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五六年开始，聂荣臻就受命主管全国的科技工作，而要搞好科技工作，人才是根本。为了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聂荣臻可说殚精竭虑，想方设法。周恩来对聂荣臻的工作十分支持，并十分满意，多次表扬他：“你是全国知识分子名副其实的‘老总’。”
六十年代初，聂荣臻思考得最多的问题，是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因为这是关于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出人才、出成果的重大问题。他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确下了功夫，多次召开会议，或找知识分子个别谈话，想弄清楚到底应该怎样正确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怎样才能发挥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做出更大的贡献。经过几个会议和深入调查，聂荣臻发现在这些重大的政策性问题上，过去是若明若暗的，有的同志甚至连科研工作的根本任务都不明确。科研人员的心情不够舒畅，他们是有意见、有看法的。
为了搞出一个科学工作的条条来，使各级在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上有章可循，聂荣臻组织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在几个研究所抓了座谈试点工作，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且组织专门班子，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前前后后搞了几十稿，还在杭州讨论了一个多星期，最后搞出了《科学十四条》。《科学十四条》初稿提出来以后，聂荣臻又组织北京、东北两个地区的党员研究所长开会，扩大党内科学家与会，共同进行讨论修改。并在一些部属的研究单位，像钢铁研究院，地质研究院、农业科学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以及若干国防科研单位进行讨、论和试点。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党组也进行了多次讨论。这样，经过反复讨论、实践、修改，《科学十四条》也就比较成熟了。最后由聂荣臻签署，上报中央。
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聂荣臻的报告。虽然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但政治局的大部分同志都到了。
在会上，聂荣臻先将《科学十四条》产生的过程和内容作了说明。接着张劲夫简要地补充了《科学十四条》在中国科学院试点后的情况和反映。
科学工作有了章法，周恩来十分欣喜，听完汇报，手里掂着文件，以十分满意的口气说：
“这个文件，财经、文教等系统也都可以发。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好。总而言之，都是为了社会主义。”
邓小平则称《科学十四条》为“科学宪法”。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一文件。后来又送经毛泽东批准，于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九日正式以中央文件下发。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人拼命地攻击《科学十四条》。周恩来则强调说：“《科学十四条》是‘红线’；‘红线’在科研战线占主导地位。”批驳了他们的谬论。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六日，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科学家有三百一十人。
那次会议的目的，起初是想借《科学十四条》贯彻以后的东风，搞出一个新的科学规划来。大家集中到广州以后，聂荣臻先找少数科学家谈心，发现知识分子仍然顾虑很大。有人问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并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过去在国务院开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有争论。聂荣臻说：
“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都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这不能理解嘛！”
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就很同意聂荣臻的意见，她很激动地说：
“办那么多学校，都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干什么！那是不合乎逻辑的。”
聂荣臻颇有同感，觉得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他首先请示当时正在广州的周恩来，因为他知道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和他持相同的观点。
周恩来肯定地说：
“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
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聂荣臻更加坚定了信心，感到这次会议应该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把会议的要点改为两个：一是进一步搞出新的科学规划；二是进一步深入贯彻《科学十四条》，突出地调整一下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为了解决好这一问题，聂荣臻特地请周恩来作报告。因为他知道，周恩来作为党的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讲话具有很重的分量。
周恩来十分支持聂荣臻的工作，于三月二日特地为会议作了长篇报告。尤其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讲得很清楚，他说：一方面，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大多数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的确曾经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老根；新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由于种种原因，也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因此，知识分子要警惕自己，要继续进行自我改造。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有了很大进步，就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也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能把他们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待。
周恩来的讲话，激起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
周恩来接着讲道：当然，知识分子中还有极少数的人，至今仍然保持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怀疑或不同意社会主义。但是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该团结他们，给予合适的工作，使他们对祖国有所贡献。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往往要经过自己的科学实践，经过带有一些自己特点的道路；因此，要善于团结他们，争取他们，帮助他们，对他们的改造要求过高过急是不适当的。
聂荣臻也向正在广州的陈毅谈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顾虑。陈毅历来豪爽健谈，他在讲话中干脆提出了“脱帽加冕”的口号。他说，就是给你们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使科学家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大地启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说：
“帽子脱掉了，责任加重了。”
“是脑力劳动者，自己人了，不能再做客人了。”
通过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科学家们的主人翁感大大提高。聂荣臻目睹这一情景，心情也十分激动。心中对周恩来和陈毅充满了感激、敬佩之情。此后，我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空前地改善了。
国家经济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一直惦记着共渡难关的科学家们。一九六二年元旦前夕，他把国管局的同志们找到他的办公室。说：
“科学家是无名英雄，成天默默无闻地工作，新年到了，应该请大家聚一聚。”
周恩来决定一月五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各行各业的科学家们共进晚餐。五日晚上，周恩来及陈毅、聂荣臻、陆定一等出席了这次简朴的晚宴。科学家们全神贯注地聆听周恩来的讲话，心潮翻滚。国家遭受这么大的困难，党和政府并没有忘记他们。虽然宴会上没有特殊的菜肴，但周恩来对科学家及广大知识分子的深厚感情，如甘醇的美酒，把醉人的芬芳长久地留在科学工作者的心里。
在五六十年代，“白专道路”与“红专道路”是知识分子队伍中经常议论的话题，而“白专道路”，是知识分子最害怕被戴在头上的一顶帽子。为了使广大知识分子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为了不使“白专道路”一词成为整人的棍子，聂荣臻又想到了周恩来。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九日，在一次文艺工作会议上，聂荣臻请周恩来谈谈所谓“白专道路”问题。
周恩来欣然接受，并开玩笑地说：
“荣臻同志，看来你很会发动我呀！”
很快，周恩来到会做了十分重要的、也是令人难忘的讲话，他说：
“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习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例如有个外科医生，开刀开得很好，治好了很多病人，只是政治上不大开展，因此就说他是‘白专道路’，岂不是荒谬？再如有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
听着周恩来的讲话，聂荣臻这位全国知识分子的“老总”，和全体人员都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
九、“荣臻同志，你很会发动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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