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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曹操全传 > 第三篇 政治方略——威加四海的政治手腕 第一章 崭露头角:初入仕途敢作敢为

第一章 崭露头角:初入仕途敢作敢为

   维护公权 政治明星新起步

  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20岁的曹操被地方推举为孝廉。有了孝廉的资格,就可以做官了。曹操开始时被任命为郎(帝王侍从官的总称),接着由尚书右丞、京兆尹(相当于郡太守)司马防(字建公,司马懿父亲)推荐,出任洛阳北部尉,正式踏上仕途。

  曹操在洛阳北部尉任上兢兢业业,最大的成就是棒杀了大宦官蹇硕的叔父,狠狠打击了皇亲国戚、豪强的嚣张气焰。而且事情办得滴水不漏,使得那些憎恨他的人无法开口,只好找个理由将他赶出京城,去做了顿丘令。但他的雷厉风行、不畏权贵的整治作为毕竟为他积累了一定的声望。

  曹操对自己初登仕途所取得的这一成功,也一直不能忘怀。后来,他在当了魏王之后,还特地把推荐他做洛阳北部尉的司马防请到邺城,设宴款待。在畅饮抒怀时,开玩笑地说:“建公老先生,您看我还可以去做尉吗?”司马防巧妙地回答说:“当时我推举大王时,大王正适合做尉啊!”曹操听了,哈哈大笑。

  熹平六年(公元177年),曹操离开京城洛阳,去顿丘做县令。后来曹操带兵南征孙权,临行前勉励他儿子曹植说:“我过去任顿丘令时,年龄才23岁。回想当时的所作所为,无悔于今天。”说明曹操在任顿丘令期间,对自己的表现与作为还是很满意的。

  曹操出任顿丘令不久,就被朝廷召回任为议郎。议郎的职务是顾问应对,可参与时政的议论。议郎属于闲职官,没有具体工作,没有实权。次年,即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汉灵帝听信宦官的诬陷,废掉宋皇后,宋皇后的父亲宋酆及其几个兄弟被杀死。曹操的堂妹夫宋奇因是宋皇后的同宗也被杀。曹操平时刚直不阿,得罪了不少朝中大臣,恨不得一脚把他踹出京城。再加上有了这档子事,宦官们捕风捉影,把曹操也牵连上了,因而将其免官。

  曹操被免官后,不愿在洛阳闲居,便回到家乡谯县居住。光和三年(公元180年)又被征召,拜为议郎。

  议郎虽然是个闲职,但曹操却忠于职守,不甘寂寞,想为朝廷多提些建议,使政治清明。他首先想起灵帝初年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被宦官杀害的事件,想为窦武、陈蕃申冤鸣不平。他经过详细调查了解后,认为窦武、陈蕃等死得冤枉,应该给予平反,以求得公正,有利于改善政治。

  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上书皇帝请求为窦武、陈蕃平反。上书中有这样的话:窦武等人正直为公,却被无故陷害。奸邪之人充满朝廷,而真正贤臣的晋升之路被阻塞了。

  从这寥寥数语可以看出,曹操不仅把矛头指向害人的官僚,翻历史的案,而且还针砭时弊,对灵帝也旁敲侧击。对曹操的建议,灵帝表面上非常赞赏,实际却无动于衷。

  曹操虽然没有成功为窦武、陈蕃平反,却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吏治的腐败。

  光和五年(公元182年)正月,灵帝诏令公卿检举害民的地方官,予以罢免。太尉许有彧、司空张济趁机大肆收受贿赂,对那些民愤很大的宦官亲属、宾客,一律不予查处,反而打击了一批有政绩却没有门路的官吏,惹得民怨沸腾。那些被冤枉的官吏,也纷纷向朝廷申诉。司徒陈耽也上书灵帝说明事实,结果却被宦官诬陷,反被灵帝罢了官,押入大牢,最后冤死狱中。

