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曹操全传 > 第五篇 亦正亦邪——曹操成就霸业的双重性格 第二章 坚忍不拔：能屈能伸方显英雄
自我定位 曹孟德胸有大志
人活于世间，谁都不想默默无闻，要做一番大事业。然而，成功往往只垂青于很少一部分有方向、有头脑的人，不是人人都能成为英雄。因此，把握自己的真实水平，找到适合自己的目标，循序渐进，逐步实现自己的目标才是最重要的。
曹操初入仕途，只是一个小小的洛阳北部尉。但他很会当官，把权力运用得恰到好处，知道以法度行事，不畏权势，敢于以下犯上，朝着理想的目标前进。对于曹操的行为，《诸葛亮集·将宛·兵权》中有很好的解释。文曰：“夫兵权者，是三军之司命，主将之威势。将能执兵之权，操兵之要势而临群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随所欲而施之。若将失权，不操其权，亦如鱼龙脱于江湖，欲求游洋之势，奔涛戏浪，何可得也。”
意思是说，兵权是操纵三军命运的重要权力，如何掌握并使用它，直接反映主将的威严和气势如何。主将如果能很好地掌握、运用它，则如虎添翼，威加四海，可很自如地运用它。如果有权而不会用，则不能很好地统帅三军，会像鱼离开水一样，难以长存。
我们经常发现，有些人虽然有权却缺乏威严的气势，使权力难以充分发挥。有些人则不同，即使他有权而使用它，对别人也会产生一种威慑感，正所谓不怒自威。原因何在？根本在于那些掌权的人会不会使用手中的权力。其实，权力本身就自带着一种威严，但如果在使用时没有让它发挥出来，权力也就随着他的使用者一起失去了威严。曹操有一种天然的掌权用权的天赋，所以常常能把权力发挥得很到位，既提升了权力的威严性，也利用权力的威严树立了自己的权威。
人生的作为，往往是与时代紧密联系起来的。如果你所设定的人生角色背离了时代的主体需要，那么你对历史进步的贡献以及你在历史上所留下的影响就会相对弱小。历史上不是有“昔君好文臣好武，君今好武臣已老”的喟叹吗？从大的方面来说，“治世”时代有“治世”时代的主体需求，而“乱世”时代有“乱世”时代的主体需求，如锄强济弱、安定天下等。因此，时代特征不同，需要的英雄人物的角色也有所不同。
曹操生于一个“家家欲称帝，人人欲封侯”的时代，名人英雄辈出。唯独曹操最终能够傲立于群雄，成为一代雄杰。那么，曹操是怎样称雄于乱世的呢？他成霸之业的经历清楚地昭示：要想有所成就，首先应当掌握时代特征，给自己准确定位，据此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曹操出生在东汉桓帝在位年间，少年岁月也在桓帝时代度过，步入“弱冠”之年时，正值灵帝（刘宏）在位前期，被授为洛阳北部尉。他的后半期生活在汉献帝时期。
曹操所处的东汉末年特征非常明显：一是最高统治者皇帝大权旁落，落寞无能。桓帝、灵帝、献帝三代，一代不如一代。或由外戚掌政（如桓帝在位初期以梁冀为首的外戚掌政），或由宦官专权（如桓帝、灵帝在位时均如此），或由军阀操纵权柄（如献帝即位初期为军阀董卓操纵实权），皇帝实际上已成为傀儡。二是封建统治集团诸势力间的争斗异常激烈、残酷。桓帝、灵帝在位期间均发生“党锢之祸”，外戚、宦官、“党人”等集团势力无不阴谋诛杀异己，独手专权。三是由于官府横征暴敛，致使大量百姓破产，无法生存，因而统治势力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四是大小割据军阀不但图谋久霸一方，而且梦寐以求扩大地盘，因而连年混战不休。
曹操掌握军政大权的后期，“三国鼎立”之势已见雏形。虽然仍有战争，但毕竟是相对稳定时期。而东汉末年，则是朝廷腐败、军阀混战，社会剧烈动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各阶层对国家尽快解除混乱状态，达成统一的愿望非常强烈。曹操正是面对这一“乱世”来设定他的人生角色。
