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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谁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和陈毅都感到中国革命的航船已偏入危险的航道,但他们已无力加以纠正。但是,他们都坚守在自己的指挥岗位上,尽最大努力在可能的范围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

  在运动高潮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陈毅与叶剑英、贺龙、徐向前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八万多名军队院校学员,陈毅第一个走上讲台,说:

  “我今天在这里讲话,我就不是我字当头,如果我字当头,最好不要来讲。我来讲,讲得不好,惹起麻烦,马上就要跑到外交部来揪你、找你,抓起来,要澄清问题,那怎么得了啊……今天,你们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我还是勇敢地来讲……”

  接着,陈毅针对学生冲中南海、占领国防部的举动,提出严厉的批评,旗帜鲜明地反对逐步升级、无限上纲、口号越“左”越好的做法。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批判“资反路线”以来,青年学生首次听到的系统的、严厉的、毫不拐弯抹角的批评。给狂热的青年学生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台下议论纷纷,掌声阵阵。这一讲话很快在全国传开了,广大干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十一月下旬,拥到北京“上访”的工人急剧增多,为说服来京串联的工人迅速返回本地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决定召开一次工人大会,海报贴出,入场券发尽,大会讲稿却被陈伯达、江青否定了。已布置的工人大会无人讲话,临时请“救兵”,找陈毅去给工人讲讲国际形势。时间是十一月三十日晚上七时,地点是工人体育馆,陈毅深知周恩来的苦衷,同时他自己也想借机做做工人的工作,欣然前往。

  周恩来走上主席台与全场工人见了面,随即宣布由陈毅讲国际形势。

  陈毅是天才的演说家,以简洁主动的语言,向听众展示了一张世界形势图,一张中国逐步登上世界舞台,逐渐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形势图。讲话不时引起全场工人振奋、自豪的欢笑声,抓住了听众之后,陈毅话锋一转,讲国民经济是外交的基础,号召工人们尽快回到原地狠狠抓革命,狠狠促生产。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次日,造反派工人到外交部,要找陈毅当面责问。北京街头贴满了打倒陈毅的大字报。

  虽说是元帅亲自挥戈上阵了,但是对方的力量更大,在复杂异常的形势下,斗争必须能伸能屈。

  为了顾全大局,为了不影响一九六七年的工作,周恩来希望尽早结束国务院各部部长被围困批斗的局面,争取各部部长早些检查,早些过关,协助他抓好国计民生的大事。周恩来找来陈毅,讲明自己的考虑,希望陈毅带头检查。

  在阴谋家们的指点、支持下,没过多久,首都北京便掀起了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首当其冲的就是外交部部长陈毅。

  周恩来立即站出来,挺身挡住一颗颗射向陈毅的“炮弹”竭力保护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下面是周恩来两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组织代表谈话的部分内容。

  第一次谈话的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晚七时,地点在国务院会议厅。

  谈到北京外事系统院校运动不能开展,“左派”学生受压制时——

  众学生:陈毅同志对此要负很大责任,他总是“和稀泥”。

  周恩来:你们说他“和稀泥”,他是为了团结大家,是一肚子好心肠嘛!就是有时说话“走火”。我们相处几十年,这个老同志的确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学生:他说反毛主席不算反党,他就反过两次,毛主席上台后还团结他……

  周恩来:说反对毛主席不算反革命,如果是指党内路线斗争,也可以这样讲,他没有把当时情况讲清楚。他是把这个问题孤立起来谈了。“走火”就在这个地方。

  学生:十一月十三日他向军事院校学生讲话,好多学校转播,同学中对立情绪马上增加,停止了几个月的大辩论又开始了。

  周恩来:有这么大作用?

  学生:“多数派”同学揭发,陈毅骗了他们,见他们时支持“多数派”,见“少数派”时又另说一套……

  周恩来:陈老总没有单独见过“多数派”。

  学生:他说工作组检查两三次就行了,还说是毛主席说的……周恩来(点头),有这样的事,是讲李雪峰同志。李雪峰检查相当好,主席讲检查两三次就可以了。

  学生:陈毅在外交部红卫兵解散大会上还讲“多数派”守纪律。道歉。

  周恩来(肯定地):我听陈毅同志这样说过。

  这时,周恩来提高了声调:

  我今天没时间多讲陈毅同志的问题。但我要告诉大家,他是我们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你们要考虑国际、国内影响。至于对陈毅同志问题的认识,你们不能强加于我。我和他相处几十年,一起管外交,经常一起向主席报告工作,我晓得这个同志,他不会说假话。

  学生:他要我们别总揪住工作组不放,说明他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

  周恩来:这样说他可能承认。我们也说过不理解嘛!