  曹操对许有彧、张济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却苦于没有机会只好隐忍不发。就在这一年的二月,发生大瘟疫,四月又全国发生大旱,五月太后住的永乐宫发生大火。因此,一时间出现了不少政治谣言。灵帝相信天人感应之说,因“灾异”下诏征询政事得失。曹操便借机上书,谴责公卿举奏不实,专门打击清明小吏而回避贵戚及宦官子弟,他们用不符合事实的话,蒙蔽“圣听”,丝毫起不到改变时弊的作用。灵帝由于灾祸连连,似乎有所“感悟”,不得不重视此事,将曹操的奏章发给三府(三公府衙),责备许有彧、张济的失职行为,许有彧还在稍后的十月被罢官。这次曹操抓住时机,一举成功。这件事也使他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起来。

  曹操反对权臣胡作非为的做法,表明他同硬直派官僚的立场是一致的。一个出身于宦官家庭的青年,能够走上反宦官集团的政治道路,颇得人们的称赞。

  此后,朝政越来越黑暗混乱,豪强不法之徒越来越猖狂。曹操知道用上书的办法是改变不了现状的,汉帝国就像一座快要倒的大厦“不可匡正”了。他只有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匡扶天下。

  破除迷信 曹相国禁绝淫祀

  曹操在政治上虽然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的措施,算是封建统治者中比较开明的一员,但他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的所作所为,是从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的,其目的在于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由于这种阶级本质,决定了他对农民起义也必然要采取镇压的手段。他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席卷全国的黄巾农民起义中的表现,就是突出的一例。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层层重压下的农民终于爆发了。首领张角利用“太平道”这一宗教组织形式,在传道治病的掩护下,联络群众,组织群众,进行了十多年的准备工作,信徒多达几十万人。他们打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举行起义。

  黄巾起义之后,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他们焚烧官府,镇压贪官污吏,给统治者以沉重打击。起义军分别从冀州、颍川和南阳形成对首都洛阳的威胁。为了全力对付起义军,汉灵帝选派将帅,调动全国精兵去镇压。30岁的议郎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跟随左中郎将皇甫嵩和右中郎将朱俊在黄河以南镇压黄巾军,以解除对京师洛阳的威胁。

  曹操率领一支兵马积极配合皇甫嵩、朱俊,在长社(今河南长葛东)袭击黄巾军的阵地。在同年五月间,他又与皇甫嵩、朱俊会师,乘胜追击捕杀了颍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一带的黄巾军,“斩首数万级”。

  轰轰烈烈发起、席卷全国的黄巾起义在兵力悬殊,又缺乏作战经验的情况下,终于被封建统治势力血腥镇压下去了。东汉王朝暂时转危为安,这架国家马车还要以东汉的名义前行几十年。

  然而,起义的火种已经点亮,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烽烟漫布全国,斗争并没有结束。特别是青州、徐州的黄巾军以及兖州的黑山起义军,仍然继续坚持战斗,持续不断,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的基础。

  曹操在镇压黄巾军之后,因功升迁,被任为济南相(治所在东平陵,今山东历城区东)。济南是侯王的封国,“相”是朝廷派到王国去代理朝廷处理政事的官吏,相当于郡太守的地位。这在曹操的仕途上揭开了新的一页,日显王霸之气。

  他决心运用手中掌握的实权,按照自己的理想,大干一番,筹划自己的政治人生。

  济南国管辖的县有10多个。曹操上任后,得知这些县令大多数是上依附权贵宦官,下勾结地方豪强,贪赃枉法,鱼肉乡里的能手。而前几任国相,明知这些地方官为非作歹,也不敢加以干涉和处置。曹操经过详细调查了解情况后,就上书朝廷,一举将县令罢免了八成。顿时,济南国大小官吏无不震恐,一些犯有恶行的人为了逃避法律,纷纷逃往外郡。于是,济南地区的社会治安大为好转。

  当时,修祠庙祭祖成了风气。祠庙修建得越来越多,笃信鬼神之风越来越盛,济南地区尤为厉害,当曹操上任时,祠庙竟达到600多处。

  祭祀功臣、怀念祖先,本来是件好事,曹操也是个开明的国相。他认为,按照国家典章规定建的祠庙,按照礼制的内容进行祭祀活动,这是允许的。但济南的大多数祠庙并不是按典章而建,属于滥设的祠庙,更不是按礼制的规定进行祭祀,而是大行奸邪鬼神之事。更有甚者,一些有钱的商人地主,大肆铺张,他们坐着只有朝廷官员才能坐的车子,穿着官服,招摇过市,丝毫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还请些艺人唱唱跳跳、吹吹打打,以标榜祖宗的所谓功德,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