曹操认为，这样一个动乱之世应是一个需要济弱锄强、一统天下、安定社会、“取威定霸”的英雄时代。因此，曹操一开始就按照英雄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曹操从开始只是梦想做一名将军，逐渐调整、提高自己的志向，到最后想要匡扶天下，成就一代霸王之业。可以说，正确的定位给了他向上的动力。
以屈求伸 厚积薄发成大事
《扬雄传》中有：“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表明能屈能伸方能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屈是为了更好地伸，是为了积蓄伸的力量。不屈难以伸展，不屈则力从何来？以屈求伸，是力量薄弱，身处逆境中的胜利之道。
从古至今，无论取得多大成就的人，不可能总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都有他屈身的时候。就屈身而言，有的人只对他的荣辱成败起决定作用的少数人屈身，有的人则可能向多数人的利益而屈身。你可以钦佩或鄙夷某一种“屈身”行为，但要学会区分不同的“屈身”行为，因为这是区分一个人能否有所作为或成就的关键因素。
委曲求全，可能是形势使然，也可能是为了使自己的事业更上层楼而采取的策略。曹操的屈身之举，可以说二者兼备。
各路诸侯讨伐董卓时，曹操没有自己的根据地，但他不因如此而垂头丧气，而是屈身在陈留太守张邈的身边，起兵后在给养等方面也须仰仗张邈的接济。因此，在起兵之初，曹操屈身以事之，并主动接受他的节制。不久，曹操随张邈来到酸枣前线，代理奋武将军之职。和后来成大事的其他人一样，曹操一方面屈身于张邈，受他的领导和节制，另一方面也在乘机积蓄自己的实力，以为后来开辟自己的天下打基础。
曹操前往酸枣途经中牟时，该县主簿任峻率众前来投附。曹操非常高兴，任命他为骑都尉，并将自己的堂妹嫁给了他。
骑都尉鲍信和他的弟弟鲍韬也在这时起兵响应曹操。鲍信是个颇有见识的人。董卓刚到洛阳时，他就劝袁绍说：“董卓拥兵自重，心怀篡逆之心，如不早想办法对付，朝政将会被他控制。应当乘他新到疲劳的机会，发兵袭击，可一举将其擒获。”但袁绍畏惧董卓，不敢发兵。鲍信见袁绍不能成事，便回到家乡泰山，招募了步兵千乘。曹操刚起兵，鲍信便起兵响应，同时来到酸枣前线。曹操和袁绍推荐鲍信为破虏将军，鲍韬为裨将军。当时，袁绍的势力最大，不少人趋奉他，只有鲍信对曹操说：“有大谋略的人在世上找不到第二个，能统率大家拨乱反正的，只有您一个人。而那些刚愎自用的人，即使一时强大，最后也是要以失败告终。”于是，他同曹操倾心交往，曹操也把他当做知己看待。
曹操对自己所“屈身”的人也总是尽心尽责，勇敢承担自己所应当承担的任务，希望共同支撑危局，共图大业。但是，要成大事也不能久居人下，因为其志向和行事风格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也不会一味屈就，还是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卑不亢。
当曹操在汴水失利、招募兵员，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武装队伍而北归后，不是返回酸枣，而是渡过黄河，赶到河内，同驻扎在那里的联军盟主袁绍接触，企图游说袁绍出兵，使局面改观。但结果仍令人失望，他在许多问题上也常常不能同袁绍取得一致，甚至完全针锋相对。从此，他对袁绍更加不满，并产生了伺机消灭袁绍的想法。后来，随着袁绍发展个人势力，曹操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并加快了发展个人势力的步伐。
随后，曹操同袁绍的关系则更是若即若离。到曹操迎天子于许都，袁绍由曹操的“上级”变为他的“下级”时，曹操鉴于自己的实力，也还没有和袁绍闹翻。直到建安四年（公元199年）的官渡之战，双方终于不可避免地正面交锋了。