  学生:他总强调个人经验。

  周恩来:这是一番好意。可能地点、时间不合适,没讲清楚。当然,这也是这个同志的优点,没有隐瞒观点,脱口而出。他以为用现身说法可以帮助你们,而你们需要的又不是那样的话……

  最后,周恩来严肃地告诫在场的学生代表:

  不能以任何理由冲击外交部。如果你们要冲,我势必出面干预,最后你们还得走开。

  十天之后,也就是十二月十三日晚至次日凌晨,周恩来连续五小时再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谈话,在场学生仍抓住陈毅的“问题”不放,实际是逼周恩来在此问题上松口、表态。下面是双方谈话结束时的几段内容:

  学生:我们认为,现在外事口问题的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工作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有,陈毅到现在还没有做检查,仍然坚持他以前的观点。他给军事院校学生的两次讲话,保守派很欢迎。总之,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陈毅,因此必须彻底批判陈毅,否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打不垮!

  周恩来:今天我不准备同你们谈这件事,要谈以后谈。你们不能压我。你们送来一大叠东西(即十二月十三日接见时外院学生代表要总理转交中央的有关陈毅“问题”的材料),我还没有看。总得先让我把材料弄清楚吧

  学生:总理,你要理解我们的心情!

  周恩来(生气地):你讲,我一直在听,耐心地听嘛!但你不能总要我马上回答你的问题……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们把一切问题归结于一个人,这不是辩证地看问题。运动发展是波浪式的,不能老是“如火如芬”,天天出大事才痛快。我过去对你们说过,这样大的局面,我做梦也没敢想过;也许你们想到了,算你们有伟大的预见!事物发展常常超过我们的预计,包括各个行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是犯了错误,认识到了,就要马上承认、改正。我这是对你们讲的老实话。所以,在我理解你们情绪的同时,我们的情绪,也请你们理解。总之,我今天没想回答陈毅同志的问题,还发了这么大脾气,对不住了!

  说罢,总理退场。

  正当周恩来苦口婆心规劝学生、以身做盾保护陈毅之际,十二月十三日,江青来到中南海西门,向红卫兵发表讲话,宣称:“你们的造反精神非常好,你们是我们的革命战友,你们是我们的革命小将;革命小将要勇敢,要不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人!”她还鼓动说,“你们不要怕,要有硬骨头”,“我们是心连心的,我们一块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

  特别是对十一月间陈毅等几位老帅的讲话,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一次会上“定调”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

  在后台老板们教唆和怂恿下,北京造反派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响应,包括军队中的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军内造反派背着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擅自决定于一月五日召开“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筹备处”指名要求陈毅、叶剑英二人到会“接受教育”。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即于大会召开的前一天亲自出面加以劝阻,指出:军队造反派把批判矛头指向陈毅、叶剑英两位军委副主席是“搞错了方向”。以陈、叶二人作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他还明确表示“不赞成”开这样的大会,也不准备参加这样的大会,“因为于全军不利,攻击的矛头错

  就这样,在周恩来这棵参天大树的挺身保护下,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来自外交、军队等系统的批判陈毅、反击“十一月黑风”的势头才减弱下来。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一月革命”的狂风骤然刮起,外事口的造反派犹如打了一针兴奋剂,从暂时的收敛又转向了活跃,他们再次寻机就批判陈毅问题逼周恩来让步,要求召开整个外事系统“批判以陈毅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万人大会,并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实际上,这是妄图夺取整个外交大权的前奏曲。

  在造反派掀起的阵阵狂澜面前,周恩来镇定自若,稳如泰山。他坚持一贯的观点,毫不退让。对召开外事口万人批判大会的事,他指出,这要经中央同意,我即使到会讲话,也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中央的。对“打倒陈毅”的口号,他说,我的看法和你们有距离,我坚持反对这个口号,不能接受这个口号,这样简单不行;必要时我可以和你们辩论一番,但我现在不和你们辩论。

