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庄怎么不给我写信？”七伯希望我能给他写信，汇报思想和学习情况。我没想到作为总理的七伯还吃我们的剩菜
建国前，我常听父亲谈起我的七伯七妈，说他们在共产党内工作，都是共产党的领导人，特别是七伯，是位很了不起的人物。建国后我才知道七伯周恩来是政务院总理、外交部长，七妈邓颖超是全国妇联副主席。当时我只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认为他们都是国家领导人，工作又那么忙，这么多年了，是不会记得我这个在基层工作的侄女的。所以我也就一直没有写信与他们联系。
一九五六年我三哥周保常去北京看望七伯七妈，他们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从政治谈到工作，从学习谈到家庭生活，无所不谈。在谈及家庭时，七伯七妈对我们兄妹情况非常熟悉，也非常关心我们的情况，七伯还问道：“保庄怎么不给我写信？你叫她给我写封信。”三哥回家后写信告诉了我。接到三哥的信后我仍未给七伯七妈写信，因为思想上仍有顾虑。后来我四哥保章去看望七伯、七妈时，七伯又谈到了我为什么不给他们去信的事。我经过再三考虑才鼓起勇气，于一九五七年四月给七伯七妈写了第一封信，信上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和学习情况，以及对两位长辈的想念之情。没想到一星期后我就接到七妈给我的回信，信中她亲切地说：“虽然多年未见面未通信，但我对你的印象很熟悉，我一直挂记着在奋斗成长中的侄女，希望你好好学习……”接到七妈这封来信时，我非常的激动，真没想到她老人家这么快给我回信，她工作那么忙还惦记着我、关心着我。打那以后，好像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我，使我干什么工作都要好争先，拼命地干。总算没有辜负七伯七妈对我的期望，我多次被评为省市先进工作者！
一九六二年七妈来信叫我和我爱人张中平去北京过春节，因我当时怀孕不便，所以未能成行。一九六三年我和张中平决定回河北乐亭县中平的老家过春节，打算过完春节返回时去北京看望二十五年未见面的七伯、七妈。很快七妈来信了，表示欢迎我们去北京，并在信中详细地告诉从火车站下车后要乘十三路汽车在府右街下车再到中南海的西北门。
我是一九三八年三岁时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与七伯、七妈在一起住过。岁月匆匆，一晃二十五年过去了。一九六三年五月我与丈夫中平从乐亭接女儿小茹准备回工作的所在地芜湖，路过北京时我们根据七妈信上所提供的地址去中南海看望久别的二位老人。
当我们踏进西花厅那幽静古朴的院子时，我的心情又激动又紧张，心想：马上就要见到七伯、七妈了，我向他们说什么好呢？我一边走着一边不断地思量着，还没有想好就已来到西花厅的庭院中，只见迎面走出两位老太太，我一眼就认出了七妈，另一位后来知道是七妈的秘书张元同志。这时我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急急忙忙，大步奔上前去。就在我来到七妈面前十几步远时，七妈突然大声说：“别动，让我好好看看……”稍停，她才又接着说：“看你是像爸爸还是像妈妈？”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笑语怔住了，愣愣地站住了。七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唔，还是像爸爸。”我那颗忐忑不安的心才放松下来，顿时感到七妈是那样的亲切和蔼，是那样的慈祥和平易近人。我拉着女儿小茹的手对她说：“快叫……”可是叫什么呢？如果按北方的习惯该让我女儿小茹叫七妈姥姥，南方人是叫外婆，而淮安话是叫婆奶。我一时不知道应按什么习惯来让小茹称呼七妈，可是七妈立即明白了，她很快接过我的话头说：“叫姥姥。”我忙教小茹说：“快叫姥姥。”小茹才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姥姥好！”我们都轻松地笑了。
七妈将我们带进屋里。小茹一岁时我为了不影响工作就一直把她放在农村的爷爷奶奶家，一放就是三年多，连我们亲生父母她也不认识了，这次是从她爷爷奶奶家连哄带骗才带出来的，所以她非常“认生”，进了屋不肯坐，一个劲吵着：“我不到你家来，我不到你家来。”七妈说：“什么不到你家来？这是姥姥家。”说着，她就拿出水果哄她并剥了一只香蕉给小茹。小茹吃完香蕉把皮丢在果皮篓中。七妈忙表扬她：“俺小茹真乖，吃香蕉还能不乱丢香蕉皮。”七妈这么一夸，小茹也高兴了，睁着大眼睛笑着看姥姥。七妈说：“我还有事不能多陪了。你们休息一会儿再吃饭，你七伯他更忙，也不能回来吃饭。”
