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出学校
我自认小时候是一个坏孩子，因为我没有受过什么家庭教育，没有累积下教养，个性又十分顽劣，使我无法成为一个驯服的乖乖牌小白兔。我喜欢看的武侠小说，恰好和我潜意识中的反抗性格结合。现实生活中，除了挨打外，没有享受到多少温暖，只有一次，当我十岁的时候，是在开封，一位同班女同学，送给我一个用泥捏的风箱玩具，大概有一个大人的大拇指大，用墨涂得黑黑的。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拥有的玩具，放在口袋，放在床头，想着那位女同学，可是我的胆量忽然小起来，不敢和她讲话，直到回辉县前夕，却把它弄丢了。但那个女孩子的印象并没有丢掉，一直留到现在。
后来，到了辉县上小学五年级，那时候的女生几乎都比我大，而且没有开封的女生那么清秀，我自然和她们玩不在一起，不但玩不在一起，反而几乎天天发生冲突，随时都在吵架。前面坐的是一位女生，我总是把毛笔放在桌边，使毛笔头露出半截，那女生往后一靠，一定沾一背墨，她总是大叫：
“我非告你不可！”
“非者，不也，”我说，“非告就是不告！”
结果当然是告了，告给侯老师，每一次都挨一顿手板。
只有一位女同学，个子小小的，纤巧玲珑，坐在第一排，和秦鼐同桌——秦鼐就是前述那位父亲向侯万尊抗诉的同学。这个可爱的小女生，起了一个男生的名字，名叫邓克保，我一直想找机会和她讲话，但她从来不理我这个野男生。
秦鼐和邓克保两位同桌的小朋友，命运似乎都不太好，听说秦鼐在考取大学后过世，邓克保小学毕业后也过世了，不知道害什么病。四十年后，我在台北《自立晚报》连载报导文学《异域》时，就用邓克保作笔名，“邓克保”成为文中以及后来的电影中男主角的名字。这篇报导文学使我和邓克保一直结合在一起，她是我惟一记得的童年女伴——不，是童年女同学，仅仅是女同学，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假设这是一场美丽的恋爱的话，大概就是我的初恋吧！
辉县虽然是我的故乡（老家），可是我却像一个流浪天涯的孤儿，继母在父亲离家出走后，也跟着回到开封，辉县偌大的庭院中，只剩下同样孤苦的三个人，一个是我自己，一个是跟仆人没有什么分别的贫寒表婶，另一个就是日夜呼痛、哭诉无门、六亲无靠的姥姥。事后回想，发现我的家道就在这个时候迅速中落。鸦片的剧毒开始侵入我们这个小康之家，使我们这个刚脱离农村、跃升到都市、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从吸第一口鸦片开始，不到四年（我在辉县县立第一小学和百泉初中那段日子），迅速地接近赤贫。我并不知道这个经过，但在辉县一连几进的深宅大院，除了我住的那一进院子和靠后门的那个菜园以外，全都被父亲卖掉，而后门也就成了大门。我当时的年龄还不能直接感觉到家庭的衰败，但从表婶给我的伙食钱，只能够参加萝卜团，不能参加白菜团，才有贫寒的感觉。凡是参加萝卜团的同学，多少都会受白菜团同学的轻视或欺侮，不知道这是一个文化现象，还是个别的气质，有钱的大人固然看不起他的穷朋友，有钱人家的小孩似乎也同样看不起他贫苦的小朋友。不知道学校为什么设立这样强烈对比的伙食团（故事总是重演，十年以后，我在四川省三台县的东北大学念书，学校里也设立了两个伙食团，一个是四川同学的吃肉伙食团，一天三顿全是白米饭而且有肉，另一个是外省同学设立的靠教育部贷金为生的吃菜伙食团，早上吃稀饭，一个月吃不到两次肉），这对穷孩子的自尊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我们于是乎经常采用暴力——打架、骂粗话、跟老师对抗等等手段，来平服自己内心的自卑，我是这个族群中最出名的一员。
我的功课之糟，是“天下”皆知的事，但最初行为还有一些大城市文明的痕迹；后来，这些文明的痕迹一点都没有了，我想到的，除了玩，还是玩。第一个最大的志愿就是想当一个篮球健将，可是我篮球却打得不好，得不到体育老师的赏识。虽然我非常努力地练习，但班队、校队，全没有我，我就省吃俭用，自己买了一件背心，到裁缝店，前边缝上“泉中”二字，背后缝上一个“2”字（本来想缝上“1”字的，但我很谦虚，所以只缝上“2”字，表示校队的二号人物）。平常不敢穿，只星期天或星期六下午才敢穿。而那个时候，却没有篮球可玩，篮球都锁在训导处的柜子里。无可奈何，只好去偷，偷到之后，就在球场上，投一次篮又投一次篮，然后回到城里冷清的家，当然顺便也把篮球带到家里玩。
四十年后，在北京遇到同班同学——后来当了**高干、而又退休了的朱光弼。朱光弼询问我偷球的技巧为什么那么高竿，因为我偷了几次球都顺利得手，有一次，朱光弼跟我一块去偷，忽然门锁响动，我飞快逃掉，朱光弼却被捉住，挨了一顿揍。
骑脚踏车是那个时候学会的，游泳也是那个时候学会的，当然是狗爬式。狗爬式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非常消耗体力。有一天，一群同学到百泉湖去玩，有人提议游泳。那时候辉县还没有“游泳”这个名词，所谓游泳，当时称为“洗澡”或“浮水”。一个年长的同学问我：
“你会不会？”
我逞能说：“当然会！”
