在无限扩大之中,正在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陈伯达这个“小组长”,手握大权,踌躇满志,他与别人的不同,在于口头上还在那里自称“小小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掩饰着自己的勃勃政治野心。

  陈伯达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他带着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之后,干了一个月。

  为了集中力量起草“十六条”,他把《人民日报》交给了代总编唐平铸。他是《红旗》的主编。这时,他把《红旗》交给了关锋。他作为“舆论总管”,来管《人民日报》,管《红旗》,管新华通讯社,管中共中央宣传部……

  现存于档案之中的陈伯达1966年8月13日致毛泽东的信可窥见当时陈伯达管得多么宽。可以看出,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央文革”组长,由他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他向毛泽东负责。

  陈伯达处于他的“鼎盛时期”。

  不过,他有他的隐忧。他成天价把“小小老百姓”挂在嘴上,无非想表白自己毫无权欲———尽管他的野心不小,权欲不小。

  一场明争暗斗,在“中央文革”内部激烈地进行。

  副组长江青的势力,正在急剧扩大。江青与顾问康生形成联合阵线。江青的“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使她有恃而无所恐。

  陈伯达深知江青不可惹。原本江青只是4个副组长之一,并无“第一副组长”之称——

  —在四个副组长之中,她排名顺序第一罢了。在“中央文革”初次在群众中“亮相”时,有人指着江青介绍说:“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此后,“第一副组长”之称便传了开来,仿佛成了她的正式职务。

  江青并不满足于“第一副组长”。陈伯达深知其意。1966年8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至40摄氏度,住入北京301医院。经陈伯达向毛泽东提出,中共中央于1966年8月30日发出通知:“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或离京外出期间,由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有了这样正式的文件,江青在“中央文革”中的势力越发膨胀。等到陈伯达病愈出院,他发觉”“中央文革”的实权已被江青“代理”了!陈伯达曾这样回忆:

  在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不久,我生病进医院,江青就当然代理组长职务。毛主席再次检阅红卫兵时,江青致辞,从此,她就在小组中横行跋扈。我向去医院看我的人,提出一些看法,于是大大触怒江青了。当我的病没有好时,江青要关锋去叫我出院。我已晓得这个女人很难对付,决定出院。我撇开江青,找王力、关锋、戚本禹起草一个拟送中央的文件,确定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工作机构。意思就是:中央文革的言行都要向中央请示,不能擅自作主。这就要使江青受到约束。会议未完,可能有人泄露给江青,江青来了,大闹一番。我现在不记得她要加了一句什么,但她说,“我这句是最重要的。”从此以后,文革小组就没有再单独开会了。毛主席指示:以后开会,由周总理主持,叫中央文革碰头会。

  除了江青之外,那位“顾问”也一直觊觎“中央文革”的大权。

  “顾问”康生最初与陈伯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跑,他俩在20年代是上海大学的“同学”。不过,康生比他更善于钻营,所以在党内的地位,康生很快超过了他。延安整风时,康生是陈伯达的上司。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时,康生是中共中央委员,名列第17位,而陈伯达只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名列第47位。此后,陈伯达靠着“跟准毛泽东”,才在中共八大上超过了康生。那时,陈伯达与康生同时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的名字恰恰排在康生之前!

  陈伯达与康生同为中共“大秀才”、“理论家,多年共事而面和心不和,论笔头,陈伯达胜过康生。康生此人,述而不作,好出鬼点子,却不愿写著作。所以号称“理论家”,其“理论著作”寥寥无几,陈伯达则拙于口才,长于笔头,所以从起草共同纲领、宪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人民公社六十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十三条”直至《五·一六通知》、“十六条”,都由他执笔或参与执笔。论权术,陈、康各有一套,但是陈伯达毕竟不及康生。

  康生对陈伯达,常常嗤之以鼻。当时陈伯达成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时,康生以挖苦的口气说:“陈伯达能当什么院长?他呀,只配当个‘乌龙院’院长!”“乌龙院”,妓院也!

  在“中央文革”中,有了这么一位“第一副组长”和“顾问”,使陈伯达颇为棘手。

  副组长张春桥乃江青的心腹,姚文元更是江青一手“提携”的,对江青言听计从。

  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红旗》杂志编辑部成员,原是陈伯达手下3员大将。自从田家英含冤去世之后,戚本禹取代了田家英,成为江青的心腹。王力和关锋也都擅长“见机行事”。

  在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而名声鼎沸时,“中央文革”的轴心已逐渐向江青转移。危机已经暗伏,只是他正处于政治巅峰时期,暗伏的危机尚未公开显露,他自己已意识到了隐忧……

  作为“组长”,陈伯达尽量压住阵脚,带领着“中央文革”冲锋陷阵———因为刘、邓只是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受到批评,并未彻底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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