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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住与行

  父亲贺龙戎马一生,过惯了军旅的集体生活。所以,我们自小便听惯父亲的一句话:“住集体,过集体生活去。”所以,我们上学都是住校过集体生活。

  贺龙作为共和国的元帅,不可能再去住校或住军营,但那种喜欢凑群的习惯从来不曾改。比如夏天住北戴河,几个老帅住得很集中,活动也在一起,没有任何大墙的感觉,有时吃饭都是“公社化”,饭后一道散步,晚上一道看电影,下部队统一行动,很有集体生活的味道。

  冬天,父亲贺龙常住广州,广州留园有三栋房子,贺帅与叶帅、聂帅各住一栋,三栋房之间是草坪,三家人随便往来,完全是大家庭式的集体生活。警卫营战士天天在草坪上练刺杀,三位元帅每天也必要来草坪上观看。手痒时便各抓一条木枪来做几下示范,父亲对这种生活非常喜爱,真有些“乐不思京”。

  这种“住集体”的生活毕竟有限,多数时间还得回到北京,住在自己家中。那时贺龙住在东交民巷,他住的房间与众都不同,只像一个人,就是毛泽东主席。

  生活中,父亲总是将毛泽东叫作毛大帅,确实是有着很深的崇敬之情。

  贺龙把床做很大,是木板床。床上白褥白被白枕套。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父亲说:“你们不知道,毛大帅的床就是这样。”

  现在人们参观毛主席故居,都知道那床和床具了,当年我们听父亲讲时,却是有着极大的新鲜感。他也是将床的一半放了书,当然没有毛主席床上的书多,可也摆满半张床,有马列著作、毛选,有大量历史书籍,还有许多武侠小说。

  我们曾不解地问:“爸爸,床弄成这样还能睡觉吗?”

  父亲笑着说:“毛大帅床上的书可比我这点多多了。躺床上,随手一抓就可以看。睡觉前总有些零散时间么,拿来看看书,看困了就睡,总比没事等着入睡要好。”

  有一天,父亲一回家就喊:“晓明,给你看样东西。”

  我跑去一看,高兴地叫起来,那是一张海绵垫。那时土包子,没见过也不懂什么海绵垫,只是看着新鲜,黄灿灿的诱人,便高兴地叫起来:“这是什么呀?哟,这么软和,太高级了,一捏就没了,一松就这么大……”

  “这叫海绵垫。”父亲两眼笑成月牙形,“是总理送的,就给你当褥子吧。”

  这么高级的东西,可真不舍得当褥子,不当褥子又能干什么用?还得往床上铺。这一铺,问题发生了。这块海绵垫子比单人床宽又比双人床窄,加宽垫子是不可能,但要把海绵垫剪窄了也是决舍不得的。于是,父亲拿了大主意:“嘿,这还不简单吗?就照这块垫子做张床吧!”

  一般都是看床配褥子,这次父亲是看褥子配床。这块海绵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抄家时,林彪曾指示把抄来的东西搞个展览,让群众看看贺龙生活有多“奢侈”。抄家的清单送到林彪那里,他又下令不办展览了。抄家的报告也说“不办为好”。我明白原因。“文革”前,父亲收养十几名烈士子弟,家里生活是随便而俭朴的。记得国家最后一次卖公债,父亲说:“我买三千。”工作人员笑了,问:“老总,你知道你有多少存款吗?”父亲一怔:“有多少?”工作人员说:“全买了也不够三千。”

  如果给父亲办抄家展览,等于宣传贺龙生活的艰苦朴素。

  谈到贺龙的“行”,他走路有个“毛病”。稍作留意你就可以发现,他走在胡同或走廊里时,从不走中间,总是靠近一侧,时不时地要用手敲敲墙。

  “爸爸,你敲什么呢?”我曾好奇地问。

  “噢,习惯了。”父亲笑了,他并没意识到这个动作对现在的人来说难以理解,“过去斗争严酷,怕有夹壁墙,走哪儿都敲敲,防备着,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贺龙一生,走遍天下,离不开马和汽车,“文化大革命”中,贺龙在交给中央的检查里说:“我过去喜欢马,现在喜欢汽车,喜欢一个快。”

