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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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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

  班威廉夫妇亲眼目睹了聂荣臻在这种危险时刻显现出来的镇定自若的风度。他俩后来写道:当日机倾其全力向某一个防空壕的入口猛烈投弹轰炸的时候,军区各支军队的许多主要长官们,都被关闭在这个防空壕里。聂将军本人分开了两条腿,张大了嘴,是在默默地数着爆炸的次数:一、二、三……十……二十……三十……防空壕仍然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害;这么许多次数的爆炸,既然不能炸毁那个防空壕,那么即使敌机把六架飞机所载的全数炸弹都投向该壕,它也应该受得住;事实上确乎不曾被炸毁,可是也危险得很了。在入口近处及入口内部爆炸的炸弹,一共达七十五枚之多,而它们都是一百磅以上的炸弹。聂将军当夜就把司令部移到另一个村落去。

  这次轰炸,是敌人春季“扫荡”的组成部分,日寇妄图一举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和消灭八路军领导人。但由于有坚固的防空工事,其阴谋未能得逞。

  自4月19日起,日军出动9000人,伪军3000人,对北岳区发动又一次大“扫荡”。其意图是想乘八路军大批主力深入敌后的时机,再来一次突击。可聂荣臻根据情报,洞察了敌人企图,早于4月11日发布训令:敌人的“扫荡”即将来临,在反“扫荡”中控制制高点有最重要的意义,因此各级领导要熟悉地形,尽快构筑必要的工事,并进行演习。19日,日军“扫荡”开始, 21日聂荣臻发布命令:敌这次“扫荡”的重点是第四军分区,二分区为钳制方向,两区要密切配合进行反“扫荡”。5月1日他在训令中又指出:敌人在四分区“扫荡”的特点是由南而北,在汉奸指引下,轻装奔袭我指挥和后方机关,挖掘“坚壁”物资。行动秘密,迂回合击,合击不成,即分成百余人一股分区“清剿”。搜山时由牲口在前面踩地雷,足见地雷对敌人的肉体与精神都是大的打击,要领导军民全面开展地雷战。我军还应正面与纵深全面警戒,完善通信联络。机关力求轻装,并有防袭击的作战预案。部队要不分昼夜,袭扰驻剿之敌,还要加强对群众的教育,以防被敌利用。

  根据地军民的地雷战确实厉害。在这次反“扫荡”中,涌现了不少民兵爆炸英雄,李勇是其中突出的典型人物。他率领阜平五丈湾民兵游击小组,巧布地雷阵,炸死日军36人,迫使700多敌人不敢走大道,沿河滩涉水逃跑。

  聂荣臻得知此事后非常高兴,随即通令嘉奖了李勇。作家邵子南战时与李勇的爆炸组生活战斗在一起,事后写了《李勇大摆地雷阵》一书,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场景。

  5月16日聂荣臻指出:敌在这次“扫荡”中处处显出兵力不足,我军应组织适当兵力,对敌反包围,力争多消灭敌人。5月18日,北岳区春季反“扫荡”结束,一个月中歼敌1700多人。

  5月初,军区司令部搬到了一个富有诗意名字的村庄——花山。那是一个只有10几户人家的小山村。温塘被炸后,聂荣臻原想将司令部搬到城南庄去,但听说军区工兵营已经在花山修建了一个很好的防空洞,于是决定搬到那里去。

  那时正是春深似海的时节,花山村前面的山溪,流水潺潺,绿得叫人心醉。村后陡峭险峻的山崖上,山花怒放,那争奇斗艳的花儿犹如朵朵彩云,令聂荣臻不禁感叹“花山”这个名字起得何等准确。

  在紧靠陡壁的山下柿子林里,离防空洞不远的地方,赶建了3间土坯房,一间作为聂荣臻的办公室兼卧室,紧挨着的两间是司令部的作战室。离聂荣臻的住处三四十步远的地方,修建了5间土坯房,分别住着萧克、唐延杰和作战科的人员。其他科的人员则分居在别处。

  到达花山的第二天晚饭后,聂荣臻在村里挨家挨户看望乡亲。他了解到村里有几户人家困难得揭不开锅,可是在每家的地下都埋着一水缸公粮——乡亲们宁肯挨饿,也不愿去动用那些准备上交的公粮。有一家人还因为吃了野菜中毒,全都病倒在炕上。聂荣臻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他把司令部管理科的人员找来,让他们给断了粮的乡亲们送去粮食,以救燃眉之急,还叫卫生所的医生张业胜赶快去抢救吃野菜中毒的那户老乡。

  ※第四十三章 回延安

  1943年初夏,一个令人义愤填膺的消息烧灼着聂荣臻和晋察冀边区军民的心: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以60万兵力图谋进攻陕甘宁边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7月15日,在花山北面树林里召开了边区“制止内战,挽救危亡大会”。

  会上,聂荣臻面对参加会议的万名军民,慷慨陈词,号召边区军民动员起来,为保卫陕甘宁边区而斗争。8月1日,聂荣臻又在军区直属队庆祝建军节的集会上指出: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夜,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我们必须“谨防扒手”,绝不能再让其重演“四·一二”政变故伎。

  为了应付敌后斗争持续紧张和经济上日益困难的局面,1943年6月,聂荣臻发布了“关于精减机关及直属队的命令”。总的精神是:精简机关,减少非战斗人员,精简下来的人适合作战的充实战斗连队,要求达到战斗人员占73.79%,非战斗人员占26.21%。同时聂荣臻致电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建议将编余人员送往延安学习或另行分配工作。毛泽东8月5日致电聂荣臻,非常赞同他的这一决策,并说:“毫无疑义,你们应实行精简,在这个政策上迟疑不决,就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目前你们应即决心减去三万,只留五万……如果明年更困难,再准备从五万中减一万。”同一天,毛泽东又致电聂荣臻:吕(正操)部六千西移不变,另从北岳区调四千西移,冀中将来需要时从北岳区调去。你们要下决心减去三万人,否则民困军疲,将来很危险,只要能保存三万精兵(包括游击队)就是了不起的成绩。中央已决定你来参加七大,望迅作布置早日动身。

  毛泽东在电文中提到的“西移”,指的是调晋察冀7个团去晋绥军区。

  晋察冀军区遵照中央的指示,经过多次精简,总兵力已由原来的12万人降至8万人,现在中央又要求再减去3万人。至于要聂荣臻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对他来说,能有机会回一趟延安,见见久违了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各位中央领导人,当面聆听他们的指示,自然是一大快事。

  “你们给我拿烟袋来。”聂荣臻一高兴,就想抽烟。他抽旱烟,他的警卫员则随随便便地当着他的面,从他的抽屉里拿出纸烟来抽。一位从下面部队来的领导干部不解地问聂荣臻:“他们怎么这样随便呀?我们在你面前可是不叫坐不敢坐的。”聂荣臻风趣地回答:“我的命都在他们手里,自己的同志,朝夕相处,应该随便点。”

  聂荣臻要走的消息,是严格保密的,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知道内情的人,都不免担心:司令员走了以后,晋察冀军区的工作怎么开展?以往反“扫荡”时,哪怕情况再危急,只要说一声“三〇一”在,人心就稳住了。长期以来,聂荣臻被人们看作是晋察冀党政军的主要领导核心。他走了,留下的领导人自然感到肩头的担子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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