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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一定非南下不可,如果在南昌附近,或是在湘、鄂、赣农村地区,把我们的力量展开,面向农民,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就能够推动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当然,这只是现在的设想。实际上当时我们缺乏土地革命的思想,没有认识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①。到了香港以后,聂荣臻于1927年11月4日曾致函中共中央军事部,对朱德率领的第二十五师的去向问题,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建议。至今这封信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

  钧甫兄:②

  本日得二十五师来人杨心余来此报告云,二十五师退至武平后夏被十八师追击,在该地应战,我军本占优势,但士第③下令返却,然行动不一致,损失颇大。经过此役,现尚存实力约有一千五百人左右,枪支在一千以下,机枪两挺。及退至信丰时,兵士疲倦已极,士第等又未得着党的指导和消息,虽然派赵自选④去,恐亦未曾赶及……现由玉阶⑤负总责指挥……我恐士第走后,军事及党部方面均无重心,恐玉阶不能指挥。来人云,玉阶已曾表示向大众云“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我虽有十支八支枪,还是要革命的。”

  由此可见,他掌握部队之难了,并且走的方向亦不妥,我的意见现在只好闯进湖南去,与湘农民会合……

  在这封信里,可以看出聂荣臻已经有了革命武装斗争应该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思想,这在当时是很可贵的。

  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76页。

  ②中央军事部的代号。

  ③士第,即周土第(1900—1979),当时任起义军第二十五师师长。

  ④赵自选(1901—1929),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

  ⑤玉阶,即朱德的字。

  ※第六章 参与领导广州起义

  到了香港,杨石魂与中共广东省委取得联系,把周恩来安置到九龙油麻地广东道的一处住所治玻一天,叶挺和聂荣臻化装成老百姓,到省委机关接头。省委机关的人见他们衣衫褴褛,不晓得是什么人,而他们又忘记向杨石魂问接头的暗号。接头不成,只好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便去买衣服等物品。聂荣臻身上分文不名,叶挺带了很多百元一张的港币。两人穿着破烂而手持大票,店伙计不信,说是假票,叶挺一听便生气,把一张百元大票扯了,又拿出一张。聂荣臻怕引起怀疑,拉着叶挺走开,说道:“老总啊,你这个态度不好,人家一看你这样大方,100块钱随便扯了,是会引起怀疑的。”

  他们又换了个店铺买了衣服。不久与省委接上了头。过了半个月,中央通知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1月初,聂、叶送周恩来从九龙深水埠乘船赴沪。

  聂荣臻随即分配到广东省委军委,负责省委军委的日常工作。军委成员还有黄锦辉、杨剑英。军委书记由张太雷兼任。

  对于广州起义,在省委讨论时,聂荣臻持不同意见。他说:“总的说,南昌起义刚失败,没有配合的余地,另外一方面,广州的工人纠察队已经解散,革命已经进入低潮。”他不同意搞这次起义,一再表明自己的观点。

  聂荣臻的意见是正确的。“四·一二”政变后,广州发生了“四·一五”事变,革命力量遭到摧残。在广州的香港罢工工人大部被迫回到香港,主要工会多数变成了黄色工会,共产党能领导的仅有印刷工会、汽车司机和人力车工会等少数几个,广州附近仅有少数农民赤卫队。主要力量是叶剑英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敌人则相当强大:李济深、张发奎、黄绍竑、薛岳、李福林等几个军就在广州附近;粤、桂两派军阀虽然正在为争夺广东地盘而厮杀,但一旦起义,他们就会掉过头来,联合对付起义军。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起义不可能成功。

  但起义是中央决定的,不能改变。省委和省军委的成员陆续到广州集中。

  对于起义的具体部署,也存在着严重分歧。

  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不懂军事,完全依靠第三国际顾问诺伊曼。诺伊曼是德国人,作为国际代表来指导这次起义。他也不懂军事,提出广州起义应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先发动工人罢工,上街游行,然后发展成暴动。

  聂荣臻等人一再和诺伊曼争论,说明中国的情况与当年俄国的情况不同,不能照搬。发动起义的时间,诺伊曼主张白天搞,聂荣臻等人建议夜间搞突然袭击。对这个正确的意见,诺伊曼听不进去。领导这次起义的一些省委领导人,勇敢、热情,但缺乏军事知识,诺伊曼等人说了算。因此,在起义的部署、作战指挥方面,一开始就有许多错误。

  起义的日期决定在12月12日。聂荣臻的主要任务是同各方面进行联络,了解情况,筹划军火。他在八旗会馆对面租了间房子,由杨剑英留守,作为军委的联络点。

  起义前夕,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运手榴弹的行动暴露了。起义用的手榴弹是在乡下制造的,分散运往城里,储存在大北街一家米店。运送中被敌人岗哨发觉,米店跟着暴露。

  这使敌人警觉起来。张发奎急令黄琪翔把军队从前线调回来,还下令调另一部分军队向广州集中。12月10日,张发奎宣布特别戒严令,准备立即缴教导团的枪械。

  面对这种情况,起义指挥部不得不迅速决定,起义提前到12月11日凌晨。因为时间仓促,担任起义总指挥的叶挺匆忙从香港赶到广州,没有参加讨论。12月11日凌晨,教导团首先行动。他们处决了反动派派来的代理团长朱勉芳,又与工人赤卫队联合,分路向重要据点进攻。至当日中午,广州市珠江以北的公安局、观音山、广九车站、电灯厂、中央银行全部被起义军占领,未占领的仅剩四军军部、四军军械处、李济深公馆和检察院。

  起义军占领公安局后,指挥部设在公安局。在起义的两天中,聂荣臻一直在总指挥部。总指挥部设在原公安局局长朱晖日的办公室里。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也经常在这里。

  枪声稀疏,夜晚来临。聂荣臻和叶挺在指挥部的小楼上商量次日的战斗部署。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必须迅速确定。他们商讨过后,催促起义领导人立即开会。当天子夜时,起义领导人在这里召开会议,研究形势,讨论下一步行动。叶挺分析说:广州周围敌人兵力太多,而且近在咫尺,一旦组织起来反扑,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最好不要在广州坚持,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聂荣臻发言,完全同意叶挺的意见。但诺伊曼认为起义只能进攻,不能退却,还声色俱厉地批评叶挺:“你这是想去当土匪!”把叶挺的正确主张顶了回去。叶挺在两次起义中都独具慧眼。聂荣臻很钦佩叶挺军事上的真知灼见。他也认为,眼下,起义军只有转到农村地区才能保存实力,避免重大牺牲。张太雷等人还是听诺伊曼的意见,下令固守阵地,向尚未攻占的据点进攻,并召开工农兵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这个决定,为广州起义,连同张太雷本身,都带来了悲剧性的结局。

  凌晨两点,下达了继续进攻的命令,执意要肃清几处敌军占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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