当我随大家“扑通扑通”像鸭子一样乱七八糟从岸上跳下去之后，一股刺骨的冷冽，使我觉得不妙。游不了一分钟，就浑身瘫软了，身子忽然下沉，而脚却接触不到湖底，心里更加惊慌，喝了一口水，叫不出来呼救的声音，被旁边一个同学发现，抓住我的头发拉到岸边。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次自找的“天灾”。如果那一次淹死了，天下最欢喜的，恐怕就是继母。
我在百泉初中横冲直撞，就在二年级末期，校长梁锡山老师，为了提升学生们的程度，规定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照常上课，全体学生都要留校，由老师们义务为大家补习。这种循循善诱的情谊，在以后多少年的日子里，一想起来就深为感动，可是那个时候年龄还小，不能领会善良老师的苦心，而且，我的基本性格也在成长中逐渐显现出来：星期天本来是应该玩的，为什么不准玩？而且我争的也不一定是玩，而是对这种无理的压力有强烈的反弹意识。
这时候一个叫冯立勋的同学，比我大**岁之多，已经结了婚，遇到星期六，当然强烈地渴望回家和他的小妻子相聚，可是他一个人又不敢逃走，就诱惑我和他一起行动。这正符合我的愿望，于是两个人步行三公里，兴兴头头，半跳半走地回到县城。冯立勋一头栽到他那个温柔乡里，不肯出来，把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丢在大门外。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家里搞什么，或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使他这么着迷（我的年龄还不知道什么是闺房之乐）。我等了又等后，只好跑回自己冷清的家。第二天就是星期天，一觉醒来，走投无路，又没有其他地方好去，只好再走三公里回到学校。就这样，事情爆发了。
走进学校大门时，全体同学正在上课，大院子非常寂静，满地都是炙热的阳光。全校师生的眼光，从各个窗子望出来，注视着我这个小小的身影，孤独地走向萝卜班教室。偏偏梁锡山老师正在班上补习英文，默默地看着我入座，然后走到我的面前问说：
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回家。”
“你不晓得学校不放假？”
“不晓得。”
梁锡山脸色变青，我心里也在沸腾，我想喊：
“你明知道是星期天，为什么不放假？这是应该放假的，你剥夺了我们的权利。”
当然，我还不懂得“权利”二字的意义，但心里确有反抗的行动。结果我没有喊出来，因为我还是有点害怕。梁锡山老师从我手中夺过来英文课本，挑出一段，叫我背诵。用不着算卦就可以知道结果，我连念都念不出来，更不要说背，支支吾吾了一阵，全班同学都看着我，一点声音也没有。梁老师把课本摔到桌上，因为用力太猛，课本在桌上跳了一下，滑落到地面。梁老师接着用手想打我，我不知道哪里来的胆量（大概是大家注目的眼光，逼着我不得不表演英雄行径），一举手就把梁老师的手掌挡住。这是一个天大的反抗事件，梁老师也愣住了，喝道：
“你敢动手？”
我也喝道：
“你敢动手？”
梁老师已经被逼到墙角，无法结束这项师生面对面的冲突，于是他大怒说：
“学校不要你这种坏学生，给我滚出去。”
我也被自己的行动吓住，但是已经下不了台，除非讨饶，可是我又不肯讨饶，因为我害怕罚跪！跪，是继母给我的一种最轻微、最平常的刑罚。于是，我也叫喊说：
“走就走，你摔坏了我的英文课本，赔我的书。”
梁老师扭转身子，气冲冲地走出教室，叫说：
“找一本英文书给他！”
被吓坏了的小朋友，以及别的班闻声而停课的小朋友，都跑出来，跑到广场上，远远地围绕着布告栏。我也跑出来，张皇失措地站在人群里，不知道如何是好。
一会儿功夫，一个工友拿着一张布告，贴在布告栏里。大家慢慢地围拢上来，一个一个瞪大眼睛，张大嘴巴，注视着那张布告。那是一张开除我的学籍的布告，上面写着：
“郭定生冒犯师长，开除学籍。”
这是一项滔天大祸，超过我所能承受的，我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又不知道父亲知道后有什么反应，免不了要挨揍。英雄气概霎时间没有了，但仍作最后挣扎，我冲上去，把那个布告撕下来，然后大声说：
“梁锡山，你赔书！”
梁老师派一个工友把书塞到我手中，几个身旁同学向我小声警告：
“你还不快逃，他们叫警察去了。”
我这才觉得真正不对劲，我本还想逞英雄，站在那里，表示毫不动摇，但我实在是害怕到极点，于是就像一只土拨鼠一样，狼狈地顺着小径，跑得无影无踪。
这是我错误的第一步，是一生中第一件使我后悔终生的事。假定人生能重来一遍，我绝不会冒犯梁锡山老师，因为梁老师性情温和，对学生十分爱护，很负责任地教学。可惜，那时候的我，完全不能领会，等到能领会的时候，听说梁老师已经逝世。
至于另外一位教国文的刘月槎老师，虽然他总是给我的作文九十分，又不断宣称“把郭定生从萝卜班擢升到白菜班”，但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他只是一个没落的上一代的老秀才，放着“国文”正式课本不教（上面有鲁迅等当时名家的文章），却印一些他自己写的被称为“范文”的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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