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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山一带红点多

  作为侵略者,日本真是世界上最拙笨的一国。美国四处侵略,有人却相信中国跟美国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其实错了,中法战争时,天津附近的法**队战败,美**舰立刻偷偷地向中国开炮,支援法军,清政府无可奈何,忍气吞声,只好假装不知道。英国的侵略,建立了世界性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后来大都成为拥护英国的友邦。只有日本,军队所到之处,除了种下仇恨的种子外,没有其他任何收获。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军队在河北省宛平县芦沟桥,假装一个士兵失踪,向中国展开大规模的疯狂攻击,在算盘上(算盘是中国最古老的计算机),他们明白地计算出中国必亡的结论。当“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出时,全中国再度陷入沸腾,一种要求抵抗到底的民心,没有人可以阻挡,于是,**陕北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江南红军改编为新四军。我在年轻时候像每一个男孩子一样,想在战场上成为英雄,以致连做梦都梦见到前线挥动大刀杀敌。于是,就在“七。七”事变后不久,高中二年级的我,投笔从戎。所谓投笔从戎,就是去投考河南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除了炽热的爱国心驱使我投入这个大熔炉、大时代外,还有两个并不十分光明,但却十分重要的秘密动机。第一是我渴望早日离开继母,免得遭受毒手。第二是我无法弄到初中毕业证书,开封高中一再催促缴验。父亲也找过训导员王伦青先生,王先生只有办法使我报名考试,没有办法使我通过证件关卡,开除学籍的大祸随时都会发生。这种压力足以使我精神失常,我希望(一辈子都这样希望)跑到一个用不到文凭的地方,老死在那里!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设在南阳县,训练三个月,毕业之后,省政府负责派任工作,最高可当联保主任。读过王安石变法这段历史的人都会了解,“保”是中国政府最基层的单位,大体上等于现在台湾的“里”,若干“保”可以组成“联保”,也就是一九九○年代的“乡”,联保主任就是乡长。这对一群十**岁的青年来说,简直是天大的诱惑。而就在这三个月集训中,我第一次受到**那种神秘的和温暖的触摸。

  一天晚上,同是来自开封高中、比我高一班、功课好得人人尊敬的同学张纯亮,把我叫到一个角落,搂着我的肩膀,低声告诉我,**在陕北有一个高尚的革命圣地,全国优秀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那里,参加真正的抗日工作,问我愿不愿意也去参加!那时候我正崇拜蒋委员长,自然不相信还有其他革命圣地。但张纯亮提醒我说:

  “**也是拥护蒋委员长的,你没有看报吗?”

  张纯亮把陕北描绘成一个美丽乐土,大家像兄弟一样地互相照顾,那是一种革命感情。不过生活很苦,平庸的年轻人总是寻找借口不敢参加。我不认为自己平庸,就这样,我成了张纯亮精挑细选出来的他所认为的优秀青年。不久,一次聚会时,我们决定某一天晚饭以后,各人分别向队上请事假、病假,或返乡探亲假,在东门里集合,由张纯亮充当班长,好像出操一样,把我们带出城门,这样可以避开岗哨的检查。**自有他们的地下交通网,把我们送到陕北。南阳、延安之间,直线距离一千公里,当中隔着高耸云天的秦岭山脉,沿途还有国民政府的军警和地方政府的岗哨,段段阻截,可能随时受到逮捕,遭到枪杀。但我们这一批人,热血澎湃,准备接受任何挑战。可是,最后并没有出发,因为就在约定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张纯亮被捕。我远远地听到嘈杂的人声和凌乱的脚步声,以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张纯亮所聚集的那些同学,互相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对方的面貌,张纯亮本人也没有招供出他所集结的同学名单——因为我们没有听到继续逮捕的风声。

  伟大的陕北革命圣地没有去成(这是我一生中惟一可能加入**的机会),结业的时候,联保主任的高位也没有派到我头上,而是随着大多数同学,被保送到设于武昌左旗营房的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我们从河南去的同学,约有五百人左右,编成一个大队,番号是第五大队。我被编到第十三中队,中队长是中央军官学校十二期工兵科毕业生吴文义先生。这位东北籍的长官,在我一生中三个最大关键时刻出现,是我生命史上重要的一位恩师。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本土,进入中国中部第一流的都市武昌和汉口。队伍穿过英租界的时候,也第一次看到真正的英国国旗,以及滚滚的长江和闹哄哄的码头渡口。一切都是陌生的、新鲜的,使我大开眼界。

  “战干团”训练时间是六个月,前三个月是普通训练,后三个月是分科训练。我的好奇和好动使我报考了谍报队,丰富的幻想中,我希望当一个神出鬼没的间谍,像“○○七”一样(那时候当然还没有○○七)杀敌立功,然后以一个平凡人的姿态在街上闲荡,没有人知道我对国家有过伟大贡献,可是却在一个秘密组织中受到尊敬。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实现,因为谍报队(第九队)的队长是一个南方人,好像是浙江人,他那种像鸟叫样的国语和傲慢的态度,与吴文义比较起来,简直是两种人。间谍生涯遂到此为止,我又返回吴文义那个中队——第十三中队政工队。

  可是,中队长虽然很好,相当于排长的区队长李龄,却是一个毒疮——我生命中第二个侯万尊。天下所有的错误从此完全发生在我身上,打扫厕所、禁足、禁闭、挑水,李龄一不高兴或一高兴,我都会被罚。双手举枪,两腿半分弯,伏地挺身,二十个是起码数,有时候挺到六十才命令我停止,有时候挺到趴倒在地。但是,同班的另一位名叫叶子忠的同学,命运却好得像活在九霄云端,我常抨击他小白脸,从这项抨击,可看出我的长相,实在够不上什么水准。每次打野外或行军的时候,我本是第一班的排头,叶子忠是排二,但李龄却认为我头脑不清,而命令叶子忠当排头,他对我真是一个最大克星。三十年后,叶子忠当了台湾省电影制片厂厂长,而我却正在火烧岛坐牢,又一次证明人生确实有不相同的命运。