  有些心怀鬼胎的人还把这些祠堂变成迎神赛会、诈骗钱财的场所。进行祭祀活动时,大搞摊派,使老百姓叫苦不迭。至于老百姓因迷信出于自愿或被迫到祠庙进香、上供,这更是经常性的负担。就这样,“淫祀”之风越刮越厉害,老百姓也就变得越来越穷苦。历任国相深知此事与权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知这些是违法活动,也不敢去禁绝。

  曹操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就大刀阔斧地将这些“淫祠”全部摧毁,并严禁官民不准再搞“淫祀”活动。禁令一出,震动很大。此后,再也没人敢提“奸邪鬼神”之事了。

  罢贪官、毁淫祠,这是曹操任国相两年中烧的两把火。这两把熊熊大火,却得罪了不少朝廷命官与权贵势力。正当曹操雷厉风行要继续励精图治时,朝廷却把他调走了。

  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曹操新上任,那种大胆泼辣、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确实值得赞赏,但一味的强硬却为自己以后的工作设下了障碍。怎样既能保护自己,又能达到目的呢?这就需要领导者必须具有协调沟通各类人际关系的熟练技巧,具有处理应付各种复杂问题的知识、能力。

  用现在的话来说,曹操被提拔得太快了。仅仅因为镇压起义军有功,就升到国相,他肯定没有行政管理方面的技巧、能力,难免顾此失彼,而且也不利于本人的成长。他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急流勇退,回家赋闲去了。一是为了避开风头,二是为自己以后在仕途的发展整理思路。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这一举动。

  借尸还魂 巧设妙计解水患

  济南国相曹操初上任,便每日忙于政务,体恤民情,时常沿街巡视。

  这几日因连阴雨不断,城中洪水泛滥成灾,数日不退。曹操于是问郭嘉,为何洪水迟迟退不下去。郭嘉其实早就明白其中的原因,便引着曹操来到济南王府的后门,指着泺水河道说:“要退城中积水,关键就在这里,请国相细看。”

  曹操随着郭嘉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泺水河两岸大大小小建了数不清的花园亭榭。这些园子,一半落在岸上,一半悬在水中;水中柱石、堤坝密密麻麻,支撑着楼台画阁。中间最大的一处,紧靠涌泉,正是济南王刘康的后花园,整个建筑几乎全在水中。原来,城中的这段泺水,河床宽阔,地势平坦,水流舒缓,清澈见底,两岸绿柳成荫,鸟语花香,像个天然花园。刘康就把王府建到此处,并建成了这座水上花园。

  城中的豪门大户见王爷带头,于是竞相仿效。水上花园越建越多,好端端的泺水河,竟变成一道弯弯曲曲、水流不畅的小溪。一到夏季,阴雨连绵,山上的山水等都汇聚到泺水河,洪水到得城中,就被这众多的亭台阻住了,只闹得河水四溢,城中泛滥成灾。济南王府与大户人家,都是高宅深基,山石砌成,自然不怕水淹,只苦了那些普通百姓。

  曹操看罢,心中明白。第二天便径直进入王府,开门见山要求刘康拆掉花园。刘康仗着自己是皇亲宗族,不肯点头。为此,两人闹得很不愉快。

  曹操回到府中,前思后想,认为既然不能硬顶,只好发挥自己的强项——用计。他找来几个精通水性的手下,如此这般,交代了一番,务必今夜完成。

  却说济南王刘康被曹操顶撞,心中怒气不息。第二天,就来到水上花园散心,不想刚刚在亭中坐下,身后逍遥亭竟齐刷刷倒塌下来,连同两个妃子都跌落在水中。

  刘康惊魂不定回到寝宫,只见那些宫娥彩女一个个交头接耳,神色仓皇,似将有大祸临头。刘康脸色一沉,急忙喝道:“你们在谈什么事,快告诉我。”一个宫女哆哆嗦嗦从衣袖中拿出一幅约巴掌大小,上面写满字的白绫。刘康接过一看,却是四句偈语:

  河兮流水,

  园兮招灾,

  风过兮我至,

  子孙兮水埋。

  这几句话,似通非通,半文半白,正好触及刘康的心病。他心中也揣摩花园中亭子倒塌的事情,难道真因为水上筑园,淹了城中百姓,上天显灵,要惩罚我吗?他这一惊一怕,登时一口鲜血上涌,便昏了过去,一连几天,卧床不起。

  曹操闻听此事,心中暗笑,脸上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以探病为名来到王府。病榻前的刘康说起生病的缘由来,自然提到水上花园一事。他有气无力地说:“悔不听国相之言,遭此一劫,几乎丧我性命!”曹操听了,正中下怀,赶忙顺水推舟说:“此乃不祥之物,还是早拆为好,上为王爷玉体安康,下为黎民苦水日久。”

  刘康点点头,要曹操自去办理。王府的花园一拆,靠山一倒,哪个还敢怠慢。时间不长,那些水上花园已拆得无影无踪。不久,城中积水已完全泄尽。

  原来,这是曹操使的借尸还魂之计,欲借神祇显灵的假象来刺激刘康。那天夜里挑选出会水的几个人,各带刀锯,悄悄潜入王府后园,潜入水底,把那四根支撑亭子的圆木统统锯断。郭嘉又胡诌了那四句偈语,书写了数十份,半夜里沿街张贴,定会满城皆知,再加上逍遥亭一倒,刘康岂能不惊?曹操此计,收到了意外的效果。

  今天是昨天的延续,所以过去的东西仍然对现在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可以借助过去的事物来影响现在。须知,借古“尸”的目的,是为了还今之“魂”。在人们还不容易接受今“魂”的情况下,需要借助人们业已崇拜的古“尸”。

  借尸还魂,可采用已经死亡的东西,又借另一种形式出现。此计“借”字是核心,它有着十分广泛的内容,可以是借人、借物或借助权威名人等,不一而足。

  擒贼擒王 抓其要害除盗贼

  齐鲁之地,自古盗贼就多,百姓为此非常痛恨。曹操就任济南国相后,看到前任国相遗留的案牍之中,仅盗案一项,就有数十起,至今未破。曹操上任后,把它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常常带了心腹之人,大街小巷,微服私访。通过详细的调查,终于查清了几帮盗贼团伙的头头。

  他们之中,有的住在城里,有的住在乡村,全都是高宅大院,鲜衣美食,平日里小恩小惠,济弱扶贫。众百姓不知道他们是盗首,反而认为是忠厚长者、乡里楷模。

  曹操将情况查明后,把证据握在手中,却不动声色,以免打草惊蛇。过了几天,他派府衙手持请柬,把这几个盗首召至府内,饮酒谈天。正在杯盏交错之际,曹操突然板起面孔,扳着手指把他们所犯各案一一指出。众盗首大惊失色,不知所措。曹操微微一笑,说道:“你们不必惊慌,若能改过自新,协助本府把你们手下人等捉拿归案,便可赎罪,本府既往不咎。”

  众盗首见证据已被掌握,自忖如不答应,难免陷牢狱之苦,便跪在地下,口中说道:“愿遵相府指教,弃旧图新,弃暗奔明。只是今日蒙召来到相府,必然会被手下人所怀疑。如果他们得知了消息,远走他乡,无处捉拿,如何是好?”

  曹操笑着说:“这事无妨,本府教你们一个办法,管保一个也漏不掉。”

  众盗首不知何法,只得站起身来,附耳到曹操嘴边,曹操如此这般叮嘱一番。众盗首拍手叫好,暗暗佩服曹国相处事多谋,然后各自回家。曹操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张相府明文,上面称,曹国相已知你们的善德素行,将其召为郡吏。手下各盗听了此消息,都来登门贺喜,盗首摆酒相待。盗贼们真以为此后官府中有了耳目,更容易作案,个个好不喜欢,只喝得酩酊大醉,方才辞去。哪知刚出门外,即被差役捉拿,好似顺手牵羊一般,并无一个漏网。

  众盗贼全被拿下,带到相府,曹操亲自升堂问案。起初,盗贼还要抵赖。曹操拍案大怒道:“你们都相互看看背后,各有记号,难道还敢抵赖吗?”

