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假证件
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上大学的心，早已到了黄河，但我的心仍然不死，一面找工作，一面准备明年再参加西南各院校大专联考。人生有很多难以预料的际遇，神差鬼使，我的一个长辈在设于青木关的教育部战区学生招致委员会当主任委员，我去找他，他把我安置在设于重庆市两路口川东师范旧址的该会重庆登记处，当一名小职员。那一年，我已二十五岁，既看不到未来，也不敢回想过去。然而，一个机会像闪电一样地出现。
青木关距重庆大概五十公里，从四面八方沦陷区逃到重庆的流亡学生，早已筋疲力尽，所以招致委员会特地在川东师范旧址设立登记处，由岑文华先生当主任，另外有两个干事作为助理，我就是其中之一。沦陷区学生前来登记时要填具表格，写明他原来的学校、科系、年级等等。根据带来的证件，由登记处主任在调查表上签注意见，转报也设在青木关的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再分发到各大学继续就读。有时候，没有证件或证件不全的学生，由岑主任口试盘问后，略微可信，就在调查表上加签“考核属实”。有时候，岑主任不在，我就代他签注意见，而且签出自己的大名，教育部也不问究竟，一律分发。这样持续了几个月后，一个奇异的灵感突然进入我的脑海。我跳起来说：
“我为什么不能够分发自己？”
不过，有一个难题，我不能用郭立邦的名字登记。这么一个小小的困难，竟困扰了我两三个月之久。最后，一个从南京逃出的学生前来登记，他是汪精卫政府中央大学政治系肄业三年期满的学生，具有全部的成绩单，货真价实的证件，我如获至宝。尤其，那个学生的名字几乎使我跳起来，他叫郭大同。我去照相馆把郭大同的证件翻照下来，再把原件改成郭衣洞（也只能改成郭衣洞，没有第二种改法），再拍下照片。先把郭大同照相的文件签注意见报上去，过了两三个月，估计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已经分发，然后请朋友用郭衣洞的名字填写一份登记表，再由我签注这样的考核：
“经严格盘问考察，该生确系伪中央大学政治系三年级肄业期满学生，建议分发同级学校。郭立邦。”
至于照片，我签上“后补”，以后当然也没有补，这种例子太多，教育部从不追查。
寄往青木关教育部后，每天数着日子。普通情形下，不到两个月，学生本人就可以接到分发令，可是两个半月后，仍没有消息。于是，那一天，我向同事借了一套整齐的中山装，把钉有补钉的皮鞋（这是抗战时最常见的装束）擦得发亮，搭巴士前往青木关。我到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代表岑文华主任，前去查询沦陷区学生郭衣洞的分发事宜。高等教育司一位官员接见，对我的辛苦及负责精神，十分嘉许。查卷后，告诉我，郭衣洞已被分发到国立东北大学，要我回去安慰那位从南京流亡到重庆的可怜大学生，通知书日内即行寄出。
这真是一个叫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我喜孜孜地回到重庆。屈指计算，距我上次参加联考，已经一年了。这一年中，日本对重庆的大轰炸，已迹近停止，生活比较平静，尤其是我与崔秀英同居，又结交了很多朋友。那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前途辉煌，我感觉到比他们任何一位都好。我还不敢宣布我又成为大学生了，惟恐是一场空欢喜，但经旁敲侧击的打听，才发现，本设立在万里之外辽宁省沈阳市的东北大学，“九。一八”事变后（我那时候正读小学二年级），辗转迁移，现在设在四川省的三台县，在重庆北方三百公里，从重庆如果沿着涪江而上，可以抵达三台城下。不久，教育部的分发令寄到，我向岑主任辞职，说了一大堆谎言之后，岑主任脸上露出慈祥和关切的笑容，说：
“你搞的鬼我全知道，快上学去吧！”
我身子忽然发抖。我这个无母的孤儿，到了后来，有人夸奖说我无所畏惧，其实不然，我最畏惧的是：加到我身上的恩惠或温暖。岑主任像父兄一样的恩情，使我永记。三十年后，我们在台北重逢，岑主任经营一家水泥公司。他那稍后结婚的夫人，在巴西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当主任秘书，那个时候前往巴西的移民，有很多都由我担保。
我这一生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励和帮助年轻人在国内或出国读书升学，一方面知道求学的艰难，一方面也是深受岑文华的感召。
崔秀英和朋友们送我在两路口搭巴士，前往三台。东北大学设在三台县文庙，我这时候第一次使用郭衣洞的名字，谨记着当初从郭定生改成郭立邦时，几乎忘记自己是谁的往事，一路上，就一直念着这个新名字，而且很懊恼把“同”字改成“洞”字，而没有改成“桐”字，可是已无法挽救了。东北大学是一个以收容东北流亡学生为主的大学，我到教务处报到时，教务长亲自向我问话，一面拿出我的照相证件，翻来覆去看。我开始流汗，害怕他提出问题，包括：“中央大学在南京什么地方？”“政治系主任是谁？”幸好，教务长没有问这些，但却问了另外一个致命问题，使我几乎立刻被驱出大门。教务长说：
“你已经学了三年，日文怎么样？”
犹如五雷轰顶，我呆了一呆，小聪明救了命，我说：