  几乎于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在“夺权”问题上产生冲突的同时,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发表了声明,宣布在外交部“夺权”。

  对此,周恩来以其娴熟的斗争艺术,教了陈毅一招。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委托陈毅前往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由于事先有周恩来的指点,陈毅一改过去直来直去的炮筒子性格,首先代表部党委表示“祝贺”,就外交部“夺权”问题“表态”。在“祝贺”之后,陈毅又明确指出:“联络站”所夺之权是“外交部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权”,外交部业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仍由部党委研究决定,但可由造反派的“业务监督小组”实行“监督”。这样,就使外交部造反派所夺的不过是“虚权”,整个外交业务大权仍然掌握在部党委手里。

  一天,陈毅应召来到西花厅周恩来的办公室,但见周恩来双臂抱胸,位立在窗前,遥望远方,面色严峻,心情显然异常沉重。

  陈毅一问坐在旁边的廖承志,方才明白了缘由。前些天,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两篇工人要坚持业余闹革命的社论,陆续在报上发表后,进京串联的工人仍然有增无减。为了防止“文革”运动进一步影响工交生产,周恩来今天委托谷牧、余秋里召开了一次工交座谈会,打算制定一些坚持生产的措施。不料,会议刚开始从不过问地方工作的林彪,竟亲自出席听取汇报,并且当场彻底否定了草拟好的会议纪要。林彪叫嚷:工矿企业、工交系统的修正主义倾向比学校还要严重,必须造反、批判。这将意味着工交系统也要步学校的后尘,整个国民经济将无可避免地遭受到严重破坏!作为时刻关注着六亿人民的吃穿住用,关注着中国发展的总理,周恩来怎么能不担忧呢?!

  “不搞生产吃什么?!”陈毅圆睁怒目,动起火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这点基本常识,难道堂堂的副统帅还不懂?!”周恩来回过身来,默默地注视着陈毅,出人意外地说道:“陈老总,你不要讲话了!”

  陈毅好不奇怪。

  “你写份检讨吧!”周恩来用商量的口吻说,但是很认真,“我想在国务院让你带个头,做个检讨,早日取得群众谅解,早点出来主持外事工作。我的事大多,不能没有几个帮手啊!”

  陈毅一向十分敬重周恩来,他曾多次说过,无论从公从私,周总理都是我的兄长。也正因为如此,陈毅在周恩来面前,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不违心服从。

  “我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检讨?!大不了一把刀子……”陈毅的嗓门又粗又响。

  廖承志一听着急了,他握着陈毅的手,急切地说:

  “老总,我们定个君子协定,无论什么境遇,绝不自杀,好吗?”

  陈毅知道年龄稍轻些的廖承志把话听拧了,我陈毅怎么会自杀!为了不让廖承志担心,他点了点头。

  周恩来了解陈毅:他想不通的事,是不能勉强的。便拍拍陈毅的肩膀,说:

  “国务院副总理、部长都不能出来工作,我们国家的工交生产要瘫痪了。要检讨过关啊,你回去再想想,想通了就来找我。”

  怀仁堂里,例行的中央碰头会议开始了。周恩来宣布开会后,“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便操着一口难懂的福建腔,喋喋不休地啰嗦起来,一个一个地攻击政府各部门,攻击老干部。

  突然,陈毅注意到叶剑英眼含泪光,怔怔地注视着什么,便循着他的眼光望去,顿时惊呆了:周恩来用手撑着前额,眼睑沉重地向下垂去,终于粘在下眼皮上闭拢了!……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很快,周恩来便站起身,往杯子里添了点热水,喝了一口,又似乎精力充沛地听发言了。

  陈毅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了,他从不反对打瞌睡,自己也爱打瞌睡。正是因为这个缘由,周恩来特地让陈毅出国访问时戴上了一副墨镜,以便当周恩来主持会谈时,使过分疲劳的陈毅能闭目养养神。可是,陈毅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十多年,看到周恩来打瞌睡这还是第一次!总理太累了!即使是铁打铜铸的人,也经不住每天二十小时甚至二十四小时的紧张工作呀!

  会散了,叶剑英坐进了陈毅的汽车,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沉重地说:

  “这种时候,总理可不能累垮啊!”