三国时期，风起云涌，能够有所作为的英雄，大都有以屈求伸的经历。刘备曾依附曹操，孙权后来能够在东吴面临被蜀、魏两面夹击的危险形势下，不顾文臣武将的阻挠，从大局着眼，不惜屈尊下就，先向刘备“上表求和”，并做出了一系列外交上的让步；后又向曹丕“写表称臣”，并恭顺地接受了曹丕的封爵。这一系列卑屈之举，对东吴避免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世上没有一个只“伸”不“屈”的真英雄，只有他向谁屈，什么时候屈，什么地方屈的问题。有时候退一步，也就退出了繁杂的圈子，很好地保全自己，这比进十步更有利。时机一旦成熟，也更容易发力，自己的事业也会更进一步。一个像曹操一样能伸能屈的人，是永远不会败的。
人贵自知 实力不济暂避让
人贵有自知之明，其实就是能够明确自己的实力、自己的势。势不如人时可以妥协，暂时满足对方要求，待危机过去，再寻求他策。这是在不利形势下所实行的一种“退让政策”。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当时形势出发，权衡利弊，克制态度，牺牲眼前利益以救大局。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的能力，也难以有这样行动的魄力。
曹操不乏英雄气概，但他也有自知之明。他迎献帝许都县后，虽然有了政治优势，但自己的势力还难以驾驭它，他当时还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相反，倒成为世人注目的人，也可以说成为众矢之的。但与袁绍等军阀相比，仍然处于劣势。因此，曹操采取避开锋芒，壮大自己的方略，最终将袁绍打败。
对于曹操的得势，袁绍有些后悔。他摆出盟主的架势，依仗自己兵多将广，以许县低湿、洛阳残破为由，要求曹操将献帝迁到鄄城，因为鄄城离袁绍所据的冀州比较近，便于控制献帝。可是，曹操岂会在重大问题上让步？他断然拒绝了袁绍这一要求，而且还以献帝的名义写信责备袁绍只顾发展自己的势力，而不勤王。袁绍无可奈何地为自己开脱。
曹操又以献帝的名义任袁绍为太尉，封邺侯，实际上是试探。袁绍见曹操任大将军，自己的地位反而不如他，拒不接受任命。
曹操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这时的实力还不如袁绍，他不能在这个时候跟袁绍闹僵，决定暂时作出让步，把大将军的头衔让给袁绍。自己任司空（也是“三公”之一），代理车骑将军（车骑将军只次于大将军和骠骑将军），以缓和同袁绍的矛盾。但由于袁绍不在许都，曹操仍然总揽朝政。
羽翼未丰，不可高飞。曹操深知自己势力还不够，暂不能够太过于表现自己。因此，对袁绍的要求尽量满足，对朝廷的封赠表现出“力所不及”的谦恭。等到羽毛一丰满，他就大张征伐，无所顾忌了。
当对手比你强大时，不去碰硬，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是可行的。但不可因此而失去原则，丧失独立性，要时刻把握自己的命运。
曹操因有自知之明而屈从袁绍，私下里对发展自己一刻也不放松，终于在官渡一战彻底打败了袁绍。
曹操用后发制人打败袁绍后，又以大英雄的心胸举止，对袁绍可谓仁至义尽，借机还弘扬了自己的好名声。
官渡之战后不久，袁绍身亡。曹操攻破邺城时，即令：没有他的将令，不得擅入袁宅。当曹操完全控制了邺城后，做了一件常人无法理解的事，但于英雄又极富传神色彩的事：泪祭袁绍。
他亲到袁绍墓前致祭，痛陈时世艰难，生灵涂炭之苦痛，历数他与袁绍相知相交，相约救民于水火的人生历程，又赞扬了袁绍的英雄业绩。说到情切处，难免欷嗟吁。
董卓乱国，袁、曹结盟，其艰难周旋，共当祸福。这其间，他们共同患难。等到后来各成气候，各人心目中又都有一个远大的目标，于是又互不容忍，乃至相互攻击，连兵血战。这并不是有什么硬是过去不了、化解不了的世仇宿怨，不过是彼此都要伸张自己的意气、志愿而已。到最后，胜负既明，国破家亡。曹操虽成大功，但这并不是当初他们相约时所愿看到的。因而惺惺相惜，衷心感动，自然而然伤神陨涕，这就是所谓慷慨英勇之风，当然不会被心胸狭窄、小有所成则得意洋洋，幸己成、乐人祸之辈所理解了。