  这一切都不难向历史寻找原因。贺龙少年时曾以赶骡马谋生路,对马的喜爱便容易理解。他经常挂在嘴头上的是马经,喜欢说的一句话是“马通人性”。

  贺龙一生千次万次谈论马。谈得最动感情的一次是长征走到“东布子”、“西布子”一带宿营,准备第二天打一恶仗,然后就可以向甘肃会宁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师了。

  营地静悄悄,战士们喝过野菜汤便躺下闭了眼。全军吃野菜,打恶仗,行万里路,体质恶劣到极点,必须减少一切不必要的体力消耗。

  贺龙骑着他那匹高大、烈性的枣红马,到各部队检查一圈回来,钻进帐篷,朝行军包上一躺就合上眼。据跟随他的警卫员唐云清老人回忆,贺龙那一段瘦得厉害,脸色青灰,胡子遮了近半张脸。他并没入睡,闭目养神一段,小声问:“小鬼,听到部队有什么思想活动吗?”

  “要打仗,司务长动员杀马,谁也舍不得杀。”唐云清又叹口气:“唉,老总说马通人性,一点不假。长征一路,跟战友一样,怎么能杀呢?哭了好几个,都说宁愿饿着肚子打仗。”

  “马不能杀。”唐云清望住贺龙说,“过雪山,过草地,单是咱这匹枣红马就救过五十多个战士,马背上驮着,马尾巴上揪着,借一把力就挺过来了,我计算过。”

  “过湘水时,遇上洪水,要不是枣红马冲浪过河,我早就去见马克思了。突破乌江时,遇上山体崩塌,要不是枣红马反应快,一跃几丈,我早被巨石砸烂了……”贺龙的两眼稍闪开一条缝,马上又合拢了。声音有些喑哑:“这匹千里驹有大恩于我贺龙啊……”

  然而,当唐云清一觉醒来时,贺龙不见了,枣红马也不见了。正在吃饭的战士们,碗里有了肉。唐云清意识到什么,飞跑着去寻找贺龙。在一块山岩后,他蓦地立住了脚,半晌作声不得。

  贺龙背靠山岩坐在那里,马鞭捧在怀里,大颗大颗的泪珠从脸上滚落,点点滴在马鞭上。

  “老总—————!”

  唐云清叫了一声,扑过去,抓住贺龙的两手摇着,再说不出一句话。他也哭了。

  过了很久,贺龙鼻音喃喃地叹出一声:“唉,饿着肚子打恶仗,会多死多少战士?战士战马不可皆得啊……”

  曾经跟随贺龙打天下的老人们都说,贺老总爱马如命。只有为革命,他才会不惜牺牲生命,不惜牺牲马。

  进城后,父亲贺龙弃马坐车。因为城里是不允许你骑马乱跑的。他开始是坐美国吉普,后改坐一辆青绿色的“别尔克”牌轿车。保卫部门多次劝他,说土匪多,不要坐车乱跑。他总是笑着把手一摆:“我骑马不怕土匪,坐车还会怕土匪了?”

  1954年贺龙调北京,组织上为他配一辆吉姆车。吉姆车底盘软,他不喜欢,只喜欢吉普车。外出打猎都要坐嘎斯六九。

  从进城到“文化大革命”,父亲的专车改换几次,从美国吉普换成“别尔克”,换成“吉姆”,换成“吉斯”,又换成国产的“红旗”车,始终不曾改换的是他坐快车的习惯。记得每次坐车,他总要说一声:“开快点。”如果司机开太慢,他就认真问一声:“你吃饭了没有?吃了为啥开不动车?”

  父亲喜欢一个快,工作节奏快,生活节奏快,行路自然要求快。为了快,他很喜欢坐飞机。

  第一次坐飞机,许多人劝贺龙:“要坐飞机就坐男飞行员的飞机,女飞行员应变能力差,体质不如男飞行员,意志也不比男飞行员……”

  父亲贺龙就喜欢坐女飞行员的飞机。他曾充满感情地说:“一个女孩子上天开飞机,要有多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要说危险,人家不危险吗?只要可能,我就坐女飞行员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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