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火箭发动机动力学专家、五院三分院副院长梁守槃说：“科技工作者的最大愿望是能够在工作岗位上贡献自己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为接近和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作出成绩。从旧社会留下来的科技人员，出身和经历不尽相同，但对于外国人欺凌的感受则是一致的。因此，在毛主席庄严地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大家都渴望能为祖国建设效绵薄之力。绝大多数留用的科技人员是爱国的。聂总看到了这一主流，一直对他们采犬政治上关怀、工作上放手’的方针，没有因为他们出身于其他社会阶层而嫌弃他们，也没有因为他们有缺点而采犬敬而远之’的态度。在会见和交谈中，一直给科技人员以可敬可亲的长者的印象。”①中国原子能事业奠基人之一的钱三强1984年回忆说：1956年时，“聂总既抓原子能，又抓航天技术，而更多侧重抓航天技术。就这样，我国的原子能和航天技术，刚一起步就有了强有力的领导……1960年，正当工作进入关键时刻，我国遇到了经济上的暂时困难。正在这时，又是聂总鼓舞了大家的信心。记得他不止一次说过：你们只管放手工作，我来做你们的后勤部长。
①《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38页。
为了保证（原子弹攻关）计划完成，聂总一方面从政治上、思想上关心科技工作者，鼓励大家正视困难，战胜困难；另一方面他亲自想方设法采取一系列措施提供后勤保证……使广大科技人员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开展大协作的优越性。因此，尽管当时各方面困难不少，但大家精神振奋，情绪饱满，工作进展顺利。我想这正是当时主持科技工作的聂总重视知识分子，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所起的重要作用”。
※第七十章 科学工作十四条的制定和广州会议
聂荣臻爱护知识分子、理解知识分子，但是，他的影响所及，毕竟只是少数人。而在全国包括国防科研系统，在一段时间里，“左”的影响还在妨碍着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政治冲击业务更是司空见惯。这些情况聂荣臻了解得很清楚，也因此为中国的科技进步而担忧。通过全国性的了解和深入调查，在广泛听取知识分子意见后，1961年，聂荣臻向中央正式提出解决科技战线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意见。这就是《科学工作十四条》，当时被邓小平称为“科学工作的宪法”。
《科学工作十四条》产生的背景，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给科技战线造成的困境。
“大跃进”所鼓动起来的狂热，在全国出现了浮夸风和瞎指挥风，使科学研究机关也受到了影响。科研工作的客观规律得不到尊重，许多科学家对此反应强烈。还有一些科技人员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受到这样那样的冲击，也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些都阻碍着科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聂荣臻认为，已经到了系统调整科研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时候了。就在这时，1961年初，毛泽东终于从越来越多的情况反映中，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又一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0年冬天，聂荣臻组织了对科技战线的较大范围的调查研究，调查首先从导弹研究院开始。
这里的科技人员，反映了许多在今天看来可笑，而在那个年代确实存在的问题。导弹研究院，就在国宾馆附近。于是，很多的迎宾任务就落到了科学家们的身上。这些从事20世纪尖端科学研究的导弹专家们，不得不打着小纸旗，站在北京的街头，去欢迎外宾。
在当时，各种运动很多，北京每年要进行机关整顿，一次就要学习几个星期，这已经成为惯例。科技人员用于专业研究工作的时间，还不到二分之一。知识分子对这些很有意见。
导弹研究院的调查结束后，聂荣臻又指示在更大的范围了解情况。中国科学院所反映的问题，和导弹研究院基本一样。最突出的是，科研时间不能保证。科学工作者每周6个工作日当中，用于科学研究的时间也大体上只有3天，有的还不足3天。大量的时间，被用来搞政治学习或与科研无关的各种体力劳动。
1961年春天，聂荣臻根据中共中央正在酝酿中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要求各条战线都理出若干政策性条条来的指示，在上海、北京分别组织专家座谈会，就科研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请科学家畅所欲言。
座谈会的气氛轻松自然，被誉为“神仙会”，专家们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
1961年4月，聂荣臻来到杭州，住在西子湖畔的王庄。这里湖光山色，春意盎然，无论是漫步苏堤、白堤，湖上泛舟，还是花港观鱼，到处可见勃勃生机。他在领略大自然的绮丽风光时，一个强烈的愿望不时在脑海萦回：要给知识分子以“春天”，给科学研究的环境以“春天”，应该把这方面的政策条条尽快理出来。于是，他要秘书通知国家科委韩光、刘西尧，中国科学院张劲夫、杜润生，国防科委安东、路扬，上海市科委刘述周、舒文等人，先后来到杭州，从4月16日起，一连开了10多天的会议，听他们汇报前一阶段关于知识分子政策，和各单位科研政策的执行状况，提出需要改进的意见等等。就在这里，经过反复磋商，聂荣臻主持拟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十四条的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工作十四条》）初稿。《科学工作十四条》的提出，旨在系统地、全面地排除影响科研工作的“左”的做法，这也是聂荣臻对积郁在心中数年的问题，寻求一个总的解决办法。
《科学工作十四条》的主要内容是：
（一）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
（二）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这主要是为了改变大跃进以后，在科研工作的任务、方向、人员设备、制度等五个方面面临频繁变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三）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主要是强调科研部门必须保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急需的关键性科学技术过关，但又不排斥一些探索性的项目和基础理论的研究。
（四）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和检查科学工作计划。
（五）科技人员要在工作中发扬敢想、敢说、敢干，但又要与严肃性、严格性、严密性结合的“三敢三严”精神。
（六）保证科技人员每周有5天时间搞科研工作。
（七）采取措施，着重培养青年科技人员，对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和优秀青年科技人员，要重点支持重点培养。
（八）科研部门要与生产单位、高等院校加强协作和交流，共同促进科技进步。
（九）在人力物力财力使用上，要贯彻“勤俭办科学”的精神。
（十）科学工作中提倡自由辩论，不戴帽子，允许保留意见，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科学的方针。
（十一）知识分子初步“红”的标准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强调“红”与“专”要统一。
（十二）要根据知识分子的特点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各级政工和行政干部要特别强调为知识分子服务。
（十三）领导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逐步由外行变为内行。
（十四）科研单位要在党委领导下，贯彻由科技专家负责的技术责任制，基层党组织只起保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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