学会隐忍 为表忠心急上书
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或在不足以制胜的情况下出手，往往会在较量中失败。羽翼未丰满时，不可四处张扬。君子更要善于保护自己，要学会待时而动。
曹操处于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四起之时，可谓“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当曹操逐一清除了来自各方面的阻碍，名声日隆。完全具备取代汉室登基的条件时，按说此时逼皇帝禅让，对他来说也易如反掌。可曹操直到临终之时，也没有称帝。是曹操忠于汉朝吗？恐怕未必，实在是当时的形势使然。
曹操独揽大权却又不做皇帝，反映了他的清醒、明智与沉着。我们知道，随着汉献帝越来越被边缘化，曹操取而代之的意图也越来越明显，这就招致了政敌的不断攻击。如周瑜骂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刘备说他“有无君之心”、“欲盗神器”。如果听之任之而不加辩解，贸然称帝，袁术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曹操不仅可能丧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而且还可能成为四方诸侯征讨的对象。同时，内部的汉臣势力也会起来反对。
赤壁之战后，天下三分的局势已成定局。孙、刘对北方虎视眈眈，而以马超为首的关中诸将又心怀不轨，这都是曹操心腹大患。在这种情况下，内外政敌加紧了对他的攻击，企图动摇他的政治基础，有的甚至要求他交出兵权，以削弱他的实力。为了反击政敌，安抚内部拥汉派势力，继续保持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曹操只得将自己的代汉意图更深地隐藏起来，更加表明自己对汉室的忠心。
他还曾专门上书《让县自明本志令》，以此表明他忠于汉室的决心，说他当时的最高愿望只是做征西将军并能封侯，死后在墓碑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十个字。旨在表明自己从年轻时起就志望有限，而且只想为国立功，并无个人野心。曹操回顾了他举义兵，讨董卓以来的经历，旨在表明自己为阻止别人称帝称王而戎马一生，又怎会再去称帝王呢？令文的第三部分说明自己一来深受汉恩，已经超过三世，二来汉无负于自己，所以自己对汉室的忠心是毋庸置疑的。令文的最后一部分则针对政敌对他的攻击，明确表示不会放弃兵权，回到他的封地武平侯国去。这既是出于对自身及子孙安全的考虑，更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而且他所封的四县交出三县，食户从三万减去二万，以减轻自己所受的各方压力。
其实，曹操作为一代枭雄，又何尝没有帝王之心。他之所以深藏不露，只是等待时机而已。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五月，曹操被封为魏王，加九锡。这时，关于曹操有“不逊之志”的议论又风行起来。曹操于是又写了诗作《短歌行》。诗中以周公吐哺自比，表明自己虽然被封为魏公，加九锡，但仍会谨守臣节，遵奉汉室，决不会做出危害汉室的事情来。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向曹操上书，劝曹操称帝，自己北望称臣。曹操将信出示给群臣，大笑着说：“孙权这小子这是在火炉上烤我啊！”