  群盗闻言,互看背后,才知被自己的头领所卖,这才哑然无语,俯首认罪。自此,曹操威名远震,一时间枉法者收敛了劣迹,盗墓者绝了踪迹,济南境内肃然,百姓乐业,虽说不上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像那先朝圣人的治绩,可也算得上是清平世界。今人一提到曹操,皆说他暴虐百姓,奸诈毒辣,实在是天大的冤枉。

  擒贼擒王,就是说,战场上要制胜,必须攻敌要害,捕杀敌军主帅,击败敌方主力军,使其实力瓦解,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就如同“射人先射马,打蛇先打头”一样。此计告诉我们,在战争中,绝不要以为无须擒王,只要击溃敌人就是胜利,这实际上是放虎归山。如果突然袭击敌人的指挥机关,捕杀敌方指挥人员,就可以使敌人立即陷入群龙无首、不击自溃的困境。这是克敌制胜的绝招。当然,要擒王首先要“识王”,这是前提条件。

  “擒贼擒王”的策略运用在学习上,就是要抓住最有价值的东西。它告诉我们,对于学习,最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数量,而是知识的质量。有些人知道的东西很多,但却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结果一事无成。知识再多,没有目标,没有重心,等于无用。古往今来,真正的学者,往往不是读了很多书的人,而是读了最有用的书的人。

  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到“擒贼擒王”这一策略,就是解决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或者针对关键人物下工夫,这样方能抓住问题的要害,使问题迎刃而解。

  客观存在的复杂事物中,包含着许多矛盾,具有多方面的特征。但在一定场合、一定条件下,必有一对主要矛盾或一种主要特征。只有撇开其他次要的因素,抓住关键,才能把事物的主要特性反映出来,从而擒贼擒王,解决问题。

  以退为进 为避锋芒归故里

  曹操一连串的雷霆行动赢得了荣誉和喝彩,却得罪了朝中当权的宦官,地方豪强也对他恨之入骨。曹操一方面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志向去迎合权贵,一方面又考虑到已经多次触犯权贵,再这样下去,担心会使全家受到连累。为了避免发生不测之祸,曹操辞去了济南相的职务,请求回到宫中值宿,担任警卫,实际是要求赋闲。朝廷再次任命他为议郎。曹操表面上虽然接受了,但却常常装病,不去上朝。第二年,即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朝廷让曹操去做东郡太守。为了避开权贵们对自己刚露出的锋芒进行打击,也为了等待时机再显身手,曹操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他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上书辞掉了对他的其他任命,回到故乡谯县去了。

  曹操这一大胆反常的举动,使朝中人士大为不解。一个33岁的青年,风华正茂,仕途也算顺利,正是大展雄才之时,居然辞官不做,实在是不可思议。其实,曹操的举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曹操想过一段远离政治风云的清静生活。回到家乡后,没居住在少年时候居住的地方,而是在谯县城东25公里的僻静处,盖了一座幽雅的书屋,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射猎健身,文武并进,积蓄力量,希望他日东山再起。

  他不问政治并不是不关心政治,他随时都在关心政局的发展变化。在这期间,冀州刺史王芬联合了一些人密谋政变。因为曹操有号召力,所以他们决定拉曹操入伙。曹操在分析了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后,认为此举一定不会成功,于是没有参加。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如同曹操所料,王芬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落了个举家自杀的悲惨结局。

  但曹操并未能在谯县赋闲多久,就因形势的需要而被征召出山了。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主力被镇压后不久,金城人边章、韩遂起兵反叛。第二年春天,率军数万进攻长安附近地区,侵逼刘氏皇陵。朝廷派车骑将军皇甫嵩征讨,无功而还。复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董卓为破虏将军,与荡寇将军周慎等率步骑十余万进讨,先败后胜,边章、韩遂败回金城。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冬,韩遂杀边章等人,拥兵十余万,进围陇西。太守李相如反,与韩遂联合,共杀凉州刺史耿鄙。耿鄙帐下的司马、扶风人马腾也拥兵反叛,起兵响应韩遂。一时间天下骚动,朝廷震恐,于是赶忙网罗人才,企图加固根基。曹操便在这时被召为都尉,成为带兵的武官,被任命为八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