  陈毅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陈毅的汽车没有回家,而是直驶中南海,一下车,他就快步走向周恩来的办公室,恳切地向刚下车的周恩来说:

  “总理,我接受你的指示,从今天起不再讲话了。”

  陈毅顿了顿,又说:

  “我写检讨!”

  陈毅此时已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不再出席群众大会。对要求接见的造反派,他只说一句:“总理给我的指示,‘陈毅不要讲话’。”

  为了保护周恩来这株参天大树,陈毅坐在家中认认真真地写检讨。

  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周恩来亲赴人民大会堂出席有外事口各单位造反派参加的陈毅“检查”大会。大会以国务院的名义召集,由周恩来亲自主持。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以及陈伯达、江青等均出席大会。

  会上,周恩来首先对陈毅“检查”的事一拖再拖承担了全部“责任”,理由是“我的工作很忙”。

  接着,陈毅在大会上念“检查”。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发表讲话,指出:“陈毅同志的检讨是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我们在分工方面,他管的事情多,不能再加重陈毅同志的工作”:“他为党工作了四十多年,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晚年还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以同志式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来帮助他”:“这样,我才可以比较放心外事口的事,让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转到别的口子上去”。为了堵住造反派的口,周恩来强调: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外交工作,“一切外交重大问题,都是主席亲自过问的,这样十七年来才有了外事方面的辉煌的业绩。”

  点出外交工作是“主席亲自过问的”,就为造反派打倒陈毅设置了最大的路障。

  整个大会,由于周恩来亲自掌握,精心布置,造反派无空子可钻,江青、陈伯达也只好在一旁静听,不便多插言,因而进行顺利,仅用了一小时三十分钟便告结束。由此,陈毅闯过了万人大会“检查”这一关,成为国务院系统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

  陈毅出来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于二月六日批送周恩来一份电报,在这份电报中明确指出:内外有别,驻外使领馆一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周恩来立即呈送毛泽东。二月七日,毛泽东即签发了这份电报,即外事口的“二七”指示,从而稳住了驻外使领馆。

  陈毅如果就此顺势下台阶,以后在一些场合只讲些不痛不痒“应景”话,他的外交部长的座位该是坐得比较稳当的。陈毅自己也明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陈毅毕竟是陈毅!为了顾全大局和维护党的威信,为了他和周恩来共同开创的新中国外交事业,这位铁骨铮铮与各种邪恶势力拼搏了一生的元帅,决不愿低下自己高贵的头,他还要讲话,还要仗义执言!

  这就更加惹怒了江青、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一伙人,他们对陈毅进一步大兴问罪之师。主子一动,奴才们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们纷纷争先恐后,一起动作,把“炮火”集中到陈毅身上。对此,周恩来不顾自己被攻击、受责难的危险,再次挺身而出,坚决顶住外事口造反派揪斗陈毅的狂潮。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晚至十二日凌晨,周恩来连续与外事部门造反派代表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近来一系列极端行径。

  两天之后,周恩来得悉外语学院的一些红卫兵为“揪”斗陈毅已强行冲入外交部,又于十五日凌晨紧急约见外交部造反派及外事系统院校红卫兵代表,向他们发出警告:“你们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并立即宣布,“我要下命令让部队开去,以加强外交部的保卫!今后,谁也不许再去冲,不管哪一派,谁去我就扣留谁!”对仍在陈毅问题上无理纠缠的造反派,他严厉斥责:“你们以为想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滑稽!”

  这一时期,陈毅虽因“二月逆流”问题奉命“请假检讨”,但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他仍时常出现在一些外交场合,或陪同周恩来赴机场迎送客人,或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单独接见外宾。

  六月下旬,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在一次宴会席间,与外事系统风马牛不相及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即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赫赫有名的“五大领袖”之一)韩爱晶借敬酒机会对陈毅说:

  “陈老总,我们喊要打倒你,不是真的要把你打倒,而是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韩爱晶算是什么东西,陈毅压根儿就看不起他,对这种讨好中夹着挑衅的语言,陈毅听罢不由得怒火中烧,瞪起了双眼。红卫兵置周恩来多次批评、警告于不顾,组成千人“揪陈大军”,拥至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交出,决不收兵。外交部周围一连数周充满喧嚣之声,严重妨碍了正常的外事活动。