曹操明白，他如果以魏代汉，必招致各方面反对，就像在火炉上挨烤一样。其实，曹操把这封信公开给大臣，并说了一些表白心迹的话，一来是为了揭露孙权的真实用心，二来也是试探一下群臣的态度。群臣对曹操的用意自是心领神会，纷纷上表表示“以魏代汉，正是其时”。曹操听了大家的建议后，冷静地说：“若天命在吾，吾为文王矣！”
曹操这句话，实际上已表明了他心中的代汉意图，只不过是像当年周文王给周武王奠定基业那样，积极创造条件，让自己的儿子去做皇帝。
曹操知道自己政敌太多，而且多次明确表示不称帝。有了这块挡箭牌，自己乐得大权在握，其隐忍功夫之深确实了得。
有进有退 在家闲居有远谋
一个欲成就霸业的人，必须把握好进退的节奏。当你事业略有小成，取得一些进展的时候，千万在心理上要做好跌宕起伏的准备。一步踏不到点子上，苦心经营的大厦顷刻间或许就会坍塌。
因此，有必要控制好进退的节奏。如果把握不好进退出处，也容易就此沉落下去，逐渐地淡出中心，湮灭于无形了。如何避免这种情况？我们且看曹操的进退之道。
曹操在镇压颍川起义军后，因军功被升迁为济南相国。曹操在任济南相国的两年中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罢贪官，二是毁淫祠。这使他的影响大增，政绩卓著，仕途可谓一片光明。
曹操在任济南相时所做的两件事，确实是他的得意之作，虽然并不后悔，但也感到后怕。因为曹操的这些动作不仅得罪了朝中宦官，而且地方豪强也对他恨之入骨。曹操不愿意为迎合权贵而丧失了匡扶社稷的大志向，也不愿意家人因为自己屡次触犯权贵而受到连累。为了避免发生不测之祸，曹操急流勇退，马上辞去了济南相的职务，请求回到宫中值宿，担任警卫，实际上是要求赋闲。
曹操的担心是非常有道理的。诸常侍和豪强怎么能容忍他如此损害他们的利益呢？曹操乞留宿卫，纯属以退为进，实非本意。朝中那些宦官和贵戚们岂能不知？他们的算盘是既要把他调离济南相位，又要把他排挤在京师以外。于是，“征还为东郡太守”。东郡太守与济南国相地位相等，用现在的话说是同级调动。且就当时的地域重要性而言，东郡地位和济南国相地位也不相上下。曹操通过这次调动更加验证了自己的顾虑，因此托病不去赴任。
朝廷考虑到他的贡献和能力，便再次给了他一个差事，任命他为议郎。此时，他的头脑很清醒，既要躲祸，又要保持自己的名誉。因此，对于议郎一职也是“常托疾病，辄告归乡里”。
曹操回到家乡谯县之后，“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秋冬弋猎，以自娱乐”。鉴于当时的大局动向，曹操托病归乡，实乃韬光养晦的绝好机会，也是充实头脑、自我调整的好机会。
曹操这样做当然有这一层面的考虑，但也不是唯一的原因。曹操早在做洛阳北部尉时就敢于捧杀小黄门蹇硕的叔父，那时也有遭受打击报复的危险，但却没有这样做，却是为何？何况，这时他的父亲曹嵩还大权在握，是一个有钱有势、有头有脸的人物。朝中有这样的人撑腰，曹操自然也是有这方面的顾忌。他之所以托病辞官，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东汉末年，名士隐居是十分盛行的。而有大志者往往能够屈伸拜贤，最著名的要数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辅佐自己了。隐居在当时被认为是有才能而又清高的人的作为，可以抬高身价，成为当政者注目的对象，不失为一条扬名的捷径。
曹操常以“非岩穴知名之士”而感到非常遗憾，如果能得机会做一个“隐士”，他当然非常乐意。由此看来，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的另一段话也是可信的。他说：