  曹操自己也说他原来的理想是为列侯当将军。进西园新军当将领,是他实现这一志向的极好机会。典军校尉这一任命,对曹操的诱惑力太大了。他不得不结束“隐居”生活,怀着激动的心情,进京上任了。

  曹操能打入皇室核心武装,并任要职,大宦官蹇硕也要同他共事,这说明他在仕途上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当然,这也和他祖父、父亲的作用和影响有关。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他以退为进、以逸待劳策略的成功。这种成功主要是由于他本人才能突出,在政治舞台上已经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曹操手中有了兵权,成为一些人瞩目、拉拢的对象。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五月,术士襄楷对冀州刺史王芬说:“天象的变化不利于宦官,黄门、常侍真是到了灭族的时候了。”王芬信以为真,于是勾结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人,同时联络了一些地方豪强,以黄巾余部黑山义军攻掠郡县需要起兵为借口,给灵帝上书,请求灵帝北巡河间,企图利用灵帝北巡的机会发动政变,废除灵帝,诛杀宦官,另立合肥侯为帝。他们也来约见曹操,曹操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和条件,认为这个计划必然失败而加以拒绝。其辞云:

  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托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昌邑王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囊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从语意看,曹操似乎并不反对废掉灵帝,只是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文章从古今形势和欲行废立者的主客观条件两方面条分缕析,言之凿凿,头脑清醒,谋虑深远。不久,王芬等的阴谋果然败露。王芬畏罪,弃官逃走,在途中自杀。

  黄巾起义之后,灵帝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日益留心军事。在起义四起、天下扰攘的情况下,决定组织西园新军,来加强拱卫首都的力量。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八月,在西园成立统帅部,即所谓“西园八校尉”。宦官蹇硕最得灵帝宠信,被任命为上军校尉,连大将军何进也得听他指挥,成为实际的全国最高统帅。虎贲中郎将袁绍因是“四世三公”之后,他家又曾和宦官袁赦攀过本家,被任命为中军校尉,也就是副统帅。此外,鲍鸿为下军校尉,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曹操能够打进新军并任要职,弄得蹇硕也不得不与这位14年前曾经棒杀其叔父的仇人共事,除了曹操本人的才干和已经建立起的名声外,其父、祖的余荫显然也在这里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曹操成为东汉皇室核心武装的将领,使他在仕途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以退为进策略的胜利。曾经的志向突然变为现实,使得他的志向发生了跳跃式的升级。他开始有了匡扶天下的野心,这也预示着曹操在政治舞台上将会有更大的作为。

  面面俱到 抬头看路低头做事

  人生天地间,一方面要有一种登高望远、高屋建瓴的长远眼光;另一方面,还要注意从小处着手,不至于眼高手低。这在曹操的整个军政生活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其中,能集中体现这一点的是在赶走吕布后,面对复杂的军事形势,他的战略部署与行动。

  曹操打败吕布后,他所处的形势比较危急。北面是强大的袁绍,东面是骁勇的吕布,西面是拥有凶悍西凉兵的马腾、韩遂,南面则是张绣和刘表。四周强敌对曹操形成了一种包围的态势。

  他们虽然都对曹操构成了威胁,但具体情况却程度不一。袁绍虽然势力强盛,但还保持着同盟关系,曹操不可能首先对他用兵。关中的马腾、韩遂相互攻伐,一时无力东顾,对曹操暂不构成威胁。东边的吕布虽然是被赶走的,但力量并未被削弱,是曹操最大的威胁。曹操有意消除这一威胁,但南边的张绣却蠢蠢欲动,如果一旦对吕布用兵,张绣有可能袭击后方,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做了一番分析之后,曹操决定采取由近及远、先弱后强的方针,趁张绣立足未久、根基不牢、力量还不很强大时对他加以征伐。果然,张绣果真如他所料,很快就投降了。

  大处着眼不仅仅是笼统地了解一下大局即可,而且还要能看到每个具体环节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高瞻远瞩地做出长远规划的必备能力。