  六个月的训练使我另有感受的是:我结识了许多外省籍的同学,像叶子忠,他就是南京人。这些外省籍的同学,对从河南来的青年,几乎不约而同地有一个最大的惊讶,即令是中学生或大学生,也都是满口脏话。脏话是一个野蛮族群感情上最粗糙、最原始的发泄。河南处于中原地带,将近一千年以来,水利被破坏,居民被屠杀,终于成为一片荒芜,小民除了穷困,还是穷困,仅比陕北、甘肃、贵州稍好一些,没有多余的钱使孩子接受教育,所以脏话成为每个人的口头禅,使我们在那些文明程度较高的他省同学——像来自安徽、浙江、湖北、四川的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一个安徽同学曾经向我质疑说:

  “你们河南人这么样粗野,怎么交女朋友?”

  “女朋友?什么是女朋友?”

  我自从第一次轰轰烈烈恋爱之后,再没想过这个名词,但是,现在开始想到了。于是,我就尽量使自己变得文明,不过进步很慢,因为没有人教我。

  “战干团”是国民政府为阻截风起云涌奔向陕北的青年潮,所设立的收容机构,思想教育是它最主要的课程。其中有一个课目为“领袖言行”,一个教官在讲起领袖的英明时,声称:

  “全**队,以团为单位的动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行军、驻扎,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作战,领袖都了如指掌。”

  从同学们脸上的表情,可以读出来那种对领袖的忠心尊敬。有一次,蒋中正到“战干团”训话,真是震天动地。十三队被派出当仪队,而我以第一排(区队)第一班(分队)排头的资格,昂然站在营房大门的内侧。整个左旗营房,鸦雀无声,两千多人的学生总队,像豆腐干一样地排在演讲台前,即令一根针掉在地上,也可以听得见。正当大家紧张得要崩溃的时候,营门传来三番接官号,一两位少将级的官员轻轻从营门跑进,站在仪队旁边。刹那间,三番接官号停止,阅兵号起奏,更是一种令人沸腾的军乐,一个平常只能在相片上看到的大人物突然出现,后边跟着一群随从。蒋中正穿着全副军服,缓缓地走到仪队面前,仪队向他敬礼,他举起戴白手套的手,向举枪致敬的仪队还礼。我既兴奋又紧张,第一个想到的是,有一天回到辉县,可以向乡亲们夸口:我见过领袖。大概是兴奋紧张得过了头,我竟忘了举枪。蒋中正当然不可能发现这种错误,但专门发现别人错误的人可太多了,李龄就是其中一个,检阅结束后,李龄认为我故意侮辱最高领袖,要把我送军法审判。没人相信那时候的青年子弟兵会侮辱领袖,所以李龄的苦心没有实现,而我在关了三天禁闭后,憔悴不堪地被释放出来。大家对我那种乡巴佬的紧张,引为笑柄。

  这时候,日本已开始轰炸武汉,空袭警报后,“战干团”同学每次都疏散到左旗营房正对面、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蛇山。我们听到谣言说,从日本被击落的飞行员尸体上,搜出作战地图,发现蛇山一带红点最多。可是看不到团部有什么新的指示,不但没有新的指示,反而仍命我们一大早就起来爬上蛇山,躲避预期的空袭。

  一天上午,空袭警报响起,大家奔向蛇山,不久即听到紧急警报。我和几位同学趴在地上,抬头望向天空,隐约听到飞机逼近的声音,就在半空中,“呼!呼!呼”,稳定而沉重,从南向北移动,霎时间,大地如死。我看到九架轰炸机,在我头顶正前面的上方出现,那是最危险的角度,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忽然,几乎像是从地面拔起东西一样,原来高射炮开始反击,日本飞机附近布满片片炮弹爆炸的白烟。那九架飞机,像一个整体一样,稍微向上一扬,仍继续前飞,就在飞机的机腹下,突然出现几十个黑点,蛇山正是它的目标。一种“沙——沙——”的炸弹磨擦空气发出的啸声,把整个蛇山罩住。接着是眼前一黑,大地再度震动。我用标准的伏地姿势,双手抱着后脑,恨不得把自己的头压进地球。然而我的身子反被弹起来,跌下去,弹起来,再跌下去,只听到一片号叫。大概只有十秒钟,日本飞机从头上飞过去,可是蛇山像过了好几个世纪。我们上山时排队而来,下山时则零零落落,像一群溃败的散兵游勇。我抓住水壶,正要喝水的时候,忽然发现我抓的是一个人的右手,我大叫:

  “队长!队长!”

  接着是扔下那只被炸掉的手,就往下爬,被一个满身是血的尸体绊倒。我站起来再跑,看到一条腿就挂在左旗营房的电线上。从此,学生们都吓破了胆。

  不久后,有一天,天色阴森,不知道是哪一个大官莅临,全体学生集中广场,听候训话。训话还没有开始,大官还没露面,警报已发出凄厉的长号,声音令人发抖。全体同学竟然一哄而散,跑上街头,跑向田野。队长的吆喝怒骂,甚至恐吓要把我们枪毙,都阻挡不住。我和几个人一直跑到一个矮堤的旁边趴下来,我害怕得不得了,我害怕死,其实我真正害怕的是残废。这个时候,我最大的希望是有一个钢盔。我对我的害怕不觉得惭愧,但我对于自己像大家一般地四下逃命,却非常惭愧,责备自己不配做一个革命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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