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指同年举孝廉者）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得如意。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曹操曾做过长时间隐居的准备。首先，既然“不能违道取容”，隐居当然是避开乱局、保持自我的最好选择；其次，天下乱局一时难以平定，既然不能驰骋沙场，“待天下清”后而再出来实现抱负也是上策。当然，他的落脚点是即使不得已等几年再做官也不算晚，但并不是终身隐居，这不符合他的性格。所以说，曹操“称疾归乡里”的最终目的是等待时机。而且期间更是窥视局势，一旦形势对自己有利，他就会复出。
曹操在家闲居期间，地方军阀叛乱和黄巾军余众起事不断，整个政局非常混乱，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这种退而求其清的先见之明。机会终于来了，这年八月，灵帝为了加强守护京师、保卫皇室的力量，组建一支新军，在西园成立了统中，设置八校尉统领。西园新军可以说是禁卫军团，以备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动乱局面。灵帝选中了宦官蹇硕、武官袁绍，也选中了曹操，他被任命为八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之职。
其实，此前曹操最大的理想是为列侯当将军，进西园新军当将领是个极好的机会，典军校尉对曹操的诱惑力太大了。他马上结束“隐居”生活，心情愉快地进京上了任。
曹操能接近皇室并任要职，能和红得发紫的大宦官蹇硕共事，这说明他在仕途上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从这一点上讲，他以退为进的策略取得了成功。这种成功一靠他本人才能出众，二靠他在政治上已经树立了好形象，博得了好的威名。
曹操的一生和其他成大业者一样，有进有退，都能很好地把握进退的关键。曹操以曲求伸策略的胜利，使他的目标及早地到来，促使他的政治欲望逐渐膨胀起来。当初只打算做一郡太守，现在却想凭着手中的兵权，为国讨贼，以便获得封侯做征西将军，死后在墓道前的石碑上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志向的高远，城府颇深的官场谋略，这一切都表明，曹操的政治作为将无可限量。
贵在坚持 静观其变等时机
人们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为什么？恰恰是因为身处其中，精力都着眼于某个局部，难以观全局。而旁观者因为身在事外，头脑冷静，更能看清事物的来龙去脉。所以，当你身处困惑之时，千万要慎之又慎。曹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他总能够冷静思考，等待时机，选对路线，屡屡化险为夷。
官渡之战，袁绍气势汹汹，兵强将广。曹操设计斩杀颜良、文丑后，袁绍大怒，不顾谋士的劝阻，挥师南征曹操，急于与曹操决一雌雄。
曹操虽连胜两仗，但袁绍的实力还没有破坏，军队士气仍然高涨。所以，曹操主动撤退到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一线设防，寻找机会破敌。
曹军撤至官渡后，与袁军相持不下。两军你来我往，曹军虽然不断取得一些局部胜利，但时间一长，军需匮乏、军力不足的弱点就逐渐暴露出来。若不能短时间内击退袁绍，曹军形势将会非常危急。
此时，荀攸见袁军后方补给线拉得很长，是袁军的一大弱点，便对曹操说：“袁绍运送军粮的军队很快就要到了，但袁绍不会用人。护送车队的将领韩猛虽勇猛善战，但有轻敌冒进的毛病，可趁此机会去袭击他，一定能够成功。”他还建议派大将徐晃去完成这个任务。
曹操接受荀攸的建议，派徐晃率军袭击袁绍的运粮大军，果然大获全胜，烧了袁军大量的补给粮草。
正在此时，原来降曹的汝南（今河南平舆县北）黄巾军首领刘辟投靠了袁绍，在许都一带滋扰百姓。袁绍还派出刘备前去配合，打算趁机攻打许都。
