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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陈伯达之死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陈伯达的“大名”。虽然他一再逊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当年却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是“中央文革”的组长,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枝笔”、“中国舆论总管”。

  本书是关于陈伯达的长篇传记。

  陈伯达在接受本书作者的独家采访时,回顾一生,不胜感慨:

  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

  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年已久远,我又衰老,老年人的记忆不好,而且又常常容易自己护短。如果说我的回忆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谈一些。不过,我要再三说明,人的记忆往往不可靠。你要把我的回忆跟别人的回忆加以核对,特别是要跟当时的记录、文章、档案核对。我的记忆如有欠实之处,请以当时的文字记载为准。

  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回忆,只是一个罪人的回忆。

  古人云:“能补过者,君子也。”但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的罪过……

  ※   ※   ※

  1989年9月17日傍晚开始,北京骤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翌日,气温剧降。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远郊一幢六层楼房的最顶层,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他的儿媳小张当时在场:“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

  儿媳赶紧敲响隔壁老萧的门。老萧马上拨电话到某医院。20分钟之内,医生就赶到了。可是,陈伯达的心脏已停止跳动,抢救无效。经医生诊断,陈伯达因天气骤凉,死于心肌梗塞。

  陈伯达死前和他的儿子陈晓农、儿媳小张以及小孙子生活在一起。突然发病之际,陈晓农却不在家,而在北京驶往河北石家庄的列车上———去看望他的母亲余文菲。余文菲是陈伯达的第二个妻子,已经离婚多年。陈晓农是陈伯达和余文菲所生的孩子。

  据陈晓农事后告诉笔者:

  “前几年父亲住院已检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电图一向较好,又从未有过明显的心绞痛,仅是超声波检查有冠状动脉硬化,所以医生和我们都缺乏足够的重视。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气很冷,早上刚下过雨。我9时多临走时,看父亲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给他加了条毯子,又把毛裤放到床前椅上。我爱人说父亲起来后,说天冷。现在想来,天气骤冷易使血管收缩,老人血管已脆,经受不住,这可能是发生心肌梗塞的原因……”

  当天下午,陈伯达所在单位负责人徐主任等赶来,和陈伯达的亲属商议处理后事。亲属明确表示:“听从组织意见,而且父亲生前也一再说过,他去世后一切从简。”

  根据领导意见,陈伯达以他原名陈建相,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

  尽管八宝山不知举行过多少回遗体告别仪式,但是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与众不同:没有讣告,没有悼词。前来与他作最后诀别的,都是闻讯而来,没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组织名义发出的通知。

  9月28日上午10时20分,陈伯达的遗体出现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这些年来他总是躲着照相机的镜头,连家中都找不到他现成的遗像。陈晓农记起去年冬天一位朋友为他拍过一次照片,赶紧请摄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张遗像。

  在哀乐声中,40多人向他的遗体投注了最后一瞥。这些人有的是陈伯达的亲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老秘书,有的是他的旧部下,有的是他的学生。陈伯达的遗体旁,放着许多花圈。花圈上写着:“陈建相先生千古”。由于一般人并不知道陈伯达的原名,所以没有引起注意。有一个花圈署名“刘叔宴”送。刘叔宴是陈伯达分居多年的妻子。

  她没有参加陈伯达的追悼会。陈的遗体告别仪式虽然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举行,但是很快惊动了那些竖着耳朵的新闻记者。

  最早披露陈伯达去世消息的是“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电台。他们在9月29日播出了陈伯达在北京病逝的新闻,介绍了陈伯达的生平。

  同时,香港《大公报》在第二版下部,刊载了两则报道,内中提及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的陈伯达遗体告别仪式。

  9月30日,新华社从北京发出电讯,电文如下:

  本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10月刑满释放。

  海外记者不了解“八宝山第一告别室”的具体情况,曾在报道中称陈伯达死后享受“高级官员待遇”。1995年10月30日,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给笔者的信中,对此作出了解释:

  “将八宝山第一告别室说成高级官员待遇,是搞错了。八宝山有两部分,一为革命公墓,是领导干部治丧处所;一为八宝山殡仪馆,是老百姓和普通干部治丧处所。二者之间有墙隔断。骨灰安放地也不同,领导人在革命公墓,老百姓在老山骨灰堂。第一告别室并非高级官员治丧处所,其场地条件也远比革命公墓礼堂简陋。”陈伯达的骨灰,最初安放在北京八宝山老山骨灰堂。1991年2月,由陈晓农和妻子小张护送到福建惠安老家。这样,陈伯达从生命的起点,走过漫长而又起伏的85个春秋的人生之路,最后又回到了那里。从陈伯达刑满释放,到他遽然病逝,这一年间我多次在北京访问过他。就在他去世前一星期———9月13日,他还跟我谈了一下午。不料,一个星期之后,他的漫长的生命便画上了终止符。

  我给他拍的那些彩照,成为他一生中最后的照片。

  他凝固在我的录音磁带上的声音,成为他留在人世的最后的声音。

  他题写的《楚狂接舆歌》,成为他一生的绝笔。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成了他向世人的“告别辞”。

  他离世之后,我在录音机旁重听他的声音,思绪飞到了一年前的那些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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