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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我一去就是五年。没有想到过了一年多陆圣泉就遭了日本宪兵队的毒手,我回到上海只能翻读他用陆蠡笔名发表的三本散文集:《海星》、《竹刀》、《囚绿记》。而李尧林呢,他已经躺在病床上等着同我诀别,我后来把他的遗体埋葬在虹桥公墓,接着用他自己的稿费给他修了一个不太漂亮的墓。然而十年浩劫一来,整个公墓都不见了,更不用说他的尸骨。

  一九四〇年从上海去海防毫无困难。需要的护照,可以托中国旅行社代办,船票可以找旅行社代买,签证的手续也用不着我自己费神。那次航行遇到风在福州湾停了一天半,但终于顺利地到达了海防。在海防我住在一家华侨开设的旅馆里。上船时我是单身一个,在旅馆里等待海关检查行李时我已经结交了好几位朋友。我随身带的东西少,一切手续由旅馆代办,我只消出一点手续费。同行的客人中有的东西带得较多,被海关扣留,还得靠旅馆派人交涉,或缴税或没收,由那里的法国官员说了算。还有人穿着新的长统皮靴,给强迫当场从脚上脱下来。总之,当时从上海到所谓“大后方”去的人大都经由海防乘火车进云南,去昆明。我经过海防时法国刚刚战败,日本侵略军正在对法国殖民当局施加压力,要侵占越南,形势紧张,这条路的命运不会长了,但这里还是十分热闹、拥挤,也正是旅馆里的人大显身手的时候。我们等在旅馆里。同行的人被海关扣留的东西都一件一件地给拿了回来。这样大家就动身继续往前走了。

  我们自动地组织起来,身强力壮的人帮忙管理行李,对外交涉,购票上车,客栈过夜,只要花少许钱都办得顺利。我们从海防到河内,再由河内坐滇越路的火车到老街,走过铁桥进入中国国境。火车白昼行驶,夜晚休息,行李跟随客人上上下下,不仅在越南境内是这样,在云南境内一直到昆明都是这样。但是靠了这个自发的组织,我在路上毫不感到困难。跟着大家走,自己用不着多考虑,费用不大,由大家公平分担。所谓大家就是同路的人。他们大都是生意人,也有公司职员,还有到昆明寻找丈夫的家庭妇女。和我比较熟悉的是一位轮船公司的职员和一位昆明商行的“副经理”,我们在海轮上住在同一个舱里。“副经理”带了云南太太回上海探亲,这条路上的情况他熟悉,他买了好几瓶法国三星牌白兰地酒要带出去,为了逃税,他贿赂了海关的越南官员,这当然是通过旅馆的服务员即所谓接客人员进行的。我看见他把钞票塞到越南人的手里,越南人毫无表情,却把钞票捏得紧紧的,法国人不曾觉察出来,酒全给放出去了。做得快,也做得干脆,这样的事以后在不同的地方我也常有机会见到。他们真想得出来,也真做得出来。

  这以后我们就由河口铁桥进入中国境内。在“孤岛——上海”忍气吞声地生活了一年半,在海防海关那个厅里看够了法国官员的横暴行为,现在踏上我们亲爱的祖国的土地,我的激动是可以想象到的。我们在河口住进了客栈,安顿了行李,就到云南省出入境检查机关去登记。这机关的全名我已经忘记,本来在一九四 〇年我用过的护照上盖得有这机关的官印,护照我一直保存着,但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上海作家协会的“造反派”在抄家的所谓“革命行动”中,从我家里拿走后就像石沉大海,因此我连这一段“回忆”差一点也写不出来。机关的衙门并不堂皇,官员不多,然而他们有权威。他们检验了护照,盖了印,签了字,为首的官员姓杨。大家都给放过了,只有我一个人遇到了麻烦。我的护照上写明:“李尧棠,四川成都人,三十六岁,书店职员。”长官问我在哪一家书店工作,我答说“开明书店”。他要看证件,我身上没有。他就说:“你打个电报给昆明开明书店要他们来电证明吧。”他们把护照留了下来。看情形我不能同大家一起走了。同行的人感到意外,对我表示同情,仿佛我遭到什么不幸似的。我自己当然也有些苦恼,不过我还能动脑筋。我的箱子里有一张在昆明开明书店取款四百元的便条。是上海开明书店写给我的。我便回到客栈找出这张便条,又把精装本《秋》带在身边,再去向姓杨的长官,说明我是某某人,给他看书和便条。这次他倒相信,不再留难就在护照上盖了英签了名,放我过去了。

