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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平

  我和徐天祥、孙建章三个人(廖衡回他的故乡哈尔滨探亲,稍后也辗转来到台湾),终于穿过山海关,到仍在国民党军控制下的唐山,再坐火车转往北平。这是一个悲凉的下场,我们住在一个朋友介绍的小公寓里,眼睛望着天花板,口袋里空空如洗,肚子开始饥饿。孙建章去投奔在十六军当连长的朋友,我和徐天祥忽然想到,我们以第三军官训练班教官的身份,可以投奔设在北平旃檀寺的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军官训练班。于是去了,一个上校组长一看见我们的狼狈装束,就拉下脸来,用拳头敲着桌子说:

  “你们为什么不抵抗?”

  我们呆在那里,不敢坐下。

  “你们为什么不抵抗?”

  徐天祥已经气结,我结结巴巴说:

  “我们是文职人员,不是带兵官。”

  “你还强辩,革命军人就是随时准备牺牲。”

  我回答说:

  “北平朝不保夕,看你去当革命军人吧!”

  说完之后,拉着徐天祥走出办公室。

  维持尊严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和徐天祥陷入绝境,只好四处拜访朋友,东一顿、西一餐地维持生活,很快就瘦得不成人形。

  我后来找到一位辉县小同乡,在新六军当少校的常咸六。常咸六不知道害什么病,双目突然失明。我和徐天祥经常到他家(口袋胡同二号),他太太总为我们准备一杯茶,有时也请我们吃碗面条,可是仍难忍饥饿。

  有一次,我和徐天祥在西单马路上,毫无目的地闲逛,我忽然厉声说:

  “你活该挨饿!”

  徐天祥看一下我。

  “你活该挨饿,”我愤怒地说,“你受过高等教育,却喂不饱自己的肚子,你饿死都不足惜。”

  “你说谁?”徐天祥问。

  “我说我。”

  我对饥饿和贫穷充满了憎恨,不能原谅自己的无能。

  我忽然遇到那位连孟德尔定律都不知道,却考上西南联大的百泉初中同学朱光弼。他现在是燕京大学四年级学生,这时候,我才知道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已变成一个**,是北平地下党的重要人物之一。我就常到燕京大学,跟他对床而眠,听他讲些无产阶级革命的故事。我如果肯洗心革面的话,他答应由地下管道,把我送到城外人民解放军总部;我说我愿意洗心革面,但我不肯到人民解放军总部。

  每天早上,朱光弼都陪我到豆浆摊吃烧饼油条,往往先让我坐下,然后他站在旁边数他口袋里的钱。有时说:

  “只能吃一碗豆浆。”

  有时说:

  “再加一个烧饼。”

  有时遇到财大气粗的日子,他就大声叫:

  “管饱!”

  我这时候就吃一碗豆浆、两个烧饼、两个油条。朱光弼很少自己也坐下来吃,他总是先在学校吃稀饭,因为两个人吃,钱就不够了。

  北平城里,街上人潮汹涌,挤满了国民党军官兵,也挤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小贩,手里托着一串银元,在西单徘徊,口中单调地叫着:

  “买俩卖俩!”

  这是钱贩子,从事银元和当时流通货币——金元券——的兑换活动,从中赚取差额,利益十分可观。那时候金元券像瀑布般地下跌:小贩在这个巷口,一个袁大头可以买金元券五亿元,走到另一个巷口时,就可以买五亿五百万元;等他再回到原来那个巷口时,一个袁大头已涨到五亿一千万;到不了晚上,一个袁大头可能换六亿了。

  同时盛行的还有卦摊,每人问的问题都一样——前程。卜卦的答案也千篇一律,只有两个:一是,你就留在北平!北平是福地,自有贵人助你;另一是,吉祥在西北,西北有贵人(那时候西北还在傅作义部下董其武将军之手)。

  忽然,事先毫无迹象地,有一天,傍晚时分,“华北剿匪总司令部”ˇ派人在街上发放传单,要市民于晚上六点钟,一定回到各人的家,收听重要消息。很自然地,当夜幕低垂,六点钟整的时候,我、徐天祥等,都聚集在常咸六狭小的房子里。就在这时,收音机宣布:“请听众十分钟后,听重要广播。”

  不久,收音机再次宣布,请听众五分钟后听重要广播。不久之后,收音机第三次宣布:请听众一分钟后听重要广播。一分钟后,在万籁俱寂的空气中,慢慢传出收音机的声音:“华北总部、人民解放军联合公报:第一……”不记得详细内容,仅只“华北总部、人民解放军联合公报”这几个字就说明了一切,用**的话说:“北平解放。”

  第二天,我到街上,北平已出现另外一种气象。每一个路口,都有三个哨兵,一个是华北总部战士(这时已自动拿下“剿匪”字样),一个是人民解放军战士,一个是北平市警察。

  我找到朱光弼,他把我领到刚成立的人民大学门口,要推荐我去读研究部。

  “国民党会毁了你,你有志难展,”朱光弼说,“**有无穷天地,爱才如命,你要留下来,新国家需要你。”

  我支支吾吾,答应一定留下来。

  两天后,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

  我决心继续逃亡,向几千公里外从没有去过的南方疆土逃亡。然而我哪里都不能去,因为身上没有一分钱,连蹲在街头吃碗“茶汤”的钱都没有。就在阴历年的除夕(那应该是一九四九年的二月了),正在常咸六家中发呆,徐天祥走进来,坐在我对面,问我:

  “你走不走?”

  “我想走,可是我没有钱。”

  徐天祥从口袋中慢慢地抓出一叠银元,放在桌上,一个一个把它叠起来,叠得高高的,用手指数了数,整整十四元。然后,把它推到我面前,轻轻地说:

  “拿去。”

  “这算什么?”我问。

  “这算你的路费,拿去就是了。”

  “你哪里来这么多钱?”

  “你不要管,拿去就是了。”

  “你自己为什么不用?”

  “国民党气数已尽,没有生存的希望,我就留在北平。”

  十四元,足够我逃到上海。于是急急联络几位东北大学的朋友(那时孙建章已随着十六军撤退)匆匆结伴南下。我们的行程是由北平坐火车到天津,再由天津坐汽车到济南,由济南坐火车到坊子,穿过无人地带,再到仍在国民党军据守中的青岛,然后从青岛乘船到上海,到上海后再作下一步的打算。

  于是那一天(大概二月十日左右),在常咸六家脱下军服,换上这时刚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的百泉初中同学杜继生所赠的长袍,和几个朋友,跟几个月前从沈阳出走的情形一样,在晨曦朦胧中,悄悄打开大门,悄悄踏上街道,回头向杜继生、常咸六夫妇告别。冷风刺面,我连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然而,也就这样,我离开了北平古城,挤上满是残兵败将的火车,只听汽笛最后一声哀鸣,忽然想起来,远在辉县,我于逃亡后才生下来的女儿冬冬,又想到留在息县的另一个女儿毛毛。刺脸的寒风,从脸上移向心头,碎成片片。面对茫茫前途,孑然一身,这一年,我二十九岁,一生努力,化成一片模糊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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