  早在曹操第一次南征张绣回到许都后,就开始考虑东征吕布了,并且积极为此创造有利条件。曹操派关中诸将征讨梁州军阀李傕,李傕战败被杀。这期间,曾和李傕合伙控制献帝的另一军阀郭汜也被部将杀死。同时,曹操还采取措施稳住西方的马腾、韩遂,派老侍中兼司隶授尉钟繇持节督关东诸军。钟繇到达长安后,写信给马腾、韩遂,晓以利害,劝他们不要轻举妄动。马腾、韩遂表示服从朝廷,并遣子入侍。

  曹操还用离间计使吕布与袁术火并,袁术战败,曹操起兵讨伐。袁术败退到淮水以南,曹操还派刘备等截击袁术,以防他投靠袁绍。袁术只好掉头向淮南。当他逃到离寿春40公里的江亭时,一病不起。而且军队连粮食都没有,只能用麦屑充饥。时值盛夏,天气炎热,袁术想喝一口蜜浆也办不到。袁术叹息一声:“我袁术怎么落到了这个地步啊!”然后,吐血而亡。袁术一支的威胁算是彻底烟消云散了。

  自此,曹操的形势变得明朗起来。南方张绣势力减弱,袁术军团一蹶不振,西方马腾、韩遂也表示效忠朝廷。于是,曹操开始准备率领大军东征吕布。

  东征时,曹操阵营内部将领们意见也不一致。有些人认为,虽然袁绍正在讨伐公孙瓒,一时无暇南顾,袁术也无力进行反扑,但须堤防张绣和刘表联合。如果大军东征吕布,他们就近袭击许都,形势将会非常危险。

  军师荀攸对此不以为然,他分析说:“刘表、张绣刚打了败仗,势必不敢贸然前来进攻。吕布骁勇,又与袁术勾结,如果得到淮、泗之间的大片土地,时间一长,响应他的豪杰就会日渐增多。现在,我们趁他立足未稳、人心不一的时候去攻打他,必然能够成功。请主公放心好了。”

  曹操非常认可荀攸的看法,当即决定东征。形势的发展不出所料,曹操终于在下邳城(江苏睢宁县西北)打败吕布。曹操的势力随即又向东扩展到了江苏徐州一带。

  在曹操徐徐实现自己的战略、不断取得成功的时候,北方的袁绍也在河北地区努力扩张。等到袁绍打败了公孙瓒时,已经占据了冀、青、幽、并四州,将黄河以北地区控制在自己手中,成为北方唯一能与曹操抗衡的强大势力。

  曹操知道两家交兵已经无法避免。于是,曹操开始准备与袁绍的决战。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他又抢先果断地击走了徐州的刘备,避免了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而这些举措每一个都关系生死存亡的战略的成功,都源于曹操居高见远、明悟大势的战略眼光。

  曹操既善于从大处着眼,也非常注意从小事着手。曹操在陈留、襄邑等地广散家财,招兵买马,为讨伐董卓做准备时,甚至常常亲自劳作。一次,曹操正同工匠们一起打制刀具,恰好被前来看望他的孙宾硕看到了,孙语含讥讽地说:“你应当考虑大事,怎么竟跟工匠一起劳动呢?”曹操笑着回答:“既能做小事又能做大事,有什么不好呢?”这也反映了曹操的实干精神和既抓大事也抓小事的正确态度和方法。

  与工匠们一起打制武器,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从曹操说的话中可以看出,他是因为“有起兵意”而为之。这也体现了曹操军事思想的一个侧面:重视军事后勤,重视武器装备。既能做大事也能做小事,是其内心军事思想和大局意识的一种表露:只有干好这些“小事”,才能干成大事。

  曹操做事既能从大处着眼,又能从小处着手的成功素质,让人非常佩服。曹操与袁绍在对峙时期,凉州牧韦端曾派从事杨阜到许都探听虚实。回去后关中诸将问他袁、曹胜负的前景如何,杨阜感慨地说:“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而无威,少决则失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

  三国时期是个英雄辈出、人才尽显的时代,唯有曹操能大能小、俯仰有度。不仅能做到抬头看天,观察形势,而且能俯身“综理密微”,这是他出类拔萃、纵横捭阖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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