  这是上午的事。下午杨先生和他两位同事到客栈来找我,我正在街上散步,他们见到商行副经理,给我留下一张字条,晚上几点钟请我吃饭,并约了我那两位同行者作陪。到了时候三位主人又来客栈寒暄一通,同我们一起大摇大摆地走过铁桥,拿出准备好的临时通行证进入越南老街,在一家华侨酒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饭后我们有说有笑地回到河口,主人们还把我们送到客栈门口,友好地握手告别。第二天早晨我就离开那个一片原始森林的小城,以后再也没有同那三位官员见面,他们也没有给我寄来过片纸只字。他们真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了,但是在老街过的那一两个钟头,今天回想起来还觉得愉快。

  从河口去昆明仍然是白天行车,晚上宿店,我们还是集体活动,互相照顾,因此很顺利地按时到达了终点站。萧珊和另一位朋友到月台来接我,他们已经替我找到了旅馆。同行者中只有那位轮船公司职员后来不久在昆明同我见过一面,其余的人车站匆匆一别,四十年后什么也没有了,不论是面貌或者名字。

  我在旅馆里只住了几天。我去武成路开明书店取款,见到分店的负责人卢先生。闲谈起来,他说他们租得有一所房屋做栈房,相当空,地点就在分店附近,是同一个屋主的房屋,很安静,倘使我想写文章,不妨搬去小祝他还陪我去看了房子。是一间玻璃屋子,坐落在一所花园内,屋子相当宽敞,半间堆满了书,房中还有写字桌和其他家具。我和卢先生虽是初次相见,但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和最近一本小说(《秋》)都是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书店的职员都知道我,因此见一两面,我们就相熟了。我不客气地从旅馆搬了过去,并且受到他们夫妇的照料(他们住在园中另一所屋子里),在那里住了将近三个月,写完了《火》的第一部。

  我在武成路住下来,开始了安静的写作生活,这对我也是意外,我在上海动身时并没有想到在昆明还能找到这样清静的住处。《静寂的园子》和《狗》就是在这里写的。我坐在玻璃屋子里,描写窗外的景物和我的思想活动,我见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结束就怎样结束,我写散文从来就是这样。但绝不是无病呻吟。住下来的头两个月我的生活相当安适,除了萧珊,很少有人来找我。萧珊在西南联合大学念书,暑假期间,她每天来,我们一起出去“游山玩水”,还约一两位朋友同行。武成路上有一间出名的牛肉铺,我们是那里的常客。傍晚或者更迟一些,我送萧珊回到宿舍,早晚我就在屋子里写《火》。我写得快,原先发表过六章,我在上海写了一章带出来,在昆明补写了十一章,不到两个月就把小说写成了。虽然不是成功之作,但也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对这本书的完成,卢先生给我帮了不少的忙,他不但替我找来在《文丛》上发表过的那几章,小说脱稿以后他还抄录一份寄往上海。我住在武成路的时候,他早晚常来看望。后来敌机到昆明骚扰、以至于狂炸,他们夫妇还约我(有时还有萧珊)一起到郊外躲警报。我们住处离城门近,经过一阵拥挤出了城就不那么紧张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郊外躲了两个钟头,在草地上吃了他们带出去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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