  八月七日,因“武汉事件”受伤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拖着伤腿“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表,听取他们关于外交部运动情况的“汇报”。对陈毅“问题”一直耿耿于怀的造反派代表,凭着他们的“直觉”,感到同这位“中央文革”成员谈话十分投机,便将其想法和不满和盘托出:我们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其“三反”言行,属于敌我矛盾;我们的口号是:“誓与陈毅血战到底!”有关对陈毅问题的看法,我们多次与总理谈过,但现在外交部运动阻力很大。要发作之时,猛见周恩来正用眼神暗示外交场合,注意影响。于是,陈毅迅速恢复了平静,未置一词,端起酒杯向别处走去,把这位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头头尴尬地晾在了一边。

  几天之后,周恩来对外交部造反派宣布:

  “陈毅同志现在外事工作忙,不能下去(检查)了。你们坚持批判‘错误’,我也同意,但对陈毅同志的‘问题’,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也可以来听你们的意见,但中央对此没有做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即使批判‘错误’,也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动不动就宣布‘打倒’。”

  当造反派提出要对五月间的事做“检讨”时,周恩来把手一摆,轻松地一笑:

  “我不听,我不计较这些。计较这些,我还做这个工作吗?年轻人,许可你们犯错误。”

  七月二十五日,就在周恩来离京赴武汉之际,外事口一些院校红卫兵置周恩来多次批评、警告于不顾,组成千人“揪陈大军”,拥至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交出,决不收兵。外交部周围一连数周充满喧嚣之声,严重妨碍了正常的外事活动。

  八月七日,因“武汉事件”受伤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拖着伤腿“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表,听取他们关于外交部运动情况的“汇报”。对陈毅“问题”一直耿耿于怀的造反派代表,凭着他们的“直觉”,感到同这位“中央文革”成员谈话十分投机,便将其想法和不满和盘托出:我们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其“三反”言行,属于敌我矛盾;我们的口号是:“誓与陈毅血战到底!”有关对陈毅问题的看法,我们多次与总理谈过,但现在外交部运动阻力很大。

  因处理武汉“七二○”事件被称为英雄的王力,此时已经头脑发热,忘乎所以,马上表态:

  “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接受检查,就是可以揪……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得那么严重!”

  有了“中央文革”大员的支持,造反派们开始有恃无恐起来。接连召开“批陈”大会,百忙中的周恩来开始连续出席外事部门的“批陈”会议。他亲自到会,实际上是想以“陪斗”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老战友,防止发生意外。由于外事口单位多,有时一周内要安排好几场“批判会”,周恩来实在抽不出身来,就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李富春代他出席会议,并派出自己的秘书和卫士长一同前往,以便随时了解。掌握情况。在此之前,周恩来还就会议的具体形式、方法等同造反派订下“约法三章”,即:“批判会”要以小会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口号、挂“打倒”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搞变相武斗、揪人等……造反派当面都一一答应了。

  然而,这些造反派并不把信用当回事,从第一次“批判会”开始,他们就出尔反尔,耍起了两面派手腕,导演了一出出撕毁协议的恶作剧:

  八月七日下午一时,周恩来冒着盛夏酷暑,驱车赶到外交部小礼堂,准备出席在这里召开的小范围的“批判会”。他刚走到会场门口,便得到卫士长成元功的报告: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已经踏上礼堂门前石阶的周恩来立刻止住脚步,当面质问会议主持人:

  “昨天说得好好的,已经达成‘协议’了嘛,你们还这样干!”

  说罢,他站在台阶上不动了,坚持要造反派撤下标语后才入场。三伏盛夏,骄阳似火,暑气蒸人,即便是站在树荫下还觉热得透不过气来。然而,年近七旬的周恩来却抱臂站在烈日之下,等候造反派撤去“打倒”的标语!就这样双方僵持了整整一个小时,造反派自知理亏,才被迫摘掉了会场内的标语……

  第二次开会时,周恩来困有外事活动不能到会。被王力讲话冲昏头脑的造反派闻讯后,以为有机可乘,紧急调来几百人冲入会场,准备“揪”走陈毅。为防止陈毅“溜走”,造反派还把陈毅的汽车轮胎放了气。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周恩来派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将陈毅临时藏入一卫生间内,在场的秘书钱嘉东紧急向周恩来报告了情况。

