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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叶剑英的底子我知道,应当欢迎他入党”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以后,已担任新编第二师师长的叶剑英通电反蒋后,来到了武汉。

  当时,叶剑英在武汉还有两位老相识,一个是邓演达,一个是张发奎。邓演达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主持武汉三十多万人的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积极开展反蒋斗争。蒋介石派人拉拢不成,就通电解散邓演达为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邓演达毫不理睬,继续坚持反蒋斗争。

  张发奎在参加北伐后,困战绩卓著,升任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军长。此刻他正踌躇满志,到处网罗人才。他听说叶剑英来到武汉,就邀请叶剑英来四军军部,留在自己的身边工作。

  不久,叶剑英被正式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

  叶剑英在第四军军部这一段时间,进一步受到进步的思想影响。四军里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比较多,政治工作比较活跃。在这种环境下,叶剑英对时局有了新的认识。他看到了汪精卫这些人已经越来越走向反动,国民党官僚只谋一己私利,腐化堕落。只有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真心实意地为工农大众谋福利,能够救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他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然而,此时此刻,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加入共产党,显然要冒很大风险。“道路艰险何所惧,只身偏向虎山行。”尽管前进道路上布满荆棘,这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叶剑英是决心走定了。

  此时此刻,黑云压城,到处是腥风血雨,全国和武汉的形势,错综复杂,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有些公开的共产党人并不熟悉,又多隐蔽起来,一时找不到;即使找得到党,党又能够吸收曾是蒋介石嫡系的高级军官吗?自己过去申请入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搁置起来,现在再要求入党会不会如愿呢?叶剑英困惑着,思索着。

  当时,武汉有股出国留学风。不少革命者都想留学苏联,或到其他国家去。叶剑英也想到列宁的故乡去探求共产主义。听说邓演达同苏联大使馆有联系,便去找他帮忙。

  邓演达对叶剑英虽然抱有好感,表示赞成叶出洋。但他考虑到形势复杂,要自己出面介绍,比较为难。因此,邓演达没有答应介绍叶剑英去苏联。

  叶剑英又找到他们熟识的共产党员李世安。他把自己渴望入党的要求和几年来在找党、入党问题上遇到的波折和苦恼都告诉了李世安,希望李世安能想办法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李世安此时在武汉市公安局当秘书主任,以这个公开身份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了解叶剑英的过去,也了解叶剑英的现在。他从在第四军的中共党员、广东同乡柯麟、李文一等人那里早已听说过叶剑英的政治表现和革命志向,知道他曾多次表示过要跟随共产党革命到底的愿望。

  李世安紧握着叶剑英的双手,动情地说:

  “现在,革命正处于低潮。有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人,畏缩了,甚至叛变了。而你却在这样的时候要求加入共产党,同党共患难,这表明你是一位对党的理想具有坚定信仰的真正革命者,我个人非常欢迎你入党,我一定把你的要求报告给党组织。”

  当然,李世安心里也明白,像叶剑英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即或是已经通电反蒋,但要在基层党组织讨论他的入党问题,还可能发生波折。于是,他想到了与叶剑英早已熟识的周恩来。周恩来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水平高,办事讲求实际,此时正在武汉,他便带着叶剑英的热忱希望,秘密找到周恩来向他汇报了这件事。

  周恩来一听说叶剑英在党十分困难的时候要求加入党,当然十分高兴,回忆起自己同叶剑英这位年轻将领的交往,回忆起叶剑英的进步思想和英勇善战,当即肯定地说:

  “叶剑英的底子我知道,应当欢迎他入党。”

  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工作的需要,党组织暂时不要他和其他党员进行联系,只让他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接触。

  当李世安向叶剑英传达了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他已经成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决定后,叶剑英激动地握着李世安的手,坚定地点了点头。

  他感谢李世安对自己的信任,为他入党的事直接向中共领导汇报;更感谢周恩来,能够知人识人,接纳他这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加入中国共产党。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叶剑英从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的时候起,就在漫长的道路上不断地追求和探索。现在,他终于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实现了从一位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眼前展开了一条既艰难曲折又充满希望和光明的大道,他决心沿着这条大道为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和国家富强英勇拼搏,奋斗终生。

  二、“叶剑英的底子我知道,应当欢迎他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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