刘备南下后连续攻下几座县城，加上一些地方起兵响应，弄得许都以南地区人心惶惶。曹操对此十分忧虑。曹仁建议说：“目前大军滞留官渡，许都以南地区有事，我军来不及做出反应。而刘备恰在这时以大军压境，军民暂时叛离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刘备刚刚接手指挥袁军，想必不会得心应手。我们应当趁机率军出击，打败刘备是不成问题的。”
曹操听了曹仁的话，立即派他带兵南击刘备，果然没费多大力气就把刘备和袁绍派来的援军打败。不但解了许都之危，使曹军没有了后顾之忧，还使得袁绍再也不敢分兵出击了。
一波尚未平息，打击接踵而来。虎踞江东的孙策趁曹操正在官渡同袁绍对峙之机，企图袭击许都，劫走汉献帝。消息传到曹营，众人都大惊失色。
郭嘉建议道：“孙策是英雄豪杰，能使人为他效力。但他轻敌而无戒备，即使有百万大军，也不过如同一人独行中原一般。如果派出刺客刺杀他，一人就能对付。”听了郭嘉的话，众人才稍稍安定下来。
不久，从江东传来消息说孙策果然被太守许贡的门客刺死。江东袭击许都的计划也落了空。郭嘉从孙策的性格特点上分析出他的弱点，料人料事之神明，令曹操更是刮目相看。
但弱小的曹操毕竟在军、粮各方面都处于下风。特别是军粮匮乏更是无时无刻不让曹操着急。曹操感到这样拖下去不是个办法，加上后方常常受到滋扰，就有了撤回许都的想法。为此，他特地向留守许都的荀彧征求意见。
荀彧很快就给曹操回信说：“袁绍把所有的人马都集结在官渡，要与明公决一死战。您以最弱小的力量抵抗最强大的力量，如果不能制服对方，一定会被对方趁机制服，这是争夺天下的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虽然军粮短缺，但还不是十分危急，明公只以十分之一于敌人的军队，占据咽喉之地，坚壁固守使敌人无法逾越，历时已经半年。如今敌人的弱点已渐渐暴露，他们的力量正在耗尽，相持的局面很快就会过去。这正是取胜的大好时机，千万不可失去啊！”
看过荀彧的信，曹操茅塞顿开，深受鼓舞，但为慎重起见，他又就同一问题征询了贾诩的意见。贾诩分析认为，我军之所以不能在半年之内安定局面，是为了万无一失。现在只有等待时机，时机一到，局面就会为之一变。
荀彧、贾诩都建议曹操要坚持下去，等待时机。这是十分高明的，他们看透了袁、曹双方，因而把握住了大势。
强弱对比是可以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因为强中必有弱的因素，弱中也蕴藏着强的能量。要它们表现出来，只在时机。找出并抓住时机，人生事业便可有神来之笔。摆在曹操面前的这个时机，曹操竟差点与它失之交臂了。荀彧的一封信和贾诩一席话使曹操下定了坚持下去的决心，从而抓住了时机，最终赢得了胜利。
曹操下定决心后，就一直在等待有利的时机。就在他急需机会的时候，机会果然来了。
袁绍的谋士许攸因不满袁绍而连夜投奔了曹操，曹操非常高兴地接见了他。许攸给曹操献计说：“现在袁绍有一万多车军粮囤放在故市和乌巢，防备并不严密。可派一支精兵袭击，出其不意，以火烧粮，不出三天，袁绍必然全军溃败。”
许攸的计策，与曹操寻找战机、出奇制胜的战略意图完全符合。曹操听后，大喜过望，立刻传令让曹洪、荀攸留守大营，自己亲率五千步骑连夜把袁军屯在乌巢的粮草烧了。
袁绍军团在内部相互猜忌，外部粮草尽失的情况下一片混乱。曹操乘胜全面出击，袁军不战自溃，袁绍只带八百骑兵渡黄河逃命。
我们看这次战役，曹操在最危急的关头，也曾打过退堂鼓，但最终还是理智占了上风，坚持到了最后。这其实也是曹操的意志品质的胜利。
保持信念 人生低谷不消沉
人生于世，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受伤的时候总比高兴的时候多，这伤既有肉体的，也有心灵的。这些伤害不仅是一种对人身的折磨，更是一种对生命的摧残，但却不可避免。这时，是垂头丧气任由命运捉弄，还是默默承受，等待自身强大的那一刻？曹操虽是一代枭雄，但也是血肉之躯，感情丰富的人，也有伤心透顶，甚至进退不由自主的时候。此时，曹操的做法是“忍着，哪怕有人拿刀在你心头剜肉”。一次次的忍耐、坚持，使他一次次摆脱困扰，重新抖擞精神，迎接更大的挑战。