  周恩来接到报告气愤至极,立即命令北京卫戍区迅速开来两个连队的战士,保护陈毅。战士们对元帅有感情,与正搜寻陈毅的造反派们对峙、周旋;而陈毅却在成元功等人的保护下,从后门撤出,换上卫戍区的汽车,平安返回中南海。

  八月十一日下午,外事口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批判”陈毅。这次,周恩来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奉陪”到底了。会前,他亲自向北京卫戍区傅崇碧司令员部署应急方案,将警卫部队安排在主席台下,以防不测;同时,再三叮嘱陈毅不可轻易离他外出。根据前几次“批判会”的“经验”,他还把几个造反派头头也都“拉上”主席台,以备出事时找人对案。果然,就在大会发言时,突然从会场二楼吊下一条“打倒陈毅”的大标语!顿时,整个会场上一片哗然。这显然是事先策划好的!

  周恩来抱起双臂,逼视住主席台上那几个坐立不安的造反派头头,足有几分钟不说话。随即,他愤然站起,当众退场,以示抗议;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离开会场。

  在一身正气、满脸威严的周恩来面前,人多势众的造反派却不敢动陈毅一根毫毛,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

  在周恩来的舍身保护下,陈毅历经大大小小八次“批判会”,虽几番遇“险”,却安然无恙。可周恩来却因过度紧张劳累,引起心脏病发作,不得不几次吸氧。

  也就是在这些日子里,因为保护陈毅,招致了‘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不满,一度沉寂的炮打周恩来的标语、口号又再次出现在北京街头……

  在王力“八七”讲话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们更加疯狂了,不顾周恩来的一次次批评、警告,于八月十六日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并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一直由毛泽东、周恩来掌握的外交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

  就在外交部“夺权”的当天,毛泽东在外地得到有关报告,于是,他对一批正来访的外宾轻松地谈起这件事:最近,我们的外交部热闹了,他们要把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打倒,那谁当外交部长、副部长呀?……对陈毅,我也不高兴他,但找到一个外交部长也难呀!所以,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然而,这时的造反派已在开始行使“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的“职权”;在他们的“批准”下,短短几天内,已有几十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名义签署的电报飞往各国的中国驻外交机构,其中,还公然写上“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强令中国驻外使馆“贯彻执行”……

  八月二十二日晚,已疯狂到了极点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一些高校的红卫兵,在抗议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而举行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群众示威活动中,置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于不顾,竟冲击、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给中国的国际声誉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害。

  然而,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点都会走向其反面,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则。一九六七年夏季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其表现来看,极左的一套确实是发展到了极点,对于后来一系列事情发展确实起到了“深刻影响”。它尤其起到那些煽动极左思潮的头面人物所不曾料想到的“历史作用”,这就是:迫使那个一年多来乱党、乱国、乱军的“祸害之源”“中央文革”小组收敛气焰,开始走下坡之路;成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一直坚持主张并亲自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重要契机。

  八月二十三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大火被扑灭后仅仅两个小时,周恩来就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不允许夺外交部的权。

  忘乎所以的造反派头头不见棺材不落泪。就在这次召见中,有的造反派头头仍显得很不服气,他们甚至公开顶撞、打断周恩来批评他们的话,为了替自己的极端行为辩解、打掩护,还有人抬出了王力的那个“八七”讲话,他们本来是想为自己找后台,然而却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注意。

  外事口造反派继续在陈毅“问题”上做文章,八月二十七日凌晨,他们一再无理阻挠周恩来出席“批判”陈毅大会,并威胁将组织“群众”冲击会场。

  对此,周恩来无比愤怒!他义正词严地向造反派指出:

  “你们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二十六日)下午二点到现在,整整十八个钟头了,我一分钟都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这时,总理的保健医生搀扶周恩来离开会场。这时,造反派们仍在后面叫嚷不休:“我们就是要拦陈毅汽车!”“我们还要再冲会场!”……

  此刻,走到门口的周恩来陡然转身,眼中喷射出愤怒的火焰:

  “你们谁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其实,外交部“夺权”前后被造反派多次批斗的陈毅,在这以后并没有真正“沉默”。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他仍以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的身份昂然出现在各种内外场合: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十日晚,陈毅出现在周恩来主持的国庆十八周年招待会上;

  十月一日上午,陈毅与其他“二月逆流”的副总理和老帅们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

  十一月三十日,陈毅又与周恩来联名电贺南也门人民共和国独立。

  八、“谁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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