“我在南京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整天做地下工作，谁去学鬼日本话？”
教务长莞尔笑了笑，挥挥手叫我出去说：
“快去宿舍报到吧！我们还要进行编级考试。”
我心里在唱歌，找到宿舍，大概等待了一个多星期，教育部分发的插班生，以及其他学校自动转来的插班生，大约有二十几人，在一间教室里，举行甄别考试。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着没有英文及算术的考试，胆量大了很多。虽然政治系一、二、三年级所有的功课，我都没有读过，我也不怕。我对“政治系”下了一个定义：那是一个识字不识字都可以读的系！而且，我是从南京来的沦陷区流亡学生，深受政府关注，只能使我降级，不能把我开除，因而有恃无恐。又是一个星期，布告栏里贴出甄试结果，我被编到政治系三年级就读。人生真是奇妙，我这个在大学只读过一年级的学生，现在合法地成为三年级的学生，二年级是一个空白。我对不能够进四年级，一丝一毫没有抱怨，三年级对我而言，已是一个大大的惊喜。
教育部那个科员，怎么会把我分发东北大学，而没有分发设在重庆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或设在成都的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以及设在乐山的武汉大学？而分发设在三台的东北大学，根据什么理由？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件事非常明显，办公桌上一个无心的作业，往往使人的命运产生基本变化，假定我不读东北大学，以后发展的轨道，可能不会走向台湾。
就在三台，我幸福而满足地过着大学生生活。天渐渐入冬，四川的冬天绝不是没有棉衣就可以度过的，而流亡学生却没有棉衣。那时候，基督教会在三台设立一个学生公社，准备了很多灰色粗布棉大衣，借给最贫苦的学生，我在穷的程度上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也借到了一件。但我却吸上了烟，吸烟成了难以负荷的最大开支。那时候买烟，不是一包一包地买，而是一支一支地买，有一个景象常在学校对面小铺出现，我几乎每天都要去一趟，把一张揉着的钞票放在桌上，举起食指，大言不惭地说：
“司令牌，一支。”
然后带着一支司令牌纸烟，回到学校，在大庭广众下吸起来，十分得意。
入学不久之后，学校突然发生罢课。到底为什么罢课？真正主要的原因，当时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只记得其中有一条标语是：“力争粪费”。以我的性格，应该非常赞成罢课才对，而且罢得越久越好，最好一罢两年，当罢课结束之日，也就是毕业之时。不过，我是千辛万苦才进大学之门的，了解到读大学之不易和大学生涯的可贵，认为能读大学是一种福分，不应糟蹋，而应珍惜，所以我并不支持罢课。每天到大街上游荡，只在心中暗暗希望罢课早日结束。
罢课终于结束，对我没有任何影响。但我却从“力争粪费”这项活动，发现一个战乱不断而又落后贫困的社会的深层现象。东北大学全校男学生只有一个厕所（女生宿舍当然另有女生厕所），男生宿舍走到男生厕所，最快要五分钟，这是一个漫长的距离。白天还好，每一个人都有憋尿的能力，可是到了夜晚，寒风袭骨，爬出了被窝，要走五分钟才能摸到（那时候还没有电灯），简直是一种苦刑。同学们于是索性来个不顾一切的大解放，出了寝室门，就在院子里小便。冬天结冰时，院子里冰块高高地堆起，全是尿液冻成，夏天则是一片腥骚，简直不像是一个大学，而像一个庞大的鸡窝。远在男厕所的粪便，因为有那么多生产者，所以每隔几天，就要被掏一空，卖给当地农民作为堆肥。
教育部每个月都发给学生贷金，注明是国家借给学生的学费，将来毕业后要分期偿还。贷金数目已不记得了，每月都在增加，可是物价飞涨，贷金不够伙食费。那时候就流行一种“见饭愁”症候，八人一桌，四菜一汤，汤只是一碗咸水，四个菜没有一个可以下咽，偶尔有一盘花生米，立刻被抢一空，以致大家不得不立出一个互相遵守的公约，就是：“只可骑马，不可坐轿。”骑马是用筷子夹一粒花生米，坐轿是把筷子横下来，可以一次铲起两粒、三粒。在这种情形下，同学们惟一的希望，寄托在出卖粪便的堆肥费上。伙食是半个月一期，每月十五日和三十日，中午和晚上都可以吃到一顿肉（最丰富的是晚饭，大概每人可以吃到一大块），所以，力争粪费成为罢课运动的动力。然而，沦陷区学生饥肠辘辘，平常没有一点脂肪，突然一次吃下大量的肥肉和猪油，肠胃不能适应，往往泻肚。我上铺就有一位同学（那时候十个人一个房间，五张床，都是上下铺），每一次都逃不过此劫，而且一晚上拉两三次之多，我劝他以后加菜时少吃点吧！
“不，”他正色说，“拉死也得吃！”
东北大学学生分为两大族群：一是本省同学，来自四川全省；二是外省同学，来自全国其他各省。外省同学差不多都是流亡学生；本省同学都是有家有室，生活富裕，他们不会跟着外省同学吃相同的饭菜，于是另组伙食团，最大的不同有两点：一是早上吃干饭（外省同学早上吃稀饭），二是每顿都有肉。这使我回到百泉初中时那种白菜团和萝卜团的时代。不过我已没有初中时候那种哀怨，只有一种惊讶，就是无论本省与外省同学，对于这种明显的贫富差别待遇，竟然都无动于衷，认为是天经地义。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