赤壁大战，曹操以压倒多数的优势兵力进攻东吴，却大败而归。对一向自比军事天才的曹操，实在是颜面扫地。更大的打击又一次袭击了他，一向最心爱的幼子曹冲在一场疾病中夭折。曹冲年幼聪慧机智，曾经巧妙地称出了大象的重量，曹操当然非常高兴。可惜曹冲年幼早夭，再加上战败后心情不佳，曹操怎能不伤感哀叹。
他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意志消沉、低迷，对公务心不在焉。他对曹冲的怀念，甚至使他有了荒唐的决定：曹操请求司空掾（司空府秘书）邴原，将其早亡的女儿和曹冲合葬，给他们配阴婚。
邴原很清楚，如果曹操继续这样下去，局势将会难有进展，对大局不利。于是，他冒着风险表示反对：“给自己早夭的子女配阴婚，即使出于对他们的怀念和关爱之情，也是违背常礼的。一般人这样做倒是无可厚非，我邴原之所以能坦然效力于明公，幸而明公也能信任我，在于彼此严守礼节。如果我破例接受明公的恩典，那就违背礼节了，这会让我们落于俗套，请明公三思而行啊。”
曹操觉得邴原的顾虑很有道理，并且也明白了邴原委婉地规劝自己，不能因私忘公，要以国事为重。从此，曹操便又是那个精力充沛，诡诈弄权的奸雄了。
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曹操决定回乡度假，也趁此机会重新思考今后的战略方针。临行时，他吩咐荀攸、程昱、于禁等将领，强化水军的编排训练。他认为，赤壁之战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于北方士兵不习水战。所以，只有强化水军的作战训练，以图东吴。大有卷土重来、报仇雪恨的气势。
而东吴方面，赤壁之战后，孙权和刘备的军队声威大震，信心暴涨。周瑜军团镇守江陵，程普军团在江夏布阵，吕蒙军团驻屯浔阳，整个长江流域、荆州、扬州的广大地区，已完全纳入孙权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刘备也在赤壁之战后攻占了长江以南的荆州地区，并在刘表去世后，由孙权推荐出任荆州牧，在长江南岸的公安设立指挥中心。
东吴的一系列动作，让曹操以为是欺负他新败，是对他的轻视与挑战。虽然此时北方水军训练未成，关中地区和北方诸郡的局势也是起伏不定，按照常理不宜贸然发动战争。但为了鼓舞士气，保持军队的战斗力，曹操亲率水军南下，从涡水入淮水，进入淝水的沿岸合肥摆开阵势。
孙权见曹操亲率大军南下，而周瑜此时又病情危急，难以率军，于是亲率大军到合肥布防，和曹操形成对决之势。曹操本来就是为了鼓励军队的士气，没有开战的意图，又见孙权态度坚决，匆匆视察了前线东吴军的布防后，便率军返回北方训练基地了。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这一年，表面上是难得平静的一年。但背后双方其实是气氛紧张，南北情势更加危急。特别是在第一线直接和曹军对峙的周瑜军团，更是丝毫不敢松懈。
这一年，一个对曹操有利，而让东吴悲痛万分的消息传出：病情一直不见好转的周瑜，因病情恶化而去世。他死前推荐鲁肃接任江陵军团主帅，并兼东吴西军总指挥。
周瑜死后，东吴军队的士气遭到沉重打击。幸好继任的鲁肃气度恢弘而稳重，他是当代名将中少数具有远见及政治头脑的军事家。他秉承了周瑜的战略思想，决定再度联合刘备，共同对抗曹军的威胁。在他的劝说下，孙权将荆州以北三郡（包括江陵）全部借给刘备，并由刘备军团负责西方前线的防务，两家合力抵抗曹操。
曹操虽派人数次南下窥察，但每次都发现两家防守严密，配合默契，认为无机可乘，短期内绝难击破孙刘联军。于是，决定暂时放弃南下统一中国的意图，全力理治势力范围内的事务，并安定关中地区，以便为南征积蓄力量。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