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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

  ……闹钟响了。听见铃声,我疲倦地睁大眼睛。应当起床了。床头小柜上的闹钟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我按照冬季的作息时间:六点半起身。儿子帮忙我穿好衣服,扶我下床。他不知道前一夜我做了些什么梦,醒了多少次。

  【访日归来】

  一

  我四个月不曾执笔。在医院里一共写了十六、七篇文章。

  最后的一篇就是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我们为什么写作?》。写完发言稿不久我便离开医院。这次回家不是病已完全治好,只是出去作参加东京大会的准备。医生同意我出国,这说明我的病已经给药物控制住,健康逐渐在恢复,只要按时服药,不让自己疲劳,我看短短两个星期的出国访问是可以应付过去的。我的确很乐观。

  朋友中多数不赞成我出国开会,他们害怕我的身体吃不消。我病了两年多,两次住院就花去一年的时间,接触新鲜空气的机会很少,自我感觉就是一个病人。探望的亲友们一来,问的、谈的也总是关于病的事,谈得越多,我越是精神不振。看到我的这种精神状态,又了解我的一些病情,亲友们当然会为我的健康担心。其实连我自己也有过动尧灰心的时候。跟疾病作斗争,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少不了医生的支持。医生的同意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此外,还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持我,那就是日本作家的友情。一年中井上靖先生三次到医院探病,邀请我参加东京的大会。水上勉先生等五位作家在我第二次住院之前到我家访问,水上先生“非常忧虑”我的“健康”,但他们也都殷切希望我出席大会。我的答复始终是这样一句:“只要健康允许,我一定出席。”我这样回答并非使用外交辞令,我心里想:我绝不让朋友们失望。出发前两天见到从北京来的我们中国代表团的几位成员,闲谈中我还说:“我认为交朋友就是要交到底。”他们赞同我这个意见。

  我在日本度过了两个星期愉快的日子,我常常感到精神振奋,忘了疲劳,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甚至忘记按时服药。

  除了行动不便、不得不谢绝宴会、坐在轮椅上出入机场外,我好像是一个健康人。不用说,朋友们安排我的生活与活动的日程也十分周到,同行的人包括我的女儿在内也很关心我的饮食和休息。为了安排日程,我和他们就有过分歧,我说:“我既然来了,就要尽可能多见些老朋友,不要拒绝任何人。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知道同老朋友欢聚,不会使人感到紧张。我在东京京王广场饭店第三十九层楼房住下来,第一天便对人说:我到了东京,就是战胜了疾玻我为了友情而来,友情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从第二天开始,我访问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扫过中岛健藏先生的墓,到井上靖先生的府上去拜望,出席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招待会,参加国际笔会四十七届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还在全体大会上发了言,同井上靖先生和木下顺二先生分别进行过四次对谈……在旅馆里会见了许多来访的老朋友,见到不少想见的熟人。客人去后,或者我从外面回来,或者同行的人不在房里,我搬一把椅子坐在窗前,出神地望着窗外,下面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一辆紧接一辆连续不断,就像小孩的玩具。大的玻璃窗封得牢牢的,在这个闹市区,房里没有一点噪音。我什么都不想,也不感到眼花缭乱,虽然在夜里楼前是五光十色。我心里十分平静,我得到了休息。即使在活动较多的日子里我也不曾增加服药的剂量。一切都很顺利。两个星期就这样箭也似地飞过去了。在成田机场上,我坐着轮椅走向机舱,送行者带泪的告别声把我的心拉向朋友,我也忘记了自己地挥手高呼“再见。”我仿佛做了一场美好的梦。但是我知道我欠下更多的友情的债了。

  我回到了上海。和我最初的预料相反,我并不曾病倒。我去医院找那位经常给我看病的医生,她也认为我的病情稳定,可以不住进医院。东京的旅行给我证实一件事情:在我这个病人身上,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起大的作用。

  二

  我到了东京,晚上商谈日程时,只向主人提一个要求:去中岛健藏先生墓前献花。第二天上午车子把我送到了豪德寺。

  中岛京子夫人早已在门口等候,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先生也来了,他们给我带路,女儿小林或者担任译员的小陈搀扶我。

  多少年我没有这种“清晨入古寺”的感觉了。但是我怎么能相信我是去扫墓呢?。这位分别七年的老友,他的笑声还在我的耳边。我多么想看见他,我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埃我着急,我为我的移动艰难的左腿感到苦恼。……虽然吃力,虽然慢,我终于到了中岛先生安息的地方。整洁、朴素的墓碑上刻着他们伉俪的名字。碑前一对插花的石瓶,下面还有一个香炉。白土先生指着碑上填红色的京子夫人的大名说:“这是我们的习惯。”我点点头答道:“我们过去也是这样。”旁边还有中岛先生亡故父母的合葬墓。墓碑同样整洁、大方。我的父母就是这样合葬的,我母亲安葬的时候,父亲就让他的名字刻在墓碑上。三年后父亲的棺木入土,碑上的红字才涂成黑色。这已经是六十几年前的事了,但那样的墓碑还鲜明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把花插在石瓶里,我看看四周,空气清新,很安静,又很肃穆。我望着墓碑,我在心里唤着他的名字,二十几年中的往事一一出现在眼前。我想着,想着。他明明举着酒杯对我微笑。我恭敬地向他鞠了三个躬。我睁大眼睛,庄严的墓碑默默地对着我,没有人讲话。我的耳边响起一个熟习的声音:“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杆吧。”我的眼睛湿了。我责备自己:我来迟了,又不曾把酒带来。我在墓前沉思片刻,好像在同墓中人对谈。然后我再虔诚地鞠一个躬。……为什么还要带酒呢?我已经把心掏出来挂在墓前了。我含着泪水对京子夫人说:“多好的人啊,他没有私心。为着人民的友谊拿出自己的一切。”离开豪德寺以后,我一直在想吴季札的故事,我永远忘不了别人转告我的一句话:“日本的中岛健藏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中岛先生好像就坐在我的身边。

  三

  在京王广场饭店的高楼上,每天都有老友来看我。我们交谈的时间并不长,讲的都是普通的问候话,可是这些话来自我们的内心,包含着真诚的祝愿和无限的关心。这样的交谈是一种友情的积累。多一次会晤就多一番了解。我同这些朋友大都有二三十年的交往。虽然中间经过一嘲文革”的大灾难,友情也并未中断,它仿佛一本大书照常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几十分钟的会见,半小时的畅谈,常常把长时间的想念牢牢地连在一起。根据个人的经验我懂得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意义。

  朋友S从横滨来看我。他也拄着手杖,步履蹒跚,还有一个人在照料他。三年前我在上海见到他,他的身体似乎比现在好些。一九八〇年我和冰心大姐访问日本,他还作为主人接待过我们,那时我就发见他比在“文革”前衰老多了。后来听人讲起他在“文革”期间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替我国“左派”作过宣传,在国内得不到人们的谅解,因此很感痛苦。这样的事我听说在一些欧洲朋友中间也发生过,因此我只当作“小道消息”听了进去,并不曾向那位朋友问个明白。说句实话,我早已习惯了这种事情,不以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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