吃饭时七妈回来看了一下菜，说：“我们保庄喜欢吃鸡蛋，再加一个炒鸡蛋。”我们说：“不要加菜了。”七妈说：“加！加！你们难得来，一定要加！”结果，鸡蛋被我们吃完了，鱼剩下来了。第二天我们与七伯、七妈同桌吃饭时竟发现我们昨天吃剩的鱼又端上桌来了，这使我万分感慨，一国总理竟吃我们昨天剩下的菜！而且分别都二十五年了，七妈还记得我小时爱吃鸡蛋。
饭桌上，七妈说：“今天我们请你们吃的这顿饭是按南方人的风俗做的，保庄是在南方长大的嘛；明天我们吃饺子，因为中平是北方人。”她老人家想得那么周到，使我们顿时从心底涌出一股暖流。七妈一边不断地为我们夹菜，一边指着一盘炒毛豆说：“你伯伯就喜欢吃肉丝妙毛豆，你们也一定喜欢吃吧？”我们忙说：“喜欢，喜欢。”当七伯吃完第一碗饭时，我赶快站起来为伯父添饭，我想这是我做晚辈应尽的义务，也是我父母在我小时就教育我这样做的。可是七伯却微笑着说：“自己吃饭哪有还要别人盛的？这是哪家的规矩？如果是我们周家的规矩，那么从我起，这个规矩就要废掉！”说着自己站起来去添饭，并随手把撒落在桌上的几个饭粒抢起来放进嘴里吃了。
七伯身为一国总理，却如此体贴他的亲属晚辈，又如此珍惜每粒粮食，他的这种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也教育了我，连我那只有四岁的女儿小茹也瞪大了眼睛，呆痴痴地望着姥爷刚才的一举一动。如今，这又成了她教育孩子最生动、最具体的好教材。
七伯对农村情况感兴趣。他念念不忘是谁把他带到了东北。七妈说：“黄嫂”是“周家的有功之人”。一份加急电报：伯母嘱，听到消息后，千万不要来京
我们与七伯、七妈相聚了三天，只有吃饭时才能见到他们。七伯的工作很忙，经常工作到翌日的凌晨。但是七伯只要稍有空闲，就抽空与我们谈心，了解有关情况。尤其当他得知我们刚从河北农村来时，对农村情况特别感兴趣，向中平了解乐亭人民的生活水平，问老百姓的情况，问当地集市贸易的物价，问得十分仔细。
我们夫妻都是在铁路上工作的。七伯说：“我们现有的铁路远远赶不上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平插话说：“我们现有的铁路运输水平还不如印度。”七伯点点头，表示同意。但是他说，大连火车站还是不错的，目前东欧几个国家的火车站还都不如大连站好。
七伯问了一些农村情况，谈了一些铁路上的事情之后，又向我们谈起了家史。七伯说：我们周家是一个封建官僚的大家庭。讲到这里时，七伯拧起他那双浓眉，态度很严肃，“封建官僚的家庭根子可厉害了！”这时，他看到我们都有些拘谨，马上又换了口气，风趣地对贫农家庭出身的中平说：“你娶保庄这个官僚家庭出身的小姐怕不怕？”中平笑着并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我不怕。”七伯听了立即哈哈大笑起来，气氛也顿时轻松了。紧接着七伯又说：在我十二岁那年，我三伯周贻谦回淮安探亲，他说我很聪明，要带我出外上学。就这样把我带到东北铁岭，在那里的银冈书院读书，后来又到沈阳和天津上学。然后，他又问我：“保庄，你知道我三伯是谁吗？”我马上回答说：“我知道，就是我爷爷！”七伯又高兴地笑了。
在第三天与伯父、伯母就餐时，我们果然吃了饺子。这时七妈说：“今晚有一场扬剧，但剧院需要安静，规定不让带孩子去，小茹认生又不肯跟别人，所以你们中间只能去一个。谁留下来看孩子？”七妈话刚说完，中平立即表态：“我在家看孩子。”七妈马上表扬他说：“不错，是个能体贴妻子的好丈夫。”
随后，我就和伯父、伯母同乘一辆车子去了剧院。进场坐下后，七妈把我介绍给我身旁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同志：“这是我们的侄女周保庄。”我还和彭真同志握了手。不一会儿，戏就开场了。在看戏的过程中，我发现七伯对扬剧非常感兴趣，不时小声地与七妈交谈着剧情，还说这个曲调和淮剧的某个曲调差不多，又说这句台词只有我们苏北人才能听得懂等等。戏演到一半时七妈对我说：“我要先回去了，你和伯伯继续看吧。”我当时以为七妈身体不好，不能久坐，所以提前先走了，事后才得知，七妈是怕冷落了呆在西花厅的中平，所以看了一半戏她老人家就赶回去陪中平和小茹看电视。
七伯、七妈虽没有孩子，但是却都非常喜欢孩子。七伯发现小茹很乖，有空时就把她抱到长沙发上与她一起玩布娃娃，爷孙俩玩得十分高兴，不时传来他俩的嬉笑声。
我怕小茹不懂事，不时将目光向他们那里投去。只有这时，我才发现七伯父突然变得那么年轻、那么和蔼和亲切。只见他一条腿跪在地上，另一条腿蹲着专心地与小茹玩着布娃娃，他们都是那样地高兴，又那样地开心，使我内心也充满了喜悦。
