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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变

  就在被第一次恋爱搞得昏头转向的时候,这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正遍地沸腾——贫民饥饿沸腾,抵抗日本侵略沸腾,**武装革命沸腾,全国人民抗日情绪沸腾——而且,都到了临界点。当时的我所知不多。一年以前读百泉初中的时候,有一天,发现很多人挤在布告栏前,仰头观看全校惟一的一份报纸,头条的标题是:政治会议通过根绝赤祸案。

  政治会议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却知道“赤祸”*就是**,**就是“共匪”*。**怎么被称为“共匪”*也没有一个同学了解。只知道**的军队在江西省组织了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突破中央军的重重包围,翻山越岭,向西穿过湖南省、四川省,越过秦岭,进入荒凉的陕北,另组陕甘宁边区政府。虽然这是一场又一场的血战,但距河南却遥远得很,对于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来说,尤其遥远。可是就在我考取高中那一年,国民政府实行全国高中学生暑期军事训练。这是一个大规模而非常有功效的思想统一运动。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送了一架飞机给蒋中正先生作为座机,蒋中正把墨索里尼当作学习对象。学生集中训练,于一九三六年暑假开始,为期三个月,在严格的德、日式教育下,学生们除了军事操练外,主要的是接受法西斯教育,像称蒋中正为“领袖”,不再称呼他为“蒋委员长”。而一提起“领袖”,站着的人都要立正,坐着的人都要起立。站着的人立正比较简单,双手双脚靠拢就行了,坐着的人起立,可是像旱地拔葱一样,桌子往前推,椅子和板凳向后倒,一阵混乱。尤其是“领袖”二字,不像“立正”二字那么明确,大家行动不可能一致,有的先站起来,有的后站起来,一不小心很可能跌倒,笑声、嘘声和惊恐声,会同时爆出。这种法西斯动作,一直维持到撤退到台湾后的一九六○年代,把起立改为原地挺胸,闹剧才算停止。我的杂文《立正集》,灵感就是从这里产生。

  然而,这并不是说,这项军事训练没有效果,恰恰相反,它的效果十分明显。那些可塑性最强的青年,包括我在内,入伍不久就驯服地接受了这项思想,我们真的相信,蒋中正是英明的领袖和民族的救星。三个月军事训练结束后,这批集训的全省高中一年级学生,大约有五六千人,爱国心像火焰一样地强烈,全心全意崇拜蒋中正。我当然也是如此,除了我非常不喜欢“立正”那个动作。

  这时候国民政府正在全力执行“安内攘外”ˇ政策,高中军事训练是“安内”ˇ的一部分工作,而另一部分工作,与年轻学生无关的,就是政府的中央军,跟**的红军,在陕北对峙。

  江西省的红区战场,蒋中正投下去的是中央嫡系精锐部队。可是在陕北边区战场,他却用“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撤出的东北地方军作为主力,他自任“剿匪”ˇ总司令,而命东北地方军统帅张学良先生当副总司令。这真是一个自以为得计的大政略和大战略,他保存了他所控制的中央军部队的完整:如果**红军被东北地方军消灭,蒋中正当然大喜若狂;如果东北地方军被**红军消灭,蒋中正也会同样地高兴。因为当时中国各省地方军的所谓杂牌部队,到处都是,假如能够借**红军之手,消灭其中最顽强的东北地方军,当是借刀杀人的第一等奇计。

  但是蒋中正高估了自己,因为这项阴谋是如此的明显,连十岁小娃都看得出来。中央政府更明目张胆地,对东北军人员的补充,严加限制,使东北军死一人、少一人,死一连、少一连,于是当我正在为恋爱所苦的时候,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中正被张学良扣押。就在事变的第二天,《河南民报》上的头条还登出来:蒋委员长飞抵洛阳。

  这真是弥天大谎。不久,广播才传出“西安发生兵变,蒋委员长被扣”的消息。平常人对蒋中正的认识,只知道他是中央政府的灵魂,拥有最高权力,虽然国民党已开始把他推向神的地位,但是不过刚刚开始,并没有深入民心,西安事变使这个运动迅速成为事实。蒋中正被扣押,我那时刚刚接受军训,正对他热烈崇拜,对这项巨变,感到心痛如绞。回家告诉父亲的路上,一面走一面哭,觉得天地就要崩塌,中国就要亡了。路上很多行人都停下脚步看我,并转头盯着我的背影,惊讶地凝视。我听到有人喊一声:

  “这孩子怎么了!他病了吗?”

  我是病了,生了爱国病,这是爱国病第一次发作。在历史运动法则上,使我有很多醒悟:人生挫折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处理得不好,它就变成灾难;如果处理得好,它反而是更上一层楼的阶梯。

  西安事变两个礼拜后和平解决,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中正乘专机飞返南京。张学良被判十年有期徒刑。蒋中正痛恨张学良入骨,因为这场事变使他神经质的懦弱,完全暴露,所以他对张学良虽然无法判处死刑,却嫌十年时间太短,十年刑期期满以后,蒋中正仍下令继续囚禁,三十年后,蒋中正、蒋经国父子相继去世,张学良才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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