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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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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五

  (七)研究机构内党的领导方法问题。他在报告中提出,研究机构内的党组织,在领导工作中盲目性还不少,今后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深入到业务工作中去,向专家学习……成为领导科学工作的内行,而不要安于外行”。为此要做到:1.研究所一级的党组织在所内起核心领导作用,“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研究和决定所内各方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包括业务中的重大问题”。2.研究所内各个研究室、课题组一级的党组织,其性质一般类似机关支部。“任务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党组织的堡垒作用,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3.党员个人不许超越职权,随便在工作上发号施令,“在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当中,党员个人的见解,并不代表党,党组织也不要求党员一定要拥护或反对某一种学术见解”。4.研究机构内,应当充分发挥各级行政业务组织和领导人的作用。5.研究工作问题的处理,要贯彻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原则。“目前必须在群众民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领导人和专家在处理研究业务问题上的责任制度,明确职责权限。”6.研究机构内的行政工作干部,必须树立为科研工作、为科学工作者服务的观点,努力改进和做好服务工作。7.为了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党组织必须讲究工作方法,适应工作对象的特点。“要学会更多地运用‘神仙会’等和风细雨的方法,运用正面教育、自我教育的方法。”“要以亲切诚恳的态度,同知识分子交朋友、谈心、自由交换意见,关怀他们、帮助他们进步,建立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合作共事关系。”

  请示报告说:鉴于以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认识上的种种误差,所以,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拟定了科学工作十四条,请中央审批。

  1961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聂荣臻的报告。这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等政治局的大部分成员都到了。聂荣臻在会上作汇报,陈述了制定这个文件的过程和理由,举了大量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例子,说明制定《科学工作十四条》的必要性。他的结束语是:有了《科学工作十四条》,就能“正确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双百’方针,调动广大的年老、年轻,党内、党外的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张劲夫作了补充说明。到会的领导人都认为这是个好文件,得到会议批准,后来又送经毛泽东批准。

  7月19日,中央将《关于自然科学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以中发(61)505号文件正式下发。在这个文件上中央作了批示:认为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政策规定和具体措施是正确的,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同时,这个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也都是适用的。

  《请示报告》和《科学工作十四条》下发以后,聂荣臻想,虽然事前广泛听取了一些部门、科研单位的科技工作者和领导干部的意见,但这样一个涉及诸多的问题,影响广泛的文件,能真正让所有的有关人员接受,是不容易的。他让国防科委、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再次广泛征求党内外科学家的意见,展开调查试点工作。

  了解到的情况,使聂荣臻感到欣慰。文件下发后,在自然科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科学工作者无论党内、党外,青年、老年都表示热烈欢迎,同时,也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意见。人们普遍认为,文件是解放以后党领导科技工作的全面总结,是调动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做贡献、多出人才的正确政策。

  在国家科委的组织下,各部门、各单位、各地方、各研究单位认真组织落实《科学工作十四条》。各研究机构都开了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对研究人员最关心,要求最迫切的问题,尽可能予以解决。如对1957年以后,在运动中被批判或斗争错了的人,分别甄别平反,解除思想疙瘩。开展学术民主,广开言路,切实保证每周有5天的科研时间,精简会议,减少科学家、专家的行政事务等等,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广大科研人员对贯彻科学工作十四条后的形势,普遍感到满意。人们心情舒畅,精神振奋。研究人员绝大多数在不同程度上,更加靠近党了。这些,都有力地配合了“两弹”攻关任务的完成。

  《科学工作十四条》的作用是明显的,但它又有局限性。比如,没有在根本上给知识分子确定阶级属性。时仅半年之后,关于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问题就又一次摆在人们的面前。这就成为1962年初春广州会议的主要议题。

  广州是座景色宜人的城市,珠江从城中无声地流过。2月,北国还没有告别银色的世界,这南国之城却已充满春意了。

  1962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由聂荣臻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起初是想借《科学工作十四条》贯彻后的东风,搞出一个新的科学规划来。

  2月16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对这个会议,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极为支持。那时,全国经济状况还比较紧张。广东虽说好些,但物资也不富余。不过陶铸还是组织了大批的罐头食品、水果、猪肉等,供会议使用。

  到会的有全国各专业、各学科的代表310人。科学家们来到广州后,聂荣臻先找了几位科学家谈心,发现这几位科学家分别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情绪。有人提出“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有人反映:“一提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总使我们感到低人一头,连子女也因此受歧视,从没有听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情绪集中地表现在这个问题上。聂荣臻觉得这个问题很大,关系到几百万知识分子。他想起一次在国务院会议上的争论。

  那次会上,讨论到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问题时,有人提出,是不是还笼统地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聂荣臻在会上发言说:“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这不能理解嘛!”

  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同意聂荣臻的意见。她说起话来很激动:“办那么多学校,都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干什么!那是不合逻辑的。”

  听了这些反映,聂荣臻想,既然知识分子如此关心他们的阶级属性问题,而且,看来还有许多心里话要说。他找韩光、范长江、张劲夫等商量,把会期适当延长一些,除了讨论新的科学规划以外,索性多听听科学家们的意见,进一步做好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大家都同意聂荣臻的意见。所以,广州会议的会期比原计划延长了10多天,一共开了25天。

  2月下旬,正好周恩来、陈毅也在广州。聂荣臻请他们到会讲话。他在电话里对周恩来说:这几天会议中,科学家们对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水利、教学改革、科学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等提了许多疑问。尤其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说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见很大,怎么回答好?

  是否请你到会讲讲。周恩来在电话中说:“就叫人民的知识分子,具体怎么讲,我到会上再说。正好戏剧创作等几个会议也在这里开,与会的都是知识分子,也要我讲话,到时候我集中讲讲知识分子问题吧。”

  3月2日,周恩来到会讲话。会议是在市政府礼堂举行的,几百名知识分子欢聚一堂。聂荣臻在主席台上看到,周恩来拿了一张从日历上撕下的小纸片,可能就是那天他们通电话时记的几句话,一讲就是近两个小时。讲话记录稍加整理,就成为政策性、逻辑性很强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好文章。

  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现在不能笼统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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