正玩得起劲时，布娃娃的头突然掉下来了，小茹一下愣住了，接着不高兴地撅起小嘴，咕哝着，两只小手还拍打起来说：“姥爷不好，姥爷就是不好，姥爷把娃娃的头搞掉下来了。”我和七妈忙走过去，只见七伯很认真地向四岁的小茹“赔礼”说：“姥爷不好，是姥爷不好，姥爷把娃娃的头搞掉下来了，姥爷马上给你修行吗？”说着，七伯就认真地修起了布娃娃，很快就把头安装好了。当他把修好的布娃娃送到小茹手上时，小茹咧开小嘴笑了：“哦！姥爷把布娃娃弄好了，姥爷真好……”七伯见小茹那么高兴，自己也开心地笑了。
在我与七伯、七妈交往中，我还忘不了七妈对黄嫂的关怀。
我四岁时母亲便去世了，丢下我们兄妹六人，当时家庭处境非常困难，我的小弟才两岁。父亲只好请保姆。虽然请了几位保姆，但都因孩子多、工资低而离去了。后经人介绍黄嫂来到我家做保姆。她看到我们家当时的困难情况，深表同情。她克服了种种困难吃尽了千辛万苦把我们兄妹几人拉扯大，在我们家一呆就是二十四年。当七妈知道她的事迹后写信说：“她是周家的有功之人。”
一九六一年黄嫂患了子宫癌，发现时已是晚期。因为种种历史上的原因，当时我成了我们家庭的实际主持人，她坚持要回到湖南老家去，为的是不给我增添麻烦。当我万般无奈地把黄嫂病情告知七妈时，七妈非常关心她，马上寄来一些药物和一百元钱给她，使她的生命延续至一九六三年五月，六十八岁时才去世。
那天晚饭后，七伯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在中南海散步，快到红墙边时，看到了人民大会堂。七伯对我们说，国庆十周年到来之前，中央决定首都搞十大建筑，这就是当时建造的人民大会堂，在当时的条件下建设速度还是很快的；并向我俩简单地介绍了这一宏伟建筑的特点。（第二天他又安排人带我们去参观。）这时，有人来找七伯汇报工作，我们便回到住处。七妈见到我们就说：“你们这是受到了‘特殊待遇’，你七伯还从来没有陪过哪位亲属在中南海散步的。”
我们听了以后，感到很荣幸，也很过意不去，因为七伯七妈整天为国家操劳，还在百忙中来接待我们，作为晚辈，心里哪能平静呢？所以那一次如按伯父、伯母的安排，我们可以住七天，但是为了不再给两位老人家添麻烦，到第四天我俩就商量决定离开西花厅，向他们告别。
临别时，七妈说：“有空欢迎你们再来。你们也可常来信谈谈基层情况，但我不能每次都给你回信。保庄也是搞妇女工作的（我当时是芜湖铁路分局的兼职女工委员），我就每月给你寄一期《中国妇女》吧！”就这样，这一刊物一直寄了六年，其间我过意不去曾几次去信请七妈别再寄了，我自己可以花钱在地方订阅，但七妈仍坚持要寄，而且是用她自己工资从邮局订的，每期送到后又让秘书从邮局寄给我，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妇女》休刊才停寄。
七伯去世的当天下午我就收到北京发来的一份加急电报，内容是：“伯母嘱，听到消息后千万不要来京。”我预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第二天早晨从广播中得知七伯去世的消息，我的心情十分悲痛，多么想到北京去见见七伯最后一面啊！但七妈电报中已明确告知千万不要去。怎么能去呢？
七伯、七妈一向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怎能违背她的要求让她不高兴呢？我和孩子们只好在家对着伯父的照片哀悼并发出一份唁电。当时中平出差在山海关，正准备回来，听到消息后，打电话给我，我告知了伯母的电报内容。所以当中平在北京换车时看到人们都戴着“黑纱”，就很难克制想见七伯最后一面的心情，但一想到七妈的电报嘱咐，还是没有去劳动人民文化宫，他只有怀着极度悲伤的心情从北京登上火车回到已搬到南京的家。
一九八三年中平出差到北京又去西花厅看望七妈。这时七妈才说：“伯伯去世时，我打电报不叫你们来北京，主要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怕你们日后受牵连。”
七妈在七伯去世那么痛心紧张的日子里还想着我们，可见她对我们的关心，也说明了“四人帮”对伯伯的仇恨已到了何种地步。
七妈希望我们有时间去跟她谈谈，也好多了解些基层情况，后来中平一去北京出差或开会就去看望七妈，她总是很高兴。
一九八九年中平最后一次去看她老人家时发现七妈身体更差了。这次七妈是坐在轮椅上和中平说话：“很想你们来，但以后你们还是不要来了，我现在的身体情况也不能接待你们，来了只能给他们（指当时在场的高振普、赵炜等工作人员）增加麻烦。”
七妈真是和七伯生前一样，无时无刻不在为别人着想。七妈去世时，根据她生前的遗嘱，我们又只好怀着悲痛的心情发去了一份唁电，也没有能赴京看望她老人家最后一眼。
但是，七伯、七妈那亲切慈祥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周保庄，周恩来堂弟周恩彦之女）
（秦九凤整理）
周保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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